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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传-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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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后话。
领队的傅大琳，是高中班的物理教员，见他病了，就派了一位康医生，一位刘护士，还有一位姓赵的学生，陪他到一个隐蔽而安全的地方去养病。康医生只有二十多岁，医术虽差，人很精明，和他在一起，不曾有挨饿的时候，因为他在经办粮草方面，很有办法。在孙犁的记忆里，生病受到如此隆重照顾，这还是头一次，虽然这样做，也是战争中分散人员、化整为零、以利行军的权宜之计。
那个隐蔽而安全的地方终于找到了，就是繁峙县境内的蒿儿梁。这个村子兀立在高山顶上，看起来还没有驻过队伍。初来这里，战争风声正紧，加以他们几个人服装整齐、男女混杂、没有武器，又没带地方领导机关的介绍信，在向村干部筹粮的时候，遇到了些麻烦。孙犁听说后，亲自到干部那里去了一次。他身上带了一支左轮小手枪，包着一个软皮套。这手枪就是前面讲过的，他初到路西时一个团长送他的那支银白色的小手枪。他一枪也没有放过，只是系在腰上充样子，这回却帮了点儿忙——他们弄到了一些莜麦面。不过，很快他们就和村干部们熟悉起来，亲密得像一家人了。
孙犁在这里住了三个月，过了两个年——阳历年和阴历年。他至今记得他住过的那间西房：每天清早，阳光射在身旁的窗纸上，使病中的他感到欣慰和温暖，也感到重新升起的光明和希望。只是医疗条件不好：只有剪刀、镊子和红药水；医生和护士，也仅仅受过几个月的训练，谈不上什么医术。每天，护士在饭锅里煮煮剪刀、镊子，把化脓的水痘清理清理，在伤处擦上些红药水。这种疗法的后果是，一个个铜钱大的伤疤，一直留到现在。
但是，除了这些伤疤，也留下了亲切、美好的回忆。在四十年后的一个秋天，他在一封答复繁峙县县志编委会的信①里说：
在那样一个寒冷的地方，我安全而舒适地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冬季。我们可以想想，我的家是河北省安平县，如果不是抗日战争的推使，我能有机会到了贵县的蒿儿梁？我是怎样走到那里去的呢，身染重病，发着高烧，穿着一身不称体的薄薄的棉衣，手里拄着一根六道木拐棍，背着一个空荡荡的用旧衣服缝成的所谓书包，书包上挂着一个破白铁饭碗。这种形象，放在今天，简直是叫化子之不如，随便走到哪里，能为人所收容吗？但在那时，蒿儿梁收容了我，郭四一家人用暖房热炕收容了我。……这是在艰难的日子里，才能发生的事，才能铸成的感情。
他的小说《蒿儿梁》①，真实地反映了他的这段生活经历，小说描写的村子里的主要人物——妇救会主任和她的忠实、憨厚的丈夫，就是以郭四和他的妻子为模特儿写成的。孙犁的另一篇小说《看护》②，也是写的这段生活经历，小说的主角，换成了护士刘兰。
反“扫荡”结束后，他们走了一天的山路，于黄昏时间来到山脚下。眼前是小桥人家，河面上铺盖着雪，孙犁以为是久违了的平地，兴奋地往前一跳，一下子滑出一丈多远，脑受震荡，晕了过去。康医生和刘护士连忙把他抬进成果庵的热炕上，才苏醒过来。
幸亏伤得不重，晚饭吃了一些僧人做的莜麦粥，当晚便与僧人同床而寐，第二天还参观了五台山上的许多寺庙。这些寺庙，错落有致地掩映在郁郁苍苍的重峦叠嶂之间，十分古雅、壮观。
1944年初春，他们返回学院驻地，当即得到通知：第二天就去延安。
第五章 千里共婵娟
西去延安有故人
出发了，没有来得及向家里的亲人们道一声别，甚至于也没有来得及写一封信——烽火连天，写了也无法送到，况且还有危险。
春天来了，需要去领单衣，换下棉装，以便长途行军。孙犁去晚了，所有男衣已经发完道德与理性无关，知觉上的快乐与痛苦是衡量善恶的标准。本，只剩下带大襟的女衣，他只好领下来。单衣是用土靛染的，色彩虽不能持久，却非常鲜艳，山地老乡称之为“月白”。色彩还可入乡随俗，那女衣的样式，颇使他这个高身材的男人感到难堪，在宿舍换衣服时，他犹豫了：这穿出去像话吗？
正在无可奈何，两个华北联大高中班的女学生进来了：她们带着剪刀针线，立即把这件女衣的大襟撕下，缝成一个翻领，然后把对襟部位缝好，变成了一件非常时髦的大翻领钻头衬衫。她们看着我穿在身上，然后拍手笑笑走了，也不知道是赞美她们的手艺，还是嘲笑我的形象。①这次去延安，结队而行的，是华北联大高中班的六七位同事和几十名同学，由总支书记吕梁带队。吕梁沉默寡言，但善于做政治工作，非常负责，细心周到。孙犁和他在延安分手后，再没有见过他，但一直怀念着他。
当日在枣树林集合出发，队伍里忽然多出一个新媳妇。原来这是数学教员常智的媳妇，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刚从冀中平原赶来。她年轻貌美，又是从敌占区过来，穿着也很鲜艳，她的到来，不免给这些即将远行的人，添上了各种各样的心事。但大家共同的心情是，都觉得惋惜：住在山区农家的柴草棚子里，炕上连张席子也没有，怎样留宿这花朵般的女客？恐怕她还没吃晚饭，又没有开水，热情的师生们，只是从老乡那里买了些红枣来招待她。
才过了一夜，她就卸去粉妆，也换上新发的土靛染成的粗布衣裳，站在女学生们的队伍里了，只是脸上还带着平原富裕人家的女儿所常有的那种白嫩、丰腴的肤色。她同常智青春作伴思维器官的传统理论。，比翼双飞，该是幸事；但在当时，大家的担心却多于羡慕。
这支穿着鲜艳服装的“土八路”，走在通向革命圣地的漫长而崎岖的道路上，虽然劳苦，却不寂寞，常常可以听到队伍里的歌声。山地群众看惯了穿这种衣服的工作人员，也不觉得奇怪。出发时，每人身上背了三匹小土布，供路上卖钱，换取食用之资。如无敌情，每天可走六七十华里，悠悠荡荡，计算着一段又一段的行程。最初几天，越走离家越远，孙犁产生了《风云初记》中在抗战学院教书的张教官那样的心情：“他好像每逢前进一步，就感到一次身后的拉力，克服这一点，是需要坚强的意志的。”①家乡终于远远地落在地平线的那一边了。
拉力变成了一种无形的思念。说也奇怪，这种情况，反而促使他加快了前进的脚步——是要本能地摆脱那种拉力或是思乡的痛苦吗？
经过盂县时，正在下乡的田间，在一个要道口上迎接他，为他送行。清晨，山地的草木上还有霜雪；田间显然在那里等了很久的意义，并按日常约定的方式来使用。他们都强调，语言是，浓黑的鬓发上，也染有一点儿白霜。他傍着队伍行进了一段路，说了很简短的话，便和孙犁握手告别。
田间也离得远了，渐渐地变成了一个小黑点。但在孙犁携带的行李中，还有一件日本军用皮大衣，是田间过去随军工作时，得来的战利品。大衣很考究：皮领，雨布面料，上身是丝绵，下身是羊皮，袖子是长毛绒。羊皮上还有敌人的血迹——看着这血迹，他也可能想过这位战友的著名诗篇——《义勇军》：
在长白山一带的地方，中国的高粱
正在血里生长。
大风沙里
一个义勇军
骑马走过他的家乡，
他回来：
敌人的头，
挂在铁枪上！
这件具有纪念意义的战利品，原来坚壁在房东家里，孙犁想到延安天气冷，去找妻子为他缝制的那件狗皮袄，没找到，就把田间的带走了。这也可以说是“战时共产主义”的风尚，同志们的衣物，常常是不分你我的。
在这样的长途跋涉中，他们走几天就休息一天，并由打前站的卖去一些土布，买肉改善伙食。有一天，大约是在山西省境内的忻县一带，遭了一次无妄之灾。
这里离敌人据点很近，这天中午，他们到了一个村庄。村里看不到什么老百姓，他们进入一家宅院，放下背包，便升火做饭。饭很简单：一锅小米干饭，一锅煮菜汤。人们吃完饭，便围住煮菜汤的锅洗自己的饭碗，然后都到院子里去休息。孙犁有个习惯，逢事不争先，宁肯靠后。等别人洗完了，他才上去洗，这时锅里的水已经很浅、也很脏了。他埋下头去，正在洗碗，忽然“嗡”的一声，锅直飞起来，烟尘立时弥漫全屋。
院子里的人都惊呆了。
孙犁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拿着小搪瓷碗木然地走到院里，师生都围了上来。事后大家告诉他，当时他的样子可怕极了：一脸血污，额上翻着两寸来长的一片肉。在清洗时才知道，原来那不是肉，也不是血，不过是一片菜叶和污水，是人们的紧张制造了那可怕的形象。
在洗脸的时候，和一个在下游洗菜的妇女争吵起来。他刚受了惊，正没好气，并认定村里有坏人，预先埋了手榴弹，如果不是山西的锅铸得坚固，灶口垒得严实，后果还堪设想吗？
这妇女很刁泼，并不可爱。几年以后，孙犁却在自己的小说《山地回忆》①中构思出了这样的场面：在一个反“扫荡”的冬天（敌人“扫荡”总是在冬天），他到村边河里洗脸，同在下游洗菜的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吵了起来，原因是女孩子嫌弄脏了她的菜。“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狂风吹着他的愤怒，飞向处在下风头的女孩子。女孩子也恼了，利嘴不饶人：“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你怎么骂人？”矛盾显然激化了，这位“八路军”站起来，转过身去。当他看清女孩子穿得很单薄，洗的是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这该是早饭的食粮”，他立时心平气和下来，赔礼说：“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女孩子却冷冷地看着他。过了一会儿才说：“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八路军”倒笑了：“你看你这人，我在上水洗，你说下水脏，这么一条大河，哪里就能把我脸上的泥土冲到你的菜上去？现在叫你到上水来，我到下水去，你还说不行，那怎么办哩？”“怎么办，我还得往上走！”说着，她真地扭着身子往上去了。直到她登上一块尖石头，把菜篮浸在河水里，同时把两手插进袄襟下面取暖的时候，才望着他笑了。
“你真讲卫生呀！”八路军说。
“我们是真卫生，你们是装卫生！你们尽笑话我们，说我们山沟里的人不讲卫生，住在我们家里，吃了我们的饭，还刷嘴刷牙，我们的菜饭再不干净，难道还会弄脏了你们的嘴？
为什么不连肠子肚子都刷刷干净！”说着就笑弯了腰。
他们谁也没有料到，这场吵架最终变成了一次恳谈。女孩子指着他的饭缸子说：这东西“也盛饭，也盛菜，也洗脸，也洗脚……”这就不卫生。他说：“这是物质条件不好，不是我们愿意不卫生。等我们打败了日本，占了北平，我们就可以吃饭有吃饭的家伙，喝水有渴水的家伙了……”“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女孩子认真地问，因为她家的房屋，被日本兵烧过两三回了。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是不管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我们不会悲观的。”他说出了这些话后，自己心里也很高兴了。
“光着脚打下去吗？”女孩子看看他的脚，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
原来他没有穿袜子。等他明白过来，叹口气说：“这是没有法子么……从9月里就反‘扫荡’，可是我们八路军，是非到10月底不发袜子的。这时候，正在打仗，哪里去找袜子穿呀？”
“不会买一双？”女孩子的声音已经变得很低了。“哪里去买呀，尽住小村，不过镇店。”
“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去做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没有布，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说着，端起菜篮走了。
河边上只剩下了“我”所幻化成的八路军：“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的鞋子，冻的发黑的脚，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
上面这段故事，就是那颗手榴弹“炸”出来的。他在河边上遇到的那个妇女实在不可爱，他也不想去写她。“我想写的，只是那些我认为可爱的人，而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间，占大多数。她们在我的记忆里是数不清的。洗脸洗菜的纠纷，不过是引起这段美好的回忆的楔子而已。”“在那可贵的艰苦岁月里，我和人民建立起来的感情，确是如此。我的职责，就是如实而又高昂浓重地把这种感情渲染出来。”①关于这篇小说的下文，还有许多生动的过场和叙述，我们就都按下不表了。
炸也炸完了，吵也吵罢了，孙犁悻悻然回到队上，重新集合出发了。
他又经过了村南那条河。河很美丽：足有二十米宽，水平如镜，晴空的阳光照上去，不见有什么涟漪。队长催促大家急速渡河，齐胸深的水从孙犁身上流过，他感到平静、滑腻，还有些暖意（他们从阜平出发，已经走出很远，当时已是仲夏天气了），他有生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体会到水的温柔和魅力，他家乡的滹沱河，性子太暴烈了。
远处传来了枪声。过河以后，他们来不及理好鞋袜，就要爬上一座陡峭的、据说有四十里的高山。一个姓梅的女学生，还在河边洗涮鞋里的沙子，孙犁过去招呼了她，还把自己的玉米面窝窝头分给她一些，好增添她爬山的体力。天黑时他们爬上了山顶，风大，寒冷，不能停留，又遇暴雨，次日天明，才下得山来，进入村庄休息。
睡醒以后，同伴们有了精力，拿他昨天的惊险遭遇开起玩笑，并庆幸他大难不死，且亦不伤，料定他必有“后福”。他好像并无如此雅兴：我现在想：如果，在那种情况下，把我炸死，当然说不上是冲锋陷阵的壮烈牺牲，只能说是在战争环境中的不幸死亡。在那些年月，这种死亡，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接近寿终正寝的正常死亡。同事们会把我埋葬在路旁、山脚、河边，也无须插上什么标志。确实，有不少走在我身边的同志，是那样倒下去了。有时是因为战争，有时仅仅是因为疾病，饥寒，药物和衣食的缺乏。每个战士都负有神圣的职责，生者和死者，都不会把这种死亡作为不幸，留下遗憾。①
人们常常念起鲁迅先生那两句话：从喷泉里喷出的是水，从血管里喷出的才是血。正因为在上述队伍里默默流动着那旷达而恢弘的情感的洪流，才浇灌了那一代正义之苗，才开出了那芬芳的艺术之花。
行程继续着，进入陕西地界后，风光也好起来。在绥德，他们休整了五天，孙犁到山沟里洗了个澡。山沟向阳，小河的流水冲激着沙石，波光粼粼，奏出了清越的歌。他躺在河中间一块平滑的大石板上，温柔且又温暖的水，从头至脚，爬梳而过，使他几乎坠入梦乡。多日行军的疲劳全洗掉了，他不断吐着冲到口中的细小的沙石，觉得连这个动作都充满了愉快的意味。最后，他把女同学翻改的衬衣也洗了洗，拧好晾在石头上，干了又穿起来。这一切完毕之后，他才恋恋不舍地、悠闲而蹒跚地回到队上。
这时吕正操已调晋绥军区工作，司令部就在绥德附近。队长到晋绥军区联络事情，带来口信，说吕正操副司令员让孙犁去一趟。他就穿着那身怪模怪样的衣服，到了吕正操的庄严的司令部，做了半日客，并在那里见到了贺龙同志。他自己甚觉不雅，将军们却全不计较。临别，他把自己带的一本线装《孟子》送给了吕正操，事后很觉得自己的举动奇怪。
清涧县城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里已是陕北，这一带的山，全由一种青色、湿润、平滑的板石构成，连这里的房顶、墙壁、街道，甚至门窗、灶台、炕台、地板……也都是用这种青石板构筑而成。县城坐落在峭立的高山顶上，清晨和黄昏，大西北的血红的太阳吐出一抹斜晖，平射着这青色的山城，显得十分绮丽壮观。雨后新晴，全城如洗，那种青色就像国画家用的石青一般沉着，加以空气又很新鲜宜人，人们宛如生活在一个没有尘土的世界里。面向着这古老的城堡，此时虽非阳春，他们也不是西度甘肃，远行新疆，却也不免借古人酒杯，尽兴一唱：“渭城朝雨选岢荆蜕崆嗲嗔隆Ｈ熬∫槐疲鞒鲅艄匚薰嗜恕！�
酒也许喝过了，但不是西出阳关，而是西去延安。那里是一个大家庭，“故人”很多，正等着他们去呢。
米脂到了。米脂地处无定河（黄河支流）中游，是陕北的富庶之区。县城建在黄土高原上，建筑风格古朴、漂亮。城里有四座红漆牌坊，像北京的四牌楼一样。这种情景，使从敌后远来的孙犁产生了一些感慨：“敌后的县城，城墙，我们拆除了，房屋街道，都遭战争破坏；而此地的环境，还这样完整安静。我躺在米脂的牌坊下，睡了一觉，不知梦到何方。”①
梦到何方呢？既然连梦中人自己都不知道，我们也无法替他回答。我们知道的是：故乡离得很远了；他生活了有五年之久的那个第二故乡，也离得很远了；他就要去的这个新地方（当时，全中国人民都在向往着这个地方），有些什么在等待着他呢？在梦中，他也许回到了先前的故乡去，也许迫不及待地提前进入了还没有到来的新天地，总之，这个已进入而立之年的感情丰富的人，是不会使自己的梦做得索然寡味的。
人生几次月儿圆
初到延安的时候，他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做研究生。鲁艺创立于1938年，初设戏剧、音乐、美术三系，后来增设文学系，改称鲁迅艺术文学院。1943年春并于延安大学，成为延大文艺学院。但是，由于鲁艺的巨大影响，便一直保持着它的独立的名称。
孙犁来到鲁艺文学系学习的时候，何其芳也在那里。他原是系主任，由于正在休养，舒群代理他的工作。何其芳已经不记得抗战初在冀中的那次会见，孙犁也没有提过。不过，孙犁住在东山顶上一排小窑洞里，何其芳住在下面一层原天主教堂修筑的长而大的砖石窑洞里，相距很近，倒是常见面的。怀着过去读《画梦录》的印象，孙犁总以为他沉默寡言；后来虽然知道他参加革命后文风变得明快，也并没有根本改变这种印象。到了延安，才知道他非常健谈，非常热情，是个典型的四川人。而且还像一位多年从事粉笔生涯的教师，对问题论辩有方，对学生诲而不倦，对工作勇于任事。由此，孙犁得到一个经验：不经接触，仅从一时的文章来判定某人，常常是不准确的。
邵子南是另一个给他留下了突出印象的四川人。他们还在晋察冀时就认识了，初次见面就高声喧嚷：“久仰——真正的久仰！”但孙犁想，“我到边区不久，也并没有什么可仰之处，但在此以前，我已经读过他写的不少诗文。所以当时的感觉，只是：他这样说，是有些居高临下的情绪的。”①但从此也就熟悉起来，相互也很关心。
他和邵子南大体同时来到延安，最初都住在东山顶上两间相邻的小窑洞里。每逢夜晚，孙犁站在门外眺望远处的景色，偶一转身，就可以看见邵子南那被油灯照得通明的小小窗户。孙犁知道，那准是他一个人在写作，如果有客人，他那一口四川话就会声闻户外。孙犁喜欢独处，尤其不耐聒噪，所以，当代系主任舒群因为合并宿舍，建议他和邵子南合住到山下一间很大的砖石窑洞的时候，他表示不愿意搬。他也知道，如果先去问邵子南，邵子南一定愿意搬，因为他相信对方没有择人而处的毛病：“并且，他也绝不会因为这些小事，而有丝毫的芥蒂，他也是深知道我的脾气的。”②在延安，他还认识了美术系的一位画家马达。马达最初在上海从事木刻艺术，在当时，木刻艺术是一项新兴的进步的事业，曾受到鲁迅先生的积极支持。孙犁因为爱好革命文学，也连带爱好了木刻，青年时代买了不少木刻作品。他一直认为，在《鲁迅全集》里，那张鲁迅先生与“一八艺社”（由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部分学生组成的木刻艺术团体）的合影中，有一位胸前垂着领带的、面型朴实厚重的青年，那就是马达。
马达也沉默寡言。两个沉默寡言的人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又同在一个小食堂吃饭，并没有多少话，也互相没有串过门。但是，他们的眼睛和心灵，似乎并不沉默，都对对方相当了解。差不多十年之后，有关方面在天津马场道找了一处住房，以为他们两人性格相近，职业相当，要他们搬在一起住。因为孙犁犹豫不决，两人都没有搬成。不久，又在昆明路给他们找了一处，叫孙犁住楼上，马达住楼下。这一次，马达先搬了进去，孙犁的妻子也打扫了厨房、厕所，后来因为听到一些不利的话，孙家又不想搬了。为此，马达曾找孙犁动员了两次，也没有成功，他只好和别人住在一起了。从这一次，孙犁看到，马达是诚心诚意地想和他做邻居的，“古人说，百金买房，千金买邻，足见择邻睦邻的重要性。但是，马达对我恐怕还是不太了解，住在一起，他或者也会大感失望的。我在一切方面，主张调剂搭配。比如，一个好动的，最好配上一个好静的，住房如此，交朋友也是如此。如果两个人都好静，都孤独，那不是太寂寞了吗？”①这说法诚然也有道理，不过话说回来，在延安时，邵子南愿意和他住在一起，他又嫌对方太活泼、太爱“聒噪”了。
独处爱静也罢，沉默寡言也罢，看起来这只是他的性格的一个方面，而且恐怕主要还是偏重于形式方面。其实，他的内心生活、感情生活是满丰富的。我们都还记得，他在幼年时候，就对京剧发生了兴趣，十二岁那年，父亲给他买过一本《京剧大观》，使他对京剧有了一些知识。可以说，他从童年起，就和京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我流浪时，从军时，一个人苦闷或悲愤，徘徊或跋涉时，我都喊过几句京戏。”①在延安窑洞里，他不喜欢听邻居的聒噪，但把京剧引进了自己的生活。他请了一位经过名师传授的女同志教他唱，并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一天傍晚，他们相约在延河边上见面。孙犁去了，见她已坐在石头上等，身上穿了一件白色的衣服，显得很庄穆。看来，爱情的花果唾手可得，但最后，不知道是哪一根神经起了作用，孙犁终于在它面前望而却步了，于是便形成了又一个痛苦的无花果。
曾经担任过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的沙可夫，这时也从晋察冀回到延安，并到鲁艺来看孙犁。沙可夫作风朴素，平易近人，在晋察冀边区文联做领导工作时，虽然有一匹马，但他自己很少骑，多半是驮东西。饭菜也和大家一样，有一个时期，因有胃病，管理员缝了一个小白布口袋，装上些稻米，放在大家的小米锅里，煮熟了倒出来给他吃，这就是他的“小灶”了。他对部下，从不疾言厉色，而且很了解每个人的长处，真正做到了知人善任。孙犁编的文联的刊物，把稿子送给他看，他很少有不同意见。他自己也写，不但为刊物写发刊辞，写新诗，还翻译了重要的理论文章。部下被误解，或者优点不被人们了解的时候，他就尽心尽力地为他们解释。这样的领导干部，当然也是最能够得到部下的理解、尊重与信任的。多年之后，一位美术理论家透露说，那时沙可夫特别关心孙犁，就像关心一个“贵宾”一样。孙犁不以为然，“我想这是不合事实的，因为我从来也没有当‘贵宾’的感觉。但我相信，沙可夫同志是关心我的，因为在和他认识以后，给人的这种印象是很深刻的。”①在延安这一次，就又证明了沙可夫的关心：他来到鲁艺负责人之一的宋侃夫的窑洞里，把孙犁也叫了去，向宋侃夫介绍了孙犁在敌后工作的情况。他看到别人都有家眷，而孙犁孑然独处，因此，当把孙犁送出来的时候，关心地问：是不是也把家眷接到延安来？
孙犁自然思念妻子。但是一来关山阻隔，路面很不平静，二来上有年迈双亲，下有小儿女拖累，妻子哪里能离得开？所以，他只能婉言谢辞了。
眼前没有妻子，这是个缺憾。人生几次月儿圆？他们已有三四年不见了，青春时期的如花美眷，还得在战火中拖延下去。这对于一个刚刚三十来岁的男子，也是一种艰难的岁月。
是的，这里生活不错，大生产运动带来了丰衣足食，可以经常吃到牛、羊肉（主食为糜子）。按照当地习惯，头蹄杂碎是抛掉不吃的，有一次，邵子南从山沟里捡回一个特大牛头，在窑洞门口，安上一口大锅，架起大块劈柴，把牛头原封不动地煮在锅里，用他那四川人特有的犟劲说：“煮上三天，就可以吃了！”孙犁不记得是否和他分享过这次盛餐，但在那些黄昏，在寒风凛冽的山头，在熊熊的火焰旁边，却和他分享了难忘的快乐。
他的窑洞也不错。在地上立起四根木桩，搭起一块木板，这就是床。窑洞的特点是冬暖夏凉，何况，冬季发的木炭很充足，室外再冷，室内照旧温暖如春。他的家具有青釉瓷罐一个，可打开水，一只大沙锅，可以热饭，也可兼做脸盆。但孙犁不用它洗脸，可以不受“妞儿”的零落了。水房、食堂就在山下，方便得很。
在某种程度上，这里的生活可以自己设计、自己创造。例如马达，他的窑洞就设计得很别致，他利用土方，削成了沙发、茶几、盆架、炉灶……不只实用，简直还是可供欣赏的艺术品。
孙犁也想自己设计生活，结果却不成功。他在自己住的那间小土窑顶上种南瓜，破坏了走水沟，大雨下来后，前沿塌落，南瓜没种成，险些把他封闭在洞里。
这可以说是一次水灾；他还遇到过另一次水灾。鲁艺最初创立时，校址在延安旧城北门外云梯山麓南侧，1939年秋天迁来延安东郊桥儿沟。孙犁刚到延安时，先安置在桥儿沟街上一家骡马店内，一天傍晚，天降大雨（大西北的雨，总是来得那么急），他们几个教员，坐在临街一间房子的地铺上，闲话天地南北，孙犁刚说：“这里是高原，下雨不会发水……”就听到了汹汹的流水声，探身窗外，洪水已齐窗台。大家急忙拎起包裹逃出，刚刚出户，房已倒坍。仓皇间，听到对面山上人喊：“到这边来！”大家于是向山坡疾奔。经过骡马店大院时，洪水从大门涌入，正是主流，水位陡然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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