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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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把手插到他的两腿中间，用拇指关节从下面弹那团东西。她用带烟味的嘴唇吻他的鼻子和耳朵。他的鼻子上带着她的气息，她自己身体的味道。他气馁地倒在枕头上，肩膀上的伤痛让他嘴角突然咧开，斜歪着抽动一下。她抚摸他身上那些淤青，抚摸他脖子上的瘢痕。时间还早，现在已是子夜，今天是礼拜六，他们俩要在这里过上整整一天。

　　　　“现在，你来告诉我这些伤痕，是谁把你弄成这样的？”

　　　　⑴Rue　Paul　Beau，今重庆中路。

　　　　⑵John　Gilbert。

　　　　⑶Koslovsky。

　　　　八

　　　　民国二十年六月七日下午七时十五分

　　　　餐馆名叫“本迪戈”⑴。位于迈尔西爱路⑵和蒲石路⑶交叉的路口上，华懋公寓的底楼。坐在餐厅西北角靠窗的位子，你面前（隔着马路）就是法国总会和兰心大戏院。这是上海最好的西人餐厅，业主是一对犹太夫妇。

　　　　玻璃门内有向下的台阶，餐厅在半地下室——这可不是想要仿效哪种建筑风格，什么低地国家用来隔绝潮气的空间，什么佣人在这种地方干活可以避免因为窗外的风景分心。据说那只是因为承包商打桩时，故意挑选一种更加便宜的钢筋，大楼刚造好不久就开始沉降。

　　　　餐馆的老板是德裔犹太人。在通向餐厅的台阶旁，墙上挂着他的大照片。一圈神气的大胡子，好像几年前街头常见的卡尔·马克思巨幅画像。实际上你看不到他的胡子，因为要开餐馆，他就把胡子全都剃光。关于他，说法可不少，全都是不折不扣的租界传奇。比如说，有人断言他租下这间昂贵店铺开餐馆，本钱来自早年的澳洲淘金（你自己看么，餐厅名字不就暗示你啦）。

　　　　不过租界里的识途老马会告诉你另一个版本。老罗曼兹二十多年前还是个犹太瘪三，连个破烂皮箱都没有（有人说从锅炉声隆隆的底层大舱上岸的外国穷鬼都提着两只烂皮箱，哪有这事儿）。他在黄浦江边走来走去，几近绝望。命运女神突然想起他来，黄包车上落下一只钱包。机会对于每个遭遇它的人会有不同样的结果。比方说，如果他把钱包藏进怀里，这个机会可能会让他醉上半个月，可他捡起钱包，奋力追赶那辆黄包车，机会可就大大不一样啦。

　　　　丢钱包的是礼查饭店的老船长。罗曼兹是如此诚实，上校因此派给他一个差使，让他当礼查饭店的管家，专门照看那些银餐具和法国瓷器。罗曼兹在礼查饭店一干就是十二年。在第十个年头上，命运女神第二次眷顾他。送给他一个老婆。罗曼兹太太是个俄国犹太人。在礼查饭店包房间，专门向单身外国商人提供一夜之欢。她发现，罗曼兹能用对待上校的利摩日瓷器那样的温柔方式照顾她，便答应嫁给她。他们俩决定先秘密结婚（不去犹太会堂），因为只要不当面告诉上帝，罗曼兹太太尽可以继续她那很来钱的工作。等到攒够钱，再告诉上帝不迟。他们果然攒够开餐馆的钱，开业当天同时在犹太教堂举行标准的犹太婚礼。

　　　　这是租界的传奇。租界就像个大染缸，把进入它的人，跟它有关的事统统染上一丝传奇色彩。那多半是因为，它就像是个漂浮在天上的空虚之城，没有根，没有过去（大概也同样没有未来），它把所有生活其中的人，或者哪怕仅仅是短暂过客，全都漂洗过一遍，全都变成和它一样，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有传奇。

　　　　陈并不是来听这些故事的（他既不是记者也不是游客），况且他早就听说过这些故事。他只是约人在这里见面。今天是礼拜天，餐馆里的人并不多。

　　　　他住在东方饭店，房间窗外的五马路对面就是张灯结彩的群玉坊。这家斜横在虞洽卿路⑷上的饭店，正门朝向西北。就像是建筑师硬要把它的脑袋挤到路口，好让它呼吸几口赛马总会的金钱气息。他在饭店的住客簿上登记的名字是陈古月，柜台上提供两种笔，陈选择用毛笔。草体字写得一团糟，这是诚实的另一种心照不宣的方式。他没有出示身份证件，无论是香港殖民当局颁发给陈吉士先生的居住证明，还是河内保安局签发给陈保罗先生的旅行文件，他都没有从皮箱里拿出来。尽管公共租界巡捕房要求辖下所有旅馆饭店按照证件如实登记顾客身份，但没有一家会不折不扣执行。

　　　　今天下午，在楼梯转角处柜台上，河北茶房老钱向他打招呼，让他从走廊穿到后楼出门。因为饭店的正门前人头拥挤，上月萝春阁响档李伯康跳槽，被东方书场重金挖角，每日一段杨乃武，一时间好像全上海的黄包车全都被拉到这里。

　　　　瓜皮小帽放在柜台上，灰布半大褂子刚过膝盖，露出黑色的扎腿裤，腰上也拦着一条缎带，活像只两头扎口的褡裢挂在椅背上。老钱悄悄告诉他，巡捕房中午来查过旅馆登记簿，特别挑出这个陈古月先生来问过他。

　　　　“真的假的啊？”

　　　　“老天在上，我钱文忠从不说谎。”

　　　　他觉得特蕾莎说得不错，他得小心点，他最好赶紧换个饭店。在西侨青年会⑸游泳池边，他把这事告诉特蕾莎。特蕾莎并不太在意，她似乎很疲惫。只要一到周末，特雷莎就会失踪，连影子都看不见。英弟告诉他，特蕾莎肯定跟那个黑头发的混血摄影师在一起，那是特蕾莎“把所有生意都丢在一边”的“玛苏连尼察⑹周末”，可别想找到她。可他有急事，他刚卖掉一单货。

　　　　今天晚上，他要跟人家敲定提货的地点和时间。

　　　　坐在陈右侧的年轻人穿一件黑色皮衣。戴着圆框眼镜。据陈所知，他有很多名字，朴季醒只是其中的一个。在香港，他代表一家开设在釜山的贸易公司，以前，他在陈那里订购过一批货。他甚至会讲广东话，跟他的中国北方话讲的一样好。

　　　　另一个更加年轻些，坐在陈对面，板直着腰。双手平放在桌沿上，像是正在进行某项童子军训练课程，又像是教会学堂的舍监正在检查手指甲。陈选择这家昂贵的西人餐馆，原本就是希望让客人稍感拘束。他故意挑一张摆在当中的餐桌，以便鉴赏客人们机警扫视的眼神。

　　　　林培文先生，朴季醒介绍说。还是叫我小林吧。他们很少交谈，四周很安静，没有吧台，没有留声机，也不在墙上装镜子，以免影响客人食欲。到处都是鲜花，墙上的画框里也是鲜花和水果。上第一道主菜前，罗曼兹都要亲自来照看，微笑，鞠躬，摆放刀叉碟子。

　　　　朴季醒对待食物并不拘谨，他用手抽掉整条烟熏鲑鱼的脊骨，银光闪烁的刀叉在他手里，就像可以用来杀人的武器。

　　　　五张小桌。内侧高起一尺的平台上还有一张长方形的大餐台，被铸铁围栏围起，围栏下摆放着玫瑰花盆。平台的左面有条曲廊，似乎通向另一个餐室。

　　　　亨牌⑺雪茄的香甜烟雾弥漫在餐桌上，在冷热两道甜点的间歇，陈切开吕宋雪茄，La　Flor　de　la　Isabela⑻，他在嘴里咕哝，把雪茄递给客人，就好像真的在把西班牙王宫花园里的花朵献给尊敬的客人。但年轻的韩国人不要雪茄，布丁把他的嘴塞得满满的。雪茄烟雾很呛人，林培文也不喜欢这味道，他把脊背向后靠，椅背中间镶嵌着皮质软垫。

　　　　没有人急于谈生意。这是个很小的餐室，邻桌有人打开胡椒瓶（有人说这瓶子的价钱比一顿饭还贵），你甚至会闻到那股呛鼻的味道。而你坐在房间正当中。谁会在这种地方谈生意呢？那会让人觉得你像个高谈阔论的骗子。如果别人乐意仔细倾听，那就更加麻烦。

　　　　咖啡杯只有半个鸡蛋壳大小，六角形——这房间里所有的物品都是六角形，盐瓶，小餐桌，连房间本身也是六角形。接着是水果篮，这回是罗曼兹太太出场，鞠躬，微笑，奉上紫竹篾片编制的扁篮，两只芒果，两只花旗橘，再鞠躬，微笑，好像在庆幸表演圆满成功。

　　　　已是夜里九点，音乐声从半空的风中传来，乐队在法国总会的屋顶平台上。陈在等待。他不知道该由谁拿主意。他以为顾先生会来，可他没来。顾先生觉得哪里比较方便？蒲石路离顾先生住的地方很近。所以陈把饭局订在这里。雪茄烟雾在灯光下变幻莫测，空气好像随着查尔斯顿舞曲怪诞地摇摆。陈问客人要不要去舞厅，这就像是一句不合时宜的玩笑话，无人响应。

　　　　是朴季醒先离开餐厅。独自一人。十分钟后，陈和林一起离开。

　　　　走出餐厅，兰心大戏院还未散场，隔壁马迪汽车行的车库里，福特车排成两列整齐的队伍，好像两队瞪着巨大复眼的甲壳虫，在强烈的白光照耀下，一丝都不敢动弹。他们俩站在车库洞穴般的开口旁等待。街对面，华懋公寓三楼只有一扇窗户亮着灯，乳白色的窗框在黑夜里泛着幽蓝的光辉。窗下挂着一副巨大的眼镜，两条眼镜腿是可伸缩的曲折臂架，现在它完全伸展开来，挂在人行道上的夜空中，好像被人兜头猛揍一拳。左边的眼镜片写着“梁文道”，另一片上有四个字：“医学博士”。

　　　　陈不知他们要把他带去哪里，也许是他的诚恳终于获得承认，因此得到觐见顾先生的机会，也许只是换个地方继续等待。他觉得自己差不多应该可以发一通脾气，但并没有。汽车沿着迈尔西爱路向南，驶过环龙路口，林让司机停车。

　　　　⑴Bendigo，这个餐馆的名字让人想起澳洲早年的那个淘金热中兴起的小城。

　　　　⑵Route　Cardinal　Mercier，即今天的茂名南路。

　　　　⑶Rue　Bourgeat，今长乐路。

　　　　⑷今在西藏东路。

　　　　⑸在今南京西路。

　　　　⑹масленица，俄罗斯传统节日，谢肉节。

　　　　⑺Alhambra。

　　　　⑻“伊莎贝拉之花”，一家雪茄烟草公司。

　　　　九

　　　　民国二十年六月七日晚九时二十五分

　　　　朴季醒藏身在迈尔西爱路高级定制洋装店的门洞里，低垂的雨篷把路灯的光晕遮挡在外面。他看着车子驶过，他看到陈先生和林坐在汽车的后排座位上。等汽车开出两三百米，他才疾步赶上去。九点过后的这半个小时，恰似一段幕间休息时刻，街道空空荡荡，稀疏的梧桐树影间只有夜风穿过，温暖潮湿，还带着点腐腥味，像是有头巨兽藏在夜空的哪个角落，因为吃得太饱，正在不住喘息。整整两分钟内，迈尔西爱路上就只有这辆汽车驶过。法国总会围墙后的树林里传来一两声猫叫。

　　　　他看到汽车缓缓停到路边，他又等待一两分钟，确定在那辆出租汽车后没有异常，没有鬼头鬼脑的尾巴，这才走过去，钻进车，坐在前排司机座边上。汽车再次发动，他解开衣扣，点上香烟，很快吸掉这根烟的三分之一，好像他从未离开过他们，好像他一直就坐在车上。

　　　　朴是韩国人，年轻的剧团演员，分配给他的都是些小角色。在上海，他加入一个韩国激进小组。在团体中他却扮演一个个重要角色。他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岛屿间奔波，舟山，香港，有时还会跑到海防和槟榔屿。起初，他那伙人确实得到莫斯科的财政支持。他自己还曾在伯力接受过三个月的课程训练。可是不久以后，朴所属的团体受到另一些韩国人（那帮人在海参崴和伊尔库茨克活动）的排挤。在莫斯科，突然之间旧的原则受到质疑，当务之急，是要保卫苏维埃？还是继续世界革命？结论作出之后，老的机构部门必须重组。朴的小组突然失去来自莫斯科的支持，也不再接到任何指令。他们冒险派人出满洲里，在莫斯科的会议桌上朝人家抗辩，讨论极其激烈，甚至有人在会议现场动拳脚（据说动手打人的正是朴的哥哥）。

　　　　后来就有传言说，公共租界巡捕房正是在接到某个来历不明的举报电话之后，才会在那天深夜派出大队人马，冲击吕班路朝鲜激进分子的开会现场（朴的哥哥当时掏枪反抗拘捕，被当场击毙。）。而这个举报电话，有人怀疑与海参崴的韩国人有关。老顾却对朴说，不要太轻信传言，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向来很狡猾，也许是故意释放的烟幕。朴的组织损失惨重，要不是老顾收容，他几乎走投无路。

　　　　车子调头向东，两侧是法租界高低连绵的砖房，装着木栅门的弄堂。朴季醒指挥司机不断在岔路口转弯，时不时朝后视镜张望。刚刚在餐厅座位上，他偶然抬起头，看见台阶上门厅外的黑暗中闪过一个人影，他有些疑心。他不敢大意，他受过严格的训练，懂得所有的盯梢技术。

　　　　汽车转到贝勒路⑴上，停在弄口。街对面有家日用杂货五金铺，还没合上门板。柜台内外各站着一个人。里头是老板，正在拨打算盘，头顶上悬挂着成串的木夹，一排铁勺，几只不知用途的铁丝网框。小伙计站在柜台外，才六月份天气，上半身就赤膊，腰上扎着段黑色布条。

　　　　一下车，朴就让自己消失在沿街房屋的阴影里。林带着客人进弄堂，弄内没有灯光，他们向左转入横弄，进门。他听见两双皮鞋踩到楼梯上。他知道那条楼梯很窄，也很陡，楼梯间很黑暗。他躲在过街楼下，墙角。听到头顶上房间一侧的敲门声，走路声，拖拉桌椅的声音。

　　　　又过大约十分钟，他从角落里走出来，转身进那幢房子。房间就在过街楼里。他推开楼梯口的双扇合页门，冷小曼守着房间外的过道，坐在一只小凳上，眼睛盯着小煤炉上那壶快烧开的水。她抬头看看他，又低下头想她的心思。

　　　　他走进房间，客人坐在桌旁，靠窗。顾福广在桌子另一侧。一袭灰色直贡呢长袍，橡木铜盆帽放在桌上。林培文站在客人身后，站在窗口，掀开一角窗帘向外张望。他坐到桌子正对窗口的那一边。

　　　　老顾的队伍在扩大。人手越来越多，他从旁观察，虽觉老顾召集人马的方法并不十分光明正大，可他也不在乎。他信任老顾，人家在伯力受训，他也去过伯力，可人家懂的就是比他多得多。

　　　　老顾是天生的领袖，他严密设计，把人员分成几个小组。小组间相互隔绝，独立行动，有时交叉接应，但计划总是藏在老顾自己的脑子里。

　　　　至关重要的是枪。在老顾所设想的革命方案里，枪才是所有一切的本钱。枪是能用钱买到的，而他们此刻并不缺钱。金利源那次行动之后，他们又干过几票，组织的财务问题，差不多全盘解决。

　　　　在伯力城东南郊外的营地，朴也曾学习过说服人的技巧，如何让对方产生错觉，如何让人家相信被说服的是别人而不是他自己。你可以让别人害怕你，你也可以利诱他，但有时你仅靠说话就能让他死心塌地跟随你，或者帮助你，或者把他的命交给你。

　　　　客人递给老顾一张纸，充满期待地望着老顾，好像照他的想法，老顾就应当跳起来，一把抓过去。但老顾只是平静地从他手里接过那张纸。

　　　　“现在货都在香港。按照你要的交货日期，我们会用蓝烟囱公司的怡康号客货轮装运来上海。照惯例，我们要求在水面交货。”

　　　　“可以。”老顾说。

　　　　“交货同时付款。我们在香港商定过。”

　　　　“可以。”

　　　　“五千七百八十块大洋。”

　　　　“没问题。”

　　　　现在，茶水已送进来。房间突然变得沉静，只有玻璃杯中的茶叶随着蒸气盘旋。客人是懂行的，恪守规矩，避免说多余的话。陈先生不讲究排场，没有带保镖，这让朴更加放心。实际上，也不需要保镖。最危险的是交货时刻，可交货是采用一种不见面的方式——几乎不用见面。当然，付钱总是需要面对面的，可军火交易双方的信任关系是建立在复杂的地下网络上的，一旦双方见面，就证明已得到许多重要人物的担保。

　　　　朴自己最喜欢用盒子炮，7。63毫米毛瑟枪。而这次更好，这次老顾向客人订购的是新型产品，新近开始生产的速射型号。在城市街道上短促冲击，把弹匣中的二十发子弹连续射击出去，威力会更大。这也是帮会分子最喜欢的手枪，听说前些年有个吃败仗的北方军阀，短暂避逃在上海做寓公，委托青帮大人物为其保驾，结果带来的几名保镖身上携带的这种手枪全被人家骗走。帮会以租界内不准携带无照枪支为理由，要求保镖们交出手枪，由帮会暂时保管，到最后还给他们的是几支破烂货。

　　　　林培文合上窗帘，走出房间，掩上门，站在过道里与冷小曼说话。不久，说话声音停下来，林培文打开门走下楼梯。

　　　　客人准备离开。他最后提醒老顾，收货付款之后，双方就会形同路人。他说，公司的政策是不去过问顾客如何使用这些货物，你可以拿去屠杀野鸭，消灭奸夫淫妇，哪怕你纯粹想排在墙上当摆设。但是——公司不希望顾客将来在哪个多愁善感的日子里想起他们来。

　　　　“陈先生请放心。我们还会再做生意的。贵公司把整批货卖给我们。岂不就像在你们手里捏着我们的一份账本。谁也不会把账本交出去的。我们懂得哪个手指烂掉就切掉哪个手指的道理。”

　　　　实话实说有时是最恰当的回答。客人看来很满意。林培文已帮客人要来汽车，他是在对面的杂货五金铺里打的电话。这一次，由林培文单独送客人回驻地。

　　　　朴季醒等汽车开出去很久后才掉头离开。他没有上楼，他在黑暗的街道上巡视。刚刚送客人上车时，他看到几十米开外的一条弄堂口，有人影晃动。这是他今天第二次看到那件细条格子的衬衫，这次他看得清楚，这次弄堂的拱梁上挂着一盏昏黄的路灯，他看见风掀开那件单薄的洋服，那件衬衫从衣摆下露出来。等他追过去时，百米长的弄堂里空无一人。他知道这条弄堂通往另一条马路。他怀疑这是自己的错觉，但他不敢大意。贝勒路是重要的联络点，是林培文小组使用的安全房。他准备回头把这情况汇报给老顾。他不打算上楼，在过街楼下的墙角等着。还要等一会，老顾肯定跟他自己一样，观察到冷小曼的心不在焉。走神，总是走神——他猜想老顾会找她谈话。一个身负重要责任的秘密组织领导人，应该随时注意成员的思想情况，一个组织，最让人担心的是思想涣散。他有点替老顾担心，冷小曼显然处于一种连她自己也难以察觉的困惑之中。

　　　　⑴Rue　Amiral　Bayle，今之黄陂南路。

　　　　十

　　　　民国二十年六月八日凌晨三时三十二分

　　　　犬吠声凄厉。冷小曼看看五斗橱上的台钟，才三点半。她再次陷入连日来不断折磨她的自我拷问之中，无可解脱，无从排遣。

　　　　码头上被击毙的曹振武，确实是冷小曼的丈夫，可他也是她的仇人，她的前一个丈夫正是死在他手上。她不知道该怎样算清这笔帐。

　　　　那一次，她从桂林来上海。当时曹振武作为南京政府里一位大人物的私人代表，在桂系军队中活动，计划是建立某种秘密的联盟。要不是那次巧遇戈亚民，也许这会她人已在巴黎。她没有看见他，可他却看见她。她沿着霞飞路一直走到福开森路⑴，他也跟到福开森路。她住在桂系军队充当上海联络处的公馆里，门外有佩枪的巡捕站岗，门内有不带枪的卫队（租界当局不允许公开佩带），所以他不敢进门。

　　　　直到她再次出门，在白赛仲路⑵一家沿街的小书店里，他站到她背后。从前，他们都是俄文补习班的同学。从前，在补习班的教室里，他们都听那老布尔什维克讲过课。因此她根本不用转身，就知道背后站着一个人，充满敌意。

　　　　老布尔什维克并不老，说他老，是因为资历。一肚子都是他自己的故事。都是亲身的阅历。在莫斯科，在彼得堡，在巴黎，他把警察和特务耍得团团转。他上课用的是俄文，最简单的那种（参加补习班时间最长的也只有半年），可场景却栩栩如生。人的表情，树叶飘落地面的声音，药水瓶的颜色。奇怪的是，最日常的事物从他嘴里讲出来，也无不带上传奇色彩。

　　　　汪洋（她的前夫）也在俄文补习班当教员。他年轻，只比她大几岁。他去过苏联，段祺瑞的军法处警察闯进北京大学宿舍，幸亏他不在。他只得去苏联。他回到上海，在补习班里给她和戈亚民上课。口若悬河，不时嵌入一两个俄文或者德文单词。他用一本油印教材，叫做《马克思主义入门》，后来她才知道，那讲义是直接从俄文翻译过来的，是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ABC》。

　　　　戈亚民一直都是他的信徒。那不奇怪，在跟他结婚前，她不也一直是他的信徒么？他要戈亚民做什么，戈亚民就做什么。尽管戈亚民暗地里疯狂地爱上她，但一当他明白汪洋也在追求她，就把热烈的眼神移开。

　　　　可是现在，戈亚民也跟别人一样离她而去。牺牲——也许自杀比被杀更适合牺牲这两个字。说到底，只有一无反顾地抱有自我毁灭的勇气，才当得起这两个字。

　　　　应该让她去执行的。她争取过。但别人怀疑她究竟有没有这种勇气。老顾说，我们相信你有大义灭亲的勇气，天晓得，大义灭亲这个词放在这种情形下，有多不合时宜。可你让别人说什么好呢？无论如何曹振武是你现在的丈夫。

　　　　其实，她放在心底里没说的话是，不如就让我跟他一起死吧。此刻她坐在过街楼面对贝勒路的窗口，望着黑暗的城市，对自己尚且活着不可置信。

　　　　之六：既须残酷面对别人，也必残酷面对自己。一应软化意志之情感，亲情、友情、爱情、感激之情，甚至荣誉之心，概必压制，且必以冷酷专一之革命激情替代。

　　　　她觉得老顾草拟的群力社纲领在这一条上还不够完整。对她来说，迫在眉睫的是要压制那股自卑情绪，它们时不时从内心深处冒出头来，但愿真如老顾说的，残酷的暴力是一种净化力量，它会帮助我们摆脱自怜，摆脱自我厌弃。

　　　　戈亚民从头到尾追问这一句：“他是在什么时间向你求婚的？”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被关押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军法处大牢里。没有手表，没有画着嫩绿色旗袍女人的月份牌，甚至看不到太阳。有时候，一阵风吹过，牢房外的走廊里会闻到太阳的味道，青草的味道，油炸臭豆腐的味道……

　　　　别人都在沉默，那个头发始终不听话的穿着白色帆布西装的小男孩是沉默的（后来她才知道他叫林培文），他不断用手捋他额头上那一抹头发。老顾也在沉默，甚至有些殷勤，给她倒水，要不要茶叶？如果你头晕，我这里有万金油。

　　　　我不知道。每天上午，木门打开，走廊里的微风把牢房整宿的臭味吹散的时候（她从不知道女人的身体也可以散发出那样浓烈的臭味），就会有拉铁门的声音，哐啷哐啷哐啷，即便有阳光和青草的气息，这声音还是让人心惊胆战。活着，或者死去，如果是提审，那么你还活着，如果不是提审，那就是提到监牢围墙后的空地上枪毙。那些日子，几乎天天有人被枪毙。而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看守对你很客气，“你们不是坏人，你们——都是为国家——”她们对那些刑事犯就不这样客气，如果不听话就拖出去打一顿，女人打女人，下手居然会那样狠毒。但她们什么都不会跟你说。男监在另外一排牢仓里，我怎么会知道？

　　　　戈亚民突然愤怒起来，她感觉得到怒火在他的身体里涌动，他站在她的面前，用牙齿啃着自己的拳头，好像这是表达爱情的另外一种形式，好像如果不能爱她，就要伤害他自己，如果不能伤害他自己，就要伤害她——

　　　　他挥出拳头，短促（像是在尝试），快速缩回，好像手臂上装着一个弹簧，又重重打出一拳。第一拳打在她的额头，第二拳打在她的颧骨上。林培文冲上来，从背后架住他的手臂，而他暴起眼睛，头和上身努力向前挣脱，向她扑过来，好像是在表演一具扑向火堆的雕塑。

　　　　她只感到屈辱。不是因为他打她，而是因为老顾的沉默。其实那时她并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代表组织来向你打听一些事。他代表组织。而组织在她被打、被伤害、被逮捕的时候都在保持沉默。这让她感到屈辱，让她感到自己并不重要，组织不会来营救你的。你要自己救自己。济难会那个学法律的大学生模棱两可地说，不，我不是组织派来的，我是代表一个慈善机构，我是济难会的。我可以向你提供法律援助。但你也可以把我的话当成组织（你的组织）告诉你的。如果他向你提出要求，你可以答应他，可以虚与委蛇（他把虚与委yí说成虚与委shé）。

　　　　于是，她答应他，虚与委蛇，觉得自己的确像一条蛇，一条苟且偷生的自卑的美女蛇。曹振武让看守把她带出去，他给她带来点吃的。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提出那个要求的，他装得像个君子人。而且他跟她是老相识，老家在同一个省城，他们在同一个师范学校的同一个班里念书，是同学。他们几乎同时离开那个令人窒息的内地城市，年轻人像扑火一样扑向革命，只是一个去南方，一个来上海。去南方的加入国民革命军，他，曹振武，现在是进占上海的一支军队的军法处主任。而她是他的阶下囚。

　　　　只是到后来，他才向她暗示。这里隶属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军法处，不属于我的管辖范围。虽然我跟他们很熟，但杨虎和陈群是两个疯子，全中国都知道这是两个疯子。我去跟他们商量，一个误入歧途的女人，政府难道不应该给一个机会？他们却反问我，她是你的什么人？

　　　　你明白不明白？她是你的什么人？

　　　　他给她泡的咖啡还冒着热气，他是很细心的人。只放一块糖，又在碟子里另外放上两块。天知道这警备司令部的监牢里哪找出的这堆家什。这是军法处看守所的所长办公室。是这幢房子里最好的一间，窗外阳光明媚，虽然是夏天，但上午这里很凉快。他穿着夏布军装，短裤刚到膝盖，马鞭放在桌上，几乎有些俊俏。他比她大两三岁（她想，我去年才刚过三十岁么，他还说，出钱让我去巴黎念两年书，就当是送我的生日礼物）。

　　　　我当然能明白他的意思。我没有接口。直到济难会再一次来人接济。我咨询他们的意见。我想——他们一定是组织上派来的。

　　　　老顾忽然从沉思中醒来，对她说：“济难会不能代表组织，他们只是慈善机构，是在组织的引导下为狱中难友提供必要的帮助。他们只是组织的外围机构。”

　　　　原来是这样。可后来，我就答应他。答应他的求婚。他再一次向我提出——这次不再是暗示。他告诉我，南京又有新的政策，要加大对反动分子的打击力度，可能最近又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