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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大科学家(何事)-第1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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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志清也感叹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蒋某自然时刻想回去看看。人人都说少不入川,可我还是觉得江浙最好。为了能早点回家看看,看来我还得再多练些精兵,随时准备沿江东下!”

第三七七章君为北道生张八

北京。

自从确立内阁总理人选之后,五巨头会议的气氛明显轻松许多。在京城九月秋高气爽的日子,几个人坐在阳光明媚的会议室里,喝着好茶,像朋友一般聊着当前国内外政局变动、经济发展、民生苦乐,倒也其乐融融。其场面与经世大学学生在自习室里闲谈并无二致,区别只在于学生们那是“书生意气”,而他们几个则是名副其实的“指点江山”。

当然,所谓的“五巨头会议”并不是每人都有固定的发言时间,大多数时候是孙中山主讲、黄兴补充,袁世凯在一旁大声叫好,黎元洪、孙元起两人则主要负责充当热心听众,不时点点头、鼓鼓掌,活跃一下场内气氛。

其实现场气氛已经非常热烈,根本不需要他们两个帮忙,因为孙中山的演讲极具煽动性,尤其是在描绘耕者有其田、训练精兵百万、修筑铁路十万英里的宏伟蓝图时,听得大家都是热血澎湃、心旌摇动。袁世凯的叫好则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几乎孙中山每提出一个问题,他都会像看戏看到名角出场一样大叫一声“好!”当孙中山说到动情之处,他还会高兴地站起来,大呼“孙中山先生万岁”。每当这个时候,孙中山也会照例回报一声“大总统万岁”。总之,气氛极为融洽,场面极其感人。

在这种情投意合、你侬我侬的大好局面下,不少人都缴械投降或改弦更张。比如像黄兴。本来在北上之前,他对袁世凯极为抵触排斥。结果到北京和袁世凯见面之后,不知是被灌了迷魂汤还是被喂了蒙汗药,态度竟然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数次对媒体表示:“黄某此次来京,亲见大总统为国家宣劳之苦心及一切规划,尤为感佩!凡我中华民国之人民,无论在政界、在社会,皆应出真实爱国心。以赞助大总统建设之伟业。”简直是被迷得神魂颠倒,比孙中山所中的毒还深!

孙元起作为后来人、旁观者,知道历史的大致走向,故而还能保持基本清醒,依旧对袁世凯提高警惕。至于其他人能保持几分理智,那就很难说了。所以他在会议间隙,经常会偷眼打量会场中各人的神态和微表情。想看看他们心底的真实想法。

这一观察,真还让孙元起收获颇多。

记得9月中旬的一次会谈中,孙中山突然兴致勃发,开始大谈他的铁路梦想:他准备先修三大铁路干线,一条由广州出发,经广西、云南、四川。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一条由长江入海口出发,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以至新疆伊犁;一条由秦皇岛出发,绕辽东折入蒙古,直穿外蒙。以达乌梁海。资本定为六十亿元,里程计划为二十万里。期限十年。筹款方法是借款修路,允许外人承办,但限期若干年收归国有,条件不能有碍中国的主权。

孙元起边听边有些忍俊不禁:能提出这样设想的人该有多天真啊!据自己所知,西藏在整个二十世纪是一直不通铁路的,除了资金短缺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技术方面困难,比如多年冻土、高原缺氧、天气恶劣等。就凭二十世纪初的科技水准,估计集合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工程师,都难以修通横贯西藏的铁路,何况根本就不可能汇集那么多优秀的人才?

放开技术放方面的难题不讲,且说修路的资本问题。六十亿元是什么概念?1911年中国的财政收入是白银3亿两,折合成银元有5亿多元;同期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的财政收入是7。02亿美元,约合银元也就14亿多;而老牌列强大英帝国财政收入是1。04亿英镑,约合银元不到10亿。也就是说,孙中山准备在十年之内借用美国的四年全部岁入,或者是英国的六年全部岁入!这可能么?

然而孙中山目光坚定,态度诚恳,神态自若,看上去信心十足。眼光掠过袁世凯,只见他嘴角一侧微微上翘,眼角的鱼尾纹更加明显,眼睛里不时浮现几分讥讽的神情。但孙中山话音刚落,他却马上鼓掌欢呼道:“好!中山先生在十年内修筑二十万里铁路,克强先生建立十万家大企业,宋卿培养五十万国家文职人员,百熙建立三十万所各类学堂,袁某愿在此期间训练一百万精兵。我们同心协力,何愁中华不兴?”

“大总统万岁!”孙中山也跟着欢呼道。

看来作为成功的政治家或革命家,首先必须得是一名善于言辞、表情丰富而又动作自然的优秀演员,有时候不仅要骗得大家相信,甚至连自己也要深陷其中。

孙元起观察最多的人,还是和自己同属跑龙套角色的黎元洪,毕竟自己抢了他半个湖北,还摆了他一道,自然要知己知彼。这位“首义都督”长得胖乎乎的,一脸圆脸尽是敦憨之色,看上去确实像是位忠厚长者。每次袁世凯征询他的意见,答案都是“好好好”、“是是是”,其他时候则像锯了嘴的葫芦,一言不发。怪不得被人称为“黎菩萨”。

如果你要真的以为他是好好先生,那就大错特错了。虽然他嘴上不说,但孙元起从他的细微表情和小动作可以看出,他对所有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只不过没有表现出来罢了。当然,他现在只是个无权无势的副总统,也不敢胡乱表现。但黎元洪越是隐忍,孙元起越是对他提高防备,因为能够这样隐忍的一般都是狠角色,何况这个老胖子还是两任大总统、三任副总统的牛人呢?

真因为孙中山滔滔不绝、黄克强神魂颠倒、袁世凯刻意逢迎、黎元洪皮里阳秋、孙元起冷眼旁观,所以眼下“你好我好大家伙”的团结局面一直得以维持和延续。

不过孙中山北上,并不只是为了在大总统府过过嘴瘾,忽悠忽悠袁世凯,他此行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出席同盟会的改组大会。

同盟会之所以要改组,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时代因素,也是当时客观历史条件下的必然趋势。但无论怎么说,都离不开一个关键人物的推动:宋教仁。

宋教仁在政治上可谓天纵奇才,他的辉煌经历还得从结识黄兴说起。宋教仁二十一岁时在武昌普通中学堂学习,课余时间喜欢讨论革命,机缘凑巧结识了黄兴。因为革命志趣相同,两人很快成为至交好友。光绪三十年(1904),两人在长沙成立华兴会,黄兴任会长,宋教仁任副会长。

随后宋教仁来到日本,联合多家革命团体成立了同盟会,他在会内担任司法部检事长,还曾代理同盟会庶务,主持同盟会日常工作,成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可谓一时风云人物。但他也仅限于是风云人物,因为人们提及革命党的时候只会提及孙、黄二人。至于宋教仁,不过是其中一员干将,影响力甚至不及直呼光绪名讳的章炳麟、刺杀慈禧太后的陶成章、满清翰林出身的蔡元培等人。这也是宋教仁苦恼之处。

很快武昌起义爆发,这是主要由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主导的起义,同盟会只是一个边缘化的角色,而且这场起义造就了黎元洪、孙武、吴兆麟等一批元勋,让孙中山、黄兴等人倍感压力,遑论宋教仁之辈!故而同盟会不得不抢先成立民国临时政府。

在临时政府中,宋教仁作为湖南参议员,在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极力主张采用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别人由此窥见宋教仁的野心,知道他想做内阁总理。同盟会元老、立宪派领袖以及清政府反正官员都大为不忿:你宋教仁算老几?也配做总理?结果不仅临时参议院通过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不设总理,甚至孙中山提名宋教仁担任内务总长也未获参议院通过。

好在不久南北议和达成,民国政府北迁,宋教仁终于可以在内阁中露脸,但也只是排名靠后的农林总长。而且在地方上,有北洋系、湖北系、川陕系等名目的地方豪强;在内阁中,赵秉钧、孙元起、张謇等名声也都远在自己之上,自己要当总理似乎遥遥无期。恰值此时,以民族主义为号召的同盟会因为革命成功、目的达到而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

革命成功后,对于同盟会未来走向,孙中山、黄兴等人都没有个明确规划,甚至不少人认为解散也无不可,宋教仁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他看来,孙中山、黄兴等人都是功成名就,甚至可以相约放弃参加总统竞选,担保袁世凯必然当选,当选后十年不换总统。而自己呢?一旦失去同盟会这个凭仗,还有什么资本和赵秉钧、孙元起、张謇等去拼斗?

所以同盟会不能倒!不仅不能倒,还要争取成为国会第一大党!

第三七八章我是西州熟魏三

可眼下的事实却是,自北迁之后同盟会就已经失去对临时参议院的控制,沦落为和新中国党抢夺第二大党的配角;而且临时参议院的席位已经被瓜分殆尽,很难找到同盟会扩编的空间。

怎么办?

这个问题自然难不倒宋教仁。他马上就想到了解决办法:联合其他政治力量,尤其是在参议院中占有相当席位的统一共和党。而且与其他政党联合,还可以降低那些同盟会元老对党派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增强自己的实力与地位。

可同盟会的那些元老哪个不是人老成精、奸猾似鬼?一眼就看穿了宋教仁“掺沙子”的伎俩,对于改组强烈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同盟会系革命同志数十年留学所成,如今应当以生命维护这一伟大的名号,让它与民国共享荣光,怎么能随便改组呢?大多数普通会员也认为“同盟会”三个字是老字号、金招牌,不应当随便改组。

宋教仁对此予以严词驳斥,认为眼下同盟会流品猥杂、泥沙俱下,内部意见分歧、思想混乱,导致整个党派四分五裂、涣散无力,在临时参议院中影响力甚至不及新成立的共和党、新中国党,其根源就在于同盟会组织庞杂、思想陈旧、革命目标模糊。为淘汰流品、融合新旧,重新振作,并力争在国会大选中获胜,同盟会就必须要改组,而且要尽快改组!

同盟会的元老则反唇相讥,同盟会之前又不是没有改组过。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越改越乱,越改越差。所谓“流品猥杂。泥沙俱下”、“意见分歧,思想混乱”、“四分五裂,涣散无力”等弊端,其实都是彼时改组所造成的。谁知道这次改组会不会雪上加霜?在结果不可预知的情况下,最好“一动不如一静”!

元老的意见也不是没有道理。事实上,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同盟会确实已经改组过一回,当时改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由地下转为公开,二是由革命团体变为政党。改组后的同盟会《总章》规定,只要是具有一定知识的成年中国人,赞同同盟会宗旨,由两名会员介绍,经过评议部认可,就可以成为同盟会会员。

那时候革命刚刚取得成功。同盟会员内则是临时政府的总长、次长,外则是各省都督、司长,可谓声势烜赫。热心革命的自然蜂拥参加,趋炎附势、投机倒把的人也想捷足先登,加上入会条件如此宽松,很快会员人数就突破了十万大关。在会员人数骤增的情况下。难免会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就像《阿Q正传》里的赵秀才,用四块洋钱便换到了“柿油党的顶子”。

见大多数会员反对,宋教仁并没有退缩。他一方面宣称改组后的同盟会与之前所持的态度、手段并无二致,牺牲的进取的精神将会一以贯之,不会更改;一方面到处演讲积极游说。争取获得更多支持。尽管宋教仁苦口婆心舌灿莲花,依然有很多人不买宋教仁的账。对改组的认可也仅仅局限于宋教仁所在的同盟会北京本部。而且从整个过程来看,也是宋教仁推动北京本部对改组的认可,北京本部代表整个同盟会表示赞同。

孙中山、黄兴二人作为同盟会的领袖人物,似乎打定功成身退的念头,在此过程中一直没有明确表态,完全置身事外,所有的改组事务完全由宋教仁负责,包括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会等党派的谈判。故而外间有传言说宋教仁此举纯粹是效法宋江,意图架空孙中山、黄兴,然后甩开膀子单干。

在孙黄二人没有出面反对,而且一再表示不愿多过问党事的情况下,这种传言愈演愈烈,甚至部分同盟会会员也相信了。万般无奈之下,宋教仁只好邀请孙中山、黄兴出席改组大会,以此澄清事实,还自己一个清白。

孙中山对此倒没有拒绝,很爽快地答应了宋教仁的请求。在参加五巨头会议期间,专程拨冗参加了在湖广会馆举行的改组大会。这个大会酝酿已久,与会者达两千多人。孙中山在会上发表演讲道:“孙某浪迹海外数十年,所游历的国家不可胜计,然而不管政府是民主的或是君主的,政党总是存在的,而且政府的指导权也总是从这一党转移到另一党的。而我中国在革命以前,有专制而无法治,有臣仆而无国民,一切政务都是遵奉君主意志而行事,臣僚之间只有朋党,并无政党。如今革命成功,民国初建,中国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政党!

“我同盟会成立于前清,因为彼时我国民受人奴役有如牛马,生活困苦不堪,故而孙某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之三民主义,汲汲于推翻与破坏事业。如今民国已经成立,民族、民权二主义大体实现,眼下要务在于巩固共和,实行民生主义。然而建设之事较破坏尤难,必须要联合所有赞同共和的人才共同奋斗,目标才能实现。

“所谓政党者,即国民立党所以巩固国家、代表人民者也。而今我们五党联合,共同为民生主义努力,正符合立党之本意。联合之后的新政党无论将来处于行政地位,还是处于监督地位,总要以利国利民、富国强民为前提。与其他政党之间若是存在政见、行为上的分歧,也要以是否有利于巩固共和、实行民生为出发点,不分敌我,只辨是非。如此,则我中华民国的富强昌盛指日可待!”

虽然改组大会上说是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五党合并,其实随后“全国联合进行会”也加入其中,实际上算是“六党合并”。改组后的新党派取“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之意,定名为国民党。

“国民党”这个名字对于国人并不陌生,一提到它,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孙中山、蒋介石所在的那个党派。其实“国民党”在民国初年是很时髦的政党名称,所以在新中国党成立之初,沈翔云才会提出定名“国民党”的建议。除了众所周知的那个国民党外,至少还有两个党派以此命名:第一个是由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组织的帝国宪政会改头换面而成的“国民党”,于1912年2月27日在上海正式发起,同年5月并入共和党。

第二个是1912年5月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等党派在北京举行会议,准备合并成“国民党”,草拟的《章程》第一条就是“定党名为国民党”。但这个“国民党”还没有组成,即宣告流程,可谓是胎死腹中。

而我们熟知的那个国民党成立时间最晚,而且它的成立完全是北京同盟会本部(或者说是宋教仁)的自作主张,并未征求国内外广大同盟会会员的同意,很多老同盟会员在接到同盟会本部改名国民党的通告后甚至失声痛哭。不少同盟会支部对此次改组予以抵制,像广东的同盟会,直到1913年初才改名为国民党。

在这次会议上,众人选举孙中山为国民党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9人为理事。不过孙中山似乎对这个理事长头衔并不感冒,一再声称自己想要脱离政界,专心从事于民生实业,所以想退位让贤。此举无疑坐实了之前架空的传言,弄得宋教仁毫不尴尬。众人苦劝良久,孙中山终于勉强就任理事长一职。可他一转身,又对外界宣布因为自己修筑铁路关系重大,无暇顾及国民党内事务,委托宋教仁代理理事长职务,全权处理所有事宜。

消息一传出,舆论顿时为之哗然。不过此时宋教仁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因为热火朝天的国会选举已经开始暖场,他需要全身心投入这场民国元年最热闹的年度大戏。再者说,此次改组本来就是为了掌控同盟会,争取临时参议院的多数派地位,为随后的国会大选以及竞争组阁做好准备。既然已经获得了实利,何须计较那些喧哗的虚名?

事实也表明,国民党成立之后,不仅党员人数有所增加,而且在北京临时参议院中也确实占据了第一大党的地位。尽管没有一举夺得多数派席位,这已经足以让共和党和新中国党小心警惕的了。何况宋教仁还小动作不断,隔三差五就打共和党与无党派议员的主意呢?

面对如此战果,宋教仁也是满怀喜悦,私下里得意洋洋地跟自己的亲信说道:“从此之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新中国党虽强,其能与我党抗衡不?黎元洪虽名为首义都督,孙元起虽号称当今圣人,其能与我争天下不?赵衙役(赵秉钧)、张状元(张謇)、段殿下(段芝贵),以后当唯我马首是瞻!”

第三七九章雪压冬云白絮飞

国民党成立之后,为了扩大声势、争取选民,立即展开了疯狂的攻城略地行动。但凡是有选举权的民众,无论是满清遗老、绿林好汉,还是青年学生、市井商贩,不管生张熟魏,只要申请,一律发放党员证。至于当朝的高官阔佬,则是不管他们是否申请,也不管他们政见如何,都先填好党员证,每人赠送一本。以至于像孙元起、张謇、汤寿潜等新中国党人,都接到了宋教仁亲自送来的党员证,真是令人啼笑皆非。难道他们不知道新中国党一直都是严禁跨党的么?

国民党的声势是如此浩大,甚至京城人相互见面时除了询问贵姓之外,还要再问一句“贵党”。如果听说你还没有加入其他党派,对方立马就会热情邀请你加入国民党。也不管你愿不愿意,第二天一早一准儿会有党员证送到你手上。

这种到处拉人入党的现象,很像后世传销组织的发展下线。不过伎俩虽然拙劣,效果却很明显,很快宋教仁就宣布国民党党员人数突破百万,成为中国第一大政党。

国民党的过激举动当然远不止此。

在赵秉钧就任内阁总理之后,宋教仁的挚友黄兴竟然严肃地建议内阁全体成员都加入国民党,以便尽早实现纯粹政党内阁。面对这个雷人的提议,赵秉钧不敢自专,赶紧请示自己的主子袁世凯。袁世凯沉吟片刻,徐徐答道:“内阁全体成员加入国民党也不是不可以。既然黄克强如此诚挚地邀请,不如你们就从了他吧!”

赵秉钧没想到袁世凯居然会表示赞成。神情明显有些愕然:“属下也要加入?”

袁世凯笑道:“为什么不呢?反正你又不是没有领过其它党派的党证。再者说,之前的唐少川不也加入过同盟会么?”

赵秉钧一脸惶恐:“大帅明鉴!属下本不晓得什么叫做‘党’,只是有许多人劝我入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最近轮到了国民党。至于那些党证,我也有拆开看看的,也有置之不理的。但从来没有主动去领过。属下生平只知忠于大帅,遵奉大帅之命,从而二意,何曾晓得什么是党?”

袁世凯摆摆手:“智庵,你的忠心我自然知道,但加不加入国民党与是否忠心并无关系。同盟会此番改组声势浩大,发展突飙猛进。如今已经号称是国内第一大党,其用意你我皆知,不得不严加提防。既然黄克强邀请你入党,不如就顺水推舟加入其中,觇视一下他们的未来举动和意图。”

赵秉钧立马明白袁世凯是想让自己到国民党中充当内线,犹自有些顾虑:“大帅有所差遣。属下理应尽力执行。只是众所周知,属下对大帅忠心不二,恐怕国民党人会对属下万分猜忌,不让我接触到他们的核心机密,反而会乘机使用各种手段。离间属下与大帅的关系。到那时候——”

袁世凯道:“你我交往多年,关系莫逆。岂是国民党所能离间得了的?至于国民党人的猜忌,你无须担心。如果是共和党或新中国党如此作态,确实需要仔细斟酌一番,但对于国民党却不必多虑,因为黄克强之前曾说过,不论以前与同盟会为敌为友,只要今天肯加入国民党,就应当成为同志而不必怀疑其诚意。上犹如此,其下肯定更加松懈。”

赵秉钧点点头:“大帅洞烛机微,所言极是!既然大帅对属下如此信任,属下唯有肝脑涂地,誓死以报。”旋即又有些担心:“不过黄克强此次是建议内阁全体成员全都加入国民党,属下有大帅的指示,自然没有问题,只怕内阁中其他同仁未必愿意,尤其像孙百熙、张季直、汤蛰先等三位新中国党人,因为新中国党的党纲规定严禁党员跨党。”

袁世凯问道:“智庵,目前国内有多少党团是禁止成员跨党的?新中国党是不是当今唯一禁止成员跨党的党派?”

赵秉钧道:“据之前的统计,在内务部登记在册的党派团体已经三百有奇,各党派的政纲党章难以尽窥,不知具体有多少是禁止成员跨党的。不过属下可以肯定的是,新中国党是成员过万的党派中唯一禁止成员跨党的!”

“那他们有多少党员?”袁世凯又问道。

赵秉钧答道:“因为新中国党组织严谨、防范周密,真实详细数目不得而知,据估计应该在八到十万人左右,主要集中在孙系势力盘踞的川、陕、甘、晋四省以及原预备立宪公会立足的京、沪、江、浙等地。人数不仅远少于国民党和共和党,甚至不及中国社会党和新近成立的民主党。”

根据民国政府刚刚颁布的《选举法》,国会选举的具体步骤分为两步,即先选省议员,再选国会的参众议员。每一次选举又都分为两步:第一步为初选,即具有该次选举选举权的民众投票,海选出五十倍于限定名额的初选当选人;第二步为复选,即由初选当选人投票选出正式的议员。

正因为有着初选海选这一步,所以各个党派都拼命发展党员,好让自己党派的人选在海选中能够杀出重围。像同盟会,在年初改组之后便在全国各地广泛设立支部,大力发展会员,数月之间会员就增至五十多万人,号称民初第一大党。而纠合民社、统一党、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和帝国宪政会改组的“国民党”等5个党派而组成的共和党,截止至1912年9月,仅在上海交通事务所办理的党员证就达到6万个,其余可以想见。

而赵秉钧提到的中国社会党,成立于1911年11月,创始人和首领都是江亢虎。提起江亢虎这个名字或许大家有些陌生,但提起社会主义大家一定耳熟能详,江亢虎就是在中国第一个公开打出“社会主义”旗号的牛人。不过他宣扬的社会主义与我们所熟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差别巨大,因为他提倡的是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的早期原生态共产主义。

中国社会党本部设在上海,随着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在全国大部分省区相继成立了支部。该党的组织和该党宗旨一样非常散漫,无论什么人,不需要任何介绍,只要亲自到社会党支部填写一份申请书,便可成为该党党员,故而短时间内便党员遍天下。据他们自己宣称,目前已有支部四百九十多处,党员达五十二万三千多人!

民主党则是个烂大街的名字,不仅美国有、日本有,几乎世界各地都曾有过。不过赵秉钧提及的那个民主党成立于1912年8月,系联合国民协会、共和统一会、共和促进会、共和俱乐部、共和建设讨论会、民国新政社等六个团体改组而成,——从组成成分上看,六个党团至少有4个名字中带有“共和”二字,新成立的党派应该叫共和党才是。不过“共和党”这个商标数月之前已经被黎元洪注册了,他们只好委委屈屈改叫“民主党”。

虽然组成民主党的6个党团都很寂寂无闻,不过蚁多咬死象,改组之后立即声势大涨,很快就在全国拢集了十多万党员。而且民主党的志向也很奇特,那就是不汲汲于争夺政权,甘愿居于“第三党”的位置,普及政治常识,传播政治信条,巩固国家根基,作为政体保障。然而人所共知的是,在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之后,新中国党就是名符其实的“第三党”。民主党此举无疑是向新中国党挑衅。

袁世凯听罢微微摇头:“其实国民党如此冒进,导致成员流品猥杂,虽可博取一时之利,却非长久之策。一旦以后形势不利或政局变动,必然树倒猢狲散,整个政党四分五裂无法收拾,故而不足为大患。最可忧虑者反而是新中国党这样组织严密、成员忠诚的党团,虽然眼下风平浪静,一副柔弱可狎的模样;但假以时日,他们必将横绝四海呼风唤雨!而且新近颁布的《选举法》也对新中国党极为有利,由不得我们不多加小心。”

赵秉钧马上就明白了袁世凯的意思:“大帅说的是选举人的教育资格限制?”

民初颁布的《选举法》对投票人有严格的限定,比如必须具有中华民国国籍;必须是男子;必须年龄在21岁以上;必须在选区内居住满两年以上;必须每年纳直接税在两块银元以上,或者拥有价值五百元以上的不动产……除此以外,还有教育资格的限制,即投票人必须小学以上毕业,或者有与小学毕业相等的资历,比如秀才、举人等。

袁世凯点头道:“正是!自光绪末年以来,全国学校自小学至中学、自中学至大学,几乎无人不用孙百熙编纂的教材,这相对于所有全国数百万学生都遵奉孙百熙为师。从小到大每日熏陶,自然而然会对孙百熙与新中国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信赖,他们的投票自然也会投给新中国党的候选人。

“而且这些年来孙百熙一直在全国各地大力推广义务教育,对入读学生予以免费资助,受惠学生不知凡几,学生之父兄伯叔又不可凡几。一旦学生从学校毕业,走上社会,全家境遇得以改变,无疑都会成为孙百熙与新中国党的忠实拥护者,是长久的稳固票仓。这些还不值得我们多加小心?”

赵秉钧眼睛凶光一闪,低声说道:“大帅,为了防范于未然,我们现在就对他们下手?”

第三八零章眼底尘埃百斛强

袁世凯沉吟道:“下手是迟早要下手的,不过我们当前要务是维持南北和平大局,渐次抚平南方各省,不可骤然树敌太多。而且川陕甘晋等省偏在一隅,无关大局,孙百熙又无甚大志,可以待南方平定后再徐徐图之。当然,现在应该做些准备。”

赵秉钧道:“大帅的意思是我们答应黄克强所请,让内阁全体成员加入国民党,从而迫使孙百熙等三位新中国党总长退出内阁?”

袁世凯道:“此事不宜我们出面,免得担上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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