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乾隆三部曲第一部-出书版)-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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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牧令，每于数十里外迎送，旷废职守，莫此为甚。嗣后正印各员，非有公事传询，不得轻率出城。
　　乾隆四年三月戊午，谕：
　　朕访闻得各省营缮修筑之类，其中弊端甚多，难以悉数，或胥役侵渔，或土棍包揽，或昏庸之吏限于不知，或不肖之员从中染指。且有夫头扣克之弊，处处皆然。
　　即如挑浚河道一事，民夫例得银八分者，则公然扣除二分。应做工一丈者，则暗中增加二尺。或分就工程，用夫一千名者，实在止有八九百人。以国家惠养百姓之金钱，饱贪官污吏奸棍豪强之溪壑，其情甚属可恶。
　　六月乙酉，谕：
　　广东征收粮米，支给本省兵食，名为兵米，闻向来州县官，皆折收银两。每一仓石，照时价多收银六七钱至加倍不等。收银之后，另买稻谷，碾米给兵。其买谷，或派富户，或派米铺，每石又照时价短发一钱，或数分不等。甚至有富家希图结交，因事请托，并不领价者。似此一出一入之间，多收少发，小民何堪赔累之苦。
　　六年六月，署两广总督王安国奏：乾隆四年奉旨查办广东征收粮米之弊，至今各项陋规，总未革除。请严饬广东各官两年来奉行不实之罪，彻底清查办理。
　　乾隆五年三月，河南巡抚雅尔图奏：现在豫民之累，如上司经临过往或州县公事下乡，一切夫马草料，皆令乡保供应。非苦累被事之家，即科派村镇之内。再如使用工匠夫役，向有当官名色，每日止给以饭食之资，令其供役。又如州县买办米、薪、布、帛各项什物，不问时值，止给官价，亏短实多。再驿站草料，派令承应，仅给半价，复用大斗大秤收量。家人经承，更加需索，小民含怨莫伸。再州县私给印帖，准人承充牙行，在州县不过贪得些微帖费，而乡村之内，虽零星蔬菜，肩挑小贩，无不需索牙用，细民受累无穷。再州县凡遇绅衿富民，有争产告继户婚田土细事，讦讼到官，动辄议罚。以致温饱之家，日渐消乏。再，豫省各衙门挂名冗役，倍于他省。遇事生风，吸民膏血，弊难究诘。
　　乾隆七年三月己巳，命稽查关榷弊端：
　　自御极以来，于蠲租减赋外，豁除各省关税，不下百万。又令将税课规条，刊刻木榜，遍行晓谕，不许额外征收，近闻各关过往商旅，尚不能普被恩施，怨声啧啧。究其由来，皆因司榷之家人胥役，巧立名色，重戥征收，勒掯需索，弊端百出。不饱其欲，则逗遛不肯放行。
　　六月乙卯，谕：
　　朕闻得粤西地方，看守城门之兵丁，往往借盘诘为名，遇小民肩挑薪蔬米豆等物入城货卖者，必攫取些须，以资食用。民间嫁娶，经由城门出入者，则先期需索酒食，方无阻滞。
　　又分防塘汛之兵丁，每驱使近村民人，薙草取水，并令轮值代送公文。或塘房破损，即令村民出钱，承揽代为粘补，以余资入已。通省皆然，而偏僻之地为尤甚。
　　又如赌博一节，辄自恃身充营伍，差役不敢擅拏，而同类人多，风信便捷，即拏亦易于走脱。以致开设赌场，引人入伙，肆无忌惮。
　　七月丙子，户部议准，御史王兴吾奏称：收粮百弊丛生，乞敕下各督抚严饬地方有司，务令粮户豫备好米，开仓即收。
　　八月甲寅，谕：
　　福建盐课，颇有苦累商民之处，盖有司于应征银两外，辄以杂费无出，藉端加派，习以为常。如每盐百觔，加增钱二十文至七八十文不等，名之曰长价。……皆巧取陋规。
　　九月辛未，谕大学士等：
　　近江西巡抚陈宏谋奏称，江省积棍，每年尾随学臣按试各郡，假冒学臣亲戚内幕，哄诱士民，朕思一省若是，他省谅亦相同。著各督抚等于学臣按试之前，将此等掉包患骗之弊，详明晓谕。
　　乾隆八年六月己巳，饬戒驿递扰累。
　　己卯，禁衿监充认牙行。
　　七月丙午，给事中锺衡奏请除征漕坐仓之弊：州县征漕，每佥派书役，因恐伊等朋比作奸，遂令内署亲戚家人长随等，坐仓看收。不肖书吏，暗通贿赂，彼此交结，致粮户交纳，分外刁难。
　　乾隆九年正月，湖北巡抚晏斯盛奏：楚省征催钱粮，每乡每里各有里书、册书，盘踞乡曲，包揽侵收，飞洒诡寄，以及需索册费等弊。
　　二月壬申，甘肃巡抚黄廷桂奏称，甘省向缘版籍脱讹，户口混淆，州县多无实征底册，花户并无易知由单，以致里甲包收代纳，随意作奸。
　　是月，湖北巡抚晏斯盛奏，关税银多官吏染指，胥役侵渔。
　　七月，福建巡抚周学健奏：闽省各属积年拖欠钱粮甚多，固缘户籍不清，苦于赔累。亦有粮户离城辽远，不能自赴缴纳，以致胥役揽收代完，因而假印假串，滋弊多端。
　　十二月丙辰，协理山东道御史胡蛟龄奏称：各省散给狱囚衣粮，有名无实。请勅下督抚严饬所属，毋使吏役人等侵蚀中饱。至有病监犯，务令刻速医治，分别取保散禁。如有病故，捏供率报详结者，即行指参。
　　十年五月戊戌，刑部右侍郎彭启丰按行温台诸郡，闻兵丁往往藉端凌虐穷民，不曰巡盐而曰搜盐。挨户搜查，灶前床下，稍有食盐存积，多方吓诈，得钱方行释放。苟不遂欲，即指为私煎私售拏送。甚或一家之盐无多，并数家之盐，扳指获送。
　　九月戊寅，太常寺少卿邹一桂奏称：律载狱具全图，自有定式。近因日久弊生，禁卒人等创立非刑。凡遇囚徒，无分多寡，概令排卧一头，于镣铐中横穿长木，锁逼两头，压住手足，狱囚缘此毙命者不少。
　　十一年二月壬子，湖广道监察御史沈景澜奏：顷奉恩旨将直省地丁银两蠲免一年，朝野额庆。查向来蠲免地丁清册，州县造报藩司，书吏藉端勒派，视县分大小，自数十金至数百金不等。总吏派之里胥，里胥派之甲户，不遂其欲不止。
　　十二月丙戌，御史朱士伋奏称：外省州县经征钱粮时，多有不贮外库，存贮内署，以便挪用。因而起解耽延，以致仓库钱粮亏额。一闻道府盘查，非搬取于邻封，即勒借于境内。
　　不但以前花大力气解决的并未见其解决，雍正年间已经解决的问题，又复发生。这就特别令人难堪，既感无奈，又觉气恼。
　　尤其是本以为民的粮政努力，却产生了新的扰民现象，就使人备感失望。
　　形形色色“官累”的存在，使吾人对“康乾盛世”的说法，恐怕都不得不打些折扣。不过，这也并非意在简单的否认“盛世”。许多证据表明，这类现象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能存在的。它或许表明，我们对人世苦难的深邃，也还了解得不够。
　　问题在于，这些弊端为何屡禁而不止？它难道不是由于“吏偷”——官吏不能实心任事所造成的？
　　*　*　*
　　＇1＇　《世宗实录》卷末。
　　15。吏偷
　　在即位最初的十几年时间里，今上有充分的理由感到骄傲，他不但清除了可能的“政敌”，消除了潜在的“朋党”威胁，甚至搭建了一个小的核心班底，来取代父皇留给他的一辈元老重臣，并在制度上也有所建树。
　　雍正十三年八月，即位第一日，遵大行皇帝遗命，命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四人辅政。几日后，经鄂尔泰、张廷玉提议，取消“辅政”，沿用“总理事务处”名义。
　　十月，以西北大军已撤，裁撤“办理军机处”，大小事件俱交总理事务王大臣办理。其成员为：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协办总理事务平郡王福彭、大学士徐本、朱轼（乾隆元年九月卒）、公讷亲，尚书海望。
　　乾隆二年十一月，扶丧二十七月释服之后，庄亲王允禄等奏辞总理事务。宣布撤销“总理事务处”，恢复“办理军机处”建置。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公讷亲、尚书海望、侍郎纳延泰、班第等六人，为办理军机大臣。与雍正时不同，乾隆朝不再允许亲王宗室进入军机处。同时，规定军机大臣必须以满人为首席，所用要员也多为满人。
　　寻以体恤老臣为由，改由讷亲独自承旨。面奉谕旨后，再口授另一军机大臣（汪由敦）撰拟。直到乾隆十三年傅恒出任军机大臣领班后，才改为军机大臣共同进见。＇1＇
　　军机处发出皇帝谕旨，分“明发”、“廷寄”两种。明发谕旨，先送内阁，依次到部院，各司，层层下发。廷寄则直达受旨人之手，凡属重要机密事件皆用廷寄。内阁所掌票拟（草拟谕旨）范围只剩下寻常例行公事，议政王大臣会议也由于无事可办，成了一个摆设。
　　军机处制度虽是雍正朝建立，但主要是办理军务，直到乾隆年间，“有事无不综汇”，它才完备起来，成为一个全权的机构。西方学者将军机处描述为一种私人会议，它缩小了皇帝例行决定大事的范围，与现代华盛顿“总统办公厅”的功能相似。＇2＇从明代起，取消宰相，君相合一，皇帝同时兼任宰相，这种体制，也是到清代雍正、乾隆年间才达到了一个顶峰。
　　即位第三天，皇上恢复了密摺制度。每天晨起，便开始批阅奏摺，每一份都要“详细览阅，不遗一字，遇有差讹，必指出令其改正”。＇3＇凡属机密，留中不发之件，他往往亲自缄封，有的索性默记于心，将原件当场焚毁。不论平时还是巡幸在外都是如此，从不委人代办。走到哪里，奏摺就送到哪里。奏摺为他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门窗，批阅奏摺成了生命的一部分，同时就是在行使他手中的权力。
　　乾隆十三年以后，随着奏本文书的废止，奏摺的作用更为突出。遇有机密政务，官员往往先以奏摺形式报告皇上，得到首肯之后，再以提本形式向朝廷有关部门具奏，以完成一个最后的手续。传统政治，本来就是要一人负责（无论皇帝或宰相，实际上是一样的），至此终于实现了“一元化”的领导。大致说来，皇帝已不再受制于任何个人或其它烦琐的形式了。
　　在清代政治里，宗室大臣一向具有很高的权力，尽管它是在不断的削弱之中。乾隆初政，宗室大臣“辅政”也只是昙花一现。先是，曾为四辅政大臣之一的庄亲王允禄与果亲王允礼，本已辞去辅政之名（雍正十三年八月），自裁撤总理事务处后（乾隆二年十一月），又未在军机处任职（允礼于数月后去世；平郡王福彭从此也不曾大用）。乾隆四年，风云突变，皇上“终于”向庄亲王允禄与理亲王弘皙等“大动干戈”了。
　　四年十月，宗人府议奏，庄亲王允禄与弘皙等结党营私。上谕，庄亲王允禄乃一庸碌之人，但弘皙、弘升、弘昌、弘晈等无知之辈群相趋奉，恐有尾大不掉之势。允禄从宽免革亲王，其亲王双俸、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俱著革退。
　　弘皙则与允禄不同，“自以为旧日东宫嫡子，居心甚不可问”，著革去亲王，令拿交内务府总管，在景山东果园永远圈禁（“亦与身死无异”），其子孙照阿其那、塞思黑子孙之例，革去宗室，给与红带子。＇4＇弘升永远圈禁；弘昌革去贝勒；弘晈从宽仍留王号，终身停俸。
　　乾隆七年，复禁止担任御前侍卫之宗室与大臣等来往。乾隆十八年，严厉禁止宗室诸王与臣下往来。限制越来越严厉了。
　　“宗室干政”之外，另一个可能的最大威胁就是所谓“朋党”。而“彼时事之大者，莫过于鄂尔泰、张廷玉门户之习”。＇5＇
　　据说，乾隆初，鄂、张二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6＇二人又“素不相得”，＇7＇同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鄂有所过失，张必以微语讥讽，使鄂无以自容。＇8＇
　　在苗疆事务上，二人发生了首次冲突。因为战事不利，皇上撤回了办事乖谬的抚定苗疆大臣张照（张党），改任了张广泗（鄂党），却按下了两派之争的扩大。多年后他于《怀旧诗》中追忆：鄂尔泰、张廷玉素不相得。余非不知，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在余心固自有权衡。
　　乾隆六年，御史仲永檀参劾步军统领鄂善，并及于张廷玉、徐本、赵国麟多人，致令鄂善自尽。
　　不久，六年夏，以黄廷桂“滥举匪人，降二级调用”一事，鄂尔泰受到皇上“严行申饬”，据说从此敛迹修身。
　　乾隆七年，以仲永檀与鄂尔泰之子鄂容安串通泄密、陷害异己，将仲永檀下狱，鄂容安退出南书房，鄂尔泰交部察议，以示薄惩。
　　乾隆十年，鄂尔泰病故。
　　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朋党”犹可，只剩一个（独大）就令人难以容忍了。因此虽说“鄂尔泰在生时，朕屡降旨训饬，较之张廷玉尚为严切”，但皇上并未放过所谓张党。
　　乾隆十三年，年已七十七高龄的张廷玉上疏请求致仕归田，为满心不悦的皇上留下；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张廷玉竟然没看出皇上的不快，一来一往地摆起自己的理儿来。
　　在他的一再要求下，乾隆十四年皇上终于准其原官致仕，张廷玉未能亲至谢恩，又因担心改变先皇遗命，不准其配享太庙，复“请一辞以为券”。用皇上的话来说，这就迹近“要挟”了！
　　张廷玉历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任职中枢，参予密勿，曾经雍正皇帝许诺，死后可以“配享太庙”，在清朝祖庙中获得一个陪祀的地位。在这之前，还没有一个汉人能享此“殊荣”。有，亦从张廷玉始。
　　皇上于盛怒之下，削去其伯爵名号。乾隆十五年，张廷玉更是动辄得咎，又被宣布罢免其身后配享。皇上甚至指斥他“在皇考时仅以缮写谕旨为职，此娴于文墨者所优为”；“朕之姑容，不过因其历任有年，如鼎彝古器，陈设座右而已”。极尽羞侮。
　　随即发生四川学政朱荃“匿丧赴任，贿买生童”，罢官回藉途中，投水自尽一案。朱荃为张廷玉儿女亲家，曾得到他和梁诗正、汪由敦等人的先后举荐和包庇，上谕：张廷玉若尚在任，朕必将伊革去大学士，交刑部严审治罪。经“传旨询问”后复遭罚款、追缴此前赐给一切御笔、书籍等物，并查抄其在京住宅。梁诗正则交部察议，汪由敦降为侍郎。张党受到重大打击。
　　乾隆二十年，借胡中藻文字狱案，继续打击鄂党。＇9＇内阁学士兼侍郎衔胡中藻处以斩决，鄂尔泰之侄甘肃巡抚鄂昌令自尽，大学士史贻直休致回藉。张廷玉恰于此时病逝。上谕：鄂尔泰、张廷玉，亦因遇皇考及朕之主，不然，何事不可为也？一面警众，一面仍准二人配享太庙。并于几十年后复谕：“本朝纲纪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10＇他不但像他的父亲那样，不赞成有任何的结党行为，而且不允许大臣在上奏前互相讨论、私下交换意见。据说，乾隆朝的“朋党”从此绝迹。
　　同时，一向并无私属的皇上着意培养了讷亲、傅恒等一干新人（皆满族亲贵）。开始有了自己的核心班底，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大的作用。
　　以致皇上终于可以说：
　　（我国家）内无诐谒之女宠，干政之宦官，朝无擅权之贵戚大臣，外无拥兵之强藩巨镇。凡历代以来，所为腹心之蠹，跋扈之奸，不但无其人、无其事，抑且无畿微之萌蘗。＇11＇
　　但他仍然高兴不起来，根深蒂固的吏治问题仍未解决。
　　经过雍正一朝的整顿，吏治曾有很大的改善。问题却不可能“一劳永逸”，根本解决。乾隆初推行宽大政治，曾将雍正朝贪劣有据的革职官员两千一百余名予以复职，所有官侵吏蚀一概豁免。但不久之后，问题就又出现，同时，也有不少新的规定出台。
　　乾隆元年十二月癸亥，闻近日督抚中，有收受属员馈送者，谕令禁止。
　　乾隆三年四月甲申，令停止督抚贡献，谕：各省督抚，向来有进贡方物之例。朕御极之初，即降谕旨，令三年之内，停止进贡。并谕令督抚等毋得收受属员土仪。＇12＇
　　乾隆四年二月丙戌，禁内外官吏侵亏国帑。
　　乾隆六年九月庚寅，因定例文武官员犯侵贪等罪，于限内完赃，俱减等发落。近来侵贪之案渐多，照例减等，便可结案。谕令将乾隆元年以来侵贪各案人员陆续发往军台效力，以为黩货营私者之戒。
　　但立法虽严，自乾隆初年，特别是乾隆六年以来，即出现不少大案。六年三月，发生山西布政使萨哈谅收兑钱粮加平入己、山西学政喀尔钦贿卖生童案，实出于意料之外，上谕：
　　朕御极以来，信任大臣，体恤群吏。且增加俸禄厚给养廉，恩施优渥。以为天下臣工，自必感激奋勉，砥砺廉隅，实心尽职，断不致有贪黩败检以干宪典者。不意竟有山西布政使萨哈谅、学政喀尔钦，秽迹昭彰，赃私累累，实朕梦想之所不到。
　　是朕以至诚待天下，而若辈敢于狼籍至此，岂竟视朕为无能而可欺之主乎！我皇考整饬风俗，澄清吏治，十有余年，始提丕变。今不数年间，而即有荡检踰闲之事。……国法具在，朕岂不能效法皇考乎？＇13＇
　　甲申，御史仲永檀参奏兵部尚书兼步军统领鄂善，寻经皇上亲自鞫问，坐实其受贿事实。经王大臣等会议，以鄂善应拟绞立决具奏，命从宽令其在家自尽，成为乾隆朝第一个被处死之一品大员。庚寅，上谕：
　　自降旨之后，心中戚戚，不能自释，如人身之失手足也。……朕为此事数日以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深自痛责。以为不如皇考之仁育义正，能使百尔臣工，兢兢奉法，自不致身陷重辟。水弱之病，朕实蹈之。若再不明彰国法，则人心风俗，将来何所底止。朕之苦衷，亦惟皇考在天之灵鉴照之耳。垂泪书此，王大臣其体朕意焉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五月辛卯，饬科道纠参贪墨。
　　乾隆十二年，情况再度严重。更严格立法，四月甲申谕：
　　雍正年间属员亏空，定有上司着赔分赔之例，是以官员知所畏惧，亏空之案甚少。近来此例不行，所以贪风复炽，不可不加意整顿。
　　乾隆十三年九月庚戌，定侵贪犯员罪名：若以身试法，赃私累累，至监追二限己满，侵蚀未完尚在一千两以上，及贪婪未完尚在八十两以上者，秋审时即入情实，请旨勾到。
　　鉴于近年以来，“侵渔之案，日积而多”，“侵贪之员，比比皆是”，乾隆十四年十月甲辰，决定从重办理，一入“情实”，即与“勾决”，上谕：
　　朕今年办理情实勾到案件，于侵贪人犯及关系军务者，皆按其本罪，不少假借。……向来侵贪之犯，人人皆知其必不正法，不过虚拟罪名，是以侵渔之案，日积而多。若不亟为整顿，则营私蠹国之风，由兹日长，渐至酿成锢习。
　　此等劣员，多留一日，则民多受一日之残，国多受一日之蠹。……惟一犯侵贪，即入情实，且即与勾决，人人共知法在必行，无可幸免，身家既破，子孙莫保。则饕餮之私，必能自禁，何至甘心扞网冒法。此狂澜之必不可不回，而膏肓之必不可不救。旋转之机，端在于此。
　　并委派专员审理，核实无误，即行正法。但是皇上“将见天下无侵员，并且无贪员”的目标却并没有实现，＇14＇反而在乾隆一朝是愈演愈烈。＇15＇
　　但吏治中的问题多半还不在这里，而在于观望、迎合、宽缓、因循、粉饰、欺诳、疲玩、废弛，……等积习，《啸亭杂录》云：
　　（上之初年）所引用者，急功近名之士，其迂缓愚诞，皆置诸闲曹冷局，终身不迁其官。虽时局为之一变，然多获奇伟之士，有济于实用也。＇16＇
　　但利弊相因，据御史沈世枫奏称：近年以来之督抚，每以寻常政务，不足以结主知而动众听，于是逞臆见以变法，矜一得以邀功。其说以为利民，而其实利未见而害随之。乾隆五年闰六月庚寅，谕：
　　朕见督抚中，辍�茸委靡，苟且因循，……故遇有努力向前，勇于任事者，究胜于持禄尸位之辈，是以量加奖许，以示鼓励。若谓朕之简用督抚，所尚在此。而督抚意中，以为如此即足以副朕之期望，则全不知朕心者矣。沈世枫所奏亦不为无因，而亦有似是而非之处。……
　　皇上大小事务一把抓，更使得那些官员不得不采取一些对应行为来对付他。当日行政实已趋向“急遽烦苛”，故不得不回复常规程序。乾隆十五年五月己未谕：
　　不得以急遽烦苛，为率作兴事之术；亦不得以蹈常袭故，博宁人息事之名。
　　自朕观之，整饬之道，不在多设科条，烦扰百姓。……惟在督察属员，令其以现在应行之事，因地制宜，一一实力行之，百姓自沾实惠。
　　但更严重的问题，却也不在这里，而在所谓“有司奉行不善”，＇17＇地方官“奉行不实”等。＇18＇
　　乾隆六年二月，江苏巡抚徐士林奏有“地方官不实力举行”诸事。
　　六月丙辰，上谕：上年因游惰之民，不务生计，曾特颁谕旨，令各督抚董率该地方官实力稽查，多方化导……迩来留心体访，有司并未实力奉行。
　　至谓外省吏治“率多欺蔽”，＇19＇“可见外省大吏无一不欺朕者”，＇20＇“细察近日有司，究不免奉行故事，罕有能深体朕意”，＇21＇“是大臣等实负朕恩矣”。＇22＇
　　在清代，乾隆朝是所谓最“专制”的一个朝代，但由以上事实看来，皇帝并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反而要受到官吏和下层的制约。因此，不但追求理想如“回向三代”等等难以办到，其他次级的目标看来也不容易实现。
　　历来，皇帝与官僚的关系就是一对最复杂的矛盾。在乾隆一朝，更有多面相的表现。
　　美国学者孔飞力在他的大作《叫魂》里，自始就把眼光放在了君主和官僚的矛盾之上。他认为，君主和官僚的角色是不同的，君主又有许多理由对他之下的官僚不满。在他笔下，这些官僚（主要是地方官）具有难以改变的“恶习”（或曰“外省陋习”）：他们“迎合上意”，“毫无定见”；对新事务“懦弱怯惧”，“畏难裹足”；奉行“无事为福”、“多事不如少事”的宗旨；“因循”、“无能”，“敷衍了事”；以至“知情不报”、掌控信息、欺瞒上司，或“有意延搁公事”；僚属之间，“上下通同，逢迎挟制”，“上和下睦”，“官官相护”；甚至用它的“颟顸迟缓”及各种手段来抵制皇帝的“专制权力”，——乾隆皇帝为什么这么“恨”官僚？怎么会对官僚制度存有这样的“极深猜忌”？传统政府对“吏”很有警戒，不料对有品秩的“官员”也是如此，他们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这样“尖锐紧张”？这一切当然值得吾人深思。＇23＇
　　*　*　*
　　＇1＇　参见赵翼：《簷曝杂记》卷1：上初年，惟讷亲一人承旨。讷亲能强记，而不甚通文义，每传一旨，令汪由敦撰拟。国书则有舒赫德及大司马班第，蒙古文则有理藩院纳延泰。
　　＇2＇　参见白彬菊（Beatrice　S·Bartlett）：《君主和大臣：清代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洛杉矶，伯克利，1991，第276～278页；它显示出乾隆朝的军机处与雍正朝实有很大不同。
　　＇3＇　乾隆六年五月庚寅谕，《高宗实录》卷143。
　　＇4＇　据刘心武考佚，弘皙一党在乾隆初年颇有活动，甚至在乾隆四年曾打算刺杀皇上，参见《刘心武揭密＜红楼梦　＞》，东方出版社，2005。当然，安在他们身上的罪名也未必就是朝廷公布的那些，而另一方面，若按时下的观点，所有这些“考证”都是无法“证实”的。
　　＇5＇　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丑谕，《高宗实录》卷576。
　　＇6＇　乾隆五年四月谕。
　　＇7＇　《御制诗四集》卷59，《怀旧诗·五词臣·张照》，乾隆四十四年。
　　＇8＇　参见《啸亭杂录》卷6《张文和之才》，据昭槤云：“当时，颇讥其袒比同乡，诛锄异己，屡为言官所劾，然其才干实出于众”云云。
　　＇9＇　《啸亭杂录》卷一《不喜朋党》：胡阁学中藻为西林得意士，性多狂悖，一张党为寇仇，语多讥刺。上正其罪诛之。盖深恶党援，非以语言文字责也。
　　＇10＇　以上参见刘风云：《乾纲独断》，《乾隆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1994。
　　＇11＇　乾隆六年七月辛未谕。
　　＇12＇　不过“惟织造、关差、盐差等官进贡物件，向系动用公项制买，以备赏赐之用，与百姓无涉，不在禁例”。
　　＇13＇　《高宗实录》卷138，乾隆六年三月癸酉谕；随后不久，山西复题参知府知州五员。
　　＇14＇　乾隆十四年九月壬申谕。
　　＇15＇　以上参见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页77…83。
　　＇16＇　《啸亭杂录》卷1《不喜朋党》；《水窗春呓》卷下《部吏口才》：彼时不论君子小人，在上在下，皆有才略智术，故办事如火如荼光焰万丈耳。国家全盛，此则关乎气运也；又见其《古人干练》条。
　　＇17＇　雍正十三年九月壬申谕。
　　＇18＇　乾隆十三年八月甲子谕。
　　＇19＇　乾隆九年三月谕。
　　＇20＇　乾隆九年五月谕庚子谕。
　　＇21＇　乾隆十三年七月辛丑谕。
　　＇22＇　乾隆九年七月庚子谕。
　　＇23＇　参见高王凌“叫魂案之前因后果”，《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北京，2002。
　　16。民玩
　　乾隆初年，随着国家赈济活动的大幅度增加，民众“闹事”也增加了。它形成了一个“风潮”，主要发生于乾隆初年，特别是乾隆六年至十三年这一个时段。目标也不是一般的“闹粮”，还有“闹赈”、“冒赈”。其中与日常平粜有关的，主要是一些小规模的骚乱，其目标是希望政府更多地增加一些低价粮食的供给。＇1＇参加者多为经济作物种植者、手艺人、雇工以及营兵等，而非粮食生产者。规模一般不过几十人，很少至百人以上，这是与其它闹粮事件颇为不同的。它也不应称之为什么“人民反抗”，＇2＇而不如说是他们的“反行为”，可能更切近些。看来正是政府赈粜“福利”的扩大，反而增加了这一类的“需求”。问题就摆在这里：是为此而建立更多的“福利”措施，以及更大规模地扩大仓储，以至把政府干预扩大到极致呢（这将带来严重的费用及其它问题）？还是寻求其他可以行之久远的解决途径？
　　在处理此事时，朝廷矛盾重重，也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乾隆四年六月，安徽巡抚孙国玺即曾“批饬预期报旱之怀宁等县愚民，及审究哄堂求赈之芜湖县劣衿等”。得旨：览奏，朕怀诚慰。汝所办理，亦觉得中，可嘉之至。
　　八月癸卯，禁刁民敛钱告赈传单胁官恶习，谕曰：
　　朕即位以来，偶遇水旱灾伤，真视为己饥己溺，百计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