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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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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马歇尔为国共两党的难以调解感到万分苦恼的时候；司徒雷登在蒋介石夫妇的建议和安排下会见了马歇尔。——他坦率地承认；在这之前；他只是听说过马歇尔的名字；之所以前去拜会；完全是因为他对这个承担着特殊使命的人有点好奇。司徒雷登并不知道；这种老年人的好奇心会给他的晚年生活带来巨大的麻烦。初次会见；他只是耐心地听马歇尔详细介绍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分歧。然而；两个月之后；他在北平接到了来自马歇尔的邀请；请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他和蒋介石都感到吃惊。司徒雷登已经准备退休了；为此他已提出辞去燕京大学校长一职；同时；他根本没有任何从事外交工作的经验。而令蒋介石吃惊的是；虽然他与司徒雷登私人关系很好；但在中国政局万分敏感的时刻；司徒雷登并不是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合适人选；坚决支持国民政府的驻华美军司令官魏德迈已经做好了就任的准备。更让蒋介石愤怒的是；马歇尔事前没有征求自己的意见；却征求了共产党方面的意见；周恩来鼎立推荐的人就是司徒雷登。而马歇尔选择司徒雷登的理由也让蒋介石有口难言：“我之所以要求他出任；是根据所有在中国的知情人士；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的反应；他是一位具有独一无二地位的、受到普遍尊重的外国人。他完美无缺的人格标准以及五十年来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乃西方世界最后的榜样；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同样信任和仰慕他。”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日；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了对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的任命。
四天以后；司徒雷登告别燕京到南京上任。他的首要工作就是和马歇尔一起制止中国的内战蔓延。
但是；在河南、湖北、山东、山西、河北以及东北地区；国共两军的军事冲突不断发生；而且已有愈演愈烈之势。司徒雷登立即感到自己几乎无能为力；他和马歇尔共同预感到；他们的调解面临着最后破裂的危险。而司徒雷登对蒋介石的劝告是：唯一的办法是重新赢得民心。
司徒雷登的劝告不是空穴来风。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大员只关心两个字：接收。“接收”二字至少包括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的含义：军事上；要与共产党军队拼速度；十万火急地开赴战争中的沦陷区和共产党人开辟的解放区；这就是“为国收复失地”的概念。而在经济上；所有的政府和军队大员甚至比蒋介石还心急火燎；因为小到汽车房产；大到金库银行；敌伪留下的巨额财产已经失去了主人；谁先贴上封条或者抢到手里财产就是谁的；这就是“个人发财致富”的概念。
几乎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同时；国民党军陆军部成立了“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也就是以国民党的名义成立的“接收”机构。可能觉得以一个政党的名义这样做有点不合适；很快；“行政院派驻陆军总司令部收复区全国性事业临时接收委员会”成立了。各省市纷纷效仿；争先恐后地成立“敌伪物资产业处理局”；国民政府的各级行政大员和驻扎在各地军队高级将领混杂在一起；开始了空前的资财侵占。
从重庆返回南京的政府高级官员和军队各级将领；到处收集各种各样的高级小汽车；为给各种各样的别墅贴上封条而忙成一团。南京城内的公馆别墅集中在莫干山路、山西路、中央路和斗鸡闸一带；按照规模和档次；每一处建筑物上都直接挂上了从蒋介石到各级官员和将领的名字。处长、科长和科员们抢不到别墅；就抢民房、高级家具和名牌汽车；甚至连日伪办公楼里的地毯都扛走了。房产、财物到手之后；最有油水的查封“逆产”行动随即开始。“逆产”二字几乎无所不包；从银行、矿山、工厂直到某户人家厅堂里的一件古董。南京原来的“伪中央政府”官员和重庆来的国民党大员互换名片之后；成为阶层一致、利益一致的朋友；像亲兄弟分家一样商量着如何把“敌产”变成“私产”；把“逆产”变成“民产”。
为了不被追究自己在日伪统治时期的所作所为；各地的官员想出一个可以让重庆来的“同志”一夜暴富的好点子：以行政命令或者军事命令；将原来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纸币储备票一律兑换成重庆国民政府发行的新法币。按照正常的兑换率；两种纸币价值大致相等；也就是说兑换率应是一比一；可是公布出来的兑换率竟然是两百比一——用两百面值的储备票；才能兑换一面值的新法币。结果；拥有大量重庆钞票的国民党大员和将领瞬间成为巨富；就连薪金很低的来自重庆的公务员也发现自己像中了彩票一样；手里的那点新法币的价值突然间膨胀了整整两百倍！有资料说；仅南京一地；国民政府大员在兑换中获得的暴利价值三十万两黄金。
由于“接收”已经成为致富热点；来自中央系统、行政系统、军事系统、地方系统；再加上行业系统的“接收机构”相继冒出；最后连国民政府也搞不清全国到底有多少个接收机构。根据官方有限的统计：天津二十六个；杭州二十八个；北平三十二个；上海八十九个……各“接收机构”之间常常发生剧烈的冲突。那些价值较高的“接收”目标；往往被地方机构抢先接收；但是随后又被开到这里的军队将领派兵抢走。于是；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到达后；不得不与军方展开讨价还价的谈判。最终；所有财产和物资殊途同归；统统进了军阀和大官僚的私囊。
野蛮的原始掠夺造成了社会生活的迅速崩溃。
一九四六年；国民政府财政赤字高达三万五千八百八十一亿元；为财政总收入的一倍。而通货膨胀更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一九四六年一月；上海米价为每担六万元；六月上涨到每担五十万元；十二月涨到每担一百一十万元；物价比抗战结束时上涨了六万倍。
官富民穷的畸形统治终于面临着统治根基的倾覆。
两年以后；当蒋介石都已确信国民党政权垮台在即时；面对国民党军上百位高级将领；他有过这样直言不讳的检讨：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为饥饿所迫；全国四十多个城镇；包括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接连发生了抢米风潮；国民党无一例外地宣称这是共产党的煽动和组织；这些城镇的城门上因此挂着“共党首要分子”血淋淋的头颅。紧接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面对血腥镇压。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一个没有任何凶兆的平常日子；民主同盟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和夫人走在昆明的街道上；突然；李公朴跌倒在地。夫人以为他不小心摔了；企图把他搀扶起来；李公朴呻吟道：我中枪了。——一粒子弹由腰部射入至腹部穿出。他立即被送往医院；不久就停止了呼吸。气绝的那一刻；将“在中国办一份民主报纸”视为人生理想的李公朴连声说：“我为民主而死！我为民主而死！”
刚刚就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听闻这一“残忍的消息”后说道：“怎么能向长袍里裹着的那颗心开枪？”
中国的民主人士高喊：“经过几百年的考验；民主是不怕暗杀的！”
中国的热血青年高喊：杀了李公朴、闻一多；杀不完全国的人民！人民是多数的；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多数万岁！
对于苦难的中国来讲；最大多数的人是谁？
中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这个生存能力最脆弱；生存条件最恶劣；政治和经济地位最卑微的群体；是这个苦难国家的基石。
就在国民党政府大员和军队将领忙着进城“接收”财富的时候；共产党人提出的口号是：“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的衣服”；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并确定以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在东北凛冽的寒风和狂暴的大雪中；共产党的干部们敲开了一户户赤贫农民的家门。然后他们用恳切地语调描绘出人人平等的美好生活景象；去打动那些对他们心存疑惑的庄稼人；他们用最坚决的手段将垄断土地的大地主和大恶霸从深宅大院中拉出来；让他们面对世代遭受压迫的赤贫农民的控诉。这些残酷的利益盘剥、人身损害以及生活中的种种悲伤往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与土地的占有和归属相关。因此；当东北平原肥沃的黑土地上插上了张三李四的名牌；土地的新主人们兴奋得深更半夜蹲在地头上发呆；直至想及世道何以天翻地覆时；农民们终于明白了只有共产党人能他们过上拥有土地的好日子；他们支持共产党建立农村民主政权的热情无法遏止地迸发了。——中国革命史形容那时发生在中国北方农村的革命行动为“暴风骤雨”。
历史证明；共产党人在东北地区开展的大规模土地改革；对东北地区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最大多数”一词出现在毛泽东笔下；是在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困难的时刻。那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想把位于陕北与晋北交界处的佳县打下来；以缓解胡宗南大军进犯陕甘边区的压力；但临战却发现胡宗南部已将这一带抢掠一空；部队由于极度缺粮根本无法打仗。毛泽东计算了一下；如果仗打三天；部队就需要十二万斤粮食。他请来佳县县长张俊贤；让他想想办法。张县长说：“把全县坚壁的粮食挖出来；够部队吃一天；把全县地里的青玉米和谷子收割了；还可以吃一天；剩下的一天；就把全县的羊和驴都杀了！”战役打响了；佳县百姓的支前队伍扛着拉着从各家各户凑来的粮食、驴和羊；共产党官兵打到哪里他们就一步不离地跟到哪里；而在战场的后方；佳县的男女老少吃的是树叶和树皮；这些都吃光了就吃观音土。战后很长时间内；这个县都看不到羊和驴。毛泽东十分感动；他给佳县县委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
一九四六年底；在国民党军队的步步进逼下；共产党解放区危机不断；困难重重；但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并没有惊慌失措；他们坚信自己置身于让他们感到充满信心的“最大多数”之中。
因此；他们有决心最终赢得战争。
和平已经死了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被国民党军攻占。
内战爆发时；晋察冀解放区的面积约五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两千六百多万；拥有大小城镇九十六座；首府设在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司令兼政委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副政治委员刘澜涛。下辖四个纵队。总兵力二十四万。
一九四六年六月；内战初起的时候；国民党军在这个方向的作战意图是：占领承德和冀东地区；分割晋察冀解放区、晋绥解放区与东北解放区；集中兵力夺取共产党占领的张家口市。而中共中央给晋察冀和晋绥解放区部队下达的任务；恰与国民党军的部署针锋相对：夺取平绥路、同蒲路和平汉路；占领大同、太原、石家庄和保定。
夺占“三路四城”；这是一个以占领交通线上的主要城市为目标的庞大作战计划。夺取大城市仍是共产党人的急切向往；这一向往至少在那个历史瞬间严重脱离了对敌我力量的正确判断。
一九四六年六月发动的晋北战役；其作战目的就是：切断同蒲路北段的交通；割断大同与太原间的联系；并“相机夺取大同”。
一九四六年六月至七月对于原定战役目的来说；共产党军队仅仅是控制了太原至大同之间的部分铁路段。
晋察冀军区与晋绥军区的战役设想是：第一步拿下大同；然后集中三个纵队出击平汉铁路；最后向正太路攻击；目标是另一座大城市——石家庄。
八月十四日；攻击大同城关的战斗开始。
大同外围的守军都退回了城内；兵力充沛；火力凶猛；工事坚固；共产党军队在初步攻击中就已显露出很可能“久攻不下”的迹象。此时；决定战场胜负的意外情况在战场之外发生了：就在共产党军队发起大同战役的四天前；蒋介石已经将属于阎锡山的战区划拨给了傅作义。
九月三日；傅作义出兵了。傅作义的六个师、四个纵队及一个保安旅和一个炮兵团兵分北、中、南三路向集宁发起进攻。此时；聂荣臻部对大同城的攻击还在艰苦而缓慢的进行中。傅作义的重兵增援令聂荣臻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旦傅作义的援军到达战场；攻城部队必将面临十分危险的处境。如果放弃对大同的攻击；那么整个战局就在顷刻之间迅速恶化；后果对于晋察冀和晋绥解放区同样不堪设想。那么；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留一部分部队继续保持对大同的围攻；迅速调集主力部队北上迎战傅作义。
但是；从大同前线转去打援的部队刚刚出发；前面就传来一个坏消息：卓资山阻击线已被傅作义部冲破。
卓资山失守；令聂荣臻感到了事态的严重。
中央军委在来电中对傅作义下一步的作战方向进行了预测：一是在卓资山停下来；二是攻击平凉；三是攻击集宁。大同前线指挥部决定部队停下来；等局势清楚了再行动。
等待的决定造成了再次失策。从当时双方集结的兵力上看；共产党军队一方仍占据优势。即使卓资山丢失；只要派出得力的侦察部队；严密监视傅作义的行动；保持各部队之间以及与大同前线指挥部的联络；随时对敌情作出反应；战场是存在迅速寻找战机的可能的。但是；侦察既不严密；通讯也不畅通；整整两天都没判断出傅作义到底要在哪个方向上作战。直到九月八日晚上；傅作义部主力已从平绥铁路的北侧秘密移动到集宁城下时；大同前线指挥部这才猛然醒悟傅作义要打集宁了。
塞外的九月；天寒草衰。
共产党官兵穿着单衣从四面八方火速向集宁疾进。此时；傅作义部已经开始了对集宁的攻击。
集宁守城部队只有绥蒙军区的两个团；以及配属作战的二十七团。
九日；晋察冀和晋绥主力部队的先头部队经过上百里的急行军赶到集宁城下。十一日；晋察冀军区陈正湘的第四纵队赶到了；阻击作战于这天晚上打响。但是——也许是因为战役前线指挥部远在大同方向的缘故；通讯的不畅导致无法迅速掌握敌情令战机稍纵即逝——十二日整整一个白天；聂荣臻部没有组织大规模的攻击；这让傅作义得到了宝贵的整顿部队的时间。
十二日傍晚；聂荣臻部的反击再次开始。已经重新部署了兵力的傅作义部在空军的配合下攻进集宁城的西南角。这时候；傅作义的精锐部队一〇一师到达了集宁附近。
大同前线指挥部命令：暂时停止对集宁的总攻；主力迅速集结向西；前去歼灭增援的一〇一师。
这是一个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如今都难以理解的军事命令。
临时改变作战方向；令部队仓促间开始移动。事先没有必要的侦察；道路和地形陌生；各部队行动没有达成一致；结果攻击一〇一师的行动不但没有取得效果；反而让集宁城下的傅作义部迅速恢复了阵地；并开始了策应一〇一师的战斗。战场形势急转直下；聂荣臻部由攻击转为阻击；当阵地全部被突破后；部队不得不紧急撤退。
集宁的失守和主力的受损导致大同已无法攻克；十六日聂荣臻部撤围大同。
大同、集宁战役的失败；是共产党人在战争初起时经历的切肤之痛。
九月十日；蒋介石下令从东西两面向张家口发动攻势：“以第十一、十二战区之主力；沿平绥路东西并进；向张家口攻击。以东北兵团之一部围击张家口附近匪军而歼灭之；并折断其退路。”
这一作战部署被打入国民党军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获得；因为情报重要；在北平军事调处工作的晋察冀军区作战科长杨尚德专程回到张家口；他的突然出现让聂荣臻十分诧异。当聂荣臻看到从一支“顶球牌”香烟里取出的这份情报时；顿时感到形势的严峻。
是坚守还是放弃张家口？在晋察冀军区高级干部中；持两种不同主张的人旗鼓相当。认为张家口守不住的理由是：敌人兵力火力强大；如果不是主动放弃；到作战失利时败退；损失将是巨大的。主张坚守的理由不是来自事实而是出于情感：张家口是日本投降后共产党军队占领的唯一一座大城市；怎么能轻易丢掉了呢？
九月十五日；聂荣臻在晋察冀中央局干部大会上作了《不计一城一地得失；力争战胜敌人》的报告。从报告的题目便可以看出；共产党人的战略思想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会后；晋察冀军区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在敌东西夹攻张家口的情况下；我拟在敌人进攻时只进行掩护战斗；不作坚守。”
此时；张家口成了诱敌的一个诱饵；如果不出意外；不但可以在运动中大量歼敌；甚至有可能粉碎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的企图。按照蒋介石的本意；他希望占领张家口的是他的嫡系孙连仲部；他并不愿张家口落入与他存有隔阂的傅作义之手。聂荣臻在制订保卫张家口的作战计划时；也注意到了利用这一矛盾。蒋介石必须拿下张家口；除了军事上的目的之外；还有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做铺垫的政治目的。为此；当国民党军东线进攻部队受阻后；蒋介石把张家口划给了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
十月八日；情报显示；傅作义的主力部队出现在张北地区。这是一个惊人的消息；令战场危险突然而至。
张家口被明确地划归入第十二战区后；傅作义为了迅速制订作战计划；专门架设起电台测向仪器；根据无线电的方向和声音大小；得知了聂荣臻部主力的方位。他立即命令一部虚张声势东进；然后集中近两万兵力；避开聂荣臻部的西线设防地域；从集宁向东穿越了上百公里的大草原；以突然、迅猛之势袭击了张北。十月八日攻下张北之后；傅作义部主力直逼张家口。
此时；张家口市区内多数人还不知道危险临近；更不知道张家口北面没有主力部队设防；因此晋察冀解放区的党政机关和大批物资还没有转移。
蒋介石给傅作义的命令是：十一日占领张家口。
没有史料证明共产党人撤离时张家口市内发生了混乱；多数史料几乎都记载十日那晚月亮高悬；月光如银。国民党军的轰炸机飞走之后；月光照耀着路上一连串的骡马大车；车上坐的是机关人员、医护人员以及伤病员；在他们的身边是钞票、布匹、药品、盐巴、罐头等生活物资。
解放战争字数：3240 字号：大 中 小 当时；有一群外国记者目睹了共产党人在张家口的撤离。他们对这个“面积和人口相当于一个波兰”的城市能够在敌人逼近的时刻平静地撤离感到十分惊讶。“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地进行；毫不慌乱”。有的记者在这个城市里定制了一些信笺和皮大衣；居然发现在隆隆的炮声中工人们依旧在为他们从容地制作。记者们看见有人从容地把“漂亮的蓝地毯和缎被子”卷起来；装车的时候大家还在唱八路军军歌。告别的时候；共产党干部与外国记者们一一握手；并平静地告诉他们“张家口很快将变成一个战场了”。
等机关撤离完毕后；聂荣臻乘坐一辆吉普车离开了张家口。最后撤离的是教导旅官兵；时间是十一日上午九时；跟在他们身后冲进张家口的是傅作义的四个师。
张家口受到进攻的第二天；周恩来曾向马歇尔提交了一份备忘录。
张家口被国民党军攻占之后；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梁漱溟绝望地说：“和平已经死了！”
到一九四六年年底的时候；全国各解放区在国民党军的猛烈攻击下大片失守：长江以南的苏中解放区和豫皖解放区已全部沦为敌后；晋冀鲁豫解放区先后丢失四十六座县城；而张家口和承德地区一系列县城的丢失；不但使关内与东北地区的联系被完全截断；而且令共产党人的中枢——陕甘边区的侧后出现了巨大的威胁。在蒋介石看来；战场态势已经十分明确：共产党军队处于节节败退、处处被动之中；东北的林彪；山东、华中的陈毅和粟裕；华北的刘伯承和西北的彭德怀；都已经被压缩在狭窄的区域里；只要继续实施猛烈的进攻；把他们切割成若干小股；然后赶进荒僻地带予以消灭；似乎已经不容置疑。
于是；在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的那天；蒋介石不失时机地给予了中国共产党以政治上的最后一击：宣布召开国民大会。
按照一九四六年一月国共在政协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国民大会必须在内战停止、政府改组、训政结束、宪草修正完成之后才能召开；这是国共通过谈判达成的重要政治原则。现在。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等于否定了以前所有和谈的成果；等于宣布与共产党人在政治上彻底决裂。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大会开幕。
马歇尔拒绝出席开幕式；因为他“不希望在人们心目中被看成是附和国民政府对待国民大会的方针”。而司徒雷登以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出席了开幕式。国民大会的混乱程度连司徒雷登都感到惊讶：“孙科博士作为临时主持大会的人；不能控制同时争着说话的人以维持大会秩序。代表们显然被西方新颖的麦克风所吸引；抢着发言；用武断的口气提出离题的问题。诸如争取妇女平权、蒙古自治、主席团内增加西藏人名额等等。他坐在前排；不时地向执行主席传达提示条子。”会议设置了五十五个主席团名额；国民党占了四十六个；剩下的九个名额中五个留给中共；四个留给第三党派。
此时；周恩来已率领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返回延安。
马歇尔与蒋介石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告诫蒋介石：在最近举行的谈判中；我和司徒雷登博士发现；已经不可能使共产党相信国民政府的善意；甚至不可能使他们相信我们自己的公平正直。……据传；军事开支正消耗着国民政府预算的百分之九十……一旦财政崩溃；国民党就将陷于危险境地；而共产主义的蔓延将获得肥沃的土壤。
马歇尔最后着重提醒蒋介石：
共产党军队已经是一只大得不容忽视的军事和社会力量；……我认为在这个国家面临一场彻底的经济崩溃之前；国民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把共产党摧毁。
蒋介石对马歇尔的回答是：政府“有信心在八个月到十个月的时间内消灭共产党的军队”。
马歇尔彻底绝望了。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上午；马歇尔从南京乘飞机离华返美。
当朝鲜半岛上战争进行到尾声的时候；马歇尔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是这个世界著名的奖项第一次授予一名职业军人。获得了这一奖项之后的一天；他在办公桌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授予十名军队将领以元帅军衔的情报；阅读之后马歇尔说：“这十个中国共产党人我认识其中的七个。”
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在冬季寒冷的风雪中；马歇尔认识的这些共产党将领正率领着他们的部队撤向更加偏僻的乡村。
战争就要全面开始了。
第三章 哀莫大于心死
奇寒中的呐喊
东北民主联军三纵七师二十团三营九连五班长房天静的双脚已被严重冻伤；即使在冰天雪地里溃烂处依然流着脓血。实在是疼痛难忍；房天静抓了一把雪把脓血处擦干净；然后从一只冻梨上切下一片来；贴在溃烂的伤口处；冰凉的感觉让疼痛减轻了一些；但他站起来没走两步便再次跌倒了。房天静身边的几个战士因为冻伤已无法站起；此刻正在雪地上慢慢地向前爬；他们的脚上都没有棉鞋；脸被冻得纸一样苍白；上面是一块又一块的青黑色的冻伤。那些没有大衣的人把草绑在身上；大风刮过来草被吹得纷纷扬扬；整个人像是一团在雪地里滚动的蒿蓬。干部的喊声在风雪的呼啸中断断续续：“同志们……看看枪栓冻住没有！快接近敌人了……都别当孬种！”正是东北长白山地区最寒冷的时候；气温降到零下四十多摄氏度；白茫茫的山林在风雪中一片迷蒙；所有的生命仿佛都已僵硬；只有这支队伍在凛冽的风雪中跌跌撞撞。这支队伍迎接的战斗；几乎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行动。
一九四七年一月的共产党南满部队；正处在最艰难与最危急的时刻。
内战开始后；林彪率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退到松花江以北；以萧华为司令员的辽东军区部队和以程世才为司令员的第三纵队、以胡奇才为司令员的第四纵队仍然留在了南满。
南满恶劣的生存环境令林彪焦急万分。他命令南满领导人把需要转移的军火物资及早转移到中朝边境地带去；把伤员安排在远离重要道路的乡村中去；然后集中兵力与敌人在山林中运动周旋。一九四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
现决定陈云、萧劲光两同志担任南满的领导；免得南满垮台。该地区有我兵力九个师、四个炮团；占整个东北我军兵力五分之二以上；武装弹药比北满部队更好……故只要领导加强；才能好；有可为；否则影响整个东北局势甚大。
在初冬的寒风中；陈云和萧劲光从哈尔滨出发了。北满与南满是两个完全隔离的地区；从北满到南满必须绕一个巨大的圈子：先到牡丹江；然后折向昌图；进入朝鲜到达平壤；再从平壤进入中国吉林境内的临江。这条充满危险的路程两个人整整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达南满的时候已是深冬。
南满部队的困境令陈云、萧劲光万分吃惊。
冰天雪地；官兵由于没有棉衣和棉鞋出现大量冻伤；粮食极度短缺；只有冻得如同石头一样的杂面窝头和酸菜；有的部队因为没有房子；官兵整日整夜在野外的雪地里烤火。更严重的是；大部分官兵认为南满已经没有希望；认为仗没有打好是指挥上的错误和无能；在无法解决的饥饿和寒冷中继续守在这里；结局不是到鸭绿江喝水就得流亡到朝鲜。陈云和萧劲光最终了解到；南满部队领导已经做好放弃根据地把部队带到北满去的准备。
陈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陈云后来回忆说；这是他一生遇到的最艰难的时刻。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书记的陈云和辽东军区司令员的萧劲光（之前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在南满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七道江会议”。萧劲光提出：以机动作战和敌后游击战配合；坚持南满斗争。南满部队师以上干部多持反对意见；认为这里地窄人稀；难以进行机动作战；更难以保障作战供给；去北满与大部队会合是唯一出路。最后时刻；陈云表态了；语气不容反驳：“我是来拍板的；拍板坚持南满。”
为什么要坚持南满？陈云的比喻是：东北的国民党军好比是一头牛；牛头和牛身子是向着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了一条牛尾巴。如果我们松开了这条牛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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