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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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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的工夫，想好了许多他要对侍从说的动听的话。
彼佳估计自己向皇帝自荐能成功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孩子。（彼佳甚至想象大家为他的年幼而多么惊奇）。与此同时，他理理硬硬的衣领、头发，步伐庄重而从容，把自己装成一个老年人。但是，他越往前走，越来越被聚集在克里姆林宫的越来越多的人群所吸引，就越忘记遵守一个大人应有的庄重派头。走近克里姆林宫时，他已开始关心他会不会被人们挤伤，他两手叉腰，摆出坚决威严的姿态。但是在三座门里，不管他多么果敢，人们大概不知道他去克里姆林宫抱着多大的爱国热枕，硬是把他挤到墙上，当马车隆隆驶过拱门时，他不得不屈服，只好停住了。彼佳旁边有一位带着一个仆役的农妇，两个商人和一名退伍的士兵。彼佳不等所有的马车过完，就抢先挤过去，用臂肘推搡起来，站在他对面的那个农妇，首当其冲，她气愤地喝斥他：
“你瞎挤什么，小少爷？没看见大家都站着没动。挤着什么劲呀？”
“大家都来挤吧！”那仆役说，也开始用他的臂肘碰人，把彼佳挤到了门边一个臭烘烘的角落里。
彼佳用手擦擦满脸的汗水，整整汗湿的衣领，这领子他在家里弄得像大人的一样好。
彼佳觉得他的外表不太体面，担心现在这样出现在侍从面前，他们会不让他去见皇上。但是，太拥挤了，要修饰一番，或者换个地方，又完全不可能。在路过的将军中有一位是罗斯托夫家的熟人。彼佳想求他帮忙，但他又认为这与勇敢精神不相称。当马车全部都过完的时候，人群如潮涌般把彼佳带到人山人海的广场上。不仅广场上，而且斜坡上，屋顶上，都挤满了人。彼佳刚到广场上，整个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和人们欢快地谈笑声就清清楚楚地传进耳朵里。
有一阵子广场比较宽松，可是突然间，人们脱下帽子，一直向前冲去。彼佳被挤得喘不过气来，大家都在高呼：“乌拉！乌拉！乌拉！”彼佳踮起脚尖，被人推挤，但是除了周围的人群，他什么也看不见。
所里人的表情都显得非常感动和兴奋，一个站在彼佳身旁的女商贩号啕大哭，泪流满面。
“父亲，天使，老天啊！”她边说，边用手指抹眼泪。
“乌拉！”四面八方的人们都在呼喊。
人群在一个地方停了一会儿，然后又向前涌去。
彼佳简直忘了一切，咬紧牙关，把眼睛瞪得像野兽似的，拼命向前挤，一面用肘推搡，一面喊“乌拉！”就像他这时要杀死自己和所有的人似的，但是在他身边攒动着和他一样的具有野兽般面孔形的人们，也同样喊着“乌拉！”
“皇帝原来是这样！”彼佳想道。“不行，我不能亲自把呈文递给皇上，这样太冒失了！”虽然这样，他仍拼命往前钻，他前面的人们背脊的缝隙处，有一片铺着猩红地毯的空地在他眼前一闪；可是这时人群忽然踉踉跄跄往后退（前面的巡警推挡那些太靠近卫队行列的人群；皇帝从宫里正向圣母升天大教堂走去），彼佳的肋骨意外地被狠狠地撞了一下，然后又被挤了一下，他突然两眼发黑，昏了过去。当他醒过来时，一个教士模样的人，脑后有一绺白发，穿一件蓝色旧长袍，大约是一个助祭，他用一只手臂把他挟在腋下，另一只手臂挡住挤过来的人群。
“把小少爷挤死了！”助祭说，“这样不行！……轻一点……
挤死人了，挤死人了！”
皇帝步入圣母升天大教堂。人群又平静下来，助祭把面色苍白，呼吸困难的彼佳带到炮王①那儿。有几个人很怜悯彼佳，忽然一群人都来看他，在他周围拥挤过来。站在他跟前的人们照料他，解开他的常礼服，把他放在高高的炮台上，责骂那些挤他的人。
①炮王是一五八六年铸造的大炮，现保存在克里姆林宫。
“这样会把人挤死。真不像活！简直要出人命了！瞧这可怜的孩子，脸色白得像台布。”几个声音说。
彼佳很快地就清醒过来，他的脸上又泛起红晕，疼痛也过去了。以暂时的不愉快，换取了炮台这个位置，他希望从这个位置上看见准会回来的皇帝。彼佳现在已经不再想递呈文了。只要能看见他—他就认为自己是幸福的人了。
在圣母升天大教堂做礼拜的时候—这是一次为皇帝驾临和为土耳其媾和而举行的联合祈祷，人群散开了；小贩出现了，叫卖克瓦斯、糖饼和彼佳特别爱吃的罂粟糖饼，又可以听见日常的谈话。一个女商贩把挤破的披巾给人看，她说她是出大价钱买来的；另一个女商贩说，如今丝绸都涨价了。救彼佳的那个助祭和一个官吏说，那天是某某和某某神父陪同主教主持礼拜。助祭一再说“·会·同·主·祭”这个彼佳不懂得的词。两个小市民正在同几个嗑榛子的农奴姑娘调笑。所有这些谈话，特别是同姑娘们的调笑，是对彼佳这样年龄的男孩最有吸引力的，但是现在这些谈话却引不起彼佳的兴趣；他坐在高高的炮身上，想到皇帝，想到对他的爱戴，心中仍然很激动。在他被挤时的疼痛和恐惧的感觉连同欢喜的感觉，更使他意识到此时此刻的重要性。
忽然从河岸传来礼炮声（这是庆祝与土耳其媾和），人们向河岸蜂拥过来——来看怎样放炮。彼佳也要往那儿跑，但以保护小少爷为己任的助祭不让他去。礼炮继续鸣放，这时从圣母升天大教堂跑出军官、将军和侍卫，然后又走出几个步履从容的人，一群人又脱下帽子，那些跑去看放炮的人，都跑回来。最后，从大教堂里走出四个穿制服，佩绶带的男人。
“乌拉！乌拉！”一群人又高呼起来。
“什么人？什么人？”彼佳带着哭腔问周围的人，但是没有人回答他；大家太入迷了，彼佳选了四个人中的一个，他高兴得泪水模糊了眼睛，看不清那个人，虽然那个人不是皇帝，他仍满怀喜悦，用狂热的声音喊“乌拉！”并且决定，无论如何明天他要当一个军人。
人群跟着皇帝跑，一直送他到皇宫，然后就散了。已经很晚了，彼佳还没吃东西，大汗淋漓，但是他没回家，同剩下的还相当多的人站在宫殿前面，在皇帝进餐的时候，向宫殿的窗户张望，还在期待着什么，他们非常羡慕那些正走上宫殿门厅，前去和皇帝共进午餐的达官贵人，也羡慕那些正在餐桌前伺候，透过窗口隐约可见的宫廷侍者。
在皇帝吃饭的时候，瓦卢那瓦转脸对窗口望望，说：
“民众还想再见一见陛下。”
用完午饭，皇帝吃着最后一片饼干，站起身来，走到阳台上。民众，其中也有彼佳，都涌向阳台。
“天使，老天啊！乌拉！父亲啊！”……彼佳和人们一起喊道。又和着一些农妇和几个心肠软的男人，欢喜得哭起来。皇帝手里拿着一片相当大的吃剩的饼干，掰啐了，它落在阳台的栏杆上，从栏杆上掉到地上。一个站得最近的穿短上衣的车夫，扑过去，把饼干抓到手里。人群中有几个扑向车夫，皇帝看到这情景，吩咐递给他一盘饼干，开始从阳台上往下撒，彼佳两眼充血，被挤坏的可能仍威胁着他，更使他紧张，他向饼干冲过去。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他必须拿到一片沙皇手中的饼干。为此不惜任何代价，他冲过去，绊倒了一个正在抢饼干的老太太。老太太虽然躺在地上，但仍不认输（她正在抢饼干，但没有抓到）。彼佳用膝盖推开她的手，抄起一块饼干，他像是怕赶不上人家那样，又高呼“乌拉！”此时，嗓子已经嘶哑了。
皇帝走了，随后大部分人也散了。
“我就说嘛，还要再等一等——果不其然，等到了。”四周的人都快乐地议论着。
尽管彼佳很幸福，他走回家的时候依然闷闷不乐，他知道，这一天的欢乐完结了。离开克里姆林宫后，彼佳不是直接回家，而是找他的伙伴奥博连斯基，一个也要参军的十五岁的少年。回到家里，他坚决而且强硬地宣称，如果不让他参军，他就逃跑。第二天，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虽然没有完全屈服，可仍出门去打听，看能不能给彼佳谋一个较安全的位置。
22
此后第三天，即十五日早晨，斯洛博达宫门前停着无数的马车。
大厅里挤满了人。第一座里面，是穿制服的贵族，第二座里面，是佩带奖章、留着大胡子，穿着蓝灰色长衣的商人。在贵族会议大厅里，发出嗡嗡的谈话声和走动声。在皇帝的挂像下的一张桌子旁，一些最显贵的大官坐在高高的靠背椅里，但大多数贵族都在大厅里走来走去。
所有这些贵族，都是皮埃尔每天不是在俱乐部就是在他们家里见过的，现在他们一律身着制服，有的穿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的，有的穿保罗皇帝时代的，有的穿亚历山大皇帝新朝的制服，还有的穿一般的贵族制服，这种制服的共同特征，就是给这些老老少少、各式各样、平时面熟的人物增添一种稀奇古怪的意味。特别令人注目的是那些老头子，他们两眼昏花、牙齿脱落、脑壳光秃，面孔浮肿，皮肤姜黄，或者满脸皱纹，瘦骨嶙峋。他们多半坐在座位上一声不响。如果他们走动一下，找人说说话，那也是专找某个年轻人。所有这些人也像彼佳在广场上见到的那些人的面孔一样，对立者面容令人吃惊：对某种重大庄严事情的期待和对日常的、昨天的事情的看法，如对波士顿牌局、彼得鲁什卡厨师、季娜伊达·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健康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的看法。
一大早，皮埃尔身着一件窄瘦的贵族制服（这制服使他行动笨拙）来到大厅。他心情很激动：这次不平常的集会（不仅有贵族，而且也有商人参加——包括Les états généraux①各阶层），引起他一连串久已搁置的、但深深印在心中的关于Contrat So－cial②和法国大革命的联想。他在《告民众书》中看到一句话，说皇上返回首都是为了同民众共商国事，这更肯定了他的想法。固此他认为，他久已期待的重要事件就要来了，于是他走来走去，观察，倾听，但是到处都没有发现他所关心的那种思想。
①法语：三级会议。
②法语：民约论。
宣读皇帝的宣言时，引起一阵狂喜，然后大家谈论着散开了。皮埃尔除了听到一些日常的话题，还听到人们谈论：皇上进来时，首席贵族应当站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举行招待皇帝的舞会，各县分开还是全省在一起……等等；但一涉及战争和如何召来贵族，就谈得不那么明确，含糊其辞了。大家都愿意听而不愿意说了。
一个中年男子，英姿勃勃，仪表堂堂，穿一身退役的海军服，正在一间大厅里说话，四周围着许多人。皮埃尔走近围着讲话人的小圈子，倾听起来。伊丽亚·安德烈伊奇伯爵穿一身叶卡捷琳娜时代的将军服，含着愉快的微笑在人群中走来走去。所有的人他都认识，他也走近这一群人，就像他一向听人讲话那样，带着和善的微笑，听人说话，不住地赞许地点头，表示同意。那个退役海军的谈话很大胆；这从听众的表情，从皮埃尔认为最老实安份的人们不以为然地走开或者表示反对的行为中可以看出。皮埃尔挤到中间，注意听了听，想信讲话的人的确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和他所设想的自由主义者完全不同。海军军人的声音特别响亮，悦耳，是贵族所特有的男中音，怪好听地用法语腔调发“P”音，辅音很短，就像在喊人：“拿茶来，拿烟袋来！”之类时的声调。
他说话的声音有一种习惯性的嚣张和发号施令的味道。
“斯摩棱斯克人向皇上建议组织义勇军。难道斯摩棱斯克人的话对于我们就是命令？如果莫斯科省的贵族认为有必要，他们可以用别的办法效忠皇上。难道我们忘了一八○七年的民团！结果得到好处的只是那些吃教会饭的，再就是小偷强盗……”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含着甜丝丝的微笑，赞许地点着头。
“试问，难道我们的义勇军对国家有利吗？毫无利益可言！只能糟蹋我们的财产。最好是再征兵……不然，复员回来的，兵不像兵，庄稼人不像庄稼人，只落个浪荡胚子。贵族不吝惜自己的性命，我们人人都去参军，人人都去招兵，只要圣上（他这样称呼皇帝）一声号召，我们全都去为他牺牲。”这位演说家又激昂慷慨地补充说。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欢喜得直咽口水，不住地捅捅皮埃尔，但皮埃尔也急于要说话，他挤向前去，他觉得自己非常兴奋，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兴奋什么，不知道要说什么。他刚要开口，一个离那个讲话的人很近的枢密官——此人牙齿掉得精光，有一张聪明的面孔，但满脸怒容，他打断了皮埃尔的话。他显然惯于主持讨论和处理问题。他的声音很低，但还听得见。
“我认为，阁下，”枢密官用没有牙齿的嘴巴含糊不清地说，“我们被召来不是讨论目前对国家更有利的是什么——是征兵还是成立义勇军。我们是来响应皇帝陛下对我们的号召的。至于说征兵有利还是成立义勇军有利，我们恭候最高当局的裁决……”
皮埃尔的满腔豪情突然有了发泄的机会。那位枢密官对目前贵族当务之急提出迂腐而狭隘的观点，皮埃尔对此予以无情的驳斥。皮埃尔走向前去制止住他。连他自己也不知要说什么，就开始热烈地说起来，时而夹杂一些法语时而用书面俄语表达。
“请原谅，阁下，”他开始说（皮埃尔同这位枢密官是老相识，但是他认为这时对他有打官腔的必要），“虽然我不赞同这位先生……（皮埃尔讷讷起来，他本来想说mon trés honorable préopinant①）也不赞同这位先生……que je n’ai pas l’honneur de connalAtre②；但是我认为，贵族被请来，除了表一表他们的同情和喜悦，还应当商讨拯救我们祖国的大计。我认为，”他激昂地说，“如果皇上看见我们只不过是一些把自己的农奴献给他的农奴主，只不过是我们把自己充……充当chair a conon③，而从我们这儿没有得到救……救……救亡的策略，那么，皇上是不会满意的。”
①法语：我可敬的对手。
②法语：我还没有荣幸认识他。
③法语：炮灰。
许多人看到枢密官露出轻蔑的微笑和皮埃尔信口雌黄，就从人群中走开了；只有伊利亚·安德烈伊奇对皮埃尔的话很满意，正像他对海军军人的话，枢密官的话，总之，对他刚听到的任何人的话，全都满意一样。
“我认为，在讨论这种问题之前，”皮埃尔接着说，我们应当问问皇上，恭恭敬敬地请陛下告诉我们，我们有多少军队，我们的军队和正在作战的部队情况如何，然后……”
但是，皮埃尔还没有把话说完，就忽然受到了三方面的攻击。攻击他最利害的是一个他的老相识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阿普拉克辛，此人是玩波士顿牌的能手，对皮埃尔一向怀有好感。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身穿制服，不知是由于这身制服还是由于别的原因，此时，皮埃尔看见的是一个完全异样的人。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脸上突然露出老年人的凶相，向皮埃尔呵斥道：“首先，启禀阁下，我们无权向皇上询问此事；其次，俄国贵族就算有此种权利，皇上也可能答复我们。军队是要看敌人的行动而行动的——军队的增和减……”
另外一个人的声音打断了阿普拉克辛的话，这个人中等身材，四十来岁，前些时候皮埃尔在茨冈舞女那儿常常看见他，知道他是一个蹩脚的牌手，他今天也因穿了制服而变了样子，他向皮埃尔迈进一步。
“而且现在不是发议论的时候，”这是那个贵族的声音，“而是要行动。战火已经蔓延到俄国。敌人打来了，它要灭掉俄国，践踏我们祖先的坟墓，掠走我们的妻子儿女。”这个贵族捶着胸脯。“我们人人都要行动起来，勇往直前，为沙皇圣主而战！”他瞪着充血的眼睛，喊道。人群中有些赞许的声音。
“为了捍卫我们的信仰，王位和祖国，我们俄罗斯人不惜流血牺牲。如果我们是祖国的男儿，就不要净说漂亮话吧。我们要让欧洲知道，俄国人是怎样站起来保卫祖国的。”那个贵族喊道。
皮埃尔想反对，但是一句话也说不出。他觉得，问题不在他的话包含什么思想，而是他的声音总不如生气勃勃的贵族说得响亮。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在那个圈子的人群后面频频点头称赞；在那个人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有几个人猛地转身对着演说的人说：
“对啦，对啦，就是这样！”
皮埃尔想说他并不反对献出金钱、农奴，甚至他自己，但是，要想解决问题，就得弄清楚情况，可是他张口结舌，一个字也说不出。许多声音一起喊叫，发表意见，弄得伊利亚·安德烈伊奇应接不暇，连连点头；人群聚了又散，散了又聚，吵吵嚷嚷，一齐向大厅里一张桌子涌去。皮埃尔的话不但没能说完，而且粗暴地被人打断，人们推开他，避开他，像对待共同的敌人一样。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对他的话的含义有所不满——在他之后又有许多人发表演说，他的意见早被人忘记了——而是因为，为了鼓舞人群，必须有可以感觉到的爱的对象和可以感觉到的恨的对象。皮埃尔就成为后者。在那个贵族慷慨陈词之后，又有很多人发了言，但说话的都是一个腔调，许多人都说得极好，而且有独到的见解。《俄罗斯导报》出版家格林卡①被人认出来了（“作家，作家！”人群中传出喊声），这位出版家说，地狱应当用地狱来反击，他曾见过一个孩子在雷电交加的时候还在微笑，但是我们不要做那个孩子。
①谢·尼·格林卡（1776～1847），俄国作家。
“对，对，雷电交加！”几个站在后边的人赞许地重复着。
人群向一张大桌子走去，桌旁坐着几位身着制服，佩带绶带，白发秃顶的七十来岁的达官显贵，差不多全是皮埃尔常见的，看见他们在家里逗小丑们取乐，或者在俱乐部里打波士顿牌。人群吵吵嚷嚷地向桌旁走去。讲话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有时两个一齐讲，说话的人被熙熙攘攘的人群挤到高椅背后面。站在后面的人发现讲话的人有什么没讲到的地方，就赶紧加以补充。别的人则在这热气腾腾和拥挤的气氛中，绞尽脑汁，想找点什么，好赶快说出来。皮埃尔认识的那几个年高的大官坐在那儿，时而看看这个，时而看看那个，他们脸上的表情很明显，只说明他们觉得很热。然而皮埃尔的情绪也高昂起来，那种普遍表示牺牲一切在所不惜的气概（多半表现在声音上，而不是表现在讲话的内容上）也感染了他。他不放弃自己的意见，但是他觉得他犯了什么错误，想辩解一下。
“我只是说，当我们知道迫切需要是什么的时候，我们的牺牲就会更有价值。”他竭力压倒别人的声音，赶忙说。
一个离得最近的小老头回头看了他一眼，随即被桌子另一边的声音吸引过去。
“是的，就要放弃莫斯科了！它将要成为赎罪品牺牲品！”
有人喊道。
“他是人类的敌人！”另一个人喊道。“让我来说……先生们，挤死我了！……”
23
这时，这群贵族让出一条道来，拉斯托普钦伯爵快步从闪开的人群中走进大厅，他身着将军服，肩挎绶带，下巴向前突出，转动着一对灵活的眼睛。
“皇帝陛下即刻就到，”拉斯托普钦伯爵说，“我刚从那儿来，我认为，处于我们目前这样的景况，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蒙皇上降旨把我们和商人召唤来。”拉斯托普钦伯爵说。“那边已经有数百万人献出来了（他指了指商人大厅），而我们的任务是提供义勇军且毫不吝惜自己……这是我们至少能够做到的！”
坐在桌旁的那些大官开始开会讨论了。整个会议都非常安静。在经过先前的喧哗之后，听到老人们的嗓音一个跟一个地说“同意”，有的为了变个样，说：“我也有那个意见，”
等等，会开得沉闷极了。
文书奉命记录莫斯科贵族的决议：莫斯科贵族和斯摩棱斯克贵族一样，每千名农奴抽义勇军十名，并配备全副装备。开会的先生们仿佛松了一口气，发出移动椅子的响声，一个个都到大厅中间蹓蹓腿，随便挽起哪一位的胳膊，闲聊起来。
“皇上！皇上！”突然的喊声传遍了整个大厅，所有的人都拥向门口。
贵族们站成了两堵人墙，皇帝经过这宽阔的人墙之间的通道走进大厅。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既恭敬又畏惧的好奇神情。皮埃尔站得较远，皇帝的话听不十分清楚。他只听懂皇帝谈到国家处境的危险，谈到他寄予莫斯科贵族的希望。有一个人向皇帝报告了刚才贵族做出的决议。
“诸位先生！”皇帝的嗓音颤抖了；人群动荡一下又静了下来，皮埃尔清楚地听见皇帝十分感动的、富有人情味的悦耳的声音，他说：
“我从来就不怀疑俄罗斯贵族的热忱。然而今天贵族们的热忱仍超出了我的估计。我代表祖国感谢你们。诸位先生，我们要行动——时间最宝贵……”
皇帝停住了，人群开始拥挤在他的周围，四周都是欢喜的赞叹声。
“是的，最宝贵的是……皇帝的话。”伊利亚·安德烈伊奇在后面痛哭失声地说，其实他什么都没听见，一切全是他自己想当然。
皇帝从贵族大厅步入商人大厅。他在那里逗留了十来分钟。皮埃尔和其他的人都看见，皇帝从商人大厅出来时，眼里噙满感动的泪水。后来才听说，皇帝刚一开始对商人讲话，就热泪直流，他用颤抖的声音讲完了话，当皮埃尔看见皇帝的时候，他正走出来，两个商人陪伴着他。一个是皮埃尔不认识的胖胖的承包商①，另一个是商人的首领，面容消瘦，焦黄，留一撮山羊胡子。两人都啜泣着。那个瘦子两眼含泪，而体胖的承包商像孩子似的号啕大哭，一个劲儿说：
“既要生活，也要捞取财富，陛下！”
①19世纪在俄国向国家承包税收或承包某项专利、某种企业等等的商人。
皮埃尔此时已经没有什么别的感觉，他只表示他对任何事都不在乎和有准备牺牲一切的愿望。他想到他那带有立宪倾向的言论，就觉得犹有内疚，他正寻找机会改正这一点。了解到马莫诺夫正在献出一个军团，别祖霍夫就向拉斯托普钦伯爵说他要送一千人和军饷给他。
罗斯托夫老头含泪对妻子述说了经过的情形，他同意彼佳的请求并亲自去给他登记。
第二天皇帝离去了。所有出席集会的贵族都脱下制服，又分别回到家里和俱乐部，不时呼哧几声地向管家发布建立义勇军的命令，并对他们所作所为感到吃惊。
1
拿破仑所以要同俄国开始打仗，是因为他不能不到德累斯顿，不能不被荣耀地位所迷惑，不能不穿上波兰军装，不能不受到六月早晨诱发出的野心所影响，不能不先当着库拉金的面，而后当着巴拉舍夫的面突然发怒。
亚历山大所以要拒绝一切谈判，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受了侮辱。巴克莱·德·托利尽力以最好的方式指挥军队，是为了竭尽自己的天职，从而获得大统帅的荣誉。罗斯托夫所以跃马向法军冲锋，是因为他在平坦的田野上就忍不住要纵马驰骋，正是这样，参加这场战争的无数的人，他们都是按照各自的特性、习惯、环境和目的而行动。他们感到害怕，徒骛虚名；他们感到高兴，义愤填膺；他们发表议论，认为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事，并且是为了自己而做的；其实他们都是未意识到自己当了历史的工具，做了他们自己不明白而我们却了解的工作。所有实际的活动家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这样，他们所处的地位越高，就越不自由。
现在，一八一二年的活动家，他们早已退出自己的历史舞台，他们个人的兴趣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留在我们面前的只有当时的某些历史后果。
天意差使所有这些人竭力追求他们自己的目的，从而造成一个巨大的历史后果。当时任何一个人，无论是拿破仑还是亚历山大，更不用说战争的某一个参加者，对这个历史后果也未曾有一丁点儿预料到。
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一八一二年法军覆灭的原因。谁也毋庸再争辩，拿破仑率领的军队覆灭的原因有二：一是他们深入俄国腹地，却迟迟未作好过冬的准备；二是由于焚烧俄国城市和在俄国人民中激起对敌人的仇恨，从而形成了战争的性质。但是，当时不仅没有人预见到（现在这似乎很明显的了），只有这样，世界上最优良、而且由最优秀的统帅所指挥的八十万军队在碰到与自己弱一倍的，也没有经验，而且也由没有经验的统帅所指挥的俄国军队时，才能遭致覆灭；与此同时，不仅没有人预见到这一点，而且俄国人方面一切的努力经常都是妨碍那唯一能够拯救俄国的事业的实现，而法国人方面，尽管有所谓拿破仑的军事天才和战斗的经验，但却用尽一切的努力，在夏末向莫斯科推进，也就是在做使法军必然走向灭亡的事情。
在有关一八一二年的历史论著中，法国的作者总是喜欢论及与时拿破仑如何感到战线拉长的危险，如何寻觅决战的机会，拿破仑的元帅如何劝他在斯摩棱斯克按兵不动，并援引类似一些别的论据，证明与时就已经意识到战争的危险性；而俄国的作者则更喜欢谈论，从战役一开始就有一个引诱拿破仑深入俄国腹地的西徐亚人式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有人认为是普弗尔拟的，有人认为是某个法国人拟的，有人认为是托尔拟的，有人认为是亚历山大皇帝本人拟的，而且引用有笔记、方案和书信为证，其中确实有这种作战方案的暗示。但是有关预见所发生的事件的一切暗示，不论是俄国人还是法国人所为，之所以现在公诸于世，只不过因为既成的事件证明了其暗示的正确性。如果事件没有发生，那末这些暗示就会被人遗忘。就像现在成千上万相反的暗示和假设，在与时很流行，但是被证明是不正确，因而被人所忘了一样。关于每一个事件的结局，总是有那么多的假设，以致不管事件的结局是什么，总有人要说：“我与时就说过，事情就是这样的结局。”但是他们却完全忘却了，在无数的假设之中还有许多完全与此相反的意见。
谈到拿破仑已经感到战线拉长的危险，谈到俄国人方面有意诱敌深入俄国腹地，显然其假设都是属于这一类的推测；只有历史学家才能非常牵强附会地把那样的推测强加在拿破仑和他的将帅身上，把那样的计划强加在俄国军事将领身上。所有这些事实都与这类假设完全相反。在俄国整个战争时期不但没有诱敌深入俄国腹地的意图，而且从敌人刚入侵俄国时候起，就千方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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