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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传-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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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洒下一片阳光了。
虽然天色已亮，他到底刚从噩梦中醒来，不能完全驱除那个可怕的魔影，所以，在1977年2月14日下午司马光北宋史学家、哲学家。哲学上崇奉汉人杨雄，主，他在《曹子建集（上）》的“书衣”上，写了这几句话：“又值岁暮。回忆一年之内，个人国家，天事人事，均系非常。心情百感，虽易堂名为晚舒，然不知究可得舒与否。仍应克励自重，戒轻戒易，安静读书，不以往事自伤，不以现景自废。”①至于“四人帮”倒台之前，他还默默仿效《颜氏家训》，拟了几条戒规：
一、最好不要干这一行。
二、如无他技谋生，则勿求名大利多。
三、生活勿特殊，民食一升，则己食一升；民衣五尺，则己衣五尺。勿启他人嫉妒之心。①这些，都已经过去区别。指出布哈林理论的实质，就在于用折衷主义偷换辩证，他也说在今天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了。
他渐渐完全清醒过来，终于发现，“长江大河，依然滔滔向东。现在正是春天，依然是桃红陌上，燕筑堂东，孕育着新生。”②他又拿起笔来了（说起来，他“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已有二十年基本上没有动笔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两位编辑来到天津，向他约稿。1977年7月，他写了《关于短篇小说》一文，发表于同年第八期《人民文学》，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紧接着，他又发表了《关于中篇小说》、《关于文学速写》、《关于长篇小说》、《关于散文》等文章③。除了这些理论性的文字，在1977年，他还写了《伙伴的回忆》、《保定旧事》、《在阜平》、《回忆何其芳同志》、《服装的故事》等散文④，陆续在以后刊出。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一年，他就写了这么多，说明他的创作精力已经开始恢复过来了。以后，年复一年，他的创作势头有增无已，创作数量，几乎逐年递增。谁也没有想到，在被迫搁笔多年之后，到了晚年，他的创作步伐忽然加快起来。
1978年10月，主持作协日常工作的李季，亲自到天津来邀请孙犁赴京开会。“非我来，你是不肯出山的！”李季说。对于开会，孙犁确实向不热心，这次有感于诗人的盛情，他慨然答应赴京，而且坚持一周，把会开完。
李季还是那么善做工作，那天晚上八点多钟，孙犁刚到旅馆，还没走进房间，就听到他在狭窄嘈杂的走廊里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社，一边走一边大声地说：
“我把孙犁请了来，不能叫他守空房啊，我来和他作伴！”他穿一件又脏又旧的军大衣，依然谈笑风生。会议期间，他发了言，而且很激动，像是和人争论，讲着讲着，忽然脸色苍白，要倒下去，吞了两片药，终于把话讲完，第二天就病了。
孙犁的发言也是他安排的，他说：“你不常参加这种场合，人家不知道你是什么观点，讲一讲吧。”
孙犁同意了。他讲得很短，题目是《奋勇地前进、战斗》①。开头他就规劝李季要节制感情，他说，大激动，大悲哀此类推，万物无所差别，“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其学说与，大兴奋，大欢乐，都是对身体不利的。然而他也明白，不如此又何以作诗，何其为诗人？
然后，他就正式开始了他的发言：我很少到北京来，这次主要是来看望同志们。……
作家就其天良来说，没有不愿为党为人民多写一点东西的。就像在阳光雨露下，禾苗花草没有理由不茁壮生长一样。作品需要生机。“四人帮”破坏了这个生机。他们处心积虑地想摧毁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他们想用封建的愚民政策，把广大人民置于他们奴役之下。他们必然想到了文艺及其作家对他们罪恶行径的障碍。
……
如何从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人生理想许多精神领域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影响，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迫切的战斗任务。我们绝不能忽视，更不能掩饰“四人帮”的流毒在人民身心上的重大伤害。我们要把不利于繁荣或是还在束缚创作的因素去掉。人并不是生下来就胆小的。如果他第一次在路上遇到的只是井绳，他就不会心有余悸了。
……这些年来，有些文艺作品里的诳言太多了。
作家应该说些真诚的话。如果没有真诚，还算什么作家？还有什么艺术？
我们要坚强起来，也要诚实起来。我们要把丢掉了的现实主义再拾起来，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
他最多不过讲了十分钟吧，讲的这些内容，便首先成了他本人的行动纲领。特别是对现实主义，他不只身体力行，而且联系实际，做了许多独到的发挥和解释。例如，他说《水浒传》写郓城书吏宋江写得成功，写水泊首领宋江，则无能为力。因为作者熟悉书吏，而不大了解水泊首领的生活。与此相反，《西游记》写猴、猪等怪，全以写人的笔法出之，因而生动。《聊斋志异》写狐鬼，成功之道亦在此点。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凡是小说，起步于人生，遂成典型；起步于天上，人物反如纸扎泥塑，生气全无。”“一个作者，有几分见识，有多少阅历，就去写同等的生活，同类的人物，虽不成功，离题还不会太远。自己识见很低，又不肯用功学习，努力体验，而热衷于创造出一个为万世师、为天下法的英雄豪杰，就很可能成为俗话说的：‘画虎不成，反类其犬’。”①1979年，笔者在多伦道他的住处访问他，在很短的谈话时间里，他也谈到现实主义。他说，就是海市蜃楼，也是实体的幻景，没有同样的实体，它便无从产生。关于不同时代的现实主义名称问题（例如，我们今天往往要在现实主义前面加上“革命”二字），他好像并不十分重视。他认为，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的作家们进行创作，会很自然地互相区别开来，用不着特别加上一个什么名词。后来，我们看到他在一次同客人的谈话里，更详细地谈到了这些问题。客问：“我看你近来写文章，只谈现实主义，很少谈浪漫主义。”“是的，我近来不太喜欢谈浪漫主义了。”
“什么原因呢？”
“我以为在文学创作上，我们当前的急务，是恢复几乎失去了的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主流，它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基础。失去了现实主义，还谈什么浪漫主义？前些年，对现实主义有误解，对浪漫主义的误解则尤甚，已经近于歪曲。浪漫主义被当成是说大话，说绝话，说谎话。被当成是上天入地，刀山火海，装疯卖傻。以为这种虚妄的东西越多，就越能构成浪漫主义。因此，发誓赌咒，撒泼骂街也成了浪漫主义不可缺少的东西。”
“我认为浪漫主义虽是文艺思潮史上的一种流派，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必须以现实主义为根基。浪漫主义是从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升华出来，没有凭空设想的浪漫主义。海市蜃楼的景象，也得有特定的物质基础，才能出现。”“我注意到，你在现实主义之上也不加限制词。这是什么道理？”
“我以为没有什么必要，认真去做，效果会是一样的。”①
这样一个脚踏实地，热烈地执著于现实的作家，不知怎么一来，当“文革”刚刚结束，却有人传说他看破了红尘。消息传到北京，一次，周扬到天津来，问他：“你看破红尘了吗？”他说：“没有。我尘心很重。”
是的，他确实尘心很重。他读《庄子》，用的是王先谦的集解本，看见他在序里说：“余治此有年，领其要，得三语焉。曰：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窃尝持此，以为卫生之经，而果有益也。”对这种说法，他很不以为然：“如果庄子本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就不可能写出这样充满喜怒哀乐的文章了。凡是愤世嫉俗之作，都是因为作者对现实感情过深产生的。这一点，与‘卫生’是背道而驰的。”①对于《红楼梦》，他也是这样看的，曹雪芹如果抱着“出世”思想，他根本就写不出这样的书来。
孙犁在“文革”期间，尚且“对生之恋慕，不绝如缕”②，怎么可能在“文革”之后看破红尘呢？他倒是买过一些佛经，有的是为了练习毛笔字（那些石刻或影印的唐人写经，大都书法精良，惹他喜爱），大部头的，很难卒读，他只读过一篇很短的“心经”，觉得作为文化遗产，佛教经典是可以研究的。但他绝不相信，生当现世，会有人真正信奉它。就是佛教的盛世，如南北朝和唐朝，对佛教的崇奉，也只是政治作用。至于百姓出家，大都为了衣食；而一入佛门，苦恼甚于尘世，这从小说里也可以看到。这就是他对于佛教的看法。看法如此，他怎么可能看破红尘呢？
据此，当有人传说贾平凹也有“出世”思想的时候，他同样是不相信的。“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与现实绝缘到如此程度，怎么还当得成作家？反之，一个一向热烈地寄情于现实的作家，也是不会向往佛门的。
孙犁说：“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西天去，我觉得那里也不见得是乐土。你看小说，唐僧奔那儿去的时候，多么苦恼，他手下那两个干部，人事关系多么紧张。北京团城，有座玉佛，很美丽，我曾为她写过两首诗。但我并不羡慕她那种处境，虽然那地方，还算幽静。我没有看破红尘，我还要写东西。”①
为了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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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文坛实在很不清静，生活中扰人的事情也太多了。为了前进，他竟需要随时忘记一些事情。
他想起抗战期间在晋察冀工作的时候，和一位同志闲谈，不知由何引起，这位同志说：“人能忘和能记，是人的两大本能。人不能记，固然不能生存；如不能忘，也是活不下去的。”他那时年轻，并不以这话为然，以为他有什么不幸或不快之事压在心头，所以才这样说的吧。
这也不错，孙犁那时确实年轻，很富于幻想和追求，他可以坐在道边、河边、树下或山头，追念往昔，瞻望将来，醉心于甜蜜的遐想之中，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后来，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烦恼和忧愁多了起来，这才重又想起那位同志的话，并开始赞成。特别是十年动乱之后，他简直是在忘字上下功夫了。因为“每逢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在我的记忆中出现时，我就会心浮气动，六神失据，忽忽不知所归……我想：此非养身立命之道也。身历其境时，没有死去，以求解脱。活过来了，反以回忆伤生废业，非智者之所当为。”②这样，他就开始“忘”——准确些说，是不去想。他觉得这么一来，在思想意识和日常生活上，果然达观得多了：
比如街道之上，垃圾阻塞，则改路而行之；庭院之内，流氓滋事，则关门以避之。至于更细小的事，比如食品卫生不好，吃饭时米里有砂子，菜里有虫子，则合眉闭眼，囫囵而吞之。这在嫉恶如仇并有些洁癖的青年时代，是绝对做不到的，目前是“修养”到家了。
当然，这种近似麻木不仁的处世哲学，是不能向人推行的。我这样做，也不过是为了排除一些干扰，集中一点精力，利用余生，做一些自己认为有益的工作。①
这些话，有些近于愤世嫉俗，好像不用过分认真；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他生活的写照。流氓滋事不用说了，在他住的那个大杂院里，已经不算稀罕事；他年老体弱，自然只有退避求安。但是，关在家里，就能安然无事吗？也不一定。有一天中午，他正要休息，忽然门被推开，一条汉子探身进来，手里举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他一打愣，就听见对方问：
“买刀么？”
他放下了心。他不买刀。汉子退走了，他可一时不能入睡了。
文坛的事也很麻烦，这里也远远不是“净土”，就是老实人，也可能被人当作踏脚板，被踩得一塌糊涂。这些，也是孙犁的经验。对于这些，他以为：能躲开就躲开，躲不开就得看开一些。他的武器仍然是防御性的：不与好利之徒争利，不与好名之徒争名。
这倒是孙犁的一贯思想。还在“文革，后期，要落实政策了，报社革委会主任示意要他当文艺组的顾问，他一笑置之，未予理会。过了一阵，主任召见他，说：“这次不是文艺组的顾问，是报社的顾问。”加了一级。“加钱吗？”孙犁问。
主任严肃地说：
“不能加钱。”
“午饭加菜吗？”
主任笑了：
“也不加菜。”
“我不干。”
他出来了，忘记了“慎言”的自戒，把主任撂在了那里。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还是当上了《天津日报》的顾问。
过了些时候，他终于向报社编委会和市委宣传部提出申请，辞去了这一名义及其他事务，要求离休。早些时候，还提出辞去天津作协分会的职务。当他离休的要求实现之后，他在给别人的信里高兴地说：“……辞去了所有的职衔，做到了真正的无官一身轻。虽然失去了一些方面，但内心是逍遥自在的。这样就可以集中剩余的一点精力，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了。”①基于同样的原因，当丁玲、舒群领衔的《中国》文学双月刊创刊之时，编委名单上要列他的名字，他也婉辞了。他显然对有些现象很不满意，写了一篇《官浮于文》②，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他了解到一些情况，这些情况构成了一个时期的某种病态现象，不妨存录如下，作为时代的参考：最近收到某县一个文艺社办的四开小报，在两面报缝中间，接连刊载着这一文艺社和它所办刊物的人事名单。文艺社设顾问九人（国内名流或其上级人员），名誉社长一人，副社长八人，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二人。此外还有理事会：理事长一人，副理事长七人，常务理事十人，理事二十一人，并附言：“本届保留三名理事名额，根据情况，经理事会研究，报文艺社批准。”这就是说，理事实际将升为二十四人。
以上是文艺社的组成。所办小报（月报）则设：主编一人，副主编七人，编委十四人。现在是6月份，收到的刊物是1985年第一期，实际是不定期了。看了一下，质量平平。
他认为，一个县为联络感情、交流心得，成立文艺社是应该的；但这样大而重叠的机构，却有些令人吃惊。“目前文艺界开会，对创作讨论少，对人事费心多，这已经不是个别地方的事，因此不能责怪下面。”“文艺团体变为官场，已非一朝一夕之事，而越嚷改革，官场气越大，却令人不解。”他带着这个“不解”的问题，去问一位熟悉情况的同志，这位同志原是某协会的秘书长，是孙犁劝他退下来，专心从事创作的：
“争一个主席、副主席，一个理事，甚至一个会员代表，一个专业作家，究竟有什么好处，令人弄得如此眼红心热呢？”他得到的回答很带点儿幽默的味道：“你不去争，自有你不争的道理和原因，至于你为什么没有尝到其中的甜头，这里先不谈。现在只谈争的必要。你不要把文艺官儿，如主席、主任之类，只看成是个名，它是名实相副，甚至实大于名。官一到手，实惠也就到手，而且常常出乎一般人预料之外。过去，你中个进士，也不过放你个七品县令，俸禄而已。现在的实惠，则包括种种。实惠以外，还有影响。比如，你没有个官衔，就是日常小事，你也不好应付，就不用说社会上以及国内国外的影响了。”
他听了这一席话，很有些感触，不觉也幽默起来：“鼓励”这位同志再弄个官儿干几年。结果，阴差阳错，这位同志又当了某研究会的会长。
孙犁自己却更加清静起来，甚至连电话机也不肯装。论资格，他能装；公家早就要给他装，他不要。他操着冀中乡音对访问者说：“装它有嘛（什么）用呢？他们说这是级别的标志，可我要级别有嘛用呢？”
当一些人在官场、甚至在市场拚命追逐，把自己的生活搞得花红柳绿的时候，他连自己的日常生活方式也“淡化”了。他倒不是故意这样做，实在是出于习惯。
进城那年，他买了一个火炉，直到1988年秋天搬离多伦道的大院，他用了差不多整整四十年。火炉伴他度过了壮年，迎来了晚年，老母、妻子去世了，儿女长大成人，远走高飞了，火炉仍然陪伴着他，只是表面生了一层红色的铁锈。每年生火前他都要为它清理一番，然后，他们就共同携手，度过冬天，——炉膛内升起了桔红色的火焰，他心里也升起了温柔的诗：
我坐在它的身边。每天早起，我把它点着，每天晚上，我把它封盖。我坐在它身边，吃饭，喝茶，吸烟，深思。
我好吃烤的东西，好吃有些糊味的东西。每天下午三点钟，我午睡起来，在它上面烤两片馒头，在炉前慢慢咀嚼着，自得其乐，感谢上天的赐予。①不仅如此，他还好喝棒子面粥哩，这也是自幼在农村养成的习惯：
我好喝棒子面粥，几乎长年不断，晚上多煮一些，第二天早晨，还可以吃一顿。秋后，如果再加些菜叶、红薯、胡萝卜什么的，就更好吃了。冬天坐在暖炕上，两手棒碗，缩脖而啜之，确实像郑板桥说的，是人生一大享受。①总之，对他来说，温饱就可以了，有个躲避风雨的住处就可以了。此外，别无所求。宋人有诗：“百里西风禾黍香，鸣泉落窦谷登场。老牛粗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夕阳。”②而他，却只是犁，犁，犁，这耕耘债，永远没有“了”的那一天。而且，他吃的是草，挤出的也是牛奶呢。
这种生活，肯定不会得到有些人的理解。有一个青年，采访他的生活起居，观察半日，没有发现有趣的东西，回去写了一篇印象记，寄给他看，其中竟有这样的句子：“我从这位老人那里，看到的只是孤独枯寂，使我感到，人到老年，实在没有什么乐趣。因此我想，活到六十岁，最好是死去！”孙犁看后，把最后两句删去了，因为作者让他提意见，而他还要活下去呀。
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他很喜欢自己这种有点儿寂寞、也有点儿恬淡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生活方式保证了他的时间和精力，保证了他的从容写作的心情。1979年以来，仅新写作的集子，他就出版了七本：《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他知道晚年的这些时间得来不易，而且“也很有限了”，因此，他“宁可闭门谢客，面壁南窗，展吐余丝，织补过往。毁誉荣枯，是不在意中的了。”①
为了耕耘，他只能这样生活。
大院
也有人写访问记，美化他的生活环境，说他的住处，高墙大院，西式平房，墙上是名人字画，书橱里是……是什么呢？总之，他的居室好像到处都是宝贝，非凡人所住，是仙境，竟至引出一个青年来信说，要到他家来做“食客”。其实，如前面讲过的，说到这座大院，原先倒是不错，可惜访问者没见着。经过动乱和地震，他看到的只能是断壁颓垣，满地垃圾。孙犁的住屋虽然高大，无奈门窗破败，到处通风，墙壁也有些黝暗。地上不只放着煤球和白菜，屋顶上还有蛛网，至于蚊蝇和老鼠，也在所难免。这明明是20世纪70和80年代天津一个普通大杂院的现实，访问者却故意不看，神乎其神地美化着一个作家的生活环境，孙犁对此很不满意。
至于因为苦闷和无聊，和他开开玩笑的，也不乏人。前者尚属好心，后者连这个也谈不到，他们的行为，只能当个笑话看看了：
……比如，我在一篇文章的末尾注明：降温，披棉袄作。他就来信问：“你一张照片上，不是穿着大衣吗？”又如，我同记者谈话时说，“文化大革命”时，有人造谣说我吃的饭是透明的。他就又问：“那就是藕粉，‘荷花淀’出产的很多，你还买不起吗？”①孙犁明白，比起“棍子”来，这是“小巫”，虽然他们常常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只好置之不理。
而且，他的房子也还漏雨呢。自从1972年让他搬回来以后，便开始了不断修房的生涯。其中1977年秋天的一次，大概算是“大修”，他在这年8月3日给韩映山的信里，记下了这次修房的情景：
我的房昨天下午，顶棚塌了一块，夜间大雨，我通宵未眠，总结这两年的修房经验为：不漏不修，不修不漏，越漏越修，越修越漏。
每日来四五人修房，招待烟茶糖果、西瓜，上房一小时，陪坐二小时，上下午都如此，实是苦事。
所以，房顶漏雨如瀑布一般，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今天院中积水大腿深，像乡下发了大水，所有临建都泡了……②
他在1983年写了一篇“芸斋小说”，题目就叫《修房》③：每到雨季，他的住所几乎无处不漏，所有桶、盆、盂、罐……全用来接漏水，还是顾此失彼，应接不暇，天花板大片洇湿，接着是大片坠落。“一天夜里，乒乓乱响，后屋一角，水如狂瀑，我接连从窗口往外倾倒出十几桶雨水。”修吧，打电话给本区房管站，不来；亲自去请，来人只登记一下，便没有了下文。“我自己想，房管站可能是突出政治，不愿意给‘走资派’修房，正如医院不愿给‘走资派’看病一样。同院有一家是军属，房也漏了，请来了人。第一天，没有带家具，几位工人坐在院里小亭下，喝完茶，吸完烟，一到上午11点就下班走了。第二天，带了家具来，还推了一斗车白灰泥来，又是喝茶吸烟，到10点半钟，一个小伙子上房了，把灰泥系上去，11点又都下班走了。原来是把一小车灰泥，倒在瓦垄里，就算修好了。从此房顶走水不利，下雨时，屋里漏得更欢了。”
如此修房法，他哪里敢去再惹？何况还要送上厚礼。
但是，登记修房的人自己闯了进来。这是一个有明显的流氓习气的中年人，他好像已了解了孙犁的一切：“你的书不少呀。”
“嗯。”孙犁只应了这一个字，表示无可奉告。他笑了：“听说你的书都很贵重。”
“也说不上。”孙犁仍漫不经心地说，“买的时候贵重，再卖出去就不值钱了。”
他抓起一本书，翻了起来。这很使孙犁讨厌；再说，书也受了潮，稍一不慎就会撕坏。
“这也算是四旧吗？”他笑得越发狡猾了，“新近发还的吗？”
“是。”
“什么名字？”
“湘绮楼日记。”
“房漏吗？”
“不漏，不漏。”
他见无利可图，且又无隙可乘，只好讪讪地走开。但这是在“文革”期间。“文革”以后，总该好了，事实上如前所说，也不尽如人意，房顶仍是每年漏雨。而且房子周围，由同院的人盖满了小屋，连放个梯子上去修理，也很困难。直到1988年夏天，天花板的一角还塌落一块，幸亏没有伤着人。
大院的风气也发生了变化。
1981年秋天，忽然来了一个人，进门就问：“你还认得我吗？”
来人有六十多岁了，从声音和举止，孙犁一下子认出他是三十多年前的伙伴——柳荫。那时他们都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不算很亲近；三十多年后的这一面，倒非常亲近了。一般不招待客人吃饭的孙犁，想留柳荫吃顿午饭，客人婉辞了。他说，他带来了三册诗稿，怕孙犁没时间看，放在了朋友那里。孙犁说很愿意看他写的东西，第二天那位朋友就把诗稿送来了。
这是带有回忆录性质的诗，有战争年代的激情贯穿其间，有鲜明的理想悬诸诗外，婉约舒畅，章法完整，节拍和谐。显然，这不是雏凤之声，而是龙凤之声。有些青年会说，这是老调重弹，但孙犁喜欢这样的“老调”。他读完后，在凌晨二时，从床上起来，开始为柳荫的诗写点儿什么了①，因为只有这个时候，大院里最安静。
终于，太阳出来了，谁家的收音机里传出了歌声，车铃声也在院子里响起来，新的一天的嘈杂，重又统治了大院。孙犁写道：
我也明白，时代不同了，一切都没有过去那么单一了。战歌和牧歌，都不应时了。你听窗子外面是什么声音，斧凿叮咚，青年人在婚前，制造着一米多高的衣柜；“砖来！”“泥来！”是住户扩建几平米的小屋。伴奏着劳动之声的，是翻来覆去，百听不厌的“毛毛雨”和“桃花江”。
在这种环境里，在这种气氛里，老年人感到一点寂寞，也是势所难免理所当然的吧。……他不怕寂寞，为了耕耘，他甚至追求寂寞，但这里说的寂寞，恰恰是嘈杂带给他的，是“砖来！”“泥来！”“毛毛雨”和“桃花江”带给他的，因此，寂寞成了一种反作用力。更坏的是，人际关系变得紧张了，“十年动乱，大地震，是人性的大呈现。小人之用心，在于势利，多起自嫉妒。卑鄙阴毒，出人意表。平时闷闷，唯恐天下不乱。一遇机会，则乘国家之危，他人之不幸，刀砍斧劫，什么事都干得出来。”①前几年，有位老同事对他说：“再遇大乱，还有老百姓，像根据地那样，掩护我们吗？”
孙犁笑而不答。他想：不出大门，五步之内，会遇到什么人都很难说，还谈什么根据地呢。
孙犁自从1951年迁居此院，除了“文革”三年，到1988年迁出，在这里住了三十七年，是最老的住户了。人地两熟，自然是好事，但这里常常勾起他的不愉快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恐惧。例如，1975年12月2日写的“书衣文录”里就有这样的话：“近日为邻居在窗下盖小房生气，甚无谓也。然迫使余深思当前环境及将来可能遭遇。要之，应随时克制，慎之！”②可见，这心情由来已久。大院是一个小世界，在这里，他实在不愿再看到一些人的面孔，不愿再听到一些人的声音，否则，白天会使他五内不安，夜间会使他辗转反侧。
作为三十七年院内生活的总结，他在迁出之前，写下了这样的话：
三十七年间，私人之事有：我之得病，母亲去世。“文革”中，白昼轮番抄家，夤夜聚众入室。限两小时，扫地出门，流放到佟楼去等等。国家之事有：反胡风，反丁陈，三年困难，“文化革命”，大地震等等。他人之事，亦变幻百端，不及详记。……
大院之变化，亦时代之缩影。在这里，静观默察，确实看到了，近似沧海桑田的自然景观；也体会到了，无数翻云覆雨的人情世态。很多是过去不能懂得的。①
以这个大院为题材和涉及到这个大院的作品，他已经写了不少了。这也是时代的记录。
交游
有一次，他对韩映山说：“我有很多缺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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