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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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诸葛玫在邺城大造长沙王的谣言，想来只有拿皇嗣问题做文章，揭露长沙王想篡位——诸葛玫的行为被应詹所不齿，应詹叹息说：“古人乐毅说‘君子交绝不出恶声’，诸葛玫行事与乐毅背道而驰啊。”
　　　　诸葛玫在邺城成功制造了舆论，成都王乘机假痴不癫，给自己寻找出兵的绝好理由。当时成都王身边得宠的牵秀、王粹、陆机、陆云兄弟等人，要么与长沙王结有宿怨，要么是梦想着飞黄腾达的攀龙附凤之徒。他们一致赞同成都王响应河间王，在这些人的推波助澜之下，成都王马上决定出兵洛阳，与河间王夹攻长沙王。
　　　　“八王之乱”中最名副其实的兄弟阋墙就此拉开了惟幕。
　　　　主意虽定，但成都王一开始并没有打算直接兵戎相见，他试图以最小的代价达到与大军压境相同的效果，这条捷径就是暗杀。成都王派了个刺客到洛阳去，结果很不巧，刺客正要动手的时候被长沙王的左常侍，一个叫王矩的家伙给撞见了。王矩一看这个陌生人鬼鬼祟祟形迹可疑，一盘问慌里慌张前言不搭后语，一搜身，好嘛，怀里还揣着凶器。
　　　　审讯一结束，刺客就被处死了。刺客这一死，长沙王与成都王就彻底撕破了脸皮。
　　　　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八月，河间王、成都王联合上书要清君侧。长沙王并没有犯什么过失，二王抓不到把柄，只好翻阵年旧账，把矛头转向皇甫商与羊皇后的父亲羊玄之。二王说，皇甫商与羊玄之是附逆赵王的腻臣，罪大恶极，长沙王不仅不将其治罪，竟然还委以重任。三人沆瀣一气，专擅朝政，杀害李含这种忠良，二王忍无可忍，因此发兵到洛阳来诛杀这两个佞臣，长沙王忠奸不分，请引咎让政等候处分。
　　　　檄文递了上去，洛阳的反应完全合乎意料。惠帝下诏说，河间王胆大妄为，竟然敢举兵内向京辇，朕要亲率六军御驾亲征，诛杀这个奸逆。朕任命长沙王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抵御外敌——从这一份诏书可以看出，长沙王还是给成都王留有余地，他把全部的罪责都堆给河间王。
　　　　二王各自点起大军，浩浩荡荡而来。李含已死，这次河间王派出的是老臣索靖，河间王以索靖为游击将军、监洛城诸军事，统领雍、秦、凉三州兵马，又以张方为前锋，领兵七万，出函谷关东向洛阳；成都王那边声势更为惊人，他纠集了二十万军队，屯集在朝歌，然后他任命陆机为前将军、前锋都督，统领北中郎将王粹、冠军将军牵秀、中护军石超等部，南向洛阳。成都王的军队旌旗相联，从朝歌连绵到黄河边，军鼓声传出数百里远，据说自魏晋以来，从来没有一支军队能达到如此声势。
　　　　除了二王，豫州的范阳王也派出偏师加入征讨的行列。所以当时的形势是一边倒，河间王一方在以天下半数以上的军队围攻孤城洛阳，可谓杀鸡动用牛刀，长沙王的覆没是必然之势，而且有齐王的先例，时人预测二王将有征无战。
　　　　可是长沙王令所有人眼界大开，他竟然扼守孤城长达半年。
　　　　长沙王“身长七尺五寸，开朗果断，才力绝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誉”，经过半年的努力经营，他在洛阳已经深得人心。
　　　　濒临绝境的长沙王要做困兽之斗这完全合乎情理，出人意料的是全洛阳的人竟然也会与长沙王齐心协力。众所周知，这在惠帝朝属于反常现象。
　　　　洛阳禁军原本有限，为了平定张昌叛乱，长沙王又派出前军八千人去了荆州，所以长沙王的军事实力比当年赵王还要弱小。
　　　　惠帝依然是长沙王最有力的王牌，借着御驾亲征的名义，长沙王在洛阳招集六军。
　　　　八月乙丑，惠帝将要出城到洛阳以西的十三里桥督战。大驾驻停城东，满朝文武、洛阳六军都在场，长沙王向禁军征询意见：“今日西讨，欲谁为都督乎？”
　　　　六军将士众口一心：“愿嵇侍中戮力前驱，死犹生也。”
　　　　既然众望所归，嵇绍当即被任命为平西将军，使持节都督洛阳诸军。随后，惠帝大驾出城，长沙王派出左将军皇甫商领左军一万人先行，去拦截张方。皇甫商顺着洛水向西，进入弘农郡，在宜阳设防。
　　　　此后半个月长沙王带着惠帝奔走于洛阳城外各个军事据点。四天之后的八月己巳，惠帝回到城北宣武场；又过了一天，八月庚午，惠帝到了城东石楼；又过了七天，九月丁丑，惠帝视察黄河上的河桥防御工事；又过了七天，九月甲申，惠帝栖息于城北邙山的军营之中。
　　　　此时西线战火已经点燃，张方与皇甫商在宜阳交火，甲申之前两天，九月壬午，皇甫商大败，逃回洛阳，张方趁胜长驱直入，逼近洛阳。
　　　　西线告急的时候，成都王的军队也逼近城东，冲在最前面的是冠军将军牵秀。甲申之后三日，九月丁亥，惠帝抵达城东数十里外的偃师邀击成都王，未遇敌军；四天后的九月辛卯，惠帝后撤至洛阳东效的豆田壁，这时长沙王听闻牵秀军在东南方向，于是又向东南搜索邀击。九天之后，九月丙申，两军在洛阳东南数十里的缑氏遭遇，牵秀被击败，撤退。
　　　　成都王势大，牵秀退了，马上又有石超领着生力军补了上来，牵秀收拾收拾残兵，跟在石超身后。
　　　　长沙王在东线与牵秀、石超周旋，西线的张方没有遇到有力抵抗，进入洛阳，竟然把可怜的羊玄之给吓得一病不起，没几天就死了。洛阳城内拥护长沙王的士众与张方展开巷战，城中朝臣不论文职武职全部投入战斗，三省尚书白天打仗晚上抽空办公，两不误。洛阳东南方的清明、开阳两道城门被焚毁，双方死亡过万。
　　　　得知张方入城，长沙王即忙回师救援。此时已是十月，十月壬寅（丙申日后六天），惠帝离开缑氏回宫，石超紧逼在后追赶，撵着撵着，石超还抽空放把火将缑氏行台烧个精光，这一次惠帝走得狼狈，有许多御用物品没来得及带走，都付之一炬了。
　　　　回到洛阳，长沙王带惠帝亲临前线，冲在最前头的关中士兵远远望见皇帝乘舆，都不敢攻击，纷纷后撤，长沙王趁机发动冲锋，关中军当即崩溃解体，张方无法阻止这退潮一般的溃败，只好丢下五千多具尸体，撤到洛阳城外。主帅索靖也在此役中阵亡，时年六十五岁。索靖以书法留名后世，他早年与卫瓘同在尚书台，都以善草书知名，世人称之“一台二妙”，结果“二妙”殊途同归，都殒命在这“八王之乱”中。
　　　　西线的危机解除，但长沙王还没来得及松口气，东线的石超、牵秀又杀到家门口了。石超到了洛阳东效就与陆机会师去了，牵秀则憋着一口气，追到洛阳城东中门东阳门外，赶上范阳王也在那里趁火打劫，于是两军合并攻打东阳门。
　　　　十月丁未（壬寅日后五天），长沙王与牵秀、范阳王大战东阳门，牵秀、范阳王再度吃了败仗，退出城外。
　　　　二十万大军竟然频遭败绩，成都王有点坐不住了，他派出将军马咸作为援军去帮助陆机，马咸就是名将马隆的儿子，可惜他在史籍中唯一的露面竟然是在打内战。第二天，十月戊申，陆机集中力量攻打洛阳东北部的建春门。
　　　　此役可以算是决战，双方都孤注一掷，建春门内是宽阔平整的御道，这给骑兵冲锋提供了有利地形（可参考第七章中的洛阳地图）。长沙王的司马王瑚带领数千骑兵做敢死队，王瑚在每一匹马身上都系上长戟，数马并行冲突成都王军。成都王军队的先锋就是马咸，马咸没料到巷战竟然还有这种打法，首当其冲，阵形一下子被冲散，于是兵败如山倒，马咸本人被王瑚擒获，斩首。
　　　　前军大败解体，溃兵如洪流一般冲击着后面的军队。当时陆机领着主力大军驻扎在新建的河桥之畔，溃兵山崩地裂一般迅猛袭来，陆机麾下二十万转眼之间化整为零。长沙王军在后面呐喊追击，成都王的士兵在前面慌不择路的逃，一口气逃出数十里，溃兵被七里涧挡住了去路，情急慌乱之下，溃兵跳入七里涧的滚滚激流，心存侥幸希望自己能够游到对岸逃出生天。结果很多人淹死在水中，据说当日死者相积，涧水为之不流。
　　　　此役成都王大伤元气，损失大将十六人，兵卒数万。速战速决的设想破灭了，成都王被迫在朝歌修整军队，等待机会。
　　　　七、十年羁宦
　　　　河桥一役大败，作为主帅，陆机的死期就到了。
　　　　这原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之前人人都认为胜利唾手可得，甚至可能有征无战轻取洛阳。结果他们都错了，二十万大军有一半沉到水底喂了鱼虾，有十六名将军被长沙王砍下首级，悬挂在天下人皆知的铜驼街上耀武扬威。
　　　　如此惨败肯定得有人负责，不杀主帅，何以谢天下？
　　　　陆机对自己的命运无疑也有预感。据说前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怪梦，梦见座车周围萦绕着黑色的帷幔，层层叠叠密不透风，就像灵车一样非常不祥。梦中的陆机在帷幔间穿行，试图走出包围，可是那不祥的黑色似乎没有尽头。
　　　　陆机被噩梦惊醒，天明时分，牵秀带兵包围了他的营帐。陆机是聪明人，当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解下战甲头盔，换上宽松的布袍，头上戴起丝帛制成的白色便帽，这身打扮是晋朝人出席丧礼时的常见装束，陆机知道必死，算是预先替自己吊唁。
　　　　陆机出营与牵秀相见，神色平静自若，他对牵秀说：“吴国倾覆之后，我兄弟蒙受国家隆恩，效力于朝廷。成都王委以此项重任时，我曾多次推辞未果，最终导致今天之难。也许这就是天意吧。”
　　　　陆机请牵秀稍等片刻，他有一些遗言要留给成都王。左右拿来纸笔，这是此生最后一篇文章了，陆机心底的悲凄难以抑制，史书上说这封信“词甚凄恻”。
　　　　写完信，陆机掷笔叹息，追思千里之外的家乡，然后从容就戮，时年四十三岁。他的遗言“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流传了下来，成为后人提醒自己仕途凶险、知足不辱的警句。
　　　　陆机看似因为战败而死，实际上死亡的陷阱早在身边埋下，这次战败仅仅是将陷阱的盖子掀开，使他落并而已。陆机走上绝路有一个漫长的积寒成冰的过程，最早的杀机也许在他十五年前来洛阳，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潜伏了下来。
　　　　陆机是陆逊的孙儿、陆抗的第四个儿子。孙吴亡国时陆抗已经病死，陆机与四个兄弟分领父亲的营兵驻守荆州，在亡国之役中，陆机的两个哥哥陆晏与陆景死于战场，因此晋国司马家与陆机不仅有国恨，还有家仇。那年陆机刚刚二十岁，此后十年他一直与弟弟陆云隐居于吴郡故乡，著书立言，声名鹊起于江南。
　　　　倘若陆机一直这么隐居下去，人生将毫无污点，他大可像后世的陶潜一样悠然自在，闲来读书赏花，月下弄琴清啸，华亭观鹤听鹤唳九天，留于后世的也将全是美誉，而不会有那么多非议。
　　　　但是陆机蛰伏了十年之后还是重新出仕，求宦于昔日的仇敌司马氏，他人生的悲剧也从这里开始奏响。这一选择令人惋惜，近人朱东润教授就说：“二陆入洛之动机，在我们看来，不尽可解。故国既亡，山河犹在，华亭鹤唳，正不易得。在他们二人，尽可以从此终老，更何必兴‘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之叹？”
　　　　以隐士终老只是后人预知陆机结局之后作出的假设，而在当时让陆机坚持做隐士，是不愿，也是不能。
　　　　说不愿，是因为陆机并非甘于寂寂而没之人，所谓“贤之立身，以功名为本；士之居世，以富贵为先”，古时文人读书与武夫打仗，都以功名利禄为目的，手段不同殊路同归而已，陆机少年成名，被誉为王佐之才，当时又年近而立正是建功立业的好年华，怎会甘心埋没于偏远海隅？
　　　　说不能，则有两方面压力。一方面压力来自洛阳，平定孙吴之后，吴人的反抗此起彼伏，昔日的孙吴臣子也大多隐居不出，不与新朝合作。武帝认为这是一个隐患，于是听从了淮南相刘颂的建议，着意招揽吴人，“随才授任，文武并叙”。太康九年（公元289年），武帝再次诏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表现出一种求才若渴的姿态。陆机、陆云作为江南士人翘楚，自然在征召之列。
　　　　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家族。吴郡陆氏是江东四大家之一，声势显赫人物鼎盛，其中有陆逊、陆抗二人更是孙吴政权的柱石，江南曾流传谚语说“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孙皓末年，有一天孙皓心血来潮，问丞相陆凯：“卿一宗在朝有几人？”陆凯回答说：“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孙皓因此赞叹说：“盛哉！”
　　　　如此盛况已是明日黄花，没过几年，吴郡陆氏就随着孙吴的垮台跌到了谷底，但是陆氏子孙并没有忘记这曾经的辉煌，先人的显赫功业成为他们追思寄怀与激励自己的最好素材，其中陆机、陆云二人用力最深。《晋书·陆机传》中全文记载了《辩亡论》上篇，陆机写作此文的目的就是“论（孙）权所以得，（孙）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业”。此外陆机还写了一系列赞颂父祖功绩的文章，流传下来的有《思亲赋》、《述先赋》、《祖德赋》等，这方面陆云也不遑多让，他也流下了《吴故丞相陆公诔》、《祖考颂》等文章于世。
　　　　因此可以想象，陆机、陆云兄弟一直被族人、世人赋予重振家声，甚至重振江南士气的厚望，而两人也自觉的承担起这沉重的期望。二陆一生汲汲进取，甚至有时候显得冒进愚蠢不择手段，其根源就在于他们肩负的担子实在太过沉重，而命运对待他俩也确实不太友好。
　　　　二陆入洛是在太康十年（公元290年），同行的还有同郡的顾荣，他们三人被为“江南三俊”。当时陆机的心情是复杂不安的，在他流传下的两首《赴洛道中作》五言诗中，只见离家的无奈与不舍、路途的艰难与对莫测未来的忧虑，丝毫不见出仕一展宏图的喜悦与试图登阁拜相的雄心。
　　　　“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山泽纷纡余，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赴洛道中作》其一）
　　　　读一下这首诗，凄凄惨惨戚戚，哪像是出去做官，分明就是去流放。
　　　　陆机如此郁结其实也不难理解。
　　　　从春秋时期起，以江淮为线，中华大地可以剖成南北两大块，北方为中原诸国，自喻为华夏礼仪之邦；南方为荆楚吴越，被鄙视为南方蛮夷。中原诸国发源于黄河流域，荆楚吴越则发源于长江流域，两大文明相互融合又相互排斥，语言、风俗生活习惯都有较大差异。两地百姓之间的隔阂较深，中原人总是瞧不起楚人，翻看先秦诸子的书籍，里面的楚人总是扮演着愚蠢可笑的角色，吴人越人则是断发纹身的赤脚蛮夷。这种偏见一直存在着，即使秦末楚霸王项羽得了天下，还要被关中的一个儒生讥讽说：“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
　　　　北人既然如此傲慢无礼，南人自然也视北人为鬼域，视北进为畏途。
　　　　到了东汉末年，南人北人之间的裂缝又掺入了政治因绪，他们被人为地划入敌对的两个阵营，此后一百年，北人生活在曹魏政权的统治下，南人生活在孙吴政权的统治之下，他们被征发入伍，到战场相互厮杀，成为功成名就的枭雄们脚下的累累白骨。
　　　　南北之间民间的怨恨越积越深了，再加上政府之间有意引导的攻讦诋毁，南北之间相互妖魔化，同族之间视彼此为仇敌，南人蔑称北人为“伧鬼”，北人蔑称南人为“貉子”，即使不带贬义的称谓也带上政治色彩，南人被称为“吴人”。
　　　　这一场争斗最终以北人攻克江南，孙吴政权覆灭而收场。获胜的北方人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嘴脸，早在获胜之初，晋朝的安东将军王浑在建邺孙皓的皇宫里设宴，席间王浑就忍不住要往吴人伤口上撒盐，他对与席的吴人说：“诸位亡了国，此刻心中是不是很悲痛啊？”
　　　　吴人虽然国破，傲气犹存，当即就有吴人周处回敬王浑：“汉末分崩，三国鼎立，曹魏灭亡在先、孙吴灭亡于后，有亡国之痛的，难道仅仅是我们吴人吗？”王浑自讨没趣。
　　　　但是吴人也只能在口舌上挽回一点自尊了，在北人主导政权的国家里，他们无法摆脱亡国奴的标签，所以许多江南士人选择远离政治，隐居在风景秀丽的家乡做富家翁，要出仕，就必须渡江去昔日的敌国腹心洛阳，去看“伧人”的脸色。
　　　　如此委曲求全，陆机心中怎能不悲怆？
　　　　二陆到了洛阳，首先拜访当时已经功成名就的张华。这个举动是有用意的，因为张华是众所周知的忠厚长者，古道热肠，史书上形容他“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侯门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
　　　　晋初受过张华恩惠的名人不少，比如左思还是无名小卒的时候，写完《三都赋》没人欣赏，就是张华给他出主意然后声名鹊起；许多远道而来的江南名士如薛兼、褚陶等人，都受到张华的款待和提携。
　　　　张华也没有让二陆失望，老人家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这句话是莫大的鼓励，把初来乍到的兄弟俩感动坏了，后来张华惨死，二陆都写诔文悼念，还做了一篇《咏德赋》歌颂张华的德行。
　　　　当时张华列了一份他认为值得拜访的名单，让二陆按图索骥。陆机陆云很快就领略到了北人的傲慢与故意而为之的侮辱，全洛阳的好人大概只有张华一个。
　　　　比如陆机去拜访名士王济，当时名士之间拜访的标准模式就是玄谈，天花乱坠逞机锋争口舌之爽。此前陆云有一次成功的经历，他与颍川荀氏的荀隐在张华府上初遇，张华提议说：“今日相遇，可勿为常谈。”陆云举手行个礼，自我介绍说：“云间陆士龙。”荀隐回答：“日下荀鸣鹤。”（陆云字士龙，荀隐字鸣鹤）陆云一听对方自称鸟类，于是戏谑：“既开青云睹白雉，何不张尔弓，挟尔矢？”荀隐当然也不甘示弱，回敬说：“本谓是云龙骙骙，乃是山鹿野麋。兽微弩强，是以发迟。”言下之意你自称云龙，凡兽而已。
　　　　陆机显然没有陆云那么幸运，王济是王浑之子，孙吴就是在他家族打击下覆灭的。王济可没有打算用名士的标准去招待陆机，在他眼里陆机不过是一个亡国降虏而已，他端出几斛羊酪，羊酪原本是胡人的食物，魏晋时期已在北方普及，但还没有传到江南去。
　　　　王济问陆机：“你们江南有这种好东西么？”陆机好不失望，不过他好涵养，趁机赞美一下家乡，说：“我家乡的千里湖里生产一种莼菜，用来做羹味道鲜美，不必加盐豉等调味品，就已经是人间美味。”两人讨论了一番南北菜肴，陆机失望而返。
　　　　不久，陆机与陆云去拜访名士刘宝，又碰了壁，刘宝把陆氏兄弟冷落在一旁，好久才憋出一句话：“听说东吴有一种长柄葫芦，你们带种来了么？”令陆氏兄弟大失所望，后悔自讨没趣。
　　　　当时社会壁垒森严，以门阀评人高下。王济是太原王氏的后起之秀、还是皇帝的女婿，而且一向以狂傲著称，他的怠慢或许尚在预料之内；而刘宝出身低贱，做过渔夫樵夫，还曾经沦落为奴隶，他的无礼可能就会让陆氏兄弟大感挫折，并且心生恨意了。
　　　　但是还有更加伤人的，一天陆氏兄弟出席某个宴会，范阳人卢志公然问陆机：“陆逊、陆抗是君何物？”古代称呼对方父祖名讳是相当无礼的，何况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用的还是“何物”这个词？陆机当场就怒了，他对卢志说：“如君于卢毓、卢廷。”拂袖而去。
　　　　陆云比较善良，他对陆机说：“卢志世居幽州范阳，离江南很远，也许他是真的不知道，何必要翻脸？”
　　　　陆机回答：“我父祖名播四海，宁有不知？鬼子敢尔！”（鬼者，伧鬼也）
　　　　事实也是如此，卢志很明显在消遣陆氏兄弟，满座北人都等着看笑话。
　　　　以上种种冒犯并非个例，而是针对全部吴人。比如据《晋书·华潭传》（《世说新语》中说是蔡洪）中说吴人华潭在洛阳表现出众，引起某些人的嫉妒，于是有博士王济（此王济非彼王济）公然嘲讽华潭：“朝廷正在招贤纳士，征召那些隐居于山林草莽间的贤才俊杰。你不过是个来自吴、楚之地的亡国之人，竟然也敢应征。你倒说说看，你有什么才能啊？”
　　　　华潭也是尖牙利齿之辈，他反击说：“有个道理你不懂，好东西都产自边陲，中原从不出产好货色，所以明珠文贝出产于长江边上，夜光璞玉出产于荆山之下，以古人为例，则有周文王出生于东夷，大禹出生于西羌。至于你们洛阳人，你难道没有听说过这个历史典故？周武王消灭殷商之后，把那些顽劣不可教化的殷商遗民都迁居到了洛阳，你们这些人应该就是他们的后裔吧？”
　　　　但还是那句话，吴人的自尊只能在口舌上得到点挽回，大势如此只能认命。时间久了，吴人也以此自我解嘲。有人问吴人袁甫：“为什么寿阳以西总是干旱，而寿阳以东总是闹水灾呢？”
　　　　袁甫说：“很简单。寿阳以东都是吴人，吴国原是鼎足强邦，一朝覆灭，吴人愤叹不已，积忧成阴，这阴气太重就聚积成雨，雨下久了就闹水灾；寿阳以西都是中原人，新近平定强盛的吴国，擢取了江南的宝物，心得意满，《公羊传》里说‘鲁僖甚悦，故致旱京师’，因为同样的原因，寿阳以西总是干旱。”
　　　　袁甫此言当然是戏谑的玩笑话，但其心中的愤懑与无可奈何则一目了然。
　　　　在这样充满敌意的环境里，陆机陆云如履薄冰地过着不得志的羁宦生涯。
　　　　他俩不可谓不用心，比如有人说陆机的口音楚味太重，甚至写文章韵脚都带有楚音，陆机就用心的去学习洛阳官话；比如洛阳名士好清谈，不通玄学的陆云就偷偷地钻研《老子》，不过陆云又以迎合北人口味为耻，于是编出了一个夜遇王弼鬼魂、得其真传的鬼话来掩饰形迹。二陆还加入了贾谧的“二十四友”，成为石崇金谷园吟诗唱合的常客。
　　　　虽然煞费苦心，二陆的仕族却依然十分坎坷，他们先后投靠了吴王司马晏、贾谧、赵王司马伦，这几人要么平庸昏聩，要么贪鄙短视，全都不是良主，而二陆与之周旋为其爪牙，一个倒了马上又投靠下一个，显得饥不择食急不可耐，“好游权门”“以进趣获讥”，惹来世人与后人无穷非议。
　　　　而二陆如此急切投机，如此自贱钻营，得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羞辱与打击。一转眼，十余年光阴蹉跎而过，二陆不仅一事无成，陆机反而因为投靠赵王而引来了杀生之祸，幸亏有吴王与成都王的搭救，才大难不死。
　　　　陆机刚刚逃脱牢狱之灾的时候，朋友顾荣与戴渊就劝他返回江南。梁园虽好，终非故乡。
　　　　但是陆机留了下来，史书上说是因为“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故不从”。
　　　　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
　　　　固然，二陆才高八斗，一向以国士自许，如此铩羽而归情何以堪？
　　　　可是试言之，即使二陆当时想激流勇退超然世外，他们能否如愿摆脱这个乱世的旋涡呢？只怕也不能够。以顾荣为例，此人劝陆机早还乡，自己却一直留在洛阳与当权者虚与委蛇。顾荣在洛阳忧谗畏讥，说自己“恒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耳”。如此辛苦却不敢引退，好友张翰十分理解他的处境，说：“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
　　　　顾荣尚且如此，何况名气远在顾荣之上的陆机陆云呢？名满天下者，终究会被盛名所累，就算陆机陆云回到江南，还是会被当权者一纸征令召到洛阳来的，到时候应征，则重入虎口；不应征，吴郡陆氏全族数百口都可能会受到连累。
　　　　所以当时二陆的处境实际是进退维谷，论人生的失意时刻，二陆当时的挫折感只怕更甚至于二十年前故国灭亡的时候。
　　　　八、华亭鹤唳讵可闻
　　　　山穷水尽之时，突然柳暗花明，正如日中天的成都王对二陆着力笼络，试图引为心腹。
　　　　成都王的垂青简直就是雪中送炭，二陆当然积极回应。《晋书》上说：“时成都王颖推功不居，劳谦下士。机既感全济之恩，又见朝廷屡有变难，谓颖必能康隆晋室，遂委身焉。”
　　　　“委身”是一个十分暧昧的词，当世人形容某个女子将自己托付于某个男子的时候，也会用这个词，委身。这个词十分准确生动地表明了陆机与成都王之间的依附关系，也道尽了所谓的“养士求贤”，与古代女子寻求男子庇护宠爱本质上无不同。古代女子无法自立，士人也一样，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们的才华、他们的理想，都必须寄生于权势，才能够生根发芽，有实现的可能。
　　　　这是一种严重不对等的关系。“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种关系只约束了“士”与“女”一方，“知己者”与“悦己者”有着无尽的权力，却毫无义务可言。“士”与“女”的前途并非取决于自身的才华与美貌，而全在“知己者”与“悦己者”的爱憎一念之间。
　　　　平心而论，成都王对待二陆确实与其他权贵明显不同，此前赵王诸人视二陆为弄翰文人，倡优蓄之，而成都王是以“国士”对待二陆。
　　　　成都王首先给二陆升官，他将待罪之身的陆机擢升为平原内史，又擢升陆云为清河内史。晋朝的内史是替诸侯王管理王国内政的实权官职，俸禄二千石，三品官秩。这种官职在陆机的父辈祖辈眼里，当然是不值一哂，可是今非昔比了，三品官秩虽然差强人意，已经足够让二陆铭记在心。何况，这仅仅是成都王知遇之恩的开始。
　　　　不久，成都王任命二陆为参军，向他们咨询大政方针，言听计从。
　　　　再后来，成都王直接授以二陆戎马之职，在历次军事行动中委以重任：当初讨齐王，以陆云为前锋都督；讨张昌，以陆云使持节、大都督；这次讨长沙王，以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
　　　　士为知己者死，成都王如此知己，二陆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场宾主关系竟会以如此惨烈的方式收场。
　　　　成都王离开洛阳之后，二陆随成都王一同去了邺城。邺城是北方名都，其规模与繁华可与洛阳相媲美，但是邺城依然是北方人的天下，充斥洛阳的那种排斥吴人的地域偏见，这里也有。
　　　　不过在邺城再也没人敢那么明目张胆的嘲笑陆机陆云，因为二陆不再是无足轻重的小卒，他们是成都王的新宠、邺城的新贵，一言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