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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准备着-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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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卑的剧务（3）
接上许戈辉，我们到了京丰宾馆的一个会议室，在那里我又见到了另一位仰慕已久的著名策划人焦乃积先生。请外脑策划是电视台做节目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无论是《东方时空》、《实话实说》，还是我们的《艺术人生》都是如此。策划是一个由虚到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结构节目，更重要的是探讨节目理念。我在策划会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知道了做节目不仅要懂得制作方面的技术，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时时处处敏锐的思维和创新大胆的意识。 此时我坐在一个角落里一言不发，当然也没有发言的资格。听着大家各抒己见，侃侃而谈，我觉得自己的汗毛孔都张开着，脑子跟录音机似的，几乎能背下他们所有说过的话。也许是因为那个时候太过敏感，对专业的敏感，对每个人、每件事情的敏感，还真让我学到了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 现在《艺术人生》的策划会也常有这样的情形，专家老师和组里的制片人、导演侃侃而谈，作为主编和主持人的我可以坐在会议桌显著的位置上，信马由缰地说话，在会议桌的外围也会经常坐着一些陌生、年轻的实习生，我有时偷偷地观察，他们有的瞪圆了眼睛随着大家喜怒哀乐，有的坐在一边无所适从地东张西望，有的干脆莫名其妙地玩着手中的笔记本……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发现：瞪圆眼睛的人依旧在，而且开始侃侃而谈地发言，无所适从的年轻人已不知身在何方。我无法对他们进行“培训”，因为时代不同，大家想法各异，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那句老话：机遇，从不光顾毫无准备的人。 策划会一连开了七天，天天挑灯夜战，而且越是深更半夜大家越是才思泉涌。最后一天的晚上，节目的基本样式确定了。邹友开主任来了，大家需要将策划的结果汇报给他，批准后就可以领经费开始拍摄工作了。 忽然，孟欣说—— 孟欣常常会说出一两句惊人的话，作出一两个惊人的决定，瞬间迸发。也许这是电视人的思维习惯，现在我也这样。当时确实非常不习惯。 忽然，孟欣脱口而出：“朱军，你给邹主任说说我们这几天讨论的结果吧！” 要我说？我连自己在这期节目里干什么还不知道呢！但是，她确实要我说，我没有紧张，因为我连紧张的时间都没有。 那就说吧！在这个节目组中，头一次，不是说中午盒饭的事，而是1994年第一期《东西南北中》的策划方案。听我说话的人是能决定我命运的人。 相声演员，记性好，再加上太多敏感，竖着耳朵听的东西一句都没落，我当时连相声“贯口”的工夫都用上了，一气呵成。尽管仅仅是转述别人的观点，20多分钟吧，房间中就我一个人在说话，大家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事后很久，孟欣说，就是在那一刻决定用我作这一期的主持人。 那天晚上，我的命运改变了。 转述完毕，没有赢得什么“好评”，因为这点成绩是电视台的导演们都必须具备的素质，那天我觉得自己超水平发挥，其实和大家相比也就是个平手，但是平手对我来说就是胜利！邹主任点点头，批准了策划方案。 散会后，老孟说，“朱军，没事和许戈辉好好聊聊，熟悉熟悉，这期你俩搭挡试试！”说完转身走了。 奇怪！求之若渴的东西来了，却没有瞬间的狂喜，也没有什么人向我祝贺，高立民、崔亚楠他们都没有，一切显得异常平静。 在《艺术人生——羽泉》节目的时候，我清晰地记得两个小伙子一唱一和地讲起当年千辛万苦得到第一张滚石的唱片合约，也就是他们的成名作《最美》时，也是平静之极。海泉说：“得到一张唱片合约并不意味着成功——” 又一次暗下决心，我必须成功，不然都对不起这两套衣服。 现在回想，自己所谓最重要的人生关卡，也并非那么步履艰难。在《艺术人生》中与众多嘉宾畅谈人生经历之后，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难以逾越和战胜的关口，旦凡成功者，几乎没有顺风顺水的，都有逆水行舟的经历。但恰恰是这一点，摔打出好水手，使他们成为驾驭生活之舟的胜者。当然仅有勇气还不够，还要成为智者。当年邓婕在是否争演《红楼梦》中王熙凤的时候，犹豫不决。她看到墙角有红白两只蜘蛛，就将自己比成红的，假如红蜘蛛先爬到墙角就力争，白蜘蛛先爬到墙角就放弃。结果，白蜘蛛拐弯了——假设那次红蜘蛛真的没有胜利，那么今天的邓婕会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呢？人生中有很多的机缘巧合，也有很多的情绪左右我们，那一瞬间没有任何榜样，只有崇拜“自己”。人生中真正的艰难困苦，是选择和等待机会的耐性，以及延续这一耐性所付出的努力。 真的要录像了，真的要在中央电视台主持节目了，准备比等待更加紧张。于是我每天很早来到办公室，把一切相关的带子和节目资料都看一遍，回到宿舍趁亚楠不在的时候对着卫生间的镜子说：“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东西南北中》，”尝试着各种表情、各种肢体表达，活活一个神经质。和许戈辉也是天天打电话，一到办公室就对词，其实充其量不过十几句话，对了一遍又一遍，我生怕因为自己的一点闪失而前功尽弃。 还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我根本没有出镜的衣服，来北京时就带了两件衬衫，毛衣穿了一个冬天。那时主持人的服装都是自己准备，再说我还不是主持人呢，也不好意思问大家。来北京时带的钱几乎用光，好在吃饭住宿有了着落，可当时身上的钱连一套“假冒伪劣”的西服都买不起。来北京个把月，从没去过服装店，根本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买到便宜衣服。 这件事老是困扰着我，越临近录像我越心急火燎。 和我同住的崔亚楠看出了我的心思，问我：“到时候你穿什么呀？” 没等我说话，他神秘兮兮地拉着我就出去：“我给你弄套衣服去！” 我们出门坐上地铁。路上他才告诉我，他认识一个叫“仕奇”西服专卖店的老板，也是内蒙人，他的老乡，我们可以先向他借身衣服应应急。那时还没有“服装赞助”一类的说法，完全是朋友帮忙。仕奇的专卖店在沙滩儿美术馆的后面，这是我在北京唯一熟悉的地方，算是“故地重游”吧。 进了门，老板正好在，一看亚楠和就他很熟悉，寒暄了几句就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那老板40上下，也是人高马大。我感到特别羞愧，堂堂男人向人家要东西，有嗟来之食的感觉，心里不是滋味。看着亚楠嘻嘻哈哈的样子，我也故作满不在乎。没想到，人家老板听明白我们的意思后，二话没说，指着一屋子的西服，就说了仨字：“随便挑！” 我的心情一下子畅快了很多，不知道是感激还是兴奋，觉得心里暖暖的。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非常感谢这个西北汉子的仗义。直到今天，仕奇的专卖店依旧在那个地方，门脸儿大了，生意更红火了。好人有好报呀！ 我拿了店里最便宜的两套衣服，一身灰兰色，一身浅色，店员帮我打好包，我们道了谢，走出店门。迎面看到了美术馆的大楼，到地铁的路上还经过文化部招待所。我拿着这两身珍贵的衣服，心中又一次暗下决心，我必须成功，不然都对不起这两套衣服。 录像的当天简单而顺利，是中央电视台的资深化妆师李英给我化妆。很久没化妆了，已不习惯看粉墨登场的自己。我到卫生间将化好的妆擦去了一部分，想尽量自然些，直到今天我都不喜欢化妆，只要不影响拍摄，总是素面朝天。 节目的要求很简单，我只是和许戈辉在演播室中将串场的词录一遍就行，每回几乎都是一次通过，因为词我已经背得滚瓜烂熟。录像后，我换下衣服。到中午了，继续去打盒饭。 我和导演高立民一起进机房，剪片子。每每剪到有我的片段，我都特别仔细地看自己，明显有点傻，明显不自然，说话再慢点就好了……我给自己找出无数的缺点，摄像机总是能夸大人的缺点，经常在机房里觉得自己“惨不忍睹”。也经常有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到机房看上一段，忽然就问：“这小伙子是谁？” 每听到这样的问话，我都自我安慰地当成是在夸我。 我坐在机房的角落里，像个剧务一样地送水送饭，进来的人不会注意我，但是他们至少注意了屏幕上的我。我是一名电视节目的主持人，我不求在生活中光彩照人，但要在屏幕上引人注目。假如我能被中央电视台接纳，首先我要被观众接纳，我相信，命运在自己手里！那个时候，白天工作，晚上做梦都说：“东西南北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一天到14楼打水，我在电梯里碰见了赵忠祥老师。赵老师长得和电视上一样，有点胖，站在他身边，我的心突突地跳。赵老师在观众尤其是中央电视台员工中有一种莫名的威信，大家对他的尊敬既不是出于地位也不是名气，来自一种内在的力量。赵本山和宋丹丹的小品说到了心里“十分想见赵忠祥”。站在他身边手拎着开水瓶，心想：有没有那么一天可以和他一起站在屏幕上呀？我捡了根竹竿，颓废地躺在床上，捅电视上的频道按钮，从一捅到八，再从八捅到一。 熬机房是一个艰苦的工作，空气浑浊，不见阳光，“躲进小楼成一统”，却令精神十分集中。直到有一天晚上，终于编完了，孟欣要来审看，之后就可以合成，上字幕。我站在旁边心里盘算：会给我打一个什么字幕呢？ 我有些忐忑，隐隐地期待着什么。 于是等待。 这不是第一次等待了，在东门；在办公室；在策划会上—— 今天的等待最具体，我做了最坏的打算：只让我玩一把，过把瘾就走！没关系，只要曾经拥有过，至今我不后悔。我站在一边胡思乱想。节目审过皆大欢喜，机房的技术员熟练地上字幕。这时，技术员头也不抬地问了一句：“朱军名字前面打什么字呀？” “‘主持人’呀！”孟欣极其不经意说出了三个字，技术员照办。周围没有任何人流露出惊异或是质疑，依旧没有喝彩和祝贺，大家平静地继续后面的工作。只有在我的心中，经历了翻江倒海的激动，我强忍着—— 我害怕，没有任何名分的我可以被叫作“嘉宾主持人”，或者“特约主持人”，如果这样就意味着我只有这一次机会，就意味着我只是在中央电视台领了一个纪念品，接下来我就要打道回府，而我的努力都将化作遗憾。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1994年3日28日，我终身难忘的一天，我庆幸它成了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 孟欣走的时候，我胆怯地说：“谢谢孟导。” 孟欣只是笑了笑，高立民也冲我笑了笑。现在回想，当时我没有任何正式手续，身份还是兰州的军人，高立民老师毫不介意地将我领进大门，孟欣导演坚决爽快地收留了我，邹友开主任广纳贤言认可了我，而每遇关键时刻，又会有崔亚楠、杨东升、刘真、张海潮他们的侠义身影，伸出援手，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人生路上会遇到很多朋友，很多恩人，我是幸运的。他们的出现给了我人生路上最重要的帮助。今天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同事，常常可以见面。是他们陪伴我度过了人生的一道关卡……。 我终生祝福他们
就当是兰州军区交给你的任务（1）
节目顺利播出。播出就播出了，三秒钟激情之后留下了更加现实的生活。 将自己的名字前面打上“主持人”三个字，在我看来是人生的转折，其实什么都不能代表。 那短暂的三秒之后，我需要处理的是一系列更加具体和棘手的问题。如果之前的困难还带有很多的人生命运感，以后的问题就更加现实——现实就意味着一时半会儿靠我的力量难以解决。 节目播出那天，我只是通知了兰州几个要好的朋友以及自己的家人，不想再口出狂言给自己更多的压力。更重要的原因是，出来很久，既没有向团里正式请假，也没有和哪个领导私下打过招呼，我依旧是个军人，部队的一纸命令可以让我所有的努力灰飞烟灭。 而这边，自己的业务水平时时处处都需要提高。更麻烦的问题是，我带的钱几乎花光了。 我不敢向任何人提任何要求，因为我什么资格都没有，也不敢打电话回家，因为我知道我出来的时候带走了家里所有的钱，就像歌里唱到的：“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扛——” 不久，《东西南北中》剧组搬家到了京丰宾馆，在北京丰台区，离台里的距离更远了，跑步肯定不行了，于是我又多了坐车的开销。每天上班依旧和以前一样，早晨打开水，中午买盒饭，乐呵呵地和大家一起研究节目，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着。那时，中央电视台只有两套节目，节目量不大，我们的《东西南北中》是每月播出一次，节目制作周期很长。 周末，不上班的时候，是我最难熬的，因为那时暂时搁下的烦恼都回来了。 我一个人在宾馆的房间里看电视，中央台和北京台一共才有几个频道，更没有卫视节目，那种8个按钮的电视机就足以排满所有的电视台。没有遥控器，在楼道中捡了一根竹竿，长度正好够得着电视，我颓废地躺在床上，用竹竿捅电视上的频道按钮，从一捅到八，再从八捅到一，反反复复，在烂熟于心的几个节目中倒腾。实在饿了，就来袋方便面泡泡，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白天睡多了，晚上睡不着，夜里连电视都没得看的时候，我难以抑制地开始思念自己在兰州的家，回味咀嚼惬意的小日子。房间里没有电话，即使有也打不起长途，于是漫漫长夜让我阵阵恐惧和狂躁，毕竟我不是初涉人世的小青年，眼看30岁了，上有父母双亲，下有妻子家庭——以后怎么办？沮丧时想到了回去。然而那3秒钟的电视镜头，给了我生命的全部期待和信心！全部的关键就在挺一挺！很多时候，成败就在一念之间，我不害怕具体困难，但是心灵上的孤寂，那种在异乡的不安全感让我难以自拔，我仍然在漂…… 有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我想到商场买点主持时用的化妆品，因为经常在外景出镜，化妆师不能常在身边，常常需要自己化妆。我和崔亚楠到离中央电视台不远的百盛购物中心，两个大老爷们儿来买化妆品，又不熟悉品牌，转悠了一圈终于来到了“羽西”化妆品柜台前。小 姐热情介绍一番，我们随意买了一瓶深色的粉底，一个浅色的唇膏。小姐好奇地问我们为什么买这些东西，崔亚楠快人快语跟人家小姐逗贫：“小姐，他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过几年肯定是一个大明星，你还不赶紧让人家给签个名！” 小姐听了他的话，上下左右打量了我一番，一脸的莫名其妙，很不屑地问了一句：“您是主持什么的？怎么还自己买化妆品？”边说边低头熟练地帮我们包装。 小姐的话真伤了我的自尊，就觉得臊得慌。后来在录制《艺术人生——黄磊》节目的时候，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刚刚和陈凯歌导演合作拍完《边走边唱》，心气正高，却没有什么新戏可拍，闲在家里。一次家里来了一个电工，修理完了电器，黄磊的爸爸为表示感谢，非要送给人家一张黄磊的照片，还要黄磊在照片后面签名，电工愕然地看着黄磊问：“他演过什么？”
就当是兰州军区交给你的任务（2）
黄磊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显然有成功者的自嘲和幽默，但在当时一定是尴尬的。对于演艺界的人来说，成名意味着一种成功，那种站在大家的面前却被熟视无睹的滋味并不好受。人有些正当“虚荣”是很自然的。但在当时，经常遇到的嘲讽，像针一样地刺伤了我，不管有多么俗不可耐，在我的心里，我开始真实地渴望被大家认识，因为我知道那是我真正成功的一个标志。 “别在我这晃悠了，下午我们就走了，找谭梅亲热去吧！”刘部长善解人意地把我“轰”了出去。 我“擅离职守”到北京后不断地接到团里的同志捎来的口信，甘肃电视台的节目也要定期录像，我就想方设法周旋，什么生病请假、有事外出等等，时间长了总觉得不是个办法。但又有什么其它办法呢？ 1994年4月26号，谭梅她们到朝鲜访问演出回国，要在北京转火车回兰州。她们的日程安排得很紧，深夜到京，只休息一个上午，下午一点多要离开。这是我和妻子分别好几个月之后唯一一次见面的机会。同时我也知道，这次带着她们出国的是兰州军区文化部刘部长，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我得见机行事，把“擅离职守”的事向领导汇报。当然同时就意味着我和谭梅见面的时间又会缩短很多。 那天上午，我向台里请了假，早早来到谭梅她们住的空军指挥学院招待所。说来也巧，上午10点10分正好是《东西南北中》重播的时间，我到了驻地先没找谭梅，径直来到了刘部长的房间。刘部长对我的突然出现深感惊讶，这么久没有见面，忽然出现在北京。寒暄之后，我打开电视机，不一会儿，片头闪过，我的影像出现在屏幕上。刘部长惊讶地睁大眼睛：“朱军，你？这是怎么回事？” 我没有说话，节目播出了20分钟。我一语双关，斗胆问刘部长：“您觉得行吗？”。 刘部长仔细地看看台标，CCTV…1，又回身看看我，将信将疑。我怕惹恼领导，于是寻章摘句拣好听地说，把自己来中央电视台实习的事情，谈了个大概轮廓，然后非常委婉地说出了我的耽心。 刘部长是个老军人，性格刚直，说话不拐弯，看看电视又看看我，似乎全明白了，然后坚定严肃地说了一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朱军同志，你要好好在中央电视台实践，而且要把它当成兰州军区交给你的任务来完成。懂了吗？” 一语惊人！早知道刘部长开明通达，但这样地痛快淋漓是我万没想到的！“谢谢首长！”我便装，敬了一个军礼。 “别在我这里晃悠了，下午我们就走了，找谭梅亲热去吧！”刘部长善解人意他把我“轰” 了出去。 从刘部长那里走出来，如同吃下定心丸，气定神闲。只有当过兵的人才能理解我那时的心情。从入伍的那一刻，我就懂得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父亲是老兵，从小严格的家教绝对不允许我违抗组织。假如团里一纸命令让我回兰州，别说是中央电视台，就是上月球我也不敢。我是军人，我可以追逐梦想，但是我必须服从命令，我没的选择。刘部长命令我“好好在中央电视台实践”，就像小时候有一回生病，医生没给开苦药，竟然让我“连吃三根冰棍” ！我一听，什么病都好了。 眼下，刘部长又命令我“和谭梅亲热去”。哈！这就叫时来运转吧！匆匆见了见谭梅，很久没见，彼此都瘦了。房间里人来人往，两人只好客气地互相问候一番，紧接着就得出发去火车站。我拿着她们好几个女同志的行李，将她们一直送到车站。我俩都有一肚子话想说，想给她讲讲在北京遇到的人，听她说说家里的事，一切都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只能在她和同车的女伴们嬉戏玩笑的瞬间，交换一下会意的眼神，默默地思念和鼓励。 拥挤的站台，熙熙攘攘的人群，我悄悄嘱咐一个熟悉的战友，车开了帮我照顾梅梅。一阵忙碌之后，安顿了下来，车还没有开，我们隔着厚厚的窗户对望。这三个月，我知道她和我一起承受着很多，而以后还要承受更多。尽管我今天得到了一个有分量的默许，未来对我仍旧是个谜
就当是兰州军区交给你的任务（3）
我望着车窗中熟悉的面庞，一时间强忍着哽咽，刚刚经历了重逢喜悦，马上又要面对离别之忧，而且还有一个只有我俩知道的心事，一直不敢提起。那天，1994年4月26日，正好是我30岁的生日，真正的“而立”，老天给我的生日礼物仿佛是一颗希望的种子，充满了悬念，似乎只有耐心地耕耘，假以时日的培植，才有收获的可能，可是谁又能知道它将会经历怎样的风雨？ 我必须先走，不等车开，不等自己的眼泪流出来…… 我扭头就走，没有人陪伴的生日，没有蛋糕和蜡烛，我在心底里默默许给了她和自己一个美好的未来…… 后来，听朋友说，火车开动的刹那，谭梅号啕大哭。
走到一起来（1）
《东西南北中》在1994年经历了一段非常“火爆”的日子。由于那个时候，节目少，它别开生面地脱颖而出。当时没有详细收视率的统计，但是它的那首主题歌《走到一起来》早已家喻户晓。长期担任主持人，北京的观众竟然也偶尔会认出我，只是还记不住我的名字，我经常被人这么称呼：你不是那个什么军吗？或者见我面张口就唱：“走到一起来……”每当这时，我都特别高兴，观众记忆是对主持人最好的肯定，我太需要鼓励和肯定去不断浇灌我的信心。 我一边解决各种棘手的问题，一边认真钻研主持的各种技巧。兰州团里几次给我警告提示，甘肃电视台也不断催促我。但我决心已定，选择“不归路”，只有孤注一掷地向前行！除了软磨硬泡地和团里拖着，没有其他办法。如果选择退伍转业，中央电视台的门槛又何其容易进入？当时，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我努力，我让观众都认识我，都喜欢我，我相信中央电视台是公平的，中央电视台会接纳观众喜欢的主持人。我孜孜不倦地努力，争取让自己的每一期节目都精彩。 我跟着《东西南北中》剧组走遍了祖国大江南北。我精神压力很大，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可以放开手脚，毫无顾忌。我知道，我首先是男人，我要对得起自己的承诺，我得照应在家乡年事已高的父母；第二我是军人，我得服从命令，我甚至还有保家卫国的重任；第三我才是主持人，假如有一天前两个中任何一个出现问题，我都必须放弃第三条。我做梦都怕发生这样的事。 我一边故镇静，一边踅摸屋里有没有穿军装的人，拿眼瞟着桌上有没有“兰州军区”之类牛皮纸信封。心里那个忐忑不安呀，活像个逃兵！1994年9月24日，我跟随《东西南北中》到湖北石堰的中国“二汽”录制一期特别节目。头天我们乘火车到了石堰，刚下车，还没来得及舒展一下筋骨，当地来接我们的人就着急地说：“朱军，我们今天一大早接到了你们台里的电话，叫你马上回北京。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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