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造舰船志-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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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级第二艘军舰建造中成功实现了全部国产化的“伏波”级军舰，立刻被定型为150马力军舰的样板，取代了纯粹法国血统的“万年清”。船政后续的150马力军舰均使用“伏波”级的设计陆续开始建造，统一都装备和“安澜”的蒸汽机一样的船政自行生产的动力系统。1871年8月中旬，“伏波”级三号舰、船政第八号轮船“飞云”开工，1872年6月3日下水，首任管带吴世忠；10月23日，又一艘150马力军舰、船政第十一号轮船“济安”开工，1873年1月2日下水，首任管带郑渔。（10）续造的这两艘军舰除了舰宽略比“安澜”放大，增加到10米外，其他各项尺度都和“安澜”舰基本相同，采用的也是船政生产的150马力蒸汽机和方形低压锅炉，武备也大都近似。
　　　　变身“永保”
　　　　至“济安”舰下水，船政一共拥有了四艘“伏波”级军舰。尽管依旧存在兵商并用船不可避免的缺陷，但由于这级军舰的火力较“万年清”、“湄云”都更为凶猛，且尺度合宜，在当时中国所建造的军舰中，已经属于是新锐形式，即使与同时代西方的蒸汽炮舰相比，也并不逊色。因而自首舰“伏波”问世开始，“伏波”级150马力炮舰立刻成了各省争先请求调拨的热门军舰。
　　　　广东濒临大海，当时广东水师虽然通过外购等方式装备了一批武装轮船，但吨位普遍偏小，无力远涉重洋，尤其是风大浪恶的越南沿海，以及海南岛乃至更远的南洋。船政军舰调拨制度实施后，两广总督瑞麟即将广东洋面捕盗急需大型军舰的情形上奏，“惟钦州一带，毗连越南所属狗头山等处，洋面向为盗匪渊薮，该处海港辽阔，风滔不测，巡洋师船颇难驻泊，必须大号轮船方足御风涛之险，而收缉捕之效”，要求调拨船政新造的“伏波”舰归广东差遣。“现闻闽省造成之‘伏波’轮船一号，长约三十余丈，与粤省所置轮船形制较巨，以之驶巡洋面，最为稳妥，应即咨拨此号轮船来粤，俾资巡缉，并节闽省薪粮之需。”（11）
　　　　议上后即得到批准，1872年4月17日军机处下令将“伏波”调往广东。但是很快横生枝节。船政原本调拨浙江的“湄云”舰因在宁波与绿营水师不睦，浙江巡抚杨昌浚将其退回，也要求另调换成“伏波”舰。本着先照顾“老客户”的考虑，清廷批准浙江省先将“伏波”领走，由曾任“万年清”管带的浙江宁波人贝锦泉带往宁波。老乡见老乡，自然就占了乡情优势，大大杜绝了各地水兵因籍贯矛盾而引发冲突的风险。当年直隶灾荒，为了散发春赈，清廷中央急需从南方运输一批大米到天津。“万年清”舰体过长且吃水太深无法直驶入大沽，“湄云”级军舰又没有多少载货能力，于是清廷又借用“伏波”至上海装运直隶采买的四万石大米开赴天津赈灾，事毕后仍然返还浙江。（12）
　　　　眼巴巴等着“伏波”到来的广东看到军舰被浙江分走，自然非常不快。然而塞翁失马，错过了“伏波”，广东却领到了新造的“安澜”。1872年6月，由补用都司吕文经管驾，“伏波”级的二号舰“安澜”鼓轮南下，加入到了广东的海防事业中。（13）
　　　　1974年1月《Warship　International》杂志上关于吕文经的内容。
　　　　吕文经，字纬堂，福建厦门同安人。以往对他的早年情况只知是行伍出身，虽然民国海军档案中曾称其为留美出身，但是语焉不详，让人无法确认这种说法的真实性。（14）近年，经海外著名海军史专家马幼垣先生提示，笔者在1974年1月号的Warship　International杂志上找到了足以解开吕文经身世之谜的重要史料。
　　　　美国海军史学者Stephen　S·Roberts在这期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近代海军的文章，长文末尾非常特别地引用了一段源自其曾祖父的回忆史料。这段内容的标题就叫作Captain　Lew　Buah（吕文经）。Stephen　S·Roberts的曾祖父早年在中国张家口的一座教堂担任牧师，1886年与当时正充军在那里的吕文经相识。因对吕文经一口流利的英语发生兴趣，遂经过交谈逐渐了解了其生平。吕文经告诉他，自己幼年家境贫寒，依靠母亲在家制作一些吃食，由父亲走街串巷贩卖来维持家计，父亲上街时经常把他放在食摊一头的筐里挑着。一次偶然的机会，原英国驻厦门领事李太郭（George　Tradseent　Lay）的夫人在街头从吕文经父亲的手中收养了吕文经，认他为养子，并送其到英国接受西式教育。就此，吕文经的人生之路被彻底改变。
　　　　学成归国后，依靠着养父母的关系，吕文经先是在英国人掌管的厦门海关负责管带缉私船，成为中国近代罕见的早期轮船驾驶人才。福建船政创办后，吕文经因此被船政招致，成为船政早期重要的舰长之一。鲜为人知的是，吕文经养母李夫人的叔叔就是英国著名的海上英雄霍雷肖·纳尔逊。李夫人给亲生儿子、曾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李泰国最早取的英文名字是霍雷肖·纳尔逊·李，寄希望儿子能成为像纳尔逊那般的英雄。世事弄人的是，李泰国第一次介入海军事务，即办出了大丢颜面的阿思本舰队事件，反而养子吕文经却真正成了名海军的舰长，不过并不是在米字旗下的舰队，而是服务于他真正的祖国。（15）
　　　　与船政那些大量选用宁波籍水手的军舰不一样，吕文经指挥“安澜”舰从船政出发时并没有配齐水手，只编入了约占编制半数的轮机等专业官兵，基本都是福建泉州人，至于水手则约定由广东水师选派人员上舰。但是广东话和泉州话区别极大，士兵间言语不通难以协作。经过一番周折，吕文经发现广东南澳的方言和泉州话相近，于是改从广东水师南澳右营挑选了40名士兵，由澄海右营千总张圣功统领加入“安澜”舰服役，组成了特殊的福建、广东互为配合的舰员群体。（16）
　　　　与广东、浙江调用军舰几乎同时，听到船政创制出新款150马力军舰后，山东巡抚丁宝桢也上奏请求调拨150马力军舰，“东省所辖皆系大洋，必须大号轮船方能适用”。同治皇帝当时曾谕示将“安澜”拨给山东使用，现在“安澜”已经远赴千里之外的南海，势必得给山东省一个交待。幸亏船政施工速度快捷，“伏波”级第三艘军舰“飞云”完工在望，于是顺势便将“飞云”换调给山东海防，管驾则是80马力炮舰“湄云”的首任管驾、湄州营游击吴世忠。（17）
　　　　1873年10月26日深夜，奉天盖州利丰和商行雇用的“永丰财”号木制风帆商船，载运400余石青豆在盖州附近海面避风，不幸遭遇海盗，连船带货均被劫走。得到商人报警后，停泊在烟台驻防的“飞云”舰立刻由吴世忠管驾，开往洋面追剿，巡洋至山东乳山口时终于发现了被海盗劫持的“永丰财”。吴世忠奋不顾身，亲率大副林文和、二副柯国栋等带领水兵跳帮攻击，生擒吴添四、戴元等17名海盗，救回了商船，一时“飞云”之名威震北洋。（18）
　　　　美术作品：“飞云”舰。创作：海军史研究会顾伟欣。
　　　　“伏波”级的第四艘军舰“济安”于1873年1月2日下水，尚未议及调拨时，1月13日，船政大臣沈葆桢大病初愈，在离别了近三年后重返船政，再担总理大臣之职。看到船政几年来在夏献纶主持下所获的巨大成绩，沈葆桢无限欣慰。但是沈葆桢的心情并没能够放松多久，当时各省虽然调拨走了一些军舰，缓解了部分养船的经费压力，不过留在船政的那些无处肯要的军舰如何供养，成为沈葆桢复任后的重大难题。经过反复思忖，沈葆桢终于又拾起了左宗棠当年的创想，以军舰揽货。
　　　　对此，沈葆桢并非完全照搬，而是略作变通，提出了一套新的设想。沈认为与其让军舰半年为军半年为商，弄得不伦不类，不如干脆指派几艘军舰专门用于运输招商，以让其他军舰得以专心服役、训练。经过与洋员监督日意格协商，决定首先将1872年10月23日开工，当时仍在建造中的“伏波”级的第五艘军舰，船政第十二号轮船“永保”号立即叫停，完全按照西方商船的设计进行改造，准备将这艘船用于商运。
　　　　由于舰体事实上已经成型，船政对“永保”的改造主要是在露天甲板上增加首尾楼作为住舱，以此挪出露天甲板下的居住空间，加大货舱容量，“将房间移作上层，俾中舱、底舱地位宽阔，多装货物，以便招商”（19）。除了外形上增加了首尾楼，和撤除武备等改造外，其他诸如主尺度、吨位、轮机型号、航速等并未变化，因而仍能算是“伏波”级的一员，不过属于非常特殊的改型。
　　　　感觉改造一艘彻头彻尾的商船尚不敷用，沈葆桢另外上奏将此后将要续造的第十三、十四、十五号三艘原本也是“伏波”级的150马力轮船，全部按照“永保”改造后的样式进行建造，分别命名为“海镜”、“琛航”、“大雅”，都是略有几分文秀气息的名字，计划调拨给刚刚创建的轮船招商局使用。
　　　　比沈葆桢重返船政晚了一天，1873年1月14日，李鸿章一手创议、推进，旨在开拓中国航运事业，“分洋人之利”，“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的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正式设立。当年轮船招商局通过江海关等途径，先后从香港、伦敦等地转购了“伊敦”、“代勃来开”（Daybreak后更名“永清”）、“利运”（与后来北洋海军的“利运”同名）、“泼利克有收”（后更名“福星”，与福建船政的炮舰同名）四艘商船，以作为主要运力。（20）
　　　　由于这些船只大都规模较小，而且当时只有“伊敦”一艘近在香港，能够在短时间内就抵沪投入航线运营。与怡和等在华外国航运公司相比，初期的轮船招商局可谓实力极为单薄。为了从速扩充轮船招商局的船队，李鸿章在申请创设轮船招商局时就称应当从江南制造局、福建船政的船只内领用。与因为剿灭太平军时，淮军擅自越境进入过自己势力范围的浙江为由，而终生视李鸿章为大敌的“死党”左宗棠不同，沈葆桢和李鸿章的合作却渐渐默契起来。经过和李鸿章协商，最终议定除第一艘“伏波”级改造商船“永保”留用船政外，后续新造的“海镜”、“琛航”、“大雅”三艘全部拨付招商局使用。不用花费任何购舰、造船经费，只要负担船员的薪水和船只养护，一夜之间轮船招商局平添了三艘千吨级的商船，运力顿增。对此，当时上海的西方媒体不无嫉妒。“我听说福州当局把三只福建船政建造的最大轮船免费转交给招商局，这样就可不付佣金。这项馈赠当然大有助于招商局，使他们可以用比已经减低到最低限度运价的外国对手还要低的运价运营，而且这样还有利润。”（21）
　　　　1873年8月10日，第一艘“伏波”改型商船“永保”号顺利下水。10月19日进行航试，测得航速10节，与作为军舰的前四艘“伏波”级没有多少差别。半个月过后，11月8日，“海镜”舰下水。（22）1874年初，第三艘改造舰“琛航”下水，“大雅”则在紧锣密鼓地建造。值得一提的是，“琛航”舰的首任管驾是南洋华侨林国祥，即甲午战争中“广乙”舰管带，是为船政学堂第二名毕业后担任管带的学生。
　　　　就在此时台海风云骤起，发生了日本侵台事件，为了海峡联络和军队、物资运输，除了原定“永保”留在船政听用外，经过和轮船招商局商议，先将“海镜”调拨招商局，“琛航”则暂时留用台防运输，待台湾事定后再拨付招商局。至于最后一艘“大雅”，1874年5月16日下水后，很快也用在台防运输，因而实际调赴轮船招商局的只有“海镜”一艘。（23）
　　　　至“大雅”完工，“伏波”级一共建造了多达八艘，成为中国近代自造军舰史上罕见的庞大家族。
　　　　台海风云
　　　　1874年4月30日，厦门港外突然出现了一支飘扬着旭日旗的舰队。这支由日本台湾番地事务都督西乡从道陆军中将率领的舰队，包括有炮舰“日进”、“孟春”，和搭载陆军与军火辎重的“明光丸”、“有功丸”、“三邦丸”等商船，总计兵力3600余人。
　　　　美丽的港口城市厦门，虽然是当时的对外通商口岸，依据条约各国军舰、商船可以自由出入，但如此一支杀气腾腾的舰队显然不是来敦睦邦交的。
　　　　聚居在台湾高山密林中的土著，因为语言习俗不通，加之尚未开化，难以理喻，台湾地方官员一般并不愿与其多事，大多持敬而远之的态度。1867年美国商船“罗妹”号在台湾遭遇风暴沉没，船员及乘客男女老幼数十人登岸后，大都被土著残忍杀害。对此突发事件，当时中国官员的处理极不得法，以至竟任由美国官员李仙得自己深入番境，与土著签约，约定今后不得伤害遇难的外国船只船员，首开外国人介入台湾番务的先例。然而土著族群众多，且一纸空文能对土著发挥多大的约束力可想而知。
　　　　1871年，中国属国琉球的船只在台湾沿海遇难，发生了54名船员被高士佛、牡丹社生番全部杀害的严重事件；1873年，又有一艘日本商船在台湾遇难，船员被土著所劫。本来就对中国属国琉球垂涎已久的日本，得以借题发挥，在琉球船民遇难事件发生后，日本就封琉球王为藩王，俨然将琉球视为自己的被保护国。从那时起日方就动起了直接出兵到台湾攻灭土著，从而插足台湾的念头。1874年日本成立台湾藩地事务局，随之番地事务都督西乡从道便率领舰队出征台湾了。
　　　　1874年5月6日，日本舰队经由厦门抵达台湾，第二天所载的陆军就在台湾琅桥登陆，此后即展开对台湾土著生番的进攻屠戮。对日方的举动清廷大为震怒，在1874年5月14日给军机大臣的谕令中出现了“生番地方本系中国辖境，岂容日本窥伺！”这样严厉的话语，同时命令船政大臣沈葆桢率领船政舰队前往台湾，“不动声色，相机筹办”，与日军抗衡，并照会日本政府表示抗议，在武力示威同时努力用外交解决。
　　　　得到清政府谕令，沈葆桢立刻开始着手渡台事宜，首先召回了调拨在各地的船政军舰，加以编组演练。6月14日，沈葆桢和福建布政使带同船政洋员监督日意格、洋员监督顾问斯恭塞格等率领“伏波”、“安澜”、“飞云”三舰开赴台湾与日军抗衡。加上此前已布署在台湾的船政军舰“扬武”、“福星”、“长胜”、“海东云”等，中国舰队实力完全超过侵台日军。（24）
　　　　为了巩固台湾陆地防务，沈葆桢另外多方请调陆军。在碰了几处闭门羹后，最终得到了来自直隶的喜讯。沈葆桢向李鸿章提出的请求得到李极为爽快的回应，李鸿章当即挑选驻扎在江苏徐州的淮军精锐唐定奎部铭字武毅军13营6500人开赴台湾驻防，同时告知沈葆桢，台防如有需求，淮军还可再出19营助防。面对李鸿章的慷慨襄助，沈葆桢感激涕零，自比“贫儿暴富”，李、沈二人的关系就此开始变得密切起来。此后在购买蚊子船、铁甲舰等事务上，李、沈都曾有过配合。有感于李鸿章在洋务建设中的砥柱作用，沈葆桢曾尊称李鸿章为托塔天王。（25）
　　　　今天已是旅游胜地的台湾旗后海滩，百余年前船政的“安澜”舰即在这批海域不幸被台风摧折。
　　　　经沈葆桢和具体分管淮军营务的盛宣怀洽商，唐定奎部淮系铭军从徐州南下至长江边的古渡瓜州集结，再由船政派出“伏波”级改型商船“永保”、“琛航”、“大雅”前来载运往台湾。数量众多的“伏波”级150马力军舰成了抗衡日军侵台事件中的重要角色。
　　　　当时日本侵台舰队中真正的军舰其实只有两艘，炮舰“孟春”排水量仅357吨，长度不过39。9米，航速区区7节，武备只有两门火炮，不仅与“伏波”级炮舰相形见拙，即使与船政的“湄云”级炮舰相比，也显得实力单薄。作为侵台的主力舰，“日进”的舰型与船政的“万年清”类似，排水量1468吨，装备七门火炮，航速9节。单从火力看与船政的“扬武”舰相似，但是考虑到仅此一艘，面对大批船政军舰，顿有势单力薄之感。与舰型整齐、大批集中，且战斗力都居于日军之上的中国船政舰队相比，七拼八凑而又实力不济的日本舰船颇容易给人一点叫化子舰队的观感，犹如夜郎自大，蚍蜉撼树。
　　　　经实力抗衡，外交折冲，日军侵台事件遂于1874年末以和平方式结束。为巩固台湾防务，集结在福州、台澎的船政军舰大量留用，担当着往来巡缉、运输、报信等任务。但是令人扼腕痛惜的是，就在与日军抗衡期间，台湾海域发生了特大风暴，“飓风骤起，商船业经收澳者亦颠覆数十号，沿海民居间有倾塌”，船政舰队中也有三艘“伏波”级军舰相继不幸遇险。
　　　　1874年7月15日，“伏波”舰由贝珊泉管带（“万年清”首任管带贝锦泉之弟），护送曾经代理过船政大臣，此刻任台湾道的夏献纶赴苏澳登岸，前往组建地方团练，以抗御日军。16日，“伏波”舰离开苏澳，预备前往基隆补给燃煤，刚出港湾，海上顿起风暴，大浪推涌下，军舰竟然“风威火力相逆，轮泥不前”。熟悉航海的人大都明了，在遇到如此恶劣天气的情况下，倘若中途掉转航向，一旦船侧被风，后果不堪设想。面对台风前锋，贝珊泉毅然下令继续航向基隆。在距基隆港还有20多海里时，台风更大，“天色如墨”，“伏波”被风浪推得没有招架之力，根本无法进港，只得随着风势航行。入夜后，风浪益发猛增，船上前后桅杆均被折断，舱面的设备损失惨重。险境中贝珊泉指挥全舰官兵奋力与风浪搏斗，经过一昼夜的努力，被台风摧残得面目全非的“伏波”于7月19日安全抵达船政，遂立刻拖上船坞修理。（26）
　　　　与“伏波”的有惊无险不同，另外两艘船政军舰就没有如此幸运。
　　　　9月26日，运送唐定奎部淮军在台湾登陆后不久，29日“伏波”级改造商船“大雅”在台南安平港突遭台风，管驾罗昌智适有事上岸不在舰上，处于锚泊状态的“大雅”舰规避不及在狂风恶浪中不幸沉没，“十九日郡城狂飙骤起，屋瓦皆飞，‘大雅’罗昌智管带官在岸上不及开，浪淹于安平”。事后经过抢救，共救出船员59人，另有6人自行凫水脱险，10人不幸遇难。这艘船从竣工至沉没还不及半年，至为可惜。（27）
　　　　与此几乎同时，和“济安”舰一起停泊在台南旗后（位于高雄湾入口处）的“安澜”舰也在这次台风中不幸遇难沉没，这艘装备了船政局创制的第一台蒸汽机的国造军舰，就此与国永别。沈葆桢最初以为“安澜”沉没原因是锅炉炸裂，后经仔细查明，“安澜”当时遭遇大风恶浪，舰体被推涌搁浅遇难。幸亏管带吕文经处置妥当，仅有一名水兵罹难。万幸的是，当时与“安澜”同时停泊在旗后的“济安”舰没有受损。（28）
　　　　海难发生后，沈葆桢即组织相关人员设法打捞二舰。经过勘查，二舰的舰体都已严重损坏，整体打捞的可能微乎其微，于是又设法打捞蒸汽机。经过一番努力，亦无从入手。惟有的成果是将“安澜”的舰炮如数打捞出水。当时沈葆桢为了巩固台湾陆防，筹划在一些要地修建炮台，苦于火炮难得，“安澜”舰幸存的七门舰炮遂就近由“琛航”舰运至旗后炮台工地，由登陆台湾不久的唐定奎部淮军负责修建炮台，（29）“台南旗后海口，峭壁洪流，洵称天险。前经夏献纶履勘会商淮军统领唐定奎，凿山垒土，建炮台六座以固海防”。炮台入口处题写有“威震天南”四字，屹立在旗后炮台上的七门“安澜”舰钢炮，成了“安澜”最后的遗存。中法、甲午战争中，旗后炮台均曾作为抵御外敌的重要国防工事。
　　　　“安澜”、“大雅”就此成了“伏波”级中最先退场的两艘军舰，关于她们沉没的原因，史籍中语焉不详。注意到1874年发生的几次台风都相当暴烈，以及“安澜”、“大雅”当时刚好运载淮军登陆完毕，沉没地点就在淮军上岸处等迹象，这两艘军舰很可能是遇到突如其来的台风，在锚地抗风时不幸沉没的。悲剧发生后，“大雅”舰管驾罗昌智被免去职务，“安澜”舰管带吕文经因为素有声誉，曾被英国驻台湾领事评价为“著名而受尊敬的船长”，加之在台湾事件中有一些出色表现，经沈葆桢奏请而免于处分。
　　　　马江惊变
　　　　台湾事件平息后，清政府深感海上压力，在全国高层官场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型的海防政策讨论，史称海防大筹议。这次讨论中，李鸿章、沈葆桢等都提出中国必须购买铁甲舰的主张，同时对于加强学堂教育、预储大型军舰管驾人才，经李鸿章、沈葆桢共同推进，实施了船政学堂学生出国留学计划。
　　　　1877年3月31日，船政第一批留学生刘步蟾等在洋监督日意格、华监督李凤苞领队下，乘船从马尾出发。罗星塔倒影中，负责运送学生们的“伏波”级军舰“济安”号汽笛长鸣，载运着这些中国海防的种子走向大海。天意巧合的是，“济安”的名字恰好正是这批学子未来重任的最好概括。
　　　　时间转瞬，七年之后，因为长期在越南主权问题上的争执、冲突，中法之间酿成大战。虽经和谈折冲，然而突发的观音桥事件又使中方局势进一步恶化。法国遂决定以远东舰队袭取中国东南沿海的口岸重镇，以此威逼中国重新回到外交谈判桌上，接收法国方面的要求。东南重要的通商口岸，且是中国最大的近代化船厂所在地的福州马尾，成为法国舰队的当然目标。依据中法以往签署的条约，法国军舰大量开入船政之前的马尾江面，一时风云骤起。
　　　　马江之战爆发前夕，美国军官在江面拍摄到的“伏波”（右）和“扬武”舰。
　　　　1884年8月23日，中国海军史上至为惨烈的中法马江之战爆发。当时与八艘法国战舰对抗的船政蒸汽军舰计有十一艘，分别为“扬武”、“伏波”、“飞云”、“济安”、“永保”、“琛航”、“福星”、“振威”、“艺新”、“福胜”、“建胜”，家族庞大的“伏波”级军舰在其中几乎占据了半数，成为这场海战中中方的主干舰种。
　　　　“伏波”舰是参加马江海战的五艘“伏波”级同们姊妹中，唯一一艘战后倍受诟病的军舰。马江海战结束后，钦差大臣张佩纶等在首份报告中称，“伏波”舰战时“因伤退回”而搁浅。（30）但数月后，张佩纶的口径发生变动，称“伏波”舰管驾吕文经交战时“于轮船中炮辄即先退”，处以棍责四十，并申请革去其职务，清廷认为“仅予革职不足蔽辜”，加判成革职充军。（31）由这种官方结论所造成的影响，时人评论和今人的史著中，吕文经指挥下的“伏波”战时的表现大致定型，即开战后不久因并不严重的伤势而退出战场，前往上游搁浅，与那些和法舰决死作战的舰长相比，无疑显得畏缩。
　　　　近年随着海外史料的获得越来越便利，经综合中外多方面资料发现，上述关于“伏波”舰战时表现的结论，存在有根本性的错误。以往关于马江之战的各种叙述中，普遍称战斗开始时，法国舰队的“45”、“46”号两艘杆雷艇向“扬武”、“福星”两艘中国军舰发起了攻击。但据法国军方战后编撰的军史记载，实际战斗初起时，法国杆雷艇进攻的目标是中方阵型中央体型最大的两艘主力舰，即“扬武”和“伏波”。
　　　　负责进攻“伏波”的法国“45”号杆雷艇首先用杆雷重创了“伏波”，导致“伏波”舰舰体严重受损，舵叶失效。偷袭得手后，“45”号鱼雷艇因雷杆卡在了“伏波”舰体上脱身不得，“伏波”舰官兵借机用步枪等武器从甲板上猛烈射击，法方艇长拉都中弹，左眼被打瞎。此后，“伏波”因为舰内进水过于严重，在吕文经指挥下退往上游。（32）由于现代对西方史料引用的讹误，导致“伏波”与法国“45”号艇作战的激烈一幕长期被错记在另外一艘中国军舰“福星”头上。
　　　　“琛航”、“永保”两艘“伏波”级改型商船当作战时正系泊在船政船厂的拖船坞江边。由于两舰事实上并没有武备，所以根本无从参战，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两舰管带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紧急撤退了船员（另有一说，称当时“琛航”、“永保”满载陆军和水兵，准备一旦开战后冲向法舰跳帮攻击，其可靠性待考）。最后“琛航”被击沉在江边，“永保”则被法舰射出的开花弹打得燃起大火而烧毁。
　　　　剩余的两艘“伏波”级军舰“飞云”、“济安”开战时停泊的位置可称深入敌后，并不在船政一侧，而是位于船政对岸的闽海关前，与80马力炮舰“振威”组成一队。在他们的右舷不远，并列停泊着法国巡洋舰“杜居土路因”（Duguay…Trouin，3479吨）、“维拉”（Villars，2382吨）和“德斯丹”（D’Estaing，2363吨），三艘法舰的火力大大超过三艘中国军舰。海战开始后，三艘法舰第一轮射击就将中国军舰全部打得火起。“飞云”等三舰急忙试图砍断锚链，避开法舰凶猛的炮火，而法国军舰则嚣张地在原地不动继续射击。熊熊燃烧的“济安”解脱锚链束缚后，很快向下游闽江口方向退去，在青州港江面沉没。“振威”炮舰锅炉被击中而沉。令法国人出乎意料的是，即将没入大江的一刻，还射出了最后一炮。“飞云”舰管带高腾云在己舰突遭攻击时，坚持在飞桥上指挥作战，不幸被法舰上的哈乞开斯五管机关炮击中，腿骨断裂，旋即又中一炮惨烈阵亡，大副谢润德继续指挥，不久也壮烈殉国。遭到密集炮击的“飞云”很快没入江中。（33）
　　　　美术作品，“飞云”舰在马江海战中重创起火的景象。创作：海军史研究会顾伟欣。
　　　　马江江面尽是中国军舰的残骸和落水待救的官兵，火焰中，船政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马江海战过后，整个中国朝廷都在痛思如何才能建设有效的海防，第二次海防大筹议又轰轰烈烈开始。可能现代人很难预料，主政中国的慈禧太后此时突然谕令船政，要求设法打捞沉船。从至今尚存的关于打捞马江沉船的历史档案中，我们能够惊异地看到慈禧用十分工整用力的笔法，每每都是写出上百字的朱批，其内容甚至都涉及到了打捞的具体技术层面，直接询问在今人来看尚属十分繁琐莫测的潜水工程事务。在慈禧太后一手催令下，船政立刻开始了马江沉船的探摸、打捞和修复工程。
　　　　经张佩纶主持经理，至1884年10月，通过雇用沿海善于泅水的渔民，土法上马，陆续打捞出沉没蒸汽军舰上的24门舰炮，沉没师船上的12门旧式土炮，以及包括“琛航”舰烟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