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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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意既定，成都王就果断行事。谒陵归来，惠帝在宫中东堂大殿召见成都王，成都王对皇帝哥哥推辞功劳，谢绝一功封赏与官职，说拨乱反正“此大司马冏之勋，臣无豫焉”。然后极力赞誉齐王的功德。
　　　　当时洛阳城内虽然有成都王府邸，但出于安全上的考虑，成都王平时都居住在军营里。他的军队驻扎在太学院，成都王不愿再在洛阳逗留，觐见完毕径直出宫，到太庙向列祖列宗道声别，不回军营，从东阳门出洛阳城，直接上道奔赴邺城。
　　　　途中，成都王给齐王留了封信，表明去意。
　　　　成都王的信柬被送到大司马府，齐王大吃一惊，当时他其实也在天人交战，彷徨于战争与和平之间。在阴谋诡计中浸淫已久的人乍见真诚，都会惊愕得难以置信。齐王冷静下来，立即跨马出城去送别成都王。
　　　　齐王追上成都王是在洛城东北的七里涧，齐王极力挽留，成都王则绝口不提时事，只陈说忧心母亲的健康，要回邺城供养高堂。两人依依不舍，最后洒泪而别。
　　　　这一幕是“八王之乱”中唯一令人感到温馨的场景，即令作者这样内心阴暗的阴谋论者，也绝不怀疑此时成都王的谦让有假，不怀疑齐王的歉疚有诈。据说当时正好有百姓在场，这个场景使世人依稀产生了幻想，也许，这次天下真的要太平了。
　　　　可是很快这个幻想就破灭了，人们将看到成都王的军队再次杀出邺城，攻向洛阳，齐王则身首异处，曝尸于城门之外。那个时候回首此时之情景，让人只能空叹世事之无常人心之难测。
　　　　成都王虽走，但齐王感激于心。他派遣驸马王粹追到邺城，再次宣诏任命成都王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录尚书事，加九锡，入朝不趋，剑履上朝”，给成都王加九锡。
　　　　成都王接受了官职任命，推辞加九锡，态度很坚决。但齐王态度更坚决，他再次派出使者，一定要成都王接受九锡，同时再次邀请成都王到洛阳，共同辅政。这次邀请就带有表演性质了，齐王应该知道，成都王既然回到邺城，就不可能二次赴洛。
　　　　果然，成都王还是不受九锡，并且再次推辞要留在邺城供养母亲，谢绝了皇帝的恩宠，也谢绝了齐王的好意。成都王的说辞一半是借口，一半也是实情，程太妃爱恋邺城不愿意随儿子去洛阳，而成都王是个大孝子。齐王见成都王始终坚持，于是作罢。
　　　　成都王舍弃了权势，却获得了清誉。史书上说“由是士民之誉皆归颖”，成都王趁热打铁，给自己麾下邀功请赏，追随他的卢志、和演、董洪、王彦、赵骧、石超等人都被封为公爵或侯爵；成都王又表请朝廷开官仓，赈济因战火侵扰而陷入困顿的阳翟百姓；成都王还以成都国国王的名义，收敛在黄桥一役中阵亡的将士，刊石立碑，嘉奖死者功绩，同时成都王的仁心也推及敌人，赵王那方的阵亡将士也被他一并掩埋。
　　　　相比于齐王苦心积虑地谋夺执政地位，结果却是自己往火坑里跳。成都王的一系列举措不仅巩固了麾下的拥护，还收买了全天下的人心，显得明智、有效而又实惠。
　　　　成都王一走，河间王孤掌难鸣，只好怀着对齐王的不满退回关中；常山王势单力薄，也只好表示臣服。危机解除了，洛阳完全落入了齐王的手中，齐王抖擞精神，开始应付朝政。
　　　　齐王首先做的也是笼络宗室。惠帝的前十年齐王一直在洛阳，他冷眼旁观了“八王之乱”的前半截，明白所有是非曲直。当年楚王和淮南王的冤死至今令世人惋惜，为了顺应民心，也是为了取得常山王与成都王的好感，齐王给楚王与淮南王平反：
　　　　楚王司马玮被追赠为骠骑将军，楚王的儿子司马范被封为襄阳王，官任散骑常侍。司马范很有气节，十年之后的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司马范与王衍等人一起被石勒俘虏，王衍对石勒奴颜婢膝，甚至向石勒劝进称帝，其余人等也纷纷向石勒乞求饶命，唯有司马范神情俨然，呵斥同僚：“今日之事，何复纷纭！”最后从容赴死。
　　　　淮南王司马允被追赠为司徒，按王的礼节改葬，淮南王的三个儿子与父亲一起死于洛阳街头，于是齐王将自己的儿子司马超过继给淮南王，延续淮南王香火。司马超后来也在永嘉五年与司马范一同被俘，一同遇害。
　　　　既然楚王都平反了，那么对于常山王的处罚就变得没有道理，齐王于是恢复了常山王的封地，司马乂重新成为长沙郡王，升迁至骠骑将军，开府；由于同样的理由，在外流放了十多年的前东安王司马繇也恢复了王位，从带方（今朝鲜境内）那个苦寒之地回到洛阳，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
　　　　东安王司马繇回来了，他的仇家、也是他的亲兄弟东武公司马澹就倒霉了，司马澹此前依附贾氏、然后又依附赵王，现在终于被清算。不过清算的方式比较特别，由司马澹的母亲诸葛太妃出面告他不孝，然后以不孝的罪名将其与妻子一起流放辽东。
　　　　齐王接着重新分配政权。赵王迅速崛起又迅速覆灭，崛起之时就像洪水，清空朝堂填以杂物；覆灭之时又像退潮，卷走杂物留下一片空空荡荡，除了皇帝是现成的，文武官员都得重新选任。
　　　　齐王请出了被赵王废黜，又在勤王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琅琊王氏，由王戎出任尚书令、王衍出任中书令，王衍的族叔王彦被封为公爵，族弟王敦出任青州刺史。琅琊王氏的政治投机得到了丰厚回报，不仅收回失地尚书台，还首次占领了中书省。随着河东裴氏、太原王氏等豪门大族在历次政治斗争中失势，琅琊王氏俨然成为西晋第一高门。
　　　　前面几任执政者杨骏、汝南王、赵王，都通过大肆封赏，来换取朝臣的拥护，齐王不需要做这么低级的事情。齐王不像杨骏汝南王等人完全靠机缘巧合或者使诈取得执政地位，他刚立下不世功勋，威信犹存，这是原因之一；齐王让惠帝朝前期的一系列名臣出任要职，如乐广、刘暾、高光等人，他们已经无法再装清高，为了撇清与赵王的关系，表示自己是忠臣，他们只有积极的配合齐王，这是原因之二；齐王有一批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下属，朝廷真正的权力中枢实际是齐王的大司马府，实权都操控在齐王以及他的军政府手中，朝堂只是一个摆设，所以无需取媚于朝臣，这是原因之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四、国事艰难
　　　　执政之初，齐王还是很被人期待的。比如那个精神状况不太稳定的平原王司马干就对齐王寄以厚望。齐王刚入洛阳时，宗室、朝臣纷纷准备牛酒犒劳齐王，司马干也在其中。不过老王爷行事异于常人，他没备牛酒，怀里揣着一串铜钱，对齐王说：“赵王谋逆反叛，你能兴此义举，你是有功劳的，这一百枚铜钱是给你的褒赏。但是呢，大势难居，你可要谨慎行事。”
　　　　过了几天，老王爷再次拄着拐杖找到齐王，对他说：“你可别学那个白女儿！”——“白女儿”应该是“柏女儿”的误写，司马干与景帝司马师、文帝司马昭是一母同胞的兄弟，他们的母亲就是司马懿的原配张氏，张氏年老色衰后失宠，司马懿说她“老物可憎”“老物不足惜”，气得张氏寻死觅活。那时受宠的是柏夫人，赵王司马伦就是柏夫人的儿子。司马干母子忌恨赵王母子，因此称赵王为“柏女之儿”以示疏离与轻蔑——司马干专程跑来，目的就是告诫齐王低调收敛，别学赵王玩火自焚。可是后来齐王还是令人失望的身败名裂，死了，司马干哭得最伤心，他说：“宗室日衰，唯此儿最可，而复害之，从今殆矣！”
　　　　对于齐王最后的失败，《晋书》老调重弹，归结为个人道德不好，说他“骄恣无礼”，说他“临祸忘忧，逞心纵欲”，仿佛齐王只要提高道德修养，温良恭俭让，一切疑难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这当然是痴人臆语，晋朝的政治早就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元康年间硝烟未起，贾、张、裴等人上下同心，也不过是勉力维持，减缓颓势而已，更何况如今天下鼙鼓频传、人心离散？司马懿再生只怕也是有心无力，齐王注定很难有所作为。
　　　　当家不易，柴米油盐事事关心，杂碎烦琐却又性命攸关，当国更是如此。齐王遇到的困难都不是凭着一腔热血，或者略使小诈就能够解决的，比如当下急需解决的一个难题，洛阳没有粮食了。
　　　　洛阳本地的产粮能力十分有限，这里是京畿重地，寸土寸金，早已被王公贵戚瓜分干净。洛阳有京师庾仓，但这是国家仓廪，其积储来自全国各地。
　　　　晋代向洛阳输送粮食的产粮重地主要是淮南、淮北两地的军屯，还有豫州许昌的屯田。除此之外，关中、蜀中原本也是产粮重地，但两地是多战之地，之前有魏、蜀两国重兵对峙，之后又是叛乱迭起，粮食都在当地消耗；到元康年间情况更糟糕，兵祸与天灾使关中变成人间地狱，蜀中发生了叛乱，不仅难以自给自足，还要求朝廷从别处调拨。
　　　　所以洛阳只能从豫、扬两州取得粮饷。但是赵王篡位之后，洛阳被包围成孤城，豫州、扬州纷纷起兵，运粮的漕运被切断，双方交战两个月期间，整个洛阳都在消耗庾仓的存粮。
　　　　赵王覆灭，三王带来几十万军队，洛阳的人口一下子翻了一倍，而且这新增的几十万人都是吃粮饷的青壮士兵。三王在朝中角逐，军队久屯不散，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洛阳的粮食被吃光了。
　　　　齐王是王子出生，想必此前从来没有为吃饭的事情操心过，现在一下子必须解决几十万人的吃饭问题。怎么办呢？齐王找到当时的度支尚书想办法。度支尚书相当于现代的财政部长，掌管全国物资的收支，他辖下专管仓库的尚书仓部有一个叫陈敏的仓部令史，提议说：“南方米谷皆积数十年，时将欲腐败，而不漕运以济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
　　　　这是一个好主意，朝廷马上任命陈敏为合肥度支，去恢复漕运，不久之后陈敏又改任广陵度支，将江南粮仓里积储了几十年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洛阳。
　　　　陈敏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但他并没有以功臣的身份留名青史。古代漕运有专门护运的军队，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这部分军队被称为漕运兵。江南水道纵横交错，为了快速打通最便捷的水道，朝廷让陈敏统领大量漕运兵，六年之后，陈敏凭借手中的兵权发动叛乱，试图割据江南。
　　　　当然，他没有成功，否则就不会有东晋，晋元帝司马睿也就没戏了。
　　　　对于粮食危机，成都王也是有责任的。由他带入洛阳的军队有二十万之多，但他功成身退一走了之的时候，并没有把军队带走。当日成都王行色之匆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让人感觉他好像不是在做一件可博得全天下赞誉的壮举，而好像是在仓皇地逃跑。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成都王确实是在逃跑。
　　　　成都王的二十万军队有一大半是从各地投募来的，这部分人有的是各地州郡士兵，有的是地方豪强的部队（注：即是地方大户的私兵），这些杂牌军严格来讲只能算是乌合之众（晋朝的地方军基本都是乌合之众），他们响应成都王的表面理由当然都是忠君爱国，内心的真实动机却很可疑，有很多人在忠君爱国之余，兼顾着政治投机，还有人纯粹就是墙倒众人推，混在人堆里群殴赵王，趁机替自己争取一下功名利禄。
　　　　由此可知，追随成都王进京的那些人不仅带着他们的武器，还带着他们的胃，赵王既倒，成都王就应该论功行赏，满足这些追随者的期望。这是一个庞大的善后工程，要满足如此数目众多的欲望，成都王就必须进行规模空前地大封赏。而这个行为将比当年杨骏、汝南王更加愚蠢。因为当年杨骏等人笼络的是洛阳的京官与禁军，这是一种恩赐，受赏的那部分人是权力中枢的一部分，可以对执政者有所裨益；如今则不然，恩赐变成了一种负债，受赏之人拿得心安理得，不会因此而心怀感激。
　　　　而且伸手讨赏的都是地方势力，这些人大多是治世的豪杰、乱世的枭雄，平时对执政者并无帮助，反而是执政者要打压、防备的对象，封赏他们是饮鸩止渴，暴露朝廷中枢的虚弱，还会滋长更多人期望国家多难，好浑水摸鱼的非分之想。更何况，这次要赏的人实在太多了，官爵都是天下之公器，每滥赏一次就会贬值一次，惠帝朝已经贬值过三次了，这次如果再贬值，那晋朝真的要遍地公侯了。
　　　　所以，赏，政治不正确；不赏，形势容不得。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
　　　　形成这个两难境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成都王等人的地位已经改变。在进洛阳之前，他们是地方势力簇拥而起的造反派，实质上他们是矫诏起兵的叛臣（赵王篡位掩盖了这一点）；进洛阳之后，他们就成为当权派，屁股决定脑袋，当然容不得底下叛臣太嚣张，更不想助长地方势力的气焰。
　　　　成都王的最后做法是一走了之，他只为自己心腹如卢志赵骧石超等人讨赏，还为一些有利用价值的地方官员，如王彦李毅等人讨赏，别的杂牌军他就撂挑子甩手不管了。
　　　　如前文所述，齐王为了抢执政地位，招募来的军队比成都王更多，所以他面临的困难比成都王更加严重。成都王一走，作为执政者，傻乎乎的齐王必须将成都王撂下的担子给承担起来。什么叫作茧自缚？这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那些地方军队因此就滞留洛阳，吃光粮食事小，影响人心事大。齐王最后的决定是不赏，不过齐王做得又不彻底，与成都王的做法相似，齐王只给自己的亲信加官进爵。齐王给前豫州刺史何勖加官车骑将军，然后让何勖领中领军执掌禁军，齐王又封心腹葛为、路秀、卫毅、刘真、韩泰为公爵，号曰“五公”。
　　　　于是怨声载道，世人纷纷指责齐王“选举不均，惟宠亲昵”，却把所有赞誉给了成都王，所谓民心就是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齐王正逐渐失去地方上的支持，成都王的号召力则与他的声誉一样与日俱增。
　　　　齐王的“不赏”不仅限于非嫡系地方军，对于洛阳中枢的旧臣，齐王也摆出一副有恶必咎、公正严明的姿态。上文提及的东武公司马澹遭清洗仅是一例，文豪陆机也因此差点遭遇杀身之祸。
　　　　陆机在赵王伪朝担任中书郎。中书省是负责起草诏书的地方，惠帝禅让诏书也出自中书省，所以齐王将中书省的官员一网打尽，中书监傅祗，右丞周导、王尊，中书郎陆机、杜育一干人等，统统被收押，交付廷尉治罪。陆机吃亏在于名气太大，齐王怀疑那份诏书就是他起草的，要杀他以谢天下，幸亏有吴王和成都王两位王爷替他求情（吴王是陆机的故主，陆机陆云兄弟就是通过做吴王属官出仕的），另外齐王也查清了禅让诏书出自孙秀与义阳王司马威之手（《晋书》如是说，但很可能是笔查不清的糊涂账，所以推诿给孙秀、司马威，反正两人已死，死无对证，此事也就不了了之），陆机才逃过一劫，改为减死徙边，没几天遇到大赦，免罪。
　　　　百无一用是书生。陆机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所以即使齐王要杀他，陆机所能做的也仅仅是摇摇笔杆子，写了一篇《豪士赋》骂齐王出气。这篇《豪士赋》及其序文流传至今，陆机在里面拐弯抹角地讥讽齐王欺世盗名，说他不过是运气好而已。就像树叶本来就已经根基松动，恰巧吹过一阵风，落下树来，从表面上看树叶是风吹落的，实则“欲陨之叶无所假烈风”，凑巧而已。齐王就是那凑巧的风，“徼一时之功而居伊、周之位”，却又没有自知之明，骄横妄为，不知谦损，终有一天要倒大霉。不如功成身退，远身避祸，方可保全。
　　　　《豪士赋》及其序文在当时流传甚广，但是就齐王而言根本无关痛痒。齐王要防备的是另外一些人的不满，这些人不会写锦绣文章，不懂诗书礼仪，他们甚至可以说是粗鄙的、品性低劣的，但是他们耳聪目明，擅长于钻营投机。在我们这个流氓横行、充斥强盗逻辑的历史中，这些人才是风流人物。
　　　　齐王的“不赏”也得罪了他们中的一部分，齐王马上就品尝到苦果。永宁元年八月，禁军左卫将军王舆与齐王的哥哥东莱王司马蕤密谋发动政变，废黜齐王。
　　　　这已经是王舆第三次在“八王之乱”中出场，回顾一下他历次出场的情景，就可以明白他是一个善于投机的反复之人。
　　　　王舆第一次出场是在淮南王事件里，当时淮南王试图控制皇帝，时任尚书左丞的王舆紧闭宫城掖门阻止淮南王入宫，结果淮南王战死街头，王舆被赵王任命为左卫将军，统领殿内左卫禁军；
　　　　王舆的第二次出场是在成都王兵临城下，赵王末日将至的时候。王舆与广陵公司马漼倒倒戈一击，杀孙秀、擒赵王、迎成都王入城；
　　　　按说王舆是立有大功的，但是齐王嫌忌他曾替赵王为虎作伥，于是不升不降，王舆依然只是左卫将军。王舆对此当然是很不满的，不久齐王又给淮南王平反，王舆在不满之中又增加了不安。正好当时东莱王司马蕤对弟弟也十分不满，两人就一拍即合。
　　　　东莱王的不满来自贪心不足。此前他已经加官大将军，兼后军将军、侍中、特进，食邑也增加至二万户，不过东莱王不满足，他向齐王要求开府，被齐王拒绝。齐王说，武帝的两个儿子吴王和豫章王都还没有开府，你先等等再说。
　　　　东莱王是个好酒的粗人，他简单的大脑肯定经不起王舆的挑拨，也肯定不能策划细致周到的政变，所以政变还没开始就已经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东莱王按计划向惠帝上书检举齐王专权，但王舆还没来得及发动兵变，齐王就已得到风声，将王舆抓捕，夷三族。东莱王一下子慌了手脚，王舆被捕的当晚，他只想着逃跑，穿着便服与几个奴仆在洛阳城里四处躲藏，结果发现根本走投无路，只好回到府邸等候处分。
　　　　东莱王被免为庶人，不久之后被封为上庸县王，然后又贬为微阳侯。这种贬封实际是变相流放，上庸内史陈钟想奉承齐王，就把东莱王给暗杀了。可惜齐王并不领情，惠帝下诏诛杀陈钟，恢复东莱王的封地，以东莱王的礼节下葬。
　　　　东莱王事件进一步损害了齐王的声誉，也挫伤了齐王对亲情的信心。豫州是齐王的根据地，齐王在洛阳执政，北海王司马寔被任命为安南将军，假节，都督豫州诸军事，代替齐王镇许昌。东莱王事件之后，齐王对这个弟弟也不敢信任了，司马寔于是被留在洛阳，担任侍中、上军将军。由时任尚书的范阳王司马虓接替司马寔出任安南将军，持节，都督豫州诸军事，镇许昌。
　　　　范阳王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馗的孙子，当时三十一岁，此前一直以风流名士的面目示人，史书上说他“少好学驰誉，研考经记，清辩能言论”。齐王派范阳王出镇许昌，也许就是看重他是一个不通世情的名士，便于控制。但是齐王低估了这位族叔，范阳王也是一个枭雄，他是“八王之乱”后期的风云人物，出镇许昌就是他参与政治角逐的起点。齐王正在失去豫州，失去根基，成为无源之水。
　　　　执政一年，齐王的威信快速流失，朝野上下对他的非议与日俱增。齐王背上一系列罪名：骄奢、僭礼、专权、任用奸佞……其中有些是欲加之罪，有些则是齐王自找的。齐王在执政期间完全把惠帝视为空气，有近一年的时间没去朝觐，诸大臣议事必须要到齐王府请示意见，并且见面时要向齐王行跪拜礼（这一点不排除有人特意在阿谀奉承，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向齐王下跪）；臣子的奏章也必须先送齐王府，审阅通过之后才能递交惠帝。有一个叫桓豹的殿中御史挑战了齐王的权威，直接向惠帝奏事，齐王竟然派人将他活活打死。此事的影响十分恶劣，史书上说“于是朝廷侧目，海内失望矣”。
　　　　以上种种表明，齐王也没有克服权力对于智力的侵蚀，他得意忘形了。
　　　　五、三谏不从
　　　　永宁二年（公元302年）三月癸卯，年在幼冲的皇太孙司马尚夭折了。
　　　　晋朝医疗水平低下，儿童夭折的情况比较常见，连皇室也不能幸免，当年文帝司马昭有七个儿子，夭折掉三个；武帝有二十多个儿子，夭折近一半。不幸的是司马尚身份特殊，他是愍怀太子劫后仅存的儿子，也是惠帝最后一个嫡系子孙，司马尚一死，谁来继承皇位呢？
　　　　于是纠缠惠帝朝十年之久，引发过多次政变的皇嗣问题再次浮出了水面，倒霉的齐王何其不幸。
　　　　当时武帝还剩五个儿子、若干孙儿，等他们死光了才可能轮到齐王，所以按血缘亲疏，齐王是肯定不可能成为嗣君的，他要做的是从武帝的子孙中选出一个来，立为皇太弟或者皇太子。
　　　　这本是齐王投桃报李的良机，他可以立成都王为皇太弟。成都王当时手握重兵、誉满天下，被立为嗣君那是人心所向，如果齐王顺水推舟促成其美，那么齐王这个中央执政者与成都王这个地方上最强藩镇将结成牢固联盟，无人能够撼动。对于国家而言，对于齐王、成都王个人而言，都应该是件好事。
　　　　但是齐王舍不得这来之不易的权力，惠帝只是一个泥塑的神像，如果成都王被立为皇太弟，那么他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朝政重要参与者，甚至成为执政者。齐王独断专行惯了，让他分权无异于虎口夺食。
　　　　同样的道理，齐王也不可能选择武帝的其他几个儿子，长沙王、吴王、豫章王因此也被排除在外。齐王于是从武帝的孙儿中挑选皇嗣，最后他选中了年仅八岁的清河王司马覃。司马覃是第二任清河王，他的父亲司马遐已经在两年前病死了，所以司马覃对齐王不构成任何威胁。
　　　　齐王拿定主意之后才到邺城咨询成都王的意见，这种事成都王无法毛遂自荐，即使并不情愿，也只有吃哑巴亏，表示赞成。
　　　　于是永宁二年八月癸卯，惠帝下诏册立侄子司马覃为皇太子，天下大酺五日，同时又给齐王升官为太师，东海王升官为司空。
　　　　齐王此举算是把成都王彻底得罪了，在成都王眼里，齐王这是在以怨报德，自己做出如此重大的让步，最终却一无所得。这种心理可能是成都王转变对权力态度的重要原因。
　　　　而齐王得罪的不仅仅是成都王，还有长沙王，甚至得罪的更深。论长幼，长沙王是成都王的兄长，排行更靠前；不过以长沙王的智慧，当然知道自己是不可能成为皇太弟的，他恨齐王另有理由。
　　　　司马覃并不是武帝的长孙，在司马覃之前的还有楚王的儿子司马范。齐王认为司马覃是清河王正妃周氏所生的嫡子，也就是武帝的嫡长孙，所以他舍弃了司马范，但这只是一个借口，真正原因是司马范不好控制。长沙王是楚王胞弟，司马范如果被立为皇太子，他必定亲近长沙王而疏远齐王。
　　　　齐王确实心机深沉，可惜这心机加速了他的死亡。
　　　　当时有许多人已经预料到齐王难有善终。担任齐王主簿的顾荣与东曹掾的张翰就很担心自己会给齐王陪葬，两人于是终日酣饮，不务政事。顾、张都是旅宦洛阳的江南吴人，结果仕途险象环生。张翰因此感到厌倦，他原是豁达之人，被人比做名士阮籍，被称为“江东步兵”（注：阮籍曾担任步兵校尉，世人因此称之为“阮步兵”）。不久秋风萧瑟洛阳渐寒，张翰想起南方温暖的家乡，想起江南的菰菜、莼羹、鲈鱼脍等美味，张翰于是长叹说：“人生贵在惬意自得，何必要为功名爵位这些身外之物羁宦数千里呢！”
　　　　张翰决定抛弃官职返回江南，临行前邀顾荣同行，顾荣苦笑不已，张翰明白他的意思，说：“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像你这样享誉四海的名士，会被盛名所累，难以脱身世外。我本是志在山林的闲云野鹤，没有声望，所以来去自由。我先回江南了，你要谨言慎行，以防卷入灾祸，要给自己留有后路。”言罢，两人挥泪作别。
　　　　顾荣此后整天沉醉，他的内心苦闷不已，写信给朋友说：“我作为齐王主簿，常常担心会有无妄之灾，每每见到刀与绳，就有自杀的冲动，这种惶恐是你们无法想象的。”
　　　　后来齐王看顾荣实在是不称职，但他是江南名士享誉天下，不好责罚，于是将他转调闲职做中书侍郎。这正中顾荣下怀，顾荣做中书侍郎之后就不再滥饮，于是就有人很奇怪，问他：“为何前醉而后醒呀？”顾荣担心消息走漏得罪齐王，只好继续假装酒鬼。
　　　　对比于顾荣的明哲保身，另一名来自江南的齐王僚属则要尽职得多，这个人是就任于大司马贼曹属（一个负责治安的机构）的孙惠，来自吴国富阳。
　　　　孙惠替齐王分析形势，他说，自从惠帝即位，十一年来“人不见德，惟戮是闻”，“历观前代，国家之祸，至亲之乱，未有今日之甚者也”。对此人人都是有责任的，而执政者必须做出表率，长沙王、成都王都是“鲁、卫之密，国之亲亲”（注：这是套用西周初的典故，当年周武王分封诸侯，鲁国国君姬旦、卫国国君姬封都是武王的弟弟），他俩“计功受赏，尚不自先”，齐王却独揽朝政，这种行为就是“弃五岳之安，居累卵之危”，不仅有损声威，而且还会引来灾祸。
　　　　所以，孙惠劝齐王将政权移交给长沙王与成都王，解职归藩，这样才可以避开祸难，并且能够获得清誉。
　　　　孙惠是在白费口舌，史书上说“冏不纳，亦不加罪”，冷处理了。三谏不从为逐客，孙惠于是辞官避祸，逃回家乡江南富阳去了。
　　　　孙惠的不辞而别并没有引起齐王的警觉，据说当时齐王依然大宴小宴不断，莺歌燕舞，心情十分闲适。
　　　　于是有侍中嵇绍屡次劝诫齐王居安思危，无奈齐王总是阳奉阴违。
　　　　齐王经常在宴会间处理朝政，曾经有一次嵇绍找齐王议事，结果正遇齐王与他的宠臣董艾、葛等人摆宴作乐。
　　　　看到这情景，嵇绍当然是十分不满，偏偏董艾不识趣，他对齐王说：“嵇侍中善于丝竹，大王命令他弹一曲，给我们助助兴吧。”嵇氏鼓琴是天下一绝，当年嵇康在刑场顾日影而弹《广陵散》，成为千古绝唱，作为嵇康之子，嵇绍的琴艺也是独步海内。于是左右拿来琴，齐王请嵇绍施技一饱耳福。
　　　　嵇绍原是豁达好相处之人，《晋书》上说他“诞于行己，不饰小节”，偏偏这时他端起架子拒绝齐王的请求。齐王不高兴了，对嵇绍说：“今天把酒言欢，你何必吝此小技，要扫大家兴呢？”
　　　　嵇绍本意是就想教训一下这年轻王爷，他接着齐王话柄说：“殿下匡复社稷，就应当率先遵从朝廷法度，为世人树立楷模。嵇绍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