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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女性主义-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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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2）
按照这一逻辑，女性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和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是有区别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女性的劳动直接是社会生产的一部分；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的劳动在家庭中成为个体化的，所以处在社会生产之外。因此，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就是反对家务劳动，反对家务劳动也就是反对资本主义。对这一观点的批判意见指出：这种分析把由性别差别而导致的劳动分工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忽视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有女性受压迫的问题。（巴雷特，1983年）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像激进女性主义者那样作性别的分类是不恰当的。虽然她们赞同激进女性主义将私人与公众领域的划分、生殖与生产领域的划分都看作是男权制的结构；但是她们的结论不是像激进女性主义者那样去重新评价私人和生殖领域，为其赋予较高的价值，而是强调公众和私人这两大领域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她们的政治要求是：第一，工业的结构应当向生产和生殖的劳动者倾斜；二，要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而不是去满足少数人的奢侈欲望。 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有一定的影响。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曾经提出，宗教、婚姻和私人财产是一个世俗的三位一体，这三样邪恶的东西是相辅相成的。因此，要反对私有财产，就必须消灭家庭，因为家庭是个人主义的主要根源；要反对私有财产，还应反对把家庭维系在一起的宗教。但是他也认为，最困难的是反对婚姻，即使在他建立的公社里生活的人们，还是自然地形成了男女一对一对居住的格局。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最关注的问题有：女性参加社会劳动的问题；家内劳动不被当作工作的问题；女性的劳动报酬低于男性的问题。并且认为要想解决这些问题，达到男女平等，都要通过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才能实现。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大本营主要是在英国，在那里，脱离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而被单独提出的女性问题被视为非问题，或者是从阶级斗争的有害偏离。 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主要批评意见是：它将男性的主要领域定义为生产，而将女性的主要领域定义为生殖是错误的。实际情况是，男女全都参与了生产“物”与生产“人”的过程。（Saulnier； 62）由于这样的理论前提，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就把女性的位置固定在私领域之中，而把公领域仅仅限定为男性的领域。这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中对女性也很不利。 2、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异同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有相似之处。它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性别盲点和早期激进女性主义的阶级盲点，将马克思主义与激进女性主义结合起来。它的两个目标是马克思主义的消灭阶级压迫和激进女性主义的消灭性别压迫。它同样看重物质和经济力量，但是除了阶级和种族压迫之外，还关注男权制，主张消灭私有制以改变种族、阶级和性别关系，关注家庭，改变性别的劳动分工，要求父亲分担家务。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在分析男权制社会机制的运作规律时，刻意模仿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机制的分析方法，只是以女性的生殖概念代替马克思主义分析中的生产概念；用性别阶级代替社会阶级；用对女性身体的所有权代替控制权；目标是消灭男性的阶级特权与性别特权。 在资本主义与男权制的运作模式究竟是双体制还是单体制的论辩中，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赞成前者：资本主义与男权制并重。它强调男性控制加社会剥削，是二者的结盟。资本主义与男权制的关系中，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意识形态。基础决定意识形态。资本和男权制是两个体系。 在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波中，费尔斯通曾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阐释女性问题，将女性定义为一个阶级，认为男权制和阶级都是基本的压迫形式。女性主义学者罗宾也说过这样的话：女性所受的压迫当然有无数跨文化、跨历史的差异与一致性，但是“再没有什么理论比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压迫理论对女性受压迫这件事更具解释力”。（转引自Saulnier； 56）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还认为，所谓男性气质是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发展出来的。少数男性掌握着生产工具，绝大多数人没有生产工具。所谓男性气质是在生产关系中的男男关系和男女关系中形成的。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关注的问题包括：对自然的剥削和家务劳动的重要性；女性有酬工作与家务劳动之间的关系。它认为，资本主义决定了男女的不平等，主要原因在于女性提供无报酬的家务劳动。 在女性主义的理论流派中，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比较接近，因此常常有人把这两个理论流派列在一起。其实，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虽然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二者还是有着细微的差别。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思想显然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首先，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有很大的影响，例如，她们认为，家庭和性关系就像其他形式的社会机制一样，都属于历史的范畴，不是永不改变的；而改变它们不能靠诉诸理性或某些抽象的正义原则，只能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改变。
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3）
其次，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受压迫起源于私有财产制的经济结构，女性之受压迫与资本剥削劳动具有相同的形式，因此阶级压迫是更基本的压迫形式。它把分析的重点放在女性的有酬劳动与无酬劳动 （包括家务劳动，义务劳动，在一些国家还应当把农业劳动包括进来），并把它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联系起来，认为女性是廉价劳动力。女性所受的压迫是阶级压迫的一个例证。如不推翻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私有财产观念，女性的地位就不会得到改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也有类似的主张。 第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常常引用的一部著作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她们最为看重的观点是，恩格斯否认现代家庭是一种“自然的秩序”，而认为它是历史的，变化的。他曾提出，母权的丧失是女性的历史性失败，这就表明了他认为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母权和女权得到伸张的时期，目前的男权社会并非从来如此的自然秩序。恩格斯曾高度评价巴霍芬的《母权论》，该书用印地安人的资料证明了母权制的存在。恩格斯说：“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男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恩格斯，第16页）。关于母权制社会是不是普遍存在过，学界至今有争议，但它至少在某些社会中存在过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我国人类学家也发现，纳西族曾经历过杂交和血缘婚阶段，后来发展为母系氏族，称“尔”。后来经过野合偶居，走访婚——安达制，才最终出现各种形式的嫁娶制，产生了男权制家庭。（宋兆麟，第224页） 恩格斯说过：“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 （丑的也包括在内） 的社会地位来衡量。”（马克思、恩格斯，第571页） 这也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所赞赏的观点。 第四，恩格斯把女性进入劳动市场参加社会劳动看作是历史的进步，这一论点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有影响。恩格斯曾指出：“女性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他还说过，“我深信，只有在消除了资本主义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女性的解放，只有在女性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第70、452、158页） 基于上述原因，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有时被人们视为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大同小异。其实，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是有批评的，其主要之点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缺乏关于性别的理论和关于人类心理发展的理论，忽视女性问题，忽视所有非经济性的压迫。虽然马克思主义将女性的状况视为社会进步的天然尺度，但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很多人持有这种观点，因此仅仅讲这样一点点，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关注女性问题的证据。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恩格斯的观点也并绝非全盘接受，而是提出了不少疑问。例如，她们当中有人提出，恩格斯的一些论点缺乏证据，不可信：首先，他关于家庭发展的几个形态普遍适用的观点不可信；其次，他关于原初社会普遍存在过性别平等现象的观点不可信；最后，他关于最早拥有私有财产的是男性的论断不太可信。她们争辩说，在原初社会，女人是种植者，是提供生存资料和生产出最初的剩余产品的人。如果说男人是这些财富的最初占有者，那么性别压迫必定在阶级社会形成之前就存在了。 此外，有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批评恩格斯从未讨论过性别劳动分工的起源问题，似乎家庭责任天然就该落到女人的身上；他没有意识到，女人的工作责任和家庭责任是“双重压迫”；他仅仅提出这一矛盾的最终解决办法是家务劳动的集体化、社会化，却从未讨论过同一阶级中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例如工人阶级男性对女性的压迫。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恩格斯最为尖锐的批评指向他的性观念。她们认为，恩格斯虽然对两性在性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持反对意见，但他一直认为男人的性需求天生多于女性，从未追究过其社会经济原因；他爱使用“奉献自己”或“屈从于男人”这样的辞汇谈论女人，他并不认为在性活动中两性是平等的，是相互的奉献和享受；他还认为性活动自然应当是异性恋的，认为同性恋是“可憎的活动”；他在分析事物时对经济动机的强调使他将性道德和性行为简单化了，例如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孩子是由社会抚养的，一个女孩不会再担心把自己交给一个她所爱的男人的“后果”，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存在男性对女性的性威胁和性侵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把强奸视为男权主义的一个根源，从未关注过家庭暴力问题，而女性主义对这一问题一直极为关注。女性主义者认为，总的来说，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的婚姻持有过于浪漫的看法——由于没有了经济上的考虑，婚姻成为爱与性吸引力的自由选择的结果，男人不会粗暴地对待女人，因为这种暴力行为的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妻子一旦对丈夫不满也可以自由地离异，因为把两个人联系在一起的经济、财产因素均不存在了。女性主义者批评恩格斯忽视了女性低收入的根源及其后果；忽视了丈夫从妻子身上获取性和家内服务的意义，无论他们的婚姻是否以爱情为基础。（Bryson； 73…75） &
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4）
概括地说，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相比，经济决定论的因素较少，虽然它不否认女性解放同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一致的。此外，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所坚持的阶级压迫是更基本的压迫形式不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男权的压迫同阶级压迫一样重要，二者都是最基本的压迫形式。 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看法是，它过于强调女性解放与无产阶级解放的一致性，忽略了女性的特殊要求和利益。这个批评是相当中肯的，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当中，女性的特殊问题和特殊利益一直处于隐而不彰的地位。虽然从革命的基本理论上看，女性的解放和女性的利益一直被考虑在内，但是女性主义理论一直被排除在革命的主流话语之外，就连对女性主义这一概念认可与否都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甚至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形成这一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于女性主义思潮毕竟是西方世界的舶来品，而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思想，而中国革命对于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的一切西方思潮都有着高度的警惕性和抵触情绪。
四、后现代女性主义（1）
1、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渊源及主要观点 在女性主义三大主要派别长达百年的论争之后，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进程，出现了一个崭新的理论流派，这就是后现代女性主义流派，有的理论家甚至将这一新流派的出现称为女性运动的“第三次浪潮”。（Coole； 184） 我想，其原因在于后现代女性主义颇具颠覆性，它不仅要颠覆男权主义秩序，而且要颠覆女性主义三大流派据以存在的基础。因此，严格地说，后现代女性主义并不能算是与三大流派并列的第四大流派。 后现代女性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女性主义加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社会在西方逐渐成为现实之后，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现状肯定论、多元文化论以及生态主义等新思潮逐步进入了西方学术界主流。 从1960年代起，后现代理论在法国首先兴起。法国后结构主义派的主要人物有：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拉康（Jacques Lacan），利奥塔（Jean Francios Lyotard），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鲁兹（Gilles Deleuze），伽塔里（Felix Guattari），保吉拉（Jean Baudrillard）等。他们批判西方现代主义的哲学、语言、文化、主体概念，开创了后现代理论流派。相比之下，哈贝马斯派的批判理性还是以理性为基本原则，现代性概念还在使用。批判理论以“知识的生产”作为最主要的关注。后现代派则认为，启蒙主义已经终结，现代性要求新的科学形式和新的话语模式。 法国的后现代女性主义代表人物有：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塞克瑟斯（Helene Cixous），伊丽加莱（Luce Irigaray）等。她们将后现代理论导向对男权制文化和生殖器中心话语的女性主义的批判。这一思潮从1968年开始出现在女性主义之中。从思想渊源看，英美女性主义一向重自由人文哲学；而法国女性主义则重后结构主义。前者与后者相比，是比较传统的和男性中心的批判理论和方法。 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大多活跃于学术圈内，但她们也参与女性主义的政治运动。如果要追寻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思想渊源，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后现代主义大思想家福柯。每一位后现代女性主义者都把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无论她们对他的思想是全盘接受，还是批判的接受。福柯是一位怀疑主义哲学大师，是怀疑主义哲学传统在20世纪的重要继承人。他主张检验知识变化的实践，而不是用标准的认识论方法去证明独一无二的理性或科学。他对现存一切秩序体制的确定性和稳固性提出了质疑。他指出：“我所分析的一切就是为了否定关于人类存在方式的普遍适用的必然性的观念。我的分析旨在揭示出现存制度的人为性质，揭示出我们还拥有多少自由的空间，还能对现存的一切做哪些改变。”（转引自Martin； 11） 此外，后现代主义大师和重要思想家拉康和德里达也受到后现代女性主义的高度重视和大量引证。 对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思想渊源及其主要观点做一概括，它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挑战关于解放和理性的宏大叙事，否定所有的宏大理论体系 （grand theories）。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这一基本理论倾向来自后现代主义，高度概括地说，这一理论思潮的要点是反对一切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型理论体系，主张只有分散的局部的小型理论才是有效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致力于批判所有那些博大宏伟和涵盖一切的现代理论，试图建立社区理论，即，将道德和政治观念建立在小范围的特殊社区的经验之上，否定因果关系与宏观社会概念。后现代理论超越意识，关注无意识和下意识的自我；关注矛盾、过程和变化；关注个人的肉体性质；拒绝男权的宏大叙事、普适性理论、客观性。有一种说法认为，“女人缺乏把握规模宏大的法则和原理的能力。”（Bacchi； 14） 对此，后现代女性主义者针锋相对地提出：应当对我们的社会合法性所由建立的所有法则和原理做重新的审视。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哲学建立在下列假设之一是：所谓“知识的普适性”是错误的概括。科学、宗教、法律的话语以及知识的生产都是局部的，只具有相对的价值。从启蒙思想开始，所有的宏大理论就都标榜其普遍性和性别中立的性质；那些强调两性差异的理论也自称是性别中立的。可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看来，这些理论都是以男性为其标准的，完全忽视了女性的存在。例如在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上，认为前者是男人的天地、后者是女人的天地，这就是典型的男权制的政治思想。在政治领域完全没有女性的位置，没有女性的声音，也没有为女性留下任何空间。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思想解放中没有得到过什么益处，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的话语，从洛克 （Locke） 到康德 （Kant），从来都没有把女性包括在内。 在西方进入后工业化社会 （丹尼·贝尔用语） 之后，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总体性话语遭到怀疑，甚至连理论本身也遭到怀疑。后现代女性主义反对对性别、种族、阶级作宏观的分析，认为这些分类都过于概括了。由于每一个类别的内部都是千差万别的，所以这些分类都不再适用了。在她们看来，就连“女性”、“男权制”这类概念也都带有大成问题的本质主义色彩。 霸气书库 电子书 分享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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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后现代女性主义（2）
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想家巴特勒深刻指出：当普遍性这一范畴本身因其带有高度民族优越性的偏见已经开始遭到揭露时，我们可能会把一种理论或政治的基础建立在某一具有“普遍性”的语境或主观立场上。情形会如何呢？总共有多少“普遍性”？在多大程度上文化冲突可以被理解为一系列假定的、非妥协的“普遍性”的冲突，一种不能通过求助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普遍性”概念而得以和解的冲突，或者更有甚者，只能通过诉诸暴力的代价才得以解决的冲突？我认为，我们已经在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中目睹了这种概念的和物质的暴力行径，伊拉克这个“他者”被认为完全处于理性和民主的普遍结构“之外”，因此，需要用武力把它拖回“其内”。在最近的战争中，我们精确地看到‘阿拉伯’被刻画成一个可怜的另类，同时也是一个充满病态幻想的场所。这一点，在以萨达姆和‘萨多姆’（罪恶之地sodomu）的谐音为基础的大量的恶意玩笑中表现得十分清楚。美伊战争“它的行动效果已经在各种地方、以各种方式开创了暴力，而这些不是它没有预见到的，而且还是它最终难以容忍的。”（巴特勒，王逢振，第74…82页） 巴特勒的结论是：“这样一个总体概念的建立，所付出的代价只能是产生新的、更进一步的‘排除’。所以，要想不事先放弃未来对包容的要求，我们不得不将‘普遍性’一词视为永久开放性的、永久论争性的和永久暂时性的。”（巴特勒，王逢振，第75页） 后现代女性主义向从启蒙时代开始形成的一整套现代思想提出挑战，其中包括像知识、理性和科学这样的范畴。它认为不存在普适性的人权，所有的人权都有文化和历史的意义特殊性和特殊的视角和立场，例如后殖民主义立场。对于解放理论，后现代女性主义并不是反对解放本身，而是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谁的解放，从什么解放。它不相信有普遍的解放和自由。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所有其他女性主义理论都是以偏概全，没有一个单一的女性主义理论。因为女性属于不同的阶级、种族、民族、能力、性倾向、年龄，并没有一类女性可以代表所有的女性。否定一般理论并非只能选择政治上无能的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提供了一种选择：局部的、区域性的理论和实践。它并不是相对主义，而是局部的，有历史特殊性的和特殊利益性质的理论和实践。（Jaggar； et al。； 83）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主要观点是质疑以下所有的观念：稳定一致的自我概念；理性提供客观、可信、普适性的知识基础的信念；从理性来的知识是“真实”的；理性和知识存在于知觉者之外；由理性而来的真理提供对所有理性人的规律是正确的；为权力服务的真理不会被歪曲，自由和进步是有保障的；科学在方法和内容上是中性的，其结果对社会有利，是所有真正知识的范式；语言是含义清楚的，提供词与物的对应关系；客体不是由话语（或社会）建构的；它们仅仅是被话语命名而已。（Saulnier； 131） 后现代女性主义从根本上反对西方知识结构中最为根深蒂固的两分主义 （dualism），例如总要把事物分成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你与我，好与坏，高与低等等。它提出另一种思维模式，即整合的思维模式，其中包括为女性赋予价值的模式；反对二元提倡多元的模式；差异政治的模式 （其中包括种族、民族、阶级、性别和性倾向的差异）；以及重视他人的模式等。后现代女性主义向传统两分论的挑战，其中包括像理性与非理性、主观与客观、文化与自然这样经典的两分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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