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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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向赵王邀功请赏，充当了急先锋，原以为此事轻而易举，不料傻子皇帝司马衷竟然也知道皇帝玉玺意义重大，抱在怀里死活不给。司马威连哄带骗始终不能得逞，急了，就冲上去和惠帝肉搏。
　　　　傻子发起蛮力来劲还很大，司马威久夺不下怒火攻心，就顾不得什么金枝玉叶，抓起惠帝的手使劲一掰。这一掰坏事了！玉玺到手了，可是惠帝被掰哭了。司马衷含泪捂着被掰伤的手指，充满仇恨地盯着司马威，傻子轻易不记仇，但一记就是一辈子。赵王倒台后，司马威因为这一无礼行为而遭受杀身之祸。
　　　　皇帝玺绶到手，禅让诏书已受，赵王从此刻起就是晋朝的皇帝了。于是，赵王按天子法驾的规格安排卤簿，入主皇宫，大赦天下，改元为“建始”。
　　　　新皇帝已立，旧皇帝怎么办呢？赵王命令尚书和郁，侍中、散骑常侍琅邪王司马睿，中书侍郎陆机送司马衷出宫。司马衷乘坐云母车，随行卤簿数百人，从华林园西门出宫，入居金墉城。
　　　　金墉城在接待过太后、皇太子、皇后之后，终于迎来了这位身份最为显赫的客人。
　　　　第二天丙寅日，赵王尊奉司马衷，也就是他的侄孙为太上皇，把金墉城改名为永昌宫，赵王派遣心腹张衡守卫永昌宫，当然张衡的实际作用是幽禁监视。赵王又废黜了皇太孙司马臧，封其为濮阳王，一并送到永昌宫陪傻子爷爷享福，八天之后，即永康二年正月癸酉，赵王派人杀死了尚在冲龄的濮阳王。
　　　　整个篡位的过程中，赵王没有遇到任何阻力，晋朝的臣子们很好地保持了“国事与我无关”的传统，唯一的例外据说来自侍中嵇绍。义阳王司马威入宫收皇帝玺绶，问嵇绍：“圣上效法尧、舜之举进行禅让，你是什么立场？”
　　　　嵇绍厉声喝道：“有死而已，终不有二！”司马威大怒，拔剑相向。据说赵王篡位后，嵇绍主动随司马衷去金墉城居住。
　　　　这一段叙述出自清朝人汤球编辑的《三十国春秋》，与《晋书》中不符，《晋书》中说赵王篡位后，嵇绍仍心安理得地做他的侍中。孰真孰伪难以辨别，但即使嵇绍当时没有辞职以示抗议，也无需苛求，许多累世受司马家宠信的朝臣，也都接受了赵王的伪职，如何曾之子何劭，他被任命为太宰。
　　　　赵王立世子司马荂为太子，儿子司马馥为侍中、大司农、领护军、京兆王，司马虔为侍中、大将军领军、广平王，司马诩为侍中、抚军将军、霸城王。军权因此都集中到赵王一家手中。
　　　　赵王论功行赏，以孙秀为第一功臣，担任侍中、中书监、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余下张林、王舆等人都名列卿将，封为诸侯；其余同党也都破格升官，数量“不可胜纪”，乃至于奴隶、小厮都有爵位。
　　　　在宗室方面，哥哥平原王司马干被任命为卫将军，另一个哥哥梁王司马肜则被任命为“阿衡”，另外还“给武贲百人，轩悬之乐十人”，以表示优宠。“阿衡”据说是商代的官名，职权相当于宰相。这个官名来自辅佐成汤的大功臣伊尹，他的名字就叫“阿衡”
　　　　此外，赵王还任命义阳王司马威为中书令，东武公司马澹为领军将军，竟陵王司马楙为卫将军、都督诸军事。哥哥扶风王司马骏的儿子新野公司马歆也在这时候被任命为南中郎将，出镇襄阳。
　　　　以上被笼络的都是宗室疏族，皇帝嫡系则被赵王重点提防着。惠帝的弟弟，豫章王司马炽就在此时被收捕，囚禁了起来。
　　　　处理完宗室，赵王下一步是更大范围的收拢人心，这一步至关重要，做好了就是坐稳龙椅，实现晋宗中兴；搞砸了就是篡臣贼子，身败名裂遗臭万年。不过世人并没有对赵王抱什么期望，哪些人望之不似人君？惠帝司马衷是一个，赵王也算一个。赵王不仅品行不良，长得也很难看，眼睛上还生着很大的肉瘤，导致一只眼睛几乎失明。
　　　　赵王一出手，果然就是臭棋，而且是没有新意的臭棋，他学习当年杨骏滥封滥赏，并且将之登峰造极。
　　　　晋朝的选举制度以“九品中正制”为主，同时，起于汉代的乡郡荐举制做为一种辅助制度也在实行。按照晋朝法令，由地方举荐“贤良”、“直言”、“秀才”、“孝廉”、“良将”文武五方面的人才，朝廷予以考核，考核通过才授予官职。
　　　　但是赵王下令，当年所有被举荐为“贤良、直言、秀才、孝廉、良将”的人选，全都不用考核，直接任命授官。此外，地方郡国与京邑的一切待考察官吏全部转正，十六岁以上的太学生及各地在学二十年以上的学员，全部署以吏职。在赵王宣布大赦的当天，所有在职的二千石郡守全部封侯，郡守的功曹属官全部荐为“孝廉”，县令的功曹属官全部荐为“廉史”。
　　　　国家一夜之间冒出成千上万名官员、侯爵，以至于国库中的布帛储粮都不够对这些人的封赏。新封的侯爵如此之多，工匠夜以继日也来不及铸冶那么印章，只好先用白板代替。到了朝会的时候，没有足够多的貂蝉装饰新进官员的官帽，只好随便找块东西代替。
　　　　世人嘲讽这样的朝堂“貂不足，狗尾续”，《晋书》上说“君子耻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终矣”，有远见的人都知道赵王治国无谋，覆灭指日可待。
　　　　赵王如此滥封只能争取部分寒门士族的支持，因为高门士族子弟大多通过“九品中正”制，被评为上品顺利入仕；只有寒门士族子弟才会去举“孝廉”举“秀才”，也只有寒门士族子弟才稀罕做那些不入流的小官。
　　　　由此可见赵王黔驴技穷。赵王是通过兵变攥取政权的，他依靠的是中下级禁军将领，这些禁军将领的出身大多不高，也就是说赵王在政治上的根基其实很薄弱，支撑司马家政权基础的是高门士族，而赵王缺乏有效的笼络手段。
　　　　高门士族大部分与赵王阳奉阴违，比如何劭、乐广、傅祗等等众多早已功成名就的朝臣，虽然坦然接受了赵王的伪官职，但却都只拿俸禄不出力。这部分人始终悠然世外，他们心里很清楚，自己无需为官爵禄位担心，无论谁做皇帝，都不敢得罪他们这个阶层，都少不了他们一杯羹。既然如此，何苦要冒险去做什么忠贞之臣呢？
　　　　所以，当皇室需要他们挺身而出的时候，他们装聋作哑；赵王任命他们仕宦伪朝，他们也无可无不可，最后赵王覆灭之时，他们还是袖手旁观。
　　　　稍有气节的朝臣，则选择与赵王不合作，不接受伪朝的职务。比如平原王司马干，就拒绝了卫将军的任命；比如太原内史刘暾，赵王任命他为征虏将军，不受；比如尚书高光，赵王给他升官，不受；还有扬州刺史何攀，赵王召他进京，何攀死活不愿意，赵王怒了，要杀他，何攀只好上路，病死在途中。
　　　　另外也有少数朝臣公然反对赵王，不过他们的动机并非忠君爱国，而是与赵王有仇。
　　　　比如赵浚被赵王诛杀，他的儿子赵骧就逃亡到邺城投靠成都王司马颖；石崇、潘岳也被赵王所杀，石崇的从子石超就逃亡到邺城，潘岳的从子潘尼则逃亡到许昌投靠齐王司马冏。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琅琊王氏，在名门望族中他们反对赵王最为积极，这是因为此前琅琊王氏与贾氏走得太近，所以被赵王打压得最厉害。琅琊王氏的招牌人物，尚书左仆射王戎是裴的岳父，裴死后，王戎被连坐免官；琅琊王氏的另一个招牌人物尚书令王衍，被赵王禁锢终身。赵王篡位之后，王衍担心赵王于己不利，就佯装发疯，拿刀在家里狂呼大叫，把婢女给砍伤了，这个大名士不仅善于装清高，还十分善于表演。
　　　　所以赵王不倒，则琅琊王氏没有出头之日。王衍的弟弟王澄当时是成都王司马颖的从事中郎，他后来极力鼓励成都王举兵勤王；王衍的另一个从弟王敦，在洛阳担任黄门侍郎，赵王派他去劝说时任兖州刺史的叔父王彦前来归顺，结果王敦到了兖州，反劝王彦举兵反抗赵王。
　　　　二、勤王！勤王！
　　　　赵王如此迫不及待地篡位，可帮了齐王司马冏的大忙。此前齐王的生死全在赵王的一念之间，哪天赵王心情不好让惠帝下道诏书诛杀他，齐王只有引颈受戮，完全没有反抗的能力。
　　　　暗地里，齐王偷偷摸摸招募了一些士兵，可是这点兵力还不够洛阳禁军塞牙缝。许昌虽然有兵，豫州各郡也有不少地方兵，将这些兵力纠合起来数量还蛮可观，可惜齐王没有权限做到。齐王的官职起先是平东将军，赵王篡位之后，给他升级为镇东大将军，但是他没有被任命为“都督”，没有调动地方兵马的权限，各郡太守不会听他指挥。
　　　　退一步讲，即使齐王受命“都督豫州诸军事”，他依然没有用武之地。都督的权限受到多方面的限制，都督并没有征兵的权力，但凡军事上的举动：出征、大规模调动兵马，都需要朝廷下诏书批准。所以没有惠帝诏令，齐王还是无法调动地方兵马，除非他矫诏，而矫诏是死罪。
　　　　总而言之，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军事实力上，齐王都无法与赵王抗衡。因此齐王在许昌一日三惊，始终陪着小心，对赵王派来的监军管袭也恭恭敬敬，甚至不惜借用王处穆的人头来向赵王表忠诚。
　　　　赵王一篡位，形势立刻逆转。此前赵王手中两大王牌，一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政治上正确；二是掌握着强大的中枢禁军，军事上强盛。篡位之后赵王成为天下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政治上处于劣势；中枢禁军人心不稳，军事实力削减。
　　　　赵王还帮助齐王解决了最大的难题，齐王不用再担心矫诏的问题，惠帝都已经被关进金墉城了，时危见忠臣，此时不起兵勤王，更待何时？齐王可以名正言顺传檄天下群殴赵王，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容不得骑墙观望，如有不响应者，就是附逆分子，天下人共击之。
　　　　因此齐王轻易占据道德制高点，有一呼百应的强大号召力。赵王的直接势力范围仅限于京师洛阳，其余地方势力原本可以成为赵王围剿齐王的工具，现在可好，全部被赵王推出己方阵营，他们马上就要联合齐王反攻洛阳了。
　　　　齐王大舒一口气，他宣布接管豫州军事，并迅速收捕监军管袭，在誓师大会上斩首祭旗。
　　　　随后，齐王派遣使者邀请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襄阳的新野公司马歆，齐头并进围攻洛阳，去拯救惠帝于水火之中。
　　　　同时，齐王传檄各州、郡、县、国，俨然以拨乱反正为己任，用盟主的强硬口气说道：“逆臣孙秀，迷误赵王，当共诛讨。有不从命者，诛及三族。”
　　　　这是永康二年三月，距赵王篡位还不到三个月。
　　　　出现这样的动乱局面，只能怪赵王太心急，所以烫了嘴。
　　　　赵王并非没有坐稳江山的可能，所谓天子是兵强马壮者为之。当时天下兵马都在宗室手中，赵王只要争取到手握重兵的诸王拥护，就可以化国事为家事，再通过定家事来定国事。而赵王作到这一点并不十分困难，因为他自己就是宗室的元老之一。
　　　　宗室成员按与皇帝的血缘亲疏，可分为嫡系与疏族。对于宗室疏族而言，赵王当皇帝并不损及他们的利益。大家都姓司马，他依旧是皇帝的亲戚，而且，新皇帝为了笼络人心，必定有加官进爵的举动，越是位高权重，越是要加大筹码。
　　　　这种心理可以在河间王司马颙身上得到印证，他镇守关中兵力雄厚，但赵王篡位，河间王并没有举兵勤王。相反，关中有人起兵响应齐王，却被河间王派人镇压。河间王一直骑墙观望，直到赵王败局已定，他才派遣军队前往洛阳分一杯羹。此外同为宗室疏族的新野公司马歆，在齐王起兵的时候也几番犹豫，下不了决心。
　　　　赵王称帝只损害宗室嫡系的利益，反抗最果断坚决的也是宗室嫡系。
　　　　这种心理可以在常山王司马乂身上得到印证，常山王已经被废被贬近十年，手中无权无兵，但是赵王篡位的消息传来，他立马招集三千国兵造赵王的反。常山王的果断与新野公的犹豫形成鲜明对比，原因在于常王山是武帝的儿子、惠帝的弟弟，宗室的嫡系成员。
　　　　因此，赵王只须得先将宗室嫡系的爪牙拔掉，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做皇帝，而这并非难事。
　　　　宗室嫡系原本十分强大，武帝临终前派儿子们出镇重镇，其用心不仅仅在于提防外姓权臣，也在于提防同姓的野心家。不过天不佑晋，到了永康年间，宗室嫡系的力量已经被大大削弱了。秦王、楚王、淮南王已先后逝世，武帝的儿子中有兵有权的仅剩一人，就是镇守邺城的镇北大将军成都王司马颖。
　　　　齐王司马冏是景帝的嫡孙、文帝的孙子，也算是宗室嫡系，不过他力量弱小，不足忌惮。
　　　　所以，只要拔掉成都王这颗钉子，天下就没人能够威胁赵王的地位，即使齐王依然心怀不满，也是孤掌难鸣。
　　　　那么赵王有没有办法除掉成都王呢？办法多的是啊。最简单的，可以学习当年贾皇后对付秦王司马柬的手段，用惠帝的名义召唤成都王进京，担任官秩很高但是手中无权无兵的闲职。如果成都王奉诏进京，那就是羊入虎口；如果成都王不奉诏，那就是抗命大不敬，可以名正言顺的解除其兵职，甚至兴兵讨伐。
　　　　洛阳的禁军是当时天下最精锐的部队，以一对一，没有哪个藩镇可以与之抗衡，而且，惠帝在赵王手中，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与赵王为敌的都是叛臣逆贼。赵王师出有名，无往不利，成都王只要被逼反，他就必死无疑。
　　　　可是赵王的昏聩一如既往，他只盯着侄孙的皇位垂涎三尺，浑然不觉耳边刀斧声霍霍作响。一盘好棋就这么被他走成死局。
　　　　齐王的檄文引爆了中原，响应最迅速坚决的是武帝的两个儿子，成都王与常山王。
　　　　成都王其实早有准备，他此前招降纳叛，网罗赵王的仇人，一直在积极地进行战备。齐王的使者到达邺城，成都王向他的谋士、时任邺城令的范阳人卢志问计，卢志想这还用考虑嘛？赵王夺去的可是你们兄弟的天下，他鼓励成都王起兵响应。
　　　　这话大合成都王心意，成都王当即拍板响应齐王，去洛阳救他那个傻哥哥。
　　　　成都王于是点起三军，同时通告天下。羽檄所及，莫不响应，兗州刺史王彦、冀州刺史李毅随即率兵响应，并将兵权交于成都王统一指挥。
　　　　成都王任命邺令卢志为左长史，顿丘太守郑琰为右长史，黄门郎程牧为左司马，阳平太守和演为右司马；任命王彦、李毅、督护赵骧、石超等为前锋，挥师西进。
　　　　一路上不仅没遇抵抗，反而不断有地方军队加入进来。成都王的大军高歌猛进，驻扎在殷商的古都朝歌。
　　　　朝歌位于洛阳东北，宽广的黄河从两城之间奔腾而过，黄河两岸百余里是当年楚汉争霸的古战场，有天下粮谷的集散地，号称“天下粮仓”的敖仓；还有险峻的汜水关，汜水关的名头也许不够响亮，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虎牢关，号称“天下雄关第一”，到了秦末，它又易名为成皋关，刘邦与项羽曾在此酣战良久。
　　　　驻扎在朝歌的成都王大军据说已经达到二十万，旌旗绵延数里，声势浩大，同时散兵游勇不绝如缕，从四面八方辐凑而来。
　　　　常山王司马乂的力量比较弱小，他九年前受胞兄楚王的连累，由长沙郡王贬为常山县王，被赶到北方冀州常山郡，手中无权无兵，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下。当齐王勤王的消息传来，常山王手中只有三千常山国卫兵，不过他几乎未假思考就决定响应，理由与成都王相同：天下者，我们兄弟的天下，岂容外人染指！
　　　　常山郡与赵国毗邻，这是赵王的老巢。常山王要奔赴邺城，必经赵国。常山王一路招降，不降则战，赵国房子县令称兵踞守，常山王就攻破房子，杀县令过境。
　　　　等常山王抵达邺城，成都王已经出发西进。常山王在邺城斩杀了朝廷派来监视他的常山内史程恢和他的五个儿子，然后一路向西去追赶着成都王。
　　　　与成都王、常山王的决然态度不一样，南部荆州的新野公司马歆收到齐王的传檄之后一时不知所从。成都王已经擂鼓勒兵鼓噪而发，新野公还在襄阳城内犹豫不决。
　　　　新野公司马歆是扶风王司马骏的儿子。赵王是司马歆的亲叔父，也是他的伯乐，司马歆在武帝太康年间出仕，十余年来，他一直在洛阳担任散骑常侍这种可有可无的闲职。赵王篡位之后，任命他为南中郎将，主持荆州军事。
　　　　论亲疏论恩情，司马歆似乎应该毫不犹豫地站在赵王这一边，司马歆的亲信王绥也是这么劝他：“赵亲而强，齐疏而弱，公宜从赵。”
　　　　王绥只说对了一半，论血缘关系赵王亲齐王疏这个不假，但说论实力赵王强齐王弱则未必。现在的局势不是赵王与齐王一对一较量，而是赵王在挑战全天下的忠诚心。说“忠诚心”其实也是表相，名在利先，有了“忠臣”之名自然就会得到作为忠臣的犒赏，赵王其实是把自己放在火上烤着，给天下人提供了一个做忠臣的机会，一个重新划分利益的机会。
　　　　当时已经有许多人闻声而动，对赵王群而攻之。豫州、兖州、冀州、并州都举起了勤王的旗帜，从南到北，形成了对洛阳的半包围。赵王的处境即使说不上岌岌可危，也不太乐观。
　　　　姑且不去预估战场上的胜负，魏晋以来，淮南地区一直是国家最重要的产粮区，淮南、江南产出的稻米等作物都是通过漕运抵达洛阳，漕运路线是由淮水入汴水，北上进黄河，再溯流西进入洛水。其中关键的汴水这一段就在兖州境内，漕运路线如果被切断，不出三个月，洛阳就得人吃人。
　　　　所以孰强孰弱还真不好说，而骑墙又不行，因为新野公的南中郎将官职是赵王任命的，属于伪职。他如果袖手旁观，只有死路一条。赵王胜了，会说他首鼠两端；而齐王胜了，又会说他附逆，因此新野公必须做出选择。
　　　　新野公召来僚属商议，参军孙询当众反驳王绥：“赵王凶逆，天下当共诛之，何亲疏强弱之有！”听者纷纷点头，新野公于是下定决心，把宝押在齐王那一边。
　　　　新野公派孙询北上豫州去联络齐王，齐王大喜过望，给予孙询相当高的礼节，并且握着他的手说：“使我得成大节者，新野公也。”
　　　　齐王的喜悦并非做作，新野公的态度对他至关重要。
　　　　豫州在洛阳东南、荆州的东北，如果荆州倒向赵王那边，齐王就会面临南北夹击的危险。以齐王的军事实力，一对一与赵王单挑尚且力不从心，如果被夹击那是必死无疑，神仙都难救。齐王最担心的应该就是腹背受敌，如今新野公雪中送炭，怎么不感激涕零。
　　　　齐王知道，新野公作出如此决定是不容易的，因为当时荆州的最高军事统帅并非新野公，而是假节镇襄阳的平南将军孙旂。
　　　　孙旂与孙秀合族，赵王给他全家加官进爵，孙旂还获得了开府仪同三司的殊荣，他有四个儿子在洛阳担任要职，因此孙旂一家被视为赵王的不可动摇的死忠。新野公要投向齐王，首先就要对付一城之内的孙旂。
　　　　新野公如何对付孙旂，掌握襄阳兵权，此中细节已经无法深考，《晋书》上说其实孙旂一家内部并非一条心，孙旂本人就是反对依附赵王的，他曾经派小儿子孙回赴洛阳，责备大儿子孙弼等人利令智昏。但是子大不从父，孙弼等人置若罔闻，老父亲孙旂躲在家里大哭了一场。由此可以料想，孙旂的态度应该是比较消极的，他很可能并没有与新野公争权。但是这个消极的态度并没能救得了他的命，赵王垮台之后，孙旂的下场是“夷三族”。
　　　　赵王篡位期间各藩镇势力分布图
　　　　整个勤王过程，新野公并没有直接参与对赵王军队的作战，保证后院不起火，这是他对齐王的重要贡献。
　　　　所谓“后院不起火”，并非仅仅指孙旂，当时齐王的背后有两支军队，除了襄阳驻军，另一支军队驻扎在汉水上游的宛城，统帅是孟观。
　　　　孟观在元康元年帮助贾皇后消灭杨氏，成为贾皇后的心腹，升官为积弩将军，封为公爵。元康六年关中大乱，鲜卑、羌、氐一时俱反，氐族人齐万年甚至被拥立为皇帝，建立伪政权。
　　　　朝廷先后派兵镇压，梁王、赵王先后临危受命，却全都铩羽而归，史上有名的回头浪子周处也在平叛期间阵亡。元康八年，孟观受命赴关中收拾乱摊子。孟观确实是一良将，仅用数月就生擒齐万年，平定关中。此后转任东羌校尉，征拜右将军，因此远离洛阳中枢，没有参与诛杀贾氏的兵变。赵王篡位后，任命孟观为安南将军，假节监沔（注：沔水，即今日汉江）北诸军事，镇宛城。
　　　　孟观其实有充分的理由来反对赵王，因为他的儿子孟平是淮南王的前锋将军，在淮南王事件中战死于洛阳街头。事后孙秀谎称孟平死于淮南王之手，还追赠了一个“积弩将军”的官衔以示笼络。
　　　　孟观也许确实不知道儿子的死状，所以齐王起兵之后，他也一直在左右摇摆。勤王的队伍风起云涌，越来越多，不时有人来劝孟观响应。
　　　　但是孟观这人迷信，他自认为懂天象，观察了几天之后。孟观发现，天上对应皇帝的“紫帝星”并无异动，由此他认为勤王不会成功。孟观于是做出愚蠢的决定，两不相帮静观其变，在名义上他依旧承认是赵王的臣子。
　　　　如此一来，孟观也成为齐王身后的一颗炸弹，但是有了新野公，这颗炸弹失去了威力。因为宛城也夹在襄阳与许昌之间，新野公是孟观身后的一颗炸弹，令孟观不至于轻举妄动。
　　　　而齐王得以腾出手来，一心一意对付从洛阳赶来的禁军。
　　　　三、叵测的观望者
　　　　中原即将爆发大战，北方幽州蓟城的王浚却在拥兵观望。
　　　　一年前，时任东中郎将的王浚与刘振、孙虑等人合谋，在许昌杀害了愍怀太子。贾皇后论功行赏，将王浚转任为宁北将军，兼青州刺史，不久又升一级，转任宁朔将军、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
　　　　王浚到蓟城不久，洛阳发生兵变，贾氏垮台，刘振、孙虑等人被满门抄斩。王浚暗叫侥幸，假设他当时身在洛阳，必定也已经横尸街头；幽州与洛阳有千里之遥，朝廷若不是鞭长莫及，肯定会将他捉拿问罪。从那时起，王浚就产生了挟兵自重的念头。
　　　　幽州是从周朝沿用下来的古地名，偏居东北隅，疆域最大的时候，包括今日的山西省东北、河北省北部、辽宁省南环渤海那部分，还有朝鲜半岛的北部。东汉末年，称据幽州、冀州的军阀公孙度划出幽州东部五郡，另立为平州。平州的范围是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的北部，人迹稀少，《晋书》上说仅有一万八千一百户。后来魏、晋两朝沿用了这种划分（见第一章西晋全境地图）。
　　　　幽、平两州向来都是汉人活动范围的边缘，是极北荒凉胡狄杂居之处。在春秋战国时期，此处有山戎、东胡、匈奴，后来匈奴吞并了东胡，山戎被逐渐汉化、消融掉。此处与大漠联成一片，成为匈奴与汉人僵持、争夺的地盘。
　　　　两汉时期，匈奴接连遭到汉人重创，四分五裂，逐步向西迁徙退出汉人视野，遗留下来的匈奴残部紧紧依附于汉人朝廷。到了东汉，东胡的后裔，鲜卑人开始兴起，逐渐占据了匈奴人的故地。东汉桓帝时，鲜卑诸部落在杰出首领檀石槐的领导下结成联盟，但是檀石槐一死，鲜卑各部又瓦解星散。
　　　　鲜卑的势力西起西域、东至辽东，分为西部鲜卑、中部鲜卑、东部鲜卑三大块。到了晋初，幽州北部与平州受到东部鲜卑的极大威胁。
　　　　东部鲜卑又以宇文氏、段氏、慕容氏三个部落最为强盛。慕容鲜卑的活动区域最为偏远，在武帝朝，慕容鲜卑首领慕容廆多次试图染指辽东、辽西，但是在晋朝廷的打击下始终没有得逞。
　　　　王浚主持幽州军事之时，慕容廆正在韬光养晦，而宇文鲜卑与段氏鲜卑则正如日中天。王浚于是偷偷与两个鲜卑部落修好。在此期间，中枢洛阳一直乱糟糟，政变、兵变不断，无暇顾及他的异常举动。齐王与成都王的檄文先后传到蓟城，王浚勒令境内按甲寝兵，任何人都不得妄动。
　　　　成都王因此对王浚相当不满，只是一时无力实施惩戒，只好先咽下这口气，但也记下了这笔账。
　　　　所谓山高皇帝远，东北的王浚在观望，西北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也在骑墙。
　　　　河间王的态度其实很关键，当时环绕洛阳的豫州、兖州、冀州、并州、荆州都已旗帜鲜明地反对赵王，如果河间王掌握之下的雍州、秦州也加入进来，那么洛阳就彻底被围死了。万一赵王军事失利，根本没有战略纵深。
　　　　河间王与惠帝的关系比新野公司马歆还要疏远，新野公好歹还是宣帝司马懿的孙子，河间王则是司马懿弟弟司马孚的孙子，可以说是宗室疏族中的疏族；河间王的平西将军一职也与赵王无关。河间王两无牵挂，所以他选择立场的唯一标准就是实力强弱，谁的拳头硬，他就听谁的。
　　　　河间王深居关内，关内关外隔着连绵群山，所以他对关外勤王军队如火如荼的声势缺乏了解。一开始，河间王判断失误，决定站在赵王这一边。当时关内有一个叫夏侯姡У模�曾经担任过安西将军府的参军，他自称侍御史，受密诏响应齐王讨伐赵王。夏侯姡г谑计较卣心剂思盖�士兵，还不知死活地派人邀请河间王共同起事。
　　　　在河间王眼里，关中就是他的禁脔，所有大政方针都应由他说了算，岂容他人染指？何况始平县仅在长安西侧几十里处，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河间王当即派遣主簿房阳、振武将军张方带兵杀到始平，生擒夏侯姡Ъ捌涞秤鹗�余人，统统在长安街头腰斩。后来齐王的使者到了长安，河间王还将使者执送洛阳向赵王邀功。
　　　　赵王很感动，于是向河间王征兵。河间王派张方领着关内的雄兵健将去支援洛阳，张方走到华阴，将要出潼关，身后却有河间王的长史李含追了上来。原来河间王得到最新消息，知道齐王、成都王声势浩大，预料到赵王这次凶多吉少，所以改变了立场。
　　　　张方于是又领兵回到长安，修整一番重新出发，一路有意磨磨蹭蹭。等张方再次抵达潼关时，赵王已经死了。
　　　　河间王的首鼠两端使齐王感到愤怒，这为日后二王交恶埋下了伏笔。
　　　　王浚偏居东北海隅、河间王躲在雄关峻岭之后，二人占尽地理人和，他们的威信在管辖区内足以镇压异己，对外足以抵御外敌，所以他们有能力在这天下鼎沸的时候作壁上观，以待价而沽。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有资本观望，江南的郗隆就因为试图观望而丢掉了性命。
　　　　郗隆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