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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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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商贩。据说，一位英国上校的妻子曾经拒绝参加克什米尔大公的晚宴，并称后者是一个“肮脏的印度人”。然而尽管有这些批判，俄国人的态度也没有开明到哪里去。沙皇的官员们也许会相互抱怨英国对待当地人的方式，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言行有何不同。一位在19世纪来到印度的俄国游者写道：“所有的印度人无一例外地将他们全部的才智和灵魂都奉献给了最可怕的高利贷。这些被诱骗上当的当地人真是活该倒霉！”
尽管如此，人们对俄罗斯即将触摸到新世界仍然深感振奋，正如内政部长皮奥特鲁？瓦鲁耶夫（Pyotr Valuev）在1865年的日记中描述的那样：“切尔尼亚耶夫（Cherniaev）上将已经占领了塔什干。没有人知道此举的意图何在……但是我们在帝国遥远边疆所做的一切事情总是那么的喜人。”疆域扩张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俄罗斯人第一次来到了阿姆河畔，接着是乌苏里江，现在又到了塔什干。
尽管面临着这么多的新困难，但俄罗斯对东方的影响和介入仍在不断地推进，加速打造着属于自己的丝绸之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设以及与中国的连通立即带来了贸易的繁荣：1895年至1914年间，俄罗斯的贸易量几乎涨了三倍。新的企业实体，比如为在远东的经济扩张提供资金支持的华俄道胜银行（Russo…Chinese Bank）的成立，为这些发展提供了支持。俄国首相皮奥特鲁？斯托雷平（Pyotr Stolypin）在1908年告诉杜马（Duma，俄罗斯议会），俄罗斯的东部是一个前景广阔、资源丰富的地区。“我们偏僻而荒凉的边疆蕴藏着大量的黄金、木材、皮毛，拥有适合耕种的广袤土地”，他提醒说，尽管目前人口稀少，但这种状态不会持续很久。俄罗斯必须抓住眼下的发展良机。
不过对于同样希望精心维护其远东地位的英国人来说，事情就没那么顺利了。打开中国的市场尤其困难。例如，在1793年，第一个来到中国的英国使团在向乾隆皇帝提出建立贸易关系的请求后遭到了傲慢的对待。中国的关系网络渗透到“天朝治下的每一个村庄”。因此，大清皇帝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中说道，英国的请求真是出乎意料。“正如你的大使亲眼所见的，”他继续写道，“我们拥有一切。我不认为奇技淫巧有何价值，贵国的产品没有用处。”
事实上，这是在自我吹嘘，清朝后来还是同意了这些条款。这种强势的答复恰恰是基于对英国人得寸进尺的敏锐认识，因此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守。这种疑虑并没有错，一旦被授予了贸易特权，英国人便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来保护并扩大它的利益。贸易扩张的核心是鸦片销售。尽管这遭到了中国人的强烈抗议，他们对药物上瘾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愤怒不已，但英国政府却对此不屑一顾。鸦片贸易在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更加猖獗，该条约打开了一些之前受到严格限制的通商口岸，并且将香港割让给了英国。在英法联军于1860年入侵北京、洗劫并烧毁了圆明园之后，他们获得了更多的特权。
一些人将此视为西方的又一次伟大胜利。当时的一份英国报纸写道：“英格兰人注定会打破这个政府的虚伪行径，欧洲人被它迷惑了太久，并向其子民揭露它的空虚和邪恶。”另外一位评论员也进行了同样的报道，他写道：“中华帝国的神秘和排外作风已经被开放积极的西方文明所打破。”
英国试图抑制俄国在远东的兴起，因此决定在1885年占领位于朝鲜半岛南部海域的巨文岛（Komondo）“作为基地”。英国内阁被告知：“这次行动的目的在于封锁俄国在太平洋的势力，并且作为对符拉迪沃斯托克采取行动的前哨阵地。”为了保护英国的战略地位，尤其是它在中国的贸易地位，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先发制人打击对手。1894年，在带来新机遇的铁路开通之前，中国超过80％的海关收入都来自英国和英国公司——他们的船队为中国贡献了全部贸易额中的五分之四。因此很显然，俄罗斯的崛起以及能将商品通过陆路运往欧洲的新贸易线路的出现，将大大损害英国人的利益。
随着对立气氛的日益紧张，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人开始着手拉拢波斯。俄国与波斯结盟的可能威胁到了印度的西北大门。经过深思熟虑的评估，伦敦认定俄国经由阿富汗和兴都库什山脉对印度次大陆施加的压力是有限的。对那些纸上谈兵的战略家来说，在中亚地区画出一条进军线路是件很容易的事；不过他们也得承认，这里的山路非常危险、难以通行，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当然，小规模的突袭还是不能被忽视的）。
除了拉拢波斯，俄罗斯在其南部的行动同样越来越活跃。在1884年的一次行动中，俄罗斯人出乎英国的官员和情报人员意料地（他们是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的）占领了梅尔夫，并且还向德黑兰请求支援。现在，俄国的边境距离赫拉特只有不到200英里，通向坎大哈及印度的道路已被打通。更让英国担心的，是紧随着扩张行动建立起来的、连接新领土与俄罗斯腹地的基础设施：1880年，能够实现在撒马尔罕和塔什干之间快速往返的外里海铁路（Trans…Caspian Railway）动工修建；1899年，一条铁路支线连接了梅尔夫和库什克（Kushk），并将赫拉特纳入了军事打击范围内。这些铁路线不仅仅是象征性的，它们是能够将物资、武器和士兵运输到大不列颠帝国后门的动脉。陆军元帅罗伯茨勋爵（Lord Roberts）不久之后便向东方司令部的官员强调说，这些延伸如此广泛的铁路很是棘手；必须确立一条“阻止俄国人前进”的界线。元帅表示，如果他们越界了，就将“被视为宣战行为”——即开战的理由。
这些铁路线还带来了经济上的威胁。1900年，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转给伦敦一份小册子的摘要。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是一位鼓吹将铁轨延伸进入波斯和阿富汗的俄国官员。他承认，英国可能不会欢迎这一新的交通体系，这一点儿都不奇怪，毕竟一个遍布亚洲的铁路网络将使得“印度和东亚、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全被掌握在俄罗斯人手中”。这有些夸张了，资深外交家查尔斯？哈丁（Charles Hardinge）如此评论道，“作者提出的战略思想没有太大价值”，因为考虑到英国对波斯湾的控制，俄罗斯人只有疯了才会在该地区采取行动。
尽管如此，面对俄国贸易触角的扩张，英国人仍然惴惴不安。幽灵和阴谋在每个角落里都可以被发现，并且都被焦虑的英国外交官们忠实地记录下来。比如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出现在布什尔（Bushihr）的俄罗斯医生帕斯楚斯基（Paschooski）没有在第一时间被发现？他声称是来治疗瘟疫患者的，这是真的吗？一位被确认为是达比扎大公（Prince Dabija）的俄罗斯贵族的到访也受到了极大怀疑，甚至他的一些看起来“十分低调的活动和意图”都被人们广泛关注和传播。在伦敦，俄国人登上了议会日程的头条，受到首相本人的重视，并且成为外务部的首要事务之一。
眼下，波斯成了竞争最为激烈的战场。波斯坐落在东西方的中心，拥有着令人垂涎的战略要地，它的统治者被那些争取与之建立友好关系的人所提供的慷慨软贷款给养胖了。英国一直小心翼翼地满足着波斯统治者的奢侈要求和物质欲望，直到1898年，挥霍无度、留着八字胡的伊朗国王穆扎法尔？奥丁（Mo？affar od…Dīn）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他拒绝了一项200万英镑的贷款。英国立即派了一位高级官员前去询问原因，但却吃了波斯人的“闭门羹”。连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都开始亲自过问此事，指示财政部缓和局面并且提高贷款额度。有关幕后交易的谣言开始流传，最终确认的结果是，俄罗斯提供了金额大得多的贷款，而且条件更加优惠。
这显示出圣彼得堡的高超手腕。俄罗斯的国内税收出现急速增长，同时外国投资开始大量进入。俄国的中产阶级逐渐涌现出来——就像契科夫戏剧《樱桃园》（Cherry Orchard）里的洛帕欣（Lopakhin），他这一代人在过去会被拴在土地上，现在借助社会的变革、新的国内市场和新的出口贸易机遇为自己赢得了财富。经济历史学家喜欢用城镇数量、生铁产量和铁路长度的大幅增加来表明经济的迅猛发展，但是只要看看这一时期文学、艺术、舞蹈和音乐等方面的兴盛，以及托尔斯泰、康定斯基（Kandinskii）、佳吉列夫（Diaghilev）和柴可夫斯基等人的成就，就能感受到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俄罗斯的文化和经济欣欣向荣。
国家的日益兴盛使得俄罗斯有资本主动向波斯人示好，满足他们对金钱贪得无厌的欲望。这种对金钱的渴望一方面来自于政府的结构性低效，另一方面则是统治阶层的骄奢淫逸。英国驻德黑兰公使莫蒂默？杜兰德（Mortimer Durand）发回了他的奥地利线人在20世纪初从君士坦丁堡收集的资料，该资料表明沙皇政府有意提供金额高于英国的贷款。伦敦顿时乱成了一片。英国人组建了一个委员会，负责监督从奎达到锡斯坦的铁路扩建以及电报线路建设项目，目的正如寇松勋爵所写的那样：“拯救南波斯，防止它落入俄国人手中。”
一些人提出了更激进的建议，试图抵消俄国已经取得的优势，其中包括承建锡斯坦地区的大型水利工程，以作为土地开发和与当地建立联系的手段。甚至还有人提出租借赫尔曼德省（Helmand）的土地，这样就可以有效地保护通往印度的道路。现在要考虑的已经不是俄国会不会发动进攻的问题，而是何时发动。正如寇松勋爵在1901年所说的：“我们与俄罗斯之间需要一些国家来提供缓冲。”这样的国家越来越少：中国、突厥斯坦和阿富汗相继失守，现在又轮到了波斯。他继续说道，缓冲带已经被挤成了一张薄片。
索尔兹伯里勋爵绝望了，他敦促外相兰斯多恩（Lansdowne）找到借钱给波斯的途径。首相在1901年10月写道：“局势看起来……毫无希望。”财政部极不情愿地增加了贷款金额，然后震惊地看着波斯国王及其随从们迅速大笔挥霍。英国人别无选择，首相写道：“如果找不到钱，波斯就会沦为俄罗斯的附庸国，届时我们只能靠武力保护波斯湾的港口不落入俄国人手中。”
早在一年前英国人就已经开始担惊受怕了，当时有消息说，俄国正准备控制扼守着波斯湾最窄处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要冲阿巴斯港。一位惊慌的贵族告诉上议院：“让一个强国在波斯湾建立海军兵工厂，不仅会威胁到我们与中国和印度的贸易，而且还威胁到我们与澳大利亚的贸易。”英国军舰被授权对俄国人的任何可疑举动采取相应对策，兰斯多恩勋爵态度坚决：“我们必须将其他大国在波斯湾建立的海军基地或者港口要塞视作对英国利益的重大威胁。”他说，后果将是严重的——换句话说，就是战争。
俄罗斯的幽灵到处都是。有关俄国官员、工程师和勘测员进入波斯活动的情报如潮水般涌向伦敦，让英国外务部的官员们焦心不已。议会就一家新成立的俄罗斯公司所代表的意义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该公司在黑海的敖德萨港（Odessa）与波斯南部沿海的布什尔之间从事贸易活动。报告言之凿凿地称，那些以“鸟、蝴蝶和其他动物”为代号的模糊人物，实际上就是俄国间谍，他们正在向那些生活在边境争议地区的部落成员分发武器，并且煽风点火——这可吓坏了议员们。这一局面引起了国王爱德华七世的注意，他在1901年写信给外相，表达了他对“俄国在波斯的影响力似乎正在日益扩大，损害了英格兰的利益”的关心，并敦促他转告波斯国王，英国绝不能容忍败给俄罗斯。英国驻德黑兰公使塞西尔？斯普林？赖斯（Cecil Spring…Rice）报告称，波斯国王发誓他“不会让波斯卷入入侵印度的意图”——不过他的报告并未受到重视。
当英国人意识到帝国已经扩张过度时，焦虑的心理达到了顶峰。与南非布尔人（Boer）以及中国义和团之间的冲突，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不列颠在海外面临着崩溃的风险——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俄国扩张的恐惧。1901年底，伦敦的内阁收到了一份悲观的报告：一旦铁路线从奥伦堡（Orenburg）延伸到塔什干，俄国人将有能力派遣20万人进入中亚，并且一半以上都会部署在印度边境附近。前不久还有一份来自格鲁吉亚巴统市（Batumi）的报告称俄罗斯打算向中亚派出2万人，后来被证明是虚惊一场。问题的关键在于，英国人并没有多少选择余地：他们无法承受巩固边境所需的开支——根据几年后的计算结果，至少需要2000万英镑，并且之后每年都会滚动增长。
1905年圣彼得堡的暴动以及日俄战争中沙皇海军的惨败，给那些认定俄国迟早会大肆入侵的人带来了些许安慰。英国人难以抵御人们口中的“俄国危险的扩张”（menacing advance of Russia），他们需要其他方案以避免让事情变得更糟。一份来自军情处的报告建议，或许可以和德国达成协议，用来牵制俄罗斯的注意力。
在伦敦，人们开始转而讨论英国军队是否能够介入美索不达米亚，因为当务之急是维护不列颠帝国在中东地区的存在。帝国国防委员会仔细评估了占领巴士拉的可能性，并且还激动地商讨着瓜分土耳其的亚洲部分以便进入幼发拉底河肥沃平原的方案。于是在1906年，英国向波斯提议修建一条从波斯湾通向摩苏尔的铁路线，除了其他的好处，这还使得英军能够进入俄罗斯的软肋高加索地区。但是由于可行性和成本方面的原因，这些提议被一个个地否决了。正如新任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提醒的，入侵以及保护新的疆域，需要花费数百万英镑。
格雷心中打着其他算盘。英国在东方的地位颇受制约，并且岌岌可危。英国所要做的，是转移俄罗斯人的视线，让他们的关注点远离这一地区。1905年底，在接受任命前的一个月，他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大胆的文章，声称如果能够就“各自在东方的财产”与俄国达成共识，一定获益良多。他说，英国政府从来都无意于“阻止或挫败俄罗斯在欧洲的政策”，因此完全可以帮助俄国扩大它在欧洲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将俄罗斯人的注意力从亚洲转移出来。
英国人遇上了一个好时机。法国对德国这一邻居兼可怕对手迅猛发展的经济感到日益不安。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巴黎遭受围困，普鲁士军队在市中心耀武扬威，最后法国被迫签订停战协议，法国人对此历历在目。普鲁士的入侵速度令人震惊，法国人担心再一次的闪电打击仍然会令自己措手不及——尤其是考虑到，前一次战争的结果之一便是让德国在凡尔赛宫宣布了它的统一，成为了一个帝国。
这些还不够糟。德国蓬勃发展的工业同样让法国人十分担忧，在1870年之后的二十年里，德国的煤炭产量涨了一倍，钢铁产量则涨了三倍。经济上的崛起使得德国那些已经很可观的陆地和海上军事力量得到了更多的投资。19世纪90年代初，法国外交官在幕后拼命活动，与俄罗斯缔结了一项军事协定，并且结成同盟。法俄同盟的首要宗旨是自卫：两国同意，一旦德国或其盟国出动军队，他们就对德国发起攻击；两国还正式承诺，如果伦敦对他们中的任何一方不利，他们也将对英国采取行动。
不列颠急于将俄罗斯的注意力转移到其西部边境上来，这对法国来说真是个好消息。伦敦与巴黎重新联手的第一阶段发生在1904年，经过对双方在全球共同利益的详尽磋商，两国签订了《英法协约》（Entente Cordiale）。不出所料，俄罗斯的角色是这些协议的核心内容。1907年，三国协约正式建成。英法两国与占据了世界中心地带的俄国达成了正式协定：一条固定的分界线划分了三国在波斯的势力范围；同时，协定的条款还将俄国在阿富汗的介入空间压缩到了最小。爱德华？格雷主张，将印度从“紧张和不安”中解放出来的最佳途径是与俄罗斯取得更加积极的相互理解，这将确保“俄国无法在波斯占据到对我们构成威胁的部分领土”。正如他在1912年时所吐露的，他对试图同时推动和遏制俄国的传统外交政策一直都抱有疑虑：“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这是个错误的政策。”换句话说，寻求盟友是更加体面、更富成效的前进方式。
然而资深外交家明白，与俄国的和解代价，是德国。正如伦敦外务部的常务副官查尔斯？哈丁爵士（Sir Charles Hardinge）在1908年所强调的：“对于我们而言，在亚洲和近东与俄罗斯达成充分谅解，远比与德国保持良好关系要重要得多。”他竭力地反复强调这一点，即便在两年之后他被指派到印度担任总督时也是如此。他写道，如果俄罗斯意图在波斯扩张，“我们将对此无能为力”。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维持欧洲的均势：“一个对我们有敌意的法国和一个对我们有敌意的俄罗斯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要远远高于一个对我们有敌意的德国。”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亚瑟？尼科尔森爵士（Sir Arthur Nicolson）也认同这一观点：由于波斯的紧张局势，大不列颠与俄罗斯的关系已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他接着说道：“我想，我们应该不惜任何代价与俄罗斯保持充分的谅解，这是绝对有必要的。”
同盟条约签署后，不计代价地取悦俄国就成为了英国的首要政策。1907年，爱德华？格雷爵士告诉俄罗斯驻伦敦大使，英国会考虑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采取更加灵活的立场，如果俄罗斯人同意与英国建立“永久的友好关系”的话。于是圣彼得堡发起了新一轮的外交博弈，其中包括以俄国对波斯尼亚（Bosnia）事件的默许换取奥地利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问题上的支持——这一交易后患无穷，足以导致欧洲势力的重新洗牌。
1910年，爱德华？格雷爵士再次强调牺牲英德关系的必要性：“我们不能与德国达成可能分化我们与法俄关系的政治谅解。”这种坚定专一的政策让圣彼得堡方面深刻感受到了英国示好的热切程度，以及其中蕴藏的机会。俄罗斯外交大臣谢尔盖？萨佐诺夫（Sergei Sazonov）在1910年末时深思熟虑地说道：“在我看来，伦敦内阁似乎认为1907年的《英俄条约》（Anglo…Russian Convention）对于英国在亚洲的利益十分重要。”他接着说道，既然如此，看来英国会被迫做出重大让步，“以维持这一对其如此重要的条约”。这个判断真是一针见血。
当俄国军队在1910年对蒙古、西藏和新疆发起新一轮的攻势时，英国人几乎无法掩饰他们的惊恐。俄国人的扩张举动显示出英国的地位是多么的岌岌可危。就像格雷在1914年春天做出的悲观评估那样，事情不可能比这更糟了。同样的故事也在阿富汗和波斯上演：“这条线上有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并没有可以拿来交易的筹码。”格雷指出，在波斯，英国对俄罗斯已经“退无可退”了，在阿富汗也没有任何影响力可言。更糟糕的是，“俄国人想要占领波斯，而我们并不想”。大不列颠帝国正在成为过去时，至少在亚洲是如此。这场政治博弈终于接近了尾声，剩下的只是时间和地点的问题。
随着局面的急转直下，英国官员开始意识到一个可能使处境更为恶化的终极噩梦：俄国与德国结盟。这种忧虑已经困扰了英国决策层很长时间，因为事实上，1907年英俄同盟的基础就是必须在亚洲进行合作，并且找到一种对双方都有利的状态。为了维持微妙的平衡，亚瑟？尼科尔森爵士提醒格雷：必须“阻止俄罗斯人向柏林靠拢”。
恐慌情绪因德国国力和野心的持续攀升而愈发严重。柏林经济的繁荣以及军事开支的增长是英国焦虑的根源。德国人的目标是“在欧洲大陆取得优势”，而这将引发军事上的冲突，英国外务部的一些资深官员对此深信不疑。所有帝国都面临着对手的挑战，尼科尔森提醒爱德华？格雷爵士道，“我本人确信，我们和德国之间也将迟早爆发一场争斗”，因此让法国和俄国保持满意是至关重要的。
德国打破欧洲以及其他地区微妙平衡的可能性，意味着一场大风暴正在酝酿。英国人越来越害怕俄罗斯可能会加入同盟国阵营（即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破坏英法俄之间的关系以及“粉碎三国协约”被认为是柏林的首要目标。格雷后来在焦虑的气氛中承认，“我们真的害怕”俄国被怂恿脱离三国协约的可能性。
这些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例如，德国驻波斯大使就意识到“我们在这个国家得不到什么好处”，但只要俄国认为其在波斯的利益受到威胁，我们就可以从圣彼得堡在其他地区的让步中得利。这就是1910年德国皇帝与沙皇尼古拉二世在波茨坦会面的背景。同时，双方的外交大臣还举行了一系列高级别的政治磋商。这显然加深了人们对亚瑟？尼科尔森爵士口中“欧洲集团”重组的恐惧，英国将为此蒙受巨大损失。
在1907年与俄国结盟之前，英国的外交官们就已经对德国及其行为（实际发生的或者想象中的）充满了猜忌。三年前，在被任命为驻巴黎大使前不久，弗朗西斯？伯蒂（Francis Bertie）收到了外务部一名助理的来信，告诉他，英国驻法使团的领导人应该睁大眼睛盯紧德国人的动向。伯蒂在回信中指出，对德国的不信任是完全正确的，“它从来没为我们做过任何事，反而一直在伤害我们。它既虚伪又贪婪，是我们在商业和政治上的真正敌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人却在为陷入法俄同盟的包围而烦恼不已。同盟涉及军事合作，并承诺任何一方受到挑衅都将采取联合行动，这让德国这个中欧国家毫无安全感，而正是这种不安全感构成了德国威胁的基础。没过多久，这种腹背受敌的妄想就促使德国最高司令部开始研究自己的对策。1904年法俄结盟后，德军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Count Alfred von Schlieffen）曾计划如法炮制1870年对法国的粉碎性进攻，并设想在掉头向东迎击俄国之前，德皇的军队能够迫使法国中立化。这一计划将给军事和后勤带来巨大压力：它需要100万名铁路工人、30000列火车、65000辆运兵车以及70万辆货车，这样才能够在17天内将300万士兵、86000匹马以及堆积如山的弹药运送至前线。
同一时期，俄国军队也开始着手制订对策。1910年的“19号计划”（Plan 19）拟订了一系列应对德国进攻的具体方案，包括撤回到从科夫诺（Kovno）到布列斯特（Brest）南北一线的要塞中，同时准备反攻。1912年，基于这一意图，俄军又设计出两个修正方案：“19A计划”（Plan 19A）和“G计划”（Plan G）。根据后者的方案，一旦德国发动战争，俄国军队可以迅速组织反击，并且拥有明确的目标：将战火烧到敌国境内——即进入德国和奥匈帝国。
德国最高司令部和德国皇帝都强烈地感受到了外部日益增加的压力，觉得自己被逼入了墙角。公众对修建一条从柏林到巴格达铁路提议的反对让德皇头疼不已。不过他也知道，只要他的国家与英国开战，在数千英里之外铺设铁轨的举动当然就会成问题。他接着想到，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将我们的士兵驻扎到离家那么远的地方是否现实？
1911年，法国军队违反此前柏林与巴黎达成的协议，占领了摩洛哥。当时德国派出了“黑豹”号巡洋舰，企图用武力迫使法国妥协，结果却事与愿违。德国不仅尴尬地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受到严厉限制，而且更糟的是，柏林的股市出现了大幅下跌：1911年9月摩洛哥危机之后，德国的股票暴跌超过30％，导致德国国家银行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损失了五分之一的外汇储备。尽管许多德国人相信这次经济灾难并不是法国人设计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法国在此期间趁机撤出了短期资金，这一做法无疑加剧了德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危机。
为了打通新的渠道、建立新的联系和同盟，德国人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他们在近东和中东倾注了许多精力：德国人的银行在埃及、苏丹和奥斯曼帝国迅速扩张；同时，一个在阿拉伯和波斯建立邮政系统的计划及相关研究，不仅获得了大量资金投入，连德皇本人都慷慨解囊。伊斯兰世界与德语世界日益强化的联系，激起了年轻人、学者、士兵、外交官和政治家的想象力。20世纪初，一名年轻人曾经热切地写下，当眺望着维也纳精美的建筑和环城大道（Ringstra？e）时，他不禁感受到一股“魔力”——阿道夫？希特勒并未觉得自己回到了神圣罗马帝国或者古典时代这两个被浪漫化了的过去，而是仿佛置身于《一千零一夜》中的场景。
德国人正在建立一种被围困的危机感，他们强烈地意识到柏林的敌人非常强大，而且可以任意摆布他们。总参谋长施利芬的继任者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和其他高级军官确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爆发得越早越好。毛奇认为，拖延战争对德国不利。他在1914年春天说道，最好在“我们有机会取胜时”就将对手拖入战争。
德国作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在1914年9月这样问道：为什么我们被如此憎恨？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这些嫉妒心是从何而来？他注意到了欧洲出现的紧张情绪，连流行文化也在煽风点火。有关德国间谍和德国统治欧洲的阴谋的书籍广受欢迎：威廉？勒寇（William LeQueux）所写的《入侵1910》一书卖了上百万册，并且被翻译成27种语言；还有萨基（Saki）的《威廉来了：霍亨索伦王朝统治下的伦敦》，也是战争前夕的畅销书，讲的是一位英雄从亚洲回来后发现，大不列颠已经战败并且被德国人占领。
这几乎是一些自我实现式的预言，德国人甚至能从中找到降低或规避风险的方法。例如书中提到，德国人完全可以向俄罗斯寻求和解——这是英国人最不愿看到的。同样地，科尔玛？冯？德？戈尔茨（Colmar von der Goltz）上将——他曾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改造奥斯曼军队，并被那里的人尊称为“戈尔茨帕夏（Pasha）”——给德国军队的建议，都是关于如何应对军事危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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