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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徒-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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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称为“字喃”。此后，中国儒家典籍大量传入越南。宋元时期，越南刊刻过不少儒家经典和汉译佛经。出现了不少明经的儒家学者。15世纪初，明成祖曾下诏，以礼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国来，其中包括明经博学的儒学者。可见儒学在越南的影响之深。
对欧洲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儒家学说推动了欧洲近代启蒙运动，以伏尔泰、狄德罗、卢梭、洛克、休谟、魁奈、霍尔巴赫、莱布尼茨等人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启蒙先驱吸取孔孟学说，打破欧洲封建世袭和神学统治，催生发展了自由观、平等观、民主观、人权观、博爱观、理性观、无神论观等现代观念，促进了人文、政治、经济、社会乃至科学等方面学说的发展。＇1＇。
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台湾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崇文”、注重教育是儒家思想也是华人的基本价值观之一。
儒家思想鉴借
如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己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已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已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等等等等。
儒学词汇的相关解释
（1）正名
含义：客观存在的种种事物应当与他们名字的本来含义一致起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社会关系中，每一个名字包含有一定的社会责任与义务。为了使事物做到与他们名字的含义，即其理想的本质相一致，就应当努力完成责任与义务。一个国君的本质就是一个理想国君应有的品质，“为君之道”。若一个君王按照为君之道行事，他就不仅有君的“名”（名分），也有君的“实”（实质），成为名实一致。
（2）义
含义：义者宜也。是一个事物应有的样子，是一种绝对的道德律。社会的每个成员必须做某些事情，这些事情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如果一个人遵行某些道德，是为了不属于道德的其他考虑，即便他所做的客观上符合道德的要求，也依然是不义。儒家强调“义利之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3）仁
含义：“义”是一种观念形式的规范，一个人在社会里行事为人，有他应该遵行的义务和应该做的事情。而这些义务的本质便是“爱人”，即“仁”。一个人必须要有仁爱之心，才能完成其社会责任和义务。具体有如下几点：
1、一种推广程序：一个人一定要与父母兄弟有亲情，在亲情的基础上发扬光大，辐射到他人身上。
2、一种政治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步一步向外辐射。
3、一种心理原则：将人的感情心理消融在人与人的世间关系中，建立了一种现实的伦理，心理的模式。
4、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对个体提出了社会性的义务与要求，把人与人的关系和社会交往作为人的本质和仁的重要标准。
5、具有主观能动性、实践性和独立性。
（4）礼
含义：原指古人祭祀的仪式，表现了对上天和祖宗的尊敬，也体现了人间的等级和尊卑。孔子将“礼”从宗教范畴推广到人间成为人文世界的行为规范。他不仅是等级社会的外在形式，而且与人的内在理性———仁结合在一起，使“礼”的实践成为人的内发行为，达到自我控制的地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5）忠恕之道
含义：仁的实践包含为人着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之所欲，亦施于人”尽己为人谓之忠。其另一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谓之恕。忠恕之道是把仁付诸实践的途径，即“仁之方”。以自己作为尺度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来衡量别人和自己。
（6）知命
含义：儒家从“义”的理论推导出“为而无所求”的理论。每个人做事情，并不是为了其他什么目的，一个人做所当做的事情，其价值就在“做”之中，遵行了自己的义务，在道德上已经完成，而不在于达到外在的什么结果。“命”乃“天命”或“天意”，我们从事各种活动，其外表成功，都有赖于各种外部条件的配合，完全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因此，竭尽己力，成败在所不计。这就是“知命”的人生态度。“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这样，就能保持快乐。“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儒家大事之汉武帝独尊儒术
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在汉初，当时的主流思想是道家思想，所谓黄老道行无为之治。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的根本。鉴于秦朝苛政的覆灭，统治阶层意识到仁政对于维持王朝稳定统治的必要性，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已死三百余年。汉代的入学已不同于先秦儒学。它是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基础，融合阴阳家，黄老之学以及法家思想而形成的新思想体系，有利于君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术，作为独尊儒术的基础学说。在汉朝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对此问题，一些学者也有不同看法。如历史学家黄现档剑骸啊逖Ф雷鹬颍诳凸厶跫鲜怯捎诤褐廖涞郏嗄昙洌缁峋靡殉史比伲坏弁跫ㄒ嗑髁ⅲ谎跛枷胱匀磺饔谕骋弧８侵罴已到杂氲弁跫ǔ逋唬缒抑髌降龋兰抑鞣湃危鹊龋圆焕诘弁跫āＨ寮矣朊裱苑樱刖匀收系弁踝ㄖ浦巍＜又寮已捣段Ъ悖匝第⑹栊？钡湔轮疲踔烈跹粑逍械龋钥筛酱樱实眯叛稣咧凇Ｎ耍涞勰诵卸偈嬷椋征戆偌遥碚铝逖烊〉枚雷鸬匚弧Ｓ谑牵寰┦浚耙度辶执ば颉罚┑茏右约坝萌迳邢氖奔从诖耸笨肌２┦咳逖Р斡胧导收危逊俏木笆本吖俅小５笔比寮抑握苎谴笠煌场⒆鹜跫熬酝跞ㄈ罄砺邸Ｈ罄砺壑萁砸源呵铩和跽隆龇⒌恪９赜诖笠煌持枷耄洞呵锕虼ひ辍酚性疲骸霸辏海跽隆Ｔ暾吆危烤寄暌病４赫吆危克曛家玻跽呤胛剑课轿耐跻病ｊ挛妊酝醵笱哉拢客跽乱病：窝院跬跽拢看笠煌骋病！倍偈妗洞呵锓甭丁菲呔淼诙鲋认辏骸按呵镌煌跽拢唬跽呤胛剑轿耐跻玻挛妊酝醵笱哉拢跽乱玻我晕街跽拢唬骸跽撸厥苊笸酰跽撸馗恼罚追评窭郑煌秤谔煜隆ㄒ约菏苤谔煲玻跏苊酰拼嗽乱杂Ρ洌首骺埔苑钐斓兀饰街跽乱病！鬃邮恰哦霉牛龆蛔鳌Ｆ涿磐揭啾А枪欧墙瘛取：喝灞涠闹疲庇那刂疲ㄖ艿溃似渌礁闹疲低泄判屑阂猓胫苤撇煌＜慈绱笠煌持握苎В闶窍灾Ｋ酱笠煌常蓝偈娼馐汀煌澈跆熳印吹弁跫ㄖ濉５弁跫ǖ哪诤谝唬胍种浦詈睿馈洞呵锕虼罚�1．诸侯不得专封，诸侯不得专地，3．诸侯不得专讨。实则周代诸侯，专封、专地、专讨，比比皆是。第二，须抑制大夫，1．大夫不得世袭，2．大夫不得专执，大夫不得专废置君。然观周代大夫，正与此相反。尊王之说，为汉儒尊崇天子积极表示。亦与周代‘天下宗周’不同，周代天子与诸侯，不过国与国之关系，天子特为名分上之共主。而汉儒依托春秋，特立‘王者无外’之最高原则。其实春秋是‘王者有外’，《春秋公羊传·成公八年》云：‘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孔子且有‘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退于夷狄则夷狄之’之言，又何尝有内诸夏而外夷狄之主张。如成公八年，钟离之会，外吴而不外楚，郧之战，予楚而不予晋，即其例也。绝对王权之说，即天子只对天负责，不对民负责。例如灾异之变，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三十云：“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谨按灾异以见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内以自省，宜有惩于心，外以观其事，宜有验于国。’虽则帝王对天负责，然引起灾异之变之责任，乃为宰相，不是帝王，故黜罚之罪，亦为宰相，无及帝王，此无异于十七世纪英王查理一世时代盛行之王权神授说。所谓王权神授，即帝王对于国家人民具有绝对权力。此类学说，与周末“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之思想完全相反。
总之，汉儒之政治哲学，即三大理论：大一统、尊王与绝对王权，完全为汉帝而立。汉儒拥护帝王集权，别出心裁，古未之有。
汉代儒者，在思想上，既口含天意，随便造谣；在政治上，亦欲打倒一切，唯我独尊。就“打倒一切”而言：第一，欲打倒法名之学，而行德教治国。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又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可知孔子之教显然是：以刑法治国，毕竟不如德教治国尽美尽善。汉儒家之主张，未尝不是。第二，直欲以礼代律，以春秋断事。《盐铁论》卷十《刑德》对以春秋断狱，批评如下：“《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诛心之论，即春秋之义也。春秋所谓心，全依宗法及身份等级之伦理观而言，非依平等合理之法律而定。春秋之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官不能治，社会何由安宁。汉代以春秋治狱，颇不乏人。《汉书·食货志下》：“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汉书·五行志上》：“使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汉书·兄宽传》：“以古法义决疑狱，甚重之。”最著者为董仲舒，《汉书·艺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即为其例。然则武帝尊儒学，用儒生，果出于至诚，合于儒学精义乎，是又不然。彼好神仙，信巫蛊，已与“子不语怪力乱神”不合，其用张汤、杜周等为法家，直欲以刑法治国，非以德教治国，大背儒学宗旨。故宣帝即位，尝谓其子元帝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住）＇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卷九《元帝纪》）本人行动非儒，其政治施策，亦非儒。所谓尊儒，乃尊其所尊，非人所谓尊也。所以，余谓秦皇焚诗书，系禁私学，专任吏治；汉武帝黜百家，亦禁私学，杂行霸与王道，两者虽有激烈和平之异，但目的皆为思想统一、帝王集权。为功为罪，互相伯仲。世人不察，每誉汉而毁秦，谬矣。（摘录黄现ё逗捍跛枷胫洹罚亍渡ǖ幢ā罚ㄎ氖返刂芸┑谌咂冢�1941年10月8日）
儒家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
儒家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就是新儒学，新儒学又称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是新儒学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以求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书》等。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孙文的籍古创制，孙文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在《建国方略》中慕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讲稿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在《民权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溯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溯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总的说来，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没有对社会发展产生有价值的影响。
■从新中国建立到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新儒学的沉寂阶段，这一阶段不仅中国大陆的新儒学研究归于沉寂，海外新儒学亦甚少成绩。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是新儒学的恢复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尚在进行之中。恢复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过去的一些新儒学著作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学术界开始反思和讨论新儒学的功过利弊。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在过去“新儒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儒学和新儒学进行彻底的和全面的去糟取精古为今用。发展阶段的新儒学是当代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大众儒学，是一种新的新儒学研究派别，是当代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和定义是刘周在“全世界都来践行大众儒学，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倡议书）”和“刘周倡议书答疑”中首次提出的。大众儒学的主要观点是：
●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仁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成员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会的道德秩序，使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社会地位都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遵守符合自身具体情况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社会成员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所以儒学是一种超越社会形态和阶级形态的社会统治方略和社会管理学说。儒学在历史上曾经作为我国奴隶社会某些诸侯国在某些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又是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史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仁和礼的关系是仁礼一体。不讲仁只讲礼，礼就不会被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就会遭到反对；不讲礼只讲仁，社会成员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是不可分的。社会发展会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变化，礼的一些具体内容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予以改变和调整，这种改变和调整是仁的体现。
●儒学“仁礼一体”的体系中包含了法的内容，礼和法应该很好的结合。礼的作用主要是预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惩罚犯罪。对犯罪个体的惩罚不是法的全部意义，惩罚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即能不能从总体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才是惩罚的主要目的。建立分层践行的“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礼法体系，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儒学“民贵君轻”的思想，表明儒学不是把“君”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而是把“民”（即人民大众）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儒学对“舜娶而不告”和“汤武革命”的赞成，表明儒学不是片面维护居上位者的利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内涵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一方面则是：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所以，在居上位者违背仁和礼的时候，居下位者是可以采取积极的或消极的手段来维护仁和礼的。所以，儒学的本质就是大众儒学，其根本精神是维护国家社会的和谐运行。儒学不仅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统治和社会管理学说，而且与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乃至民主革命学说和共产主义说都是兼容的。
●儒学“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表明礼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就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暨全社会的和谐。儒学认为，践行仁礼和维护仁礼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汤武革命”和“舜不告而娶”的目的是“复礼”而不是作乱。所以，他们不是在破坏和谐，而是在恢复被破坏了的和谐的基础。所以，“汤武革命”与“克己复礼”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创造和谐、促进和谐的行为。儒学承认一切人（尤其是居下位者）的维护仁礼的责任和权利，可以使人们（尤其是居上位者）在违背仁礼方面，不致走得太远。可以使人们在破坏和谐基础的道路上，不致走得太远。因此，只会对维护社会和谐产生积极作用。它同时也表明礼的根本精神是：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尊重。所以，儒学文化是一种和谐的文化。
秦二十等爵
爵位制度，设置自秦国商鞅变法，以赏军功，共分二十级：一级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彻侯以一县为食邑，并得以自置吏于封地；关内侯有食邑、封户，只能衣租食税而已；大庶长以下十八等，皆有岁俸。临战，斩敌首一级（颗），即赐爵一级。秦朝、汉朝沿用此制。
授予标准，商鞅规定：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人‘甲士’（敌军的军官）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一级爵位（公士）、田一顷。宅一处和仆人一个。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证据是敌人的人头。就是说在战后，把敌人的人头砍下来，带回军营。作用证据。如果一个士兵在战场上斩获两个敌人‘甲士’首级，他做囚犯的父母就可以立即释放。如果他的妻子是奴隶，也可以转为平民。杀敌人五个‘甲士’可拥有五户人的仆人。打一次胜仗，小官升一级。大官升三级。
惩处，主要是贬职，夺禄，降职。表现不好的，还有失职行为的官吏。国家降低其爵位。消减部分（所有）俸禄。降低职务。
待遇，在军中，爵位高低不同，每顿吃的饭菜甚至都不一样。军功爵是可以传子的。如果父亲战死疆场，他的功劳可以记在儿子头上。当爵位到达五大夫可衣食300户的租税，如果军功杰出可衣食600户的。可以养士（自己的家臣与武士）。俸禄是以实物的形式向各级官吏发放的，主要是粟米。可兑换布匹。还有的时候，国君会发给一些官吏钱币，黄金，但数量少，不属于正常俸禄。秦国以年为单位发放俸禄，叫岁俸。粟米的记量单位是‘石’。秦1石=30。75公斤
爵位岁俸＇石＇
1公士50
2上造100
3簪袅150
4不更200
5大夫250
6官大夫300
7公大夫350
8公乘400
9五大夫450
10左庶长500
11右庶长550
12左更600
13中更650
14右更700
15少上造750
16大上造800
17驷车850
18大庶长900
19关内侯950
20彻候1000
汉朝时的沿革
西汉，沿用秦二十等爵，另增设王爵。初，王爵有功臣得之者，高祖时诛伐殆尽。此后，王爵仅皇族可得。早期的诸侯王国大者列郡数十，小的也有数郡，皆由诸侯王自治其国，汉廷仅为之置太傅而已，其余丞相、内史、中尉、御史大夫之类皆王自置。经过七国之乱和汉武帝下推恩令、汉成帝绥和元年改制，诸王仅得食本国租税，不得预国政。尽废内史、御史大夫、郎中令、廷尉、宗正、太仆等与汉朝设置相同的官称，改丞相为相，治事如郡太守，令中尉治事如郡都尉。自此，王国与列郡无异。东汉王国制度与西汉后期一致，国与郡等，唯改太守为相、都尉为中尉，另置傅领王府事。
西汉初大封功臣，受封列侯（避汉武帝刘彻讳，改彻侯为列侯）者一百四十三。列侯封地称国。侯国大者数万户、小者五百户。侯国置国相如县令，受命于所在郡守。列侯自置家丞、庶子、门大夫、洗马、行人等官治府事。列侯居京师则主爵中尉领之，就国则郡太守时时巡察之。东汉侯制与西汉无别，唯侯国较小，大者不过四县、小者有仅食一亭者，东汉末年，曹操在列侯、关内侯下置名号侯十八级，关中侯十七级，关外侯十六级，五大夫侯十五级，以当时蜀、吴两国所辖邑名封之，受爵者无从收取租税，开后世虚封先河。
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公元前186年《田律》和《户律》
受田数额为：关内侯95顷（每顷100亩），大庶长90顷，驷车庶长88顷，大上造86顷，少上造84顷，右更82顷，中更80顷，左更78顷，右庶长76顷，左庶长74顷，五大夫25顷，公乘20顷，公大夫9顷，官大夫7顷，大夫5顷，不更4顷，簪袅3顷，上造2顷，公士1顷半（150亩），公卒、士伍、庶人都是1顷，作为罪犯贱民的司寇、隐官都是50亩。
宅地的标准是以30步见方的土地为一“宅”，彻侯可以得到105宅，关内侯95宅，大庶长90宅，驷车庶长88宅，大上造86宅，少上造84宅，右更82宅，中更80宅，左更78宅，右庶长76宅，左庶长74宅，五大夫25宅，公乘20宅，公大夫9宅，官大夫7宅，大夫5宅，不更4宅，簪袅3宅，上造2宅，公士1宅半，作为平民的公卒、士伍、庶人每户1宅，司寇、隐官半宅。
汉武帝时，为筹措战费，令卖二十等爵（关内侯以下），致使二十等爵为人所轻。于是为将士立功者另设武功爵十一等（一级造士，二级闲舆卫，三级良士，四级元戎士，五级官首，六级秉铎，七级千夫，八级乐卿，九级执戎，十级政戾庶长，十一级军卫），后亦卖之。
第一章 白龙伏尸（一）
秦王政二十六年三月的一天，一场雷雨过后，天色依旧阴沉，丝毫没有转晴的迹象。
乌云翻滚，不时有一声声隐约雷鸣声传来，似乎是在预示着，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将要来临。
车队在泗水河畔停下，从车队中，传来了一阵阵的哭声。
“阚，不行了吗？”
从一辆牛车上，下来了一个中年男子。在他的身边，还跟着两个少女。一个年纪在十八九岁，长的明眸皓齿，水汪汪的一双杏眼中，带着悲悯之色；她牵着妹妹的手，一脸的悲戚。
中年男人问道：“麹先生也没有办法救他吗？”
官家模样的人连忙上前回答：“老爷，刘阚这是命中注定的！当年他刚生下来的时候，就有人说他是大凶之命，活不过十五岁。麹先生也尽了力，只可惜这孩子……唉，是命中注定啊。”
中年男人一脸的失落之色。
“我们从单父能逃出来，多亏了他父子舍命搏杀。刘夫战死，如今阚竟然也保不住了……福生，你且随我过去看看，他父子为我一家丧命，怎地都要给那孩子一个妥善安置才是。”
“老爷所言甚是！”
四个人走到了车队的最后方，就看见一个老妇，抱着一个魁梧少年的身子，正在哭泣。
那少年，体格看上去极为粗壮，双目紧闭，面如白纸，衣襟上沾着黑血，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一个郎中模样的老人摇着头站起来，叹了口气。
“阚媪，请节哀！”
媪，是对老妇人的一种称呼。如果用更直白的话语，就是阚老太太的意思。
这一句话，等于把事情定了性。那老妇人本是一脸的期盼，闻听郎中这一句话，沉默半晌后，发出一声尖唳，刹那间泪如雨下。
中年男子走过来，问郎中道：“麹先生，真的没救了吗？”
麹先生点点头，“这孩子在单父城外吃了一箭，正中要害。若非他身子骨强健，怕早就断了气。能挺到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个意外了……吕老爷，实在是对不住，请恕小老儿无能为力。”
中年男人说：“麹先生这话说的过了！吕某如今乃落魄之人，先生不弃，从单父随我一直到了这里，已经是仁至义尽，我又怎能责怪先生。只可惜，终究是救不得阚的性命，老夫实在是有愧于刘夫兄弟啊……福生，你去传我的话，今晚就在这里休息，安置了阚以后再动身。”
管家吃了一惊，“老爷，这荒郊野外，可不甚安全啊。再赶个十里地，就是啮桑，我们……”
中年男人的脸色一沉，“死者为大，更何况刘夫刘阚父子，还是我一家老小的救命恩人啊！”
管家很不情愿，但主人已经下定了决心，他也清楚，劝说不得。
中年男人带着两个少女走到那痛哭的老妇跟前，“阚媪，还请节哀！”
“是啊，婶婶，请节哀！”
大一点的少女蹲下身子，轻声的劝慰。那明亮的眼睛，红红的，泪水在眼眶里，不停打转。
刘家父子，和她家没有任何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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