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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七情六欲-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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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发生的时期距离“阳光岁月”并不遥远,它发生在1975年的仲春时节。
故事主角叫孙翔,那年刚满18岁,从上海卫生学校一脚踏进“社会”这个伟大的江湖,这个“江湖”是个地段医院,坐落在城市的东北部,距离复兴岛不超过1000米,孙在那里的医技科中干着医士工作。
1975年的日日夜夜,上海的马路墙壁上你随处可见“批林批孔”、“反击资产阶级右倾翻案风”的大幅标语。上海低层的布尔什维克们依然在忠实地执行着伟大领袖的指示,尽管,他们狭隘的视野中没有埃德加·斯诺的政治洞察力,也不可能象“康办”中的新贵们那样获得有关未来政治风波的种种暗示。
孙翔在高中时代也是一个热爱伟大领袖的底层布尔什维克,一个对《哥达纲领批判》、《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猜想》有着浓烈兴趣的小男生。然而,就在他将要从中学前往“卫校”的当儿,原本可以从红卫兵轻易转成团员的他,由于与班上某个女生过从频密,遭致红团团长的猛烈攻击,这不仅让他丧失了团员的身份,还使得他就此对“政治”失去了兴趣,而对生活本身开始无限热爱的探索。
孙翔有无限热爱的本钱,他是个独子,在双职工父母的庇护下,他有着与当年“小开们”不相上下的家境。1974年的仲春时节(700年以前,这正是伟大的莎士比亚写作《仲夏夜之梦》的时候),孙翔便戴着一只470元的“奥米伽”走入他的医院。想到叙述者王唯铭其时在延安西路1331号的上海广播器材厂中天天开着X8126万能铣床却每月只拿18块6角的艺徒工资,孙翔先生的奢侈由此可见一斑。不过,孙翔先生对医院中的有些医士、医师也十分的羡慕,羡慕他们的生活方式。
家住上海某工人新村的孙翔,已有其时上海相当不错的居住环境,但家中尽管有着卫生间却没有浴缸,尤其是老上海象征之一的铸铁浴缸。总体来说被工人阶级占领的居住区域缺乏当年“上海小开”居住区域的那份情调和氛围。而地段医院中那些医师、医士们的居室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格局了,那里地板是柚木的,浴缸是铸铁的,一个房间有着25平方的宽敞空间,打开落地百页门是落地钢窗,推开落地钢窗则是一个带有柱型围栏的阳台,在阳台上你可以想像一个如梦如幻的老上海的全部美妙之处。
出于惺惺相惜的原因,孙翔与他们开始了频密的交往。他们共同喝着壶烧的上海咖啡,在宽敞的25平方的房子中听着优雅的密纹唱片,有时,孙翔会给他的朋友们即兴表演一段小提琴练习曲。交换当年的“禁书”是他们的一大爱好。孙与他的同事们看了《基督山恩仇记》、《红与黑》以及屠格涅夫的全部书籍,即使时光已过去了30多年,孙还记得《春潮》带给他的心潮起伏的感觉,还有写在黑面抄上面的《第二次握手》,那些文字让他的心旌是怎样的摇荡啊。
他们间流行着“吃胎胞”。经常的,他们会到妇产科抢来胎盘,随后,要么文火蒸着吃,要么磨成粉末,做成胶囊吃。
日子就在这种世外桃源的氛围中度过了。是写意的、快乐的、自命不凡的生活。孙翔和他的同道们始终感觉他们要比社会上的男女高出不止一头,因为他们拥有着上海咖啡的浓香、莫泊桑《漂亮的朋友》的性感以及阳台柱廊间那份不死的沧桑。同时,欲望,成熟男女的性欲也在1974与1975年的季节中蓬勃生长。
一个女人进入了孙翔的视野中。
她是孙翔医技科的同事,资方出身,家里八个姐妹,她排行第七。在与孙翔相好之前,她28岁,有两个孩子,穿得十分风流和性感。
孙翔的初次动心是在某天黄昏。
她刚洗完澡,头发湿淋淋地从孙翔身边走过,不经意地一瞥之后,孙对她那份少妇的丰腴有了崭新的发现。接着,孙也许无意也许有心地又向她投去一瞥,那时,透过门的缝隙,孙看见她正脱下身上的白大褂,露出了白皙的肌肤以及高耸着乳房的一个侧面身影。孙心房一阵扑动,白大褂中什么都没有的她着实让孙深受刺激。
孙翔与她有条不紊地沟通了起来。
最初,孙翔知道了她的丈夫是个造反队的头目;接着,他知道了她丈夫的性欲是如此地高涨,以致每个晚上都会“要她”,而她对粗糙的他可以说从来没有过什么感觉,于是,他与她的性爱常常演变成家庭暴力和婚内强奸。
她常常独自流泪,她独自流泪时的楚楚动人景象让孙翔十分感动。
1974年的夏季过去了,在高高的天空中出现了候鸟的身影。
那天,孙翔去商店买医疗器械,在这前,她打来电话让孙到她家去玩。
她的家在“上只角”的泰昌路,那里离淮海路只有一箭之地,她的家有一个大大的阳台,还有钢窗蜡地。走进她家时,她正好在拖地板。看见孙翔,她暧昧地笑了,随后,低下了身子,孙翔看见了她那一对鼓突的乳房,还有那道深深的乳沟,孙的心房不可遏止地跳动了起来。
拖完地板,孙翔看见她顺手关上了阳台前的百叶门,家中的光线瞬间暗淡了下来,她还转动起了密纹唱片,屋子里飘荡起一种孙最喜欢的气息。
她看着孙,眼睛闪烁着奇异的光芒。有一刹那,他们两人都没有说话,孙感到嘴唇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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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的性》诱引下的成年的性(2)
她打破了尴尬状态,她先坐到了床上,随后,顺势躺倒在床上,她嗓音有些沙哑地说:你过来呀。
孙翔几乎是木然地走到她的身边。
她拉住孙翔的手,随后,将他的手放到她因为仰面朝天而略显平坦的乳房,说:摸摸我吧。
透过她的短袖羊毛衫,孙翔的手掌心触摸到了她的乳房,但奇怪的是,孙强烈感觉到的并不性冲动,他感到的是一种困惑,处男的困惑。
少顷,她坐了起来,随后将那件短袖的毛衣全部脱下,现在,孙翔看见了她在暗淡的光线中的肌肤,白皙得不可思议的肌肤,还有她那一对浑圆的乳房,那两颗硕大的乳头。
孙翔还是没有冲动,他依然困惑地看着她,随后,嗓音沙哑地说:我走了。
孙翔在当天夜晚彻底失眠。而到了第二天的上午,当他在医技科与她相遇,她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只是老练地问道:嗨,你借我的那本《娜娜》什么时候再还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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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几天过去了。
那天;她神秘兮兮地对孙翔说:你到暗房来,我有一本书给你看。
在暗房中,孙翔看见了一本黑面抄,上面写着“少女的心”这几个字。
她用手捏了捏孙翔的脸,随后说:就在这里看吧,前面我替你挡着。
是1974年初秋的时候,《少女的心》有着那个时代最为罕见的刺激性和蛊惑性,29年之后,孙翔难以忘却当他躲在X光拍片室中偷偷阅读《少女的心》的感受,故事的主角们在船头激情满怀的场面让孙深受刺激。这以后的许多个夜晚,孙翔的梦境中都会出现少女与她的情人缠绵不止的景象,而他就在梦遗中达到日常生活中不能达到的高潮。
1975年秋意渐浓的某天。
她对孙翔说,她和自己的男人彻底决裂,从这天起,她不再回家而长住医院的职工宿舍。中午时分,她从外面搬来一只脚桶,她对孙说,她想在X光室中洗一把澡,她要孙替她在外面挡一下。
十来分钟之后,她在房里叫唤孙翔。孙来到门口,只听她说:那块毛巾我够不着,进来帮我拿一下吧。
孙翔心房一阵扑动,走进X光暗室,只见那盏他十分熟悉的台灯下,是打开一半的《少女的性》,脚桶一边,她楚楚动人地站着,灯光勾勒着她丰满的肉体,她乳房少女一般地挺立着,两颗乳头犹如鲜艳而沉重的果子。她的手里拿着的正是一块雪白的毛巾。
她暧昧地笑了:你想帮我吗?
孙翔这刻的意识已经空白,他甚至都回忆不起他怎样将X光室的一张手术床放了下来,他唯一记得的是他的手笨拙而慌乱地抚摸着她的身体,以及他的嘴唇急切而慌张地寻找着她的嘴唇。
自此以后,在X光室暗房,孙翔与她整整幽会了两年,没有人发现他们在偷情,一直到她提出要与那个“造反者”离婚,要与孙翔结婚。
这个时候,已经是富有生机的1977年。孙翔一心想着的是怎样进入高等学府,怎样尽快地实践他生命的梦想,而她香艳的肉体带来的刺激已丧失了最初的强度,因此,他拒绝了她的要求。
这个故事结尾的色彩有些暗淡。
某一天,她吃了大把的安眠药,但被人救活。孙翔赶去医院对她进行了安慰,但心里与她进一步地拉大了距离。当孙翔考上上海某名牌大学之后,她的表妹找上了孙,要求孙的补偿。戴着“奥米伽”的孙飞翔,拿出了2000元摆平了他的地下爱情,也告别了源自1975年的城市风流。
5年以后,当我们的孙翔先生在某中学教书的时候,有公安人员找上门来,盘问道:丁莎伦这人你知道吗?
在上海公安的嘴里,孙翔隐约知道她已经有可能堕落成为一个暗娼,孙翔基本如实地告诉了警察他所知道的有关她的事情,但他隐瞒了她的身体带给他的疯狂感受。
后来,孙翔听说这个拿去了他的童贞的女人去了外国。有时,孙还会在梦中与她相会,并且,总是在她25平方的大房中,总是看见她向他招着手,声音有些沙哑地这么说:来吧,过来吧。
死亡的杨柄荣重新复活(1)
1980年4月,上海迎来她新生命的轮回。
尽管对美国纽约时报的詹姆斯·斯特巴来说,他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情景:
我来到中国,很大程度上好象生活在1951年,甚至似乎有点像1851年,在无线电旁收听世界各地的新闻,这是城市唯一的夜生活。
中国的肥皂将衣服洗灰了。
水硬,一加仑水放在咖啡壶中,过滤出拇指大小一团的钙、煤沙和其它矿物质。
詹姆斯·斯特巴可能说得完全正确,以他美国人的眼光。但对上海市民来说,他们的视角与这个来自纽约时报的记者完全不同,在他们的眼光中此刻看到的是一种他们曾经如此熟悉的食品,它就是浓香四溢的茶叶蛋。
同年7月12日,一家叫作“味美馆”的饭店,成为上海第一家私营饭店而写入了上海的“七情六欲史”,到了1982年的3月6日,曾经作为“十里洋场”象征之地的南京路,出现了对昔日“不夜城”呼应的夜市。
4月间,电视机开始成为这座城市的新宠,每个家庭都将它看成必备之物而努力地争夺着,从这时起,上海进入了“电视时代”。
随后是西装作为一种时尚之物被上海男性青年所青睐,而黄金饰品则在这个时候被上海女性疯抢。一个小小的细节是对这种疯狂的一种说明:上海第二机电局某企业中的一个上海小青工,用八年全部积蓄和自己的爱人完成了婚礼,这时,这个上海新家庭的银行存折上仅剩450元。但小青工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又用400元为自己的爱人购买了一条24K的金项链,他的理论是,他们的新家庭可以没有任何存款,但不能让别人认为赶不上这一轮的时尚之潮。
1983年1月18日,一切对经济活动有着特别敏感的人们重新看见了股票。2年以后,1985年1月,延中公司向社会发行了上海第一个股票,在绝大部分男女混然不觉的时候,极小部分的男女走上了城市有产阶级的道路,这时,一些叫作“万元户”的男女,尽管社会身份暧昧不清,但他们在市民社会中昂昂然地登堂入室,被上海大小市民如同偶像一样地加以崇拜:对这些上海市民来说,还有什么比金钱更令人迷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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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我在第一章所说,在开始城市欲望、消费、时尚这部伟大的历史叙述之前,我们是不可或缺这个历史时期的深背景,没有一个时代提供的基本平台,就没有这个时代的基本欲望,也没有这个时代基本消费和基本时尚。
当1980年茶叶蛋的浓香正飘逸在上海还不灯火通明的大街小巷时,对《参考消息》特别钟情的上海男女在这之前便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中美这两个曾在三十八度纬线一带进行残酷较量的对手,终于暂时地搁置了各自顽强的意识形态梦想,走上了一条功利主义的康庄大道。1979年1月29日,在肯尼迪中心邓小平观看了美国艺术家约翰·丹佛的表演,丹佛唱了《乡间大路,请带我回家园》。当邓小平回家时,在西雅图的飞机上,丹佛送了他一百套的唱片。
中美建交对世界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对中国人民或许有着更为巨大的现实意义:与魔鬼一般的美国也能修好并在同一星球共存,还有什么东西不能重新打量、重新思考、重新判断?
解冻的和风吹到了上海,一个叫杨炳荣的男子死后复生的离奇故事或许是对“解冻上海”的最有力说明。
杨炳荣原为上海市黄浦区服装公司南方衬衫店的职工,1949年前在国民党部队中担任过7个月的宪兵,1957年4月他已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
“文化革命”开始后,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杨炳荣变得格外紧张、恐惧,而这种持久的心理压力最终导致他在“文革”高潮阶段的1968年4月18日出走上海。
同年6月,杨炳荣在南京被收容,旋即被上海原单位领回,并可以想见的被猛烈批斗。
1968年7月29日,杨寻机再次出走,在杭州城再次被收容。鉴于上次教训,杨对收容方谎称自己叫曾鸣皋,原籍江苏南通,于是他被遣送到了江苏南通,安置在如东县洋口农场。
自此以后,杨炳荣的单位、家人全都失去了他的消息更不知他的下落。
转眼十一个春秋过去了。在长久的等待中,杨炳荣的家人经由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杨炳荣的单位也在1979年2月按照非正常死亡发给杨家属丧葬费、抚恤金以及一次性补助费共1900元,杨的儿子由农村顶替杨炳荣进厂。
一切似乎都已结束。
唯有杨炳荣没有放弃。我们可以设想他在上海之外二百公里之处怀着怎样的一种思念心情,还能设想他怎样渴望着回到上海,回到家中与亲人团聚。
又是几个春秋由指缝悄然流逝。当中国大地解冻的信息蜿蜒曲折地传递到江苏如东,杨炳荣一定被深深地触动,在度过我们不知的多少个不眠之夜以后,怀着惊恐不安的心情,他于1982年9月下旬回到上海的家中。
那一刻距离他的出走已有整整一十七年。那一刻,绝对富有戏剧色彩也绝对充满悲剧感觉。
呼吸在这一瞬间可以想像的停止,时间在这一片刻也可以想像的凝固,唯有痛楚、惊讶、不可思议以音乐的方式绵绵不绝地一路而去,还有着的便是心跳,地球一般地一路沉重地博动。
一个“死亡”了的上海男人,在十七年之后越过生死界线而重回人间,这种情状对今天的“哈日”、“哈韩”以及“哈法族”没有任何意义,但有必要说明,正是这个“死后重生”的人,在肉体和精神这双重意义上,再生了今天所有的“哈日”、“哈韩”和“哈法族”。
死亡的杨柄荣重新复活(2)
在“中美建交”、“杨炳荣死后复生”这些过于凝重的事件之后,时代进入1980至1984这五年之间的文化界域。
比空气还要透明的让·雅克(1)
文化复兴这时已成一片汪洋大潮。
继《伤痕》、《于无声处》之后,中国文学开始了她悲壮而又悲情的井喷,这种“井喷”的力度稍后便导致了中国文学的“歌德派”与“缺德派”的直接交火。
1979年年末,《青年一代》在上海创刊。
对拥挤在文学小道的上海青年来说,这本杂志也许没有多少意义;但对于上海数以万计、十万计乃至百万计的普通青年来说,它不蒂是圣经的诞生。正是通过《青年一代》,上海的普通青年获取了他们渴望的人生知识、基本美学。当《青年一代》开辟了它的《道德法庭》之后,上海的男女青年在这个“法庭”上更将面对他们在两性问题上的全部困惑,也将在这个“法庭”上表明自己的两性立场:是做一个传统社会的情感良民?还是做一个传统社会的欲望反叛者?
紧随着《青年一代》之后出版的是《文化与生活》。这或许是上海第一本有关时尚的杂志,在它出版的最初日子里,它的叫座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一出版就被抢光。
《文汇月刊》的出版也对上海有着深刻影响。
如果说《青年一代》、《文化与生活》收容的是中国上海进步青年和前卫青年,那么,《文汇月刊》收容的则是中国上海的文学青年,当然,它更在意中国大陆一流的报告文学作家。我们很快就读到了###、麦天朔之流的作品,他们在仕途上的壮丽抱负现在被充分地发泄在了所谓的报告文学上,以长歌当哭的情感方式,中国最杰出的报告文学作家将当年范仲淹大夫的痛苦用现代文学体裁不可遏止地表达了出来。
刚好是一年之后,一张深刻地影响了上海气质、上海精神和上海生活方式的报纸得以重新出版,它就是妇孺皆知的《新民晚报》,老上海时候便已流行的一句“新民晚报、夜饭吃饱、早点困觉”的民间谚语在城市中又获得了广泛传播。在一个刚刚解冻因此消费水平非常底下的社会中,上海的主流市民选择的生活方式不外乎是这样的:在八十年代早期的每个夜晚,晚饭之后,凡是电视机还没有进入的家庭,他们的主人必定在有些昏暗的灯光下,带着一天下来有些放松的心情,阅读着《新民晚报》。他们的认真程度可以从这个细节得到佐证:不放过《新民晚报》中任何一条消息,甚至不放过中缝百来字左右的一则商品信息。
在艺术领域,八十年代早中期提供了这样一些激动人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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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3月1日,一个叫作《丝路花雨》的歌舞剧毫不含糊地倾倒了上海市民。
1981年,由法国人在上海主持了一个颇带刺激性的展览:《性的自然史》。
同样是法国人,但在稍早时候,让·雅克带着他的令人惊诧的电子合成器来到上海。上海的青春男女一定没有忘却当年在上海体育馆的那番审美感受:
优雅的法国人坐在场子中央,他的面前是那台对整个上海来说显得神秘兮兮的电子合成器,更其神秘的蓝色激光在舞台上方以交叉的形式呈现着,那蓝色的光芒即使在23年之后仿佛还浮现在了人们的面前。音乐响起,多少远古的秘密正在节奏、旋律中悄然出现,空间显示出了###的向度,空气变得透明并且质感,你慢慢地升腾,似乎正在星际间作着穿梭,在奇异的冥王星与恐怖的木星间飞快地游走。
一直要到十多年之后,上海才会在理查德·克莱德曼的“水边的阿蒂利娜”的旋律中再次回忆起当年的让·雅克。但是,后者在1980年给予上海的那份透明的、空气的、玄妙的、物理的音乐感觉,此刻已荡然无存。世俗社会以它超常的妩媚、甜蜜的节奏,让我们再也体会不到星际旅行的那份奇妙无比但战战兢兢的外太空之感;一直要到24年之后,让·雅克才重返了中国,在中国首都北京的紫禁城下再次向中国人民展现了他的“空气般透明的音乐”,但他并没有来到上海,并没有让当年上海的青春男女重温他音乐中的沧海桑田。
说到音乐,便会逻辑地提及电影,这个悠久地统治着上海男女视觉历史的强大媒体。
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左派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继续深刻地影响着上海,但尽管左倾不够但在对待“苏联修正主义”却异常硬骨的罗马尼亚,以及奉行铁托主义的南斯拉夫电影和电视剧也开始了对上海的青春男女的影响。
《巧入敌后》是一部令人难忘的南斯拉夫的电视剧,很多年以后,当年的青春男女或许早已忘却了剧中的诸多情节,但他们还是记得剧中配乐的独特节奏。
《桥》让上海的青春男女百看不厌,他们中的不少人耳熟能详党卫军上尉霍夫曼给被抓捕的游击队员看手相的那个情景和那段精彩对话:
一个老兵,多年流浪汉,并且到过西班牙,你到西班牙干什么去了?也是去摘老玉米?
这个时候,非常偶然的,一部前苏联的电视剧进入上海为数不多的家庭电视机中,它就是《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由苏联著名的电影明星吉洪诺夫扮演的党卫军旗队长,其实是斯大林派出的间谍,他机智地周旋在鲍曼、戈林、希姆莱、戈倍尔之间,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千年帝国即将崩溃的前夕,演绎了忠诚、善良与不义、邪恶殊死搏斗的种种细节。
八十年代的早期,正是当代中国的一个微妙时期。资本主义日本的电影也开始进入中国、进入上海。上海的青春男女难以忘却日本的阿其婆在《望乡》中的那对凄惨之眼,他们那时便已惊讶地发问:历史竟然是这个模样?
比空气还要透明的让·雅克(2)
当八十年代完整地向人们推涌而来的时候,那个被“鸡毛信”、“地道战”、“平原游击队”所制造、所曲解的日本,开始在电影和电视剧这两个领域强力地影响着上海和上海的青春男女。
电视剧《姿三四郎》具备着罕见的影响力。每个夜晚,上海人家中的那台九寸或十二寸电视机前,市民们感受着姿三四郎的坚韧,感受着日本文化中的那股特殊的力量,他们中特别敏感者,由“姿三四郎”的精神世界而联想到“武士道”对亚洲其他民族的那份冷酷的压迫力。
《排球女将》是现代日本的一种解说。弥漫在《姿三四郎》中那种日本文化至高无上的挑战力现在有所消解,取而代之的是被美国化了的现代日本,是那份溶合了东、西方文化后的动感、活力,生活现在被表现得简单而又肤浅,除了快乐似乎还是快乐。
电视机时代还没有真正到来,“日剧”尽管影响着上海,但它还没有象后来那样一早培养出一个广大的“哈日族”;但就影响力而言,日本电影是不容置疑的翘楚。
上海不会遗忘八十年代早、中期那首让人难以忘却的“草帽歌”,随着旋律的忧伤回荡,日本电影《人证》中的众多镜头一一浮现在了上海人的眼前。
《追捕》则更长久、更内在地影响着上海。
由高仓建与真由美两人扮演的角色,极大程度地满足了八十年代早期上海对浪漫主义的肤浅想像,满足了一座曾经有过如此苍白、如此贫瘠的情感之土的城市对雨水、晨露的饥渴愿望;《追捕》中营造的侦探兼警匪片模式,也让八十年代早期的上海为之神往。对习惯了《保密局的枪声》的上海来说,《追捕》中的故事情节不仅让人紧张到窒息,而且还让人产生了“恐怖”、“凶险”的另类审美,也因此,上海人不会忘记那个阴险的医生的同样阴险的催眠式说法:
照仓跳下去了,唐康跳下去了,你也跳下去吧。
他们同样不会忘却“横路近二”那张被切除了脑前页的白痴般的脸,那张对苦难、痛楚、幸福、快乐等等人类情感没有任何感觉的脸。
最让他们难忘当然是杜丘的脸。
一张似乎刀凿斧削的脸,一张沉默寡言的脸,一张充满了男性力度的脸,一张集合了刚毅、勇猛、坚强等等人类美好品质的脸。是杜丘的脸,更正确点说是高仓建的脸。由于这张脸的出现,对八十年代的上海产生了激烈的震荡,多少城市女子,她们生命中的最大愿望就是邂逅这张脸,随后与这张脸同床共寝,五、六年之后,她们或她们的妹妹,又渴望着为了另外一张脸,渴望着为了费翔的脸而宽衣解带。
继日本电影之后,英国电影也进入上海。
在这之前,阿迦莎·克里斯蒂早已在上海众多图书馆影响了上海读者,当《尼罗河上的惨案》登场时,英国人打定主意要用视象方式来蛊惑上海。上海男女立刻折服于那个从容不迫、处惊不变的比利时小人“豪克尔·波罗”的天才分析力,他的分析力不仅揭示了人性的阴暗一面,同时还有着一种博奕大师的绝对智慧。
还有八十年代早期的法国电影。
上海绝对深刻地记取了台尔蒙当扮演的那个不屈的法国人,记取了他的那把老枪。电影《老枪》以平易的风格,不疾不徐地叙述了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普通的法国人面对纳粹所择的人生立场。这种立场有着拉丁民族从来的傲慢,但电影不仅放弃了任何戏剧性,也放弃了所有的夸张。它用十分质朴的手法让一把“老枪”深深地铭刻在上海人的脑膜中。
法国文化中永远不死的浪漫,是通过那个英俊到人类极限的阿兰·德龙来体现。电影《佐罗》以反《老枪》风格,将高卢人自西罗马帝国以来便汪洋恣肆的情感一泻无遗。全部的情节可能都出于编造,全部的细节可能都有破绽,全部的理念可能都不堪一击,但阿兰·德龙却以自己无懈可击的脸庞,玉树临风的身材,以及,一袭黑披风、一匹黑骏马,掠夺了上海所有褐色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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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后来相比,其时的美国影视文化低调出现在了上海。
由于意识形态的殊死对抗,使得美国文化出现的地方主要还是上海的图书倌。在那里,你会邂逅欧·亨利的精妙,会发现马克·吐温的幽默,会感觉到伟大的海明威在“乞里马扎罗山”一边使用的那杆猎枪,你甚至可以想像同样伟大的美国作家德莱塞在《加莉妹妹》中对城市的说法,但在视像上,美国文化不能展示它的全部风采,尤其在“好莱坞”还是一个非常可疑符号的时候。
上海记住了一部非主流的美国电影《车队》,记住了那些隆隆作响的车轮和那个充满了匪气的美国人,下层蓝领对生活的无望和愤怒在这部片子中表达得淋漓尽致。
但有一部片子是有影响力的,它是《未来世界》。
二十年前,当上海的感官还惊异在让·雅克将空气一一撕裂开来的音乐中时,美国人已通过《未来世界》提前预言了一个机器人的时代。可以原谅上海当时的半信半疑,甚至全然不信。当上海的审美智力只能达到《珊瑚岛上的死光》这种水平,《未来世界》中那些可怕的机器人让上海更多感受的不过是格林童话或者凡尔纳式的科幻而已。
来自西方的文化与影视就这样呈现着它们各自的面貌,当上海也象中国其他土地一样,在春天的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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