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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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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俄罗斯局势最具有积极影响力的前五名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政府总理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东正教莫斯科和全俄罗斯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中央银行行长维克多·格拉先科以及外交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
弗拉基米尔·普京巩固自己的班子
2001年3月28日下午，在克里姆林宫特别召开的会议上，普京宣布了一系列重要人事任免决定，重组了俄联邦政府和国家安全会议强力部门的班子。有关这次任免的总统令是当天早上才由总统办公厅准备完成的，参加者有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伊戈尔·谢钦和德米特里·科扎克，而亚历山大·沃洛申和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则没有参与。任何“泄密”都没有发生，尽管对政权组成人员进行调整的可能已经讨论了很久，但3月28日所进行的高层人事任免和重组对于所有观察家来说仍旧是出乎意料的。一些报纸甚至称之为“普京的人事革命”。
初步总结（9）
其中两项任命最为重要：一项是，此前担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的谢尔盖·鲍里索维奇·伊万诺夫被任命为俄联邦国防部长，而不久前的国家杜马“统一党”议会党团领导人鲍里斯·维亚切斯拉沃维奇·格雷兹洛夫则成为了内务部长；另一项是，前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成了总统顾问，而前内务部长鲁沙伊洛就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之职。同时普京还宣布，由于叶夫根尼·阿达莫夫被解职，他空出的原子能部长位子由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鲁缅采夫填充，而后者不久前还是“库尔恰多夫研究所”科学中心主任；联邦税务警察局长由索尔塔加诺夫换成了此前一天还在国家安全会议工作的米哈伊尔·叶菲莫维奇·弗拉德科夫。此外，还公布了几名强力部门副部长的人事更迭事项。
宣布完强力部门新的人事任命以后，普京谈到了“非军人化”的必要性，他要求鲍·格雷兹洛夫、谢·伊万诺夫、米·弗拉德科夫等人从接受新任命那一刻起就是“文官身份”。但在政治观察家中，几乎没有人严肃对待这一事件的解释。所有分析家和报刊杂志指出的基本观点都是，普京大选获胜一年后必须从根本上加强自己的班子，将自己人安排到关键职位上。
普京从政治的角度谈到了新的人事任命。在2001年11月前，谢·伊万诺夫拥有中将军衔，他在对外情报系统工作了18年，而不是在军队服役。鲍·格雷兹洛夫曾经是一位电器工程师，在列宁格勒军工企业的不同职位上工作过；他与警察和检察机关都沾不上边，但是，他大概不只与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行政部门，而且还和克格勃、联邦安全局机构有良好的关系。作为一位公众政治家，格雷兹洛夫无论是在国家杜马中，还是作为“统一党”的领导人之一都举足轻重，一旦成为内务部长，他完全可能给普京的班子带来更多的好处。
普京依赖鲍里斯·叶利钦前圈子里的人这一事实不仅有目共睹，而且也的确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普京在 1999年8月和12月没有做出一定的承诺，那么他既不能成为总理，也不可能当上俄罗斯联邦代理总统。他能够走上这两个职位，完全靠的是克里姆林宫“政治局”。而正是这些保证，促使政权最大限度地从一个领导人向另一个领导人手中平稳过渡。早在1999年秋天，大多数政治观察家和专家让我们相信，在任何条件下，叶利钦都不会自己主动辞职，甚至在总统任期届满以后还是如此。在2001年初所进行的民意调查中，当问道“2000年哪一事件让您最为满意？”（可以列出三个事件）时，54。6％的受访者称，叶利钦辞去俄联邦总统职务；29。6％的人认为是几次提高退休金；而只有25。1％的受访者认为是普京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最让他们感到满足。
应当指出，大家都想到可能出现复杂、无序的状况，而这种状况在俄罗斯权力交接的历史上司空见惯。但是到2001年春天的时候，新总统对来自叶利钦圈子高级官员的依赖已经减弱。完全可以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普京开始改组强力部门的原因。
即使是特别留心也很难发现，普京这时已经开始与几名最重要的官员拉开了距离，而这几个人完全有理由被认为是“家族”安插的亲信。弗拉基米尔·普京邀请所有人出席会议，其中包括新任命的和被解除职务的官员。总统对谢尔盖耶夫和鲁沙伊洛表达了特别的感谢，宣布他们新职务的实际影响力更为重要，而且是崇高的荣誉。
2001年联邦会议上的总统国情咨文
许多政治家、经济学家和国外观察家都期待着弗拉基米尔·普京第二年所发表的国情咨文。这里有许多期望、预言，甚至是警告。尼古拉·茹拉夫廖夫在《文艺报》上写道：“船已起锚，再有几天总统就要发表国情咨文了。所有的人都在观望普京转向到哪里或者根本就不转向。总统现在处于自己执政以来最具有决定性的时刻。一年前人们给予他的‘信任贷款’并非没有期限。能否实现转折、怎样转折，将取决于这一‘贷款’是延期还是按期偿还，而这一‘贷款’的‘利率’甚至比巴黎俱乐部的还要苛刻。”
4月3日，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姆拉莫尔大厅宣读了自己的国情咨文。他的讲话没有超过一个小时。人们专心致志地倾听。普京讲得很心平气和，实际上他也没有华丽的辞藻。（西方通讯社报道说：“俄罗斯总统穿着黑色西服，以公司经理的风格发表讲话，向股东们公布公司的财政决算情况和前景。在他的讲话中没有未完成的计划，也没有重要的声明。虽然普京的讲话在全国主要电视台都进行了直播，但却没有得到国内民众的支持。普京用那冷冰冰的、技术官僚式的语言证明，在克里姆林宫聚集的政治精英面前发表演讲的总统基本上是一位政治官僚。”）
2000年，普京向联邦会议所做的第一次国情咨文的主要题目和战略任务是，在所有领域和各级政权机关中使国家得到巩固。对前次国情咨文的上述方面，普京做了重申，而此次他首先谈到的是经济问题。他没有谈任何军事改革、军工企业的改革，也没有谈政党和意识形态问题。普京几乎没有涉及对外政策，有关俄美关系也只字未提。在俄罗斯，绝大部分人靠公债利息而生活，国家经济落后，已经临近危险的边缘。问题不仅存在于生产型经济领域，而且还体现在其他诸多方面，如预算和税收，私有者权利和私有化后果，国家和实业界的关系，自然垄断企业的改革、土地、劳动法等问题——这就是普京2001年国情咨文的主要题目。
初步总结（10）
他谈到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利和资源分配、行政改革以及缩减官员人数、打击勒索和贿赂、司法改革、国内资本向国外转移等问题。总统指出：“有充分经济成果支撑的国家稳定对于俄罗斯及其人民来说是宝贵的财富。到了该是需要努力工作的时候了，国家的主要问题实在太根深蒂固，这要求人民不要总是攻击和责难，而应当每天付出专业化的劳动。但是，稳定不意味着机构停滞不前，国家应当做出勇敢、深思熟虑的决断。过渡性的手段已经用尽，为了将现在的这种政治稳定转变为经济繁荣，应当继续付出努力，要花费的时间不仅仅只是一年。” 总统保证：“我们不会再有革命，也不会有反革命性的行动。”
总体而言，人们评价普京的国情咨文是一份自由主义的文件，这导致一些人的不满，而另外一些人却热情洋溢地欢呼。维亚切斯拉夫·科斯季科夫写道：“弗拉基米尔·普京给我们的人民带来了一份动感十足的文件，它可以被当作一本侦探小说去拜读。在总统咨文中，有自己的阴谋和潜流，对于一些现在的政治家来说非常危险。” 根·久加诺夫宣称：“这是一份冗长的文件，格列夫路线占了优势。它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有缺陷的，并且有害。我担心，俄罗斯将有第二场盖达尔式的革命。” 对于普京国情咨文所确定的思想，政论家季莫费耶夫予以了热情洋溢的赞扬。他指出：“可能这是俄罗斯近百年来自由主义第一次被阐释得如此有声有色，也是在斯托雷平式的语言之后第一次在国家杜马中引起震动。这让一些人感到恐慌，因为私有者的权利没有从法律上得到确认，也没有得到行政机关的有效保护。这可能也是在俄罗斯历史上国家领导人第一次用自由派学者的眼光来审视现代问题，用现代科学的语言谈到了不履行合同的风险、各级官员得到的‘地位’年金、在合法的司法制度崩溃的情况下保证公民争论公正解决的‘影子司法’、医疗和高等教育系统内的腐败以及其他类似的现象和问题。这些问题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在国家生活当中，在公共体制的废墟中出现的。”
但是，政论家季莫费耶夫所做的上述热情洋溢的表述招致了俄罗斯“现实者联盟”运动主席妮娜·茹可娃的怒气和谴责。她声称：“国情咨文后，那个令所有俄罗斯人和整个世界焦躁不安的问题，即‘您是个什么样的人，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现在已经是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与那些在自己当政时期将伟大国家搞垮的俄罗斯‘亲契卡的’自由民主派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总统向人民保证并暗示他将修正叶利钦的体制，恢复遭践踏的社会和经济公正。现在那张面具被撕下来了。总统自己的话可以证明一切：‘当国家掌握了一切时，我们就有机会了’，‘私有者的权利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它们是钉在一贫如洗的俄罗斯人棺木上的钉子。”
不过，某些自由派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也对总统的国情咨文非常不满。他们证实，普京并没有摘下自己的面具，而恰恰相反，他给自己戴上了自由派的面具。俄罗斯总统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恣意妄为。因为自由主义政策就意味着国家元首权力的削弱，而俄罗斯的当权者却总是巩固和加强这种权力。与如此不客观的政治观察家们去辩论毫无任何意义，弗拉基米尔·普京与盖达尔那粗糙不堪的自由派理论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普京既没有借用格列夫，也没有借用伊拉里奥诺夫的自由主义理论，他在自己的国情咨文中明确讲道：“……需要努力整顿存在国家过多干预的领域内的秩序，我想强调的一点是，过多的干预是现实存在的。”
1996～1999年间，在俄罗斯占有优势地位的寡头资本主义根本就不是自由主义的体制，而是一种寄生的结构。寡头们在国家财富、其中包括国有资产和预算资金中攫取利润，这些利润不仅从生产领域，而且还从财富的重新分配中取得，给国家和私有现实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是的，普京现在继续表态支持国家的调节和控制作用——通过清晰明了的法律。但在现代世界中，它还可能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制动器。所以，与根·久加诺夫或者尼·茹可夫不同，普京不赞成回到那种苏联时代的动员式经济，而是支持采取一切可能的刺激因素和推动力量来发展俄罗斯经济，包括如私营利益和市场竞争这样强大的力量。这是一种“新自由主义”，既不盲目崇拜私营，也不将国家所有推为偶像，而是将自由与国家和法律结合在一起。
早在2000年底，作家和政论家亚历山大·鲁布佐夫就写道：“普京让俄罗斯处于独一无二的状况：在这里，自由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是否曾经有这样一种场景，那就是自由和国家法律最终结合在一起，并对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根本影响？在新的文明中，自由是一种主要的资源，它可以产生智慧、创造力和信息。它的存在并不是万能的，但它提供了一种机会。如果缺少自由的话，机会就不会存在。没有它也可以建立一种‘国家’，但那是站在悬崖边上的，并且不会有现实的财富和尊严。这种自由是出现在10年可怕的不自由基础之上的。为了争取自由，前面几代人付出了几百万的生命，法律被摧残并且忍受了全部的屈辱。但是这一次我们没有流血就得到了珍贵的自由，幸运地避开了一系列危险的岔道口。普京加快了巩固国家的步伐。问题是：这种结构是为我们更加自由而服务，还是成为个人和团体进行正常政治竞争的工具？”
初步总结（11）
总统的国情咨文以及2001年4月30日通过的一系列措施表明，普京为俄罗斯选择的是第一种发展情形，尽管第二种方案对许多人来说更好接受、更加轻松。俄罗斯的“经济奇迹”是完全可能出现的，但要想实现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和前提。而这将很困难，也并非弗拉基米尔·普京一个人想做就能做到的。
围绕“独立电视台”的丑闻
2001年春天，常驻莫斯科的西方记者以及许多家俄罗斯报纸、广播和电视台的主要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到普京向联邦会议所做的总统国情咨文，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间会见、会谈以及在此间进行的戏剧奥林匹克赛事上，而是放在了受欢迎的“独立电视台”和整个“梅地亚…桥”新闻控股公司的事件上。这是一起人为的、被过分夸大了的事件，俄罗斯公民对此并未特别关注。显而易见的是，这场政治喧嚣的始作俑者的目的是利用这一新的丑闻来反对普京，把他描绘成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矛盾的程度被无限夸大，而其规模也被大幅提高。
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写道：“不久前还是独立的俄罗斯‘独立电视台’被占领了——这是一年前克里姆林宫开始发动的一系列秘密行动中的最新动作。事件一开始就面临着两个任务：一是将这家惟一的国内独立电视频道置于政治控制之下，二是使之从媒体寡头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手中摆脱出来。那些知情者未必真正了解克里姆林宫的这场错误的秘密行动。不过，在今天的俄罗斯，人们要么是噤若寒蝉，要么就是漠不关心。而如果普京继续向自由发起攻势的话，电视台很可能就会易主。” 意大利《邮报》确信：“‘独立电视台’已经丧失了独立性。这一事件的意义非常重大。它可以与1993年10月‘炮打白宫’和1990年1月‘维尔纽斯悲剧’相提并论。但是，这还不是普京当政的俄罗斯所发生事件的全部，普京本人亲自插手了这一事件。今天，克里姆林宫内的政治斗争日益尖锐。”
但事实上，2001年春天的克里姆林宫一切都显得非常平静，并没有所谓的政治斗争。无论是在白宫，还是在老广场的大楼里，人们都没有看到这种政治斗争的任何迹象。弗拉基米尔·普京并没有对那些喜欢看大规模冲突的观众表示失望。作为对那些要求他尽快干预这一事件呼声的回应，普京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以叶夫根尼·基谢廖夫、斯维特兰娜·索罗金娜为首的“独立电视台”的著名记者和主持人。这次会见持续了4个小时，但总统并没有回应电视台员工主张的意思。普京明确宣称，他不认为“独立电视台”必须进行任何形式的国有化，但是，应该允许将这一问题“沿着司法轨道”加以解决。也就是说，法院应当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个答案不仅应当针对全社会，还应该针对整个电视台。
但恰恰是如果真从司法、金融的角度来解决“梅地亚…桥”新闻控股公司问题的话，“独立电视台”、特别是古辛斯基和基谢廖夫最容易被突破。通常认为，古辛斯基在2001年4月时拥有“独立电视台”不到40％的股份，电视台的其他股东还有“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近些年来，该公司向“梅地亚…桥”新闻控股公司和“独立电视台”投入了10亿美元的资金，却没有收到一分钱。古辛斯基将这部分债务转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在“梅地亚…桥”新闻控股公司和“独立电视台”拥有的股份。反对古辛斯基的还有莫斯科的时尚杂志《海报》和受欢迎的音乐电台“欧洲PLUS”所属的“资本投资集团”。这一集团在几年前就拥有了“独立电视台”4。5％的股份。尽管它所拥有的股份数额并不多，但是如果其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所拥有的“独立电视台”股份相加的话，则会超过50％。毫不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全体股东大会上，基谢廖夫和古辛斯基是少数派，“资本投资集团”的代表鲍里斯·约尔丹被推选为电视台总经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代表阿尔弗莱德·科赫成为“独立电视台”经理委员会主席。
4月初的几天里，“独立电视台”的记者在莫斯科奥斯坦丁诺电视塔和普希金广场举行了集会，几百名支持者打着 “独立电视台记者抗议占领电视台”的标语。在奥斯坦丁诺8层、也就是“独立电视台”主要办公区的入口上挂着“科赫和约尔丹不是我们自己人，禁止入内！”的标语。几十名“独立电视台”的记者甚至通宵地坐在办公地不愿离开……
不过，没有哪个政党决定公开支持“独立电视台”不久前的控股人和经理的主张。鲍·涅姆佐夫声称：“我支持言论自由，但还债也是天经地义的。”根据社会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公众人物不满意的是叶夫根尼·基谢廖夫的立场和讲话。很少有人了解这场冲突的本质，一方是流亡的寡头古辛斯基，这是一个拥有俄罗斯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的人，他正为逃避俄罗斯司法调查而躲在西班牙；另一方是鲍·约尔丹，他是一个美国公民，日耳曼族，他承诺保留所有“独立电视台”员工的工作，将编辑的独立性作为电视台“最有价值的财富”。约尔丹声称：“如果有哪一个人试图影响‘独立电视台’的独立性和新闻记者的自由的话，我就马上辞职。” 但约尔丹同时也保证“独立电视台”的财政支付能力，在这一点上，先前的控股人管理得非常糟糕，几乎导致财政崩溃。
初步总结（12）
另一个冲突是在基谢廖夫和阿尔弗莱德·科赫之间。科赫是阿·丘拜斯的好友和志同道合者、那本著名的《抛售苏联帝国》一书的作者。俄罗斯某些媒体证实，出售这本书的版权使他得到了50万美元。由于涉嫌非法牟利，鲍里斯·叶利钦解除了阿·科赫在政府中所担任的职位。因此，将科赫说成是弗拉基米尔·普京秘密计划的一个部分缺乏充足的依据。深受欢迎的商业杂志《侧影》在冲突最为紧张的时期报道说，围绕“独立电视台”的整个事件并不是克里姆林宫的秘密阴谋，而是阿纳托利·丘拜斯“不仅希望巩固自己在‘统一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影响，而且还想控制整个国家政权”。
结果，各级司法审判解决了这一冲突。案件是在不同法院审理的，所有的解决方案都对古辛斯基不利。按照5月4日莫斯科切列姆什金法院的裁定，“俄罗斯天然气…梅地亚”对“梅地亚…桥”的诉讼获得成功。占“独立电视台”19％的有争议股份以及其他控股公司的大部分股份都归“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所有。这样，维亚希列夫和科赫得以控股早先属于弗·古辛斯基的整个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古辛斯基的正式代表宣布，他的上司和委托人未必会在“俄罗斯糟糕的司法状况下”向法院提出上述请求。
围绕“独立电视台”的冲突和丑闻，没有以古辛斯基的胜利而结束，所有想把普京总统卷入冲突当中的尝试都宣告失败。整个社会也失去了对人为制造出来的冲突的兴趣，而“独立电视台”也继续制作和播放作为当局对立面的节目（尽管倾向性已经不是过于明显）。很少有人发现古辛斯基所喜欢的《今日报》那时也停刊了。一般的说法是，这家报纸欠了300万美元的债务，而没有人想替它偿还。曾经属于《总结》杂志的“七日”出版社也转归“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控制。这本杂志没有停刊，但是编辑部全部换成了新人。普京证实，只是在《今日报》停刊半年后，他才注意到这家报纸销声匿迹了。看来，无论是《今日报》，还是《总结》杂志，都不是俄罗斯总统的日常必读报刊。
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这时也在西班牙获释，但他与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不同，他决定离俄罗斯和俄罗斯问题远一点，仅满足于在华盛顿“国家新闻俱乐部”教教课。讲课的内容涉及俄罗斯民主的命运。古辛斯基表达了对俄罗斯民主的忧虑。但是，俄罗斯外交部和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心，认为这不过是美国行政当局的行为。后者对逮捕古辛斯基的两张传票置若罔闻，尽管这位前寡头刚出现在美国时，传票就已经送达美国司法当局。
“统一党”和“祖国党”决定合并
2001年春天，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最重要事件之一就是“统一党”和“祖国党”决定当年秋天实现合并，这两个政党是俄罗斯政坛最大、也是最有影响的政党。在特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两党领导人尤里·卢日科夫和谢尔盖·绍伊古宣布了这一决定。“统一党”和“祖国党”在议会的党团支持这一合并。此外，“俄罗斯地区”和“人民代表”也对此表示支持。跨议员团协调委员会成立了。
尽管弗拉基米尔·普京并未直接参与合并进程，但显而易见，他对此完全赞成。同样明显的是，还没有正式名称的新党将会成为俄罗斯政权体系的最重要的支柱之一，而且可能很多年内都将如此。
正如卢日科夫和绍伊古所宣布的那样，他们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一直“在立场接近和相互之间协调行动方面”进行紧张磋商。结果，双方同意两个组织“合并成一个，在目标和任务方面也将使用一个统一的原则”，因为他们完全有能力共同行动。 在俄罗斯媒体中，有关这次合并的评论很多。许多报纸认为这一合并是“尤里·卢日科夫政治生涯的终结”和他的“让步”。对于卢日科夫和绍伊古的此次新闻发布会，《侧影》杂志做出如下评述：“莫斯科和克里姆林宫的争斗以莫斯科市长的最终投降而宣告结束，他同意将自己的‘祖国党’合并到从前的对手‘统一党’中去。”
但是，这样的结论事实上没有任何根据。“祖国党”和“统一党”之间的这一争斗到1999年秋天已经成为了历史。随着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先前的对立也就失去了意义。是的，“祖国运动”、后来的“祖国—全俄罗斯”竞选联盟的成立当然不仅仅是争夺国家杜马的议席，而且还是为了竞选国家最高职位——总统。但是，那个时候的斗争是针对鲍里斯·叶利钦和他的政治盟友——寡头的。
弗拉基米尔·普京成了叶利钦的接班人，但却不是他的政策的继承人（“祖国党”甚至在2000年春天就不再以普京反对派的面目出现了）。所以，就是这种简单的、合理的想法促使两党领导人考虑政治和组织合并问题。我们所有人都看到，“统一党”当然是最接近总统的一个政党。但是这个党却没有办法从自己的党内推选出一些深孚重望的领导人。它在国家杜马中的所有领导人与其说是政治家，不如说是官僚。“祖国党”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好一些，它的领导人有不少是很有名的，可以帮助一个新的大党拓展影响力。这种状况不应当看成是卢日科夫的失败，而是他取得的一定成绩。由此可以看出，由卢日科夫来领导两党合并协调委员会的工作并非偶然。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
俄罗斯的寡头资本主义
叶利钦时代末期，俄罗斯形成了一种怎样的政权和经济体系呢？2001年1月底，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曾就此问题召开了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但就是在这个由俄罗斯许多著名社会学家参加、塔季扬娜·扎斯拉夫斯卡娅院士主持的研讨会上，也没能给出一个明确的、可以被所有人接受的答案。学者们的“失利”并非偶然，因为在俄罗斯这个混合了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勃列日涅夫的“现实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叶利钦的革新的社会中，应用相对严格的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概念来下定义是不可能的。于是，就不得不使用较为形象但却并不十分科学的形式。
鲍里斯·叶利钦曾经提到，他要在俄罗斯建立“正常的文明”；阿纳托利·丘拜斯则更加具体，称要在俄罗斯“以冲击速度建设正常的资本主义”；叶戈尔·盖达尔谈到了“我们正在建设年轻的资本主义” 这个较为含混的说法；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将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制度定义为“官僚资本主义”，而根纳季·久加诺夫称其为“买办资本主义”；亚历山大·列别德认为，俄罗斯当前正在走“野蛮资本主义”道路；西方金融家、慈善家乔治·索罗斯认为我们的经济制度是“掠夺式资本主义”，而鲍里斯·涅姆佐夫则说这是一个“强盗资本主义”……
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同意将俄罗斯的政权和经济体系归纳为“寡头资本主义”这个相对贴切的定义。早在1998年， ．切尔尼科关和 ．切尔尼科娃就在他们合写的《谁在主宰俄罗斯？寡头——集体肖像》著作中试图描述和解释这一体系。著作的封面上，印制了鲍·别列佐夫斯基、斯摩棱斯基、米·霍多尔科夫斯基、弗·波塔宁和列·维亚希列夫的头像。
所有学者都认为，1996年初是俄罗斯“寡头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的时间。当时，12位俄罗斯大商人（主要是银行家）参加了在瑞士疗养胜地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在那里，他们决定整合所有人力、资金、信息潜力以及其他资源，来保证鲍里斯·叶利钦竞选连任俄罗斯总统。
尽管做到这一点难度非常大，但他们最终还是成功了。于是，国家政权也在相当大程度上为这帮“赞助者”所掌控。寡头们不仅将自己人安插到国家重要位置，甚至还亲自披挂上阵，在国家机构中占据几个高级职位。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认为公开身份并无必要，甚至还会很危险，所以更倾向于赞同成立某种常设性的咨询机构，例如，独特的、与“影子政府”相类似的“经济互助联盟”。不过，由于寡头本身之间存在着激烈竞争，这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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