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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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修女的故事”（第九天故事第二）中，那女修道院院长的形象更其可笑。她匆忙之中，拿起教士（她的情夫）的短裤当作自己的头巾，就往头上一套，来到大厅审问一个犯奸的小修女，她当着全体修女，拍手顿足、声色俱厉地把小修女骂了一顿。还口口声声非严办不可。那修女抬头一看，只见女院长的头上有两条吊抹带，不住地在晃动，心里顿时明白，那位道貌岸然的女院长暗中干的什么好事。于是用一句话就打落了她的威风：“请你先把头巾扎好，再跟我说话吧！”

可以看得出，对于那个违反教规的小修女，作者并没有谴责的意思，因为那禁欲主义的冷酷的戒律是强加于她的。

很有些闹剧意味的是“哑巴的故事”（第三天故事第一）。在一座以圣洁著称的女修道院里，全体修女，以至她们的院长，从下到上，串成一起。都犯了色戒，合养一个哑巴男人。修道院非但没有坏了名声，却反而让人们相信，由于她们虔诚的祷告和圣徒的恩典，修道院里降临奇迹了。

作者写这些故事仅仅是为了博读者一粲吗？是有意卖弄低级趣味吗？当然不是。这里是作者和腐败的天主教会作斗争的另一个方面。

欧洲人民反封建制度的斗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总是首先把矛头针对天主教会；而反对天主教会的思想统治，又往往通过反禁欲主义这一方式表现出来。这是因为禁欲主义组成了天主教教义的核心思想。

为了给陷于极端贫困的劳动人民套上沉重的精神枷锁，使他们丧失斗争的意志，永远甘心于被压迫的命运，天主教会利用一切宣传手段唤起人们对于天堂的幸福的幻想；要人们相信，人世是罪恶的深渊，是苦海；人生的真谛就是忍饥挨饿，禁欲苦修，为了天国的“幸福”而否定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欢乐。在全书第一个故事里，我们看到，连口渴了多喝几口清水，现成为必须忏悔的罪孽。男女的结合。只是为了替神圣的教堂繁殖善良的信徒，好尊荣上帝。这样才好把有罪的肉欲减为轻罪。总之，拿天国的爱代替生活的热爱，拿神爱代替情爱，拿神性否定人性——这就是把贫困、苦难神圣化了的、产生于黑暗的中世纪的禁欲主义。

受欺骗、被蒙蔽的广大人民群众把人世看做了苦海，甘心过着牛马的生活，少数封建特权阶级岂不更可以为所欲为，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了。所以，在“禁欲”的背后就是“纵欲”。作者非常懂得这个道理。他看透了天主教会玩弄的是什么卑鄙的伎俩。那些僧徒借神圣的名义，“谴责人们心中的淫念，就为了把这班罪徒从女人身边吓跑，那娘儿们就好归他们自己受用”。

请看“愚夫修行”的故事（第三天故事第四）吧：这故事的讽刺性在这一点上形象特别鲜明：禁欲和纵欲，只是一板之隔——在门外，那丈夫听信了教士的指点，彻夜苦修；在室内，那教士就趁机勾引他的妻子。那个精神上中毒太深的愚夫，一心要修成正果进入天堂，却不知道他这种愚行正好引狼入室，把坏人送进了天堂！

卜伽丘写了许多故事揭露天主教会的男盗女娼，对于他，这成了反对天主教的梦欲主义的一种特殊有效的斗争手段。人文主义者在反对天主教会时。大胆地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人道”，反对“神道”；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宗教桎梏”；要现实生活中的幸福，不要教会的禁欲主义和幻想中的天国的“幸福”。他真诚地希望，只消把这些精神枷锁都打破了，人们将会为他们新的发现而欢呼：原来幸福在人间！

这一股反对“神性”、“神道”、宗教桎梏的批判精神，在《十日谈》的开头四个故事里，很集中很充分地体现出来了。这批判的精神也在其他许多故事里得到响应。现在我们进一步看看作者又是怎样正面宣扬“人性”，提倡“人道”，宣传生活的幸福的。其实可以说，作者的批判的火力，正是来自他对于“人性”和“人道”的信念，来自对于现实生活的热爱。

作者显然认为，只要有人的地方，人的天性就会显示出来，不可窒灭，也无从回避。他在第四天开头特地安排一个小插曲，很有意思。有一个从小与世隔绝的青年，跟着父亲下山进城，这才生乎第一次看到了一群女人。父亲是个死心塌地皈依天主的教徒，不许儿子去看一眼女人，吓唬说。它们叫“绿鹅”，它们都是祸水。谁知儿子却说道：“亲爸爸，让我带一只绿鹅回去吧！”他连“女人”这个名词都不知道，但是他却本能地觉得，在这一天接触的许许多多新鲜事物中，最美、最动人的就是“绿鹅”了。老头儿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自然的力量比他的宗教戒规要强多了。

作者接着发表的一段感想，充分表达了“人性”必须从禁欲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一可贵的人文主义的思想：

谁要是想阻挡人类的天性，那可得好好儿拿点本领出来呢。如果你非要跟它作对不可，那只怕不但枉费心机，到头来还要弄得头破血流呢。

假使我们不过于计较“痴女修道”（第三天故事第十）写得太粗野了些，那么这个故事（其实是一篇出色的寓言）在当时显然是有它的现实意义的：人性无所不在，不可窒灭，也无从躲避；哪怕你迎到深山僻野、渺无人迹的荒漠中、一心刻苦修行，也无济于事。一旦“人性”借着一个少女的丰满的肉体呈现在那个可怜的修道士眼前，他就抵挡不住了，只能抛弃他的“神性”，屈服了事。神圣的禁欲主义变成了一个粗野的大笑话，作者的挖苦真是到了家！

作者在许多故事里都写到了人性。“菲莉芭胜诉”（第六天故事第六）虽然简单，却有代表性。从前有一条严酷的法律，妇女犯奸，一律活焚。美貌多情的菲莉芭在法庭上受审时，却神色从容，侃侃而谈。本来是个犯妇，反而成了控诉者，指责法律对于妇女的不公平。她不但逃过了惩罚。而且那条残酷的法律，经过她的指摘，从此作了修改。

这篇小故事从国家立法的角度接触到旧社会里男女不平等的现象，这是很有见地的，同情受压迫的妇女的立场也是明显的。当然作者并不懂得，只有在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上翻了身，妇女才有真正的平等和独立可言，因此在他的笔下，法庭不象是表现统治阶级意志的专政工具，倒象是一个表现人文主义者的愿望的“人性的法庭”了（正好和十八世纪启蒙主义者的“理性的法庭”相媲美）。只有在这样一个“人性的法庭”里，损害夫权的菲莉芭才能拿满足天然的生理要求为理由，竟取得了胜诉。

人性，是人文主义者在反禁欲主义时高举起的一面大旗；人性，是人文主义者审判天主教会的罪行的法庭。而人性，在作者笔下突出地表现在男女的爱情上。卜伽丘给予爱情以新的评价，把它看作一种新的道德，新的人伦。纯洁的恋爱是至性至情的流露，无可非议、正大光明，应该受到祝福。

天主教会把任务看作邪恶的肉欲，而人文主义者的卜伽丘却一再在他的故事中表明，纯洁的爱情是人生中的一种积极的因素，幸福的泉源。富家子弟西蒙本是愚鲁无知，“与其说他象个人，不如说他象头畜生”，严父良师的训导都教不好他。但是爱神却“执行了他启蒙点化的职司”，自从他对一个美丽的姑娘一见钟情之后，他那颗“顽石般的心给爱神的箭射穿了”，人就顿时开了窍，他天赋的聪明被解放出来了，成为才艺出众的年青绅士。（第五天故事第一）

卜伽丘笔下的绮思梦达郡主的形象使人难以忘怀。爱情使她变得坚强勇敢，打破了世俗偏见。她的私恋已经败露，她的情人被下在牢里，父王痛骂她不该和一个下贱的奴仆谈恋爱，她却毫无惧色地宣布自己始终如一地爱他，取使死了之后还要继续爱他。更值得注意的是，她打破了向来的封建门第观念，提出了一种对于人的新的评价标准。

我们人类本是天生一律平等的，只有品德才是区分人类的标准。那发挥大才大德的才当得起一个“贵”；否则就只能是“贱”。这条最基本的法律虽然被世俗的谬见所掩蔽了，可并不是就此给抹煞掉，……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高傲的封建贵族向来唯我独尊，现在爱情鼓舞着绮思梦达要为她那可爱的、但是出身低微的情人争社会地位。她满怀激情地喊出了：请你看看满朝的贵人吧，打量一下他们的行为品德，再回头看看她的情人又是怎样一位人才，“只要你不存偏见，下一个判断，那么你准会承认，最高贵的是他，而你那班朝贵都只是些鄙夫而已。”如果想到作者正处于一个历史的变革时期，那么郡主的这一番富于民主思想的话，很可以说是为即将脱颖而出的新兴的资产阶级所作的不平之鸣，他们不能再容忍封建特权阶级永远高高在上，垄断一切社会权利了。“绮思梦达殉情记”（第四天故事一）无疑是《十日谈》中最富于社会意义的故事之一。

在前面提到的“绿鹅”这一小插曲里，老子把妇女看作洪水猛兽，躲避唯恐不及；儿子却偏把“绿鹅”看作人间最可爱的宠物，要抱一头“绿鹅”上山。这正好具体而微地反映了那个时代里新旧两种思想的冲突。封建社会宣扬男尊女卑，把妇女看作罪恶的根源，这和天主教会的禁欲主义有密切关联。来自中世纪的“所罗门的指示”（第九天故事第九）更把虐待妇女当作人生的智慧所总结出来的一条好经验：“好马、劣马，总少不了一对踢马刺；好娘子、坏娘子。都需要一根木棍子。”

卜伽丘作为一位优秀的人文主义作家，对于妇女显示了可贵的同情和尊重。他的巨著《十日谈》一开始就在序言中声明这部作品是为妇女而写作、是献给“整天守在闺房的小天地内”的妇女的。对妇女的崇拜，和用他的笔跟封建势力作战到底的决心，在他心目中几乎成了一回事。

在《十日谈》里；有许多故事都是赞扬妇女的善良、深情、机智。前面介绍的“绮思梦达殉情记”，女主人公不仅情深如海，坚强勇敢，而且还善于思考重大的社会问题。“洗冤记”（第二天故事第九）中的女主人公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位蒙受不白之冤的商人的妻子，死里逃生，被迫剪了头发，改扮成水手模样，漂流异域，她历尽艰险、终于以非凡的才于替自己报仇雪恨，恢复了自己的清白声誉，同时恢复了她本来的女性身分，受到人们的尊敬。这是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莎土比亚的晚期喜剧《辛白林》就是根据这一故事题材写成的。

此外，象“母鸡宴”（第一天故事第五）中的侯爵夫人，在作者笔下是一个很有光彩的形象，她没有在尊贵和权势前屈服，而是运用机智，凭一句得体而又俏皮的双关语，挡佳了法兰西国王对她的非分之想，保卫住自己的声誉。与之相类似的还有“教士出丑”（第八天故事第四）中那位洁身自好的寡妇，她聪明、沉着，略施小计。把那好色又狂妄的教士玩弄在掌股之上，还叫他当众出丑，受到应有的惩罚。

值得一提的是“可怜的莉莎贝达”（第四天故事第五）。这是小市民阶层中的一对苦命鸳鸯的故事。在那个时代里，一个柔弱的姑娘是没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家中的父兄管教着她，统治着她，她的冲破权势和金钱观念的私恋往往落到悲剧性的结局。一对青年男女怎样两情相悦，作者并没多费笔墨，故事的叙述差不多就从那悲剧性的结局（情人被凶残的哥哥杀害了）展开的，情节简单，因此写得很集中，卜伽丘把满腔同情都倾注在那个失去了爱情就活不下去的姑娘身上。整个故事就象一首气氛浓郁、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叙情诗，充分展示了那个少女内心所经历的焦急、忧虑、悲痛和绝望的痴恋……。最后，这个以泪洗脸、以泪浇花的姑娘，终于以身殉情。一幕民间的爱情悲剧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结束了；也是临到结局，作者忽然添上了几行民谣，余者袅袅，浪漫气息的诗意继续在荡漾，好象告诉读者，这凄苦的爱情并没有在人间消失。还在人们的口头流传着。五个世纪后，英国优秀的浪漫派诗人济慈根据这个故事，写下了著名的故事诗《伊莎蓓拉》。

最后，不能不说一说，卜伽丘对于生活的热爱所表现的另一个方面：幽默和笑声。只有一个心胸开阔、热爱生活的时代新人，才会处处流露出一种不可抑制的幽默感，发出一阵阵明朗健康的笑声。不妨拿第六天的一组故事作例子。这些故事，除了前面提到的“煤炭变圣物”外，都特别短小，不过一二千字光景，而且几乎连故事情节都没有，更谈不上有多大思想意义了，象故事第五、第六、无非是一些生活片断、生活小景罢了（两个朋友同行，途中遇雨；几个青年七嘴八舌地打了个赌）。但是我们看，作者走出书斋，忘了自己学者的身分，混杂在一群嘻嘻哈哈的市民中间，不避琐碎、粗浅，却把他看到听到的津律有味地记录了下来。很显然，他希望读者也能欣赏这些小故事。欣赏什么呢？——它们的风味。这里有笑声，有幽默感。有现实生活的亲切气息，还有一份对生活的热爱。那雨中的两个朋友，一副狼狈相，却偏又你笑我，我笑你，此情此景，真可以当作一幅绝妙的幽默画。至于故事第六里多少包含首一点朴素的进化论思想，还有一点对上帝不够尊敬（最古老的最简陋，上帝造人，开始还是个手艺不高明的新手），那倒还是其次的事。

前面结合着时代背景，介绍《十日谈》思想意义，强调的是它的富于战斗性的一面，因此容易想象为这是一部近乎怒目金刚式的作品。可是《十日谈》也是一部很有风味的作品，洋溢着幽默和笑声，富于一个人文主义者的温暖的人情味啊——讽刺和幽默，这两个特点，其实在全书一开始、第一个故事“歹徒升天”中已同时显示出来了；它仍统一于卜伽丘对生活的热爱，对人间幸福的信仰。

三

象任何历史上的优秀作品一样，《十日谈》自然也不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有它的局限性。

《十日谈》是作者设想的一个故事会，参加的十个青年都是出身名门、富有教养的绅士淑女。他们人数不多，远离了芸芸众生，在世外桃源似的园林里，除了唱歌、跳舞、谈笑外。过着无所事事的悠闲日子，每人身边还有仆人侍侯。这讲故事的小圈子俨然是一个小型的上层社会。“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清新意境，以及人文主义者和人民群众还有一段不小距离的圈点，在《十日谈》整个作品的艺术构思上，同时反映了出来。

象处在历史过渡时期的许多先驱一样，在卜伽丘身上，既有战斗的一面，也有妥协的一面，落后的一面。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十日谈》中，既有吹响了反封建号角的战斗篇幅，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封建说教气味很浓厚的东西。例如全书最后一个故事，篇幅特别长，因此可说是作者特别用心撰写的；这著名的故事赞美“贤达”的克丽雪达逆来顺受，不管丈夫怎样折磨她，夺去了她的一子一女，驱逐她出门，她总是表现出基督教所宣扬的谦卑柔从的“美德”。她的使人感动的全部事迹，只是甘心做一个任人摆布、没有人格的家庭“奴隶”罢了。《十日谈》以反封建教会的故事开始，却以封建说教结束，这一情况是值得深思的。

《十日谈》的一百个故事所达到的思想境界有高有低，并不一致，有时差距还很大。例如第一天开头的六个故事，充满着清新的时代气息（已在前面分别谈到），但是紧接着两个小品故事（故事第七、第八）却不过把旧观念、旧作风（封建主的摆阔）当作美德来赞美罢了，寓意十分平庸。至于前面提到的“所罗门的指示”（第九天故事第九）宣扬的更是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的观点；卜伽丘塑造了一系列可敬可贵的女性群像，这个小故事不见得代表他本人的思想，很可能他从趣味性着眼，把一个中世纪的故事收进他的故事集中；然而他又顺着故事的题旨，照样加以发挥一通，把男尊女卑说得头头是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十日谈》实际上是一个矛盾体，新旧杂陈，充分反映了它是新旧交接时代的产物。我们肯定它是一部富于战斗性的作品，是从大体上、从主体上着眼罢了。

即使拿《十日谈》中属于新思想的一面来说吧，在今天也并不都是值得称道的，还可以作进一步分析。歌颂纯洁的爱情无疑地具有进步的意义，但是卜伽丘把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也看作了爱情。也许我们今天不大能理解作者在书中对于那些情夫情妇所表现的特别宽容的态度吧。

在当时的中上层社会里，男女的婚姻不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而仅仅被看作巩固和扩大家族的经济利益、政治势力的一种手段罢了。在“苦恋”（第四天故事第八）里，有钱而势利的父母破坏儿子和裁缝的女儿的爱情，一心希望他跟大户人家攀亲，结果造成了双双殉情的悲剧。妇女的青春和幸福往往被这种包办代替的买卖婚姻所牺牲了。“丈夫和海盗”（第二天故事第十）中的女主人公就这样气愤地诉说道：“当初我的爹娘把我许配给你的时候，替我的名誉设想一下，那该多好呀！”正当她象一朵鲜花刚开，父母就把她稼给了一个形同枯木的法官。后来他被海盔劫掠去了，丈夫想方设法要赎她回去，她却宁可和海盔同居，也不愿为了社会声誉，跟着丈夫走。她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我觉得在这里倒是做了帕加尼奴的妻子；在比萨，只不过是做你的姘妇罢了。”受讥嘲的反而是那作为封建家长的丈夫；与此同时，那建立在买卖婚姻上的家庭也被否定了——女主人公毫无留恋地从那封建家庭的牢笼里跳了出来。

在《十日谈》的许多故事里，建立在买卖婚姻上的家庭一再被否定，封建夫权一再遭到无情嘲弄，妻子和她的情夫反而成了值得同情的主人公。恩格斯曾经这样指出：“从这种力谋破坏婚姻的恋爱，到那务期给婚姻奠立基础的恋爱，其间实相隔有一条很远的路程，这条路程，武士们是不能走到底的。”欧洲中世纪诗歌中的风流骑士所能懂得的，纯粹是“破坏婚姻的恋爱”罢了；卜伽丘已开始意识到婚姻和恋爱应该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究竟是他那个时代的新人，比中世纪的骑土向前跨出了一步。然而他毕竟和旧时代还有千丝万缕的牵连，所以往往表现得十分满足于欣赏那种“破坏婚姻的恋爱”——私情，而对于包办代替的买卖婚姻的罪恶，却揭露不多，也不够深刻。

人文主义思想是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提倡“人性”，反对“神性”，这“人性”其实是体现着资产阶级自身性格的人性罢了。所以并不奇怪，《十日谈》中许许多地方赤裸裸地表现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享乐主义。个性解放几乎同时意味着性的解放；对天主教会不公开的纵欲的批判，似乎只是为了代之以资产阶级公开的纵欲。如果说，那些富于批判的锋芒、揭露天主教会腐败行为的故事，使人看到了腐朽的封建社会不可避免的没落命运，那么《十日谈》里另外一些不很高明的故事（例如第八天故事第八等），难道不可以看作预示着资本主义国家里必然会出现的那种淫乱污秽的社会风气吗？

称颂人们富于进取精神、发挥自己的智谋才能、相信人生的幸福是可以凭个人的努力争取来的，这同样是《十日谈》的一个有积极意义的主题思想——第三天的故事总题就是：“凭着个人的机智，终于如愿以偿，或者物归原主。”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很庸俗的故事，突出地表现了损人利己、尔虞我诈，不择手段的恶劣作风（第二天故事第四、第九天故事第四等）；而对于作者，这些行为由于带来了个人的好处，却似乎同样是值得称道的。

尽管卜伽丘的《十日谈》有不少这样或那样的糟粕，尽管有些故事，随着历史的进展，它们的思想光芒已经日趋黯淡了，但是，在六世纪以前。正当欧洲天主教会气焰万丈的时候，敢于以文艺作武器，针对着反动势力投出猛烈的标枪，刺破了永恒的天国的幻梦；怀着对于现实生活的热爱，宣扬幸福在人间——这样一位旗帜鲜明的战士。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当我们正努力要把二千多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和它的残余从自己的国土上铲除掉时。我们有理由纪念卜伽丘，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把他看作曾经走在我们前面的一们战友。

四

卜伽丘在1313年诞生于佛罗萨，也有可能诞生于离佛罗伦萨西南二十英里的一个小市镇切塔尔多，他父亲在那儿有房产。他是一个私生子，父亲是一个富裕的金融业商人，母亲身分不明，大概是一个社会地位低微的女人。

关于卜伽丘的早年传记资料不足，向来都根据他早期作品中所提供的带有自传性的线索，以为他诞生于巴黎，母亲是法国人，生下他不久后就死去了。但是现代学者对于这些说法已予以否定。

卜伽丘从小在商人和市民的圈子中间长大，这和他日后在作品中鲜明地表达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感情，是很有关系的。他自幼爱好文艺，喜欢读书，萌发了将来做一个大诗人的心愿。大约在他十四岁的时候，老卜伽丘不顾儿子的志趣，把他带到那不勒斯去习商。他混了六年，毫无成绩，老卜伽丘只得叫他改行，在那不勒斯学习教会法典，因为这是有利可图的行业。枯燥乏味的宗教法又耗去他六年岁月。卜伽丘痛心地认为，他学诗无成，白白地蹉跎了十二年大好光阴。

幸而当时那不勒斯的宫廷比较开明，在国王周围，除了封建贵族、早期的金融家、远洋归来的航海家等外，还聚集着一批学者，有些还识得希腊文，带有人文主义思想的色彩，在当时的意大利形成一个文化中心。卜伽丘借光他父亲的影响（那不勒斯的财政靠佛罗伦萨金融界的支持），有机会参加宫廷的一些社交活动，扩大了他在文化领域中的视野。在他逗留那不勒斯的这段时期，开始摹仿当时盛行的雕琢堆砌的文体，写起诗文来。

他把他早期的作品都奉献给他青年时代的情人“菲亚美达”，并且在带有自传性的作品中追叙了他在教堂中初次遇见菲亚美达，一见钟情，二人以后热恋的光景。《十日谈》中的七个讲故事的姑娘中，有一个就叫做“菲亚美达”，作者把她形容得非常美丽：“一头金黄的鬈发，一直披到洁白细腻的肩膀上。她那鹅蛋脸儿才真多是百合花般洁白……”（第四天结束部分）。学者们向来认为这位在创作生活上给予卜伽丘很大影响的菲亚美达，就是那不勒斯国王的私生女儿玛丽亚。不过现在学术界也有对这一说法予以否定的。

卜伽丘的第一部比较成熟的作品是长篇小说《菲洛柯洛》（Filocolo，l336），用托斯卡尼语散文写成，叙述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姑娘和一个青年异教徒的爱情故事，他们克服重重阻碍，终成眷属；其中有两个作为插曲的故事后来收在《十日谈》里。《菲洛柯洛》可说是欧洲文学中第一部长篇小说。

牧歌《亚美托的女神们》（Ameto，1341－1342）采用神话题材，是对于爱情的歌颂，由于爱情的点化，一个粗鲁的牧羊人一变而为心地高尚的青年；还值得注意的是这部有诗有散文的作品在结构上和《十日谈》有相似之处，七个仙女各自向牧羊青年亚美托诉述自己的爱情故事，文笔也比较流利，有人甚至称这部牧歌是“雏形的《十日谈》”。

卜伽丘创作书信体小说《菲亚美达》（Fiammetta，1343一1344）时，摆脱了古典和神话题材的套子，而开始描绘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作者把一个失恋的少女的内心世界的种种感受：她的爱情和痛苦，幻想和希望等，都细腻地刻划出来。这部作品被认为是欧洲文学中第一次出现的“心理小说”。《菲索拉诺的仙女》（NinfaleFiesolano，1344—1346）是一部长篇叙事诗，写仙女和牧羊青年的恋爱悲剧，她因为追求爱情的幸福而遭到了惩罚。冷酷无情、厉行禁欲主义的黛安娜女神把这一对情人变成了两条河流，但是最后这两条小河流到阿诺河，又汇合在一起了。这篇长诗的一些精采片段，写得清新、舒畅，是卜伽丘成就最高的一部诗作，正象《菲亚美达》是他除了巨著《十日谈》以外，可算最好的一部小说。

此外作者还写了两篇叙事诗《菲洛特拉托》（Filostrato，1336）和《苔塞依达》（Teseida，1339），英国乔叟的两篇叙事诗《特洛勒斯和克莉西德》、《骑士的故事》取材于此。通过不断的努力写作，卜伽丘逐渐摆脱了当时盛行的那种雕琢浮华的文体，跳出了古典神话题材和中世纽迷信题材的圈子，现实主义的因素在他的作品中逐渐增长，为他进入创作上的成熟期、写下他的巨著《十日谈》作好准备。

1339年，卜伽丘的父亲遭到了经济上的打击，卜伽丘的生活也跟着起了很大变化。从此他结束了公子哥儿的优闲生括，而必须为自己的衣食操心了。1340年岁末，他回到了佛罗伦萨。

在老个城市的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他坚定地站在共和政权一边，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他参加了行会，曾在佛罗伦萨共和政体中担任掌管财政的职务，曾先后七次受共和政体的委任，去意大利各城邦及法国等地，办理外交事务，其中之一，是在1351年去帕度亚邀请被放逐的彼特拉克返回佛罗伦萨。这两位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的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在1350年开始交往，二人从此结下生死不渝的友谊。

1348年，意大利爆发可怕的鼠疫，蔓延到佛罗伦萨，大半居民死于这场灾难。大概就在鼠疫平息不久，记忆犹新的时候，卜伽丘开始创作《十日谈》。当时学者们大多使用拉丁文写作，以为这样才能使作品传之悠久，卜伽丘却来用“不登大雅之堂的佛罗伦萨方言”写下他的巨著。他和他终生敬仰的前辈诗人但丁，是意大利民族文学的奠基者。

《十日谈》的故事来源非常广泛，分别取材于意大利中世纪的《金驴记》，法国中世纪的寓言和传说，东方的民间故事，历史事件，宫廷里的传闻，以至街头巷尾的闲谈，和当时发生在佛罗伦萨等地的真人真事等等（卜伽丘早已有心地把他感到兴趣的材料——记录在他的笔记本里）。前面介绍过，《十日谈》的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一场斗争，但是作者坚持到底，终于用几年工夫完成了这部杰作。

然而历史上的先驱往往容易感到自己处境的孤立，感到被黑暗势力四面八方包围着。卜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