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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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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发着隔夜的油烟味，还有一股掀开盖晾晒的马桶臭味。这些气味让盘根错节的弄堂十足像是这个城市的某一段肠子。
她觉得背后有脚步声，皮鞋踩在青砖地上。在安宁的弄堂里，这声音如此清澈，带着回声。转弯时她朝身后望去，她看到他，又是这家伙，她注意到今天他没有肩背那架硕大的照相机。她加快脚步，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跟着她？可她确信他认得她。
她怀疑刚刚发生的事与他有关，进而猜想康悌路口的抄靶子绝不是偶然事件，她怨恨林培文为什么跑得那样快，如果他在，他们可以伏击这个家伙，用砖块，用棍子，或者用随便什么东西把他砸晕。
显而易见，他是她的敌人。她猜想一定是他把巡捕房的人引来的。他多半是巡捕房的暗探。她搞不懂他怎么能找到贝勒路联络点，她怀疑是她出门时让他看到的。她想人家说得的确没错，她很容易让人家认出来。她必须尽快与老顾联系，眼下的紧急情况，她必须立刻向组织汇报。
横向的夹弄通向辣斐德路⑴。她走出弄口，焦虑地等在街沿。要等到安南巡捕转动指示牌，她才能越过吕班路。梧桐树下是一段刷着黑漆的篱笆围墙，围墙里头是法国公园⑵的树林。透过米字型格栅的公园大木门，她看到阳光照在草坪上。在大门西侧，她找到电话亭。
两帮洋童正在厮杀，争抢公共电话亭这块地盘。弹簧门撞在一颗枯草色头发的脑袋上，男孩倒在电话亭门边。两个帮派顿时逃散。负责收钱兑换电话铜币的老头坐在亭子里，冷漠地望着小孩们。
一直等到冷小曼走到跟前，倒地不起的战士才突然大叫一声，跳起身来，朝公园大门方向冲去。
街道上安静下来，只有五月份暖和的微风摇晃着梧桐树叶。可她没带钱，她没有拿手提袋，她身上连一角铜钱都没有。
后来小薛告诉她，当时她站在电话亭里，神情焦虑，好像一只困在笼中的小鸟。
而那个家伙，正隔着电话亭的玻璃窗朝这只慌张的小鸟微笑。如同前不久他在甲板上，迎着吴淞口的江风，迎着早晨的阳光望着她的表情一般无二。
“我在船上见过你。”
他笑嘻嘻拉开弹簧门，伸进脑袋来对她说话。
冷小曼想她自己不该承认：“什么船上？我不认识你。”
“随便你。但我可以给你这个。”
他又把头缩回去，玻璃窗上有一枚电话铜币，他伸出一根手指把铜币顶在玻璃上，让它在玻璃上滑来滑去。
她猛地拉开门，走出电话亭。粗枕木格栅上还沾着昨夜的露水，他在公园大门口拦住她。
“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跟着我？”冷小曼大声说，一对年轻的情侣隔着两米距离，一前一后走进公园。男的回头看看她，无动于衷，他有自己的问题要解决（要不然大清早来公园干什么呢？），没空理会别人的闲事。冷小曼的眼角里有一抹红缨，安南巡捕站在门亭边打哈欠。茅草亭盖湿漉漉泛着金光，门亭采用上诺曼底的古法建造，用粗壮的枕木搭成框架，再用砖块泥灰填平空隙。巡捕似乎对目前的情况很感兴趣，脚步犹犹豫豫，正向这边移动。
她一阵心慌。不知道该不该叫喊起来。她想到自己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夹在巡捕房的档案中，插在捕房墙上挂的嫌疑犯照片栏里。她扭头朝公园里走去。她责怪别人没发给她武器，她要是有枪，肯定一枪打死他，她忿忿地想道。
今天是礼拜天。公园里一大早就有很多人。游客没关系，让她担心的是那些巡捕。安南巡捕和华捕不时从横贯南北的公园大道岔路口冒出头来，小个子的科西嘉骑警全副武装坐在马上，视线可以沿着大道从南门一直望到北门口。
而这个家伙还在跟着她，在她身后，始终与她保持着两步路的距离。
⑴Route Lafayette，今之复兴中路。
⑵又名顾家宅公园，即今复兴公园。
十七
民国二十年六月十四日上午十时十二分
小薛从不缺乏想象力。优秀的情报员要依靠想象力，萨尔礼少校对他说。少校没花多少时间去教他怎么做。他怀念战时岁月，怀念泥泞的战壕，怀念一边是炮弹把青草烧焦的味道，一边是平原的下雨天里才会从地底深处泛起的那种发霉的土壤气味。他把昨天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怀旧上，回忆小薛的父亲与他的战场友谊。桌上放着皮埃尔拍的照片，他管小薛的父亲叫皮埃尔。他对小薛说，我会给你机会。现在你有一个在租界里做大人物的机会。无论他为薛做什么，都是为皮埃尔（上帝保佑他）。租界巡捕房总是需要人才的，何况——少校一向重视父系在遗传方面的作用——你是法国人。
“要做一个优秀情报员，”少校告诉他：“必须——首先要具有想象力。事情不会清清楚楚摆在你眼前，它只会露出一点点迹象，剩下的就全靠你的想象力。巡捕房里每个探长手下都有几十个情报员，到督察这一级就更多。但你和他们不一样，你直接向我汇报。”
那天特蕾莎用枪指着他，吓得他魂都快掉，走投无路，只能靠编瞎话蒙混过关。他静下心来仔细想想，觉得一个敢把枪支弹药卖给共产党和青帮的女人，怎么可能被他用这种拙劣的谎话就蒙混过去呢？夜深人静，他就开始怀疑自己很快会露馅。特蕾莎会像质问他那样当面质问老顾，到最后他们就会把事情弄清楚。真相大白，是他小薛在捣鬼，然后有人就会来找他。找到他的办法很多，趁他熟睡时闯进门来，在弄堂黑暗的那头堵他，甚至在澡堂热雾弥漫的汤池里，伸出几双手连按带拖，把他踩在浑浊滚烫的池水底下。
半夜里他吓出一身冷汗。他开始盘算还剩下多少时间，他有没有时间逃出这可怕的漩涡？特蕾莎会把对他的怀疑告诉陈，然后——就像是一只曲折撞击的台球——这个有关鬼头鬼脑的小赤佬的故事会传递到那两个年轻人耳朵里，然后是老顾。
突然之间形势逆转，突然之间，少校让他变成手握租界隐秘特权的巡捕房密探，这不能不让他内心深处产生一些感激之情。他急于有所表现。少校让他寻找贝勒路那条黑黢黢的弄堂，他曾跟踪某位香港商人至此，几个人走进弄堂，之后全都消失不见。
他一直在对马龙班长编故事，他向来是能混就混过去。但少校如此看重那段往昔友情，让他感动万分，少校让他带人去看看那幢房子，他只能答应。可是一看到马龙班长调动大量人手，他又犹豫起来。他还在生马龙的气呢，他可不想让他占便宜。他当然记不清那幢房子的具体位置，贝勒路的里弄看起来都差不多，这简直让他觉得庆幸。
一大早，他从贝勒路这头走到那头，来回好几次。连一向沉稳的马龙班长都有些不耐烦，带几个人到康悌路口抄靶子。这是巡捕房的老一套，制造紧张空气，看看有什么人会惊慌失措。
他看到这个女人突然停住脚步，他发现巡捕房设置的临时路障边，有个穿白色帆布洋装的年轻人正在等候过关。他一眼就认出这个年轻人，是本迪戈餐馆里的老朋友。
现场一片混乱，她却没像寻常路人那样驻足观望。她扭头就走，疾步离开，趁乱穿越巡捕房设置的封锁线。他全看在眼里，她跟在年轻人背后，她把目标丢失。
他想起少校有关情报员想象力的论断。他觉得自己单靠想象力就把过街楼窗口的女人与军火交易联系起来，进而猜出过街楼就是那天夜里他们碰头的地方。的确够得上当个合格的情报员。他原本被迫暗中窥度特蕾莎行踪（目标仅仅是她一个人），其余的人都伴随她而来，进人他的视线，是附带的，是次要人物，是他绞尽脑汁时的应急招数，是故事难以为继时的替代角色。等到他看见这女人，顷刻之间，所有人物在他的头脑中全都各自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
不过这会他把他的想象力用在猜度她惊慌失措的心情上——
趁着巡捕们乱作一团，他独自一人跟在女人身后。她在红砖砌墙的阴凉深巷里疾走。砖墙下半截用水泥涂抹，沾满褐色的水锈和墨绿的青苔。阳光下，几缕飘舞的棉絮掉落在头发上——此刻是烫卷短发。船上那会，她梳着爱司头。旗袍比薄呢大衣略长出一截来，鹅黄和绿色的格子。转过夹弄时她的身体向左一侧，头部向前略倾，好像转弯那头有一张她熟悉的面孔，值得用这方法来让人家大吃一惊。等到她手臂一摆，从墙角消失的那一瞬间，米色的大衣下像是有条鲤鱼在扭动。
那天早上第二次再来贝勒路，一看到那女人站在窗口，他就猜出故事的一大半。出于某种他自己这会还弄不清楚的原因，他没有对马龙说实话。
连脾气最古怪、从来都是板着脸的安南巡捕也不再让他害怕，这得感谢少校。他伸手抓住她的手腕，快活地朝安南巡捕叫嚷，用的是法文，没人听得清他到底在说什么，也没人想搞明白。
她朝他瞪眼，但还是顺服地跟着他走。他带她转上一条鹅卵石小道，两旁是齐膝高的围栏，圈着草坪，小路穿越草坪，通往荷花池。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因为他在船上看到她掉眼泪，也许因为他并不认为一位美貌妇人也有可能是致命的，也许因为他总是隔着镜头去看待那些让人恐惧的危险事物。可少校告诉他，这些人是共产党，金利源刺杀案是共产党干的。
“你倒没带着照相机？”她突然回过头来说，没意识到这个毫无意义的问题近乎坦白承认。
她茫然注视着池塘边的水草，注视着灰喜鹊。
“那么你想起我来啦？”他自己也想起那些海上景色，在阳光下泛着银光的鱼群，用灰绿色帆布遮盖的救生艇，甲板上的胡桃木小桌。她怏怏不乐，惊讶地看着他的照相机，恼怒地扭头离去。
此刻她也同样恼怒。她一言不发，试图用最冷淡的方式扫视他一眼，转身便走。
小薛在她身后说：“那是我的职业，我是摄影师，嗯，摄影记者。”
这当然不是说谎。他一直都在把照片卖给报馆和通讯社，何况是现在。少校说，你不妨有另外一个职业。我也可以给你一个巡捕房的番号，那你就要从下级探员干起，按年资提拔。但这里是政治处，我可以破格录用情报人员。适当的时候，如果我能够在你的述职报告下面加上几条评语，租界警务处可以直接让你当探长，甚至督察长。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你有个公开职业，暗中来帮我做事。
少校打两个电话，约人家到法国总会喝上几杯。第二天《Le Journal Shanghai》⑴的主编就让人送信给小薛，他一到报社的写字间，就有人把聘书交给他，还递给他一盒烫金的名片。卡片上一面是法文，一面是中文。
她脚步一顿，犹豫片刻，猛然转头，眼睛里闪耀着奇异的光芒。小薛突然意识到，他的轻佻言辞让自己陷入危险境地。
租界各种小报花掉整整一个星期的版面，把真相告诉给饭桌上亟待猎奇的小市民，她是刺杀案的同谋，她是金利源码头枪击事件的主谋，编辑们还找来她的照片，以证明她的美艳和蛇蝎心肠。
几家外国报纸和一两家严肃的中文报纸谨慎地（附有确凿的书面证据）指出，暗杀事件可能跟赤色暗杀组织有关。报纸同时刊发刺客团的正式声明（提供者身份不详。）。
少校明确对他说，这是一帮共产党。
这会他俩站在湖边。实际上，那只是个小水塘。往前走几步。有个木板搭建的水榭，用木桩支撑，插在水底的淤泥中。夏天在那里举办夜间音乐会，拉赫曼尼诺夫、德彪西，还有“美男子”萨蒂——lebeau。此刻在阳光下，这儿只有蝴蝶，还有几种不知其名的小虫。
他不太害怕共产党，在他眼里，他们都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人。也许现在正躲在租界外的某个偏僻省份。他们都是些胆大妄为的学生，几年前他们在上海闹出很大动静，租界里的外国人惊慌失措，他自己还有些幸灾乐祸呢，可事情很快就平息下去。尽管如此，他们干的事情与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在租界里，他才好算是主人，说不定他能把他们像客人一样招待呢——
“你放心，我可以做你们的同路人——”，漂亮话甫一出口，小薛的心里便有些发虚，微风荡漾，身影在湖面上阴险地扭动，像是个告密者。
“我同情你们。”他换一种说法。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不承认是对的，从头到底都不要承认。他用一种几乎是淘气的眼神望着她。沉默越是延长，情形就越发变得像一场调情。他越觉得自己像是个不可救药的登徒子，就越感到自信。
她捋捋吹乱的头发，四指并拢，曲起拇指，手势像童子军敬礼。显然，她有些气馁。
“你想要怎样？”疑问句并不能给人咄咄逼人之感，反而显得有些无奈。
“我一路跟着你。”
“你一路跟着我，想要怎样。”
他像是在说服她，说得恳切：“我想要帮你。我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你不想让我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可我有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我倒想告诉你。何况你现在又不能回家。”
“为什么我要相信你？”
“为什么我不向巡捕报告？为什么巡捕房会搜查贝勒路？为什么巡捕房不知道你住在哪幢房子里？为什么我猜得到你是共产党？为什么你不能相信我？”
他觉得这一连串的反问像是段台词，他觉得观众应该鼓掌，他觉得表演获得极大成功。
“我知道的事对你们十分重要，你必须让我告诉你，你必须在这里等着我。今天是礼拜天，你可以装成是到公园来读小说的，我再去贝勒路看看情况。”
他转身离开，走出几步又回头，指指那水榭朝她喊：“别走开，等着我——”
他觉得他就像是个关切的情人在嘱咐她，而她仍然神色焦虑。
⑴《上海日报》，一份当时在上海发行的法文报纸。
十八
民国二十年六月十四日下午一时○五分
大生有蜡烛店在八里桥路⑴。过宁兴街⑵第二爿，占据整个转角的第一家是安乐浴室。浴室和蜡烛店中间有条叫友益里的弄堂，巷口堆满浴室烧大炉的煤块，最怕下雨天。就算今天这样好的太阳，林培文一个不注意，还是给店里的青砖地踩回来半只黑脚印。
“你肯定他们不知道这地方？”
“我从没对他们说过这里。
顾福广好一会不说话。阁楼上堆满纸箱，散发着干燥灰尘和火药味。永和祥白铁铺的榔头敲得有一搭没一搭。后弄堂深处偶尔飘来一两声胡琴，有人咿咿呀呀吊嗓子，想必是碧艳芳戏班的女学生。
“为什么要带着枪？他们没脑子，你也没有？”老顾的声音压得很低，在这午后的安宁里，在偶尔传来的小花旦尖利的嗓音里，老顾发作的怒气就像是一场幻觉。像是假装的。
顾福广在等朴季醒打来电话。意外迟早会发生，这些人几乎都算是小孩。平常人家这样的年龄还在学堂念书，给师娘提水壶，或者从大街小巷呼啸而过，打架斗狠。他仔细想想，有利有弊，坏处不用说，摆在眼前，就是这种意想不到的事情。好处是单纯，有热情，做事有冲劲，不犹豫。干起危险的活儿来，都好像是在玩什么游戏，轻轻松松就办成。有时候——他再次这样想道——受过严格训练的专业人员都不如他们。
他把电话从库房拉到阁楼上，让秦俟全管着铺子。蜡烛店不光卖香烛锡箔，也卖洋火鞭炮烟花。坐在箱子中间，就像坐在炸药堆上。可他一点都没感到不自在，照样用火柴点燃香烟。没有比他更熟悉炸药的，他在伯力学习制造过各种爆炸物。
从六格高的木窗望出去，是友益里10号——这幢紧贴蜡烛店后墙的弄堂住宅。南厢房顶上凸出的晒台围墙上有一只破烂的铝质洗脸盆，盆里种着一大丛小葱。
顾福广设计过各种逃脱方案，无论置身何处，他总会把周围环境所能提供的所有出口都观察清楚，这习惯一半是天生，一半来自严格的训练。别尔津教官说，优秀的地下工作者要像幽闭恐惧症患者那样谨慎小心，只是态度要更积极，更主动。
楼下库房的南面墙上有个窗户。租下铺子以后，顾福广把钉死的木条拿掉（那原本是防贼的），推开窗子就是友益里的弄堂。在安乐浴室那堆煤块覆盖的墙角下，有一块活砖，抽掉砖块，里面藏着一只油纸包，纸包里有一支德国造的鲁格手枪。弹仓已装满。库房另有道后门，门外是石库门房子的天井，穿过天井可以从友益里10号的门出去。朝左拐，是通往宁兴街的弄堂，再转到敏体尼荫路⑶，只要走到大世界游乐场，就可以消失在人群中。在最难办的情形下，你也可以打开阁楼的西窗，爬到后楼的晒台，再上房顶，居高临下伺机脱身。
危险总是会有的。你学习过如何与危险相处，你学过徒手格斗，学过射击和化妆易容。你半辈子都在干冒险的事情，所以你现在要调整呼吸，别发怒，别紧张。退一万步，即便那家伙被巡捕抓住，他也不知道八里桥路的联络点。再退一万步，即便他熬不过审讯，把贝勒路的地址交代出来，引领巡捕抓获冷小曼，那对组织当然算是重大破坏，但也还不算致命的破坏。冷小曼只知道一个电话号码，通过电话公司查询号码地址又需要一天时间，而法租界的巡捕向来以动作迟钝出名。
快到二点，电话铃声终于响起。朴是从公共电话亭打来的。电话里朴压着嗓子，线路不好，声音有些模糊，听起来像是风刮过来一阵尖叫的回声，又像是尖叫声震碎裹挟着电话铜线上的杂质，在顾福广的耳朵里沙沙作响。
放下听筒，顾福广再次点燃香烟。
林培文期待地看着他，不安地扭动身体，望着火柴棍在他手里燃尽，变成一根弯曲的白须，随着窗外吹来的风飘散，终于忍不住发问：“怎样？”
“朴确认——周立民同志已牺牲，”顾福广眯着眼睛，眼睑顾动，像是被烟熏到：“他怕传言不实，到河边亲自看过一眼。还在打捞——周同志被巡捕一路追赶到肇家浜，跳进河里，想游到对岸，巡捕乱枪射击——”
沉默——
培文没有说话，顾福广观察着他，他是在惊恐么？一场欢快的游戏，忽然出现意外的死亡事故——或是在愤怒？愤怒是有益的，但要加以控制。行动在即，最需要的是斗志。
“周同志很英勇，他用牺牲自己来保护其它同志。可以悲伤，但更要努力，要为他报仇。”他怀疑自己的说法够不够有力，他把烟含在嗓子里，让它随着声音一点点在嘴边散开，声音有些沙哑，像是被烟熏得更加干燥。
“现在的问题是，冷小曼突然失踪。她不在贝勒路的家中。按照约定，她应该在家里等候你。我担心她被枪声吓坏，逃离那房子。她光天化日独自在外面，很危险。”
林培文像是突然从梦中醒过来，陡然站起身说：“那我去找她。”话音未落就蹲身去抓那架挂梯。
“你想想，她会去哪里？”顾福广在沉吟，随即又开始说话： “她会打电话来的。五点以前，如果她不来电话，我们要先从这撤离。”
林培文不愿意坐下来，他想做点什么，不想让悲伤控制自己。他没有问自己，听到有人牺牲心里可曾感到害怕。他还年轻。刚赶上大革命时代的尾巴，那时候，他还是个学生。全凭一股热情。他还没弄清楚自己到底是在做什么，先就做起来，他晕晕乎乎，没空去思考。斗争的残酷性突然摆到他面前，就像烈日晴空里突然乌云密布，下来一场暴雨。他的同伴中，有人在游行示威的队伍里被反动军队当场开枪打死。忽然之间，他就与组织失去联系。他有时暗自想，如果不是失去联系，也许他早已牺牲。革命大潮席卷而来，革命的组织根本来不及好好组织，反动派突然反扑，一夜之间，他这样与组织失去联系的人成千上万。在绝望中发起反击的同志大批牺牲，当时他并不害怕。他愤懑，他也想参加反击，他甚至想发动一场个人的自杀性袭击，幸亏他遇见老顾。老顾是深思熟虑的革命者，有计划，有进攻和撤退的方案，他有能力领导大家行动，有能力取得胜利，同志们早已完全信任他。
他无限信赖地望着顾福广，浑身肌肉绷紧，像是等候命令的猎犬，像是个被悲伤压扁到极限的弹簧，只等老顾松开按着他的手指，就会猛烈地跳起来。
顾福广眯着眼抽烟，他感受到眼前这个年轻人的亢奋。他为这样的无穷精力感到诧异。连死亡也不能熄灭这种跃跃欲试的冲动，让人困惑不解。
他想，是时候宣布下一次行动啦。这样的精力要是不把它消耗在行动中，就会闹出乱子。让这些年轻人闲着，早晚还会出这样的事情，与其想办法约束他们，不如让他们行动起来。
他在构想一次更加醒目的行动，一次让人震惊的行动。一次标志性的、让他的组织赢得尊重的行动。它不能像前几次那样，转瞬就被其它更新奇的事件淹没，它要长久回旋——在人们心中，它不是只值两角钱一份报纸价格的头版新闻，它将会是一个传奇。
他通过各种渠道散发消息，让各种版本互相交织，若隐若现。不光是给记者（他尝试过记者）。租界里有各色各样的势力，也有为各种势力服务的业余情报员，通过这些家伙，他向大家发出一个信号：他在这里。
他的信号说简单也很简单，让人家知道上海有他这样一号人物。不管是干革命也好，干别的事也罢，首先要让别人知道你的存在。他不觉得自己是在欺骗这些年轻人，目标是一回事，具体的做法又是另外一回事。
很久以来，他就想动动帮会的脑筋。再没有比这更恰当的理由：他们帮助屠杀过革命者。如今他在这里，而他们却藐视他的存在。他曾通过老七向他们发出过信号，他是不得已才通过一个女人发出这样的信号，他本不信她会认识什么帮会大人物，可他们确实小看他。小看他的群力社。
让他举棋不定的是到底要选哪一个目标。是福煦路⑷181号？还是戈登路⑸65号。两幢外形几乎差不多的洋房，草坪、围墙、车库、前后门、警卫，结构复杂难以控制的通道走廊。在不到百米的距离内，各有一家捕房。不同点在于，福煦路附近是法租界巡捕房，戈登路是公共租界捕房。
“福煦路。”林培文说。
这纯粹出于仇恨，顾福广心里这样想道。就好像仇恨是一种液态的东西，可以放在不同的量杯里比较。但这也不错，至少它显得更加名正言顺，福煦路181号的老板是革命的更加明确的目标，他直接参与过大屠杀。但他还要再好好想想，摆在眼前的问题是，福煦路有装备更加精良的警卫。
那将是一场小型战役，对他的队伍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他们知道怎样开枪，在浦东的海边荒滩，一边吐着芦黍渣，一边朝稻草人射击。或者租船出海，瞄准吴淞口灰暗天际里几只倒霉的海鸥。但真正的战斗是恐惧与恐惧的角逐，他的人能不能占上风？与它相比，暗杀行动不过像是一场淘气的表演，像是在捉弄某个受害者：加快脚步走上前去，拔出手枪扣紧扳机，看着他缓缓倒地。就像他当年刚参加工人运动，从厕所斜刺里穿过院子，把一蒲包粪便砸在那家伙头上，前一秒钟那个帮会工头还得意洋洋，转转手里的核桃就把游行罢工的队伍拦在厂门口，后一秒钟就屎尿灌顶，颜面尽失，再也抬不起头来，再也没人对他害怕，整个有关他心狠手辣的传奇，一包粪便就轻轻打消。
从本质上来看，暗杀也好，他正在策划的更大规模的行动也罢，作用大抵相当于那包屎尿。它让陈旧的权威和陈旧的恐惧感烟消云散，同时建立一个新的传奇，新的权势。在阿塞拜疆的劳改营里，他整天想着过去的事。想来想去，他觉得这件小事的意义不同寻常。它不折不扣向他证明：摧毁一种权势和建立一种权势都是简单的事，只要你给出足以让人害怕的证据。等他穿越逃出那个地方，穿越阿拉山口再次回到中国，他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⑴Rue Palikao，今日之云南南路。
⑵Rue de Weikwe，今宁海东路。
⑶Boulevard de Montigny，今之西藏南路。
⑷Avenue Foch，今之延安中路。
⑸Gordon Road，今之江宁路。
十九
民国二十年六月十四日下午六时十八分
她差点撞到黄包车上。她回过神来。冷小曼不知道为什么会把打电话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今天上午，她本来都已站在电话亭里。要不是那家伙——
直到太阳快落山她才想起打电话。
按照顾福广在电话里给她的地址，她找到八里桥路的蜡烛店。刚上楼梯，老顾劈头就问：“为什么不打电话？”
她能说什么呢？说自己太紧张，说她想不到在这样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竟然会无巧不巧遇见这个人。这个——摄影记者。她有很多事都无法解释，虽然她不得不抓紧时间，把最新获悉的重要情报汇报给组织。
她怎么解释得清楚呢？她本来应该立即打电话，告诉老顾上午在贝勒路发生的危险情况。她又怎能解释清她竟然会在法国公园的水榭里等候他几个小时（像是个焦虑的情人），随后又跟他一起去白俄餐馆。这个摄影记者，他在船上想给她拍照片，他对人的面孔有很好的记忆，他好奇心重，他故作潇洒的可笑做派，她对他的莫名其妙的信任感，这些事情怎么能一句两句说清楚。
对她内心里那种奇怪的麻木，她又能说什么？连续多日独自一人守在那间过街楼上，她渐渐产生某种类似置身于午后阳光下的感觉，松弛，懒洋洋。以为没人知道她的存在，没人晓得她参与那件刺杀案，好像通过某种天晓得的合谋，她已被大家抛弃，既被同志，也被敌人。
她对自己说得过去的解释是，她应该勇敢地敷衍他，跟他去，去吃饭，去调情，去看看他到底是谁，到底想干什么。出于某种奇怪的心理，她没有把船上的事告诉老顾，只是把他说成一个故人，一个以前就认识的摄影记者。一个——有同情心、正直、愿意帮助她的人。
问题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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