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清-第1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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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既然回到南京也难逃一死，这让他失去了所有的利用价值。除此以外，朱国治在浙江任上也对抗清志士极为残忍，即使是缙绅阶层他也本着有杀错、无放过的精神严厉排查，任堂和其他舟山军对朱国治都极为痛恨，根本不愿意看到邓名与他合作。最后一点，朱国治还贪婪无比，极尽搜刮民脂民膏之能事，虽然清廷因为他的忠诚而不闻不问，但这也让他彻底失去了名声，邓名很快就发现与他合作有害无益。

因此在拿到蒋国柱偿付的一百万两银子后，邓名很快就和江宁巡抚达成协议，写了一封劝降信塞在朱国治怀里，然后把他送到蒋国柱的制定地点。明军在清军营地前不远给朱国治松绑，在他掏出怀中的信看清楚到底是什么之前，如狼似虎的两江总督标营官兵就扑上来将朱国治捉住，现在他除了丧师以外，还多了一条替邓名当说客的罪名。本来蒋国柱还表示愿意为邓名这封信付几万两银子，但邓名慷慨的表示，看在两次合作愉快的情面上，这次就是给江宁巡抚的免费效劳了，还对蒋国柱称这是举手之劳、让他不必客气——事实上也是，提笔写一封劝降信确实是举手之劳。

蒋国柱又对周培公说了一番和董卫国相同的说辞，这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都是张朝写在奏章里的，蒋国柱不客气地抄袭过来，接着又对周培公说道：“江南布政使位置空悬，本官已经为周老弟向朝廷请旨，在剿邓期间就由周老弟代为掌管此印，若是朝廷不许可，周老弟到时候再还给本官好了。”

见周培公还有些迟疑，蒋国柱就诚恳地进一步劝说道：“能者多劳，当仁不让，此乃正理，周老弟若是一日不接此印，本官就一日不返身落座。”

“巡抚大人抬爱，下官愧领了。”周培公终于伸手将江南布政使的大印接下。

“等朝廷明旨下达，周老弟就是江南代布政使，以后除了愚兄之外，这总督衙门的文武就都是周老弟的下属了，”周培公接了印之后，蒋国柱的口气更加亲热：“愚兄素知周老弟仁厚，但事关朝廷体统，周老弟不可失却了上官的威仪。”

先是大开中门迎接，然后就成为了这江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臣，饶是周培公才思敏捷，也有些不知该回答是好了。

“愚兄现在是代理两江总督，如果不是邓……嗯，邓名来镇江。”既然周围只有周培公和两个心腹，蒋国柱对邓名的称呼也稍稍改了一些，对周培公也变得更加亲热：“愚兄这个代字多半早已经去掉了，若是邓名迟迟不肯离开镇江，愚兄莫说荣升总督，恐怕连这个巡抚的位置也保不住。唉，愚兄的身家性命、前程富贵，就都要依仗贤弟了。”

“巡抚大人言重了，下官敢不尽心尽力？”周培公笼统地答了一声，觉得蒋国柱似乎话里有话。

果然。

“那就全靠贤弟了，若是愚兄一朝得意，绝对不会忘记贤弟的功劳，那时江宁巡抚一职自然是贤弟囊中物。”蒋国柱说完又轻叹一声：“贤弟如此年轻，等愚兄告老还乡后，这两江总督一职，难道还能逃出贤弟的手掌心么？”

蒋国柱生怕周培公会为南昌的事而与自己有隔阂，还大度地表示自己根本不在乎，反正张朝给的只是一个衔，而不是蒋国柱这样的实缺，蒋国柱根本不怕竞争，胜券在握让他心情大好，还风趣地说了个玩笑：“古有苏秦佩戴六国相印，今有贤弟身兼两省布政，这也是一段佳话嘛，说不定将来贤弟兼的布政使还不至两省呢，反正愚兄是很盼着看到贤弟功勋不让古人的。”

返回给自己安排的住宅后，周培公抚摸着刚刚到手的布政使大印，感觉自己好像是在做梦一般。

“我家有些积蓄，可以供我读书，考上秀才后有了一份禀粮，后来又考上了举人，在湖广总督衙门有了一个幕客的差事，拿到了一份例银。到那时一起都没有什么稀奇，可这一年来我好像每天都在做梦，一口气买下了家乡万顷良田，成为湖广总督的心腹，出任武昌知府，这次又一下子身兼两省布政……所有的改变都是从通邓开始的，自从我被邓提督俘虏了两次，搭上了关系后，我一下子就转运了啊。”

第二节　抵制

周培公抵达南京后，打着湖广绿营旗号的清军就络绎不绝地开到南京，然后再浩浩荡荡地分批赶往镇江。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这就是周培公带来的三万援军，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士兵经过南京，显然是人多势众、实力雄厚；百姓中一些比较有见识，觉得这兵力好像有点不太对，并没有官府宣传的那么多，每天路过的大概也就是一、两千到两、三千士兵，虽然连着通过了四天，但这都加起来也还不够三万之数，不过他们也不会愚蠢到去和官府打听到底有多少人，万一被官府当作细作抓起来岂不是糟糕。

胥吏比百姓更清楚官员的品性，他们也觉得人数不太对，不过官员必定会在数字上作假，所以即使湘军没有三万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大部分底层的两江官员，看法和胥吏也并没有什么不同。

而两江总督衙门里的一些幕僚和负责的官员，心里就很清楚这从南京城外路过的清军，有很多都是两江的部队。蒋国柱效法当年董卓进京时的手段，把标营分成几波，每一支标营都带着一批辅兵，化妆成湖广绿营大摇大摆地从南京成千通过，乘船东进一段，然后再趁夜色再溜回上游来，然后再次走一遍过场。

不过他们被告知这不过是在帮湘军制造声势罢了，好让正路过南京的湘军看上去数目更大罢了，那些参与行动的军队，对到底他们占多大比例都心里没数。只有蒋国柱身边的几个人，才可能知道外面的湖广兵尽数是两江部队装扮的。

这些装扮成湖广兵的两江部队中的一部分，会跟着周培公一直前进到镇江附近，虽然兵都是蒋国柱出的，但他严令标营军官不要参与分功。有的心腹对此还有点不解，因为若是周培公成功说服邓名退兵，那两江总督衙门完全可以把战斗经过吹得天花乱坠，这种白来的功劳不要难道不可惜吗？

但蒋国柱心中却另有打算，他现在因为兵力空虚、无计可施所以只好利用周培公去与邓名会谈，但将来这件事到底会不会突然东窗事发实在不好说，如果蒋国柱也让标营去分一份功劳，那将来撇清自己的难度也会随之提高；如果这些仗都是周培公打的，那蒋国柱或许还可以声称自己被蒙蔽了——是周培公见无法取胜，就私下与邓名交易，说服他退兵的——这个理由其实也很难成立，但蒋国柱现在还比较心虚，遇到这种问题中总是本能地想向后缩、捞救命稻草。

在向朝廷形容湘军的军容时，蒋国柱还绘声绘色地讲了一个故事，称周培公带着部分援军抵达是，因为码头拥挤所以靠不了岸，用来运输人员的小船也都人满为患。周培公等得不耐烦，就带队跳下及腰身的江水中，然后带着全副武装的士兵涉水上岸。

据蒋国柱称，周培公和他的亲兵们从江里走上来的时候，依旧阵容不乱，还能迅速的回复秩序，让江边旁观的百姓欢声雷动，都认为周培公所部气势逼人、勇猛无敌。

……

“怎么什么地方都能见到周培公？”身处镇江附近军营中的邓名，刚一开始听说周培公居然追到这里来后，首先怀疑，确认了消息后剩下的就只有惊讶了。听说打着周培公和湖广绿营旗号的清军开近镇江后，邓名就事先预备好谈判用的桌子，等待着周举人的大驾光临。

周培公也没有让邓名久等，当天夜里他就乔装打扮带着几个随从赶到明军营地中。

“恭喜周布政使了。”邓名已经知道了周培公高升的消息，所以一见面就高声道贺。

“全是托邓提督的福气，不值一提啊。”对方的祝贺让周培公也不禁微笑起来，不过他很快就收敛了笑容，正色对邓名说道：“邓提督和我就不要耽误时间了，我们这就开始吧。”

得知周培公拥有很大的谈判决定权后，邓名也是送了一口气，因为两江总督衙门和他依旧缺乏信任，无论邓名提什么条件对方都怀疑其中有诈，而和防御相对要差得多的扬州相比，邓没有太多的把握爆破掉南京的城墙，诉诸武力只能是最后的手段，而且若是行动失败恐怕会让自己处于更不利的谈判位置。既然武力威胁是下策以如何与蒋国柱达成信任，能够让对方相信自己会守信用就成了邓名最头疼的事。

而周培公的到来无疑很好地解决了双方的沟通问题，两个人彼此都很熟悉，谈判起来轻车熟路，很快就达成了不少一致意见。在双方都感到受威胁的地方，彼此也都懂得并且肯信任地互相推一步，很快就把和谈的大体框架搭建完成了。

对邓名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可以从蒋国柱哪里得到明年全年不攻击明军商船的保证；而明军也会向南京保证，明年不他们会趁着漕运开始之机，再次堵在瓜州、镇江之间，切断清军的漕运。此外邓名还需要退出镇江，并保证一年内不再主动攻击蒋国柱的府县；而蒋国柱用来交换的则是不充实战船的生产。

两个人很快就谈妥了江南的妥协方案中的大部分条款，除了崇明岛的归宿问题，这是双方的争论焦点所在，周培公表示不能允许明军在长江口如此近的地方上建立营地。但邓名也是毫不退让，坚称明军必须留在崇明岛保持对漕运的威慑力，这样才能确保南京方面安履行条约。

与江南的条约因为崇明问题而暂时搁浅，周培公就拿出另外一个议案，这是关于江西方面的，张朝和董卫国都不希望邓名在回程时又拿下九江做临时落脚点；既然现在江西已经没有水师了，那邓名对九江也不再非常看重，很快就同意了江西放米安用过路盘缠换他不攻城掠地。

至于邓名本以为两江会提出的货物定价问题，张朝和蒋国柱居然都没有这意识，按说周培公不应该不清楚这件事的重要性，当他同样没有提。

两份协议框架拟好后，接下来就是汇报和等候批准的阶段了。

得知周培公居然是作为一军统帅前来，而且还没有任何一个有份量的两江官员陪同时，邓名又吃了一惊，根据他的经验，官员见到这种不需要冒生命危险就可以立军功的机会时，就会像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一般地蜂拥而至。既然蒋国柱肯邀请周培公到南京，那就是说明他对周培公很有信心，那明显能立功的机会不安排几个心腹跟着沾光就有点太不可思议了。

不过邓名并没有一直疑惑不解，很快他就猜测可能是蒋国柱打算撇清自己和此事的关系，比如将来所一切都是周培公背着他干的。

“周布政使可要小心了，”邓名觉得自己猜得大概不会错，他也没有必要提蒋国柱遮掩，就直截了当地说道：“事多反常则近妖，周布政使可别落一个鸟尽弓藏。”

“邓提督过谦了，邓提督可不是我对付得了的，所以我从来没有担心过被弓藏。”周培公哈哈一笑，告诉邓名自己虽然年轻但并不傻，也注意到了蒋国柱的举动有些异常。

紧接着周培公就对邓名解释道，当初他在张长庚手下效力时也有过类似的担忧，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顾虑也就渐渐烟消云散了，而张长庚的心态看起来也在发生着变化。以前张长庚和江宁这边一样，所有和邓名有关的事情都交给手下去处理，他本人要么就不闻不问，要不就躲在幕后不露头。

随着武昌和邓名的交易越来越多，交易量越来越大后，而且张长庚还从中大量获益后，他就开始意识到他把自己摘轻的可能性也变得越来越小，既然不太可能在东窗事发后脱罪，张长庚就起了别的心思，这次湖广总督积极响应蒋国柱的号召，把周培公给两江派过来，其用心和思路和蒋国柱的捆绑战术差不多，就是早在未来在造成法不责众的效果——这些周培公当然不会讲给邓名听。

“原来周布政使早有预备，那我是杞人忧天了。”邓名对这个话题也不是有很大的兴趣，若是说的太多，恐怕对方会认为自己是在施展离间计。

第一天会面的时候，周培公并没有提起武昌的欠条兑换协议，他知道这个恐怕会引起邓名的激烈反应。假如邓名不肯为手下的话负责的话，那这份协议显然不会得到遵守，周培公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武昌能多赚一天是一天，最好邓名的手下也一直瞒着他才好，今天当然不会主动和他说；另外一种情况就是邓名愿意为手下的话负责的话，周培公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主动提起此事也没有什么好处，说不定邓名会牺牲一些在江南的利益来挽回武昌的协议，那样就等于是用武昌受损来让南京、南昌收益，虽然周培公拥有两省的布政使衔，但他暂时还不会让这种事发生。

在返回营地的路上，周培公也在琢磨自己未来的对策，今天谈判的时候他很认真，打算在替蒋国柱要回镇江和替张朝确保九江平安的时候，还尽力让他们少付出一些代价。这不但可以给两位巡抚一个惊喜，而且也是周培公理解的本职工作。

刚才邓名提起蒋国柱的异常反应时，周培公立刻就表示自己注意到了，而且早因为武昌的经验而不害怕了，但其实周培公并没有如他所说的那样深思熟虑过，反倒是被南京的胡萝卜砸得有点晕乎乎的。之所以在第一时间就称自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也是在于邓名多次谈判中养成的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周培公生怕在对方面前露出破绽，所以什么都是先堵上再说。

“湖广总督虽然像我说的一样，对与邓提督的交易管得越来越多，但冲锋在前的依旧是我，到时候不管别人怎么样，反正我肯定跑不掉。江宁巡抚这里，将来如果有事，肯定也会尝试着先把责任推给我。如果众多督抚都参与此事，就算暴露了朝廷或许也会有所顾忌而不会痛下杀手，但总要杀鸡给猴看吧？搞不好我就是那个被杀的。”周培公几天来的好心情渐渐散去了，不过他意识到，当时他对邓名说的另外一句话也没错：“只要邓名依旧纵横长江，那督抚们就还用的着我，无论是湖广总督还是江宁、江西巡抚，他们的其他手下一见邓名就腿肚子发软，恨不得立刻答应对方所有的条件。我比他们都强——只有邓名依旧能够威胁督抚们，督抚们才会倚重我……嗯，我似乎没有必要和邓名斤斤计较。”

算来算去，周培公发现给督抚们争取的最好条款并不是自己的最佳策略，他只需要表现得比其他那些不懂的谈判的人强就够，在证明自己的用处的同时，应该让邓名拿到更多的好处，这样明军就会变得更强，对督抚的威胁也更大，这样周培公的地位也就能得到日益巩固和提高。

“如果邓提督对北京都形成巨大威胁了，那就是朝廷知道了此事，说不定也不会把我怎么样，而是同样要依仗我的才能。”周培公开始意识到，他的最佳对策就是“挟邓自重”，这样他才是最安全的：“不过湖广总督大人对我情深意重，我不好这么做啊；蒋巡抚虽然对我有些提防，但也给了我布政使大印，我要是出卖他也不妥啊。”

回到军营中后，周培公依旧在天人交战，一边是自己的利益，一边是恩主的利益，他有些不知道应该如何把握尺度。不过最后周培公还是决定适当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让他下定决心的正是这些总督、巡抚们的榜样效果。既然这些封疆大吏为了自己的安全都能去通邓，那周培公觉得自己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也应该可以对邓名适当防水，只要保证督抚们不比自己出面前更吃亏就算是没有白拿他们给的好处和栽培的恩情了。

“福建的事情多半邓提督已经听说了，但他知道的肯定不如我详细。”得知达素受挫后，湖广总督对此非常关心，因为这直接会影响到他对邓名的战略，虽然清廷对损失情况严格保密，不过官场上能够看到的线索还是比流入民间的要多得多，尤其是总督衙门这种高级机构，对事态的严重程度还有有一点点了解的。

周培公打算在左右无人时，不经意、不小心地向邓名透露一些福建的真实情况，这样邓名就会拥有更好的谈判地位，如果邓名利用这点来谋取更多的好处的话，那就不是周培公谈判不利了。不过武昌的新协议，周培公依旧不会告诉邓名，因为那个协议对长官们的影响不大，反倒与武昌鹰派集团的利益息息相关。

与朴烦、于佑明他们签署玩协议后，周培公很快就立刻了武昌，当他离开时协议还没有开始执行，所以他并不知道，这个协议刚刚开始执行就遭遇到了一些麻烦。

拿到第一批试验性的凭证后，武昌的鹰派就去交换明军的货物，其他土产都是由邓名留下的人在负责，属于官吏编制。对这些官吏来说，邓名的命令是唯一需要考虑的事，既然朴烦拥有定价权，那货物卖多少欠条和他们无关，拿凭证来就可以支取货物，他们已经没有责任问题了。

其他的货物都没有问题，但盐却无法用于佑明给的那种欠条凭证交易到，因为朴烦虽然有大部分货物的定价权，但是盐价他是管不到的，盐价是由盐商来定的。

在盐行的人眼里，这就是一下子让他们的售价变成原来的三分之一左右，这是他们绝对不能同意的，因此任凭朴烦好说歹说，这些盐商的手下就是不同意降价出售食盐。

正好卢欢押送着新一批川盐抵达武汉，现在成都的五大盐行对外已经形成攻守同盟，采用统一的价格和政策，然后平分利润。听说卢欢抵达后，朴烦和于佑明就赶紧跑去找他，希望他能出面修改对武昌的食盐价格，好让成都工业银行的凭据能够拥有更好的信用。

“我们当然不能降价。”得知对方的要求后，卢欢把头摇得如同拨浪鼓：“我肯定不同意，就算我同意，其他四家也不会同意；不错，我有权修改程都府盐商联合会在武昌的政策，但肯定不能不经过他人同意就做出这么大的修改。”

于佑明指出，虽然售价下降了三分之一，但欠条的购买力也提高了，所以并没有亏。

但卢欢依旧不为所动：“欠条是不是能够兑换更多的银子和我们没有关系，因为对我们来说银子没有用，这里每卖一百斤盐，我们就需要向刘知府缴纳一百元的赋税；每代售一百斤的淮盐，除了缴纳一百元元的税赋，还要再交给刘知府五十元的分成。我怎么可能降低售价到一百斤盐六十六元呢？那样每卖一百斤盐我们就要赔八十多！”

至于那部分可以不收欠条而是用银子来交换的盐，卢欢指出他也并没有从这个协议中得到任何好处：“与其辛苦地收你发的欠条凭据，我宁可直接收银子，提督和刘知府一样给我们盐商购买铁矿、船只的许可了，不行，你们工业银行的欠条凭据我们不能接受。”

第三节　上风

现在成都的权利分配依旧很混乱，邓名没有在成都进行长期停留的时间，每次都是搭建一个框架就急急忙忙出征，而且总是一去就数个月不归，这导致成都各派都有争夺权力的空间和机会。

对邓名来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川军不进攻就是等死，每次暂停进攻都是往毁灭的悬崖边迈了一大步。因此邓名不可能考虑留下监督、指导成都的发展，再说对外掠夺对发展成都也有极大的益处，迄今为止邓名从李国英手中捞到的东西最少，但就是那几百、上千头牛，四川自己就是闷头鼓捣几年也别想鼓捣出来。

虽然上次离开成都前邓名组建了税务局，并把税收工作从知府衙门转移到了税务衙门，但在邓名离开时还没有尽数完成。等邓名越过武昌向下游进发后，刘晋戈也就停止向税务局移交权利，即使在邓名的框架上后者都是知府衙门的下属机构，对此自然也是无可奈何。

邓名对川盐很重视，因此刘晋戈对此也很重视，他因为精力问题不能插手各个行业，之前把管不过来的行业大都移交给了秦修彩，但盐业利润又高，又是邓名的重点扶持项目，刘知府当然牢牢握在手中不肯松手，盐税问题刘晋戈一向是亲自过问的，就连税款都是直接上缴给知府衙门而不是通过税务局。

成都的大部分人对此也视为理所当然，其中包括税务局长秦修彩在内。

税款直接上缴给知府衙门才是传统，而税务局这个中间结构反倒是新兴事物，当初邓名建立这个机构的理由也是为了帮助刘晋戈分忧——成都官员也都接受了这个说法。既然是帮忙的，那换言之就是帮刘晋戈处理他不想受的累，而刘知府很愿意亲历亲为的事情税务局自然管不着。

有知府衙门撑腰，卢欢对朴烦这个税务局副局长没有一点儿畏惧心理，还不依不饶地对税务副局长说道：“若是税务局能退还我们的税，让川盐的盈利维持在每百斤百元，代售的淮盐每百斤五十元的话，我们可以考虑接受朴局长的定价。”

朴烦当然做不到，盐税是邓名定下的，就连刘晋戈都未必能修改，再说税也不是税务局收的，他去哪里给盐商退税？

见朴烦不说话后，卢欢又冲着于佑明说道：“如果我们在武昌每收一元工业银行的凭据，工业银行都按照三倍的价格在成都补偿我们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接受。”

于佑明当然也答应不了，其实就算于佑明答应，卢欢的考虑结果多半还是不接受，因为就算成都工业银行给三倍兑换率，对盐商来说不过是没有吃亏而已。但现在武昌欠条紧缺，这三分之一需要欠条的盐可以溢价卖出。现在盐商的惯常做法是，按照成都知府衙门的意思，让武昌用知府衙门指定的物资来交换，其中甚至还包括人口——虽然邓名走之前曾指示刘晋戈要找机会获得工匠，将来有可能的话要设法输入火药和青铜，但鉴于成都男多女少的严峻形势，刘晋戈已经把邓名的政策修改为输入未婚女子为优先。

除了背靠知府衙门这靠山外，卢欢还隐隐觉得自己是比于佑明和朴烦更高等的国民，他和其他盐商都是刘曜的辅兵，不管他们辅兵在军中的地位多么低微，卢欢他们依旧是川军本土派，是成都最早的势力。盐商雇佣的人手中，也是以本土派为主，尤其是曾经在刘曜、杨有才手下服过役的人，更是深得卢欢等人的青睐，从绵竹、江油、剑阁等地驻军中退役的人，虽然距离稍远但也属于卢欢划分中的最高等人。邓名手下的五大将中，卢欢他们最喜欢的是李星汉，认为他是本土派的人；虽然刘曜、杨有才以及他们的心腹神神秘秘地不肯透露清楚，但卢欢他们都听说过不少关于拥立的传言，那就是刘曜、杨有才、李星汉这些本土派曾经抱团拥立过少蜀王邓提督。

其次就是虁东军，虽然这帮贼名还没有洗清，但他们也算是四川人，因此在卢欢这批人眼中，周开荒是邓名五大将第二顺眼的。现任成都知府刘晋戈出身和周开荒差不多，而且这位刘知府听说也曾跟着邓提督在东川府征战，还为保护邓提督受过伤，因此卢欢对他也是很尊敬的。

再次就是建昌那批人，西贼是川军的敌人，现在虽然迷途知返向少蜀王输诚，但显然不能和嫡系川军相比，而且卢欢他们认为这些西营的忠诚依旧可疑，这从西营出身的五虎之一赵天霸身上也可以找到迹象，比如他就不肯追随邓提督东川和昆明——卢欢他们既分不清建昌西军和赵天霸的关系，也不知道赵天霸去不了东川府的真正理由。

而于佑明这种明显是从外地逃难进川的蛮子，虽然是明军嫡系而不是什么贼，但在卢欢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和西营基本持平。按说朴烦也是四川人，应该能被划分进本土明军嫡系，可不幸的是他的熊兰的手下，熊兰反复叛变的事情在成都已经传开了，因此在本土派眼中，熊兰一伙儿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和西贼看齐去了。

本土嫡系的出身，还得到邓名的大力扶持，这次明军甚至会为川盐盐商的利益而改变战略，这让卢欢、叶天明他们高人一等的心理变得越来越强烈。正是因为心态的改变，本来他们这些辅兵一说起曾经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战兵就咬牙切齿，但现在他们反倒在退役后开始生出同袍的感情来。上个月挣了一些钱后，卢欢、叶天明等几个盐商还专门去了一趟都江堰，请当年把他们绑架进军队的几个战兵介绍人吃饭，这几个盐商摆了一桌子好菜，认为若不是当年被他们带进军队，也不有他们几个的今天——人不能忘本。那几个战兵都吃的眉开眼笑，有一个一边吃还一边不好意思地嚷嚷：“我吃得太多啊，我吃得太多啊。”

尽管在盐商这里碰了一鼻子的灰，但工业银行的欠条凭据还是获得了基本的信用，因为除了食盐以外，其他的货物都不是私人所有而是公家的东西。有朴烦背书免责，留守人员没有必要和武昌方面的好处过不去，再说他们本来也没有定价的职权，对他们来说这些公家的东西到底怎么处理都与他们无关，去干涉定价的事情完全是多管闲事。虽然换不到盐让陆尘音感到有些遗憾，不过这也就是美中不足罢了，其他货物的利润也很大，完全可以满足。

……

在又一次和邓名会面时，周培公随口提起了福建的战事。

“周布政使有什么内部消息么？”邓名漫不经心地问道，在他看来根本不可能从周培公口中听到实话，因为任何郑成功胜利的消息都是对邓名的利好消息，闽军的胜利越是辉煌，邓名在谈判中的地位就会越有利，现在周培公作为他的谈判对手，正确的策略就是否认一切有利于闽军的传闻，将其统统斥为宣传和谣言。这道理很浅显，邓名知道周培公一定很清楚，所以对冲他口中听到明军的好消息不抱任何希望，而如果周培公说了明军的坏话，那邓名首先也会怀疑这是对方企图增加自己的谈判筹码而不是当真——既然不可能听到好话，也不能相信对方的坏话，那和周培公讨论福建的形势完全是浪费时间，这也是邓名漫不经心的原因。

“朝廷以贝子洛托取代达素为安南大将军一事，想必邓提督已经知晓了吧？”

“知道了。”邓名轻轻点头，他对自己前世这一段历史并不是很清楚，因此在听到这个消息后，邓名的第一印象就是郑成功取得的胜利很有限。虽然对清朝历史没有太大的兴趣，不过禁海令这个名词邓名还是有印象的，在穿越到这个时代后，邓名发现满清还没有开始禁海，随着他对军队、经济有所了解后，他开始意识到这命令后面的意义，明白只有在郑军拥有很大优势时才会迫使清廷使用这种损人不利己的政策。

刚听说达素去攻打厦门时，邓名曾经暗自猜测这会不会是禁海令的开始，为了避免被被人看成神棍，邓名只能把这个猜测藏在肚子里。不过在得知达素仅仅只得到一个降职的处分后，邓名感到自己的希望破灭了，他甚至怀疑自己的到来让郑成功的胜利缩水了。

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