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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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宣告：“我们要让美国总统知道，在伊朗人民眼中，他是最令人厌恶的人类。”与美国决裂的不仅有敌对派领袖、宗教人士和民粹主义煽动者，连邻国伊拉克的总统也开始称英国和美国的石油商为吸血鬼。巴格达的主流媒体将西方形容为帝国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或者干脆就是“犹太帝国复国主义者”。
　　　　尽管存在这些敌意的表述，但是该地区对西方的态度并不都是消极的。事实上，人们对美国和英国的憎恨，并不是因为它们插足了地中海以东国家的事务，也不是因为它们纵容了腐败统治者中饱私囊的行为。这只不过是一个全新局面的必然结果：一个被边缘化了若干个世纪的地区，正在因其地下蕴藏的自然资源以及居高不下的需求而再次兴起，于是，摆脱外部利益和势力约束的愿望和野心变得愈发强烈。然而讽刺的是，这也导致该地区成了一座新的战场，超级大国们在这里相互较量、寻找对方的弱点，从而展开了一场新的“大博弈”。
　　　　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很高兴能够获得优惠贷款以购买苏联的武器。莫斯科还派出高级顾问和技术人员协助它们建造军事基地，这些基地包括位于波斯湾的伊拉克乌姆卡斯尔（Umm　Qasr）深水港，以及六个军用机场。美国情报人员很快就意识到，这些基地将使得“苏联海军能够出现在印度洋”。
　　　　打造自身的联盟和关系网，这是莫斯科对抗美国计划的一部分。二战后，美国人在这一地区建立了众多据点，以保障波斯湾和印度洋的安全，同时监视苏联的活动，甚至建造先发制人的进攻基地。现在，苏联人也在复制这一策略。60年代末，苏联在印度洋重新部署了军舰，以支援苏丹、也门和索马里，它们的革命党派在莫斯科的耐心扶植下已经取得了政权。苏联令人羡慕地获得了亚丁（Aden）、摩加迪沙（Mogadishu）和柏培拉（Berbera）等一系列据点，并因此拥有了封锁苏伊士运河入口的能力。这对美国政策制订者来说无疑是个噩梦。
　　　　中情局密切关注着苏联在整个印度洋（包括东非和波斯湾）的动向。后者正系统性地援助这一地区的渔业、农业和其他产业，包括训练渔民、更新港口设备，以及以极优惠的价格出售或出租渔船。作为回报，苏联被允许随意进出伊拉克、毛里求斯和索马里，并获得了亚丁和萨那（Sana？a）等港口的使用权。苏联在伊拉克和印度身上也同样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苏联在60年代向新德里提供了超过后者海外军事采购量四分之三的武器装备，并且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继续增加。这些出售的装备里有莫斯科最精密的武器，包括环礁（Atoll）导弹、冥河（Styx）导弹、米格…27和米格…29战斗机，以及最先进的驱逐舰。印度还得到了特别照顾，获准生产苏式军用飞机，而来自中国的同样的请求则遭到了拒绝。
　　　　该地区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如何左右逢源，这被证明是有利可图的。在阿富汗，一个新造的词被用来形容让这两个超级大国都来支援自己的策略：bi…tarafi，字面上的意思是“不选边”，这成为了阿富汗外交政策的一个原则，试图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取得平衡。正如一位敏锐的观察家在1973年出版的经典报告中所指出的，苏联和美国都为阿富汗军官提供了留学接受正规训练的机会，以便美苏可以与这些未来领导人联系和纽带，但当他们回国之后，就会交换各自所学的内容。这些被选中的军官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美国和苏联都不是各自宣传工具中所描绘的天堂。”被送到国外的军官们没有被改造成新人，相反，他们的普遍选择是回国，并坚信阿富汗应当保持独立。
　　　　在伊朗也有类似的情况。只要有听众，伊朗国王便会吹嘘说自己才是这个国家的救星。“我靠着非凡的洞察力拯救了伊朗，”他对采访者说道，“我的统治挽救了这个国家，这是因为真主站在我这一边。”当被问到为什么没有人敢在德黑兰的大街上提及国王的名字时，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现象可能与维持其极权统治的暴力机构有关。“我猜”，他说道，他们不谈论国王也许“是出于尊敬”。
　　　　这种典型的自欺欺人的心态还蔓延到了对共产主义的看法上。“共产主义者图谋不轨，”伊朗国王轻蔑地表示，“共产主义者不是政治犯就是刑事犯……他们是我们必须要消灭的。”然而，几乎就在下一秒，他又大声宣称伊朗乐于“与苏联保持良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这正反映出冷战时期，这些位于亚洲屋脊的国家都试图在美苏之间达成微妙的平衡。伊朗国王凭借经验知道，激怒北方强大的邻国会招致严厉的反击。因此，最好的策略就是在与莫斯科如胶似漆的同时，接受美国和西方的支持。他很高兴与苏联达成一系列购买榴弹发射器、高射炮和火炮的协议，并允许苏联的技术人员协助建设伊斯法罕的钢铁厂。
　　　　虽然这种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的政策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也反映出这一地区国家的艰难处境。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结盟都会立即引起另外一个超级大国的反应；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疏远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并容易给反对势力可乘之机。1968年伊拉克的一场政变，使得苏联人有机会加强他们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努力维系的纽带。现在，这些努力收获了成果：1972年，双方签署了为期15年的《友好合作条约》。在伦敦看来，这完全等同于正式的“与苏联结盟”。
　　　　此后，苏联的政治触手不断延伸，这让华盛顿非常焦虑。1971年，莫斯科与印度签署了一项为期25年的和平、友好及合作协议，苏联将向印度提供一系列经济、技术和军事援助。当达乌德和他的左翼支持者在1973年靠着政变上台后，阿富汗的局势也开始急转直下。众多伊斯兰政要或被迫或主动地逃离了这个新政权。他们在巴基斯坦找到了欢迎他们的家园，特别是在奎达周围所谓的部落区。他们在那里得到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Zulfiqar　Ali　Bhutto）政府的积极扶植，后者将这些人视为破坏阿富汗新政权的工具，以及让自己获得本国宗教人士认可的捷径。
　　　　随着位于地中海和喜马拉雅山之间的人们奋力掌握自身的未来，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正在从扑朔迷离的局势中应运而出。萨达姆？侯赛因后来常常说，当1972年伊拉克完成了石油工业的国有化并掌握了自身的命运之后，这个国家才真正获得了独立。西方人对当地人作威作福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萨达姆宣称：“外国统治和异族剥削”的时代“结束了”。
　　　　摆脱外国强权运动的背后动力是石油，它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且影响深远。新一轮的变化开始于一场由一位野心勃勃的利比亚年轻军官所领导的政变，这位军官在英国受训时曾经被指导他的英国教官形容为“活泼、勤奋，而且认真负责”。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Gaddafi），在刚刚夺取政权的20世纪70年代初，他要求大幅提高利比亚的石油收入（当时利比亚的石油占到了欧洲进口总量的30％）。“兄弟们，”他向他的同胞宣告，“革命不会让利比亚人贫困，因为我们拥有着巨大的石油财富。当我们住在茅屋和帐篷里时，外国人却住在宫殿里。”卡扎菲继续说道，别的国家已经将人送到了月球上，而利比亚人却被剥削得连水和电都没有。
　　　　新政权坚持要求合理的石油价格，这让当地的一些西方石油公司气急败坏。但是当发现石油国有化不是可能而是必然会发生时，它们很快就屈服了。看到利比亚领导人能够强制重新议价，其他石油国家也开始蠢蠢欲动：石油输出国组织在几周之后就以减少产量相威胁，迫使西方石油公司答应提高其成员国的收益。用壳牌公司主管的话说就是，“雪崩”开始了。
　　　　事件造成了惊人的结果：在之后的三年内，石油的价格翻了两番，这给石油需求和消费都快速增长的欧洲和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与此同时，石油生产国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现金收入。在之后的数十年中，诺克斯？达西的石油勘探特许权协议被重新商定，虽然进展缓慢但却卓有成效，新的条款有利于伊朗。而位于亚洲心脏地带和波斯湾地区的国家几乎立刻就看到了回报的稳定增长。20世纪70年代所发生的事代表着利益分配比例的重大转变。十年间，伊朗政府的收入增长了30倍；而邻国伊拉克的增幅更是达到了惊人的50倍，在1972年至1980年间从5。75亿美元增加到260亿美元。
　　　　人们固然在抱怨“西方工业化国家对石油这一能源资源太过依赖”，正如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在1973年为国务院准备的一份报告中所说的。然而，权力和财富向跨越亚洲屋脊国家的转移是不可避免的，伊斯兰国家的国力必定会随着野心的膨胀而增强。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表现，是这些国家再次试图清除中东地区外部势力的代表：以色列。1973年10月，叙利亚和埃及军队发起了以先知穆罕默德时代夺取了圣城麦加的战役命名的“白德尔行动”（Operation　Badr）。此次进攻不仅出乎以色列人的意料，连两个超级大国都大吃一惊。就在进攻开始前的几小时，一份中情局报告还言之凿凿地说道：“我们认为这两个国家发动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很低”，尽管我们知道埃及和叙利亚的军队正在边境集结。该报告对此的解释是，他们正在进行训练，或者是“害怕以色列（可能会采取的）攻击行为”。有人认为克格勃似乎有可能被告知这一行动的计划，但其实在一年前，全体苏联观察员就已经被赶出埃及。这说明后者的复仇决心是多么的强烈，他们的行动绝不仅仅是冷战的一部分。事实上，苏联之前一直在积极地试图平息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并寻求该地区的“军事缓和”。
　　　　这场冲突震惊了全世界。美国将军事戒备状态提升至三级，这比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任何时刻都高，意味着他们能够随时发射核武器。苏联的策略则是维持现状：他们一方面要求幕后的埃及总统萨达特（Sadat）下令停火；一方面让苏联外交部长、一位经验老到的政坛常青树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出面，亲自向尼克松总统及其新任命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施压，以期共同阻止这场战争，否则一旦战火蔓延，“真正的灾难”就来了。
　　　　这场战争发生在犹太人的宗教节日“赎罪日”，因此也被称作“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其真正的意义不在于让华盛顿和莫斯科尝试合作，甚至也不在于以色列的反败为胜（在被击溃几个小时之后，以色列军队出人意料地粉碎了入侵军队，并向大马士革和开罗挺进，造就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逆转之一）。事实上，这场战争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阿拉伯世界联合行动的方式：简直就像是一个有实无名的哈里发帝国。其背后的主谋是拥有麦加的沙特阿拉伯人，他们不仅公开威胁要将石油作为武器，并且也如此做了：石油产量的剧减，加上政局的不稳定，使得油价迅速上涨，每桶油的价格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涨了三倍。
　　　　看到美国境内的加油站前面排起长龙，国务卿基辛格指责这一行为是威胁到发达国家稳定的“政治讹诈”。该事件引发的震荡足以促使美国就确立新的战略展开探讨，以减少甚至完全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1973年11月7日，尼克松总统在黄金时段发表了一场全国性的电视演说，宣布了一系列措施，以应对“近年来，我们的能源需求已经超出了供应能力”这一令人不快的事实。因此，总统郑重要求：发电厂不再使用石油，而是改用煤炭这一“我们最丰富的资源”；对航空燃料的限制立即生效；“除非情况紧急”，联邦政府所属车辆的时速不得超过50英里。“为了确保整个冬天有足够的石油，”尼克松继续说道，“我们所有人可能要在较低的温度下工作和生活。我们必须要求每个家庭至少将空调的温度降低6℉，这样我们才能实现全国的白天平均室内温度控制在68℉。”似乎是作为安慰，总统又补充道，“我的医生对我说……在这一温度下生活，你会更加健康。”
　　　　“现在，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想知道，”他接着说道，“我们是否正在退回到过去的时代。煤气限量、石油短缺、车辆限速——所有这些听起来就像是我们那随着格伦？米勒（Glenn　Miller）和40年代战争一道被抛弃的生活方式。但事实上，我们当前的问题根源仍然是战争——中东的战争。”尼克松称，我们还需要制订“一个国家目标”、一个积极进取的计划，使美国能够满足于“自身的能源需求，而无须依赖任何的国外能源供应”。受到载人登月的“阿波罗计划”以及为西方世界研制出核武器从而使其有能力摧毁世界的“曼哈顿计划”的鼓舞，这一计划被命名为“自主计划”（Project　Independence）。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但它也强烈地意识到自身的不足，现在它必须寻找替代品并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
　　　　这一转变还造成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附带作用。为了减少石油消耗，高速公路的车速被限制在每小时55英里以下，这不仅节省了每天15万多桶的石油，而且还大幅度降低了全国交通事故的数量。美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统计显示，仅在1973年12月，限速令的实施就直接让车祸死亡率降低了15％。犹他、伊利诺伊、肯塔基和加利福尼亚等州的研究表明，限制车速对挽救生命有着显著的作用。
　　　　减少能源使用的重要性促使美国建筑师开始设计可以使能源再利用的建筑物。这还是电动汽车研发的分水岭，一些稳定、高效的系统被研发出来，其中包括水溶电解质、固体电池和熔盐电池，这些为数十年后市场巨大的混合动力汽车提供了技术基础。能源成为了引人关注的政治话题，美国佐治亚州州长——并且很快将成为总统候选人——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更是强烈呼吁确立“全面长期的国家能源政策”。国会同意大力投资太阳能，同时对核工业的态度也逐渐积极起来，后者被认为在技术上是安全可行的，而且是一个很好的解决能源问题的办法。
　　　　由于中东地区的石油价格高涨，人们开始转而勘探一些以前被视为不可能或代价过高的产油地区，如北海和墨西哥湾。近海石油的发展带来了深水平台钻井技术的飞速进步，以及对基础设施、石油管线、钻塔和劳动力的大量投资。
　　　　然而这些都不是立竿见影的办法。它们都需要研究和投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都需要时间。正如尼克松总统在1973年6月份的一份备忘录里要求的那样，关掉政府大楼的空调、允许“（政府）雇员在穿着上适当放宽标准”、提倡拼车等，这些方法都很好，但却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同时，中东的石油生产国也在继续趁火打劫。对石油供应的不确定性引发了市场恐慌，石油输出国组织里的伊斯兰国家则将石油作为沙特国王所说的“战场上的武器”，这些都导致了石油价格的飙升几乎失控。在1973年下半年的6个月里，石油的挂牌价从每桶2。9美元涨到了11。65美元。
　　　　虽然赎罪日战争在经过三周的激烈战斗后结束了，但局势已经不可逆转了。西方国家的资金开始大量涌入中东地区：仅仅用了五年时间，石油生产国的总收入就从1972年的230亿美元增长到了1400亿美元。随着城市的繁荣，该地区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量资金被用于修建铁路、学校和医院；巴格达还修建了一座新机场、一栋纪念性建筑物，甚至一个由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设计的体育场。这些变化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一位日本建筑杂志记者将伊拉克首都的转变与19世纪奥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主导下的巴黎重建相媲美。可以想见，这为当权者提供了宝贵的政治资本：波斯湾地区的统治者可以得意地宣称，当下的繁荣要归功于他们的个人能力。
　　　　然而，当流入这一世界心脏地区的资金从小溪变为洪流时，统治阶层的野心也开始更加膨胀了。尽管可以将这些钱以传统独裁的方式为民众提供面包和马戏，但是由于可支配的数额实在是太巨大了，以至于这些统治者无法割爱与他人分享。这导致了多元民主发展的明显放缓，取而代之的是小团体统治的强化，其统治成员要么是像在阿拉伯半岛和伊朗那样与统治者或统治者家族有血缘关系，要么是像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那样拥有同样的政治理念。当工业化国家正积极打破阶级边界以促进社会流动性，并极力宣扬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时，这里却倒退成了王朝统治。
　　　　石油国——其中大部分位于波斯湾沿岸——的财富积累，是以发达国家经济的长期衰退为代价的。西方被经济萧条和停滞压弯了腰，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则国库充盈。正如18世纪全盛时期的英国一样，这些中东国家可以随意挥霍金钱。20世纪70年代是富饶的十年：伊朗航空公司购入了协和式飞机（Concorde）；随着立体声音响和电视等奢侈品的进口量猛增，观众人数也从1970年的刚过200万人增加到了4年后的1500万人。钱花起来没有节制。
　　　　正如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对东方的精美织物、香料和奢侈品趋之若鹜一样，如今的西方也对石油同样渴求，但问题是用什么来支付这一价格高昂的必需品。一千年前，为了筹集这些交易的资金，西方将奴隶卖给伊斯兰国家；现在，为了购买石油，人们想出了更为阴暗的交易：武器及核技术销售。
　　　　各国政府积极游说国有企业或支持政府的企业对外销售武器，后者是主要的雇主和纳税者。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整个中东地区的武器进口超过了全球份额的50％。仅在伊朗，国防开支在1978年前的6年间就增长了差不多10倍，其中美国公司得到的订单总价约为200亿美元。同期，伊朗的全部军事开支估计超过了540亿美元，几乎占到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6％。
　　　　谈及购买武器，伊朗国王举双手赞成。他痴迷于飞机、导弹和大炮，还曾经向英国驻伊朗大使请教：“奇伏（Chieftain）坦克的马力是多少？”这让大使难以回答。从苏联到法国，从东德到英国，所有卖家都想分一杯羹。伊朗拥有着似乎无限的金钱，问题只在于购买谁家的地对空导弹系统、哪国的反坦克装置和战斗机，以及哪个中间人值得信任，以便局外人在这个陌生的圈子里能够顺利地完成交易。
　　　　在伊拉克，用于军事装备上的开支在1975年至1980年间增长了6倍，几乎占到国家预算的40％。很少有人担心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地区性军备竞赛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或者不断增长的武器开支将使这两个国家走到怎样的危险地步。相反，只要有需求，只要有资金，中东和波斯湾地区国家大规模购买武器的道路就会畅通无阻。伊朗买进越多的奇伏坦克，以色列买进越多的幻影飞机，叙利亚买进越多的米格…21和米格…23战斗机，伊拉克买进越多的苏制T…72坦克，沙特阿拉伯买进越多的美式F…5战斗机，对英国、法国、苏联和美国的经济就越有好处。
　　　　在核武器问题上也是如此。在21世纪初，像伊朗、伊拉克这样的国家，发展任何形式核力量的打算都会引起国际上的谴责和怀疑。核问题已经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密不可分。伊拉克的核潜力，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观察员无法核查可能的或已知的核设备、实验室和离心机的事实，甚至成为了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并推翻萨达姆统治的根本借口。
　　　　伊朗显而易见的发展核力量的决心，以及其处理放射性物质的能力，也引发了同样的问题。“我们不能让政治和谎言遮蔽现实，”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2013年冬天说道，“（奥巴马总统）一直有决心，而且清楚地表示，他在必要的时候将准备用武力来解决伊朗的核武器问题，他已经部署了所需的部队和武器。”对于地球及全球安全来说，想要研制核武器这一想法本身就是危险的。时任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在2005年时说道：“伊朗人坐拥储量庞大的石油和天然气。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还需要核能来发电。”亨利？基辛格对此表示同意：“对于像伊朗这样的主要产油国而言，使用核能是种资源浪费。”
　　　　然而在数十年前，这些人与美国政府对此事的看法却全然不同。事实上，伊朗和伊拉克之所以能够获取核资源，要感谢美国的积极支持。当时，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了一个名为“为了和平的原子能”（Atoms　for　Peace，现在看上去这个名字着实滑稽）的计划，目的在于使美国得以加入一个“国际原子能组织”，同时让一些好友政府获得用于非军事用途的4万千克铀…235。
　　　　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作为共同对抗苏联阵营的回报，分享核技术、设备和原料一直都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基本内容。随着苏联人涉足亚洲和波斯湾地区，美国急需加强伊朗国王对自己的支持，他看起来像是该地区唯一可靠的领导人——即便也有一些人不这么认为：一位著名的沙特人曾经提醒美国驻利雅得（Riyadh）大使说，伊朗国王是个“反复无常的自大狂”，如果华盛顿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么“美国的观察力一定出了问题。”
　　　　尽管一些心存怀疑的人提出警告说不要对伊朗人“百依百顺”，但苏联势力在该地区的扩张还是促使其他人——尤其是基辛格——认为，对伊朗国王的支持力度应该加强。因此，当国王在70年代中期访问华盛顿时，基辛格在为总统准备的外交照会上强调美国明确支持伊朗国王的重要性，并称其为“一个有着非凡能力和见识的人”，尽管这样的赞誉无法掩盖伊朗政府腐败和无能的顽固程度。
　　　　为了支持伊朗破坏邻国伊拉克稳定的计划，美国人甚至不惜挑起库尔德人（Kurd）的暴乱，从而酿成了一场悲剧。在扑灭一次暴动之后，伊拉克政府对北部库尔德少数民族展开了残酷的报复行动。但是，当伊朗与伊拉克就长期以来的领土边界问题达成协议后，曾经鼓动起义的美国现在退到一边，坐视库尔德人被牺牲掉。负责调查70年代美国秘密外交政策的派克委员会（Pike　mittee）得出结论：“即便是在秘密行动中，我们的政策也是见利忘义的。”基辛格称他的回忆录第一卷受篇幅所限无法讨论这一事件，但读者在第二卷中也没找到相关内容，这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在其他方面，伊朗国王也在规划着未来。他意识到70年代初的石油财运不会永远都有，而且石油储备总会有开采完的那天，这将影响伊朗自身石油需求的稳定性。尽管美国限制了空调的运行，但对石油的需求仍然在上升，这使得伊朗以及其他石油国有充足的资金制订长期规划。由国王特别交代的一份报告称，核电是能够满足伊朗需求的“最经济的电力来源”。石油价格只会上涨，而核电站的建设和维护成本将会下降，发展核工业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策略，特别是这一盛大工程还能体现伊朗的现代化程度。国王亲自主持该项目，并且让新成立的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阿克巴尔？埃特马德（Akbar　Etemad）博士直接向他汇报相关进度。
　　　　第一个给予他们支持的是美国。在1974年签订的一份草案中，美国同意出售两个核反应堆和浓缩铀给伊朗。协议的内容在1975年得到进一步扩充，其中包括以64亿美元的固定价格向伊朗提供八座反应堆。第二年，福特总统批准允许伊朗购买并使用一套美制的核系统。该系统中包括核废料回收设备，能够从核反应堆燃料中提取钚，从而使得伊朗具备了完成“核燃料循环”的能力。福特总统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毫不犹豫地批准了这次交易，而这位主任正是迪克？切尼，在70年代，他似乎并不认为“弄清”伊朗需要核能来发电的原因是件多么困难的事。
　　　　伊朗从美国的收获是其野心勃勃计划中的第一步，其更大目标是获得其他西方国家的技术、专业知识和原材料。在与西德联合电力公司（Kraftwerk　Union　AG）签约后，波斯湾港口布什尔附近的两座压水反应堆开始动工；该公司还承诺提供初始的核燃料，并且在有必要时给予再次装载。伊朗还与联合电力公司、布朗？勃法瑞有限公司（Brown　Boveri）和法马通公司（Framatome）签订了下一步有关另外八座反应堆的合作意向书，其中有向伊朗提供浓缩铀的条款。协议还规定，这些铀要在法国加工并回到德黑兰进行浓缩，或供伊朗国内再利用，或卖给由伊朗挑选的第三方。
　　　　尽管伊朗是1968年《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约国，但是情报委员会却一直在议论伊朗的秘密核武器计划。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国王偶尔会宣称伊朗将提升其武器能力：“这是确定无疑的，而且会比任何人认为的都要快。”1974年，中情局一份评估核扩散的报告认为，尽管伊朗的核开发还处于早期阶段，但伊朗国王有可能在80年代中期实现这一目标——“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其他国家同样在发展民用核设施的同时提升其武器能力。70年代，伊拉克在萨达姆？侯赛因的指示下，投入巨资研制核弹头。萨达姆野心勃勃，为海达尔？哈姆扎（Khidir　Hamza）博士设立了一个“每年六枚核弹头的生产目标”，后者在80年代中期被任命为该项目的负责人。这一生产速度将使伊拉克的核弹头数量在20年内超过中国。大批的伊拉克科学家和工程师被送到国外接受训练，其中法国和意大利是首选。与此同时，伊拉克国内也万事俱备，准备通过民用核计划获得建造核武器所需的科技、技能和基础设施。
　　　　伊拉克人前进的步伐毫不动摇。他们从苏联得到一座2兆瓦的研究用反应堆，并在1967年达到临界状态。之后伊拉克将注意力转向石墨气冷反应堆，以及能够生产钚的回收设备。在遭到法国的断然拒绝后，伊拉克又向加拿大发出试探，希望购买类似于帮助印度在1974年成功进行核试验的反应堆。这一试探促使法国人重启了与伊拉克的谈判，并最终同意建造奥西里斯（Osiris）研究用反应堆以及一座更小的反应堆。这两座反应堆都将使用武器级的铀作为燃料。更多军民两用的设备购自意大利，其中包括热室以及钚分离和处理设施，它们能够从经辐射照射的铀中提取钚。利用这些设备，伊拉克每年可以生产8千克的钚。
　　　　很少有人怀疑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