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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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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莫斯科和巴库之间的关系则要困难许多。2001年1月，弗拉基米尔·普京对阿塞拜疆进行了友好访问，他与盖达尔·阿利耶夫举行的友好会谈表明，阿塞拜疆领导人已经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曾经将土耳其和北约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伙伴的外交定位。几乎有100万阿塞拜疆公民在俄罗斯工作，主要从事贸易，这不仅是经济因素，而且还是两国之间的社会生活因素，对此，没有人可以不加理会。俄罗斯与阿塞拜疆签署了里海划分条约以及其他一些协定。普京这次对巴库的访问有很多意味深长的姿态。对于这一点，我们无需做过多的解释。斯拉夫学大学教授授予弗拉基米尔·普京证书和礼服，而盖达尔·阿利耶夫则被授予克格勃列宁格勒特种学校毕业证书的副本，年轻的阿利耶夫于1949年以优异的成绩在此毕业。早在普京访问巴库的前两个月，阿塞拜疆当局向俄罗斯护法机构移交了4名车臣武装分子，他们被指控组织、策划了达吉斯坦居民楼爆炸案。这是重要的一步，它意味着阿塞拜疆曾经推行过的某种“中立”的、有时甚至是姑息政策的结束。曾经有过猜测，说一些秘密通道从车臣经过达吉斯坦的高山，再到阿塞拜疆，或者更远——阿富汗，看来这并非没有根据。可以期望，在2001年春夏，这些通道可能会被更有效地堵住。
格鲁吉亚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在潘杰斯峡谷的避难所中，不仅有几千名躲避战乱的车臣难民，而且还有几支武装分子小分队。2000年，格鲁吉亚领导人仍继续奉行疏远和孤立俄罗斯的政策方针。因此，对格鲁吉亚公民实行签证制度变得不可避免。早在1999年秋天，也就是普京刚刚成为俄罗斯总理的时候，他就谈到采取这一步骤的可能性。无疑，这对于格鲁吉亚的信誉和经济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按照估算，有不少于60万的格鲁吉亚公民在俄罗斯工作以帮助自己的家庭，而一些永久移居、并取得俄罗斯国籍的人要资助自己在外高加索的亲人。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说这是俄罗斯向格鲁吉亚施加压力的一种方式。过去，俄罗斯并非总是坚持自己在独联体成员国中的国家利益。
俄罗斯外交政策新重点（8）
正是因为这一点，所有的人都关注到普京于10月初在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人团体代表的会见。这是几乎近10年来俄罗斯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关注生活在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族和俄语居民。由于种种原因，鲍里斯·叶利钦根本不可能走出这一步。
在2000年1月召开的俄罗斯外交部领导人会议上，普京发表了讲话。他称应该关心在独联体国家中的俄罗斯移民的状况，并将其作为俄罗斯外交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在独联体有许多情况可能对几百万普通人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要改变这一状况，只有花费更多的时间、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采用一种健康的思维方式以及正确理解国家利益。但是，弗拉基米尔·普京也几次谈到，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并不是普通老百姓的过错，政治家应承担起责任，这些政治家应该能够加紧解决独联体中所有最痛苦的问题。
出访印度与南斯拉夫政治危机
按照计划，弗拉基米尔·普京对印度的4天访问被安排在2000年的10月初，由于这是近些年来俄罗斯国家元首对印度这个南亚最大国家的首次访问，因此准备工作相当细致。此前那次俄罗斯总统对印度的访问还早在1993年，而那时签署的协议还仅停留在纸面上，并没有付诸实施。印度对所在地区以外的外交并不积极，不过，他同自己的西方和东方邻国之间存在许多问题。因此，保持与俄罗斯之间的良好关系对印度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尽管两国之间横亘着座座高山峻岭。
印度是俄罗斯军火的最大买主，这个国家有几座核电站都是在俄罗斯的参与下建造完成的，印度商人对萨哈林岛的石油开发、雅库特钻石的加工以及其他大型互利项目表现出浓厚兴趣。印俄领导人签署了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双边协议。普京对印度的访问并没有取得什么轰动性的成果，但毫无疑问是成功的，这让一些俄罗斯和西方报纸感到恼怒不已。某些观察家写道，俄罗斯开始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印度身上，手段就是利用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另外一些观察家正相反，声称印度要把俄罗斯变成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掮客。
这些评价明显不公正。
早在普京准备印度之行的时候，南斯拉夫出现了新的危机——要知道，这一地区牵涉了俄罗斯太多的利益。对于俄罗斯来说，这场危机出人意料，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并且具有此类危机共有的不寻常形式。
当然，被提前了的、决定在2000年9月24日举行的南斯拉夫总统大选是俄罗斯分析部门重点关注的对象。他们得出一个总体结论是，尽管优势可能不是很大，但塞尔维亚社会党主席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将会胜出。谁也没有预料到还会有第二轮选举的可能性。
米洛舍维奇的对手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是贝尔格莱德大学教授，他还是一个很小的民族主义政党——塞尔维亚民族党的领导人。对于俄罗斯和西方的分析家来说，他事实上是一个并不太知名的政治人物，即使在南斯拉夫国内，他也不是反对派阵营中最著名的和最受欢迎的人物。只是到了18个反对党联合竞选的时候，他才被推举为这个联盟的领袖。
最终，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就任南斯拉夫总统，他在选举中获胜、有关选举结果前后矛盾的报道、在贝尔格莱德整个城市和大学生中的骚动以及军队和警察的摇摆不定，所有这些事件的发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自发的，而非按照某种预先设定好的方案进行的。西方国家在选举后以最快的速度宣布米洛舍维奇失败和科什图尼察获胜，但仍显得相当匆忙，这可以理解。他们想找出理由，为1999年春天在巴尔干所采取的行动做辩解，即使时间晚一点也无所谓。但是，对于俄罗斯来说，类似的匆忙表态是不明智的。俄罗斯外交部长伊格尔·伊万诺夫曾是10月初期飞抵贝尔格莱德的第一个高级别的政治家，并有机会会见了米洛舍维奇和科什图尼察。
莫斯科认可了科什图尼察的胜利，并邀请他访问俄罗斯。初访莫斯科成为科什图尼察这位南斯拉夫领导人就职后的第二次出国访问。俄罗斯支持取消以前针对南斯拉夫的所有政治和经济制裁，促进了平稳解决新的巴尔干危机。许多反普京的报纸写道，“俄罗斯迟到了”，南斯拉夫新领导人能够“记得住的只是第一个承认他的人”，而俄罗斯“仅仅搭上了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等等。
但是，这些评论都流于形式且有失公正。西方最终是这场危机中的输家。西方国家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了米洛舍维奇下台上，顾不上管其他的了，因此，对于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的胜利也就只能表示高兴。
但是，南斯拉夫新总统从来就不是一个亲西方的政治家，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他坚决谴责1999年西方对南斯拉夫的侵略。
南斯拉夫政权问题的解决不是在伦敦、巴黎，甚至也不是莫斯科，而是在贝尔格莱德。在这里，军队、警察和东正教会的立场发挥了独特作用。在选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米洛舍维奇还是一位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就连选举本身也可以证明。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并非专制独裁的集权体制，集权体制不会允许自由选举，更别谈选举失败了。当2000年10月6日晚，米洛舍维奇公开承认自己选举落败，宣称自己现在有更多的时间陪伴自己孙子的时候，他的话引来了聚集在街头的南斯拉夫民众的热烈掌声。在这里没有仇恨，也没有像罗马尼亚那样强烈的、要求镇压的呼声，虽然将南斯拉夫革命称为“天鹅绒革命”有些牵强。
俄罗斯外交政策新重点（9）
在释放政治犯的时候，人们发现在所谓的“专制国家”中只有4个政治犯被释放，同时被释放的还有战争中的逃兵以及一些因实施恐怖活动而被逮捕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南斯拉夫革命避免了流血和武装对抗，遭殃的主要是贝尔格莱德市中心高档商店的橱窗。在对上述这些事件做结论的时候，某些报纸写道：“俄罗斯失去了南斯拉夫。”但另一些报纸却宣称，“对于俄罗斯来说，科什图尼察恰恰是理想的南斯拉夫领导人”。政论家谢尔盖·帕尔科夫在《今日报》上指出：“这些天里，克里姆林宫的立场是最正确的，但也是最含混的。普京暴露了自己在外交事务上缺乏经验的弱点，但是南斯拉夫危机却对他的支持率产生了积极影响。” 可以说，普京的政治反对派们的评述在这个时候已经非常含混。
在巴黎
10月底，俄罗斯联邦总统对法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对于克里姆林宫和爱丽舍宫来说，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欧洲国家中，恰恰是法国对于俄罗斯在车臣采取军事行动以及针对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本人批评的声调最高也最为激烈。
但是，俄罗斯总统访法和出席欧盟领导人峰会进行得非常平静、顺利，这明显招致了俄罗斯反对派报刊的不满。例如，一家报纸这样写道：“弗拉基米尔·普京显示其地位的首次出访明显缺乏戏剧性的场面，甚至可以说这次出访简直就是枯燥乏味。不知不觉中，俄罗斯从一个国际社会危险的、乖张的边缘人变成了一个命运多舛的、穷困潦倒的小市民。似乎，现在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变得越来越正常，也正因为如此，他变得越来越枯燥乏味。” 但事实并非如此，巴黎并不认为俄罗斯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小市民。正是在这次访问的几天里，俄罗斯承诺在未来几年内将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输往欧洲的动力资源的供应再提高一倍。也就是在这几天当中，俄罗斯的信用等级提高了。
给俄罗斯社会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是，普京在巴黎拜谒了位于巴黎的俄罗斯圣日内维耶夫…戴布阿公墓。在这个公墓中，安葬了伊万·布宁和安东·邓尼金、亚历山大·加利奇和鲁道夫·努里耶夫、刺杀格里高利·拉斯普京的尤苏波夫大公和维卡·奥博连斯卡娅——一名法国抵抗运动的女英雄。俄罗斯总统向布宁和奥博连斯卡娅的墓敬献了花篮，还几次在其他几个人的墓前停下脚步。他说：“我们是俄罗斯母亲的孩子，到了我们该团结的时候了。”普京是第一位以国家元首身份来到这里的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对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来说，做出这一举动是令人难以想像的。普京还在白军军官和将领公共纪念碑前驻足。受他的委托，俄罗斯代表团给遭受强烈飓风袭击的公墓定做了5具橡木制成的大型东正教十字架，还许诺向已经没有亲人照管的墓地赠送一批十字架。离开公墓时，普京说：“我们所有人都应当向那些曾经给俄罗斯人提供避难场所，现在又照管他们墓地的法国和法国人深深鞠躬。”
在巴黎的最后一次会见当中，当有人提出“您在办公室里都悬挂哪三个人的画像” 这样一个问题时，普京不假思考地回答：普希金、彼得大帝和戴高乐。在回答“如何看待俄罗斯历史上的苏维埃时期”的问题时，普京说，1917年是“对俄罗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遭到失败、对破坏俄罗斯控制力的离心力量的自然反应”。不过，他没有为接下来所发生的事件进行辩解。
在普京访法以及对俄罗斯总统表示明显好感的气氛中，几乎没有人注意到那份刻薄的、荒谬绝伦的反对普京访法抗议书。在这里，有大约200名主要来自于左翼的法国知识分子以及叶莲娜·博恩奈尔、安德烈·巴比茨基、安德烈·格拉乔夫、阿尔卡季·瓦克斯别尔格等几位俄罗斯公民在上面签字。
11月的会晤和访问
11月，弗拉基米尔·普京在莫斯科与几个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见。光临过克里姆林宫的有一些以色列最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所谈论的话题当然是中东严重的危机。到克里姆林宫来过的还有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他从克里姆林宫普京的办公室里走出来，径直走到电话机旁边与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通话。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非正式访问了莫斯科，与普京在一家很受欢迎的啤酒馆里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交谈。这就是普京版本的“不打领带的会晤”。一个明确表明俄罗斯地缘政治和对外政策开始转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例子，是弗拉基米尔·普京出席了在文莱举行的为期两天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晤。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地区正在成为21世纪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其许多指标足可以与欧洲联盟和美国相媲美。对于俄罗斯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程，因为乌拉尔以东地区特别需要资金的大量流入。不过，对于俄罗斯来说应当最大限度地推动亚太地区实业界的联系，这些实业界人士对于利用潜力巨大而开发力度不够的西伯利亚和远东有浓厚的兴趣。在自己的文莱演讲中，普京强调，对于亚太地区来说，俄罗斯可以成为最先进技术的研究者和开发者——从提升石油领域的生产力到宇宙航天技术的实际应用。
在前往文莱的途中，普京在乌兰乌德作了短暂停留。俄罗斯的一些报刊非常尖刻地评论了普京在那里与蒙古总统那楚克·巴嘎班迪的会见和会谈。那次会见的地点是在只有举行隆重仪式时才启用的蒙古包内，背景是成吉思汗的大型雕塑。
俄罗斯外交政策新重点（10）
古巴和加拿大
2000年12月，普京总统对古巴进行了正式访问。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次访问是历史性的。首先，这是俄罗斯领导人对拉丁美洲的第一次正式访问；其次，此次访问旨在恢复已经中断了10年、对俄罗斯和古巴都非常重要的双边关系。
1989年访问过古巴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最后一位俄罗斯——苏联领导人。普京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起身前往哈瓦那之前就宣布，苏联解体以后的一段时间中，俄古之间的联系中断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应当尽早予以纠正”。普京指出：“古巴是俄罗斯在世界、首先在拉美的重要伙伴之一。古巴可以成为架设在俄罗斯和拉美之间的桥梁。”
众所周知，在几乎30多年的时间里，古巴曾是俄罗斯特惠国，经互会的一员，他们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古巴所欠苏联的债务几乎达到200亿美元，俄罗斯希望古巴能够偿还哪怕只是一部分的债务。古巴的大部分工业企业都是苏联帮助建设或是利用了双方的技术合作的，一旦进行改建，俄罗斯就能有很大的收益。古巴是俄罗斯常规武器的大买家，在那里俄罗斯还建成了电子侦察中心，并一直运行了很多年。
普京对古巴的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签署了俄古在各个领域中开展合作的一揽子协议。普京还视察了位于古巴的俄联邦国防部无线电电子中心，而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针对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姿态。
菲德尔·卡斯特罗非常热情地会见了弗拉基米尔·普京，并陪同他参观古巴各地，甚至还向普京建议一起到加勒比海去猎取鲨鱼。卡斯特罗宣布：“哈瓦那完全支持俄罗斯在战略稳定以及反弹道导弹防御问题上的立场。”
普京对古巴的访问遭致美国的猜忌毫不令人感到惊奇。很明显，由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叶利钦所继承的一边倒的亲美政策现在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俄罗斯人在这里展现的不仅是独立性，而且还有进攻性、但远谈不上是某种扩张的外交政策。
弗拉基米尔·普京随后从哈瓦那飞到了加拿大，该国总理让·克雷蒂安是普京惟一没有面对面接触过的“八国集团”领导人。这次访问也很成功。除了几份经济协议外，普京还与让·克雷蒂安签署了关于在战略稳定方面开展合作的联合声明，这令美国方面忧心忡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的确是一份前所未有的文件，因为加拿大这个美国近邻和盟友在所有对于莫斯科来说是最重要的战略稳定问题上均支持俄罗斯。加拿大强烈地反对美国建立自己的反导防卫体系，并宣布：“1972年的反导条约是战略稳定的基石，同时也是国际努力进行核裁军以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重要基础。”对于美国来说，加拿大以如此清晰的语言反对美国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完全是一个意外，因为一旦缺少了加拿大的参与，美国的新导弹防御系统建设计划将很难实现。从1958年开始，整个北美大陆的安全就由这个大洲的航空航天联合防御指挥部负责，而有关两国共同使用该系统的协定将在2006年到期。
不过，对于加拿大来说，这个代价实在有点儿太大了。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让加拿大遭够了殃。从这里，我们想起了60年代初苏联在新地岛的试验场所进行的一系列氢弹试验。那时，不仅苏联的北方深受其害，加拿大的老百姓也苦不堪言。没有哪个人希望这里重新成为试验场。
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初步总结
2001年1月，许多观察家对新领导人掌舵下的俄罗斯外交政策进行了初步总结。
人们关注的中心是俄美关系。尽管弗拉基米尔·普京和比尔·克林顿曾在纽约和文莱举行了两次峰会，但或多或少地带有礼仪性质。很明显，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仍旧是国际政治的主轴。最近10年中，作为世界上军事和经济实力最强的美国，其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而俄罗斯也重新回到了国际政治舞台——不是以侵略者的面目，而是以最大限度机动的和强大的角色出现的。但很遗憾，这时美国在这一领域的地位削弱了，因为2000～2001年秋冬的几个月中美国进行了行政当局的改朝换代。接掌政权的不仅是小布什的新班子，还有一个新党——共和党。美国新总统及其班子需要时间磨合，部分时间显然白白地流走了。
俄罗斯外交在2000年和2001年初所取得的成就相当显著，就连西方一些对普京存有恶意的人和国内反对派也不否认这一点。他们对俄罗斯总统的批评也由此变得小心翼翼，而且即使有批评也仅限于认为俄罗斯的外交过分宽泛和积极而没有考虑到俄罗斯内部资源是如此地匮乏。
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批评并没有针对他某些具体外交政策的错误和失误、而是其将来可能会犯的错误，原因恐怕是过高地估计了国家的能力和总统个人的力量。“亚博卢”集团领导人之一、主要国际问题专家弗拉基米尔·卢金在2000年底写道：“过去一年中，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是积极和充满活力的，但却没有明确的优先方向定位。只有作为一个欧洲国家，俄罗斯才能保有自己的特色，欧亚主义和面向远东都是一种幻想。80％的俄罗斯公民生活在欧洲地区，这里有我们的历史之根。无疑，我们应当巩固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但是不应当忘记，我们的优先外交方向在欧洲，这些优先方向有明确的定位，即国内发展民主化改革的增强。我们不应当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而应当将更多精力放在西方的投资和高科技上。”
俄罗斯外交政策新重点（11）
弗·卢金的指责有失公正，他的建议对于俄罗斯来说更加危险。事实上，卢金不仅将俄罗斯定位在地区大国上，而且还是落后于人的欧洲二流国家。卢金在故意将20世纪20年代那个混乱和模糊的欧亚主义构想与今天的欧亚国家相混淆：前者是在白俄（ ． ．特鲁别茨科伊大公）移民圈子里产生的，它将俄罗斯与整个西方、特别是西欧对立起来；而后者首先强调的却是俄罗斯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以及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很早以前就表述过的思想，即“西伯利亚是俄罗斯增长的依靠”。俄罗斯属于地球的两部分，这是她所拥有的独一无二的优势。如果放弃这种优势，那就像美国放弃大西洋和太平洋一样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俄罗斯位于两个最有活力的商业活动中心——西欧和东亚之间，这一地理位置为她提供了巨大的经济优势和机会，不加以利用就是犯罪。
与“祖国运动”以及议会党团等走得很近的专家和分析家谢尔盖·卡拉加诺夫，给予普京2000年总体外交活动成果以非常高的评价。卡拉加诺夫写道：“普京执政以后，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外交冲刺。就算没有上百次，也有几十次高层会晤，他访问了几十个国家。这种积极的外交活动没有白搭工夫。在国外精英们的眼中，总统本人从一个‘大寡头选出来的人物’变成了俄罗斯没有争议的领导人。几乎是凭着自己‘单人的牵拉’，普京就让俄罗斯从威胁着她的孤独状态中逃离了出来。在全国范围内，所到之处弥漫的都是对他的尊重情绪。对他而言，发挥了积极作用的还有，聪明地避开那些潜在的难题、采取坚决不介入冲突的策略以及使用温文而雅的语言。这些都取得了明显的成功。”
不过，卡拉加诺夫也指责普京对外交游戏有太多的追求，“这些外交游戏对于解决国家的主要任务——即振兴国家并没有任何直接作用。这些游戏可能非常有趣，但它却使总统的时间这一重要的政治资源白白浪费到了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他那关注国内振兴的注意力被分散了。最初有一些外交冲刺是正确的，但如果一直持续下去，很快就会招致国内民众的不满。继续过分地将‘时间投资’用于外交领域，所能够带来的回报会很少。在伊拉克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与中国和印度继续接近、在格鲁吉亚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最大限度地与白俄罗斯接近的方针、接近古巴等诸如此类的步骤，在大体来说是正确的，但对于俄罗斯来说却可能出现非常困难的局面——那些比我们强大得多的势力可能会采取强硬的态度对待俄罗斯”。
或许，用卡拉加诺夫自己的说法，这些责难是对“可能犯的错误以及头脑发热的预防”，但却有失偏颇。我们清楚地看到了2000年所取得的成就，外交并没有分散普京解决俄罗斯内政问题的注意力。恰恰相反，外交工作帮助俄罗斯推动了许多国内难题的解决，特别是在重要的经济规划领域。
针对普京外交政策的指责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他们认为，普京似乎总是在非常巧妙地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甚至也不希望自己最亲近的人了解实情，他是在采用象棋理论中谁没有见过的战术在下一场规模恢弘的“莫斯科…华盛顿象棋赛”。但是，这种指责也同样是不公正的，因为恰恰是华盛顿在最近10多年的时间里经常掩盖自己对俄政策的真实打算，是他们在“不按规则”出牌。
第三部分
风格与个性（1）
政治家还是官僚？
无论是作为一位国务活动家、一名政治家，还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成就都令许多观察家感到惊异，却又使那些从政或经商的人感到恐惧。正是基于这一理由，他们极力讥讽和贬低“普京现象”和俄罗斯新领导人的个性，将他说成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偶然接管最高权力的官僚。
根据政治理论家阿弗丹季尔·楚拉泽于2000年初所表述的观点，弗拉基米尔·普京根本不是一位政治家，“而是从官僚体系中的‘第二梯队’中出来的精力充沛的新人，只是因为叶利钦及其身边人在实施其人事政策时将储备的所有政治‘明星’使用枯竭之后，他才有了冒升出来的可能”。楚拉泽让读者确信：“这个靠叶利钦发现、提拔上来的新一代领导人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他具有执行命令的坚定性、很强的工作能力、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却没有任何思想观点，信奉实用主义和冷酷。”
在这一评价中，的确有一些合理成分，但情况并非完全如此。被任命为总理的“第二梯队”官僚，如果不具备深厚的内在潜力，从前也没有完全展示出来出众才能，那么充其量也只能像切尔诺梅尔金、基里延科或斯捷帕申那样成为“第一梯队”的官僚，而非普京所表现和得到的那样。
我们还可以看到、听到一些有关“官僚普京”变成伟大政治家的更粗鲁的、甚至是充满恶意的议论。早在1999年夏天，在推论叶利钦从近臣中所提拔出来的 “继承人”的命运和前途时，《总结》杂志的谢尔盖·帕尔霍缅科写道：“新旧大陆两百多年里的民主制度发展经验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公理，即在世界政治进程中，将昨日还是一名平淡乏味的官僚变成今天全民拥戴的领袖是绝无可能的。尝试推翻这个法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不能容忍的。因为那些靠意外得宠的人根本不能成为伟大国家的总统。也许，俄罗斯还不够格称为伟大的国家？”
而普京在3月26日总统大选中获胜后，帕尔霍缅科再次提到上述观点，完全不打算承认自己对普京所持的错误认识。不，他现在又开始证明，俄罗斯的错误选择说明了她实际上还“不够伟大”，因此不能认为她是“成熟的”世界大国中一个完全平等的成员。 与帕尔霍缅科进行辩论简直毫无意义，因为就像我们以前不止一次所说过的那样，《总结》杂志对探索客观真理并无太大兴趣。还应当说明一下，帕尔霍缅科所提出的关于“平淡乏味的官僚”的论题并不是什么“世界政治进程基本公理”。在新旧大陆的许多国家，在由民主制度取代权威制度或极权制度的过程中，除了一两个领导人以外的几乎所有人最终都变成了“平淡乏味的官僚”、“螺丝钉”。但是，在极权体制垮台后，许多这种官僚获得了提升和展示自己的机会，而在以前这种情况是不曾有过的。他们中的许多人事实上的确很平淡乏味，也不显山露水，但获得意外提升后可能表现出作为杰出的人所具有的个性。
让我们回忆一下希特勒垮台后的德国吧。康拉德·阿登纳，以73岁的高龄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任总理的那个人，在希特勒时代，难道不也是个“平淡乏味的官僚”吗？但是，当我们今天翻阅20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名录时，却会经常看到他的名字。还有路德维希·艾哈德，那个德国“经济奇迹” 当之无愧的创造者，在希特勒时代也不过是纽伦堡市场行情研究所不为多少人所知的普通研究人员。我想，当普京本人在回答哪些政治领导人令他最感兴趣的问题时，经常挂在嘴边的是戴高乐和艾哈德绝非偶然。
对于极权官僚体系下的官僚、甚至是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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