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科学家(何事)-第20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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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元起道：“正是！经过二十年的积淀熏陶，这些弊端已经积重难返，不可救药。想要矫正又谈何容易？但更严重的危害还在于教育指导思想上的偏差。日本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便有人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和魂洋才’的理念，中国在稍后也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但富有进取心和开拓精神的日本人很快就超越了这种认识，把‘文明开化’提高到与‘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基本国策并列，积极破除旧有陋习，求新知识于世界。

“而我们国家呢？虽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思想还是停留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层面，根本没有开化的迹象。在光绪末年学部颁行的《学务纲要》中明确要求‘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规定小学生每周读经12小时，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一以上；中学生每周读经9小时，占总课时的四分之一。而有关西方史地、物理化学等课时却非常少，至于西方的政治法律、思想精神被当政者视如洪水猛兽，而且‘易涉空谈’，要求学校必须予以严禁和取缔。

“中日两国在教育指导思想上存在如此偏差，那么两国命运不同也就可以想知了！至于陆军为何不可救药，孙某这个外行人不甚了了，无法挠到痒处，还要请百里贤弟来评说得失！”

蒋百里也不推辞：“孙总理不愧是教育大家，对于当前中国教育问题分析得鞭辟入里，方震佩服！至于陆军的弊端，与教育问题大体相同，但也有其特殊性。话说日本陆军在风格上是学习借鉴当今世界上最轻大的德国陆军，而且学得惟妙惟肖，按说应该不差才是。但我们认真分析便会发现，他们除了军事操典和武器装备来自德国之外，其行为准则、思想内核还是日本传统的武士道。换句话说，日本陆军不过是披着德国外皮的日本旧式军队！

“不少人认为日本军队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标志着日本军队改革的成功和日本国家的崛起。但在我看来，这场战争日本完全是惨胜、是险胜，而且这个胜利更多是海军的胜利，对于陆军来说完全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仅以旅顺会战为例。

“旅顺会战从1904年8月打到12月，从盛夏打到隆冬，战争持续达五个月之久，惨烈空前。在这场战役中，日军参战兵力累计十三万余人，而俄军累计参战兵力只有四万四千人。在如此悬殊的兵力比例下，日军阵亡、负伤人数都大大超过俄军，才最终获得胜利。为何日军有那么大的伤亡呢？除了它本身处于进攻一方外，还在于日军司令官乃木希典倾全军之力以野蛮残酷的‘肉弹’战术攻击筑有坚固堡垒的俄军，致使日军死伤惨重。

“在俄军火力如此凶猛的情况下，乃木希典居然使用落后于时代的人海战术对坚固堡垒发起冲锋，造成人员大量伤亡，仅凭这一点就该把他送上军事法庭审判。结果呢，乃木希典的行为不仅没有受到责难，反而被日本国内捧为‘军神’！旅顺会战是当今世界首次大规模现代化要塞围攻战，也是未来堑壕战的一次实战演练，这等黑白不分的行为不仅进一步鼓舞日本陆军中野蛮凶悍的武士道精神，而阻碍他们从中汲取未来战争的经验！

“自从打败俄军之后，日本陆军便日渐骄傲狂纵，颇有些目空一切的味道，更加迷信所谓的武士道精神，连昔日奉为圭臬的德国陆军都不放在眼里。以现在日本陆军的实力，欺凌中国、朝鲜等弱国自然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若是它哪天歇斯底里，胆敢挑战比沙俄更加强大的国家，又或者数十年后中日形势发生逆转，定然难逃兵败国破的下场！”

听闻蒋百里的判断，孙元起几乎忍不住要朝他竖起大拇指：在二三十年之后，在侵朝和侵华中捞足好处的小日本居然猖獗到接连挑战苏、英、法、日等世界强国的程度，结果先是在诺门罕战役中被苏联打得找不着北，后来在太平洋战争中又被美国打得屁滚尿流，最后差点国家覆灭。这一切岂不都是如同蒋百里所预料的那样？

梁启超叹息道：“胜利掩盖了弊端，赞誉阻碍了进步，自大埋下了祸根，这大概就是《老子》中所谓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之祸所伏’吧？”

蒋百里又道：“中国陆军，尤其是北洋军，也是师承德国陆军，和日本陆军算是近亲。但在甲午中日战争和甲辰日俄战争中见识到日军厉害之后，很多地方部队鉴于自身兵员素质和装备水平根本难以达到德军水平，便把学习的目标定位为日本陆军。在他们看来，日本陆军虽然不能与德军媲美，但是胜在适合东亚国情，简便易学，而且战斗力不弱，足以雄霸东亚，日本教官又便宜又好请。所以很快便把日本陆军作为学习的样板。

“最终中国军队的学习结果呢？大家放弃了日本陆军的德国外皮，又学不到日本陆军与生俱来的武士道精神，只能学一些迂腐僵化的指导思想、落后于时代的三脚猫战法以及不知所谓的军事教育。全国上下还以此沾沾自喜，以为能够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岂非是不可救药？”

第四四七章鲸吞蛟斗波成血

梁启超道：“百熙知道从日本学来的教育不可救药，所以从接掌学部之后便励志改革，积极推行义务教育，师范教育和技术教育也都颇有起色，咱们经世大学的高等教育水平更是在东亚乃至全世界都有巨大影响。相信假以时日中国教育面貌必然为之焕然一新，超过日本也未可知。但百里你曾数次在方面大员幕下参赞军务，又曾执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不知对于从日本学校的陆军有何救弊之法？”

蒋百里肃手答道：“方震惭愧！虽然学生略知我国陆军弊端，但军事问题事关重大，而且弊端根深蒂固，加上学生又德能浅薄，很难说动诸位肉食者加以变革。在执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时，学生倒是想过从基层军官着手，进行从下而上的改良，包括整肃军容、改善饮食、互助互查、改进授课等。无奈军中关系盘根错节，诸位同事对改革颇多非议，部分军部宿将也时有指责，致使学校经费紧缺、校务无法推进，改良只能中道夭折，学生也只有主动请辞！”

梁启超哈哈大笑：“百里，你当着百熙的面说‘肉食者鄙’，岂不是等于对着和尚骂贼秃么？怪不得你难以说动他们，原来根源在此。”

蒋百里赶紧道歉：“百熙总理，方震失言之处还请赎罪！”

还没等孙元起说话，梁启超便接过话头：“百里莫要在意，百熙总揆百事、平章天下，这点雅量还是有的。再者说，真正能包举宇内、囊括四海的英雄必须虚怀若谷大肚能容，好比周文王能姜太公拉车八百步、汉高祖能容纳郦食其长揖不拜、汉昭烈帝（刘备）能对诸葛亮三顾茅庐。莫不如此。”

孙元起终于大致明白了梁启超的用意：他无非是想向自己引荐蒋百里，而且自己最好能容纳他的缺点并加以重用。虽然蒋百里在后世享有大名，不过孙元起可不敢随便把改革军队的大权交给他，一来蒋百里虽然说得头头是道，但改革措施究竟如何还要打个问号。毕竟之前他辅弼的赵尔巽、廕昌、袁世凯等人都是久经兵阵，可不是什么不识货的人。若是真的有起死回生的功效，蒋百里也不可能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二来军队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关乎无数人身家性命，也不可能随便交给一个初来乍到之人随意摆布。万一改革失败，弄得军心不稳、战斗力下降、将士满腹怨气。岂非是自毁长城？

第三，距离一战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中日之间爆发冲突也迫在眉睫，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针对日军的优缺点进行实战演练，也不宜对部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综上所述，尽管有梁启超的倾情推荐。孙元起也不可能立即重用蒋百里。当然，把这样的人才放走也不是孙元起的一贯风格。

心中略加盘算之后，孙元起道：“孙某对百里贤弟仰慕已久，现在屈就于中国政策研究院军事室，未免大材小用。任公和百里不知听说过四川陆军军官学校没有？这所军校成立于清末民初，由四川高等巡警学堂、武备学堂、陆军小学堂等军事性质的院校合并而成，主要负责西部在职军官培训和招收从军学生进行教育。一直由孙某兼任校长。若是百里贤弟不嫌弃的话，孙某想烦请你出任副校长之职，不知贤弟意下如何？”

蒋百里沉吟片刻后问道：“方震斗胆问一句，这个副校长主要负责哪一方面？”

孙元起道：“如果可以的话，前期主要任务是搭建军事科学研究院，并积极与中国政策研究院军事室展开紧密合作，对当前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重大现实问题展开研究，为内阁、海军以及西部各省陆军提供研究报告。”

“研究？”蒋百里和梁启超都有些惊讶，不禁异口同声地反问道。

孙元起非常肯定地点点头：“正是如此！刚才百里提到中日陆军差距，其实中国陆军极为欠缺的还有一点。那就是咱们老抱有息事宁人、与人为善的态度，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爆发的战争缺少前瞻性的研究与布局，导致一旦战事出现则步步落后，处处受制于人。相比之下，日军在很早以前就对朝韩满蒙等地区进行渗透。利用毕业旅行、学术考察、资助研究等手段，对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资源﹑社会﹑历史乃至农林、畜牧、气候、水文等诸多方面展开详细调查，很多时候他们甚至比咱们对中国更了解！”

梁启超也道：“百熙所言不差，我们研究院综合多方面信息之后得出结论，现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所属的满铁调查本部应该是日本在中国最大的国策调查机关，专门负责对我国及沙俄的各种情报收集工作。目前他们正在东北三省进行农作物资源和病虫害调查，其狼子野心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孙元起道：“日本的各种举措咱们无力也无法阻止，为今唯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然，咱们不仅要对咄咄逼人的日本做出针对性研究，还要跳出东亚这个圈子，纵观全球局势变化，然后从全球各国势力消长的角度来对重大现实问题做出合理判断，为国家决策提供依据。百里大才槃槃，眼光卓绝，若是由你来主持中国的军事科学研究，定然可以后来居上！”

蒋百里马上答道：“感谢百熙总理厚爱，只是单凭方震一己之力，短期内根本无法肩负起如此重任。”

孙元起丝毫不以为意：“如果咱们按部就班来搭建研究所，等基本架构搭建好再四处搜罗人才、图书、情报展开研究，短期内是很难出成果，而且当前局势也允许咱们这么四平八稳地来做研究。所以我打算效仿中华科学院的建院策略，充分利用我军将士年纪轻、思想活、知识丰富、人员众多等优势，以军事科学研究院为主导。用发布课题的形式调动全军有识之士参与到研究中来，相信定然可以事半功倍。”

“发布课题？”蒋百里觉得这种方式比较新鲜。

孙元起胸有成竹：“课题就是基于当前国家需要，亟待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和重大事项。就目前看来，主要有四个方面问题比较紧急，一是欧洲两大军事联盟关系变动及其对东亚局势影响。二是中国近期军事格局发展预测及主要扰动因素，三是日本军队主要优缺点与战略战术应对，四是飞机的应用与制空权对近代战争的影响。不知百里以为如何？”

梁启超大惊：“百熙总理觉得欧洲两大军事联盟在短期内会发生剧烈变动，而日本会趁此时机对我国进行侵犯？”

其实从孙元起刚才发布的四个问题名称并不难发现孙元起对当前局势的判断，即欧洲两大军事联盟近期会发生剧烈变动，使得日本可以肆无忌惮对中国发动新一轮侵略。故而孙元起要针对日军的主要优缺点进行积极的战略战术应对，尤其是动用当前中国唯一拿得出手的利器飞机。所以梁启超从中有所察觉也不足为奇。

孙元起的表情却非常平淡：“欧洲两大军事联盟自三四年前便开始大肆囤积军火，秣马厉兵；报纸上硝烟味也越来越浓，各自对对方口诛笔伐，它们不是准备打战，难道是准备过家家？而且近来致用医药公司的销售数据也表明。欧洲各大列强纷纷采购大量的黄花蒿素、青霉素、磺胺、土霉素等特效药。要知道这些药物因为技术所限，有效期都非常短，生产出厂不到一年就会变成废品。这岂不是昭示着近期便会发生剧烈变动？

“至于日本对于中国领土的觊觎，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区别只在于它们有没有能力动手、敢不敢动手而已。之前它们还顾忌俄、英、美等国的施压，不敢太过放肆，一旦这些列强把注意力转移到欧洲。日本必然趁机跳出来扩大地盘。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咱们不事先做好万全准备，到时候吃亏的还是咱们自己！”

蒋百里补充道：“日本之所以对中国领土觊觎不已，关键是想以战争红利维持国内经济快速发展，提升军备实力，然后以军备实力再次掠夺战争红利，进而形成良性循环。可以这么说，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能取得成功、能有今天这般富强，十之七八依赖于侵略所得战争红利。但随着日本国内工业实力的日渐增强，它对于战争红利需求也越来越高，胃口也越来越大。

“前清同治十三年（1874）入侵台湾。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专条》，承认琉球为日本保护国，并赔偿日本兵费50万两白银。仅此些许赔偿，便让日本人惊喜若狂，足以让他们享用十多二十年。等到光绪二十年（1894）。日本所欠欧美列强的外债达到惊人数目，在凭自身能力很难偿还的情况，它们悍然发动甲午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除了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外，赔偿金额也猛增到2亿两白银！

“之后日本的侵略行为更是愈演愈烈，庚子国变期间它参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中国烧杀淫掠，之后又迫使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赔偿海关银三千余万两；甲辰日俄战争期间，日军再度占领旅顺、奉天等地，迫使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获得在我国东北南部的特权；趁着清末国势颓败、忙于内政，它们又在宣统二年（1910）与傀儡的大韩帝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半岛。

“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日本索要的标的越来越高，中间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从吞并朝鲜距今也有三年时间了，是时候再次张开血盆大口了。一旦欧洲有事，它们绝不会放过这等天赐良机！”

梁启超愤懑地斥责道：“日本不过东瀛弹丸小国，它们如此鲸吞不已，就不怕变成蝜蝂之虫么？”

第四四八章倭儿休想肆鲸吞

蝜蝂得名于柳宗元所撰写的《蝜蝂传》。根据柳宗元的描述，蝜蝂这种小昆虫最喜欢背东西，在爬行时遇到东西就放到自己背上，自己被压得爬不动也不放弃，直到被活活压死为止。

蒋百里摇头道：“日本会不会变成蝜蝂之虫，学生难以断言。不过日本如果不迷途知返改弦更张的话，它必将成为中国的头号劲敌！”

孙元起也道：“我与百里的判断大致相同。所谓‘长痛不如短痛’，与其让它日日蚕食我国领土，不断汲取战争红利，提升军备实力，将来成为咱们的心腹大患，不如现在集中全国力量，彻底打断它脊梁骨，让它不敢再觊觎染指！”

梁启超道：“毕其功于一役？这倒是个好主意。只是我国积贫积弱，军队战力参差不齐，尤其海军更是虚弱不堪，加上各省又各自为政号令不一，真要与日本全面开战，恐怕是胜少败多。”

孙元起道：“任公说‘胜少败多’，此言甚是。自从道光鸦片战争以来，见识过欧美列强的坚船利炮，全国上下便畏洋如虎。甲午中日大战，装备精良的北洋水师被日军打得全军覆没，这个昔日不放在眼里的弹丸小国也一跃成为咱们畏惧的对象。而且在此之后，日本国势蒸蒸日上，而我国则日渐颓败，如果现在开战确实是‘胜少败多’！

“难道因为胜少败多，咱们就能忍受日本的盘剥欺凌？诚然我军兵员、训练乃至装备都不及日军，但若是连与日军一战的勇气都没有，又怎么可能会有取胜的机会？假如日军来犯，咱们畏惧战败而不敢开战。岂非只有引颈待戮？虽然眼下战胜的几率不大，但并不等于没有，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把握住那一线胜机。这也是劳烦百里引领全军进行研究和准备的意义所在！”

蒋百里突然问道：“若依百熙总理之见，如果近期中日开战的话，咱们国家胜算几何？”

孙元起微微叹息道：“在我看来。中日之战的胜负关键其实不在于战场鏖斗本身，而是取决于袁大总统的态度。如果他能与孙某携手同心一致对外，胜算应该在七成以上；若是他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坐观成败的话，胜算只有四成；要是他极力反对处处阻挠的话，那么胜算只有不到一成！”

旋即孙元起话锋一转：“当然。无论袁大总统是否赞成，只要日本胆敢侵犯我国，孙某还位居总理之职，我必领兵与之一战。战胜战败姑且不论，至少要让日本人知道咱们中国人还是有骨气的，以后断不敢发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嚣张言论！”

蒋百里也慷慨答道：“既然百熙总理有如此豪情。方震又岂能袖手旁观？如果百熙总理不弃，方震愿领四川陆军军官学校副校长之职，协助搭建军事科学研究院，专门研究对日作战问题，为内阁、海军以及西部各省陆军拾遗补缺。”

梁启超此时说道：“百熙，只怕袁项城他不同意的话，对日宣战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虽然根据去年颁布的《国务院官制》。宣战、媾和事项需要通过国务会议，但国家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等权力向来归大总统所有，由大总统提交国会审议，国务总理不过是副署而已。若是袁项城不同意，难道百熙你要反客为主？”

蒋百里却道：“袁项城虽然身居总统之位，独柄军事大权，但无论从军事、经济还是政治上的影响力来说，百熙总理都与袁项城难分轩轾；而且百熙总理在参众两院的影响力非同一般，足以掣肘袁项城。若是日本进犯我国，袁项城真不同意宣战的话。那时候全国上下民意汹汹，袁项城未必能独善其身！”

梁启超低声说道：“百熙、百里，你们听说过‘公民党’的名讳么？”

孙元起、蒋百里一齐摇头。

梁启超道：“今天早些时候，大总统府秘书长梁燕孙（梁士诒）曾轻车过访，邀请在下加入他新组建的公民党。按照他的描述。在经历此次南伐之役后，国民党激进派已经凋零殆尽，留在国会的国民党稳健派一则畏惧于袁项城的毒辣手段，二则见新中国党处于优势地位，已经开始组阁，便有心捐弃前嫌，与新中国党相互提携。袁项城见国民党稳健派与新中国党有合流迹象，担心局势不利于己，就命梁燕孙出面组织新政党，准备在国会中一决高下。

“受命之后，梁燕孙便纠合潜社、集益社等小政党组成公民党，主要成员包括参众两院议员李庆芳、梅光远、权量、陆梦熊等人。他们的意图很简单，在短期内就是收买足够的两院议员，尽快选举袁项城为正式大总统；而长远目标就是占领国会多数席位，变国会为袁项城之鹰犬。因为梁燕孙与在下既是同乡（都是广东人），又是同学（都在佛山书院就读），还是同年（都是光绪十五年广东乡试举人），所以这次才屈驾相召。”

孙元起笑道：“外间可一直传闻这位梁燕孙是任公你的弟弟！”

梁启超摆摆手道：“我和梁燕孙虽是同乡同姓，不过却并非出自同一宗族。即便上溯五百年算是同谱兄弟，燕孙生于同治己巳（1869），我生于同治癸酉（1873），也应该他是兄、我是弟。所谓兄弟之说，不过是当年恶意中伤者捏造之言，谣言流布之后竟然人人笃信，乃至积毁销骨，真令人不禁有众口铄金之叹！”

蒋百里解释道：“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首开经济特科，传闻梁燕孙首场被点为一等第一，很快就有佞人对西太后谮言，称梁燕孙为任公之弟。虽然辟谣很容易，但西太后对梁燕孙的印象已经大坏，而且他与任公同姓（同姓‘梁’）、与长素先生同名（康有为本名康祖诒，与梁士诒最后一个字相同），是‘梁头康尾’，又都是广东人，难逃乱党嫌疑，心中大为光火，便取消了梁燕孙的名次。所以任公有‘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之叹。”

孙元起道：“在下虽与燕孙秘书长并无太多交往，但这两年他在大总统府、孙某在国务院，免不了时常要打交道。这位秘书长智计过人，深得大总统信任，尤其是在交通系统更是影响深远，素有‘梁财神’之美誉。由他来支持成立新政党，倒是人尽其才！”

梁启超道：“据燕孙兄的意思，他们公民党要在参众两院特设‘国会议员会’，专门拉拢议员入会，为推举袁项城为正式大总统而奔走呼号。但凡加入该党的议员，每个月发给200元的津贴以资奖励。百熙莫要小觑！”

孙元起点头道：“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燕孙秘书长能开出如此价码，国会议员必定趋之若鹜，公民党将不日成为国会中的生力军，孙某又岂敢轻视！只是不知任公对此事怎么看？”

梁启超有些不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梁某然不能事事做到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却也有几分傲骨，岂能为每月数百元出卖自己的人格？所以在下断然拒绝了梁燕孙的邀请！而且当下最紧要的任务不是选出大总统，而是首先制定宪法。倘若宪法未定，而先选出总统，本末倒置，岂非为舆论所不容，且为外国所耻笑？”

民国正式国会自1913年4月召开，为何一直拖延到10月迟迟没有选出大总统，其根源就在于“总统选举”与“宪法制定”孰先孰后的问题。在国民党看来，革命的根本目标就是建立民主共和国，所以强烈要求制定一部较为完备的宪法取代已经稍显过时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借以约束日渐膨胀的袁世凯的政治野心，以便把中国政局纳入民主政治的正轨，故而他们把制定宪法看得比选举大总统更为重要。在他们观念里，正式大总统的选举、性质、地位、权限都根基于宪法，先制宪后选举总统是无可逾越的！

与之针锋相对的是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等议员，他们竭力主张先选举总统、后制定宪法。他们所持的理由同样冠冕堂皇：宪法制定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而总统选举却可以一日而定。国家一日没有选举出正式总统，则全国秩序一日难以维持、外国列强一日不予承认，难免遭受瓜分之祸！再者说，既然明知将来要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何不先选出总统以遂其愿呢？

作为国会中数一数二大党的新中国党在“总统选举”、“宪法制定”孰先孰后问题上却态度暧昧，既赞成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同时也赞成尽快制定适合当下国情的宪法，这进一步导致国会在过去半年时间里处于僵持状态。

但现在国民党已经破败，公民党眼看着就要异军突起，新中国党必须尽快旗帜鲜明地拿出态度才能掌控局面，无论是国会的多数席位，还是攻略福建的先手。

第四四九章横拖长袖招人别

当然，表态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要知道袁世凯最看重的就是大总统之位，最不能容忍的则是有人挑战他的权威。而现在要求先制订限制总统权力的宪法、再选举总统，相当于同时触犯他的两大忌讳，其危险程度不亚于捋虎须、批龙鳞。

当初新中国党之所以能迅速壮大，关键一点就在于他在北洋系与国民党之间取折中态度，不激不厉，志气和平。现今要是如此公开表态，等于是当面锣对面鼓地与袁世凯叫板！

孙元起转念一想，又觉得“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自己要做总理，以后与袁世凯这个大总统之间的正面冲突必然不少，反正将来也要开罪与他，现在表表态又有何妨？

虽然在针对国民党“二次革命”的南伐之役中，孙元起和袁世凯心照不宣，一个取江苏、安徽、江西，一个取湖南、广东，最后两家都皆大欢喜，看上去是合作愉快亲密无间。其实双方在私底下的交锋也是刀光剑影，比如袁世凯收买龙济光的济军东下广州、孙元起委派蒋志清的海军攻略苏北等。可以想见，以后双方明里暗里的争端会只多不少！

以前遇到重大决策，前有国民党遮风避雨，后有北洋系挡枪背锅，新中国党可以含糊其辞左右逢源。现在国民党已经大厦将倾，北洋系开始步步紧逼，新中国党作为中国政坛唯一能与北洋系对抗的力量，还能再继续模棱两可么？尤其是宪法制定，更关乎孙元起这个总理的职权大小！

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南京临时政府采取的是总统制，即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总揽一切政务。对临时参议院负责。待到南北议成，政府北迁，在同盟会主导下临时参议院急匆匆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瞬间变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目的是限制袁世凯这个大总统的权力。袁世凯当时为尽快登上大总统宝座。对此也就捏着鼻子认了。

但随着时间迁移，袁世凯越来越觉得《临时约法》对于自己的束缚，感觉手中权力根本不够自己施展才华，迫切需要制订一部新宪法来取代《临时约法》。与此同时，国民党也大声疾呼要求制订一部适合时代潮流的新宪法。双方对宪法的制订都十分重视，认为宪法是国家的基础。一字之出入，或关系于国本之安危；一语之增减，或关系于民主之消长。但双发在由谁制订、如何制订、何时制订、内容如何修订等具体细节上却发生了巨大冲突。

比如由谁制订的问题。国民党要求由参众两院选举出专门委员会，参照国外已有宪法，拟定草案后交由国会审阅、修改通过。袁世凯对此则大表反对，他的理由也冠冕堂皇：国内适合起草宪法的学者未必都在国会之中。既然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就应该慎重其事，不可草率。最好是在大总统府内设立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从全国范围内遴选宪法学者专门从事草撰工作，等正式拟定后再交由国会审读表决不迟。

再比如何时制订的问题，这也是眼下国会争论最焦点的问题。袁世凯等人之所以要把宪法制订拖延到总统选举之后，其要害就在于那时候可以利用总统威权对宪法内容进行随心所欲的修改。而国会再无掣肘之处。万一袁世凯制订出宪法规定大总统有任意解散国会与内阁的权力、组织内阁无需取得国会同意等条款，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