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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传-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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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289
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相结合的模范。
他和深县中学的老师们，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其中有一位叫康迈千的老师，和他最熟。康老师住在一座小楼上，有一天孙犁去看他，登完楼梯，在迎面挂着的大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头部不断颤动。这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的症候，当时还以为是上楼梯走得太急，并未介意。
我们在1979年4月有一次访问他的时候，注意到了他的这个症候。头部颤动时，下巴尤其明显。自然，我们当时不知道，这个症候已经有了三十年的历史。后来，听熟悉他的人说，他感情激动时，头部便颤动。根据后来和他多次接触的体验，看来这说法是真实的。发病原因，和劳累有关，和情绪恐怕也有些关系。例如，他在1916年4月10日给田间的信①里就这样说：“从去年回来（按：当指一九四五年从延安回来），我总是精神很不好。检讨它的原因，主要是自己不振作，好思虐，同时因为生活的不正规和缺乏注意，身体也比以前坏……”他在来深县前，曾立意“改变一下感情，脱离一个时期文墨生涯，对我日渐衰弱的身体，也有好处。”②这说明，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已早有觉察。可是，对一个作家来说，毕竟太难放下自己的笔，也太难控制自己的感情了。
从此，这个症候就“粘”上了他，对外人来说，可能还成为他情绪上的一个晴雨表。我们不知道当他处在壮年时，这症候给他的外观带来了什么影响。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早已年逾花甲：瘦长的身材，面部表情似乎总是那么文静；但眼睛很明亮，既有青春活力，又显得那么温和、善良。——这是一位言语不多的诚实的老人，我们想。我们很快就发觉他的头部在轻微地颤动。过后，我们觉得，对于这位总的看来显得文弱的老人，这颤动很容易激起来访者的同情心，无形中倒增加了他待人的魅力了。
索性再多说几句吧。最近的这个蛇年春节过去以后，我们之中的郭，带了儿子（他是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的学生）去天津探亲，也去鞍山西道的新居民楼看望了孙犁同志。出来以后，郭问儿子：“怎么样？孙犁像不像一个农民？”这个大学生回答：“样子像，眼睛不像。眼睛像一个学者。”显然，他也观察到那双明亮的眼睛很具有思维的活力。
却说他在深县这段日子，过得还是很有意义。对于那位组织部长给他的评语，他并不敢欣然接受，因为他认为自己做得还不够。但在战争年代，他和群众相处，确实还说得上融洽：
在那种环境，如果像目前这样生活，我就会吃不上饭，穿不上鞋袜，也保全不住性命。这么说，也有些可以总结的经验吗？有的。对工农干部的团结接近，我的经验有两条：一、无所不谈，二、烟酒不分。……对于群众，到了一处，我是先从接近老太太们开始，一旦使她们对我有了好感，全村的男女老少，也就对我有了好感。直到现在，还有人说我善于拍老太太们的马屁……①说到接近群众，他还遇到过一件事情。
那是1947年夏天他在博野参加土改的时候。有一天，他到一个很穷的人家去访问，招呼了一声，出来一个红眼睛的妇女，抱着两个光屁股孩子，一个吊在乳房上，一个几乎要从她的臂弯里溜下来。他觉得这是个邋遢女人。坐定后，问到村里情况，她又什么也说不清，支支吾吾，有些害怕。孙犁又觉得这妇女有些傻，甚至替她丈夫惋惜，怎么会娶这样一个人当老婆。可是见到她丈夫之后，他不惋惜了：这个男人更胆小，你给他说话，他装聋作哑，叫人难以忍受。他叫“老蔫”，受了一辈子苦。在生人面前不敢说话，有时说上一半句，别人一笑，他就吞回去，笑笑完事。他最能忍，受的罪也最多，并且得不到同情，好像生来就该受罪。
但他们开过几次会后，情况变了。在会上，孙犁有意让他多说话，同情他，鼓励他，渐渐地，他变得聪明、活泼起来，孙犁也觉得他勇敢、可爱了。他总是细心地听着“老蔫”的每一句后，觉得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才有价值。因为，“老蔫”并非生来就“蔫”，“蔫”是受压抑的结果。现在不蔫了，说话了，这就是一个解放的过程。
一天开会，孙犁说穷人的血汗供养了地主，他正惭愧自己的话单调乏力，“老蔫”说话了：“你说的一点汗一点血真是不假，汗是血变的，我试过，我接了一碗底汗晒在日头爷下面，干了是红的！”
我听了惊心动魄。汗能接在碗里，汗能晒成红的。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试验，他有多少汗流在地主的田里？
他没有说出这些感想，有感想的难道都是我们这些人？但从他这一句话，我更加尊重他，尊重他的意见，我想，翻身就是要叫他这样的老实“无能”的人翻身吧！翻身的真理，就在他的身上！①这个简单的故事，很真实地反映了孙犁学习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他是一个作家，他属于自己的时代；他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也就是他成长为一个作家的过程。
在他看来，这道理也很简单：到什么地方，就踏踏实实地工作吧，先不要考虑怎么对创作更有利，没有这方面的目的，有时反而能得到这方面的收获。事实上，每一个作家的出现，并不是他先有意想当作家，大都是他在一个地方认真工作了若干年，又不断地写作，慢慢地也就成了作家。②
这也可以看做他对自己的创作经历的某种说明。在他看来，生活经历对写作非常重要，但还必须关心群众生活。“不关心别人，是写不好作品的，我自己写作品，常常感到生活不够，路子窄，本钱少。比如写战斗，我就写不好。一位熟识的作战科长看了我描写的战争场面，对我说，“你写的这叫打仗吗？’一位在太湖养病的同乡看了我的书，说我写的恋爱也不带劲。这都是因为生活上的欠缺。作品里的生活是不能卖弄玄虚的，一分虚伪也是看得出来的。我们要多认识一些人，多经历一些事。也许今天用不着，明天还会有用的。”①在实际生活中，他会品察细节，也会处理细节。1946年7月31日他给康濯的信②里说：“我觉得写小说的好处表现在作者对生活的深入调查研究，用心的观察体会，因此它不与主题思想两家皮。”
他觉得他生活过的山地人民非常单纯可爱，“例如老太婆，虽是常常耍个心眼，但是她也叫我同情，心眼也简单可爱呀！”他回顾自己在战争环境里经常打起背包下乡，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诉青年作者：假如在冬天，你背着行李到了老乡家里，老乡提议打通腿睡觉，你不能反对。假如房东家有病人，你因为高兴而唱歌，也会搞坏关系。农民不明白“作家”是怎么一回事，不会给你特别的礼遇。“他们只知道你是念过书的人，能写会算，村农会就求你写标语，村公所求你打统一累进税，抗属求你写信……这一切，你都不能拒绝，而且要做得好。”“当你给他们做了很多事情，群众敬爱你，也是好现象。只要你真正能给他们解除疑难，群众是最不负心的。”他这样告诉别人，他自己自然是这样做的。在经历了这些生活之后，他进入创作，而且把生活和创作两个齿轮，变成了提高自己的动力：我的经验是：认真地做一次群众工作，就是对自己的认识和思想情感一次提高。如果再根据这些体验，从事一次创作活动，那就又是一次提高。①生活是充实的，但很少有读书的机会。而且，他上中学以后渐渐积累起来的那些书，一部分损失于抗战，一部分损失于土改。抗战期间，他的书成了危险品（因为大部分都是革命书籍），家里人只好忍痛烧掉，或是换了挂面，熟肉。至于土改时，因为他的家庭成分是富农，一些书被贫农团拿走，当时农民已普遍学会裁纸卷烟，乡下纸张难得，这些书便改了行——做了卷烟纸了。
这时孙犁正在饶阳县张岗小区参加土改，上级发了一个通知，要各村把斗争果实中的书籍上缴小区，由专人清查保管。在张岗小区，这件工作落在了孙犁身上。
书并不多，全堆在一间屋子的地下，而且多是古旧破书，已经不大能够卷烟。孙犁因家庭成分不好，又正受着批判，不敢染指于这些书籍，全把它上缴县委了。
在乡间工作，没有什么买书机会，偶然遇到书本，也只能用打游击的方式，走到哪里读到哪里。
有时也能遇到中意些的书，这时真有知己之感。1946年在蠡县时，从县城集市的地摊上，买到一册商务出版的精装本《西厢记》，他带在身边看了一些日子，后来送给蠡县一位书记了。翌年在饶阳，《冀中导报》设在张岗的造纸厂，因为常常收买旧书，他又常到这家纸厂吃住，有时便也能从堆放旧书的棚子里捡出一两本有用的书（如《书谱》之类），使它暂免“回炉”之灾。
在河间工作的时候，每逢集日，都可以看到推着小车贩卖烂纸书本的小贩。有一回，他从小贩那里竟买到一部初版的《孽海花》；他一直保存着这本书，进城后才送给一位新婚燕尔、即将出国当参赞的同志。
大体说来，当时的环境没有、也不可能给他提供良好的读书条件。由于种种原因，健康水平又开始下降。他在前面说的那封给田间的信里，承认自己存在着创作苦闷，虽然他又解释说：“……创作的苦闷在我并非主要的，而是不能集中精力工作，身体上的毛病，越来越显著，就使自己灰心丧气起来。”这是给朋友的信，也许只是一时的或极而言之的话，但我们不能否认，他这时在健康和心境方面，是存在着一些问题了。
自然，如前所说，生活上还是深入的、扎实的。他说过，他们那一代作家的主要特点，是从生活走向创作。纵使他在某个时候，在健康、情绪等方面处于“低谷”，那火热的生活也会召唤和推动他走出这个“低谷”的。
凤凰再生了
解放战争之初，他因为在冀中农村工作，一半是环境驱使，一半是兴之所至，他曾热衷于民间说唱形式，写了一个时期的大鼓词。他那时认为，大鼓词这种形式很好，很为群众喜闻乐见。他以为自己这样做的结果，对他以后写诗、写散文，都很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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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在抗战时就对写诗产生过浓厚的兴趣：“那时行军走在路上，时常涌现一些诗句，在那些年月，诗的句子经常反映到头脑里来，一点也不奇怪。休息了，掏出小本子，放在膝盖上，诗的句子短，抄写方便，很快就记下来了。风里雨里，能写，黎明黄昏也能写，那些年容易产生诗人。”①因为当记者的缘故，他当时写的是叙事诗，如《儿童团长》，《梨花湾的故事》、《白洋淀之曲》②等。他认为，诗以质取胜，很难写好，至少比散文难，因而尝试了一段时间后，暂时和诗分手。
抗战胜利后，从延安回到冀中写大鼓词，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承继了他写诗的余绩。当时，他的作品还不算多，但，尝试的形式已经不算少了。在同时代作家中，他的创作路子还是比较宽的。这会沾些便宜：譬如渡河，他不是靠一只独木舟驶向彼岸，他可乘的船比较多，根基稳健一些。
可惜，他的大鼓词留下来的不多，我们只能看到两篇：《民兵参战平汉路》、《翻身十二唱》①。前一篇写1946年蒋军进占张家口后，民兵如何组织起来参战、破路；后一篇写土改后翻身农民的生活。前者出场的人多，有较完整的故事，开头便是：“说的是，8月9月大秋天，庄稼全拉到了场里边……”从内容到语言，都具有鼓词的特点；后者主要写一个三十八岁的单身汉孙老德，土改后如何分房、分地、娶亲……没有连贯的故事，句式短，更像诗，但也可以演唱，很像说书人在“正篇”开始前演唱的一个“小段儿”。我们还注意到，《翻身十二唱》用了“纪普”的署名，这个署名虽然不是第一次用，也是用得比较早的一次，它的意义，前面已经说过，很可是为了纪念在抗战时期夭折的长子（名普）。他写得更多的，自然还是小说和散文。在这些作品里，我们看到时代的进程加快了，新中国大厦的基础工程已经接近完成，他也日益接近了那个新的历史的大门口。事变每日每时地发生着，一切都是来得既迅猛，又朴素，在不如不觉中，他和一个新的国家一起成熟了。虽然在战争环境里滚爬了十多年，他却没有真正打过仗，“我是一名文士，不是一名战士。”他说。
但在1948年初夏，他到了一次前线，目睹了战争的场面。那是青沧战役攻占唐官屯的战斗，战前，冀中区党委在一次会上，号启作家上前线，别人都没应声，他报了名。“这并非由于我特别勇敢，或是觉悟比别人高。是因为我脸皮薄，上级一提及作家，我首先沉不住气。”①我们不知道事情是否真像他解释的这样，纵然是这样，他的态度仍然是可爱的。
头一天他从河间骑自行车到了青县，第二天下午就参加了进攻唐官屯的战士行列。战斗打响了，十几分钟以后，他在过河的时候，看见河边有几具战士的尸体，被帆布掩盖起来。正在这时，有一发炮弹落到河边，他被震倒了，在沙地上翻滚了几下，幸好还没有事情。他乘上一只箔箩，渡到对岸，天已经黑了。同行的一位宣传科长，把他带进了街，安置他在一家店铺里歇下，就到前面做他的工作去了。
街那头还在战斗。他一个人坐在黑洞洞的屋里，听着前面的枪炮声，过了一夜。黎明时分，科长回来，告诉他已经开仓济贫，叫他去看市民领取粮食的场面，以为这是到了作家用武的时候了。
这就是他经历的一次战火的试炼吧。在这次战斗中，他没有得到战利品，却丢了一条皮带，和皮带上挂的小洋瓷碗，这只小洋瓷碗，已经跟他多年了。此外，还丢了一件毛背心，那是一位女同志用他年幼时的一条大围巾改织的。他不知这些东西是怎么丢的，也许是遇到炮击时翻滚在地上弄丢的，也许是遗忘在店铺里了。看起来，他也是从生死线上闯过来，没有功夫计较这些东西了。在战前行军的路上，他曾遇到也是来体验生活的一位同志，听说是茅盾的女婿，他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
孙犁更多看到的，是人民的牺牲，尤其令他感动的，是人民对待牺牲的态度。
下面是他叙述的一个极平常的例子。那一年他正在他的家乡安平采访，这件事就该是发生在他的家乡：张秋阁父母双亡，没有看到翻身的日子，是哥哥照看她和妹妹二格长大。土改后，哥哥参军上了前方，她带着妹妹二格过日子。这一年是1947年，时值春日，冀中区正开展大生产运动，支援前方打仗，张秋阁当上了妇女生产组组长。有一天晚上，她正在屋里纺线，代耕队长曹蜜田拿着一封信来了，他是秋阁哥哥小时候的伙伴。曹蜜田犹豫着，说出了信的内容：秋阁哥哥作战牺牲了。讲完这个消息，他的眼睛湿了。
这消息是一声闷雷，使秋阁惊叫，发呆，最后趴在桌上，痛哭了一场。她想到的是：“哥哥从小受苦，他的身子单薄。”
“他是为革命死的，我们不要难过，我们活着，该工作的还是工作，这才对得住他。”蜜田说。
“我明白。”秋阁，“哥哥参军的那天，也是这么晚了，才从家里出发，临走的时候，我记得他也这么说过。”
“你们姐俩是困难的。”曹蜜田说，“信上说可以到县里领恤金粮。”
“什么恤金粮？”秋阁流着泪说，“我不去领，哥哥是自己报名参军的，他流血是为了咱们革命，不是为了换小米粮食。我能够生产。”①蜜田走后，她这一夜几乎没有睡觉。第二天一早，她叫醒二格，姐妹俩到碾子上轧了玉米，然后叫二格先回家做饭，她去找她的组员，商量生产方面的事情去了。对方也是一个女孩子，如果不是从秋阁的眼睛上看出她哭过，简直看不出这一夜发生过什么事情。
孙犁家乡的人民，就是以这样坚强的意志，承受着牺牲的痛苦，以这样从容的态度，迎接着每一个黎明。谁也无法测量，一个正在向上的时代的人民，他们的心地到底有多么宽广。
在同一年的六七月间，孙犁在博野参加土改试点。在他蹲点的村子里，发生了这样一个小小的事变：一个老人，儿子十年前参军了，好久没有音讯。他纺线，儿媳织布，带上一个小孙子，如此度过了十年战争，孙子也有九岁了。老人精神很好，对于战争的前景，他非常乐观，“每个人眼前有一盏灯指引，可是他的灯照得特别明亮。”②儿媳还年轻，侍奉公公，照顾孩子，一天到晚手脚不停地劳作，却异常沉默。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希望着的那个日子还没有到来。对于年轻女人来说，希望有时是一种难以用言语表达的煎熬，于是，沉默就是她想说的一切。
孙子还幸运，父亲不在身边，老人给了他双倍的慈爱，加上母亲那一份，他真地成了一家人的“掌上明珠”。十年战争，每次闹敌情，老人背着孙子逃难，“在他看，热爱了孙儿，在这个时代，就是热爱了那在战场作战的儿子，那在家中劳作的儿媳，就是热爱了那伟大艰难的革命战争。”①土改当中，老人很积极，对孙犁特别关心，农历六月初一晚上，国民党军队到了博野，他亲自安排孙犁转移——……在那挂满黎明的冷露的田野，他送我远行，就如同他在十年前，送走了他的儿子。
五天过后，我回来，那儿媳和孙儿却穿上了新封的白鞋。敌人来了，老者照旧背负着孙儿去逃难，敌人叫他站住，他不听，拚命地背着孙儿跑，敌人用机枪枪扫射，他死在炎热的高粱地里。进犯的敌人在宣传不杀人，不打人，就在村庄北边，敌人践踏过的庄稼地里，新添起埋葬老人的坟堆。平原的田野，有无数牺牲在抗日战争和自卫战争的烈士坟墓，这一个是十年革命战士的父亲。②这个“革命战士的父亲”的形象，不知在多少家庭里出现过。我们知道，在孙犁参加抗战工作以后的那些年，他的父亲照顾一家老小奔波、逃难，在他父亲身上，就反映着这一形象的某些影子。在《嘱咐》①里，“女人”这样向刚刚回到家来的丈夫描画着公公的形象；“……爹叫你出去打仗了，是他一个老年人照顾了咱们全家。这是什么太平日子呀？整天价东逃西窜。因为你不在家，爹对我们娘俩，照顾的唯恐不到。只怕一差二错，对不起在外抗日的儿子。每逢夜里一有风声，他老人家就先在院里把我叫醒，说：水生家起来吧，给孩子穿上衣裳。不管是风里雨里，多么冷，多么热，他老人家背着孩子逃跑，累的痰喘咳嗽。是这个苦日子，遭难的日子，担惊受怕的日子，把他老人家累死。……”这样的描画，差不多也把孙犁的家庭生活叙述了一遍。
总之，战火还在燃烧，但是，希望的日子也日益迫近了，这一点，就连农村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也感觉得到。孙犁在安平县耿官屯访问过一个人称“李大娘”的抗日家属，抗战时，她送儿子参了军，抗战胜利后，儿子继续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谈到前途，她对胜利充满了信心：“蒋介石会变也只是七十二变，八路军是杨二郎，准能打败他。”②人民是在生活中感到胜利已经向他们招手了，他们也就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通过实际行动迎接胜利的到来：缴纳公粮时，李大娘把碾细的米拿出来，糙米留给自己吃。
孙犁注意到，人民的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1947年，他在博野县大西章村工作时，认识了一位贫农姑娘王香菊。她只有十七岁，天真，健康，态度安静，对人亲热而爱脸红。但是，晚上开会，孙犁在那边说话，声音稍小了些，她就喊：“说大点声，叫我也听听啊！”确实，在斗争中，她变得勇敢了。从前，她不敢在地主的田边走，也不敢走过地主的大门，她怕那些富贵小姐们耻笑她的衣衫褴褛；土改以后，她可以挺着胸脯在她们面前走过，因为这些从前命定上车都要人来搀扶的、不劳而获的人，也必须到田野里去劳动了。孙犁对王香菊的印象很深：“这个女孩子在对封建势力斗争的时候，勇往直前，在分配斗争果实的时候，留心的是生产工具。分得土地以后，那时正是初秋，庄稼很缺雨，她整天整夜在园子里用辘轳浇水，井水往上浇，她的汗水往井里滴。一天黄昏，我走到她的井台上，她喘息着吐露了愿意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①香菊的形象，在《浇园》②这篇小说里得到了丰富和深化。她在井台上吐露的这个愿望，反映了正在形成的某种时代条件。
香菊有一位能干的母亲，但在她的家庭内部，又有一层奇特的关系。
香菊的母亲三十七岁了，六七岁时，卖给比她大二十岁的香菊的父亲做妻室。这在冀中，似乎并非个别现象，孙犁的小说《正月》③里有过这样的描述：“卖给人家，并不是找到了什么富户。这一带有些外乡的单身汉，给地主家当长工，苦到四五十岁上，有些落项的就花钱娶个女人，名义上是制件衣裳，实际上就是女孩子的身价。丈夫四五十，女人十三四，那些汉子都苦的像浇干了的水畦一样，不上几年就死了，留下儿女，就又走母亲的路。”香菊的母亲，似乎就承继了这样的命运：丈夫并非有钱的人，做了一生长工，饥寒劳累，现在有了病，已经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实际上，长工生活已经把他变成了一个傻子，除了默默劳作，整天也说不上一句话。孙犁在香菊家吃过十几天饭，他发现，每天围在一起吃饭的，是香菊的弟妹和她的母亲、叔父。这位叔父四十一岁，没有结过婚，而她的父亲已经六十岁了。每逢吃饭，父亲就端上个大碗，夹些菜，独自到门外边蹲着去吃，好像这里的妻儿不是他的一样。香菊有个三岁的小弟弟，整天抱在叔父怀里，孙犁没见过那年老的父亲引逗爱抚这孩子一次。
显然，这个家庭里包孕着某些时代的悲剧。对此，孙犁慨叹道：“农村的贫苦人家是充满悲剧的，有妻室常常更加深了这悲痛。外人没法体验，也不能判定：香菊母亲内心的悲痛深些，还是父亲的悲痛深些。”“但这悲痛的来源就是贫穷，这在封建社会里是贫穷人家流行的一种痛苦。它是一种制度的结果，这种制度现在被打破了。”“有些人还好在赤贫的妇女身上，去检查‘道德’的分量。追究她们是否偷过人家的东西，是否和丈夫以外的人发生过爱情，是否粗鲁和不服从。他们很重视这点，惋惜这是穷人本身的一个大缺点。在‘道德’上，他们可能欣赏那些地主的女儿，大家的闺秀。”①应当说，孙犁这些议论，都说到了香菊母亲的心上。在孩子中间，母亲最爱香菊，土改以后，就更爱她了。有一天，她凄然地指着香菊对孙犁说：“她们这以后就好了！”这意思很清楚，香菊这一代人不用再走母亲们的老路了。孙犁当然同意她的看法。在孙犁看来，“她比谁也明白：一切不幸，都是贫穷所致，一切幸福，都会随翻身到来！”①在历史接近了它的目标之后，出乎人们意料地大大加快了前进的步伐。战争已经推进到津浦线上距离天津不远的地方。这里是冀中平原东北部的边缘地区，孙犁为我们展示了一幅解放战争的壮观图景：正当金秋季节，天朗气清，地里的庄稼全收割了，人民军队从南北并列的一带村庄，分成无数路向前推进：
部队拉开距离，走的很慢。我往两边一看，立时觉得，在碧蓝的天空下面，在阳光照射的、布满谷楂秋草的大地上，四面八方全是我们的队伍在行进。只有在天地相接连的那里，才是萧萧的风云，低垂的烟雾……
那里是云梯，一架又一架；那里是电线，一捆又一捆；那里是重炮、重机枪。背负这些东西的，都是年轻野战的英雄们，从他们那磨破的裤子，拖带着泥块的鞋子，知道他们连续作战好些日月了。……
到了冲锋的地点，那个紧邻车站的小村庄。古运粮河从村中间蜿蜓流过，这条河两岸是红色的胶泥，削平直立，河水很浑很深，流的很慢。两岸都是园子，白菜畦葡萄架接连不断。一条乌黑的电线已经爬在白菜上，挂到前面去了。
战士们全紧张起来，我听到了战场上进攻的信号，清脆有力的枪声，冲锋开始了。我听见命令：“过河！”就看见那个小小的炮手——马承志，首先跳进水里，登上了对岸。
这孩子跃身一跳的姿势，永远印在我的心里，这是标志我们革命进展的无数画幅里的一幅。在这以前，有他那年老失明的外祖父，在平汉线作战牺牲的马信涛，勤谨生产的姐姐马秋格；从他后面展开的就是我们现在铺天盖地的大进军，和那时时刻刻在冲过天空、吱吱作响、轰然爆炸的、我们的攻占性的炮声。①
这轰然爆炸的、攻占性的炮声一直延伸开来，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都是火光冲天，到处都是欢呼解放的人群。在腾腾烈焰和如潮歌声中，一个新的国家的形象已经孕育成熟，五四时期那位新中国的预言诗人所召唤的凤凰，就要再生了！
于是，在1949年1月，孙犁又一次随大队集合。这一次集合，不是向平原和山地转移，也不是走向那曾是革命灯塔的边城，而是走向大都市，走向被称为北方重镇的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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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孙犁正在深县，接到方纪的电话，说冀中区党委通知他到胜芳集合，准备进入天津。他先到了河间，然后与方纪、秦兆阳一同骑车去胜芳。胜芳是津郊大镇，水上风景很好，可惜是冬季，想观赏而不可得。但是他兴致勃勃地赶了集，看了市上出售的旧书。
在胜芳集中的，除了《冀中导报》的人员，还有从冀热辽的《群众日报》来的一批人，它的副总编辑郭小川，也属于这批人之内。这两部分人合起来，筹备进城后的《天津日报》的出刊。当时，孙犁编在《冀中导报》的队伍里（他在冀中时，常在该报驻地食宿，但只在今天，才成了它的正式成员），和方纪共同准备了进城后的副刊版面，他写了一篇题为《谈工厂文艺》的文章，后来登在1949年1月18日出版的第二张《天津日报》上①。从这时起，他已经想到，随着进入城市，文艺工作的对象和重点将要发生具体的变化：“在农村工作了多年，我们对于农村文艺工作和部队文艺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天津是工业城市，现在想到的是：如何组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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