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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远东狂人-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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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总司令,您没带舞伴么?我叫汉纳根,此次晚宴就是我提议举办的。本来应该在门口迎接您的,但是因为听说你穿着军装,我不得不临时改变装束,所以来晚了,失礼之处,还望总司令海涵。”
那个穿着军装的洋人走到总司令跟前,一个标准的德国式立正,向赵北微微鞠躬,一口混杂着山东、直隶口音的中国话。
“阁下就是那位参加过甲午战争的汉纳根先生?”赵北仔细打量了一下对方。
“正是鄙人。军人果然是有共同语言的!对了,在北洋水师的时候,我的军衔一开始是上校,您可以称我‘汉纳根上校’。”洋人有些兴奋。
“大东沟海战的时候,贵国的海军提督丁大人就站在我的身边,而我,作为一个陆军军官,有幸参加了人类历史上的首次蒸汽机钢壳战舰的舰队决战!当年的战争景象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深处,大口径舰炮的轰响时刻回荡在我的耳边,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如果总司令想听听当年的战况,我可以详细的讲给你听。”
“谢谢阁下的美意,这个话题或许可以成为晚宴上的主题,我们可以好好的讨论一下,为什么北洋舰队会败得那么惨。”
赵北微笑着点头,虽然他对甲午战争已很熟悉,但听一听战争亲历者的讲述,似乎也没什么害处,说不定还能发现些历史真相呢。
“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可以慢慢探讨,而且我有一些当时的照片,可以拿出来与总司令分享。现在,请允许我先为总司令介绍几位德国朋友。”
在汉纳根的引见下,总司令与十几位德国工商界人士以及他们带来的女伴说上了话,那些华商、买办也纷纷趁此良机与这位“湖北王”混了个脸儿熟。
包括汉纳根在内,这些洋人里并没有什么显赫的大人物,不过其中有几位军火掮客,这些人与德国克虏伯军火集团、艾哈德军火集团均有利害关系,而那两家重工业集团对德国政界有很强的影响力,赵北相信,只要让这些人坚信共和军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对象的话,或许用不了多久,他就能真正抱住德国政府的大腿。
“老爷,晚宴已备下,可以开宴了。”管家走到刘人祥身后,小声说了一句。
“都督,是否现在就开宴?按照汉纳根上校的意思,这是一次德式盛宴。”
见刘人祥笑咪咪的模样,总司令也微笑着颔首。
“诸位,今日与诸位共进晚宴,鄙人不胜荣幸。刚才大家都很客气,也很热情,我想,大家或许还有许多话要说,不过现在,让我们先品尝一下刘府的德式大餐,酒足饭饱之后,咱们再来认真探讨一下中国未来的工业、商业前景。”
……
汉口那边,共和军总司令与德国、美国的工商业界人士把酒言欢,数千里之外的北京,共和中华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却对着一桌丰盛的晚宴无法下箸。
这场晚宴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做东的是英、法、日、俄四国公使,作陪的是十一国驻华使节,宴请袁世凯的名义是恭贺总统府选定,以及袁世凯将总统行辕由天津正式迁回北京。
法国大厨做的正宗法式大餐,地道的法国佐餐酒,时尚味道十足的法国音乐,就连端菜的侍者也是一副法国古典宫廷装扮,此情此景,让来宾沉浸在对“光明之城”巴黎的幻想中,就连刻板的德国人也有些迷醉的表情。
但作为这场宴会的主宾,袁世凯却不苟言笑,看着那欧式长桌上银光闪闪的餐具发呆。
袁世凯没有胃口,次要原因是法国大餐不合他的口味,而主要原因则是宴会开始前的那场小小龃龉。
龃龉发生在英国公使和俄国公使之间,俄国公使埋怨英国对巴尔干弱小民族的歧视,而英国公使则反唇相讥,指责俄国皇帝的手伸得太远。
后来还是法国公使出面调解,这才平息了争论。
袁世凯向手下人打听,这才明白两国公使发生龃龉的原因竟是前不久刚刚结束的“波斯尼亚危机”,由于英国不支持俄国在此次巴尔干冲突中的强硬立场,导致巴尔干的两个斯拉夫人小国被奥匈帝国吞并,这使俄国人的自尊心大受打击,并影响了俄国的国际形象,巴尔干的另外几个小国也对俄国很有意见,这让俄国几乎下不了台,危机结束之后,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立即下令增拨军费,可以想象,如果再有一次巴尔干危机的话,俄国人肯定会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但是现在,俄国人确实非常恼火,对于英国政府对德立场的软化,俄国人很有意见。
英国和俄国都是协约国集团的一分子,为什么也会发生龃龉?为什么英国不支持俄国的立场?难道英国又开始与德国谋求和解了?
袁世凯有些犹豫,他又想起了前些时候德国和美国向他抛去的橄榄枝,可是他也知道,美国和德国抛出橄榄枝不是没有目的的,他们想要铁路贷款权,他们想控制中国的几条铁路干线。
是不是应该与德国走得更近一些呢?袁世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正是他食不甘味的根本原因。
袁世凯的踯躅不是没有道理,刚才他的外交秘书陆徵祥已经向他简单介绍了欧洲最近的局势。虽然欧洲的两大军事集团已经正式建立,但自从波斯尼亚危机平息之后,欧洲的整体局势正趋向稳定,英国拒绝支持俄国挑起巴尔干战火,也拒绝支持俄国在黑海问题上的立场,这种温和的对德态度让德国人很满意,德国皇帝甚至想与英国签定一项条约,以便德国在与欧洲大陆上的某国作战时英国能够保持中立立场,虽然这一明显针对法国的提议被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一口拒绝,甚至还将这个消息捅给了新闻界,但一个无可争辩的表象是,现在的英国似乎并不非常敌视德国,两国未必没有走到一起的可能。
但这仅仅只是表象而已。
国际局势变化无常,今天的敌人明天或许就会坐在一起共进晚餐,对着餐桌上的那些弱小国家指指点点,挑肥拣瘦,用弱小国家的牺牲来换取他们的暂时和平。
如果英国与德国修好,未必不能同时取得这两个国家的支持,那样一来,袁世凯就不必担心遭到来自南方实力派的挑战了。
可是,英国和德国真的会捐弃前嫌么?
“诸位先生。”
英国公使朱尔典站起身,拿银勺敲了敲手里的那只镶金高脚杯,然后将杯子举起,望着呆坐主宾席上的袁世凯,笑着说道:“让我们共同举杯,祝贺总统阁下正式定都北京。作为一个国家的国都,北京已有数百年历史,我相信,袁大总统一定会使这座古老的东方城市焕发出新的光彩。”
乐队适时演奏起典雅的宫廷音乐,乐声中各国驻华使节纷纷举杯起立,向袁世凯致敬。
袁世凯起身答礼,说道:“此次全赖诸位公使先生鼎立支持,迁都之争方告平息。袁某必定兢兢业业,为华洋各国之友好关系尽微薄之力,即使他日选举失败下野,袁某依然是各位的朋友。”
其实在迁都问题上,袁大总统真正应该感谢的是赵总司令,对于同盟会和光复会迁都福州、杭州的建议,总司令和大总统的立场是一致的,他们都强烈的反对将国都迁往南方沿海,虽然在战略上的着眼点完全不同,但到底还是在这个问题上做到了“同仇敌忾”,正是总司令的支持,大总统才胜了一局,不过在国都正式确定之后,总司令又给大总统拍了封电报,希望大总统委任光复会的领袖陶成章为“东南路政督办”,总管东南数省的铁路建设。
总司令的小算盘打得精啊,这个电报一方面是讨好光复会同志,另一方面也是上次那个“西南路政督办”计划的延续,所不同的是,上次总司令是想自己来坐这个位置,而这一次则是在为陶成章谋求这个位置,一个西南,一个东南,方向不一样,但目的却完全一样,都是想将一部分铁路大权掌握在南方革命党手里,增加与列强讨价还价时的筹码。
这个要求太“过分”了,袁大总统不大可能一口答应,可是如果不给些好处,“总统制”又无法被写进宪法,左右为难啊。
由此也可看出,袁大总统心烦的事情不止是外交,这内政方面更让他头疼,这也是他胃口不佳的原因之一。
看出袁世凯有些意兴阑珊,朱尔典说道:“总统阁下完全不必担心总统选举的事情,据我所知,贵国此次总统选举是由各省代表共同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投票,作为德高望重的资深政治家,没有人比袁大人更适合总统的位置,目前除了少数几个省之外,多数省的实权是由贵国立宪派掌握,我相信,他们一定不愿看到那些一直躲在外国遥控革命的人做总统,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满嘴大话的政客,而是一位实干家。”
袁世凯苦笑道:“怕就怕到时候有人蛮不讲礼,如果南方某些野心家想以武力夺取总统之位,为了国家前途,百姓福祉,我也只好让贤了。”
“总统阁下不必担心,蕲州事变之后,英国政府决心加强对贵国中枢的支持力度,现在,英国的两艘军火船已经抵达香港,再过几天就能到天津,届时,贵国的政府军将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有这支军队在,我相信贵国的中枢权力绝对不会被野心家削弱。”
朱尔典信心十足的说道,然后话锋一转。
“不过,仅有先进的武器是不够的,现代战争打得是后勤和进军速度,如果粤汉铁路、津浦铁路和川汉铁路能够尽快修建完成的话,贵国的政府军可以在最短时间里调到任何一个地方,而且可以南北对进,足以震慑住所有反叛势力。”
朱尔典话里有话,而且说得很露骨,袁世凯听出来了,各国使节也都听出来了。
德国公使雷克斯放下酒杯,看了袁世凯一眼,说道:“英国公使先生看得很远,铁路确实是贵国目前最急需的,作为欧洲筑路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德国愿意在修建铁路的问题上与贵国合作,如果大总统不反对,德国愿意加入国际银行团,为铁路建设提供借款和技术支持。”
桌上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朱尔典,以及坐在他身边的法国、日本公使,德国能不能加入国际银行团,关键不在袁世凯,而在英国和法国,甚至日本的态度也很重要。
朱尔典优雅的坐了下去,扭头看着袁世凯,笑着问道:“德国公使很热情,我也很好奇,不知道总统阁下是否同意德国加入国际银行团,与英法俄三国共同向阁下提供贷款?”
看着朱尔典的微笑,再看看俄国公使那通红的双眼,以及法国公使那张阴沉着的脸,袁世凯迟疑了片刻,慢吞吞从牙缝里挤出几句话:“此事关系重大,待我与阁员好好商议一下。况且,共和军方面发过通电,拒绝承认单方面的外国借款,所以,此事也不是我一人做得了主的,至少还要告知制宪会议。”
“现在的共和军由一个疯子掌握,对于中英、中日的外交关系来讲是很不利的。我个人认为,总统阁下应该尽快解除那个疯子的职务。”日本公使很严肃的说道。
“公使先生,请注意你的言辞。共和军的事情是中国内政,似乎轮不到阁下指手画脚。现在我们讨论的是国际问题,而不是中国的内政。”
说话的是奥匈帝国公使,他坐在德国公使的身边,而德国公使的另一边则坐着意大利公使,两人都对日本公使抱以鄙视的目光。
“日本公使是以个人的名义提出的建议。”朱尔典冷冷说道。
“可是日本公使先生代表的是日本帝国,而且,阁下也代表着大英帝国。外交无小事,作为外交官,我们都应该随时注意自己的言行。”德国公使插了一句。
听到这些话,再看看隔着长桌分坐两边的协约国、同盟国公使,以及那些神态各异的“无关国家”、“中立国家”驻华外交官,袁世凯顿觉灵台一片清灵,一个原本想不明白的问题顿时想明白了。
波斯尼亚危机之所以得以和平解决,不是英国人爱好和平,而是英国还没有做好对抗德国的军事准备,而德国之所以谋求与英国和解,也是相同的原因,两国都在摩拳擦掌,就像拳击台上准备较量的拳击手,在正式开始比赛之前,必要的拘谨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先动手暴露全部实力的一方很可能也先将自己的弱点暴露给对手,拳击手对打时总是先试探,当看出对手的弱点后,才会使出致命的拳法,迅速将对手击倒。
协约国与同盟国的矛盾是全方位的,几乎是不可调和的,而起主导作用的就是英国和德国,在这两个国家之间玩平衡是非常危险的。
要么跟英国站在一起,要么跟德国站在一起,袁世凯没有更多的选择。
到底该和哪个国家坚定的站在一起呢?到底该把铁路贷款权交给哪个国家呢?
袁世凯陷入了沉思。
第178章 远东狂人
日上三竿,街上变得暖和起来。
莫理循拉开窗帘,将那扇紧闭的窗户轻轻推开,站在窗后深深的吸了几口新鲜空气,抬起手揉了揉太阳穴,用那双因熬夜而变得通红的眼睛在旅馆对面的那条街道上扫来扫去。
那条街道叫做“歆生路”,是汉口华界与英国租界的交界线,街道的南边是华界,北边就是英国租界,汉口的国中之国,在这里,中国的法律不起任何作用,这里是英国人的地盘,一切都由英国人说了算。
作为澳大利亚人,拥有英国国籍的莫理循毫不犹豫的选择了英租界作为自己的落脚点,这座不起眼的小旅馆就是他此次武汉之行的安乐窝,不论华界发生什么事情,至少这里是安全的,而且由于紧挨着华界,所以他能在第一时间看见华界发生的变化。
现在的歆生路和以前比起来有很大的变化,首先,路的租界这边布满了荷枪实弹的英国士兵,陆军、水兵甚至是巡捕,沿着街道一溜儿排开,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挑在枪尖上的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其次,路的华界那边挤着一群一群的中国人,他们手举横幅、标语,沿着这条并不宽阔的马路缓缓行进,一路走一路高喊口号,显得群情激愤,而且还不时与路边警戒的英国士兵发生肢体冲突,一些中国士兵则站在路边,戴着“铁血共和”的臂章,扛着同样上了刺刀的步枪,警惕的注视着街对面那些英国士兵,一副随时都会冲过去支援同胞的架势,现场的气氛可以说相当紧张。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景象,对峙双方各持一辞,英国租界当局认为是共和军挑衅在先,英国军队只是为了自卫,而共和军方面则坚持认为是英国人挑起了这一切,对于中英两国关系的紧张状态,英国政府必须负责,因为正是英国政府引起了中国军民的愤怒,如果不是英国首相威胁要启动英日同盟条约中的“义务”的话,事态不会变得如此不可收拾。
“打倒英国佬!”
“英国殖民者滚出中国!”
“还我主权!还我国土!”
“团结起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
街上的中国人发出愤怒的呐喊,虽然他们来自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平时未必看得起对方,但现在这个时刻,至少他们心中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中华崛起而呐喊!
莫理循走回书桌边,打开橡木烟盒,从里面挑了一根正宗的古巴雪茄,顺手又从壁炉上拿了盒火柴,然后走回窗边,一边点着火,一边继续观察着街上那些愤怒的中国人。
在他看来,中国人的愤怒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就在前几天,英国首相阿斯奎斯在英国上院公然叫嚣,声称:如果中华民国政府不能很好的平息因中日蕲州冲突而导致的长江流域乱局的话,那么英国政府将启动英日同盟条约中的军事义务,出动军队和军舰,协助日本军队“维持”中国局势,如有必要的话,英国甚至还会重新审视清室让国退位问题,考虑重新扶持清室统治中国。
可以想见,这番毫无顾忌的沙文主义讲话被报界添油加醋的宣扬出来之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了,尤其对于中华革命共和军治下的湖北军民来说,扶持清室复位就等于是与共和为敌,不要说共和军的将领们不答应,就是那些吃过“共和馒头”的百姓也绝不会同意,所以,一场更大规模的反英运动就这么挑起来了。
前几天在英租界外示威的人不过一两万人,而现在已经增加到了四五万人,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白天还是客气的,一到晚上,各商店的伙计下了工,就与码头苦力一同加入示威人群,呐喊助威,顺便也喝上一碗“热心人士”免费提供的热粥。
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次中国人并没有在英国租界出入口设立军事监视哨,虽然抗议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但至少租界的商业秩序没有被打乱,显然,中国人的斗争艺术又提高了一个台阶,在许多外国记者看来,中国人反对的是英国政府,而不是英国商人。
莫理循优雅的吐了个烟圈,居高临下俯视着街上的那些中国百姓,虽然他不能肯定这些人是否真如那传闻中一样每天可以在军政府领取微薄的报酬,但作为大英帝国最大的一个自治领的臣民,他却知道英国首相的那番讲话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
自从南非的英布战争结束之后,大英帝国的扩张实际上已经到了顶点,国力已不能允许约翰牛的军队再肆无忌惮的在远东横行了,德国的威胁以及欧洲局势的日趋紧张,迫使这个日不落帝国必须收拢力量,全力应付来自中欧大陆的挑战,不然的话,又怎么会允许澳大利亚实现自治?又怎么能够容忍南非布尔人进入政府?英国甚至还允许澳大利亚拥有自己的海军力量,这在以前是简直不可想象的,唯一的解释就是,英国确实已走到了强盛的顶点,再往后就是下坡路了。
中国有句古语,“物极必反,盛极必衰”,用来形容现在的大英帝国再也合适不过,在这样一个大工业时代,衡量国力的重要标志就是工厂的数量,在这上面,英国不仅比不过美国,甚至也比不过德国,如果不是仗着殖民地众多的缘故,恐怕这个帝国早就支撑不下去了。
在国外,来自德国的挑战越来越明显,英国不得不将假想敌从美国更换为德国,全力以赴建设海军力量,与德国皇帝的海军军备竞赛几乎耗干了英国的国力;在国内,新崛起的工党势力已开始影响政府的决策,虽然目前仍是保守党与自由党轮流坐庄,但谁都知道,在一个选票决定一切的时代,谁掌握了工人,谁就掌握了选票,谁就有可能掌握政府,工党的上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他们吸引选票的重要手段就是不断的许诺改善工人待遇,这不仅会引起企业主的不满,造成资本外逃,也会进一步掏空英国的国库。内因与外因双管齐下的必然结果就是,现在的英国已无法单独抗衡整个世界,它不得不改变过去那种孤立主义倾向,全力拉拢欧洲的同盟伙伴,并将主要的军事力量集中在欧洲和近东,以应付随时可能爆发的欧洲冲突。
这一切就决定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至少在近期内,英国绝不可能出兵远东,英国赖以生存的海军力量也绝不可能为了日本利益而派往中国。所以,英国首相在上院所讲的那番话仅仅只是一次恫吓,意图也很简单,那就是通过恫吓迫使中国人屈服,就像在以前对清朝政府做的那样,不战而屈人之兵。
英国首相的恫吓似乎起了一点作用,那番讲话一传回中国,立刻将北方的袁世凯政府吓得鸡飞狗跳,没有什么威胁能比英国政府的威胁更吓人的了,在这个时代,如果英国政府自认自己是世界第二,那么就没人敢说自己的国家是世界第一,除非是疯子,所以,几乎所有的在华外国记者都一致认为,中国人肯定会屈服,就连莫理循也不例外。
但让他们大跌眼镜的是,虽然袁世凯临时政府和南方的制宪会议先后表示出“和解”的诚意,但是,湖北军政府依然是一副不进油盐的架势,共和军的总司令赵北更是在报纸上公开宣称:如果英国佬想打仗,那么,就打吧,你要战,便作战!就连这场战争的名义他都想好了,叫做“新鸦片战争”。
危言耸听。
用中国的民谚来形容,这叫“茅坑里的石头”,又叫“王八吃秤砣”,谁也不知道那位总司令是怎么想的,在洋人们看来,他要么是一个狂热的爱国者,要么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狂人,不可理喻。
赵北也因此得了一个绰号:远东狂人。
在这个时代,胆敢横挑大英帝国的人不是狂人又是什么?
为了弄清楚这位远东狂人到底有多么疯狂,外国记者纷纷购买火车票、船票,从四面八方赶到武汉,想认真的探究一下这位共和军的总司令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是否真如传闻中的那样,是一个土匪头子般的革命首领?
不必置疑,英国首相先生的那番沙文主义的演讲不仅没有吓住这位总司令,反而进一步提高了他的知名度,他的风头已经盖过了北方的袁世凯大总统。
根据估计,现在的在华外国记者中,至少有一大半人都在武汉,或者正在赶往武汉的路上,各大报纸也都连篇累牍的对蕲州事变进行跟踪报道,支持英国立场的报纸努力寻找着对共和军不利的证据,反对英国立场的报纸则努力寻找着对英国不利的证据,但不管哪一方的报纸,它们的报道总是离不开共和军的那位灵魂人物。
“总司令”这个词已成了整个中国乃至远东新闻的焦点,中英之间的纷争是第二焦点,至于挑起蕲州事变的日本人,反而成了陪衬,只有美国报纸仍在拿日本人的野蛮做文章。
作为《泰晤士报》的驻京记者,莫理循也在第一时间动身南下,乘火车来到武汉,住进了这家小旅馆,以一个普通记者的身份观察着这里的一举一动,试图找出共和军对英强硬态度的来源。
经过两天的仔细观察,莫理循很快得出结论:共和军的总司令赵北绝不是一个疯子,他治理下的湖北虽然还看不到经济的繁荣景象,但是,他所制定的那些新政措施已很好的说明了一切,从地方自治到清理厘金,从修理堤防到整顿社会秩序,这些措施不是一个疯子可以想得到的,而且,那些活动于乡村的“武装工作队”和活跃在军队、社会上的“时政宣讲员”更是神来之笔,莫理循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
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了近五年的外国人,莫理循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上曾经认真审视过这个国家的幽暗角落,他发现这个国家的落后根源于乡村的落后,那种落后是全方位的,要想拯救这个国家,就必须先拯救它的乡村,但遗憾的是,除了赵北之外,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无论是北方的袁世凯还是南方的革命派,他们都一致认为只要乡绅们投身实业和洋务,就能拯救自己的祖国,只要取得洋人支持,就能使这个国家走向富强,所以,他们注定要仰人鼻息,当洋人发怒的时候,也就是他们跪下求饶的时候,想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找到了共和军强硬态度的原因。
或许这就是那位“远东狂人”胆敢横挑英国的信心所在,因为他并不仰仗洋人,或许他需要洋人的帮助,但这并不代表他会跪在洋人面前乞讨,他的信念只有一个:力量来自国民,自信来自自尊!
但仅靠自尊和那些衣衫褴褛的百姓,真能使这个垂危的国家重新振作吗?对此,莫理循持谨慎悲观态度,毕竟,这个国家已经落后得太远了,除非发生奇迹,否则,它将继续落后下去,直到世界旧秩序重新洗牌的那一天,或许会有人来拯救它的。
“可怜的人们,但愿你们真能拿到那些微薄的报酬,至少可以使你们看上去不那么面黄肌瘦。”
站在窗前,莫理循以白人的高傲俯视着那些示威的中国人,将手里的那支雪茄摁灭在窗台上,然后走回书桌,坐在椅子上,继续着那篇修改了一夜的新闻稿。
“……作为一个缺乏政治眼光的首相,阿斯奎斯先生显然在不恰当的时候发表了一通不恰当的演讲,它使大英帝国的光辉形象蒙受了一点灰尘,虽然这点灰尘对大英帝国来讲不值一提,但谁能保证阿斯奎斯先生能将那点灰尘清扫出去呢?毕竟,作为一个中产阶级出身的前任财政大臣,他所擅长的只是财政问题,他甚至不了解《英日同盟》条约的适用范围,他之所以当上首相,只不过是因为班纳曼首相的不幸去世,而并不是因为他得到了臣民的信任,作为自由党中的著名温和派,阿斯奎斯先生这一次的强硬表演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或许,他的本意只是为了向党内的激进派表明自己的立场,以便稳住首相的位子,而并不是真的打算派兵到远东干涉革命,否则的话,很难解释他为什么要突然转变温和的立场。
作为一个中国通,我可以很肯定的说,现在的中国革命绝不是一次传统的改朝换代,而是一场狂飙突进的新式革命,它与奥斯曼帝国爆发的革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均由外国的蛮横引起,而且都是由军人主导的。
值得注意的是,主持这次革命的灵魂人物既不是前满清大臣袁世凯先生,也不是南方革命的精神领袖孙中山博士,而是湖北都督赵北将军,从革命一开始,这位‘远东狂人’就以他那超越同时代国人的眼光指导着革命的方向,他不仅看到了袁世凯先生的政治雄心,同时也看出了大英帝国的外强中干,更看清了国际政治的激烈争斗……
在这位自封为总司令的军事强人的指导下,中国很有可能走上一条独特的强国之路,这条道路或许不是我们可以推想出的,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外国政府的施压不会对这位赵总司令产生任何影响,反而会使他抓住一切机会,用他那独特的宣传手段和谋略,将中国最激进的青年人和知识分子团结到他的身边去,他们或许会使用任何手段、抓住任何机会带领中国走向富强,这需要多少年的努力呢?十年,二十年,还是五十年?没人能够回答,毕竟这个时代是强权的时代,游戏规则由列强制定,弱国只能在这个规则之内行动,任何越界的行为在列强看来都是不可容忍的,这场东方式的革命随时都可能遭到外来干涉,此次中日之争就是一个明证,显然,日本比英国更不愿看到中国的崛起。
虽然所有的列强都不希望看到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再次崛起于强国之林,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列强之间的龃龉和斗争,他们对这个东方国家的联合控制已经失灵,此时此刻,或许只有‘瓜分’才能满足列强们的控制欲,但问题是,前不久的巴尔干危机表明,在‘瓜分’一事上列强们显然各有打算,如果有任何利益上的分配不均,都可能引起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但是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也使各国的政治家们不得不慎重对待国际纠纷,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场战争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是美国内战式的持久战还是普法战争式的速决战?没人能够回答。所以,现在的欧洲是和平的,但这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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