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徒-第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作者：庚新

【由文，】

第一部　潜龙勿用

作品相关

周昌

周昌（？－前192）西汉大臣，刘邦同乡，沛县（今属江苏）人。秦时为泗水卒史。秦末农民战争中，随刘邦入关破秦，任中尉。后为御史大夫，封汾阴侯。耿直敢言。刘邦欲废太子，他直言谏止。后为赵王刘如意相，如意为吕后所杀，他托病不朝。

“期期”见于《史记·张丞相列传》：“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不奉诏。”“艾艾”见于《世说新语·言语》：“邓艾口吃，语称‘艾……艾’。”

据《史记》记载：汉初有个将军叫周昌，沛县（今属江苏）人。秦末，为泗水卒史，农民战争中归刘邦，并从刘邦入关破秦，任中尉，后升至御史大夫，封汾阴侯。周昌为人正直，敢于直言。他口吃，说起话来很费劲。当时，汉高祖刘邦想废掉太子刘盈，另立如意为太子。周昌对此坚决反对，并向刘邦提出劝谏，说：“我不善言辞，但知此事不能这么办，如陛下想废太子，我就不服从您的命令了。”因为周昌口吃，在说上述话时，把本不需重叠的“期”字说成了“期期”。而成语期期艾艾也典出于此。

任敖

任敖（公元前？——公元前179年），秦代沛县人，初为沛县狱史，素与刘邦相善。刘邦初起时，敖以客从，为御史。亡秦后，刘邦立为汉王，与楚霸王项羽争天下。刘邦东击项籍，敖迁为上党太守。高后当政时，封任敖为御史大夫。孝文元年，任敖卒，皇赐谥号“懿侯”，葬于广阿县丘底村前，清乾隆年间隆平县知县袁文涣曾吊以诗曰：

广阿城外夕阳愁，太息茫茫土一天。

古墓寒烟分野色，残碑衰草冷荒洲。

千秋事业光青史，十载勋名起汉刘。

丰沛当年成往事，萧萧叶落老松揪。

王陵

王陵（？－前181）汉初大臣。沛县（今江苏沛县西）人，秦末农民战争中，

聚众敷千人据南阳（今河南南阳）。后归刘邦。从定天下。以功封安国侯，

官至右丞相。因反对吕后封请吕为王，罢相，改任太傅，病死。

一说以宾客从刘邦起兵，并随刘邦入武关，又随入汉中。楚汉战争中，

守丰，后封雍侯。汉朝建立，改封安国侯。

雍齿

雍齿（？——前一九二年）

沛入（今江苏沛县东），出身豪强。秦二世二年（前二零八年），随刘邦起兵反秦。秦军围攻刘邦于丰乡（沛县西）。邦打败秦军后，命雍具驻守丰乡。雍经魏国人周市（音拂）诱反，遂行背叛；几经反复后，再次归向刘邦，邦以其立过许多战功，故未杀他。

汉高祖六（前二零一年）。刘邦听从张良的意见，封雍齿为什邡肃侯，食邑二千五百户，位次居五十七。

汉惠帝三年（前一九二年）雍齿卒，葬于什邡治西郊（元石公社箭台大队）。他的第三代（曾）孙雍桓，袭爵终侯。汉武旁元鼎五年（前一一二年）九月，发夜郎兵，下牂牁，会番禹。终倨不肯从军击南越；又因所筹酎（音宙，醇酒）金和献祭事不合要求。被削掉侯位，计其后代先后在什邡世袭共八十九军。

屠睢

秦朝武将。公元前214年，他率50万军队对岭南进行大规模征战，经过3年苦战，终于征服了这些地区。督修从道州到封阳、广信的这段水陆古道，历时两年，动用湘、桂、粤三地戍民四十多万人，其中因病、饿、工伤、杀伐有二十万多人遗尸工地。由此可见修建古道的凶险和艰难。

程邈

生平简介

程邈，秦代书术家。字元岑，下杜人；一作下邳人。相传他首行先将篆书改革为隶书。蔡邕称其“删古立隶文”。唐代张怀瓘《书断》称：“传邈善大篆，初为县之狱吏，得罪始皇，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损益大小篆方圆笔法，成隶书三千字，始皇称善，释其罪而用为御史，以其便于官狱隶人佐书，故名曰‘隶’。”

献字赎罪的程邈（1）

程邈，字元岑，生卒年不详，秦下杜（今陕西省西安市南）人。他是秦朝的一个小官，曾当过县狱吏，负责文书一类的差事。因他性情耿直，得罪了秦始皇，被关进了云阳狱中。他在狱中度日如年，无事可做，白白浪费时光觉得实在可惜，心想，何不干出一番事业来，以求赦免罪过？

可是，在狱中能干什么事业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程邈。当时正值秦始皇推行“书同文”政策，以小篆为全国统一文字。其时政务多端，文书日繁，用小篆写公文固然比以前方便许多，但小篆不便于速写，还是费时费事，影响工作速度和效率。程邈以前身为狱吏，深知小篆难以适应公务，若能创造出一种容易辨认又书写快速的新书体，不是更好吗？脑子里有了这个想法，程邈便绞尽脑汁地琢磨，于是乎，他在监狱中一心钻研字体结构，做起文字学问来。

程邈把流传在民间的各种书体搜集在一起，潜心研究，一个一个加以改进，把大小篆的圆转改变为方折，同时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经过加工整理，十年后，终于创造出书写便利、又易于辨认的三千个隶字来。他把这一成果呈献给秦始皇。秦始皇在年轻时，工作便非常认真，是一个非常讲究工作效率的人，统一天下后，要推动的政治、文化、经济上的改革又那么多，他更是日夜不停、废寝忘食的工作着。《史记·秦始皇本纪》上记载说：“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换句话说，秦始皇每次批示的文书，是以石（一百二十斤）为单位，不批完一石，便不休息。当时纸尚未发明，公文都刻于竹简上，一百二十斤的竹简码起来大约有一个人的高度，而且自我要求，不批示完，即使已到深夜也不能休息，可见秦始皇的确是在夜以继日的工作。

秦始皇看了程邈整理的文字，非常高兴，不仅免了程邈的罪，还让他出来做官，提升为御史。由于程邈的官职很小，属于“隶”，所以人们就把他编纂整理的文字叫隶书。同时，“隶人”也指“胥吏”，即掌管文书的小官吏，所以在古代，隶书也被叫做“佐书”。这种隶书的特点是扁阔取势，结构简单，笔画平直，有了波磔，与小篆相比，书写方便，易于辨认。后来为了和汉朝的隶书区别开来，就称之为秦隶。

秦隶的出现，是我国文字史乃至书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书体。从此，我国文字告别了延续三千多年的古文字而开端了今文字，在形体上逐渐由图形变为笔画，象形变为象征，复杂变为简单，在造字原则上则从表形、表意到形声，字体结构也不再有古文字那种象形的含义，而完全符号化了。但秦朝初创的隶书，结体和用笔都带有篆书的意味，长扁不一，波磔也不明显，可以说只是篆书的潦草写法。到了东汉，隶书才有了大的变化，结构向扁平发展，笔画出现了雄健的波磔，更趋于工整精巧，从而形成了汉朝隶书的独特字体。汉隶结体用笔富于变化的特点，又影响和促进了楷书和其他书体的形成及风格的多样。直到如今，隶书仍然是一种常用的字体，并作为一种书法艺术而存在。

献字赎罪的程邈（2）

程邈创造隶字说便是书史上有关隶书起源的颇具影响力的经典话语，这一传说在我国流传了两千多年。《说文解字·序》说：“秦烧灭经典，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秦始皇使下邽人程邈所造也。”唐张怀瓘在《书断》中也说：“程貌，隶书之祖也。相传邈善大篆，初为县之狱吏，得罪始皇，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损益大、小篆方圆之笔法，成隶书三千字。始皇善之，用为御史，以其书便于官狱隶人佐书，故曰隶书。”

秦隶出现后，虽然为工作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却没有真迹遗留下来。1975年底在湖北省云梦县城西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了一千一百余枚竹简，字径很小，最大的不过二分，字型工整端秀，笔画浑厚。它的笔画肥、瘦、刚柔、纵横奔放，浑厚凝重，变化多姿，其点画有明显的起伏变化，特别是其中的“波势”已初具规模。这就是秦隶的墨迹。另外从上世纪初起，在西北和山东等地陆续出土了多批竹木简，战国、秦、汉、晋都有，湮没了两千多年的秦隶墨迹，终于重现于世。

这些出土文物不仅让我们得以见到秦隶的庐山真面目，而且也对程邈创造隶字的说法有了新的更准确的认识。也就是说，程邈创造的所谓新书体，其实早在战国时就在各国民间流行使用。从考古发掘的一些先秦金文、帛书和简册遗物看，隶书的萌芽期当在周朝。如西周孝王时代的《小克鼎铭》等作品，在其笔法上就已初露隶书的端倪。到战国时期，中国的文字开始了由篆向隶的转变。这一点，从一些出土的战国中期的帛书和木简文字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如1980年在四川省青川县城郊郝家坪发掘了一处战国土坑墓葬群，在众多的出土遗物中有两件木牍，一件残损严重，另一件却较完好，字迹清晰可辨。青川战国木牍比云梦秦简约早八十年，它的字体和秦简上的秦隶极为相似。这是我国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隶书。这说明，秦朝时既有篆书这样的官方文书的规范字体，也有像隶书这样非官方用的简化字体。程邈只是对当时已经存在的这些隶字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收集和系统的整理加工，“去杂取精”，进一步规范罢了。也就是说，隶书是许多人靠日积月累共同创造的，决不可能是一人一时之功所成。程邈之功应为编纂整理之功，而非世人所言创始之力。

程邈创造隶字的传说虽然不完全可信，但应该承认他所做的编纂整理工作。作为一个基层秘书工作者，程邈能做成这么一件伟大的事业，自然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现在的秘书工作者应该为此感到自豪和荣耀。同时，程邈那种历经坎坷而矢志不移、精勤奋进、自强不息、好学不已的精神更值得肯定和赞赏。人生在世，谁无挫折？有的人遭受挫折而萎靡不振、自暴自弃，有的人却在逆境中“愿保金石志，无令有夺移”，把苦难和挫折当作一块垫脚石，结果在对厄运的征服中出现了超越自然的奇迹。正如一切幸运并非没有烦恼一样，一切厄运也决非没有希望；人在顺利时不能得意忘形，在逆境中也不要一蹶不振，这便是程邈献字赎罪所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和教益。

程邈与隶书

唐张怀瓘《书断》中说：“按隶书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程原为县里小官，因罪入狱，他整理了隶书3000字上奏，秦始皇认为很好，赦其罪，并封为御史。

相传秦朝有一个叫程邈的徒隶，因为得罪了秦始皇，被关在监狱里。程邈看到当时狱官的么牌用篆书写很麻烦，就作了改革，化繁为简，化圆为方，又创立一种新的字体。秦始皇看了很欣赏，不仅赦了他的罪，还封他为御史，并将这种字体规定在官狱中应用。因为程邈是个徒隶，起初又专供隶役应用，所以把这一书体称之为隶书。这个故事可能有很大附会的成分。实际上正像书法的产生一样，隶书也是靠日积月累许多人共同创造的，程邈所作的大概是整理工作。

书法上称秦隶为“古隶”，汉隶为“今隶”。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竹简千余枚，上为墨书秦隶。从考古发掘出来的材料来看，战国和秦代一些木牌和竹简上的文字，已有简化篆体，减少笔划，字形转为方扁，用笔有波势的倾向。这是隶书的萌芽。西汉时，书法中隶体的成分进一步增加。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画《老子甲本》已有了明显的隶意。

李必骆甲（转）

秦风刚烈，秦人善斗，有歌曰“赳赳老秦，共赴国难”，就是生动写照。自从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废世袭而行军功，秦国人都把杀敌立功作为赢得高官厚禄，进而光宗耀祖的途径。

然而，楚汉之争正烈，却有两位勇猛的秦国骑士委婉谢绝了刘邦做骑将的任用，甘愿屈居左右校尉之职，给后人留下了千古难解之谜，若想揭开谜底，只有从萧何下手。

刘邦在做了皇帝之后评论萧何的功劳，归纳为“后勤保障”，即镇守后方，安定民心，保证粮秣，续发兵员，照此看来，萧何当然做了许多征兵选将的工作，而萧何向来以知人善任著称，“月夜追韩信”早成为千古美谈，所以当不会对享有大名的重泉骑士李必骆甲不闻不问，视而不见。因此，二人经萧何选拔之后推荐给刘邦是可以肯定的。既然萧何在保举韩信之前先进行秘密深谈，那么将李必骆甲送到前线时先行谈话教育，进行必要的嘱咐，可以视为对“年轻人”的关心和关怀，很符合萧何的性格。所以，我们几乎可以认定，二人在面临选将的关键时刻的谦让是萧何谆谆教诲的结果。“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愿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此话谦虚得体而又充满自信，令人不难从中看出萧何的影子。

以后的故事证明了李必骆甲的才干。先是在荥阳东面的黄河滩上把项羽的精锐铁骑打的狼狼大败，接着是突袭项羽的后方，绝其粮饷，最后是追杀项羽，逼迫他自刎乌江。就这样，李必骆甲虽然没有封侯之赏，却也把官做的稳稳当当，凭借谦逊的品格和卓著的军功而深受皇上的信任，无忧无虑的享受太平和富贵。这样的“远见卓识”只有丞相才会有，他们发自内心的佩服并且感激自己的人生导师－－－－萧何。他们是皇上的“红人”，丞相的学生，当然，他们并没有觉得他们已经成为萧何“安插”在刘邦身边的“耳目”。这样的“耳目”究竟有多少？谁也难以说清楚。后来刘邦萧何反目，刘邦把萧何下狱，刘邦身边的卫士长竟然不动声色的把皇上教训一番，足以给人们留下广阔的想象余地。

透过谜一样的李必，谜一样的骆甲，我们看到的是谜一样的萧何：从容低调，以退为进，不争而争。《孤箫残荷》仔细解读了萧何与李必骆甲的这种“师生关系”，不知诸君以为然否。

唐厉

《史记会注考证》引周寿昌曰：“沛公此时左司马尚有孔聚、陈贺、唐厉、不止曹无伤一人。《功臣表》可证。”

唐姓发源地至少有四处：陕西、山西、豫鲁（今河南、山东间地）、湖北。上述陕西、山西、豫鲁三地在发展中成为唐姓繁衍的中心地带，也是唐姓主要望族所在地。秦汉时，唐姓分布于江苏、江西、四川、广东、安徽、浙江、山西、陕西、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据载，战国时魏国人唐雎之孙唐厉迁于沛国（今属江苏），唐厉四世孙唐都任临邛（今属四川）令，唐都之孙唐林被封为建德侯，唐林之子唐蔚因封地被除，徙居颖川（今属河南），唐蔚之三世孙唐帽任会稽（今属浙江）太守，唐帽之子唐翔任丹阳（今安徽当涂东北）太守。魏晋南北朝时，社会动荡不安，北方战火连天，唐姓人随着南迁队伍，更广泛地分布于南方各地。此时，唐雎一支唐翔之子唐固，任孙吴政权中的尚书仆射一职，唐固三世裔孙唐彬任晋镇西校尉、上庸襄侯，唐彬之子唐熙因娶凉州（今属甘肃）刺史张轨之女，遂把家安到凉州，唐熙之子唐郓任前凉凌江将军，从凉州迁居晋昌（山西定襄西北），后发展成为唐姓历史上最大郡望。唐郓之曾孙唐瑶任西凉晋昌太守、永兴侯，唐瑶之孙唐褒任后魏华州刺史、唐纯任后魏太原太守，唐褒之子唐茂任秦州刺史，唐茂之子唐翼任后魏凉州太守。隋唐时期，随着河南固始人陈元光开漳入闽，唐姓人有加入者。唐雎一支有唐瑶的七世孙唐休王景任职宰相。

曹无伤

曹无伤（？－前206），是汉高祖刘邦手下的一名将领，官至左司马。他是导致鸿门宴事件发生的人物之一，亦因此被刘邦处死。

传信

刘邦于前206年攻入关中地区，秦王子婴投降。项羽过了接近一个月才率领大军到达函谷关，并在得悉刘邦已取得关中后攻陷此关。

据《史记》记载，曹无伤在刘邦决定会见项羽前，派人向项羽传话，说：“沛公（刘邦）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听后感到很愤怒，并在范增的劝说下决定进攻刘邦。

下场

刘邦在得到项伯（项羽叔父）的通知和张良的建议后亲自见项羽谢罪，项羽设宴款待。范增在席上意图加害刘邦但不成功，是为鸿门宴。

在宴会前，刘邦询问项羽是谁使他怀疑自己。项羽随即透露曹无伤告密的事。

刘邦担心范增等人的加害而逃席，回到自己军中便立即处死了曹无伤。

争议

唯一对他有所记载的史籍《史记》未有对曹无伤作出深入的描述。该段文章近年被列为中国大陆的高中语文教材，有阅读者则对曹无伤的身份、角色、动机均作出讨论和研究。

常见的观点包括：

曹无伤为投靠项羽或自保而出卖刘邦。

曹无伤是项羽军派往刘邦军的间谍。

亦有意见认为项羽亲自告诉刘邦事件的经过是出卖曹无伤。

现时亦有论者将曹无伤和项伯比较，认为两人均背叛所属阵营的人。有些意见指曹无伤的贡献比项伯为小。

以下转载自菜九段文：

千古谁识曹无伤

作为历史公案的鸿门宴，其始其终都与一个人物挂上了号，这个人就是曹无伤。给人的印象是，这是一个刚刚出场就立即谢幕的人物、却让历史永远地记住了他。后世甚至以为，因为曹无伤才有鸿门宴。菜九以为，可能更接近历史真实的是，无论有没有曹无伤，都会有鸿门宴。

除曹无伤外，刘邦所部的左司马尚有三人，他们是蓼侯孔藂，费侯陈贺，斥丘侯唐厉。但一提到左司马，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曹无伤。比如，沛公初起兵时斩秦泗川守壮的功臣就是左司马，《高祖本纪》记此事曰：“沛公左司马得泗川守壮杀之。”《索隐》引颜师古云：“得，司马之名。非也。按后云左司马曹无伤，自此已下，更不见替易处，盖是左司马无伤得泗川守壮而杀之耳。”这一来二去，就将这一桩大功落实在了曹无伤的名下。只是这种认定不是没有争议的，《史记会注考证》引周寿昌曰：“沛公此时左司马尚有孔聚、陈贺、唐厉、不止曹无伤一人。《功臣表》可证。”但菜九以为，这个功劳可能还真应该归之于曹无伤。因为另几人是汉之功臣，如果是他们中某人所为，直接说就是了，何必只保留官职而不提姓名。可能的原因是曹无伤已成了罪人，不便提。而击杀秦郡守之功又是反秦战事之最可称道者，不容没去，故有此种记载方式。当然，记不住人的姓名的情况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但考虑到沛公部此时刚刚起兵，部队的建制尚属草创，是否有官衔名号还很成问题，此官职极有可能是日后追记的。

非常奇怪的是，考查追随刘邦起兵的几个亲信：曹参、周勃、樊哙、夏侯婴、周绁的早期官职，竟与司马之职无一丝一毫的联系。司马之职更像是楚制，而刘邦部沿用的官职更多的是参照了秦制。比如樊哙、曹参等人均是由七大夫而五大夫，继而为执帛或执圭，再没见司马之职。菜九以为，此职或者非刘邦主干部队的官职，更可能先为刘邦的兄弟部队吕泽部所专有，因为吕泽所部用楚制更多。司马官职可能不低，灌婴击楚最后一战的功劳薄上还特意记了“降左右司马各一人”，说明此官职的重要。有鉴于此，曹无伤至少是个立有战功的人，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参加过秋收起义及万里长征的老红军。像这样一个追随刘邦或吕泽反秦出生入死的人，到了两军对峙的节骨眼上，怎么会暗中向项羽一方去搬弄是非呢。现在有些教案将曹无伤说成是项羽在刘邦阵营中的内应，这个看法不对。刘项两军长时期联手作战，曹项原本认识也很正常。此时曹只是主动投靠，是否为项氏接纳尚属未知数，又如何内应得起来。何况，曹无伤所说并不是什么重大机密，与其说是通风报信，不如说是政治表态。其所作所为更像是为自己留个后路。为什么会是这样？自从项羽破关而入，两军的态势敌意甚浓，项强刘弱，一目了然，所有的人都清楚打起来会是什么结果。不仅是刘邦，其所部稍有头脑的将领也能判断出局势的危急，曹无伤的告密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的。像曹无伤这样经过浴血奋战数年立有大功的人，此时有安享胜利成果的心理状态也很正常。而一旦重新开战，享受胜利的前景就会完全泡汤。当然，如果能站在胜利者一方，则又将另当别论。曹无伤所为，就有点向下一个胜利者投靠的倾向。也就是说，曹无伤做了两军将打起来的准备，而根本没想到两军有可能打不起来。一旦打不起来，曹氏所为将为两边所不容。所以古人说，祸莫大于欲利，岂空言哉。

曹无伤传递的情报内容是：“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此言不得完全视之为进谗，而应当作具有某种可信程度的史料。曹无伤通风报信的内容，从几个方面刺激了项羽。刘想王关中，尽管他有这个权利，但这是项羽及诸侯联军肯定不会答应的。人性中有一特点，即看高自己的努力，看低他人的努力。在项羽及联军看来，他们在黄河以北消灭了秦军野战军主力就是盖世奇功，他们就理应享有对战利品的最大支配权。如果让刘邦如约王关中，就表明项羽的功劳要大打折扣，何况秦政权的金银财宝还都让刘邦霸占了。这口气是项羽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的。在项羽的灭秦计划中，应该将秦宗室斩尽杀绝，他显然也不想让秦王子婴活下来。因此，刘邦立子婴为相一事，也为项羽所不能容忍。其实无论有没有曹无伤的密报，项羽都不会让刘邦王关中的野心得逞，只是有了这个密报，加大了项羽打击的决心与打击准备力度。刘邦方面所遇到的尴尬是，曹无伤之进言完全属实。刘邦的打算并非隐蔽，其所部将领对此应该有一定的心理准备。而曹无伤大小也是个官，完全有可能知道刘邦的真实意图。

刘邦的护身符是怀王之约，只是这个约定此时也不能保证其权利的落实。应该说怀王之约是在灭秦形势非常渺茫的情况下作出的，而这个约定本身也有模糊之处。比如王关中的范围到底有多大，是旧秦的全部地盘，还是其核心数郡。秦政权的财富怎么处理也没有明确交代，不过也不好明确交代，只能是走着瞧。谁也没有想到形势发展得如此迅速，看起来不可能实现的灭秦目标居然一下子实现了，并出现了超强的项羽及诸侯军事集团，使得原本就不容易执行的约定更难落实了。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刘邦决心武力维权之举，接着有了项羽决心武力毁约之举。而刘邦情知不敌，为求自保，决意拱让王关中的权利，就等于把怀王之约搁置了起来。这一来，也等于把处理灭秦后局面的难题交给了项羽处理。曹无伤因料想不到刘项之间完全有化解的余地而作出的告密之举，到了这个时候就显得多余了。

鸿门宴就是项羽处理这个局面的第一回合。在鸿门宴上，刘邦肯定提出了自己利益的底线，即只要巴蜀两块地方，其他由项羽发落。这个内容没有被记载下来，是从常理上推测出来的。因为无论是刘邦对项伯所说的话，还是在鸿门宴上对项羽所说的话，都没有什么涉及利益交换的实质内容。而缺少了这些内容，就很难设想项羽盛起的杀心如何能平息，也很难设想刘邦如何敢只带百余人深入项羽的龙潭虎穴。因此，刘邦的表态应该是在其动身前往项营之前就作出了，时间应该是与项伯的会谈。因为也只有这样，项伯才能保证刘邦在项营的安全，才会敦促刘邦第二天早一点来。如果项伯没有十足的把握保证刘的安全，又岂能促刘早点送死呢。有关刘前往项营一事，项伯所用之词为谢（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为谢罪谢过之意。谢什么过与罪呢？就是刘邦派人把住了函谷关不让诸侯联军进入一事。刘邦率先灭秦夺了头功，犯了众人之嫉，又派兵阻函谷关不让联军进入，犯了众人之怒。这样的失误是要受惩罚的，因此在两军火并在即的当下，就不是仅仅口头上表示承认错误就能解决的，一定要拱让出某种利益。比如刘邦就会拱让出王关中的权利。接下来的问题是，你不王关中，让谁来王啊？你不王关中，又该如何安置你啊？先不谈后两个问题如何解决，只要刘邦向项羽当面确定了自己的立场，要打要杀之类的事就绝不能容许其发生。至于项庄舞剑一事，菜九以为属于节外生枝，并非出于项羽本意，是老糊涂范增在帮倒忙。对项羽而言，一切OK，又何必再干蠢事，成为亡秦之续呢。尽管刘邦是项羽日后称霸天下的心腹之患，但在那个时候杀刘的风险之大也是可以预期的。一旦杀刘造成刘部及项羽部属或者诸侯军队的不服，出现的大乱，非项羽所能控制。何况两人原本相交甚笃，至于在一方愿意让步的情况下把事情做绝吗。项羽的这些盘算与顾虑，曹无伤是不可能算到的，因此他的悲惨下场是不可避免的。

鸿门宴上刘项之间只对了一句话，仅仅这一句对话，项羽就把刘邦部给他通风报信的曹无伤给卖了。据《项羽本纪》：刘邦天一亮就带了百余随从至鸿门见项王，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经过推敲，我们就会发现，刘邦一番话说得含含糊糊，但却含含糊糊得非常有效用。他在这个时刻绝对不会有任何指责项羽的意思，其出发点是解释与自责。他是来谢罪的，在这个时刻他只能自责，话里自责的内容，是指自己听信了小人之言而闭关不让诸侯入内一事。当然，刘邦所说的小人也含双关，不仅是自己听了小人的话，就是项羽准备大动干戈，也并非出于本意，而是由不相干的人在其中起了作用。换言之，刘邦不仅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也把原本应该由项羽承担的那份责任给开脱了。应该说在原本要起的冲突中，刘项二人都犯了错，刘犯的是小家子气的错，项犯的是绝情的错。而刘邦则把所有的错承担了下来，一下子就在境界上高出项羽。刘邦所言虽然仅寥寥数语，却起到了解开项羽的心结、并使自己脱困的作用，这就是刘邦的厉害之处。这段话首先就提到的两人并肩作战情景，自然会让项羽的思绪回到艰苦作战的年代，从而念及两人原本存在的战友情谊；次及战略分工，也有战争时期两人相互配合默契的情分在其中；再及无意立下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