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清-第1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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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替李国英收获他的粮食。如果李国英又想搞军屯，又不肯让我替他收获粮食的话，那他要防守的地方就太多了。现在他要守住的只是重庆、保宁、广元等几个据点而已，而那个时候他要守住几十、上百万亩的田地，需要的军队至少是现在的几倍规模吧？为了预警和保护屯丁，他要修多少碉堡、驿站、烽火台？需要的人力从哪里来？消耗的粮食呢？就是他能把军屯建立起来，能种得出这么多东西么？”

现在清廷要养活的不过是几万守军而已，单纯建立一些军屯也不需要太多的物资——当然，那样军屯到底是给谁种就不好说了——但如果想把整个军屯区守得密不透风，李国英需要十几万披甲、几十万屯丁，还有无数的筑城建堡修路的劳力，保宁、重庆一带就得养上几十万、甚至近百万军队。

“军屯没有几年见不到效果，在都府的骚扰下，就是十几年都未必能出效果，这期间都要靠北京调拨物资来养活。如果在这里养上几十万军队，那么贵州肯定要放弃了，两广恐怕也空虚得像不设防一样了。”邓名笑道，他估计清廷很快就会意识到决策失误，邓名甚至有点奇怪清廷为何会突然这么重视西南：“如果清廷想修一条保宁——重庆防线，建立一支保宁——重庆劲旅，我是很欢迎的，但恐怕清廷里面也有明白人，顶多一两年就会回过味来。等清廷自己放弃重庆之后，我们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地拿下。”

至于重庆眼下的威胁，邓名认为也在可容忍的范围内。重庆虽然重要，但重庆最大的作用是能够给清廷的水师提供一个驻扎地。能不能控制长江，归根结底不是重庆，而是水师。如果清廷的荆州、吴越水师逆流而上，开到重庆驻扎，那么明军在成都和万县之间的交通肯定会被切断。可是现在江陵、夷陵都在明军的手中，一条清军的船也别想从下游驶入夔门，更别说重庆了。北人善马、南人善舟，甘陕绿营造一些粮船运输辎重，或是借助地势阻止明军打进嘉陵江都没有问题。但让他们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水师，把明军的长江水师打垮，他们还远没有这个本事。几年后，等明军侦察清楚嘉陵江的水文地理，说不定清军嘉陵江水师想借助地势阻挡明军都办不到了。

袁宗第不得不承认，如果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看，清军增兵重庆很难说清利弊，对四川明军的压力虽然大增，但对其他地方的明军则是利好消息。袁宗第又看了邓名一眼，知道这个年轻人对肩负更大的压力从来都没有过怨言：“或许几年之后，李国英从中尝到甜头后，就舍不得放弃重庆了。”

“是，我也这么想过。”如果清廷倾力修筑保宁——重庆防线，打造保宁——重庆劲旅的话，收益最大的当然是李国英这些地方的清军文武官员。邓名道：“不过袁将军应该对李国英也有所了解，虽然他肯定有私心，但并不是个被私心压倒，完全不顾大局的人，不然也不会把王明德等人的俘虏都用牛换回去了；我和李国英、赵良栋交战时，如果他们不是在危急关头互相信任、齐心协力，清军绝对没法那么容易脱身的。”

袁宗第也和李国英交手过多次，知道李国英的为人，虽然最后关头会逃走，但在彻底绝望前，李国英还是会全力以赴地坚持下去。袁宗第情不自禁地点点头，赞同道：“他确实不是袁崇焕。”

“所以李国英恐怕不会拼命向北京讨要物资。如果他发现重庆有如鸡肋，军屯也难以建立起来后，他就会放弃重庆。”

“那李国英只有寄希望于北京了。”袁宗第说道。

“恐怕也指望不上。”邓名遗憾地摇摇头。顺治虽然口称崇祯为大哥，但顺治的性格和崇祯不同，要狡猾得多：“远的不说，就说北京对吴三桂、洪承畴的处置，就能看出北京并非不通权变。我不知道北京为什么突然对重庆有了兴趣，莫名其妙地投入很大的财力，等到北京意识到单单靠重庆无法困死我们，起码是得不偿失后，北京也会停止这种无益之举。”

说到这里，邓名突然感到思维有点模糊，好像｛~文~｝自己｛~人~｝的分｛~书~｝析有｛~屋~｝什么漏洞似的，他又仔细地回顾了一遍。没错，顺治的性格、手腕很难让人相信他会一条路走到黑，而重庆的作用到底有多大，估计有一、两年北京就能看得很清楚了。若是明军在江南、湖广闹出更大的动静的话，顺治或许就会更早反应过来，停止向重庆这个次要战场投入巨额的经费。

“我的分析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啊，顶多一两年，顺治就会意识到错误，然后纠正错误。”邓名在心中把思路整理了一遍，模模糊糊地感觉好像其中有个巨大的漏洞，可以导致他的整个推论都不成立，但却抓不住这个隐隐约约不肯露出真面目的理由。

袁宗第也赞同邓名的分析，在他看来，顺治就是被邓名一通乱拳打得有点蒙，又气又恼，所以想一下子把邓名碾死。但等清廷从气急败坏中恢复过来后，肯定会恢复洪承畴过去的老政策，重新建立稳固的江防防线，切断明军进入、威胁江西、江南的通道。接下来就会重新走入比赛种田——积聚实力——夺取土地——继续种田的旧式争霸套路了。

袁宗第道：“照这么说，鞑子给提督留的时间不多啊，赶快多卖一些盐吧。”

邓名比袁宗第乐观得多，不过他也承认眼下是打开湖广市场的良机，于是不再多耽搁时间，船队继续向着下游开去。

船到了奉节的时候，邓名带着一队卫士一起登岸去拜见文安之。

邓名在成都做的事情越多，对来奉节拜见文安之就感到越畏惧。不过这次从奉节的门口经过，实在找不到借口不去登门求见。

“我在都府做的种种事情，估计文督师已经知道了，他多半憋了一肚子气，打算痛骂我一顿。”邓名一路上心中暗想：“文督师一向很注意帮我留面子，这次我带了这么多卫士来，他老人家肯定不好发作大骂我一顿。若是他要私下交谈，我就把这些卫士放在门外。一会儿通报的时候，我就说军务繁忙马上要走，文督师也就无法骂太久，让我的卫士在门外久等。我到时候给他个耳朵听着就是了。嗯，我嘴上连连称是，但就是不改，文督师又能拿我怎么办？反正他从来都不去都府。”

奉节的督师衙门里很快就走出来一个文安之的标营卫兵，让邓名带着他的卫士们一起进去。

忐忑不安地走进衙门后，邓名看到那个督师标营的卫士并没有把他往文安之的书房里带，而是领着他们往衙门的大堂去。见状邓名更是放心：“督师既然要在大堂见我，那当然就是勉励几句罢了，比我想像得还要好。”

进入大堂之后，邓名见到文安之高坐在正中，周围还有不少督师的幕僚，两侧也站着不少督师的标营卫兵，于是邓名心中更是泰然，知道在大庭广众之前，文安之无论如何也不会说重话的。

先是上前唱了个肥诺，然后邓名就把这顿时间的征战经过简要地报告了一遍。至于成都的改制，同秀才、如同秀才、权如同秀才等当然是只字不提，假装没有发生——邓名感觉越来越能揣摩到文安之的想法了。

在邓名汇报的时候，文安之认真地听着，但是始终没有插话，也没有让邓名坐下。听邓名说完后，文安之捻须思索了数秒，突然重重地哼了一声：“我听说，邓名你在成都卖官鬻爵，滥发功名，这件事怎么没听你提起？”

“这……”邓名不知该如何作答。

“功名乃是朝廷名器！多少士人寒窗苦读，历经艰辛也拿不到一个，你居然为了一石、两石粮食就卖了！”文安之拍案大怒道：“你眼里还有没有朝廷，你是存心侮辱朝廷的功名吗？”

“督师息怒。”文安之突发雷霆之怒，不但邓名震惊得说不出话来，文安之的幕僚也人人错愕，已经有人出头想替邓名求情。

“休要多言！”文安之的手一摆，阻止了那个想要开口的幕僚，然后从座位上站起来，拿着拐杖健步如飞地走到邓名面前，痛心疾首地又把邓名喝斥了一顿。一边说，一边还不停地用拐杖敲着地面，把地上的青砖敲得砰砰响。

邓名背后有几个卫士是初次见到文安之，看着文安之一下一下用拐杖敲着地面，好像要把砖面都击碎时，这几个卫士在心里嘀咕着：“这位老督师手上的气力好大，腿脚也利索得很，他真的需要用这根拐杖吗？”

文安之生气地走到邓名背后，观察了一下他的盔甲，高举起拐杖，在最厚的位置上敲了一下：“你好自为之吧！”

邓名没有解释，低着头垂头丧气地告辞。文安之虎着脸微微点头，心里却一阵冷笑：“这个小子！刚才说什么军务繁忙，见一面就要走，明明就是想敷衍我。他带了这么多人进城，就是琢磨着我不会在众人面前给他难堪。哼，乳臭未干，还想在我的眼前玩这套，太嫩了！”

“这小子打败了李国英之后，在众人面前学汉高祖的举动，他以为我不知道么？”当初邓名的报捷使者赶来奉节时，文安之详细地向使者询问了一番，听说邓名在战场上当着将士的面前谎称脚受了伤，立刻就知道是从谁那里学来的：“要是这小子将来得偿所愿的话，青史之上，就会浓墨重彩地把今日之事记上一笔，说老夫痛斥潜龙，铁骨铮铮，忠言掷地有声。”文安之不禁又捻了一下胡须：“他多半就是想给我一个耳朵吧？他主意大着呢，口头上答应得挺好，心里知道我奈何不了他。”

“且慢！”见邓名就要迈出门槛，文安之突然又喝住他：“老夫下半年或者明年初，可能要移镇成都。”

邓名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上面再没有一丝血色。

“你军务繁忙，先去吧，等你回来，本官再与你交待此事。”文安之没有露出得意之色，只是气愤愤地一甩袖子，抢在邓名回答之前离开大堂，走回自己的书房。

“将来青史之上到底会怎么写呢？帝少年英雄，天下无敢仰视者，可是在夔州，被老夫杖责之，面无人色，抱头鼠窜。”文安之津津有味地琢磨着，走进书房时不禁长叹一声，为自己年纪大了，无法亲眼见到那一天而遗憾。

第十一节　优待

船开到夷陵就算出了三峡，一年多前邓名在巴东和刘体纯首次相遇时，后者手边有甲士两千；去年在湖广大丰收后，刘体纯已经拥有七千战兵，盔甲也焕然一新。不过此时邓名在夷陵见到刘体纯时，却得知夷陵只有一千出头战兵。而且和在巴东时不同，那时刘体纯几乎随时可以倾巢出动，但现在夷陵的明军却不可轻动，必须呆在夷陵坚守。

听邓名问起周围形势，刘体纯更是难掩忧色，现在荆州府称不上安全。荆州府西部因为与施州卫接壤还好一些——现在施州卫控制在明将王光兴手中，刘体纯与王光兴战线相接，清军难以窥视；但东部形式要紧张得多，进入岳州府的湖南清军越来越多，与明军形成对峙。

就是所谓形势较好的西部防线，其实有很大的隐患，因为李来亨、刘体纯与王光兴的关系并不好。王光兴本是楚军将领，驻守郧阳和闯营多次交战，清兵南下后王光兴的朋友们纷纷向满清投降，他坚持不降，战败后撤退到施州卫继续抵抗。川陕总督李国英因为与王光兴有一份香火情，所以一直希望能够劝降他，但无论昔日楚军故友如何劝说，王光兴始终不为所动。文安之节制川鄂军务后，王光兴也积极响应，服从文安之的部署、调遣，也能勉强在文安之的旗号下与闯营众将一起行军。

在邓名的前世，王光兴对明朝的忠诚也几乎维持到了这个朝代的最后时刻，那那个宇宙里，文安之因为二谭叛变、永历弃国、云贵沦陷、南京兵败等一连串打击忧愤辞世；王光兴在文安之去世后又坚持抵抗两年，当袁宗第被李国英击败，大宁、大昌先后失守后，陷入重围的王光兴终于彻底绝望，停止抵抗认输投降。

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王光兴和闯营诸将也就是表面上的盟友，如果清军真的猛攻荆州府西部，刘体纯对王光兴到底能多快赶来支援、能出动多少部队来支援自己并无把握。因此虽然身边就是盟友，但刘体纯的军事部署完全是按照自己孤立无援这个前提来设计的。

“王将军有两万兵马，”邓名问清了刘体纯的部署后，对他的计划有些不满：“这么一大批友军就在不远处，刘将军却不想着加以利用，这实在太浪费了。”

“是号称两万兵马，”刘体纯急忙纠正道，王光兴经营施州卫多年，实力还是有一些的，不过刘体纯认为万万不可高估，王光兴手下的两万兵马他认为大部分都是屯丁，真正能上战场的也就是三、四千之数，比刘体纯之前在巴东的实力略强：“战兵能有两千就不错了，王将军手里的盔甲也没有很多。”

从湖广缴获了大批装备后，刘体纯等四人都在积极训练新兵，帮助袁宗第恢复元气就是他们那次出兵的目的之一，但刘体纯可以帮助袁宗第，却绝不会把自己的东西拿去和王光兴分享。而在湖广闹得最热闹的时候，王光兴也没有来凑热闹的意思，同样是因为他看到围在邓名身边的都是闯营众将，他不想来讨个没趣。

“总比没有强，如果刘将军肯把缴获分给王将军一些，我想王将军一定会很高兴分担荆州府压力的。”邓名在心里暗骂自己糊涂，他来回奔波，所以一直无暇去交通不便的恩施一趟，也没有给王光兴拨去一批战利品，说不定会让王光兴有什么想法了。

“提督又不是不知道，我也不富裕啊。”刘体纯一通摇头，若是援助的目标是袁宗第、郝摇旗，他会是个很慷慨的人，但既然对象是楚军旧将王光兴，那刘体纯肯定一毛不拔。

“好吧。”邓名见刘体纯如此坚决，也不好勉强，就在心里琢磨着写一封信回奉节，让文安之拨给王光兴一些军饷。之前南明朝廷不给钱粮，所以文安之也没有东西给虁东众将，不但给不了还要他们帮助出钱养奉节守兵，打仗时还要求他们服从命令，这虽然是没有办法但总不太好；上次邓名就从湖广给文安之运去了一大笔缴获，现在奉节督师标营规模扩大数倍，邓名估计文安之手里还有一些，就打算让奉节先出面安抚一下，不需要很多，再说自己也可以还给奉节。

见邓名不继续这个话题，刘体纯也暗暗松了一口气，马上把话题岔到别处，再也不提王光兴的事情。

对刘体纯来说，王光兴更像敌人而不是盟友，和三谭一样，闯营众将并从未把明军旧将当自己人看。而在两谭叛变后，刘体纯对王光兴这种明朝嫡系官兵就更不信任了，觉得就是文安之的威望都无法保证他们不再背后捅刀子。

刚才刘体纯对邓名的解释是，他不清楚王光兴能不能及时来增援，所以一切部署都要按照最坏的打算来。其实王光兴若是不来增援，那倒不是刘体纯心目最坏的情况了，要是王光兴真及时带领大军来援，刘体纯反倒会更苦恼。

“要是王光兴带着几千兵马赶到，我倒是放他入境还是不放？不放吧，督师和提督那里说不过去，会觉得我好像是个气量狭小的人，但如果放王光兴来，谁敢说他心里有什么打算？我听说李国英给王光兴写过很多封信了，虽说王光兴把这些信都交给文督师了，但我可不是文督师，我不知道王光兴有没有心动。”刘体纯心里转着这些念头，只是没有和邓名明说罢了：“不来最好，来了我还要派一支军队防备他。提督虽然是宗室，但有句话说的没错，二十年前是闯、西和明军打，现在还是一样，只不过改了个名字罢了，我们变明军了、他们变清军了。”

刘体纯觉得侧翼的王光兴行动难以预测，清军方面和他的看法也差不多，不清楚如果和刘体纯交战的话，王光兴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行动。这种不确定性对刘体纯也有益处，使得清军不愿意在这一带冒险。

夷陵、枝江、江陵，这一连串沿着长江的据点都牢牢握住明军手中，因为湖广水师同样在钟祥一战中损失很大。而等邓名走后，张长庚主要精力也放在稳固武昌、汉阳城防上，此外就是编练新兵以恢复再三受到歼灭性打击的湖北野战部队，所以对水师的投入微乎其微。

“张长庚竟然没有全力恢复水师，这样也好，省得我头疼如何歼灭湖广清军水师了。”听说武汉方面的主要注意力搁在陆军上后，邓名知道多半张长庚也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取而复返，他问刘体纯道：“我有意再次直捣武汉，刘将军有意同行吗？”

通过黄州等地的战争，张长庚成功地清除掉了前任的大部分影响，在要害位置上都部署了自己心腹，这其中邓名出力最大：大批被清洗的官员用的都是失陷土地的罪名，这是邓名和张长庚的协议；而收买人心的经费也是邓名给的回扣；而制造出来的紧张气氛还导致清廷不断下放更多的权利给张长庚，只要他能稳定湖北的局势，就对他各种人事任命一概许可。

虽然没有藩王的名头，不过这半年来张长庚差不多已经有藩王之实，而且还是平西王那种军政一把抓的封藩，而不是尚可喜、耿继茂那种只有军权没有治权的藩王能比的。虽然是短短半年，但张长庚已经获得了不小的满足，只是他也清楚，这种情况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过去半年朝廷始终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操心，所以对湖广控制得比较松。

等到江南恢复平静，张长庚知道朝廷就会重新关注湖广这里，总要给朝廷一些政绩才能保证这个总督宝座安如磐石。而张长庚思来想去，这个政绩只能从李来亨身上出。虽然靠邓名提供的经费张总督把湖广官场经营得不错，在北京也交到了一批手眼通天的朋友，但等他打算重建部队时，空空如也的仓库就成了大问题。

现在北京对武昌的要求并不高，就是在确保武昌的基础上，逐步收回湖北失地，同时设法支援贵州一些粮草。张长庚也不想和平西王把关系搞得太僵，就打应吴三桂等今天收获后拨去一些协饷。预支了部分收入后，张长庚能够用来重建军队的经费就更加紧张，所以他只好放弃了耗时长、见效慢的水师，打算先把湖北清军数量恢复到钟祥之战前再说。

最近张长庚更是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此事，他已经听说马逢知和张煌言都逃亡出海，达素也开始带着山东、河南绿营向福建进发。这让张长庚意识到江南安定在即，朝廷的关注重心随时可能西移武汉，而那个时候若是表现得太无能就可能导致朝廷遣师入楚——比如把达素的援军派来收复湖北失地，这对张长庚的地位、收入、人脉、威信都会造成不小的影响。

李来亨和刘体纯当然察觉到了清军实力的恢复，李来亨现在全神贯注于荆州府东部，西部全部交给刘体纯出力。

听到邓名的问题后，刘体纯摇了摇头，刚才他已经向邓名介绍过，现在夷陵只剩下一千多战兵，而且还无法动用。在岳州府和刘体纯对峙的清军部队虽然不断增多，但对方很多都是新兵，刘体纯最担心并不是他们，而是内部的不稳。

“地方上很多缙绅都在暗中串联，要向鞑子出卖官兵。”刘体纯告诉邓名，士人对明军有很强的抗拒情绪，到处都是类似的密谋，刘体纯之所以把大批部队派出去，就是为了防备地方士绅和清军勾结，而留在夷陵城中的明军，也时刻要做好出发镇压叛乱的准备。

“怎么会这样？”邓名闻言不禁有些吃惊，在江南的时候，士绅虽然畏惧满清的报复，但在感情上对明军并不反感，而在湖广这里缙绅给邓名的影响也是两头摇摆，对满清肯定没有死心塌地。湖广绿营的战斗力低下，和这种怀念明朝的思潮有很大的关系，所以邓名见刘体纯神色严肃地讲起叛乱密谋时，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因为缙绅抗粮。”刘体纯一语道破天机，现在明军和地方缙绅对立最严重的地区就是郝摇旗、贺珍占领区，这两个人在江汉平原上大量没收土地开辟军屯，那里的缙绅、地主已经不是密谋，而是有很多已经在带着佃户、长工武装反抗——在选择做佃户还是做贺珍他们的辅兵这点上，农民坚决地站在地主一边。

“贺珍盘剥最过。”即使是说同盟军，刘体纯也用了“盘剥”这个两个字，贺珍想在郧阳、谷城一代实行全面的军屯制度，把他曾经在汉中、大宁等地用过的办法在湖北再施行一遍，但湖北地主却不肯买账，因此当初持中立态度的郧阳人开始抵抗。据刘体纯说，虽然贺珍依靠军队能够把大部分叛乱镇压下去，但这牵制住了贺珍大部分精力，让他根本无法支援襄阳的郝摇旗。

而贺珍的军屯建设恐怕也不顺利，现在和他在汉中作威作福时不同，湖北明军控制范围不大，而且是新占领区，百姓可以很容易地逃亡，很多人宁可背井离乡也不愿意被编入军屯——虽然给地主做佃户也未必能吃饱，但至少不会整日在皮鞭下劳作，或是担心性命不保。

郝摇旗的政策比贺珍温和一些，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想大搞军屯，而是因为他承担了来自武昌的主要压力，如果像贺珍那样不顾一切的话那他就没法保持对清军的战线了。

“当初提督告诉郝将军、贺将军，若是河南绿营增援，那就可以放弃钟祥，逐步退往襄阳。现在河南绿营并没有来，但钟祥以东已经全部放弃了，我估计等收获后，郝将军就会主动放弃钟祥，退向襄阳了。”刘体纯并没有亲眼看到汉水流域的形势，不过他觉得并不乐观。层出不穷的叛乱和向清军通风报信，让郝摇旗不敢把大军散布在广阔的领土上，钟祥以东的土地都是郝摇旗主动放弃的，退到钟祥后，郝摇旗就像李来亨求助——因为贺珍正在忙着应付自己着火的后院，无力派出增援——幸好坐镇江陵的李来亨实力强大，给钟祥侧翼派去援军，加上清军实力不济，两军就在钟祥附近形成对峙局面。

“你们也要全境搞军屯吗？”邓名听后大吃一惊，他知道闯营缺乏行政人才和经验，袁象、刘晋戈的表现就不止一次让邓名感到头疼，但没有想到他们的父辈也丝毫不比他们强，除了军屯就没有第二套招数。

“我们当然不会全搞成军屯，我们只是没收一些给鞑子死心塌地卖命的狗官的土地。”刘体纯还自豪地告诉邓名，他与农民做买卖时不但是公平买卖，而且还体贴地多付一些银子。

“你怎么知道谁是死心塌地、谁不是？难道你会一个个问过来么？你还不是要依靠原来的胥吏？别说你不依靠这些人，你总不能占卜断定谁是心存大明、谁是甘为异族走狗吧？我担心这会给一些人奸猾胥吏上下其手的机会。”虽然刘体纯比邓名年长很多，还是一个起义者，但他对官吏的认识实际是非常有限的，邓名可是从媒体上见惯了官吏的嘴脸：“至于多给农民银子，那就不是公平买卖了，我觉得这也未必好，如此小恩小惠未必能有太大的效果。现在我们有钱所以可以这么做，将来没钱了怎么办？发现我们突然不犯傻后，那些满怀希望而来的农民说不定会生气，或是觉得我们看不起他，还是公平买卖为好，能做到公平买卖就不错了。”

毕竟刘体纯的岁数要大得多，邓名点到为止，马上又把话题拽回来：“既然你们不大办军屯，怎么还有人去清军那边通风报信？”

“总有些人数典忘祖。”刘体纯说道，顿了一顿又道：“有好多有功名的士人要求免税，说鞑子都不收他们的税，我们当然也不能收。小老虎和我都不同意，就吵起来了。”

“嗯，我明白了。”虽然刘体纯没提，不过他和李来亨的脾气邓名也有所了解，有人为此挨了板子，甚至被抄没家产都不稀奇，这样的举动在邓名看来未必是大错，但在缙绅眼里无疑就是流寇作风——就好比王夫之的好友蒙正发吧，这个被王夫之称为南明敢战第一人的蒙先生是有功名的士人，从江南跑到湖广参加义军，后见明军屡败，蒙正发就离开军队去找清军将领，称自己尚未有后、感觉很不孝所以不想打了。

普通明军官兵投降是不是能保住性命是不好说的，但蒙正发作为有功名的士子，投降一切好说，清军请蒙正发吃了一顿好饭，还送他还乡的盘缠。回到江南后，蒙正发也确实娶了十几房妻妾，全了孝道；被他痛骂为坏天下事的闯营将士战死疆场，而他老先生却能安享天年，死后还能被朋友们美誉为南明敢战第一人——优待士人是明清双方都遵守的游戏规则。

“夷陵这里收士人多少的税？”邓名问道。

“夷陵这里，有功名的免税。”刘体纯不假思索地答道。

“可刘将军不是刚说你们不同意给缙绅免税么？”邓名感觉这是太明显的自相矛盾了。

“可这里是夷陵啊，是督师的老家，我怎么会不同意给这里的士人免税？”刘体纯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似乎还很奇怪邓名为何会有此一问：“总是要督师的乡亲沾光的，再说也不差夷陵这里的这么点钱，夷陵以外一律不免。”

第十二节　征税

以前邓名和闯营众将交谈的时候，就感到他们对明廷的治理方法有很强的抵触心理，对此邓名非常能够理解。闯营的人都是被明政府逼得活不下去才起来造反的，他们触目所及，都是民不聊生的景象，既然如此他们自然会认为明廷的统治办法有极大的问题——也确实如此。

不过闯营自己的治理手段也是乏善可陈，李自成举事以后，一直到进入北京之前，都没有文人投靠他。仅有的一个牛金星还是因为和人打官司被下狱，适逢李自成攻破城池才投了闯，在加入闯营之前，牛金星同样没有过任何参与行政工作的经历。

在穿越之前，邓名对这个时代的知识传播速度并无了解，等他亲身和这个时代的人交流过以后，才发现在这个没有媒体、报纸，没有大量便宜书籍的时代，普通人对管理、行政近乎于一无所知。刘体纯等人知道官吏的名称，但对政府有何职能，该如何去实现职能都完全不清楚。

李自成攻破北京后，拿出的办法就是不问青红皂白地全国性的三年免征，政府必须的维持经费通过拷掠明朝高官来获得，先不谈这个方案的弊病，就是执行效果邓名也不看好——他听文安之说过，李自成几乎全盘继承了明朝的官吏体系，这个免征政策到底会在基层执行成什么样子，最终受益的人都是什么人？邓名对此非常怀疑。

虽然执行效果肯定会打折扣，而且文安之还痛恨李自成至极，不过在给邓名私下授课时，文督师还是公正地评价道：听说大顺广泛推行免税制度后，黄河流域的饥民、流民还是大量返回故土，社会生产开始迅速恢复。可除了拷掠，李自成、牛金星都完全不知道该如何维持他们的政府，虽然有大批农民从大顺的政策中受益，但李自成全完全无力动员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