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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居一品-第5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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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无比，多少天下英才因此壮志未酬，多少天才的大脑，全都空耗在勾心斗角之中？
必须承认，正是得益于令人目不暇接的人员更迭，沈默才能在这样的年纪便坐上首辅之位，这是他一人的幸运。但同时，如此频繁的执政交替，使国家的政策没有延续性，朝令夕改成了家常便饭，前后矛盾更使首相的权威也大打折扣……官员们根本不知道，你会当多长时间的宰相便下台，自然名正言顺的敷衍塞责，就等着看你的笑话了。
这种现象，高拱扭转了大半，因为他让百官知道，只要隆庆皇帝在一天，自己就是无敌的。他又兼着吏部尚书，谁要是不乖乖听话，只能卷铺盖滚蛋。所以才能在短短几年之内，使风气为之一变。然而先帝猝然驾崩，高阁老也跟着倒台，这使官员们再次看到了偷奸耍滑的机会，好容易扭转的风气，眼看要急转直下。
所以沈默的当务之急，是立刻将浮躁的人心安定下来，让他们认清形势，虽然首辅换人了，却休想再回到从前。这一点，他几乎没怎么费力就做到了。因为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他这一任首辅，手里有前无古人的大权力，哪怕是汉唐时的宰相也比不了。
高拱走了，张居正也开始长期泡病号，内阁里再也没有能跟他呛声的了。朝廷上下的大事小情，都由他票拟处理意见，批完后，发到司礼监去照抄、盖章……经过冯保的事情，司礼监的批红权和留中权已经被彻底剥夺；而皇帝还小，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而李太后亲笔作序的《女诫》，已经在全国范围刊发，自然也不好意思干政。所以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全由他说了算。
这个时候，只要让大臣们都能得到点好处，别让他们以为你要独裁，基本上就没人敢闹腾。所以首辅大人以廷寄的方式，正式知会各衙门，说我老师那‘三还’，实在是很不错，以后也是我的执政方略了。
所谓三还者——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也！
这是摆明了要大家一起发财，百官十分高兴。但也有不少人担心，难道他要摒弃高拱的那一套，重回徐阁老时代。这种担心持续没多久，便烟消云散了，因为沈式内阁的工作重点，就放在了落实高拱时期没来得及落实的政令上。
最重要的，自然是那《陈五事疏》。
第八八三章 流年（中）
表面上看，落实《陈五事疏》，是为了安定人心，向遍布朝野的高党中人证明，沈氏内阁还是会按照前任首辅的路线走下去。因此不会有大范围的人员更迭，大家可以继续安心当官。
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落实《陈五事疏》的过程，就是内阁权力扩大化和合法化的过程。因为《陈五事疏》所提的五条——‘御门听政，设案览章，事必面奏，按章处事，章奏不可留中’，看起来是一份皇帝练习政务的详细指南。但实际上，却是一份要求权力的政治纲领。
时下所谓‘入阁拜相’，即官员成为内阁大学士后，朝野便以宰相视之。不仅老百姓和官员这样认为，就连皇帝也公然在谕旨中说‘汝等名为阁臣，实为宰相’……但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并非真的宰相。
因为本朝不设宰相，内阁大学士虽代行相权，但从制度上来说，这种做法实有暧昧不明之处……其实大学士本身只有五品，原属文学侍从之臣，其职责为替皇帝撰拟诏诰，润色御批公文的辞句，说白了就是皇帝的机要秘书。虽然后来内阁的职权就由于处理政事的需要而越来越大，大学士一职也愈发向前朝宰相看齐，但始终无法摆脱有实无名的尴尬——他们其实是在替皇帝批答奏折，以皇帝的名义发出诏令，其与司礼监的宦官殊无二致。
权力来自皇帝，就意味着皇帝可以随时将你罢免，断绝你的权力。
现在皇帝只有不到十岁，沈默倒不虞自己突然被罢免，但也正因为如此，再以皇帝名义下达政令，难免会被朝野质疑——这到底是皇帝的意思，还是你沈阁老的主意？
还是那句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先将手头的权力合法化，再名正言顺的行使，这才是王道。最有利的条件是，这件注定要找骂名的事情，已经由高拱做完了最艰难的部分——一个月前，便以皇帝的名义批红成宪，并在邸报刊发。沈默只需要打着高拱的旗号，切实落实下去便可。
※※※※
首先是落实‘御门听政’，鉴于皇帝正处在长身体、学知识的年纪，每个月只在朔、望两日上朝两次，不必过问平日政务，只有发生大事的时候，才由皇帝召集内阁、部院大臣共同解决；如果没有大事，那么请太后和皇帝就安生地休息，静等皇帝长大。
然后是‘设案览章’，规定内侍官每日设御案，摆上最新收到的奏章，然后出门，待御览毕，发内阁拟票。内阁票拟后再行呈览，皇帝认为没问题，即可批红发行。这是为了让皇帝练习政体，更是为了向天下人表明，一切旨意皆出圣裁。
第三是‘事必面奏’，与第二条是同样用意。
重点在第四，第五条，‘按章处事和章奏不可留中’上，这两条规定了皇帝的批红必须以票拟为准，若票拟不和圣意，可以打回重拟。如果有未经票拟径自内批的情况，请允许内阁大臣执奏明白方可实施。而且皇帝不能扣住奏章不发，倘有未发者，容原具本之人仍具原本请乞明旨。为此命通政司在进封奏章时，应将当日奏章数目，开送六科备照，倘有未下者，由科臣奏讨明白。
这后两条，其实是很招人眼的，原本哪怕是高拱时代已经提请获批，现在落实下去，也会招致轩然大波。然而因为之前冯保一区区阉竖，险些矫诏罢免了首辅，令朝野无不震惊。所以这两条政令，便被视为是对冯保事件的痛定思痛，防止司礼监再次作乱而设。
沈默利用了对宦官干政声讨的浪潮，将司礼监的权柄收归内阁，待到浪潮退去，人们冷静下来，也只能苦笑着接受了……毕竟，皇帝这么小，权力操之于内阁，总好过在死太监的手里。
至此，帝国最高行政机构，终于完成了权力的转移，内阁独揽大权，再无司礼监掣肘……至少在皇帝亲政以前，位于皇城东南角的文渊阁，就成了大明朝真正的权力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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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陈五事疏》以后，另一件事情也刻不容缓了。那就是高拱去后留下的权力空白，需要马上填补。
首先，高拱原先除首辅外，还兼任吏部尚书。现在天官出缺，经由廷推之后，朝中最负重望的大臣杨博，接任了这个职位。
这时候，久病的大学士高仪去世了，加上张居正病休，内阁中只剩下沈默与张四维两个。增补大学士刻不容缓，经过廷推之后，吏部左侍郎魏学曾、礼部左侍郎诸大绶、右都御史陆树声入阁。
高仪还空出了礼部尚书，由南京礼部尚书孙铤接任。
在这一系列人事变动中，沈默始终谨守着廷推的原则，并未干涉过人选的确定，并且通过圣旨明确规定，今后凡是四品官员的任命，必须由吏部尚书主持会推，三品以上官员，必须经由内阁大臣和部院长官廷推方可任命，其他方式无效。
这本就是约定俗成的规矩，沈默只是以圣旨的形式，将其法令化和确定化。而且沈默凸显了吏部尚书的职权，并未使内阁一家独大，而是实行中枢机构的二元制，即天官和首辅分权制衡，这让杨博十分的满意，也堵住了说他要独裁的悠悠众口。
在入阁人选上，除了诸大绶之外，魏学曾和陆树声，都不算沈默的亲信，这又让人看到了首辅大人的一颗公心。然而实际上，魏学曾号称大炮，陆树声是嘉靖二十年的会元，都是出了名的道德之士，两人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没有私党，也不会结党。
一个月后，刑部尚书马自强致仕，由本部左侍郎孙鑨接任。诸人以外，工部尚书朱衡、左都御史葛守礼留任。至此，京中内阁、六部和都察院的大僚确定下来，沈默便适时推行他的‘以用舍刑赏还公论’，规定但凡军国大事、国策制定等朝廷重大事项，必须经由廷议，如果无法议出结果，则以投票决策。像廷推一样，廷议自来就有。至于投票决策，这也不是新鲜玩意儿了，当年‘封贡议和’之时，高拱便玩过这手，当时便十分顺利的推行，现在沈默将其固定下来，自然也没什么阻力。
最初百官担心，沈默将司礼监手中的权力收归内阁，会不会展开前无古人的独裁，那样不管他沈阁老多么德高望重，百官也不会跟他合作的。但是沈默将最重要的人事权和立法行政权再次从内阁分出，交由公卿大臣共同决策，这下子就迥异于高拱那样的独裁者，反而给人以推诚布公，集思广益的感觉，这是他少受非议的重要原因。
然而只有对朝政最谙熟者才会明白，沈默仍然掌握着说一不二的权力，因为在六部之中，沈默的同门亲信，便占据了兵、刑、礼三尚书，以及十二位侍郎中的七人。无论是廷推还是廷议，都有人数过半的优势，这样无论他想做什么，还是没有人能反对。
不过这终究让大家看到了希望，再不是严嵩、高拱时期那样的一言堂——只要你有足够资格参加廷推，就能参与进国家大事的决策，这样最低可以保证自身的利益，最高可以决定国家的走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毕竟在之前，大家已经做好首辅独裁的准备，现在沈默却把权力与大家分享，虽然他仍然占大头，但大家都视之为天经地义，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都是很满足很满足的。
这是对高级官员的安抚，对于中下层官员，首相大人的精力，主要放在了解决京官的生活问题上……
隆庆六年十月，有大臣上书言事，说礼部的六品主事，因为家贫，母亲去世无法发丧。为此，沈默要求有司调查在京官员的生活状况，得出的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六品京官的薪俸，居然比不上京城做粗活的苦力。而且大明至今还在执行二百年前，太祖皇帝制定的薪俸标准。二百年间，物价翻了几翻，尤其是最近几年，各种物价连番上涨，官员的薪俸更显微薄——还是以人数最多的六品官为例，把每月全部俸禄拿出来买米，刚够一个五口之家糊口，但油盐酱醋茶哪样不要钱？还有那么多的人情世故呢？
沈默在给皇帝上书中说，薪俸过低，使但有职权者，无不吃拿卡要，曰不如此无法养家也。然而大多数官员并没有贪赃枉法的机会，生活极为寒酸，甚至要妻儿做工贴补家用。这就造成了一种怪现象，只有敢下黑手者才能过上好日子，越是清廉自守者，就越发清苦难捱。遂使贪污受贿为正途，使清廉自守为无能。长此以往，风气大坏，传之地方，则百姓亦深受其苦也。
皇帝看后，深以为然，命内阁主持廷推商议为官员加俸。经过激烈的辩论后，直接加俸的方案被否决，因为那有违祖制。取而代之的，是以‘职务津贴’的形式贴补官员的生活，每年的元旦、清明、端午、中秋、重阳、乾元六个节日发放。而且这笔资金并不从两京十三省的赋税中支出，而是由朝廷在安南和吕宋的收益发放……这笔钱，原先是给隆庆皇帝花差的，现在皇帝还小用不着，就先给他的大臣们解燃眉之急了。
对于这种慨他人之慷，又能赚得好名声的事儿，大臣们自然是无不应允，于是从这一年的重阳节开始，在京官员便享受起了比俸禄还高的津贴——收入增幅最大的，是六科以及都察院的御史，他们除了与同僚相同的职务津贴外，还享受所谓的‘廉政津贴’，乱七八糟加起来，一名七品给事中拿到的薪俸，已经与三品官持平了。至少能保证其无需任何接济，便可衣食无忧，全家也能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了。
对于这次加薪，沈默对外的说法，自然是‘高薪养廉’，并且还煞有介事的重申，从此之后贪污将不会被姑息……但来自五百年后的首辅大人，十分清楚人的贪念是得寸进尺的，没有严格的监管，再高的薪俸也养不出廉政，所以他并未对此抱多少希望。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说白了就是邀买人心！
作为一名在军政地方都多年任职，并且比寻常人多了五百年见识的首辅，沈默对如何推动这个庞大帝国有清醒地认识——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能否得到大部分文官的支持，否则理论上再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全国两京十三省，近两亿人口，几百万士绅乡宦，却只有两万名官员。对于两亿黎民百姓，他们的力量自然是最大的，想要推翻一个王朝，少不了他们出力。但农民的要求又是最低的，他们不在乎谁当皇帝，朝局如何，只要有口饭吃、能活下去了，就不会起来造反，更不可能支持任何变化。所以在能活下去的时候，他们是被统治者，不读书，不明理，与统治者缺乏共同语言，合作也无从谈起。
和各地士绅合作，也不会收到很大的效果，因为他们的分布地区过广，局部利害不同，注定了无法协调。
剩下唯一可行的，就是与全体文官的合作，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首先，他们是这个国家的统治阶层，如果没有取得他们的同意，办任何事情都将此路不通；而且，作为接受同样教育，同样出身的一群人，只要沈默不表现出独裁的倾向，不侵害到他们的利益，他们便会认同他，支持他；第三点也十分重要，这个阶层的人数最少，是两亿人、几百万人收买起来简单，还是两万人收买起来简单，这笔账很好算。
所以沈默看准了一切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全体文官的互相合作，互相信赖，以致于精诚团结，众志成城。
有道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到底是要得到那些人的心，这一点没搞明白，一切都是瞎搞。
第八八三章 流年（下）
此外翻遍史书，在隆庆六年下半年，就只有上仁圣皇太后、慈圣皇太后尊号，葬大行皇帝于大峪岭几件事情，其余一切都按部就班，与人们所预想的大相径庭。
本来在朝野看来，新朝的大政方针既经发表，中枢人选也分别确定，沈阁老必然会锐意进取，想有一番作为，大家也做好了被蹂躏的准备。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年轻的首辅大人，似乎缺乏创造新场面的兴趣，一切都遵循着原先的政策方针。
这不只是人们的猜测，甚至沈默本人也在不同场合数度表示说：‘仆代高阁老为首揆，一切只是人事的变动，不是政策的变动。’所以高拱时期的一切政策要继续执行，最多只会根据实际情况微调。
在私下里，他对身边人解释说，当初高阁老制定隆庆新政时，自己全程参与，可以说，自己所有的心血都浸在其中，所以虽然新郑公去国，我还是要坚持执行下去。他的这一态度，也得到了朝野的赞同，因为由高拱主导的隆庆新政，虽然只有短短四年时间，但效果极好，他不为了凸显存在感而折腾，本身就是老成沉稳的表现。
转过年来，改元万历，正月庚子沈默以皇帝的名义宣布，在全国范围推行条编之法，即所谓的一条鞭法，这项法令早就在许多地方施行，现在终于到了全国推广的时间了。
而这一条鞭法，也寄托着沈默全部的希望，这是他为华夏打出个未来的一条希望之鞭！
※※※※
沈默的灵魂来自五百年后，他知道甲申天变、华夏之殇，就在一个甲子之后。一种无可逃避的使命感，从一开始就压在他的肩膀上，也就注定了他这一生满心忧患，无心享乐。
为了不辜负上天的美意，他将个人的感情全都摒之脑后，只是为了不被扰乱心神，好全神贯注的应付官场的明枪暗箭；调查研究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思考在如何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为这个老大帝国找到一条枯木逢春的破局之路。
这是多么的困难啊！就算有北山愚公的精神，没有上帝相助，也是绝对无法成功的。
沈默就是在根本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在为大明苦苦寻找出路。他最先想到的办法是殖民拓土，趁着欧洲殖民者还不够强大，一举拿下南洋，然后登陆澳大利亚。什么土地兼并，什么粮食问题，什么贫富差距？一切问题都将不是问题，中华民族必然迎来第二次腾飞。
然而有两个时代见识的沈默清楚，本朝的一切政策都是对内的。这是文官政府的必然，他们全部精力都用在防止叛乱，维持统治上，没有开疆拓土的热情。
沈默说不要紧，你们不做我来做。什么西班牙、葡萄牙之类，一开始不就是几个疯子几条船，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航海时代么？凭我手里的实力，比他们的起点，不知道强多少倍。而且我也没打算到远处去，就是把家门口的南洋拿下，再顺势搞定澳洲呗。西班牙想要跟我争，可以，先绕过半个地球再说。至于葡萄牙，就从没在亚洲建立过政权……他们采取的是用军事据点控制航线的方法，固然对保护他们的商业利益事半功倍，但无法与主场作战的大明帝国争雄。
事实上，从一开始，葡萄牙人……即佛朗机人，就对大明朝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所以在判断清楚形势后，从嘉靖三十七年起，沈默就开始筹谋南洋，如今十五年过去了，他终于用尽心机，从西班牙口中夺取了吕宋，又以平叛为借口，将中南半岛归附王化。看起来成绩斐然，连隆庆皇帝都觉着自己可以笑对列祖列宗，但于沈默却是苦涩多于喜悦。
谁都知道，土地再多，物产再丰饶没有人愿意去，还是一片飞地！而他面临的，就是这样的窘境。当他把吕宋并入版图，给出了优越的条件，还专门派军队保护华人的利益，本以为国内那么多过不下去的，想发财的百姓，应该会蜂拥而至。
然而理想越丰满，现实就越骨感。嘉靖四十四年，吕宋归附时，华人人口在五万人，而隆庆六年的最新数据是三十万。看起来增长了六倍，似乎是成绩喜人。但稍一品啧，便是满嘴苦涩……要知道，这可是他主抓的样板工程。沈默憋着一股劲儿，想要让吕宋成为一个殖民标杆、一个华夏民族对外扩张的榜样。
所以在对吕宋的扶植上，他可谓是尽心竭力，不仅给出最优厚的条件吸引人口，甚至不惜用私信的形式，要求那些封疆大吏帮自己完成移民。令人失望的是，平日里无比恭顺的各省督抚，对此事十分抵触，以‘百姓故土难离、强迁恐生变故’为由，推诿阻塞，阳奉阴违。实在被逼无奈，便将监狱里的囚犯归拢归拢，送去吕宋交差。
众怒难犯，沈默也不能用强，他只能忍住气，心说等你们看到成效就好了。几年时间过去了，在吕宋的种植园终于进入了回报期，大米、棉花、烟草……成船成船的往大陆运。第一批到吕宋的移民都发达了。这些昔日的穷哈哈们衣锦还乡，自然引得乡亲们艳慕不已，便有许多人想要跟着下南洋。
然而官府不许，他们以各种各样理由阻止百姓离境，为此甚至驱逐那些衣锦还乡者，唯恐他们带野了人心。
沈默这下彻底看清了，症结到底在哪里，不是百姓故土难离……都已经挣扎在破产边缘，随时准备当流民了，还有什么难离的故土？而是官府抵触不配合。
而官府抵触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人走了，赋税怎么办？虽然沈默强买强卖，让官员们都认购了吕宋开发的股份，分红让大家都很开心。甚至有些大家族出身的官员，还让族人速速去吕宋购买几块种植园，作为家族产业。但到了正事儿上，还得一码归一码——我要想维持官府运转，完成朝廷的赋税指标，没有足够的百姓怎么行？
百姓即是财富的思想，深深刻在每个官员的脑海中，甚至在考察时，还会把人口是否增长，作为重要的指标，你让他们如何放人？
不打破这个桎梏，就永远无法实现大规模移民，继而一切都免谈。
所以这些年来，沈默一直苦苦思索破局之法。然而对于庞大的官僚群体来说，一个人的力量是多渺小？更何况，那还是他的立身之基，要是把官员们得罪了，自己还如何在大明立足？
好在老天爷把他扔到五百年前，不是为了欣赏他的绝望，早为他准备好了钥匙，只要他能找到正确的思路，自然就能看到希望。
经过多年的观察和思考，他确定解决之道是，且只能是‘一条鞭法’！
※※※※
在一条编法出现之前，国家赋役之法的主要特点是赋役分开，实物与货币兼收以及民收民解——赋是田赋，即以田亩数目征税。役是劳役，对户口征课，对象是户和丁，对百姓来说，是十分沉重的负担。
因为本朝一个面积中等，人口在十万左右的基层州县政权，在册的官员只有知县或知州、县丞、主簿、典史等寥寥几个人。除此之外，还有十几个以地方长官名义招募的不在册的吏员，仅靠这些人，想让一个县级行政机构运转起来，显然是不可能的。必须要有大量的免费丁壮以供驱使，才能完成政府的各种职能。
百姓的差役分四类，既是所谓‘四差’：里甲、均徭、驿传、民壮，‘里甲’的任务最初是传办公事及催征粮差，但其后发展到官府的祭祀、宴饗、营造、馈送等等，都由他们供应。‘均徭’是服务于官府的经常性的各项差役，如皂隶、狱卒、库子、防夫等。‘驿传’的职务是备办人夫、马骡、船只以传递官府文书和措办廪给口粮以款待及迎送大小过境官员。‘民壮’是用来干工程的，紧急状态下，也有民兵的作用。
在实行一条鞭法以前的赋役政策，乃是依据丁粮多少分为不同等则进行征纳，这种累进制的税收制度，奉行的是‘有力则多承担’的原则。但这种制定者设想的公平，在实际征收中，本应承担较多的赋役任务的富豪大户，却凭借贿赂官府经办人员而隐匿丁粮、逃避劳逸，反使贫苦小民承担了，本不应承担的过重的徭役负担，造成小民倾家破产、逃亡。不仅严重危害社会安定，还严重削弱了国家的财税收入。
之所以官府对于偷逃赋役的行为治理不力，是因为一个强有力的利益共同体的存在——豪绅与胥吏，有着密不可分的利害关系。胥吏，就是方才所说的不在册的吏员，他们受地方长官私人雇佣，操持地方政务……像沈默的父亲沈贺老先生，当年在衙门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这种性质。他们不在正式编制之内，也不享受朝廷俸禄。这样国家固然不必支付这一笔可观的行政费用，却也无法阻止这一群体，在受托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谋取个人利益。自然会严重损害法律的执行。
而且这些胥吏皆是出自本土本乡，和地方豪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自然而然的勾结起来，一方行贿而得以逃避赋役，一方受贿而败坏法律，这就是大明朝长期财政危机，积贫积弱的根源所在。
这世上的事情，总是有人笑就有人哭，胥吏和豪绅们笑了，老百姓就得哭，大明的皇帝也得哭，还一群人同样要哭，那就是两京十三省，一千一百多个州县的地方官。
因为地方官员是要对税收责完全责任的。宣德五年规定：‘天下官员三六年考满者俱令赴部给由，所欠税粮，立限追征，九年考满就便铨注，任内钱粮完足，方许给由。’嘉靖年间再一次重申：‘令天下官吏考满迁秩，必严核任内租税，征解足数，方许给由交代。’二百年来，征解税粮的完成程度，从来都是官员考课的硬指标，直接关系到地方官员的仕途前程。不能完成税收指标的，轻者停俸，重者不予升迁、降职。
所以说，税法的败坏直接危及地方官的利益。也正因为如此，地方官员和豪绅胥吏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而斗争的结果，往往是强龙不压地头蛇。虽然地方官掌握着一方大权，但他的权力要靠胥吏们配合才能体现，而中国自古的‘皇权不下乡’政策，也使县老爷不得不求助地方豪绅来安一方百姓。所以处处受制于人，也就不足为奇。
当年海瑞海知县甫一上任，便有胥吏劣绅想要给他吃下马威的事儿绝不是个例。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海瑞那种专治不服的本事，他们大多要不吃了亏默默忍受，要么就闹得势成水火，百弊皆出，干不了半年就灰溜溜卷铺盖滚蛋了。
其中固然有人睁一眼闭一眼，甚至和劣绅们勾结，一起鱼肉百姓。但绝大多数官员，还是要完成指标，争取早日高升的，他们也因此成为推动税政改革的力量……这也是朝廷对新科进士下榜即用的原因。那些对未来满怀希望的进士们，只会把七品知县当做起点，而不会当成终点。
然而税政改革是一个典型的零和博弈，尽管‘条编法’并没有改变税负的总额，而且其目的也不在于减轻百姓的负担。但仅仅改变了税负征收的方式，就在实际上改变了各个纳税人对税负的承担。
事实上，比起之前的税制，一条鞭法要显得简单粗暴的多，它放弃了超前的累进税制，采取了近似于一刀切的比例税制。简单说来，所谓一条鞭法，就是各项税粮合并，采用统一的税则；各项差役合并，归并到田赋中一体征收；赋税原则上不再征收实物，役也由原来的力差、银差兼征改为统一纳银；并且在征收方式上由民收民解改为官收官解，纳税人只需要交纳税银，至于田赋运送、差役征募均由官府负责，而不像原来一样，需要由老百姓送到指定地点。
虽然简单粗暴，但它却是近百年来，官员们与‘缙绅…胥吏’的艰苦斗争中，总结出的精华所在。官员们在实践中意识到，累进税制不能有效施行，问题并不在于法律内容，而是政府没有足够的执行能力，杜绝地方利益集团规避法律的行为。因此新的一条鞭法试图回避矛盾，而另辟蹊径，以简单划一来对付徇私舞弊：
首先，针对的是胥吏收受贿赂高下其手，以上作下，以下作上的弊病，索性取消不同的纳税等则，不再分什么‘官田’、‘民田’，所有田亩只按每亩多少石粮食缴纳田赋。如此一来，以整齐划一的税率，堵塞了所有确定田赋纳税等则中，可能发生的舞弊行为。
但是由实物税改为货币税，这中间便牵扯到一个折纳比例的问题。是个人便知道，只要有灵活掌握的空间，就有税收经管人员从中渔利的机会。而一条鞭法干脆一刀切，以法定的折合比率一体征银，从而避免了折纳环节的漏洞。
同时，针对劳役编派中，不同役差轻重不均，而产生的豪民避重就轻的漏洞，取消了按户丁等级编派劳役，将所有差役合并征银，所有人户也一律按统一的标准承担劳役。针对征收运送过程中官司需索、远近悬殊造成负担不均的弊端，改民收民解为官收官解，人民只要完纳税银就已完成纳税义务，避免了在税收征解环节中有司的盘剥和勒索。
由此可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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