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科学家(何事)-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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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谕旨》，命那些诵读圣人典籍的官员，改学西学，多少人满腹怨气，只碍着是谕旨，不敢辩诘。

“最近，又听说直隶总督袁项城、署理两江总督张南皮互通声气，打算奏请递减科举，以科场递减至额，酌量移作学堂取中之额。那些读四书五经长大的童生、秀才、举人，能不义愤填膺？虽然这还只是谣传，他们早已按捺不住了，只欠一个由头。而溥伦的这封折子，就是肇端。”

“呵呵，他们只要一见有这个折子，必然会大肆上书，攻讦学堂各种弊端，让宫中觉得学堂一无是处，必须裁撤停办。学堂既然停办，那不就重回科举八股取士的老路上来了么？所以，清流、官员和士子们必然推波助澜，蜂拥上书言事。”

说到最后，孙家鼐捋着胡子，一脸沉重：“此事，怕不易了啊！“

第六十一章高谈道学能欺世

孙元起知道清末民初政局不稳，内外形势波谲云诡，最是险恶，一步踏错，便身败名裂万劫不复。故而专心治学，两耳不闻窗外事，从不愿涉及政治，着力为国育才，只望二三十年后，自己的学生能以先进的科学知识与文化理念，内安百姓，外御强敌，如是足矣。

谁知无事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初闻有此事时，便不胜懊恼，痛恨这些无事生非的贵胄子弟。如果溥伦在面前，便想左左右右刷他二十个大耳光！

再听闻老大人说此事涉及到朝廷新旧派之争，将有一番大风波。更觉得愁闷欲死，就是把溥伦、载振叔侄二人剐了，都不解气。

老大人只是捋着胡子沉思，孙元起陪在一旁，不敢稍有动作，只怕打断思路。

过了良久，外面天色昏暗下来，书房里更是漆黑一片。咫尺之间，孙元起甚至看不到老大人的动作神态。直到仆人端来烛台，屋里才填满昏黄的光线。

老大人掏出怀表，仔细辨认了一下时刻，说道：“百熙，走，先陪老夫吃饭吧！”

这麻烦事还没有个头绪，哪有心情吃饭啊？孙元起却不敢违抗，不情不愿地跟在老大人背后，往饭堂挪去。

老大人似乎明白侄孙的愁思，开解道：“事情若能解决，何必发愁？若是不能解决，愁又有很用？此事现在已不在你掌控之中，不如安心吃饭！”

吃了一顿不知滋味的饭菜，重新回到书房。

甫坐定，老大人说道：“依照老夫所想，溥伦上的折子，估计明儿早上才会递进宫里请旨，午后各衙门才能得到消息。等他们酝酿生事，至少要两天以后。最初，他们攻讦的藉口一定是你经世大学的各种漏洞，依次才是其他学堂的弊端。好在你们学校地处荒郊野外，京城中的大小官员了解甚少，等写奏本时才想起四处搜集消息。所以，最要紧的，就是不能让他们得到什么不利消息，尤其是有真凭实据的不利消息。”

“好！这一点叔祖您放心，学校的学生刚军训完毕，我一大早就赶回学校布置，保证经世大学附近跟铁桶似的，让他们什么消息也得不到！”孙元起咬着牙说。

老大人缓缓地摇了摇头：“不可！不可！如果你使用此等手段，让他们打探不到消息，他们的奏本上又会增加一条‘图谋不轨’的罪状。你回去之后，只要内紧外松即可，尤其注意陌生人等，只要不让他们打探到什么大不利消息便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尽量让他们多知道些。这样不仅无伤大雅，如果满纸都是这等琐碎事儿，还能化解攻讦于无形。”

孙元起听完，连连点头，心里佩服老大人的睿见。

“百熙，你在国外呆得久了，对于我大清的风土人情不免隔阂。”老大人一脸和蔼地望着孙元起，“以前，老夫也没有多问你。现在发生了这档子事，你且把学校里面的各种规章制度，详细说与老夫听听，看看里面有哪些是与大清律例违碍的。有些不合适的地方，你回去后能改则改，一时半会儿改不了的，那就尽量别让外人知道。”

孙元起当下便从学校建校之初的大小事情说起，一直说到眼下刚建好的暖气。老大人认真倾听，不时还问几个问题，遇到重要问题，还会指出其中的关节。比如说小学堂男女同在一个教室上课，便觉得大不妥：男女，人伦之大防，防微杜渐，要从娃娃抓起。指出最好就别招收女孩。孙元起却极不赞成老大人的这个建议，且不讲女性是半边天，就说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为了以后国民素质的提高，也不能忽略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作为培养中国最优秀人才、开全国风气之先的经世大学，怎么能忽视这一点呢。不过老大人既然这么说，以后只好把女孩子单独分开教学。

老大人所说，孙元起都认真记下。在孙府留宿一晚，第二天一早，城门刚开，就驾着马车直奔学校，找张元济商量处置事宜去了。

事实证明，老大人的担心绝不是杞人忧天。第三天下午，就在孙元起、张元济在学校拼命整改的时候，城内靠近都察院的一座茶馆里，来个几个熟客。老板一见，立马把他们引进雅间，恭敬地问道：“几位爷，还是雨前龙井？”

为首的那人点点头。老板立马招呼手脚利索的小伙计冲好茶水，递进屋内。最后进屋的老年人接过伙计手中的茶壶，道：“我们商量些事情，不用你来伺候啦！”

伙计口中称“是”，临出门时，乖巧地带上房门。

那老年人提着茶壶，先给坐在上席的老者斟茶，一边还问道：“鹤翁，不知您老找我等前来，却是因为何事？”

左边上首的老者也说：“是啊，徐前辈，不知有何吩咐？”

原来坐在上席的，乃是都察院御史徐堉。徐堉，字仁甫，号东鹤，山东诸城人，光绪三年（1877）进士，在这五人中科第最早，故而当仁不让坐在上席。左边上首的老者唤做吴保龄，也是御史，只因是光绪六年（1880）进士，比徐堉低了一科，所以陪在左边。

坐着的还有俩人，不过四十岁上下，一个叫周树模，一个叫徐德沅，皆是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科的。老人恭敬地给他们斟茶，两人不过说声“有劳药翁”，并不起身。原来这个药翁名叫汪凤池，字思赞，号药阶，乃江苏元和人。虽然年龄比这二位大许多，却因为是拔贡，并未中举，在京城最讲究科甲的都察院里，不免低人一等。

药翁给二人斟完茶，又给自己倒了一碗，才在最下首落座。

徐堉这才盖上茶碗，低声说道：“上头消息说，前日，隐王府的溥贝子上了篇折子，极言新式学堂之弊端，昨日奏进宫里，被留中不发。”

“哟？这走马遛狗、斗鸡饲鹰的贝子爷，居然还有办这等正事！”吴保龄用碗盖拨弄着碗面上的茶叶，不屑地说道，“怕是有人指使吧？”

“不敢是不是有人指使，这是个机会！”周树模到底年轻，不免还有些火性，“自从庚子年国变之后，各地督抚被洋人都打怕了，便劝谏太后推广学堂，让我中华子弟学那西洋的奇技淫巧。御西夷之原不恃乎船械！我中华当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使近者悦而远者来。德加四海，恩溥五洲，以此而战，则何战而不胜？以此而征，则何征而不服？此等洋学堂，上不能彰帝德、固国本，下不能悦士子、富百姓。于国于民，无利可言。而惑乱人心，败坏圣道。为害之烈，莫甚于此！”

徐德沅点点头：“年兄说得极是！治国之道，首在人心。人心安则家国治，家国治则天下平。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安能凭技艺之巧，夺人心之正？此等学堂，禁之可也。”

吴保龄喝了热茶，也说道：“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今设学堂，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然而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亦不过术数之士。古往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何必设立洋学堂？”

汪凤池小心翼翼地说道：“前阵子，不是有谕旨，命翰林院编修、中书舍人等以后都要到大学堂学习西学么？传言，袁项城、张南皮还打算奏请递减科场录取之额，酌量移作学堂取中之额呢。”

“此皆无耻之人！”周树模一拍桌子：“自隋唐以来，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之人，为什么？就是因为我等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令大家进入学堂，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于治国治民有何益处？真真是无理荒谬至极！”

徐德沅摇头晃脑，用吟诵骈文的声调念道：“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

这是前些年开设同文馆时，讥嘲恭亲王奕欣等军机大臣的对联。其余四人闻听，都颔首而笑。

徐堉道：“上头的意思，也是借着这个由头，我们先向太后、皇上痛陈学堂的弊端。等时机成熟，再上疏请废各地的大中小学堂。天下读书人必然闻声响应。”

四人听了，皆点头称善。周树模一口喝干茶水：“这回我一定要拔头筹，做好此等为国为民的善事，在青史上留下千秋大名！”

吴保龄笑道：“周兄巨笔如椽，名扬中外，素有‘勾魂笔’之美誉。这回发奋，我等必要避让一头地。且等数日后，拜读雄文！”

第六十二章两岸猿声啼不住

周树模等人的奏折还没写好，孙元起忙得兵荒马乱的时候，胡勋、李国秉两人突然敲响了校长办公室的房门。

“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这个后世烂大街的标语，办校之初孙元起便在切实执行着。眼下虽然形势紧迫，他还是放下手头繁忙的事务，认真地接待。

“子实、君衡，来来来，屋里坐！你们此番前来，所为何事？是学习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了么？”孙元起把他们让进屋，很有耐心地询问道。

李国秉年轻跳脱，性情直爽，最藏不住事儿，顾不上寒暄，便嚷道：“不是我们遇到困难，是学校遇到大困难了！先生你还不知道么，城里那帮吃饱了撑的御史、翰林，正准备写折子，要求朝廷关闭我们学校呢！”

“啊——！”孙元起一是吃惊那帮言官动手之快速，二是吃惊连自己学校的学生都知道了此事，不觉惊讶出声，“君衡，此事当真？”

“那还能有假！”李国秉答道。

胡勋到底老成，跟着解释道：“先生，我们有亲戚在朝里，刚得到可靠消息，都察院和翰林院近日会有人参奏我们学堂，以达到其废学堂、复科举之私欲。学生这才特来告知，希望先生能提前做好准备！”

“我代表学堂，感谢你们！”虽然份属师生，孙元起还是感激地朝他们拱手致谢。

两人急忙还礼：“先生客气了！我等是学堂的学子，学堂兴亡，均有其责，荣辱系之，不敢承先生谢。”

孙元起长叹一声，才道：“说来倒是学校的不是，让学生为此事分心。”

“先生这是什么话？”李国秉不满地说道，“这些清流老早就想反对各省建学堂，怕最终会全国实行西式教育，废除科举考试，只是一来碍着宫里头的意思，二是没有找到由头罢了。这次动手，他们蓄谋已久，我们学校也是替人受过。”

说到清流，孙元起还真有些感慨。如果说五代以后雄风不振，是汉文化的后天不足，那么好逞口舌之利简直就是汉文化的胎里病。前段日子在编写历史教科书，读了些历史，知道“宋人议未决，而兵已渡河”等故实，就对清流的误国颇有微词；如今有了切肤之痛，对清流更是痛恨彻骨！

这清流，或许肇端于春秋战国时候的诸子百家，在发展壮大过程中萃取了各家的缺点：儒家的道德立场、纵横家的夸夸其谈、法家的刻薄严峻、名家的狡辩怪论……形成了一个自命清高的奇怪群体。至少在战国末期，他们已经活跃于政治生活中。

在国家承平的时候，这些人风闻奏事，或许还能起到矫正时弊的作用。然而越是王朝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清流们闹腾得越欢，仿佛乱世是他们最能展示舌笔之威的宏阔舞台。每一条匡救时弊的举措，他们都能从道德的高度，提出无数条反对意见。有时候，甚至不需要理由，就是为了赞成而赞成、为了反对而反对。但让这群清流真来做实事的话，则张皇失色、束手无措。“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是他们最典型的写照。

就拿清末来说，清流的“战绩”就辉煌无比：首先是阻碍洋务运动。当时由于一系列战败，很多士绅已经意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洋务派在军机处也占了多数。顽固派军机大臣李鸿藻感到力单势孤，于是笼络一批御史和翰林在自己的周围，以壮大声势。这些“台谏词垣”也以依附李鸿藻为进身之阶，以议论朝政、抨击权贵相标榜，号称“清流”。慈禧太后暗中也放任清流派，借用他们的言论牵制洋务派，很多洋务派官僚受到排挤和打击。比如被奕��、李鸿章推许为“第一流”洋务人才的郭嵩焘，于1879年出使英国归来后，在“清议”的攻击下，只得卸职返回湖南原籍，连他写的《使西纪程》也因为称颂西方物质文明而遭到诋毁，终至毁版。虽然洋务事业势难遏止，后来得以逐步推行，但已错过了宝贵的发展机遇。

其次是打败马尾海战。在中法战争紧张的时刻，慈禧太后做了重大的人事变动，把一些清流派重要人物派到地方上去担任军职，满足他们强烈的主战愿望。其中，就把翰林四谏之一的张佩纶委任为福建会办大臣，协助船政大臣何如璋督率福建水师。曾经激烈主战的张佩纶，到了前线立马草鸡，转而急切盼望中法和谈成功。他见法舰频频向闽江海面移动，不仅不做战守准备，而且逐渐把往日的豪言壮语收了回去。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领舰队驶抵闽江口，向何如璋、张佩纶提出要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停泊。何、张害怕拒绝生衅，影响和谈，竟同意了这一无理要求，并给予“最友好的接待”，希望借此缓和局势。但法舰进入马尾以后，一反前言，日夜监视港内福建水师，不许其移动，声言动则开炮。水师官兵愤恨法舰持强相逼，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多次要求起锚整训，以期自卫。但何如璋、张佩纶惟恐妨碍和谈，一再以“战期末至”为借口，不准无命自行起锚，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他们既不将法军挑战的实情告诉官兵，又不准备应战，听任水师各舰在江心抛锚。直到看到法舰已升火待发，何、张才开始慌张起来，派人前往法舰，以未做战斗准备为由，要求改变开战日期。孤拔不仅断然拒绝，而且命令法舰提前发炮。福建水师失去战机，仓促应战，有的兵舰还未来得及起锚就被击沉，或起火焚烧。此时，作为统帅的何如璋、张佩纶竟然弃师不顾，仓皇逃窜，进而导致福建水师全军覆灭。

第三是积极怂恿中日大战，进而大败。光绪二十四年，清流的核心人物多是光绪皇帝近臣和翁同龢的门生故旧，如珍妃的胞兄礼部侍郎志锐和侍读学士文廷式，翁同龢的至好吏部侍郎汪鸣銮及门生张謇，还有侍读学士陆宝忠和被称为“后清流”的编修黄绍箕、丁立钧等人。他们中多为词馆清显和台谏要角，既深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希望通过改革内政和整军备战来增强国力，阻止日本的侵华野心；又很想趁机增强光绪皇帝的权力和扩大自己的影响。为此，他们不顾当时中日的战力差距，不断利用“诸议”来怂恿朝廷对日作战，话锋所指常常集中到李鸿章身上。海战失败后，清流名士吴大澂因为得到一枚“度辽将军”的汉代铜印，主张坚决抵抗，并自告奋勇率师出征。等到真正接敌之后，却狼狈败逃，溃不成军，在六天之内接连失去了山海关外的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军事要地，全线瓦解。这一溃败，直接促成了和谈的形成以及《马关条约》的签署。

所以说，如果就中国历代王朝覆灭的罪魁祸首来个排名的话，那么清流一定能够光荣上榜。而且清流和党争，几乎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他们相互作用，更是一个王朝的催命符，如汉末的党锢、魏晋的清谈、唐末的牛李党争、北宋的元祐党争、明末的东林党争，无一不见清流和党争的身影。

单纯从王朝稳定发展的角度，来评价“清流”的功过，不是功过相当的五五开，而是过大于功的四六开、三七开，甚至是过远大于功的二八开、一九开。用八个字来概括他们业绩，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一些脾气不大好的雄主对于这些信口雌黄、难负重任的清流，往往是痛下杀手，如秦始皇的焚经典、坑儒生；汉高祖的溲溺儒冠，倨床见郦食其；魏武帝的杀孔融，驱祢衡。

孙元起不由怅然。在每次重大变革的时候，强大而顽固的旧势力会猛烈反扑，试图消灭成长中的新势力，在短时期内会出现复辟。很多天才和伟人，都死在黎明前的黑暗。当下只好慰藉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虽然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

胡勋点点头：“先生所言极是。不过我们学校受此等池鱼之殃，却要尽快化解，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哦？”孙元起心中一动，“子实有什么好的意见？”

胡勋逊让道：“弟子好主意没有，不过倒有个下策——”

孙元起急忙道：“说来听听？”

胡勋也不再客气，娓娓而谈：“庚子年拳匪作乱，八国联军进京，太后、皇上西狩。为了平息这场弥天大祸，李文忠公含羞忍垢，抱病与诸国签订了和约。学生记得其中有一条，大致意思是说，永远禁止国人成立或参加与西洋诸国仇敌的各种组织，违者皆斩；地方管辖区内如发生此类伤害西洋诸国人民事件，各地官员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现在看来，这条倒可以利用一下！”

“怎么讲？”孙元起不耻下问，“请个外国人来当校长么？”

胡勋摇摇头：“那倒不用！学生去年在上海听先生演讲，说到建校方略的时候，先生曾提及校董会一说。或许因为学校草创未久，学校一直没有成立董事会。先生在美利坚留学多年，想必认识不少美利坚人，只需临时找几个凑成校董会，在御史言官上书之后，立马发表一个声明，说学校乃美利坚人所有，严禁攻讦；再向朝廷提交抗议书，要求严查言官。朝廷见此，必然不敢处置学校，只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孙元起觉得这是个很不错的主意，送走胡勋、李国秉二人之后，又仔细权衡一回，愈发觉得此乃避实就虚的好计策。却不敢自作主张，只好到城里向叔祖父问计。

在书房中，孙家鼐眯着眼睛：“你那学生叫李国秉？姓李，又是国字辈，怕是李文忠公的孙子辈吧？”

来清朝这么久，入乡随俗，也大致知道一些人的别称，比如说李文忠公、李合肥、李中堂，就是指去世不久的李鸿章。孙元起闻言一愣神：“李鸿章的孙子辈？我还真不知道诶！”

老大人坐直身子：“如此说来，他得到消息就不奇怪了。恐怕给他出主意的人，也是北洋一系的。他们北洋也热衷于洋务，什么建学堂、开煤矿、修铁路、造军舰、炼钢铁，没少掺和。如今闻听京中有动静，怕有什么牵连，便推你出来，让你打头阵。”

“叔祖父，这个主意能用么？”相对于北洋那票人的花花肠子，孙元起更关心这个问题老大人缓缓点点头：“这个挟洋自重的法子，倒也可用！只不过虽然对路数，未免太刚烈了。好比给病人治病，同样是用攻下的法子，用巴豆还是用大黄，就要看医者的手段和心思！”

孙元起犹犹豫豫地说道：“叔祖父，其实，我具有中国和美利坚的双重国籍。如果我在报纸上申明是美国公民，想来那些攻讦都会偃旗息鼓吧？”

老大人面容一整，严厉地说道：“不行！绝对不行！此事以后休要再提！即便别人询问，也不可说起！只要咬定自己是我华夏子民，明白么？”

见老大人说得严肃，孙元起只好称“是”。

“知道你具有双重国籍的人有多少？都可靠么？”老大人又问。

孙元起如实答道：“只有四五个人，都是亲戚，应该可靠的！”

“那就好！”老大人舒一口气，“记住，你不仅要咬定自己是中国人，还要让知道的人守口如瓶！这帮清流，最擅长的就是利用别人的大做文章！”

老大人见孙元起应允了，然后又说道：“关于校董会的主意不错，不过，里面的成员不能都是洋人，国人必须占到半数左右，免得以后贻人口实，说学堂是洋人的！谁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再出拳乱这种事儿？万事总以小心为上。”

此为万全之策！孙元起点头应诺。

“再者，校董会向外务部提交抗议书，终是分量太轻。老夫知道你和美利坚驻华公使很熟悉，可以用校董会的名义，请他向外务部施压，要求严加惩处那几个上书的言官。于他不过举手之劳，于畏洋如虎的朝廷，却有如晨钟暮鼓，足以让那些喜欢无事生非的清流冷静下来。”老大人又改进了一条意见。

孙元起记下，回去以后便遵照老大人的指示，拟好了经世大学第一届校董会的名单，共计七人：耶鲁大学校友会副会长麦克·唐纳森达尔西高级中学校长亚历山大·考斯特加大伯克利分校化学教授约翰·马丁伯格曼（美国）调味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雷诺·伯格曼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瑞芳私立经世大学校长孙元起

私立经世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张元济

这七个人，除了自己，不是亲戚，就是合作伙伴。几乎电报一打去，就得到了应允的答复。

于是，勾魂笔周树模奏章出现在邸报上的第二日，《私立经世大学校董会公告》就刊登于《字林西报》、《申报》、《北华捷报》、《新闻报》、《京津泰晤士报》等中外报纸上，文中严正指出：“私立京师大学乃是中美合作办学之重要成果，旨在提高中国之国民教育水平。在日常教学中，积极遵守中美之相关法条，并无任何违碍之处。对于私立经世大学之任何攻击和诬告，皆可视其为对《辛丑和约》之违背，学校有权要求大清政府予以纠正，并保留进一步追究相关人员罪责之权利。”

第三天，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先生又向清政府外务部提出严正交涉，认为周树模的奏章涉嫌破坏美利坚公民之人身和财产安全，要求予以限期整改。

半个月后，北京南郊的一处长亭下，有人正在依依话别。仔细看是，却是徐德沅和周树模，别有一个青衣小童托着盘案。徐德沅持着酒壶，斟满两杯酒，一个递与周树模，另一个自己拿在手中，说道：“年兄此番谪斥到广西上林为县丞，虽然山迢水遥、瘴疠密布，然而高名已满天下，有道之士无不义之。故而以唐诗两句赠君：‘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请满饮此杯！”

“哈哈，愚弟还以为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呢！满饮！”说罢，周树模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将酒杯丢与案上，朝徐德沅一抱拳：“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小弟去也！”

走了远了，还能听见周树模在高声吟唱：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

第六十三章我以我血荐轩辕

清流们本来想趁着溥伦弹劾私立经世大学的由头，大闹一场，以期达到废除学堂的目的。结果看到最先上奏折的周树模，被发配到瘴疠之地广西上林为县丞，顿时偃旗息鼓。至于他们心里是怀着“死道友不死贫道”的想法，还是另有图谋准备东山再起，这就不是孙元起所考虑的了。

在这一场偌大的风波虎头蛇尾草草收兵之后，孙元起怀着复杂的心情，在学校门口的绿地上，竖起一座日晷，底座上镌刻着杨守敬手书的四个擘窠大字：行胜于言！

“是的，行胜于言！”

在日本东京都弘文学院的一处僻静小亭子内，一位年轻的小伙子用浓重的吴越方言，铿锵地对着周围二三十位绍兴同乡说道。觉得意犹未尽，又补充说道：“自嘉道咸同以来，我中华即有被东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瓜分的危险，我中华民族时时面临着被灭亡的危机，而旧文化的陈腐窳败已充分显露。救亡图存，乃是我辈最应当考虑的问题。如何去做？行胜于言！怀有救国救民壮志的青少年，应该不顾俗人们的奚落和排斥，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去探求强国新民之路。而不该在国内日日诵读四书五经，笔墨余暇，坐而论道，说几句牢骚话！”

“豫才君，你先是就读江南水师学堂，再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如今又来日本游学，怕也是抱着探求强国新民之路的志向吧！”边上一位浙江老乡打趣道。

原来，最先发言的青年，就是我们后世熟悉的鲁迅——哦，对了，在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之前，世界上还没有“鲁迅”这个人，只有一个叫做周树人的年轻小伙子。他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远远没有堕落到尖酸刻薄、“看几篇不实报道，写几篇骂人文章”的地步。

周树人没有回应友人的打趣，继续说道：“我等读书人，舞不动刀枪，造不得炸弹，如何救亡图存呢？敝人虽然坚决反对维新派的保皇立场，但对梁任公提出的新民说却非常赞成。要拯救我中华于危亡，必须改变中国国民愚昧落后的精神状态。这就涉及到国民性改造的问题。在改造国民性之前，我们要弄通三个问题：首先，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其次，我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最后，它的病根何在？只有明白这三个问题，我们才能予以匡扶和补救！”

周树人的同学兼好友许寿裳在一旁接话：“我觉得，无论如何匡扶补救，其落脚点终归在教育一途。如果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教育和清政府的官办教育相对比，我们就可以发现，清政府的教育是尊古的、停滞的。即便现在大江南北推广孙百熙所编写的教材，内容和思想都是顶新的，奈何老师还是旧人，只知道尊经尊孔，便把好好的正经也给念歪了！所以，我们要想救亡图存，必须以翻江倒海之气魄，投身到教育事业中，用全新的思想，从内部对该种官办教育给予彻底破坏，代之以一种全新的教育，使儿童从幼时起就接触现实社会，使其能自出能力、自辟新境，具有自主自治、独立人格的精神。国民性自然幡然一新，毋庸零敲碎补地改造！”

“这主意不错！”同是绍兴籍留日学生的陶成章点点头，“儿童便有如洁白的生蚕丝，染于墨则黑，染于靛则蓝。如果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