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荣耀-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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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士德攻打淮安城一日紧过一日，褚布哈接连派了十七个使者浮河前往哈麻勒求援，可惜这位被私人恩怨冲昏头脑的蒙古人就是按兵不动，最后由于自己部将都看不下去了，只好派元帅吴德琇押了一批粮草沿河南下，算是救援。

这个时候的运河从桃园以下都被张军控制，这些粮草刚过桃园就被史文炳率兵抢得一干净，吴德琇只身逃走。淮安城盼不来援军，连粮草也尽，一个多月围城下来，军民饿死过半，草木、鱼鸟、靴皮、弓筋都被吃光了，甚至开始以尸体为食。房屋被拆卸来当柴烧，活着的军民就睡在路边，大街小巷除了白骨尸体就只有杂草了。

九月，淮安城终于支撑不住，张军破城，褚布哈据西门力战，最后死于乱军之中，镇南王孛罗不花被俘，送往高邮。随着淮安的失陷，虹县、安东州、盐城等地相续请降，大部分淮安路总算是落入张士诚的手里。

就在定远军与张士诚争战东南的龙凤二年二月，倪文俊在汉阳迎徐寿辉，关门歇业一段时间的天完朝又重新开张营业了，并开始四处征战，继续扩大地盘，三月，徐寿辉率兵攻襄阳，抢掠一番后便退走了。三月倪文俊攻陷常德路，总管温刺哈逃走，五月，攻陷澧州路，八月攻陷衡州路，元帅甑崇福战死，至此天完朝势力横跨大江南北。

在龙凤元年十二月，元廷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答失八都鲁发起了反攻，在太康大败刘福通部，并顺势围攻毫州，小明王迁都安丰。为了缓解元军的压力，刘福通一边催促刘浩然提供大批粮草兵甲，一边开始分兵从外线向元军发起进攻。龙凤二年二月，刘福通遣大将李武、崔德经略西路，而朱元璋部成了他们的部属。

李武、崔德以朱元璋部为前锋，直陈州出发，一口气攻陷了许州、汝州、嵩州、洛阳等地，汴梁以南以西地区尽落入红巾军之手。

答失八都鲁正在鹿邑、毫州一带与刘福通苦战，救援不及，只得把希望寄托在驻守虎牢关的察罕帖木儿。

察罕帖木儿不负重望，他先是连夜奔袭，镇压了哗变的荣阳苗军，把大部分军士编入自己军中，扩充了实力。李武、崔德占据洛阳后，准备从孟津北渡，再次杀入河北。察罕帖木儿趁其渡河之际率兵猛攻，大败红巾军。李武、崔德率兵退回汝州，与朱元璋部会合。五月，李武、崔德又聚得兵马十几万，气势汹汹扑向退守中牟的察罕帖木儿，准备一举打垮这支红巾军的宿敌。

察罕帖木儿在中牟安寨结阵，以逸待劳，并以生死利害关系告谕军士，许以重赏。激励之下，其部将士无不勇决死战，以一当十。察罕帖木儿以养子王保保留守中营，拼死抵抗朱元璋部的进攻，自己亲率猛士数千，趁着大风扬沙之际，直冲李武、崔德的中营。红巾军在察罕帖木儿的进攻下粹不及防，李武、崔德率先逃走，中军全线溃散。察罕帖木儿追杀十几里，斩首无数。

朱元璋见自己已经成为孤军，便留下顾时断后，率部直走许州，王保保顺势反击，但只是歼灭了少数后卫部队，斩获了顾时，却让朱元璋大部逃走。

此役，李武、崔德损失惨重，只有朱元璋一部几乎是完整地退了回来。朱元璋受了褒奖，获得了刘福通的赏识，却遭到了李武、崔德的嫉恨。

九月，李武、崔德恢复了元气，开始继续执行刘福通的命令，转向西开始经略。他们依然以朱元璋部为先锋，攻破了潼关，斩杀了行省参知政事舒穆鲁杰。豫王喇特纳实里、同知枢密院事定珠引兵围潼关。李武、崔德却转身东进攻陷了陕、虢两州，只拨少数援兵给朱元璋。朱元璋见元军势大，只得退守卢氏。

已经升任中书兵部尚书、阶嘉议大夫的察罕帖木儿与李思齐奉答失八都鲁之命西进，一举攻破崤陵（今河南渑池西），再攻陕州，城坚不可拔，转克虢州。李武、崔德渡河北上，连克平陆、安邑，察罕帖木儿率部紧追不舍。李武、崔德只得转驻阳津，与察罕帖木儿对峙。

龙凤二年六月，一直坚守安庆的元廷淮西宣慰使余阙接收了元帅阿尔斯蓝从江西行省带来的广西苗军三万余人，然后大败累次来犯赵普胜，一举收复了东流、小孤山一线。余阙接着整顿军纪，凡有军士恶行于境内，立即收而杀之，众军凛然，军纪不好的苗军被他遣回大半。威势之下合肥的左君弼、退守到东流的赵普胜不敢轻犯，从此安庆稍安。

余阙，字廷心，祖居河西武威，西夏党项人，其父在庐州做官，就此在庐州安家。余阙的父亲早死，他只得课授生徒以养活母亲。后来与儒学大师吴澄的弟子庐州人张恒交往，学问日进。元统元年（1333年），余阙进士及第，授同知泗州事。他刚毅耿介，在泗州任上，为政严明，宿吏皆惮之。不久，被召入京师任翰林文字，又转任刑部主事。以不会阿谀权贵，弃官归庐州。

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余阙起任淮西宣慰使，守安庆。时南北音问隔绝，兵食俱乏。余阙选中潜山境内土壤肥沃的八社，命士兵屯田。第二年春夏大饥荒，余阙拿出自己的薪俸积蓄，设粥赈济；又请于中书省，得钞三万锭以赈灾民，民失业者数万得以存活。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夏，大雨水浸屯田，禾苗半没，安庆城下水声如吼。余阙率众加固堤防。秋季丰收，得粮三万斛，军有余力，民有收成。余阙乃令兵士疏浚安庆城的护城壕沟，增高低洼的地势。在外围又环以三道深沟，引长江水注入；四周植木为栅栏，城上筑起飞楼，使安庆城更加表里完固。

安庆地处要道，被余阙如此治理一番后，出现乱世中少有的安宁气氛，于是商旅云集，货通两江。刘浩然听闻余阙的事迹，亲修书信一封，言辞卑谦，阐明自己起兵为的是安境保民，今安庆得老大人庇护，军民幸哉。刘浩然在信中保证，定远军绝不会兵犯安庆，行兵祸之事。并与余阙相约，江南行省与安庆互通有无，以安民生。

余阙接到刘浩然的书信，深思熟虑一番便回了一封信，感谢他的仁义之举，并同意江南行省的商船可自由通行安庆。两人的书信内容传出，安庆军民顿时心定，而世人也对这两人的弃仇见为民计的义举赞叹不已。

从四月份开始，常遇春、傅友德继续在东南巩固地盘，并陈兵绍兴。绍兴南边的方国珍原本准备接收达实特穆尔的招安，后看到东南局势突变，元廷行省溃不成军，只保有绍兴一席之地，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继续结兵自保，并派人与江南行省联系。

五月，刘浩然将冯国胜、邓友德、胡大海、赵德胜等人调回西线，继续清剿宁国路的流寇，并开始进攻徽州。既然东线已经稳定下来，就必须抓紧时间在西线做好准备，鬼知道徐寿辉和陈友谅什么时候动手。

六月，刘浩然率文武部属出城在数十里外的龙潭迎接名士秦从龙。秦从龙，洛阳人，翰林校官出身，累迁江南御史行台侍御史，战起后避居镇江。他是天下闻名的文人名士，刘浩然在江宁时就听说他的名字，傅友德攻打镇江时，刘浩然特意嘱咐他寻访此人，并派兵好好保护。

镇江被打下来后，傅友德也找到了这位先生，并遵照命令派兵护住其宅。刘浩然遣蓝玉和童子营刘存忠、刘存孝执亲笔信和文房四宝延聘。秦从龙开始的时候不同意，经不住刘浩然三番几次的诚请，终于同意了。

很快，秦从龙所坐的船只到达龙潭码头，刘浩然一身素布长袍站在最前面，看到跳板搭起，连忙上前去，伸手扶住秦从龙走下船来，然后恭迎入城。

秦从龙感其赤诚，便决心全力辅佐，相谋之事，言无不尽，并举荐了笃学博览，精象数之学的江宁文士陈遇，刘浩然也持礼厚待，日见亲信。

刘浩然还传令各将，经略一地，需寻访当地名士，举荐礼请。闻得刘浩然如此礼贤下士，求才如渴，江南文人名士纷纷前来投附，以图施展抱负，计有宁海叶兑、滁州范常、全椒乐韶凤等数十人。

第二卷　称雄江南　第四十一章　治内政一

忙完战事的刘浩然开始把注意力放在了内政上。当初东南战事激烈，粮草军用流水介地运出去，几乎将府库掏空了。为了保障后勤，刘浩然几乎连裤子都要当掉去换粮草。幸好有李善长坐镇，指挥调度，这才勉强应付过来。在此刺激之下，刘浩然决心制定出一个完整的发展计划来，以后的仗会越打越大，没点家底怎么应付。

刘浩然废除元廷原本非常复杂的路、府、州、县等诸多的地方编制，行省以下只设府、县，设知府、知县主理民政，同知、县丞为副，由行中书省管辖，各县还设巡检一名，统领巡检司的巡捕，负责地方缉奸捕盗等治安事务。

在刘浩然的机构体制中，地方是军政分开，府设都司，县设县尉，执掌地方守备防务，由行枢密院直接管辖，都司负责指挥地方守备部队，而县尉负责指挥和训练各县的民兵。刘浩然以行省丞相的身份颂布了《兵役律》，言明行省治下百姓只需要承担一种徭役－兵役，凡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男丁必须接受一段时间的民兵训练，兵器自备，但是现在为了减轻百姓负担，暂时由行省官府供给，凡服五年以上民兵役的青壮就可以抵冲这笔费用，而守备部队则是从各县的民兵中挑选，虽然没有军饷，但是可以免除一定的赋税。守备和县尉目前都是由伤残退役的定远军老兵充任，他们虽然断了一只手，或者是失去一只眼睛，但是不妨碍他们指挥守备部队和训练民兵。

刘浩然接着颂布了《劝学律》，在这部律法里，刘浩然提出了官办和私办相结合，普及国民教育的庞大设想。教育机构分四级，童学、县学、府学和行省一级的高等学府。前三级学府可官办，也可私办，但是必须按照行省指定的课程和教材学习，参加官府组织的统一考试。

在《劝学律》中，刘浩然要求从童学开始，学子就必须一边学习文化知识，一边接受军事训练。而且父母亲送儿女读书是一种义务，不履行义务就要受到律法的惩戒。因为这个教育计划耗费巨大，而且在现阶段是不可能完全铺开，但是刘浩然却决定要坚持下去，先从应天、东南等富庶的地方试行。

儒生文人虽然对刘浩然兴学重教表示赞赏，但是也有很多人对学子必须接受军事训练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学子只要认真读书就好了，打仗这种事情自有武夫去做。刘浩然却坚持自己的意见：“遥想汉唐盛世，文人学子能文能武，策马游历天下，一边放着书，一边放着剑，所以才有汉赋唐诗留名千古，雄风远扬域外。而前宋盛文弱武，文人学子们只知道死读书，却鄙视军人武事，结果先有契丹、西夏，后来女真蒙古，累累荼毒。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行省的学子文人再也不能读得一肚子书，却手无缚鸡之力。”

刘浩然更是谈到：“学子文人乃国家之栋梁，不但要能治国理政，还要能行军打仗，现在正是国家危难之际，学子们不接受军事训练，不知兵事，如何能行？”

在驱逐鞑虏，光复中华以及前宋灭国之痛的大义下，这些儒生文人也只好捏着鼻子接受了，毕竟刘浩然把文人学子当成了国家的主人来看待，否则也不会要求这么高。

龙凤二年七月，刘浩然在原御史行台府第设江宁学堂，请李习为学正，聘各名士文人为教授，广收学子。并随即在应天府、太平府、平江府、湖州府、杭州府开始推行国民普及教育。

同月，刘浩然在原集庆路达鲁花赤府设江宁陆军学堂，自任学正，以冯国用为教务，暂设步兵科，骑兵科。计划所有的将领都必须回来轮流学习，一边当学生，一边当教师，总结自己的前期作战经验，并教给轮流前来学习的军官们。

刘浩然又开始筹备开办江宁水师学堂，准备自任学正，以俞廷玉为教务，暂设海防科、海事科。

在陆军学堂里有一批特殊的学生，他们就是童子营。这些以各地孤儿和军中遗孤组成、视刘浩然为父兄的童子忠诚度是无可置疑的，而且他们绝大部分都选择了从军。刘浩然根据他们的特长和意向，选择了十二岁到十八岁的一批人送入陆军学堂学习，这些人将来是刘浩然控制军队的骨干。

而受此影响，军中各将领们也要求将子弟送入陆军学堂学习，而且很多文官也是闻风而动，要求将家中的老二、老三安排进陆军学堂。他们的算盘都很精，现在这年头正是军兴，而且江南的实力摆在那里，铁了心的官员们留下长子读书继承家业就好了，其他儿子送去从军，虽然危险性很大，可是一旦立下军功，那么家族有文武功勋支撑，想不兴旺都不行。

刘浩然顺势设立了江宁陆军童学，专门接受将领官员十二岁以上的儿子前来就读，然后直升陆军学堂。

刘浩然又设置了江宁工匠学堂，专门学习冶炼、锻造、机造等技术，对于儒生文人的一些非议，刘浩然回答道：“行省大行教育，而读书出来能考入高等学府，并成才做官只有少数。而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不能让大部分学子白白浪费，必须给他们也谋个出路。

儒生学子们也不好反驳，他们知道，就算是行省重开科举，那录取的人也太少了，要想让行省一边打仗，一边养着一大堆的读书人，这也不太现实。而且这些儒生学子在心里也认为，让大部分科举无望的学子去学习工匠这样“贱业”，正好与他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划清了界限，突出了他们的重要性。不过刘浩然就要花费更多的力气去鼓励学子们不要再往独木桥上挤，改为学习工匠技术。

刘浩然接着开始整顿土地政策，经过战乱，有些地方的地主被席卷一空，有些地主却依然拥有大量的土地。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刘浩然没有打土豪分田地，而只是找了些曾经与蒙古人、色目人狼狈为奸、祸害乡里、民愤极大的地主豪强出来镇压了一番，把他们的良田家产没收，以平民愤，还有元廷赐给江南各地寺庙的大量田地，也被找了借口没收，只留下少量田地让寺庙维持生计。但是这些人数太少，获得的良田也足以分配，刘浩然就大力开耕荒地，丈量无主田地，把治下的大批流民和贫穷百姓安置下来。

对于大部分依然保持现状的地主豪强，刘浩然从几方面入手，首先他确定了最高田租，保证佃农们的生计，而且刘浩然废除了按人丁收税，确定赋税按田地亩数收取，确保了国家能够最大限度从田产获利，所以江南行省虽然赋税定得低，但是收上来的总数却不低。

刘浩然接着又颂布了《赎奴律》，宣布行省出钱从地主豪强手里赎买因为战乱而卖身沦为奴仆的百姓，价钱比市价高三成，不过是分五年付清。而自愿被官府赎买的百姓可以分得田地，用粮食支付一半的赎买费用后就可获得自由，与一般百姓无异。刘浩然明白，经济的发展必须要解放一大批劳动力，让他们直接为自己的政权输送物产粮食。

按照行省陆续颂布的律法，行省境内的矿产、茶叶、瓷器、丝绸、棉等物资暂时必须或有官府开办，或由官府监管，私人不得随意出售。当然了，行省不会让各商户地主吃亏，大家都需要获利。在官府的统一管理下，这些东西获得了垄断地位，避免了恶性竞争，外地商旅或者海商必须付出高价才能购买这些物产，而这些东西在北方、在海外可都是暴利，商旅们为了能拿到货，价高也只好认了。于是行省官府获得了大量赋税，商户、地主们也获得颇丰的盈利。

江南行省在境内实行关税制度，也就是除了购买和出售，商贾不用交以前数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一下子降低了他们的成本，使得他们趋利而至，云集江南。而行省可以利用不同物产的关税不同，控制物产的流入和流出。例如最重要的粮食，“出口税”居然比瓷器、茶叶还要贵上好几倍，运出去几乎没有任何盈利，而“进口税”却极低，甚至还有补贴。只要能从日本、暹罗、越陈收集粮食运到江南，就能收获颇丰，然后再收购瓷器、丝绸回去，又是一笔利润。而在规划中做为刘浩然战略扶植的棉花出口税就定得很高，而成品棉布却定得极低，而且还有越来越低，有退税补贴的趋向，算上赋税，收购棉花还不如直接采购棉布。刘浩然相信，逐利而生的商人会算清楚这笔帐的。

在刘浩然的指导下，江南行省的工匠，加上张士诚送过来的精英工匠，江宁、当涂两地的工场发展得越来越好，钢铁工场开始成型，大批机械被研制出来。尤其是刘浩然关注的纺织机，经过近两年的研发，终于获得了成功。在前宋和现在所用的几十锭水力大纺车的基础上，加上刘浩然对机械的指点，将纱锭由横向改为自立，并立了上百个纱锭，不但效率提高，纺出的棉纱质量又好。而跟进研制出来水力织布机更是把棉布织造提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刘浩然将松江府确定为棉布织造的重点区域，这个出黄道婆的地区，不但出产大量的棉花，棉纺历史也悠久。行省将民间的织工集中起来，在河边择地修建了巨大的厂房，应用新技术新机器，开始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

随后还有新开设的水力榨油场、水力丝绸纺织场、水力造纸场、水力印刷场等等相继在江南各地开设，看着这些工场源源不断输出的产品，然后换成滚滚的钱财，众多的地主富商把这些工场看成了聚宝盆。

看到把大家的馋劲都勾引起来后，刘浩然宣布这些民用品工场官府准备全部放开，交由民间经营，只要遵守官府的关税制度和监管就好了。听到这个好消息，地主富商们蜂拥而至，纷纷要求分一杯羹。但是入股的条件却让他们有点踌躇，行省官府不要钱财，只接受田地折价入股。

几经犹豫和争论，有些开明的地主富商咬着牙转让了很大一部分田地，入股这些工场，而更多的地主富商却在继续犹豫着，毕竟在中国传统思想里，土地是最重要的。过了几年，随着南北海路的开通，棉布、丝绸、纸张等物品需求大增，入股的地主富商数钱数得手软，而坚守土地的地主富商由于行省慢慢恢复了元气，加上各处荒地大量开耕和军屯，粮食、棉花等农作物连连丰收，粮价、棉花价格持续下降，他们的收入反而降低了。

有了教训和例子，在行省新一轮增设工场的时机，大批地主富商纷纷转让良田，入股工场，就这样，在刘浩然挥动的经济大棒下，江南各地开始向资本社会的雏形转变，数量巨大的工场主、大商家涌现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的庞大群体，开始向传统的地主群体发起挑战。

龙凤二年十月，刘浩然颂布《权利律法》，宣布所有为行省交纳赋税的人，包括普通百姓、地主、工场主、商人都是在为国家做奉献，他们用自己的赋税和义务支援着驱逐鞑虏、光复中华的大业，所以也应当享有相应的权利，而这些权利包括享有人身安全和财产的保护权、享有对官府支配赋税的知情权等等。在这部律法中，刘浩然首先明确提出了权利、义务和责任等概念，他指出，如今各地义军纷起，为得就是推翻元廷残暴的统治，如果行省不重视和保护民众的权利，那么与元廷旧有的体制又有什么区别。

这一律法在大江南北掀起巨澜，有说好，有说不好，议论纷纷。而刘浩然利用一批御用文人，在新设的《江南邸报》上撰文，评论前唐宋和元廷的体制不同，指出唐宋朝时政治清明，权利制衡，百姓享有充分的自由和权利，而元廷完全以一种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和思想统治天下，蒙古人以外，无不是其奴隶，谈什么自由和权利。

在国家、民族大义上，坚持旧思想的儒生文人就不好正面反驳了，只好从君臣、父子伦理上进行辩论，这下又被御用文人抓住把柄了，他们撰文指出行省的《权利律法》不是要建立一个无君无父的体制，而是要恢复被元廷废弃的民重思想。他们高举圣人旗号，尤其是孟圣，开口闭口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说江南行省的《权利律法》正是在执行和贯彻这一思想，而开口闭口君臣伦理，剥夺他人权利和自由的简直就是在为蒙古鞑虏摇旗呐喊，为他们招魂。

这顶大帽子扣下去，把那些保守儒生文人打得晕头转向。现在愿意出山的儒生文人都清楚现在的元廷残暴无德，已经失去天下民心，在这种形势下被扣上元廷走狗的帽子，的确让他们觉得自己有点冤。

做为幕后主使人的刘浩然却以这是学术争论，坚决不表态支持哪一方，其实在心里却暗自偷乐。现在正是风云激荡、改朝换代的年代，必须要抓住这一时机，在大家思想混乱的时候把有利于自己的思想广播开来，他不愿意走上历史上朱元璋的老路，蒙古鞑虏赶跑了，却继承了不少糟粕，结果搞得朱明王朝又被一帮奴隶主给灭了。

第二卷　称雄江南　第四十二章　治内政二

在《权利律法》引起争论的时候，刘浩然于龙凤二年十一月开始着手将行省司法机构独立出来。刘浩然一向认为司法独立是人类文明和政治体制的一大进步，所以他恢复前宋提点刑狱民事机构体制，改称为提刑按察司，主理行省刑名、诉讼事务，设提刑按察使五人，提刑按察副使九人，成为行省刑狱民讼、核准死刑的最高机构。刘浩然借口刑讼重事，关乎生死，不能以一人之意而左右，因此规定行省所有刑名诉讼必须交按察司审核，一般刑事案件，三名副使合议即可批复，重大刑事案件，必须五名以上副使合议，再由三名以上按察使合议方可批复，并拥有最后裁决权，凡行省丞相以下不得干涉审案判决。

并每一府设按察佥事若干名，分巡辖下各县，做为第二级司法机构，负责审核下一级刑事民事诉讼以及接受不服上诉者，百姓如对按察佥事审判不服，可再上诉行省按察司，由按察副使做出最终裁决。

每一县设判官三人，推官五人，负责地方刑事和民事诉讼，构成第三级司法机构。而整个按察司自成体系，无论俸禄经费、官吏升迁都是独立的，行省各级官府都无权干涉，而按察使、副使等法司官吏一般都是终身制，除非有失职渎职方可免职，而判官、推官一般都是三年期满就换地再任，以免在地方形成了利益关系而影响司法公正。

刘浩然建立独立完整的司法机构后，开始在吏治上下工夫。元廷败落，贪官污吏横行，搞得百姓民不聊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而整顿吏治，靠官吏自身的品德操守是行不通的，必须建立一整套完整的监督系统和完善的制度。司法体制的完善是一方面，刘浩然决心树立几个典型，鼓励百姓们敢于民告官，纠正他们民不与官斗的思想。

他让李善长找到一户百姓，许以重金，让他借口江宁学堂扩建时侵占了他的宅地，把主持操办此事的江南等处行中书省给告了。江宁判官接到诉讼不敢审判，交给了应天府按察佥事，按察佥事转手把这件案子交给了行省按察司，被按察使秦从龙接下来了。

消息传来，江宁一片哗然，《江南邸报》更是连续跟踪报道，将影响扩散到各地。

龙凤二年十二月，秦从龙在按察司公开审理此案，那名户主吕又四和行中书省丞相刘浩然分别做为原告和被告列席公堂之上，并有上千江宁百姓围观。在公堂之上，刘浩然只是默坐，而副参知政事汪广洋洋洋洒洒陈言，说占用宅地是为了扩建江宁学堂，为国为民，而且行省也愿意支付赔偿，所以请按察司判吕又四输。

吕又四在大庭广众之下表现得差强人意，半天说不出话类，被秦从龙一喝问，差点尿裤子，最后结结巴巴说宅地是祖传的，并有江宁官府地契为证，而且他不愿意接受行省补偿，坚持要保有祖业。

一番别出心裁的辩词过后，秦从龙宣布五日后做出判决。见识到新玩意的江宁百姓们就此议论开了，而《江南邸报》更是连版大书，几乎快写成一部演义了。不过大部分民众都认为吕又四输定了，行省占用他的宅地是为公事，而且人家是官府，小百姓能斗得过吗？不过倒有少数江宁学堂的学子坚决支持吕又四，说国家当以法为重，并宣扬如果按察司判吕又四输他们就退学。而吕又四更是后悔莫及，不该贪图李善长的钱财允诺，惶惶不可终日地坐在家里待死。

第五日，案件如期进行，秦从龙的判决结果出乎众人意料，行中书省输了这场官司，按照秦从龙的判决，行省必须停止对吕宅侵占，出钱恢复被扒掉的吕宅围墙，一切恢复原状，并赔偿一笔损失费。

这时，刘浩然站起来表示接受按察司的裁决，并发表讲话道：“国有常法岂敢不遵，而行省的设立就是保民权安民生，与民争利已是大错，有法不遵更是不可饶恕，所以我身为行省丞相，不但无条件接受按察司的裁决，更要在这里向吕又四郑重道歉，请他原谅行省的过错！”

消息传出，江宁一片哗然，而报道案件结果的该期《江南邸报》更是被抢购一空，江南民众在议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也隐约看到了一丝不同和希望。接着，杭州四家商人将提点杭州关税司告上了公堂，说他们因为自己不愿意送贿赂，所以故意拖延关税审核时间，结果无故拖过了律法规定的十五天最长期间，使得这四家商人的货品赶不上船期，损失惨重。

杭州府按察佥事接下了这件案子，经过十余日的审判，虽然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提点杭州关税司索贿，但是其渎职罪名成立，判决关税司赔偿商人损失。

案件上报到按察司，被合议审定维持原判。接到按察司移文，行中书省表示愿意接受判决结果，先赔偿商人损失，然后处理有关涉案官吏。

刘浩然趁机颂布《吏治律》，宣布凡是被按察法司判决有罪者，终身不得担任公职，并制定了连坐法和责任制，凡是失职、渎职者造成的损失，必须由责任人负责赔偿，不够的再由官府出资赔偿，而下一级有过错，上一级主官必须承担监察不力的责任，而且赔偿金必须由整个责任机构连带负责，从俸禄和经费中扣除，而举报者就可以免除，为了避免打击报复，行省还会将其迁任他地，加以保护。

行省接着强化了以陶安为御史大夫的都察院，增加都察御史分巡各地，体察民情，弹劾官吏。一旦官吏被弹劾，必须进行自辩，用证据说明自己并无过错，否则视为默认罪行，行省可以进行处置。

刘浩然鼓励各地大办报纸，一可以颂布行省律法，让百姓知法受教育，二可以公布商情，加强商贸流通，还可以刊登民情，监督地方吏治。

很快，江南行省在安宁和惊喜交加中度过了龙凤二年，迎来了龙凤三年，即元廷的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元旦，刘浩然在江宁举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