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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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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什么？”母亲问。
“那铁匠吗？他叫萨威尔，外号叫叶甫钦珂。年纪不不大，可是懂得事却很多。现在的时势，大概懂事是有罪的！他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总说：‘赶马的朋友们！你们的日子怎么样？’我们说，‘真的，还不如狗呢！’”
“停下！”母亲要求。
马车一停，把伊凡惊醒了，他低声呻吟起来。
“小伙子醉得可真不轻啊！”车夫说。“唉，伏特加，伏物加……”
伊凡全身无力地又摇又晃，踉踉跄跄地在院子里走着，嘴里说着：
“不要紧，——我能走。……”
13
而索菲亚早已经回家来了。
她一见母亲进来，急忙前来迎接，嘴里正叨着烟卷，满脸兴奋的神情。她轻手轻脚把受伤的人安放在沙发上，十分敏捷地给他解了绷带布，小心地照顾着他。她的眼睛被烟卷的烟雾熏得眯缝着。
“伊凡·达尼洛维奇，受伤的人被带回来了！尼洛夫娜，你累了吧？受惊了，对吗？好，您先休息一下吧。尼古拉，给尼洛夫娜拿一杯葡萄酒来！”
母亲被今天发生的一切弄得头昏眼花，她沉重地呼吸着，胸中感到有阵阵疼痛袭来，她含混地说：
“您不必照顾我……”
其实她整个身心都是在渴望着大家来注意她关怀她，给她安慰和爱抚。
一只手包着纱布的尼古拉，和衣着凌乱、头发像刺猬一般地直竖着的伊凡·达尼洛维奇医生从邻室走了出来。
医生快速走到伊凡面前，俯着身体说：
“拿水来，多拿些水来，还有干净的纱布和棉花！”
母亲听了准备去厨房里拿去，可是尼古拉用左手挽住她，把她带到餐室里去，并且亲切地说：
“他不是叫您去拿，是叫索菲亚去拿。今天，您可是激动得太厉害了吧？”
母亲看到他凝视的、同情的眼光，忽然不能抑制住感情了，便呜咽着大声说道：
“亲爱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居然用刀砍，用刀砍人啊！”
“我看见了！”尼古拉将葡萄酒递给母亲，点着头说。“双方都有些太激动，可是，您不用担心，——他们是用刀背砍的，所以重伤的恐怕就一个人。他们在我面前打了他一下子，我就把拖了出来……”
尼古拉的脸和他的声音、房间里的光明和温暖，使她安下心来。她感激地望了他一眼，问道：
“您也被打了？”
“这怪我自己不小心，手不知在什么地方碰了一下，割破了一点皮，没什么。喝茶吧，——今天很冷，您穿得又单薄……”
母亲伸手去接茶杯，忽然看见自己的手指上全是凝结了的血迹，于是，不由自主地把手放到膝上，结果把裙子也弄湿了。她睁大了眼睛，竖起了眉毛，斜过眼来瞅着自己的指头。
她的头忽然晕起来，有一个念头在心里撞击着。
“他们对巴沙也要那样，他们会那样的！”
伊凡·达尼洛维奇单穿着一件背心，衬衫袖子卷着，走了进来，用尖细的声音回答尼古拉无言的问询，说：
“脸上的伤并不怎么厉害，可是脑壳破了，不过这也并不太厉害，小伙子身体很好！只是流血太多。送他进医院吧？”
“为什么？让他在这儿吧！”尼古拉高声建议。
“今天可以，明天大概也行，可是以后他在医院里对我比较方便些。我没有工夫出来看病人！关于今天坟场上的事，你要发传单吗？”
“当然！”尼古拉回答说。
母亲悄悄地站起身来，要去厨房。
“您去哪儿，尼洛夫娜？”他担心地阻止了她。“索菲亚一个人能办得了！”
母亲对他瞥了一眼，异样地笑着，嘴唇抖动着说：
“我身上都是血……”
在自己房里换衣服的时候，母亲重新想起了这些人的镇静的态度，和他们能迅速应付可怕事变的能力。这种想法驱逐了心里的恐怖，使她清醒起来。她走进病人躺着的房间的时候，索菲亚正俯在伊凡身上，对他说：
“同志，您说的是傻话！”
“我会给你们添麻烦！”他声音微弱地说自己的想法。
“您不要说话了，这样对您更有好处……”
母亲站在索菲亚背后，把手放在她的肩上，笑眯眯地望着伊凡的脸，带着亲热的表情，讲述他怎样在马车里说胡话，他的不小心的言语使她非常害怕。
伊凡听她讲着，眼睛狂热地放着光。他将嘴唇咂了一下，狼狈地高声说：
“唉，我这个傻瓜1”
“好吧，我们要到那边去了！”索菲亚替他盖了被，这样说。“您休息吧！”
他们走到餐室里，久久地谈着这一天的经过。他们坚决地瞩望着将来，讨论着今后的工作方法，所以对今天的墓地的一幕，已经看作是很远的过去了。尽管大家脸上带着倦意，可是思想却很有精神，谈到自己的工作，一点也不掩饰对自身的不满。
医生坐在椅子上，身体紧张地动着，努力压低自己的又尖又细的声音：
“宣传，宣传！现在光是宣传是不够的，那个青年工人的话是对的！现在需要的是更广泛地鼓动，——我说，工人是对的……”
尼古拉阴郁地、学着他的口气说：
“各地都抱怨说印刷品不够用，可是我们一直不能成立一个像样的印刷所。柳德密拉的气力已经要用尽了，如果不派人去帮她，她会被累垮的。”
“维索夫希诃夫怎么样？”索菲亚问。
“他不能住在城里。他只能在新的印刷所里干，可是柳德密拉那里还少一个人手……”
“我去行不行？”母亲低声问。
他们三个人一同把目光转到母亲脸上，沉默了一会儿。
“好主意！”索菲亚高兴地说。
“不行，尼洛夫娜，这对您是很困难的！”尼古拉冷冷地说。“这样您就得住到城外去，不能再和巴威尔见面了，而且……”
母亲叹了口气，反驳道：
“这对巴沙并不是什么很大的损失；对于我来说吧，这样的见面也只是使我伤心！什么话都不能讲。像个傻子似的站在儿子对面，有3人盯着你的嘴巴，看你是不是会说出不该说的话来……”
最近几天的事件使她觉得疲倦。现在她听见有可能住到城外，远离城里的悲剧，就急不可耐的想抓住这种可能。
可是，尼古拉又转换了话题。
“您在想什么，伊凡？”他朝着医生问。
“医生抬起了低垂在桌上的头，阴郁地回答说：
“我在想，我们人太少！必须更有劲地工作……而且，一定要说服巴威尔和安德烈，叫他们逃出来，他们俩什么都不大干整天坐在牢里未免太可惜了……”
尼古拉皱着眉头疑惑地摇了摇头，又很快地对母亲看了一眼。
母亲明白，在她面前，他们不便谈论她儿子的事，于是就回到自己的房里去了；对于他们这样忽视她的愿望，心中感到有些生气了。她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听着他们的低语声，不禁被不安的情绪控制了。
过去的一天，充满了阴郁的疑惑和不吉利的暗示；想起这些，母亲觉得难受。为了推开这些阴郁的印象，她就想起巴威尔。她希望他能够自由，同时这又使她觉得恐怖。她觉得她周围的一切都在不断地尖锐化起来，都有发生剧烈冲突的危险。人们沉默的忍耐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紧张的等待，激怒也显著地增强起来了，言语激昂起来，到处都感到一种令人兴奋的气氛……
每一次散发的传单都在市场上、小铺子里、仆人和手艺匠中间引起热烈的争论。城里每一次抓了人这宾，大家谈论起逮捕的原因的时候，总是引起惴惴不安的、疑惑的、有时是不自觉地同情的反响。从前使她害怕的那些字眼：像暴动、社会主义者、政治等等，现在听到它们从普通人口中说出来的时候愈来愈多了。
这些字眼，有人用嘲弄的口吻说着，可是在嘲弄的背后流露出掩藏不住的探究的心意；有人怀着恶意说着，可是在恶意之中听出了恐怖；有人沉思地说着，带着希望和害怕。这种激动像波纹似的慢慢地、然而圈子很大地在那停滞了的黑暗生活上面散播开来。昏昏欲睡的思想渐渐醒来，对于正常生活的那种惯常的平静的看法动摇了。
这一切，母亲看得比别人更明白。因为对于生活的忧郁的面貌，她比别人知道得更清楚。现在，当她看到这张脸上的疑虑和愤怒的皱纹时，她觉得既是欢喜又是害怕。欢喜的是，——因为她认为这是她儿子的工作；害怕的是，——因为她知道，如果巴沙真的出了狱，他一定要站在大家的面前，站在最危险的地方。而且很可能牺牲……
有时候，儿子的形象在她眼里，长得像童话里的英雄那样大；他把她所听到的一切诚实的、大胆的话，她所喜欢的所有的人们的优秀品质，她所知道的一切光明勇敢的高尚行为，都集合到他身上去。每当这时，她感到又是感动、又是骄傲，心里充满说不出的欢喜，她满着着无限的喜悦望着儿子的影象，心里充盈着真诚的希望，默默地想：
“一切都会好起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她的爱——母爱——燃烧起来，压住了她的心，几乎让她感到了隐隐的疼痛。后来，这种母性妨碍了人性的成长，而且把人性烧光了，在这种伟大的感情的原来的地位上产生了不安与怕惑，在它的灰白色的灰烬里，有一种忧愁的思绪在胆怯地颤动着：
“他会死的……会没命的！……”
14
正午时分。
母亲在监狱事务室里和巴威尔面对面地坐着。
透过迷朦的泪水，她仔细端详着儿子那长了胡子的脸庞，找机会将那紧紧捏在手中的字条交给他。
“我身体很好，大家也都很好！”他低声说。“你近来怎样？”
“我还好！叶戈尔·伊凡诺维奇死了！”母亲机械地回答。
“真的？”巴威尔惊叫了一声，然后悄悄地低下了头。
“出丧的时候，警察们闯来打架了，还抓去了一个人！”她直截了当地说明着事实。
副监狱长咂了一声他那薄嘴唇，忽的一下跳起来，含糊不清地命令道：
“这是不准讲的，你是应该知道的！不准谈政治！……”
母亲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抱歉地说：
“我不是在讲政治，我是在讲打架的事！他们打架了，那是事实。有一个人的头都打开了……”
“反正都一样！我请您住嘴！就是说，凡是跟你个人——
跟你的家庭和家里没有关系的事情，都不准说！”
他觉得自己说得很没有顺序，便就重新在桌旁坐下，一面翻着案卷，一面无精打采地、似乎很疲倦的补充道：
“我是要负责的，不错，……”
母亲向周围看了一下，飞快地将手里的纸团塞在巴威尔的手里，好像放下重担般地透了口气。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
巴威尔笑了出来。
“我也不知道呀……”
“那么就不必来！”副监狱长生气地说。“没有话好说，还尽跑到这儿来添麻烦！”
“快要审判了吗？”母亲沉默了一会，不得不找话说。
“两三天之前检察官来过，说快要……”
他们互相说着没有意义的、双方都觉得没有必要的话。
母亲能看出来，巴威尔的眼睛里温柔而亲切地在望着她的脸。他的那种镇定自若的态度和平常一模一样。只是胡子长得长了，使他看上去显得老了一些，他的手腕也好像比以前白了一些。
母亲由衷地想使儿子高兴，想对他讲尼古拉的事情。于是，她并不改变谈话的声调，还像刚才说那些没有趣的废话时一样，开口说道：
“我看见过你的学生……”
巴威尔凝视着母亲，两眼中充满无声的提问。
为了使儿子记起维索夫希诃夫的麻脸，她灵机一动，用手指头在脸上点了几下……
“那孩子很好，身体也很健康。不久就可以找到事情做了。”
巴威尔明白了她的意思，会意地向她点了点头，眼睛里带着微笑地回答说：
“那真是好极了！”
“是啊，你瞧！”她很快意地说，儿子的喜悦之情更感动了她，她便更高高兴了。
分手的时候，他紧紧地握着母亲的双手，真心地说：
“谢谢你，妈妈！”
因为和儿子心灵上的交流而产生的喜悦，使她深深陶醉了。她甚至没有和气用话语来回答他，只是默默地握着他的手。
回到家里，莎夏已在等她了。
每逢母亲去看望巴威尔的日子，这个姑娘总要来的。但她从来不主动问巴威尔的情况；若是母亲自己也不讲的话，她只是静静地凝视着母亲的脸，也就感到满足了。然而，今天她一看见母亲就担忧地开口问道：
“他怎么样？”
“没什么，身体很好！”
“字条交给他了？”
“交给了，我很秘密地塞给了他……”
“他看过了吗？”
“哪会看过呢？那里怎能看？”
“对对，我忘了这一点了！”姑娘慢慢地说。“还要等一星期，一个星期！您想结果怎么样——他会同意吗？”
她皱着眉头，目不转睛地望着母亲的脸，很认真。
“啊，我可不知道。”母亲一边考虑，一边回答。“假如没有什么危险，那为什么不出来呢？”
莎夏用劲摇了摇头，冷冷地问：
“您知不知道，病人可以吃点什么东西？他想吃东西。”
“什么都可以吃！我马上去……”
她快步进了厨房，莎夏慢慢地跟在她的身后。
“要我帮您的忙吗？”
“多谢，不要。”
母亲弯下腰来，从炉子里取出一个钵头。
姑娘轻声地说：
“请您等一下……”
她的脸色发白了，眼睛悲哀地大睁着，用抖动着的嘴费力而迅速地低声说：
“我有件事要拜托您。我知道，他是不会同意的！请您务必得劝劝他！他这个人是不能缺少的，您对他说，为了工作是少不了他的。我一直在担心，怕他生病。您看，审判的日期老是定不下来……”
她好像每说一句都很困难。她的身子站得笔直，眼睛望着别处，声音忽高忽低。说完后她疲乏地垂下眼皮，咬往嘴唇，紧紧地捏着自己的手指，发出了咯咯的响声。
母亲被她的激情与真诚弄得不知如何是好，但毕竟她很了解这种心情，她的心中充满了惆怅的感情，激动不已地抱住莎夏后，悄声地说道：
“亲爱的！他是除了自己的话之外，什么人的话都不会听的，不管是谁的……”
她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沉默不语。
到后来，莎夏小心地从肩上拿了母亲的手，颤抖着说：
“是的。您的话是对的！刚才这都是傻话，太神经质了……”
忽然，她变得严肃起来，简单地说：
“我们快把这东西给病人吃吧……”
她坐在伊凡床边，关心地、亲切地问道：
“头疼得厉害吗？”
“不很厉害，只是脑子里非常模糊！而且觉得浑身没劲儿。”伊凡好像怕羞似地把被头拉到下巴底下，像是怕光似的不断地眯缝着眼睛。
莎夏知道病人不好意思在她面前吃东西，便就站起身来，走了出去。
伊凡坐在床上，望有她的背影，眨着眼睛说：
“真漂亮！……”
他生就的一双快活的浅色的眼睛，小小的牙齿排列得很整齐，声音好像还未脱去孩子的声调。
“您几岁？”母亲沉思般地问道。
“十七岁……”
“父母亲在哪里？”
“在乡下。我十岁就到了这里，——从学校毕业之后就来了。同志！您叫什么？”
被人家用这个字称呼的时候，母亲总是觉得又是好笑，又是感动。
这一次她也是面带微笑地问他道：
“您想要知道我的名字做什么？”
少年狼狈地沉默了一会儿，后来说：
“我们小组里的那个大学生，就是我们一起看书的那一个，经常和我们讲起工人巴威尔·符拉索夫的母亲。——五一示威的事，您知道吗？”
她点了点头，觉得紧张起来。
“他第一个公开举起了我们党的旗帜！”少年自豪地说。
他的自豪感和母亲心里的感情呼应了起来。
“那次我没有参加，那个时候我们在这儿计划自己的示威运动，但是没能成功！那时候我们的人很还少。可是到明年——嘿！您等着瞧吧！”
他体味着未来胜利的喜悦，兴奋得说不出话来了。接着，他用汤匙在空中挥动着，继续讲：
“刚才说过的母亲符拉索娃，在这个示威之后也加入了党。他们说，这简直是个奇迹！”
母亲咧开嘴笑了笑，她听到这个孩子的充满兴奋的称赞，觉得很是欢喜。欢喜的同时她又觉得有几分不好意思。她甚至想对他说：“我就是符拉索娃！……”然而她忍住了，含着一丝的嘲笑和惆怅对自己说：“唉，你这个老傻子呀！……”
“好，您多吃些吧！赶快好起来，好去干有用的事！”母亲俯身对着他，突然激动地说。
房门开了，吹进来秋天阴湿的寒气。索菲亚两颊红润，愉快地走了进来。
“暗探跟在铁后面，就像求婚的人追求富家小姐一样，真的！我得离开此地了。……喂，凡尼亚，你怎么样了？舒服了吗？尼洛夫娜，巴威尔怎样？莎夏也在这儿？”
她吸着烟，一样样地问着，并不等待答复。还一面用她那灰色的眼睛温柔地望着母亲和少年。
母亲望着她，心里暗自微笑着想道：
“我也成了一个好人了！”
她又俯身对伊凡说：
“快点儿好起来吧，孩子！”
说着她走进了餐室。
这里索菲亚正在和莎夏谈话：
“她那里已经准备了三百本！她这样拚命地工作，差不多把自己累死了！这真是英雄主义！嗳，莎夏，生活在这样的人们中间，做他们的同志，和他们一起工作，这真是莫大的幸福……”
“是啊！”姑娘低声回答说。
傍晚喝茶的时候，索菲亚对母亲说：
“尼洛夫娜，您又得到乡下去一趟。”
“要去就去吧！什么时候去？”
“两三天之后，可以吗？”
“好……”
“您坐车去！”尼古拉低声劝她。“雇了驿马，最好走另外一条路，经过尼柯尔斯柯耶乡……”
他停顿了一会儿，脸上皱起了眉头。这种样子和他的脸不相称，使他平日镇静的表情变成一种很难看、很奇怪的样子。
“经过尼柯尔斯耶太远！”母亲说。“而且雇马很贵……”
“您要知道，”尼古拉继续说：“在我看来，我是不赞成这次旅行的。那边很不安静——已经捉了人。有一个小学教员被带去了，得小心一些。应该等几天……”
索菲亚用指头在桌上敲着，接上去说：
“保证持续不断地散发印刷物，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尼洛夫娜，您不怕去吧？”她忽然问道。
母亲心里觉得很不高兴。
“我什么时候怕过？第一次做的时候都不怕……现在反倒会一下又……”她一句话没有讲完，就低下了头。每当有人问她怕不怕、方便不方便，或者问她是否能完成某件工作的时候，她总是从这些问话里听出向她请求的语气，她便觉得他们把她看作了外人，并不像他们彼此之间那样没有疑问和担心。
“您真不应该问我怕不怕，”母亲心事重重地说，“你们相互之间怎么从来不问害怕不害怕的话呢？”
尼古拉听了很急虑地摘下了眼镜，然后又把它戴上。他向索菲亚凝视了一会儿。
叫人难堪的沉默使母亲不安起来，她怀着歉意从椅子上站起来，想找些话说，可是这时索菲亚碰了碰她的手，轻轻地请求说：
“原谅我！以后再也不问了！”
这句话使母亲轻松起来，甚至还让她感到有点好笑了。几分钟之后，他们三个不约而同地谈起了他们共同关心的去乡下的问题了。
15
黎明时分。
母亲乘坐了驿站的马车。马车在那条被秋雨浇过的路上摇摇晃晃地行驶着。空气中吹送着潮湿的秋风，泥泞被车马践踏，水溅出许多泥点子。马车夫侧着身子对着她。像是沉思一般，忽然，他鼻音很重地开口说话了。
“我对他——对我哥说，怎么样，我们分开了吧！这样我们就分开了……”
突然，他扬手在左边的马身上抽了一鞭，生气地喝斥道：
“嘘！畜生，走呀！”
秋季之中的肥胖的乌鸦们，好像十分担心地在收割了的田里走着。寒风发出呜呜地吼声，吹在它们的身上。乌鸦侧着身体，想要抵挡风势。而风吹动了它们周身的羽毛，甚至吹得他们站不住脚；于是，它们只好让步了，懒洋洋慢腾腾地振着翅膀飞到别处去了。
“可是，他并不跟我平分，我一看，剩给我的就那么点了！”
马车夫叨咕着。
母亲仿佛做梦一般地听他说着话。回忆起自己最近几年来所经过的事情。当她把这些往事重温一遍的时候，到处都可以看见自己……
从前，生活和她离得很远，也不知道是由谁的原因造成的，也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可是现在，许多事情都是在她眼前发生的，而且有她自己参与过、出过力量。这些情景她心里引起一种错综复杂的感情，交织着对自己的怀疑、自满、犹豫和无法说出的惘然与惆怅……
周围的一切都缓慢而有节奏地摇动着。天上的灰色的云飘浮着，笨重地互相追逐。道路两旁，被打湿了的树木们摇荡着没有叶子的树枝树梢，从马车两边闪动过去了。田野扇形地展开，小山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隐去。
车夫那鼻音很重的话语，驿马的铃铛声，风的唿哨声和咝咝声，好像汇合成一条抖动的、曲折的小溪，在田野的上空单调地流动着……
“有钱的人到了天堂也还是嫌不好，——真是这样的呢！……他们还是要压迫人，官府里的都是他们的朋友。”马车夫在座位上摇晃着，声音拖得老长。
到了驿站，马车夫解开了马缰绳，用一种不报希望的口吻对母亲说：
“给我五个戈比吧，让我喝一杯也是好的啊！”
母亲给了他一个铜币。
他将铜币在手堂上掂了一下，用同样的调子告诉母亲说：
“三个戈比喝烧酒，两个戈比吃面包……”
中午之后，母亲感到又冷又累，这时到了很大的尼柯尔斯柯耶村。
母亲走进了驿站，要了茶，便在窗前坐下来，又将沉重的箱子放在自己坐的凳子底下。
从窗口可以看见一块不大的广场，铺着踏平了的干草，还有乡政府那顶子歪斜的深灰色的屋子。屋子的台阶上，坐着一个秃顶，但却长着胡子的农民，他只穿一件衬衣，正在那儿抽烟。有一头猪在草地上走。它似乎有点不满，使劲摆着耳朵，鼻子在地上嗅着，摇着嘴巴和脑袋。
乌云一大堆一大堆地飘浮着，渐渐地集聚过来，四周都非常寂静，也非常阴暗。而生活好像躲得不知去向了，或者是藏在什么地方正偷看。
忽然，县里的一个纸级警官快速跑到广场上，将棕色大马停在乡政府的台阶旁边，挥了一下鞭子，对那个农民吆喝了起来，——吆喝声冲在玻璃窗上，可是却听不清楚吆喝的是什么。
那农民站起身来，伸出手来指了指远处。警官跳下马来，身子摆动了一下，又将鞭子交给了农民，然后抓住扶手，笨重地走上台阶，进到了乡政府的大门里面……
四处又恢复了寂静。
马掀起蹄子，在软软的地上踢了两下。
驿站里走进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她脑后拖着一条黄色的短辫、圆圆的脸蛋上长着一对可爱的眼睛。她手里捧着一只边上有缺口的大托盘，盘子里放着餐具。她走近前来，咬着嘴唇，不住地点头，给母亲行礼。
“你好，姑娘！”母亲很亲热地打招呼。
“您好！”
姑娘在桌子上摆着盘子和茶具，忽然很活泼地说：
“方才抓了一个坏人，就要带走了！”
“什么样的坏人？”
“我不知道……”
“那人干了什么坏事？”
“我不知道！”姑娘重复了一遍。“我只听说——抓了人，乡政府的看门的跑去请警察局长去了。”
母亲朝窗外望了一望，——广场上来了许多农民。有的慢慢地、十分镇静地走着；有的一边走一边急急忙忙地扣着皮袄的纽扣。大家都在乡政府门前的台阶旁站住了，眼睛望着左边的地方。
姑娘也跟着向窗外看了一眼，然后从房间里跑了出去，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母亲被颤动了一下，将凳子底下的箱子又朝里面塞了塞，把披由朝头上一披，很快地走到门口，一面压拦住一种突如其来的莫名其妙的企图赶快逃去的愿望……
当她走到台阶上的时候，突然打了一个寒噤。她觉得呼吸困难，腿也麻木了，——被反绑了两手的雷宾在广场中央走着。
两个乡警和他并排走着，手里的棍子有节奏地在地上敲着，乡政府的台阶旁边挤满了看热闹的人，都在静静地等待着。
此刻，母亲茫然若失了。
她目不转睛地望着，——雷宾在说话，她能听见他的声音，但是他的话却在她心里的一片黑暗的、战栗的空虚中消失了，没有回声。
母亲恢复了知觉，透了口气，——台阶旁边站着一个蓄着浅色大胡子的农民，他用蓝眼睛盯着她的脸望着。
她不住地咳嗽起来，用她那吓得发软的两手摆着喉咙，费力地问：
“这是怎么回事？”
“唔，您看吧！”农民回答了，就转过身去。这时又来了一个农民，站在他的旁边。
乡警在群众面前站住。
群众的人数很快地增加了可是仍旧不作声。这时，人群的上空突然发出了雷宾那粗壮的声音。
“正教的信徒们！你们听说过写着我们农民生活的真理的那些可靠的书吗？我就是因为那些书受苦的，那些书是我散给大家的！信徒们！”
人们蜂拥而至地围住了雷宾。
他怕声音非常镇定，不快不慢，使母亲渐渐清醒过来。
“听见了吗？”另外一个农民用手在那蓝眼睛的农民腰上戳了一下，低声问道。
那人没有回答他，抬起头来又对母亲望了望。另外那个农民也朝母亲看了一眼。这个人比较年轻，蓄着稀稀落落的黑胡子，瘦削的脸上全是雀斑。接着，两个人都离开了台阶，走到一边去了。
“他们在害怕！”母亲直觉地判断。
她的注意力也更加敏锐了。
在高高的台阶上，她很清楚地看到了米哈依洛·伊凡诺维奇那被打伤了的黑脸，看到了他眼睛里放出的热烈的光。
她希望雷宾也能看见她，于是，她勇敢地踮起了脚跟儿，向他伸长了脖子。
人们阴郁地、将信将疑地望着他，沉默不语，只有在后排的人群中，可以听到声音压得很低的谈话。
“老乡们！”雷宾尽量提高着迟钝的声音说。“你们要相信那些书，为了这些书，我连死都不怕，他们打我，折磨我，想要我说出这些书的来源，他们还要打我，可是我都能忍得住！因为这些书里讲的是真理，这真理对我们来说应该比面包还重要，——就是这样！”
“他为什么要讲这些话？”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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