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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巴比伦-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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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抽他两个大嘴巴，以示留念，但我一时找不到当年在糖精车间打人的心情，我拍了拍他的脸，就当自己抽了他的嘴巴吧。打人和做爱一样，十年前欠下的债，十年之后必然是一笔勾销，否则就是强奸犯，就是流氓土匪。
那时候，我在工厂里倒三班。深夜的工厂是另一个模样，走在厂里，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一些暗淡的灯光照射着路面，远处的贮槽影影绰绰。被灯光照射的蒸汽，在一片迷离中升起并且消散。机器的持续轰鸣和远处马达的声音，构造出工厂夜晚独有的寂静。假如我忘记自己是个造糖精的，而是一个摄影师，一个导演，一个画家，这种景色其实也是很迷人的。
夜班总是半夜九点骑着自行车出门，十点不到，我就进车间，把衣服换了，然后去交接班。我上夜班从来不迟到，因为必须交接班，假如我不去上班，别人就不能下班，这是工厂的规定。郭大酒缸是根本指望不上了。在我前面的那个班组是两个女工，让女工深夜回家是件极其缺德的事，会遇到强奸犯。我再坏也不能做强奸犯的同谋。
夜班很轻松，只要完成三批产量就能下班。我是前道工序，不用等别人，倒是别人经常催我干得快一点。那时候也有偷工减料的，明明应该搅拌两个小时的，就缩短个二十分钟，反正最后也查不出来，生产出次品也不会扣工人奖金，最多车间主任被撤掉。夜班没人管，只要不在车间里抽烟，抽烟会把大家都炸上天，对谁都没好处。
凡在工作间隙，我们就找地方睡觉。本来可以睡到休息室的，但那里太窄，男男女女都挤在一起睡觉，很不成体统，况且还有一个郭大酒缸在那里散发着恶臭。只要不是很冷的冬天，我们就会找一个角落眯一会儿，或者是在贮槽后面，或者是在配电箱旁边，总之是一些黑暗而干燥的地方，又能睡觉，又不会被值班干部抓到。
夜班时候，厂里会配备两个干部值班，他们在办公大楼里。每到凌晨一点，干部就拎着个手电筒出来查岗，查到有人睡觉，就扣其一个月的奖金。有些干部很懒，或者跟工人交情不错，也可能就不出来查岗，有些比较麻烦的干部，比如胡得力和倒B，就需要大家打起精神来对付。那时候上夜班，第一件事就是到门房去问一声，今天哪个干部值班，门房的老头一报名字，我们就知道今天晚上能不能睡觉了。
厂干部抓工人睡觉犹如一场游戏，具体来说，干部通常是零点时候走出办公大楼，最先去的地方肯定是配电站，配电站的值班师傅接受检查完毕，就会打一个电话通知后面的化肥车间，然后他们自己就躺下来睡觉。化肥车间的师傅接到电话，就毕恭毕敬地等待检查，完毕之后，就打一个电话通知后面的甲醛车间，然后他们自己也睡觉。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像烽火台一样的警报系统，干部走到哪个位置，工人心里都很清楚。这种办法在工人和干部之间也形成了默契，假如遇到胡得力和倒B这种人，事情就非常麻烦，他们不惜绕路，先去检查甲醛车间，然后去糖精车间，然后再一个回马枪杀返甲醛车间，搞得鬼神莫测，工人非常头疼。每逢胡得力和倒B值班，车间里就得加派一个放哨的，通常是学徒工放哨，如果没有学徒就派实习大学生放哨，如果都没有，就只能抓阄。放哨的人站在车间门口，一见到人影，就会喊口令：晚饭吃什么！如果说：“吃海鲜的。”那就是自己车间的人，如果没说海鲜，哨兵就撒腿狂奔，一路奔，一路用棍子敲打管道，这个声音沿着管道传到车间的四面八方，睡觉的人就从各个角落里像僵尸一样站了起来，非常恐怖。即便如此，像胡得力和倒B这样的混蛋，仍然防不胜防，他们有时候会从货梯那里上来，抄我们的后路。这是不要命的做法，因为货梯很滑，没有扶手，很容易掉下去摔死。
被干部抓到睡觉，工人就会狡辩。睡觉有很多种姿势，到底哪种是睡觉，很值得辩一辩。我也是到了车间里才了解这门学问的，如果有研究睡觉的学者，我可以透露给你们，这门学问相当深奥。具体来说，坐在椅子上打瞌睡，如果干部喊一声你就醒了，那不算睡觉，只算养神，如果干部喊了两声以上你还没醒，那就是睡觉。趴在桌子上打瞌睡的，如果流下了哈喇子，那就是睡觉。躺在地上的人，不管醒着还是睡着，一律都算睡觉，除非你能证明自己是在发羊癫风。至于站着睡觉的人，不管你有没有睡着，那都不算睡觉，因为你实在太牛了，能站着睡，超越了人类的本能，你是一匹马。
在糖精车间所有的工人中，只有郭大酒缸敢于明目张胆地睡觉，连胡得力都拿他没办法。郭大酒缸睡下去了就不会醒，一百个干部喊他都没有用。等他醒了，不但忘记自己被干部抓到，而且忘记了自己曾经喝醉过。发奖金的时候他倒是很清醒，要是少了一毛钱就会去砸车间主任办公室。
九四年我曾经被倒B抓到过一次，凌晨四点，连哨兵都睡着了，倒B从货梯那里蹑手蹑脚走上来。这纯属变态，这个时间我们都把产量完成了，机器也都关了，打个盹是天经地义。倒B之所以赢得倒B的绰号，就是这个原因，他老犯贱。他进了车间以后，在几个角落里分别找到了睡觉的工人，他都没叫醒他们，后来他在配电箱边上看到了我。我坐在地上，抱着双膝，脑袋深埋在胸口。本来，这个睡姿是不足以让倒B把我认出来的，但谁让我剃了个光头呢！倒B喜出望外，往我身上连踢了几脚，嘴里还喊：“路小路，抓住你睡觉了！”我诈尸一样跳起来，附近睡觉的工人也醒了，纷纷从地上站起来。倒B单指着我一个人，说：“跟我走，去办公室写检查！”
我迷迷糊糊跟着倒B往外走，走出车间脑子才转过弯来，妈的，原来我落在了倒B手里，而且他就乐意抓我。照厂里的规矩，抓住一次睡觉，就要扣当月奖金，半年奖和年终奖也要受影响。我有点心疼，走在路上很想找根铁管把倒B的脑袋敲开，我要是把他敲成一个失忆症就好了，但是，我下手没轻没重，万一打成植物人那就惨了，我得养他一辈子，还有他老婆孩子。砸人是很不好的，或许我应该把自己砸昏过去才对。
到了办公室，倒B非常开心，完全不知道刚才的一瞬间他将可能变成植物人。倒B说：“可算亲手抓到你了。”
我说：“我被抓到过很多次了，迟到早退，调戏小姑娘。”
倒B说：“可我没亲手抓到过你，你是以身试法，我是以身执法。今天我心情非常好。”
我说：“你这个王八蛋从钳工班的时候就想抓我，抓了快两年了，你还好意思说。”
倒B说：“你那时候还敢对我抡锉刀！”
我说：“王八蛋，还去劳资科告状，说我要用锉刀砍你，哈哈！”
我左一个王八蛋右一个王八蛋，倒B一点都不介意，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纸，对我说：“把你的检查写在上面，然后写上你自己的名字，不然扣你奖金没证据。”
我说：“这还要什么证据？我人都在这里了。”
倒B说：“白纸黑字才是证据。”
我听了这话，就拿过笔来，慢慢地写我的检查。我先是嫌圆珠笔不出水，又把稿纸写破了，还有很多字不知道怎么写，这么磨蹭着，一份检查写了一个多小时。后来倒B要尿尿，跑到厕所里去了。这下正中下怀，我跳到门背后，倒B的外套就挂在那里，我从他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两张一百块的钞票，还有一把毛票，全都塞进了自己裤兜里。我迅速写完检查，签上名字，等他回来就把那张纸递给了他，然后我就走了。我心想，倒B先生，你慢慢地去找证据吧。
有关我九四年的私生活，用一句话来表述：性生活非常紧张，处于大涝之后的大旱。这种滋味非常难受，如果还是个处男大概会好过一点，可惜时间不能倒退，即使倒退，我仍然不是会个处男。倒三班使我的性欲降低到了一定程度，但我毕竟不是太监，适应这种节奏之后，加上春天适时地来临，我又成了一个性苦闷，只是苦闷的内容不一样，过去是想象，现在是回忆。
那年我二十一岁了，照正常的标准，我可以找女朋友，但还不能及时地与之发生性关系，只能逛逛马路，看看电影，谈谈理想。这一点很让我悲痛，曾经大涝难为水，有几个亲戚想给我介绍女朋友，都被我回绝了。我可没心思再陪姑娘逛马路，我逛够了。我妈很着急，问我，是不是倒三班很累，连女朋友都谈不动了。我说不累，但我又要上三班又要读夜大，时间不够敷配的。我妈就很感动，认为我开始懂得珍惜时间了，她对我的支持就是给我洗内裤，洗到特别脏的，也不说我下流，因为这是不谈女朋友的代价。
九四年春天，我在厂里上三班，晚饭和夜宵都是在食堂里吃一碗面，并不是我爱吃面，而是那米饭没法吃，全是白天的剩饭，又硬又冷，吃下去胃痉挛。其实那面也很差，都是食堂里用轧面机轧出来的，粗的地方像筷子，细的地方像钓鱼线，咬在嘴里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但它毕竟是热的，而且还带点汤水。
有一天傍晚，我去食堂里吃面，周围稀稀拉拉有几个上中班的工人。我把搪瓷盆子扔进窗口，又扔进去几张塑料饭票，过了一会儿，一碗热气腾腾的面就出来了。我坐在那里稀里哗啦吃面，吃到一半的时候，发现汤水之中还有一块排骨。我觉得很纳闷，对着排骨看了半天，然后就把它吃了下去。第二天傍晚，照样如此，一碗面之下藏着一块排骨，我没再犹豫，干净利索地干掉了它。到了第三天，我吃完了排骨，刚想拎着盆子走人，秦阿姨出现在我的面前。
秦阿姨说：“路小路，排骨好吃吗？”我一听这话就知道完蛋了，秦阿姨不知道给我物色了一个什么样的对象。秦阿姨说：“那个下面的小姑娘，你认识吗？”我说我不认得下面的，也不认得上面的。秦阿姨说：“不是上面下面，是下面条的小姑娘。”我继续摇头，下面条的我也不认识，我就认识你们那操蛋的面条，到死也不会忘记。
秦阿姨说：“就是那个胖胖的短头发的，脸上有点雀斑的，她叫蒯丽。”我捧着脑袋用力想了想，好像是有一个姑娘站在炉子旁边下面条，全身都被热气包围着。我不可能看到她的雀斑。秦阿姨说：“就是她！人家小姑娘对你很好啊，免费给你吃排骨。”我说：“噢，排骨就是她放的啊，我还以为天上掉下来的呢。”秦阿姨说：“你不要装傻充愣的，告诉你，蒯丽是我们食堂的一枝花，她看中了你。你呢？就是一个造糖精的……”我说：“对啊，我一个造糖精的，她为什么要看中我？”
秦阿姨凑在我耳朵边上说：“那次你大闹会场，蒯丽都看见了，她很喜欢你这样的。”我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听错了，天下还有喜欢杀胚的姑娘，真出乎意料。秦阿姨说：“我也劝过她，她就是喜欢你这种类型的，没办法，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我只能敷衍说：“是啊，敢爱敢恨也是一个优点。可这都去年的事情啦，怎么今年才托你来说合？”秦阿姨说：“去年她有男朋友的，今年被人家甩了。”我听了这话，双眼一闭，心里觉得悲惨不堪。
秦阿姨说：“路小路，你爽气一点，给我个说法。”我心想，真操蛋，老太婆有你这么说媒的吗？显然秦阿姨对我的印象非常糟糕，完全不把我当根葱，连蒯丽这样的姑娘，她都认为我配不上。这要是六〇年，食堂的姑娘我也就认了，可惜九四年国家粮食储备很丰富，为了吃块排骨就把自己送到食堂去做驸马爷，实在犯不上。这些刻薄的话，我都藏在了肚子里，没对她说。我只告诉秦阿姨：“我已经有女朋友了。”秦阿姨说：“啊？哪个车间的？”我心头一怒，说：“她在上海读研究生。”说完这话，我又觉得很凄凉，拎着饭盆就走掉了。
后来我再去吃面，排骨就没有了，而且食堂对我的态度非常恶劣。我把饭盆放进去，过了一会儿，哐当一声被扔在窗口，里面稀稀拉拉几根面条，连大蒜都不放一星半点。我端着这盆面，想起了蒯丽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姑娘，这丫头要是在我饭盆里放一把耗子药，我就死得硬邦邦的，毫无悬念可言。那阵子我只能去厂外面吃烧饼，夜班连烧饼都吃不上，只能自带干粮，几个月下来，瘦了一大圈。
我后来知道，悲惨的生活往往是不自知的，得通过一些具体的人和事来告诉你，这些等同于镜子，悲惨是籍由镜子映照出来的。当然，世界上比我悲惨的人有很多，我没有理由为之耿耿于怀。在我年轻的时候，悲和惨是分开的，有时候悲而不惨，有时候惨而不悲，唯独在蒯丽和秦阿姨身上，我照见了自己又悲又惨的样子。为什么会是由她们来告诉我悲惨的真相？我的神难道依附在她们的身上？这一点真是很奇怪，很久以来一直想不明白。
九四年我还遇到过一个女孩，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先是一个夜大的同学给了我一张油印的传单，说是戴城诗歌青年聚会，传单上写着一串诗人的名字，还有时间地点，还有一段很抒情的话，我都记不得了。我这个同学在第四人民医院工作，但他不是医生，而是个花匠，他平时的工作就是把黄豆渥成肥料，浇在花木下。他还教了我很多种做肥料的方法，也不管我爱不爱学。夜大的学生来自各行各业，有营业员，有屠夫，有乘务员，工人和小科员更多，但花匠就他一个。我的这位花匠同学平时也写点诗，还发表在晚报副刊上，他经常拿出一张《戴城晚报》，然后指着上面的一小串字说，这就是他写的诗。由于他用的是笔名，而且不止一个，所以可信度甚低，大家只当他在吹牛。
有一天花匠诗人对我说：“我马上要去参加一个朗诵会了。”然后拿出传单在我面前晃，我什么都看不清，接过来仔细看才知道是文艺青年的聚会。他主动要带我去，我也就同意了。我很想看看诗歌朗诵会是什么样子，从来没见识过。到了那一天下午，他打电话到我车间里，说自己吃坏了肚子，拉稀拉得腿都软了，只能让我一个人去了。
晚上我独自去城西的一个工厂俱乐部，那里是个舞厅，我以前去过。我跑进去发现有很多长头发的男青年坐在那里，还有很多女青年，扎堆抽烟，喝着啤酒。室内光线很暗，点着不少蜡烛，台上有人拿着麦克风在大声朗读，这个场面很熟悉，要是把耳朵塞起来，简直以为是在唱卡拉OK。我鬼头鬼脑地观察了一通，没发现我们厂的海燕，便找了个角落，靠在墙上，也没人搭理我。
后来我遇到个女孩，她就站在我旁边。她对我说：“能麻烦你替我看管一下衣服吗？”我很久没遇到这么有礼貌的姑娘了，脸上微微发红，就点了点头，接过她的大衣和皮包。这是一件红色的驼绒大衣，手感很舒服，领口有点破了。后来她走到台上，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用很轻的声音把她的诗读完，鞠躬，下台。下面也没掌声，我也没鼓掌，看着她从那里走过来，把衣物交还给她。她吐了吐舌头说：“写得很差啊？”我说：“你声音太轻了，别人都听不见。”她说：“下次我注意。”
那天诗歌朗诵会的气氛很热烈，有个男的跑上去朗诵了十来首诗，每一首都有《神曲》那么长。大家像是等公共汽车一样等着他把诗念完，然后又有一个人跑上去，念了几首诗，掏出打火机把诗稿烧掉了。下面的人大声叫好，也有人骂娘，闹成一团。再后来，主持人跳上台去，对下面说：“把你们的青春都亮出来吧！”此时激光灯球开始旋转，音箱里传出猛烈的迪斯科音乐，一伙人全都扎到了舞池里。我看着影影绰绰的人群，被灯光闪得像群魔复活，那时我还是靠在墙上，不是为了装酷，而是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跳迪斯科。
那个女孩一直站在我身边，起初她很激动，指着台上的诗人说，这是老K！我问她，有皮蛋吗。她哈哈大笑说：“你肯定是混进来的，连老K都不知道，他是著名的诗人。”后来她又指着另一个人说：“这是风马，他去过西藏的！”我心想，老子要不是为了上三班，这会儿也在西藏呢。我想到这里就觉得没劲。女孩说：“我太想去西藏了！”我当时就很担心，别又遇到一个要拖我去西藏的，那也太捉弄人了。
后来，诗人们开始跳舞，我对女孩说：“我要走了。”她说：“我们一起走吧，我也不爱跳舞。”我们沿着黑漆漆的道路往外走，那是一个金加工厂，地上全是铁屑铁丝，走出去的时候她微微牵住了我的手，我的手指被她的小手捏着，到了有路灯的地方，她又把手放回了口袋里。我再次注意到她的领口，有一个小小的破洞，仿佛她所有的温柔都被集中在了那里。
那天我送她回家。她说，她叫小堇，是面粉厂的科员。她问我的情况，我说我在糖精厂造糖精，一个小工人，但我不是混到诗歌朗诵会来看热闹的，我自己也写一点。她说：“给我看看你的诗。”我说我没带，以后给你看吧。她说：“你背一首来听听吧。”我吸了一口气，最后还是说：“背不出来，算了。”
我一直把她送到家门口。她家很远，在郊区的一个新村里。我们交换了通信地址，她说：“谢谢你送我。”我说不用客气，然后目送她像一只小猫般刺溜钻进了楼房里。那天我骑车回家，足足用了一个小时，路程太远。面粉厂就在我家附近，我想起这么一个温和的女孩，每天要花两个小时上下班，心里有一点伤感。
大概一个礼拜之后，我收到小堇的信，是一个档案袋，里面是她的诗，用复写纸写在几张信纸上。女孩的字很美。在某一首诗旁边，她特地用红笔注明：这首诗发表在《星星诗刊》上的。我捏着她的诗，读了很久，后来我把她们放进了抽屉里。
我一直都没有回信给她。
九四年春天，我下早班，那是下午两点。我看见一大群人围着厂里的公告栏，那地方平时贴些先进职工的照片，专门用来引人发笑，那天却有不少人在叹气，还有哭的。于是我停下自行车，跑过去看热闹。我看见一张鲜红的宣传纸上，写着一长串的名字，一问才知道，这是即将被送去造糖精的职工名单。九四年春天，崭新的糖精车间已经快要造好了，第一批下车间的名单就被公布在这张红纸上。非常古怪的是，上面还写着：“此排名不分先后。”
有关这张名单，后来几乎闹出了人命。有个看仓库的女工说自己怀孕了，死也不肯去上三班，厂里不答应，不上三班就下岗，女工一听这话，一头撞到厂办负责人的怀里，把人家撞岔了气。岔气不会死人，她自己却因此而流产。那阵子厂里的标语也换成了新的，以前是“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现在换成了“服从大局，争创先进”，还有“今天不努力工作，明天努力找工作”之类，就差“一人下岗，全家光荣”了。工人看见这种标语吓得要死，看看若干年前“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标语还在小红楼上，真如一场春梦啊。
那天还有人打架。红纸上写着一个名字叫“张伟”，我厂有五个张伟，其中三个在上三班，剩下的两个，一个在食堂烧菜一个在汽车班开车，按说这两位都不应该去上三班。两个张伟站在那里，互相说是对方上了红纸，结果打了起来。后来保卫科的人跑过来说，不许打，再打就一起送去上三班，他们就不打了。上三班犹如咒语，真他妈灵验。
那天我也凑在那里看，我是最没有心理负担的人，我早已经中了咒语。我没看到长脚的名字，还觉得挺高兴，后来小李走到我身边，脸色惨白惨白的。我问他：“你被调过来了？”小李摇摇头，在我耳朵边上说：“小噘嘴下车间了。”
我有点发懵，小噘嘴是劳资科的科员，表现一直不错，她怎么也会被送去上三班？晚上我们几个一起吃饭，小噘嘴也是脸色惨白，吃了两口菜，放下筷子，哇的一声哭了。我和长脚不知所措，小李劝了半天，她还是哭。我问他：“小噘嘴不是干部吗？干部也上三班？”
小李说：“这次调动很大呀，厂里劳动力不够。另外为了安抚人心，特地调了一批基层干部到车间里去，就是做榜样的。”
小噘嘴一脸泪痕，说：“胡说！就是厂长家的亲戚要到劳资科来，所以把我调出去了！”
小李说：“这也是一个原因呀。”
既然是厂长要她下车间，那就没什么可多说的了。我只能劝她，想开点吧，我也一样上三班，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小噘嘴说：“我跟你不一样！”我听了这话有点生气，她接着说：“我以前在劳资科得罪了那么多工人，我还不被他们整死？”我心想，你总算是还有点自知之明。长脚说：“那就辞职吧，要是调我去上三班，我就辞职。”小噘嘴又是一串眼泪夺眶而出，说：“你起码还会修管子，可我什么都不会呀！”
小李说，小噘嘴学的是企业管理，而且是中专文凭，这种学历和专业在工厂里其实就是个屁，什么用场都派不上。如果去外资企业，那地方连大学生都在车间里做流水线，还不如我们厂呢。
那天我和小李出去尿尿，我们两个站在墙根，他对我说：“小噘嘴要是嫁一个科长，就不会被送到车间里去了。”我说：“你这是废话，人生没有假设。”他说：“这不是假设，而是很容易做到的事。”
那时候我想，我也经常会做些白日梦，比如我假设自己是亡命之徒，假设自己有了钱，假设白蓝没有离开我，假设我和小堇谈恋爱。这些事情都可以去想，可以去为之快乐或痛苦。但我不会去假设自己不上三班，这种假设没有任何意义。理想之高，不必高到去拯救全人类，理想之低，也不应该低到不想上三班。如果有个女科长可以让我娶回家，然后我就可以调回去上白班，鸡巴，我情愿一辈子造糖精。人可以没追求，但不能因此等而下之，去追些狗屎回来供着。这就是我的底限，我不为这种事情伤脑筋。
小噘嘴到糖精车间，做的是车间管理员，其实就是抄抄表，接接电话，很清闲。唯一辛苦的就是要倒三班，但她不用造糖精。车间楼下有一间脏了吧唧的调度室，专供管理员办公，里面的办公桌都是黑乎乎的，要是伸舌头去舔一下，会发现那里的一切都带着点甜味。小噘嘴很快也变成了一个甜人，我叫她SWEET HEART，她听了就笑。小噘嘴那时候像是变了个人，再也没有劳资科时候的装模作样了，看见我就喊我“路师傅”，搞得像真的一样。那时候我问她，有没有想过跟小李分手，嫁个科长什么的。小噘嘴说，哈，嫁个市长得了，我把厂长调来造糖精。我很喜欢她讲话的这种口气，让我想起从前有个厂医也是这样。
小噘嘴忽然就变成一个剽悍的姑娘，我们都觉得很奇怪，我还以为她会像个祥林嫂一样天天挂着一串眼泪呢。后来我知道，有些人受了刺激之后，脑垂体分泌异常激素，性格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小噘嘴自己倒不在乎这种变化，她骑着自行车进生产区，车速飞快，两鬓的短发像松针一样支楞着。生产区是不能骑自行车的，她不管，有时看见我在路上走，她还冲我喊：“路师傅，我捎你一段！”我就跳到书包架上，她骑了一会儿就说：“你太沉了，你来踩踏脚，我扶龙头。”我们两个就像马戏团一样，骑着车子一直进车间。这事情被小李知道了，还挺吃醋，问我说：“她到底是谁的女朋友？”我对小李说：“你的还是你的。她不但捎过我，还捎过长脚，不信你去问！”小李说：“算了算了，管不了她。”
小噘嘴不但骑车在生产区招摇，还偷偷地学开叉车，叉车师傅看见她都竖大拇指。她没有叉车驾驶证，这也是违章，但生产区没有人管这些，干部都在很远的大楼里呢。自从她学会了这个，我也手痒，跳到叉车上开了小半圈，把一棵小树给撞断了。小噘嘴说：“路师傅，你不行，没这天赋。”我说：“原来你的天赋是做司机，我还真没看出来。”小噘嘴说：“你爱信不信，我五分钟就学会开叉车了。”
有关天赋，我说过，我既不会修水泵也不会爬电线杆，现在又被证明不会开叉车。我只能腆着脸说自己的天赋是写诗，但这种话说给一个叉车女司机听，无异于自取其辱。我对小噘嘴说，你做我的Sweet Heart就够了，开什么叉车呀！
那阵子她跟我一个班次，虽不能一起上班，但可以一起下班。起初，中班夜班小李都会来接她。小李白天要上班，晚上还得出来，搞得神经衰弱，有一次出去修电路，糊里糊涂摸到了电门上，差点死了。后来小李请我们几个吃饭，对我说：“我老婆劳驾你下班送送，你正好顺路。我给你鞠躬。”我说没问题，我把你老婆当自己老婆护着，说完这话，被他们三个没头没脸地打。
那阵子我们厂附近出了个变态，此人骑一辆二十八寸的自行车，专门跟踪下中班的女工。女工都是小轮子的自行车，跑不过他，他也不干坏事，你骑得快他也骑得快，你累了他也放慢速度，始终跟在女工身后一米处。最可怕的是，他干这个事的时候，一不说话二不调笑，非常之严肃。这就不是流氓，而是变态，女工都吓得要死。小噘嘴虽然剽悍，对变态还是有点忌惮的，我上班都会先去她家楼下，接她一起到厂里上班，下班更是把她护送到楼下。这么干久了我怀疑自己会喜欢上她，后来我真的喜欢上了她，但是我没说。
小噘嘴没遇到那个变态，但是另一个变态却出现在她身边，糖精车间的翁大龅牙看上了她。翁大龅牙是个鳏夫，谁也搞不清他老婆是怎么死的，有人说是被他弄死的，有人说是受不了他弄，所以自杀了。总之，这些谣言都暗示着他是个变态。翁大龅牙上白班，白班人多，不太好下手，他就主动地免费加班，中班时候趁着办公室没有人，就往小噘嘴那里一钻，蹲在她面前，叼着一根牙签，对着她诡笑。小噘嘴很讨厌他，借故跑到车间里，往我身边一站。翁大龅牙跟在她后面一起过来，小噘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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