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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金三角-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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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您回过家乡没有？您的家乡云南建水这些年发展很快。”
他点点头说：“我回过云南老家，回去两次，是云南省政协邀请我回去的。政协刘主席请我吃饭，现在大家化干戈为玉帛，举杯一笑泯恩仇，都是中国人嘛。”
我观察面前这位八十岁的老将军，他须发全白，皮肤上起了许多灰色的老年斑，但是精神却好，面色红润，目光有神，看得出是个头脑清醒的老人。我们的话题很快转到战场上，从1950年残军入缅，谈到几次大败缅军，反攻大陆以及后来江河日下的困境。
雷将军情绪突然激动起来，他开始大骂美国人，骂美帝国主义。我愣住了，不解地望着他。据我所知，美国人应该是国民党的盟友和恩人，支持打内战，派军舰到台湾海峡，而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自始至终都有美国人插手支持。雷将军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老人的手有些哆嗦，把茶水碰洒出来。一个小姐赶快送来毛巾给老人擦手，他转向我解释说：“美国人从来不干好事！他们从来不做亏本生意，就是抗战开辟太平洋战场，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些美国佬，到处搅浑水，唯恐天下不乱。在金三角，我一直负责同美军顾问团联络，其中许多内幕黑幕，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只有我知道……我有权利作出评价！”
我紧紧地盯住雷将军，唯恐他就此打住话头。这是独家采访，内幕新闻，珍贵史料，几十年后从当事人口中说出来，不啻上帝的恩赐！我的心紧张得快要发抖。雷将军仿佛随意地看我一眼，一瞬间，我眼前一亮，突然省悟到他决不是随便或者随口说出这些话来，他是有选择地对我说这些话。
是因为我的……作家身份？与台湾的家族瓜葛？我在大陆的影响和知名度？他对我有什么期待？但是我基本上可以断定，他对我是有所期待的。
有期待正是我所希望的，否则我将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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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五十年代美国人策反金三角国民党残军，雷将军坦言确有此事。他说，当时美国顾问在国民党军队中大肆活动，向许多掌握实权的高级军官许诺，如果脱离台湾将会给他们更多更好的美国援助。美国军官甚至煽动说，台湾坚持不了多久，所以忠于蒋介石没有出路，如果离开美国保护，台湾一天都存在不了。将来亚洲反共中心要转移到金三角来，等等。
我问：“他们鼓动反蒋独立，目的是什么？”
雷将军答：“西藏。他们要我们支援西藏独立。”
我说：“蒋介石答应吗？他们不怕蒋介石翻脸？”
雷将军叹口气说：“美国人就是知道台湾离不开他们，才敢这样狂妄。”
我知道这是穷人的尴尬。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我想起五十年代轰动台湾的“孙立人谋反事件”，孙立人的冤屈在于他没有谋反，但是美国顾问进行大量策反的间谍活动却是事实。雷将军很谨慎，对老长官李弥的事情缄口不提，我相信这是一种做人的道德修养，为尊者讳，这使得我对雷将军十分尊敬。
据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反目成仇，他们主动将搜集的情报提供给政府军，帮助政府军打击国民党残军。六十年代后期，美国中央情报局试图秘密雇佣（收编）国民党残军到越南战场作战，遭坚决拒绝。雷将军对美国人的反感和厌恶情绪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美国驻清迈总领事亲临金三角拜会雷将军，提出“互相帮助”计划，美国政府资助金三角搞建设，兴修水利，作为交换，他们应该帮助美国人“做一些事情”。雷将军一口回绝了美国人的好意。他们自力更生，开掘一条十三公里长的环山水渠，把河水引到美斯乐，解决山区的生活和生产用水。
我们谈了一整天。其中一个小插曲，雷将军说着话竟然歪在椅子上睡着了，他只睡了大约二三十分钟，涎水从口角淌出来。我没有惊动他，毕竟是老人，年龄不饶人。我耐心等他醒来，他睁开眼睛，歉意地笑笑，接过小姐的热毛巾揩脸，然后继续谈话。
我无意中提到钱大宇父亲钱运周将军，雷将军没有回答，而是打个哈欠，然后把话岔开了，这给我心里留下一个疑团。我说请问您与坤沙关系如何？他淡淡回答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各走各的道。我说坤沙曾经是您的部下？他又打个哈欠说不是我的部下，是李文焕部下。看来他不想谈这个话题。我发现一个规律，但凡他不肯交谈的话题，比如坤沙集团，比如护商走私，比如贩运毒品，他都会借打哈欠来岔开。我想其中一定有不肯示人的难言之隐。然而我所关注和意欲揭开的，恰恰正是这些被人们用沉默掩盖起来的黑色秘密！
雷将军多次提到对邓小平的尊敬。他认为邓是个经邦治世的人材，大陆有邓小平领导是一件很幸运的事。他对大陆改革开放的政策有很好的印象，他说：“从前作为军人，看问题是一种立场，一种方式。现在作为华侨，作为平民，看问题又是另外一种方式。原先我反对共产党，一心反攻大陆，光复神州，现在我不反对共产党。不管什么党，只要你把国家治理好，人民过上好日子，我就拥护你……（共产党）发现错了，改了就好，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邓小平的政策对头，国家发生很大变化，老百姓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为什么要反对呢？”
我在雷将军家里看到一台专门收看北京中央电视台节目的卫星电视，据说整个金三角只此一家，我想这就是老人的胸怀。这天雷将军备下一桌饭菜请我这个大陆客人，我在饭桌上又认识了许多其他重要客人，原国民党残军参谋长、军政部长、军需部长、副军长、师长，等等。我的心激动不已，暗暗考虑怎样安排对这些人物进行个人采访，我相信金三角的历史就浓缩在这些人物内心里。这天桌上菜肴居然全部是云南家乡菜，令我大为惊叹：汽锅鸡、炸鸡棕、路南油乳腐、狗街烤鸭、腾冲炒饵块、“大救驾”（一种风味名吃）、宣威火腿、建水豆豉、麂子干巴、过桥米线，西双版纳米酒等等。在远离祖国的金三角，云南美食就是一种浓浓的乡情，但是我的大脑里已经被各种话题和采访念头塞得满满的，以致于什么味道也没有吃出来。
听说雷将军自建一座豪华墓葬，我便循迹找去，在半山腰果然见了，为夫妻合葬墓。雷夫人尚未谢世，所以坟墓空着，雕梁画栋，很是气派。大理石上刻有约两千余字自传，嵌于石壁，为雷将军自撰。文字流畅，文白夹杂，状将军戎马一生，感叹时事人生，勉励后人，复杂心境流诸笔端。
我拍了照，拿出采访本，将自传录于笔下。
1952年，李弥对西方记者的讲话引起轩然大波。
缅军吃了败仗，却不敢声张，打掉牙往肚子里咽。执政的吴努政府唯恐受到民众舆论和议会反对派攻击，对新闻界实行消息封锁，但是纸哪里包得住火，打败仗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在仰光民众首先是仰光大学校园里激起强烈反响。大学生举起标语上街游行，向市民发表演讲，抨击政府腐败无能。新闻界也勇敢地站出来响应，几家有影响的报纸冒着被查封的危险，披露战场真实战况，使民众看到一个巨大的阴影正在入侵和威胁他们刚刚独立的年轻国家。
议员们感到受了蒙蔽，纷纷站出来声讨政府，要求总理吴努和国防部长兼三军参谋长吴奈温将军下台。其实政府决不是不愿意打败国民党，好在国民心目中提高威望，他们实在还是一群年轻的政治家，铁腕人物吴奈温当时只有四十岁，而他独揽军政大权时只有三十多岁。年轻意味着勇气和野心，同时注定缺少经验和眼光。一般说来，东方国家都不大喜欢民众学生到大街上闹闹嚷嚷，政府把面子看得很重，宁愿事后道歉也决不愿意当众难堪，所以军队接到命令维持秩序。而东方国家又缺少法制传统，政府不讲法律，民众也不讲法律，他们以为民主就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欲望无限膨胀，于是许多人乘机砸店铺抢商店强奸妇女发泄私愤。殊不知民主也是一种共同遵守的秩序，无秩序则无民主。缅甸军队即使外战外行，但是对付内乱却是从不手软，于是仰光立刻发生大规模骚乱和流血镇压。
李弥对西方记者声称做缅甸王的讲话被报纸转载，最先从仰光大学里发出“我们不做亡国奴”的吼声。爱国主义是最具煽动性和牺牲精神的民族传染病，它一经爆发出来，立刻就像九级震波一样从仰光传向全国，这一回连许多政府官员也站在学生一边。政府内阁接连开会，紧急讨论国内外严重局势。原先政府内部有强硬派和外交派之分，强硬派都是少壮军人，主张大举进剿，将国民党残军消灭或者驱逐。然而打了两次都打不赢，打不赢就说不起话，实力是政治的基础，于是外交派的主张就占了上风。外交派说，不打仗并不等于放弃主权，军事只是政治的手段，仅仅是一种而不是全部手段，所以军事应该为政治服务。这就等于给头脑简单的军人上了一课。
持外交观点的代表人物叫吴丹，他曾经是一位勤奋好学的作家和翻译家，到欧洲留过学，长期从事宣传和外交工作。事实证明吴丹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后来担任缅甸常驻联合国代表，1961年被推举为联合国代理秘书长，次年正式出任秘书长，连任三届。
于是战场转移到了联合国。时值二战之后，民族独立和反对强权的浪潮风起云涌，许多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的亚非国家纷纷挣脱殖民枷锁宣告独立，历史潮流不可阻挡。缅甸政府的代表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很快寻找到了许多同盟军。缅甸政府控告国民党军队侵略其领土，并向联合国大会提供大量有关证据：照片、图片、缴获的文件、俘虏供词，以及枪械、实物和记者报道，这些如山的铁证使得缅甸代表在联合国讲台上义正词严占据主动，未来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先生更是初露头角，成为外交战场上的巴顿将军。“入侵缅甸事件”在许多中小国家引起强烈反响，因为这种以强凌弱的行为重新触动这些国家被侵略和奴役的辛酸历史。联合国辩论成了声讨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大会，国民党代表成了过街老鼠，连美国大叔站出来也帮不了忙。
几个月后，联合国以压倒多数作出决议：一切外国军队必须立即无条件撤出缅甸领土，缅甸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
我认为李弥要做“缅甸王”的狂言并非心血来潮。
一个官至云南省主席兼兵团司令的国民党封疆大吏，一个官场练达，宦海沉浮几十年的政坛老手，面对大批西方记者的照相机镜头和闪光灯，他难道不知道应该怎样说话？哪些话当说得，哪些话不当说，怎样遣辞造句，哪些话要惹大祸，他难道不知道？“出言谨慎”、“祸从口出”的古训他难道忘记了？何况外交场合不是儿戏，不是自己家里，容不得乱说一气！
但是他毕竟开口了，发出一个惊世骇俗，令全世界包括台湾为之震动的声音，这究竟是为什么？是否说明他早有预谋，真的打算自立为王？将近五十年后我试图证实这个事实的时候，许多金三角老人都异口同声告诉我，都是美国人背后捣鬼，他们策反李主席，把金三角变成独立王国。我说李弥是不是被策反了？或者说李弥是不是确有此心？老人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他们生气地说：李主席是忠臣！他要是有二心，就不会赴台湾开会，就不会有后来的下场。我说：那么他为什么要对记者说做缅甸王的话呢？那不是造反吗？
老人回答不出。
于是我又产生第二个问题，李弥明知道有危险，为什么还要应召赴台？他不如干脆宣布独立，省去后来一段历史悲剧。我对这个历史人物的命运越来越感兴趣，他的初衷是什么？动机是什么？为什么突发狂言，又为什么落到后来那个众所周知的悲惨下场？个人大起大落的命运律动是时代的脉搏，我从这条脉搏中把握历史的曲折动向。
钱大宇说，他父亲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月，伤愈归队不久，就受到总部柳元麟将军格外青睐。外面传说他要升官，连师长李国辉也打电话来问他，他并不是柳元麟的人，在国民党军队，派系是一切仕途的通行证，所以这种从天而降的器重反而让他心里惴惴不安，有种大祸临头的不祥预感。令他惊讶的是，拉牛山大战后，勐萨变成一座大军营，到处建起仓库和营房，到处拉起铁丝网，道路有了，汽车有了，青天白日旗高高飘扬。国民党军人不再穿着破破烂烂的军装，他们换了咔其布美式军服，头戴钢盔，脚登皮鞋，个个神气活现的样子。这种繁荣景象在抗战胜利之后那几年中曾经短暂出现过，然后就昙花一现地消失了。
我从史料中知道，此时为国民党残军鼎盛时期，他们的势力范围迅速扩展，北到密支那，南抵泰国清迈府，东达老挝山区，控制区域面积达二十万平方公里，超过台湾将近七倍之多！队伍剧增至三万多人，除从大陆逃出来的原国民党官兵、旧政权人员和各种汉人，连盘踞山头的土匪、土司武装也纷纷前来依附。在金三角，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为第一真理，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就向所有人展示这个无往不胜的真理力量。
钱运周当然清楚这一切强盛的根源都在于美国援助，美国佬才是这场大戏的幕后导演。他们将武器装备和各种援助包括美元秘密空运到勐杯机场，骡队马帮将这些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勐萨，运到金三角各地，就像输血一样，武装和加强着国民党残军。有了这个后台老板，怪不得李弥说话那么气粗。然而美国人越是下本钱，他们对美国依赖就越大，如此下去，不听美国人的摆布行吗？他是情报处长，美国人在背后的间谍活动自然逃不过他的眼睛，包括那个会说中国话的詹金森上尉，公然多次对他策反，说要脱离台湾，宣布独立，李主席态度怎样，李师长态度怎样，等等。他听了也不吭气，藏在心里，不敢对任何人透露。这是谋反的大事，弄不好会掉脑袋的。
钱大宇说，有一天柳长官将他父亲请去，或者说是“传唤”去进行一场非同寻常的询问。这场询问彻底摧毁了他父亲的做人信念，改变他父亲的立场乃至人生走向，很久以后我明白，这是一个军人悲剧人生的开始。钱大宇强调说，其实不是询问，也不是谈话，而是阴谋。确切地说，这场被称作“阴谋”的询问始于将近五十年前某个普通的傍晚，天空下着雨，地点在金三角勐萨。
我认为有必要介绍一下金三角第二号人物柳元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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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将帅录》载：柳元麟，浙江慈溪人，黄埔四期步科毕业，历任连长、副官、教导大队长，抗战爆发后任总统侍从室警卫团长、少将副主任、副侍卫长等，1949年春任第八军副军长。云云。我们从这段资历排列表上不难判断，这位副总指挥决非等闲之辈，他与李弥同为黄埔四期同学，后来又给李弥当副手，应该说与李弥关系很深。与李弥不同的是，柳元麟是浙江慈溪人，蒋介石小同乡，这一点对他的仕途至关重要。黄埔毕业，他先后在南京和重庆做了十四年总统府侍卫官，只是后来因为一不小心得罪某个大人物，被贬到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幸逢同学李弥重组第八军，举荐他担任副军长。我以为李弥提携同学很可能不是顾念旧情，而是一种投资眼光，因为柳元麟与南京官场关系极深，盘根错节，这恰恰是作为军人的李弥所缺少的。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冬，李弥一行被卢汉骗至昆明扣押，李弥把老婆龙慧娱和副军长柳元麟作为人质留在昆明，自己得以脱身。这件事虽然后来李弥用任命他当副总指挥予以补偿，但柳元麟内心是否耿耿于怀我们不得而知，总之通过后面事件的演变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政治动物的人是怎样为自己牟取利益的。
钱大宇的父亲，那个注定要倒霉的小小情报处长，一个校官，突然被长官叫去，卫士开了一瓶“绍兴黄酒”，长官亲自同你喝酒说话，你说钱运周能不紧张得背上出汗吗？他当然知道副总指挥的来头，但是作为下级他不大闹得清楚长官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一旦说话不慎或者说错话说漏嘴，那么他这个小人物的命运就算活到头了。
几杯酒下肚，柳长官看部下表情僵硬，汗也淌下来，手脚无处放，不像喝酒，倒像受审。他笑笑说：“钱处长，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来？”
钱运周连忙立正回答：“报告，确实不知道，请长官指示。”
柳元麟和蔼地说：“看你紧张的，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啊？”
钱运周大吃一惊，他不知道柳长官暗示什么，是不是指他与李国辉有某种特殊关系？或者隐瞒什么情报没有汇报？李国辉是金三角元老，因为受排挤，与柳元麟关系不甚融洽，他是李的老部下，处在夹缝中的他就说不清楚。他正要解释，长官把他肩膀按下去说：“不着急，来来，喝酒喝酒。”
两人一连干了五六杯，柳元麟吩咐再开一瓶。钱运周不敢说不喝，只得硬着头皮往下灌。热辣辣的酒精顺着喉咙一路淌下去，将肠胃里的血液点燃，他觉得脸开始发烧，嘴巴控制不住，话也多起来。柳元麟又像责备又像关怀地说：“钱处长，你很年轻，又有能力，真是前途无量啊。你为什么从来不向我汇报有关美国人的情报？”
钱运周心里很清醒，他大声回答：“回长官的话，李长官下过命令，对盟军一律开绿灯，不保密。所以没有监视他们。”
柳元麟没有看他，却把玩手中的酒杯，轻描淡写地说：“钱处长，你是李师长老部下，我知道你们曾经在医院里密谋事情。是不是同美国人有关，啊！？”
钱运周脑袋“嗡”地一响，像挨了一颗炸弹，差点跌下椅子。密谋造反可是要掉脑袋的。他在医院养伤期间，李国辉来看他，确实悄悄谈起美国人策反李弥和脱台独立的事情。李国辉反对独立，但是不敢反对李弥，所以对金三角前途忧心忡忡。柳元麟居然就知道他们在医院谈话？难道隔墙有耳，还是有人出卖了他？他汗流满面，战战兢兢地分辩说：“长官，那天我、我……你知道，我受了伤，李师长来看我，不是什么密、密谋。”
柳元麟刀片一样的眼光一下子刺穿部下的心，他悲天悯人地摇摇头，盯着下级躲闪的眼睛说：“钱处长，你搞对外情报，那是打仗用的。我搞内卫情报，什么人的行动都别想瞒过我的眼睛。这一套我比你在行，懂吗年轻人？”
钱运周终于感到吃不住劲了。他是个小人物，一只蚂蚁，他怎么敢得罪柳长官，这个除李主席外的金三角最高统帅呢？他会像踩死蚂蚁那样把他踩得粉碎。但是他也不愿意背叛李国辉，那是他的人格，他的自尊，他作为人的起码精神信仰，“忠”、“义”、“信”，这些信念是军人的精神灵魂，支撑他的脊梁，使他站着而不是趴在地上做人。
但是柳长官显然不肯放过他，他温和地俯下身来威胁说：“年轻人，你不替自己前途想想，不替家庭孩子，还有你的土司岳父想想吗？……已经有人告发你，我是为你好。”
长官的话像一柄重锤，他听见“轰隆”一声，自己的脊梁骨像狗一样折断了。一个人要是中了枪弹，他还可以复原，但是如果人格被摧毁，他就再也没法站起来。这天夜晚，一头小动物被大蟒猎杀，一个小人物的灵魂被吞噬，忠诚与叛卖，信仰与利益，崇高与卑微，道德与耻辱，大千世界每天都在发生激烈的冲突和碰撞。钱大宇说，后来他父亲酒气醺天地摸回家里，莫名其妙抱头痛哭，那时候他还呆在母亲肚子里，他听见父亲喃喃地对他说，儿子啊，长大走得远远的，千万不要……当兵。
据说李弥要当“缅甸王”的狂言传到台湾，引起诸多非议猜测，一个中心话题是，李弥到底想干什么？
李弥就是拥兵自重，就是要当“缅甸王”，蒋介石也无能为力，台湾自身难保，对千山万水之外的金三角，对有美国人做后台的李弥，你又能怎样呢？没有资料记载蒋介石对此事如何反应，是否又骂了“娘希匹”，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台湾决不会坐视不管。
李弥讲话过后一个多月，一个化名杨哲惠的台湾木材商人随马帮抵达金三角边缘重镇美塞（夜柿），等待进入缅甸大其力（勐板）。
台湾商人看上去有四十岁年纪，戴副墨镜，所以不大看得清楚他的眼睛。他个子不高，厚嘴唇，脸上多肉，高颧骨，样子不大随和，不大像个会做生意的商人。商人大多油嘴滑舌和气生财，见人三分笑，这个人却始终皱着眉头，好像不会笑，或者即使笑也决不会露在脸上。他给人感觉比较生硬，比较独立，就像一块棱角锋利的大石头，有种让人不寒而栗的肃杀之气。他的随行马帮有几十人，个个噤若寒蝉，小心谨慎地跟在后面。
对面土路上出现一队赶路的骡马牲口，马蹄得得，踏出一溜急急的尘烟来。一个穿便服的汉人男子跌跌撞撞跳下马来，看得出他表情激动热泪盈眶，要不是旁边有人拦住，他准会趴在地上磕起响头来。
“柳将军，民国二十八年经国回奉化溪口老家奔丧，一晃十五年过去了，真是世事沧桑啊！”木材商人执着中年人的手亲热说道。
“大公子，元麟真是时时想念您和校长啊。”穿便服的中年人喉咙哽噎，眼泪涌出来。
中年男人是前总统府副侍卫长，金三角反共救国军副总指挥柳元麟。而貌不惊人的木材商人则是未来的台湾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的大公子兼接班人蒋经国！
这是一个极为秘密和冒险的行动，连李弥也被蒙在鼓里，蒋介石竟然派出蒋经国到金三角视察，我们便不能不联想到，这是对李弥狂言的最敏感反应！
设想一下，如果李弥有心造反，闻风将蒋经国扣押，当作人质与台湾谈判，台湾又能怎么样？还不是只有乖乖答应李弥条件？退一步说，即使李弥不造反，缅甸政府或当地土司绑架蒋公子，蒋介石也是后悔莫及啊！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一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蒋介石走出这步险棋，当是一着败招。不料我在美斯乐台湾读书会看到一本书名为《蒋总统与海外赤子》的书，信手翻来，却翻出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缘由，无意之间，历史之谜迎刃而解。
原来蒋经国曾与柳元麟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生死交情，我相信这是台湾决定派蒋经国前往金三角秘密接见柳元麟的主要原因。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十一月，浙江奉化溪口遭日机轰炸，蒋经国生母毛福梅被炸身亡，时为总统府侍卫总队团长的柳元麟奉命护送蒋经国前往老家奔丧。日本人闻到风声，一路飞机跟踪投弹，还有日奸给飞机指示目标，幸好柳元麟一路悉心护卫化险为夷。有两次惊心动魄的遭遇，一次车队被炸，还有一次呼啸的炸弹落在前面，柳元麟奋力将蒋经国推到水沟里，自己和卫兵压在上面，结果自己负伤血流不止。当时他们都还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年轻人容易动感情，柳元麟比蒋公子长两岁，蒋经国当场感动得泣不成声，抱着受伤的柳元麟叫大哥。
柳元麟很快被晋升为少将警卫旅长。
柳元麟接台湾密电，当时并不知道什么人物来视察，当然更不会想到小蒋亲自出马。他从电令中那种严厉口气能猜出来人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也许是国防部长亲临金三角。直到远远看见桥头上站着一群人，看见那个熟悉而又久违的身影，这才如同醍醐灌顶一般，明白原来生杀予夺的上帝已经来到他的面前。
我相信这次会见决定了李弥的命运。台湾信任柳元麟，柳元麟效忠蒋氏父子，这就等于架空李弥。再说李弥自己躲在曼谷享福，而柳元麟却在勐萨第一线打仗，谁能更快控制部队呢？我不知道柳元麟是否忌恨李弥，我不愿意猜测他的个人品质，但是效忠台湾显然比效忠李弥有更大的好处，也更名正言顺，柳元麟何乐而不为呢？
蒋经国在大其力一家华侨私人当铺与柳元麟密谈一夜，密谈内容不得而知。钱运周亲自参加布置秘密警戒行动，一连二十四小时不敢合眼。他得到的最高报偿是未来的蒋总统亲自与他握了手，并亲口勉励他“好好跟着柳总指挥干，前途无量”。请注意，是好好跟着柳总指挥，而不是李主席，所以钱运周受宠若惊之余，庆幸自己总算没有站在柳总指挥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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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这个化名叫杨哲惠的台湾木材商人悄悄离开大其力返回泰国，一行人身影过了界桥，登上等候在泰国边境的汽车。汽车发动起来，在夜柿通往曼谷的漫长公路上扬起滚滚尘灰，很快消失在雾气中不见了。
关于云南省主席兼反共救国军总指挥李弥被诱骗至台湾软禁一说，民间有多种版本，台湾官方未见证实。我在金三角采访时，从很多人口中听说这件事。我关心的问题是，李弥是否意识到是个阴谋？他为什么还是要去？这其中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原因？
三十年后，晚年的李弥在台湾出版一本《李弥自传》，对这段对于他个人至关重要的历史一笔带过，称：接台湾国防部急电，要我立刻赴台出席。当时有幕僚劝我以副总指挥代行出席，我不允，到台后以身体不好为由，不再返回金三角。
这段含含糊糊的话中确有许多隐情。为什么幕僚要劝其……代行出席？为什么“我……不允”？到台后为什么“以身体不好为由”留下？我在勐萨采访那位前幕僚老者，他回答说：“多数人都劝李主席不要去，台湾传说很多，早已有所耳闻，李主席犹豫不决。”
我说李弥主要顾虑什么？
他说不去正好给了别人口实，没有的事情也就有了。老头子疑心重，当面解释还要好些。
我说李弥为什么要说当缅甸王的话，他不想造反吗？
幕僚回答：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李主席是想在美国人和台湾之间打张牌，既不能全听美国人的，也不能太受制于台湾。既要更多美国援助，又要更大权力，没想到老总统就使出那一招。
我恍然大悟，军人注定成不了政治家，这就是李弥的悲剧。我说：在李弥去台湾这个问题上，柳元麟是什么态度？
幕僚说：柳副总指挥一日之内打来三份电报，力劝李主席成行。
我明白了，李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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