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科学家(何事)-第1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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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死而未僵的唐绍仪，对于张振武遇害一案自然不能装聋作哑。尤其是同盟会的激进派还要弹劾他。然而大总统的军令要不要国务总理副署，《临时约法》上并没有言明，他只好含糊其辞表示遗憾和谴责，然后躲进一家美国医院装病去了。

京城上下闹得不可开交，最高兴的莫过新闻记者。不用自己上门，那些高不可攀的总统、副总统、参议员等就会主动把意见声明送到报社。一时间报刊杂志上充斥着各种言辞。或高谈阔论，或攻讦论辩，显得好不热闹。无形之中，也把张振武案变成了全国民众关注的焦点，甚至欧美各大报纸也注意到了这件事。

在张振武遇害后的第三天，迫于舆论压力，参议院只好召开会议。就张伯烈等四十五名参议员联名提出的议案予以讨论。

会议刚开始，提案人张伯烈便率先发言道：“所谓法治者，即法律至上，民国政府当以法治国、依法办事。对于国民而言，唯有法律才能杀人，唯有法官执行法律才能杀人，除此而外，皆是非法。前清实行人治，皇帝所言即为圣旨，官长所命即为法律。致使政府腐败、官场黑暗，民不聊生。孙逸仙、黄克强诸君有鉴于此，遂投身革命，意欲改帝国为民国、改人治为法治，使华夏民众永远得脱于水火。经数十年奔走。至去年年底终于得偿所愿，全国上下亦无不欢呼雀跃。

“张君春山早年投身革命，不计艰险，为清廷所逻捕，几死者数矣！然而张君矢志不渝，变卖家产充当革命经费，积极联络各方准备举义。武昌首义爆发后，他担任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代行部长之职主持军务，与清军鏖战。汉阳危急，他亲率部属驰援，激战中负伤落水，几至溺死。后退守武昌，又鼎力襄助刘仲文君（刘公）守城，直至革命成功、民国建立。张君功勋如此，然而因为得罪当权，于深夜之中忽遭逮捕，寻即被枪杀于监狱之中。

“数月之前参议院曾制定《临时约法》，规定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试问军政执法处，你们所依据的是哪一部法律？再问大总统、黎宋卿、段芝泉，你们是凭什么身份做出此等裁决？难道你们二三人的签字命令，就可以随意枪杀民众么？如此目无法纪、草菅人命，形同破坏约法、推翻共和，实属罪大恶极。故而我等四十五人联名提出质问案，并弹劾副总统兼领鄂督黎宋卿君。敬请参议院审议！”

不待议长吴景濂说话，湖南参议员彭允彝就站起身义愤填膺地说道：“追求法治的共和元勋竟然在革命成功之后死于人治之手，天下还有比这更荒诞的么？如果我等参议员对此事坐视不理，那国家还要参议院何用？”

话音一落，黎元洪嫡系的参议员立马不干了，孙发绪反唇相讥道：“张春山为现役军人，所犯罪行也都是在担任军务司司长期间所为，事情关乎军事机密，而且他身边警卫皆携带有长短枪支，自然不方便由警察厅逮捕、审判厅审判。改由军政执法处逮捕，根据军法从事，完全合情合理。议长、诸位议员，请大家心平气和认真思量，不要受某些人挑拨，动摇国家根本！”

张伯烈目眦欲裂，戟指叱道：“你这是什么话！难道军法比国法还大？你口中所谓的军法，不过就是黎宋卿的一纸电文，算哪门子‘军法’？以副总统一纸电文而杀民国首义功臣，足可见民国虽然建立而人治犹在，共和虽然肇端而专制犹存！张春山，你毁家破产，力造共和，不成想民国居然如此黑暗，最终竟然死于乱命之下。你死不瞑目啊！”说完不禁嚎啕大哭起来。

见到张伯烈痛哭，和他关系好的赶紧上前劝慰，也有人对孙发绪痛加斥责，孙发绪的好友则帮忙助拳，结果现场一片混乱。

吴景濂前几个月刚竞选成功。对参议员来说还没有什么威信可言，此时只好拍着桌子大声说道：“诸位！诸位议员请冷静，我们现在正在讨论张春山一案，还请各位同仁保持克制、保持冷静，认真履行参政议政的职责！”

闹了半天，参议院里才渐渐安静下来。四川参议员李肇甫这时候站起身发言道：“议长先生、诸位同仁。虽然民国成立以来，政府藐视参议院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多次，但以此次最为恶劣。因为从此事可以看出，对人民的生杀予夺完全可以依据大总统、陆军部的命令，而不必依据法律；参议院及其制定的法律根本不能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所以依法严格追查张振武案主要当事人的责任非常必要。恳请参议院对质问并弹劾副总统的议案做出合理裁定！”

陕西参议员也表态道：“副总统与张春山之间颇有仇隙，此事人所共知。两位都是首义元勋。为国家、为民众计，本应互相包容；即便不能包容发生冲突，也应该按照法定程序来处理，毕竟国家、法律俱在，一府两院（大总统府、国务院、参议院）绝对会给出公平公正的裁决。谁知副总统却目无法纪，私自向大总统府发电，请求将张春山立即正法。大总统收到电文后。一则骇异于副总统在电文中给张春山罗织的罪名，二则顾及副总统颜面和南北统一大局，只好命军政执法处捕杀张春山，使得首义元勋饮恨九泉。

“此事关系到国家根本，追根溯源，首要责任在副总统一人。副总统以空空一电，毫无实据，便促令政府杀人，不仅违背共和政体、法治精神，也违背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罪无可绾。如果参议院不予以严惩，则将来副总统可以用电文杀天下人，包括在座你我。所以依法严格追究张振武案主要当事人的责任此举并非为张春山君一人，更是为天下民众、为民国前途起见！”

黎元洪代言人孙发绪马上反驳道：“纯粹一派胡言！张振武飞扬跋扈、吞蚀巨款、蓄谋叛乱、破坏共和等罪行皆查有实据，副总统为了国家安定才隐忍至今。之所以没有在湖北把他明正典刑。而是趁他北上电请大总统捕杀，是因为他在武昌招降纳叛，手下有乱党数千人。如果依法处置，必然会引发大规模叛乱，为祸鄂省不浅！

“副总统这一举措虽然不够周密，但也经过大总统、陆军部、参谋部、军政执法处等同意，而且事发突然，只好事急从权。从效果上看，此举不仅消弭祸乱于无形，而且是只诛首恶、不究胁从，可谓善之又善。某些人只盯住其中的瑕疵，信口雌黄，大肆攻击副总统，真不知是何等用心！”

广东参议院梁孝肃是同盟会中的激进派，闻言有些不耐：“既然如此，那就投票表决，看看大家是不是赞成黎宋卿！”

结果几乎不用猜。这一提案本身就得到共和党和新中国党45个参议员的联署，再加上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的大力支持，绝对能达到《临时约法》中规定的“总员四分三以上出席，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二以上”条件，把黎元洪这个副总统给罢免掉。

一听要“投票表决”，支持黎元洪的参议员顿时鼓噪起来。孙发绪大声宣称道：“如果现在表决，那我们马上退席！”——如果他们退席，出席人数就低于总数的四分之三，投票自然无效。

眼看孙发绪等参议员已经起身，议长吴景濂赶紧和稀泥道：“诸位！诸位议员请冷静！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我们在讨论张春山一事的议案时涉及到副总统，如果不听副总统的辩解就投票表决，岂不是也违背法定程序，有失公平公正？我看不如今天就讨论到这里，先把质问议案发给副总统，请他自辩。等收到复电之后，我们再讨论表决如何？”

“好！”“赞成！”孙发绪等人胡乱答道。

就这样，参议院虎头蛇尾地结束关于张振武案的首次会议。

第三六七章试问天下谁敌手

首次会议虽然草率结束，但参议院中一边倒的局面还是让黎元洪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感。接到参议院发来的质问案后，他连发数封长电，详细胪列张振武的罪状，极力为自己辩解，企图扳回一点印象分。

但他知道，虽然现在参议院中乱如蜂衙，对自己大肆声讨，但主要着力点并不在此，问题关键还在袁世凯、孙中山、黄兴、孙元起等四五人。只要这几个人里有两到三个明确支持自己，那么自己的副总统之位就会稳如泰山。

可是这几个关键人物的态度如何呢？

先说袁世凯。

别看之前黎元洪帮着袁世凯化解内阁危机，现在袁世凯又帮黎元洪除掉心头大患，一副你侬我侬的亲密样子，其实不过是“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现在双方合作结束，彼此之间山是山、水是水，再也没有半点牵扯。

而且袁世凯帮忙杀掉张振武，其中用意也不是那么单纯。此举不仅可以打击湖北革命党的势力，而且还离间了黎元洪与同盟会之间的关系，迫使黎元洪不得不向袁世凯靠拢，从而在南方革命党盘踞的地盘上打入一个楔子。而且在杀掉张振武之后，袁世凯马上贴出公告，将两人来往密电公开刊布出来，使黎元洪一下子陷入千夫所指的境地，严重损毁了副总统的名望，之前湖北拥护副总统的文武官员也出现意见分歧，甚至有群相解体的危险。

端的是一石三鸟的妙计！

现在袁世凯还指使陆军部电复黎元洪，让他把杀张振武的责任承担起来，自请处分。其中阴谋味道，黎元洪在千里之外的湖北武昌都能嗅见。由此可见。袁世凯是靠不住的。别说请他出面支持，如果他不落井下石，黎元洪就该烧高香了！

次说孙中山。

孙中山自从卸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一直在武昌、上海、福州、广州等地流窜，名义上是考察修建铁路事宜。其实是到处演讲，宣传自己的三民主义，顺便刷刷存在感。

黎元洪自忖和孙中山的关系还比较密切。四月份的时候他曾邀请孙中山来武昌视察，全程以高规格接待，确保孙中山一行吃好玩好，临行又有好礼相送；孙中山则极力肯定黎元洪的首义功劳。称赞他为“民国第一伟人”。双方各得其所，一时间宾主尽欢。而且孙中山是典型的没有关注会死星人，非常喜欢对国内政坛大事发表意见，本身还没有多少节操。这种人最适合拉拢！

听说最近孙中山准备邀请黎元洪、黄兴联袂北上，与袁世凯、孙元起就当前国家大政方针举行会晤。当下黎元洪派人卑辞厚币前去拜会孙中山，希望他能出面“主持公道”。

再说黄兴。

表面上看。黎元洪和黄兴是武昌首义时一起扛过枪、一起加过班、一起逃过难的亲密战友，而且黄兴为革命向来是谦让为怀、不计名利，应该属于黎元洪的统战目标。但黎元洪自己知道自家事，他跟黄兴的关系远没有传说中的那么融洽。

话说武昌首义成功之后，时任陆军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的黎元洪被强推上湖北都督的宝座。最初黎元洪是非常不乐意，谁知坐上之后发觉都督可比原先的协统好了不止一点半点，顿时就不想动了。偏偏此时黄兴来到湖北助阵。

黄兴是谁？那是同盟会中能与孙中山较一日短长的革命领袖。他来了，还有黎元洪什么事儿？而且在前往湖北的途中，黄兴就跟同行诸人商量好了：“黎宋卿并未革命党人，我到武昌后，当取而代之，暂称两湖大都督。”尝到甜头的黎元洪自然不肯让出都督宝座，而且湖北地域观念较重、与同盟会不大对付的文学会和共进会头脑也不愿意外人居上，于是就谋划了一出“登台拜将”的闹剧。

史书所载的登台拜将，是刘邦为了提高韩信威望而搞出的仪式。然而黄兴威望卓著，远在黎元洪之上。何须通过“登台拜将”来提高？其中玩这一出的真实目的，就是把黎元洪比作刘邦，将黄兴比作韩信，明确两人的上下级关系。黄兴当然也知道这一点，不过为了革命大局。只好捏着鼻子认了。

认了是认了，但不代表他心中没有怨言。等湖北局势稍微，孙中山抵达上海准备筹建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黄兴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湖北。现在再想拉拢黄兴？难！

果然，黎元洪还没来得及给黄兴致电，黄兴就主动致电袁世凯，把黎元洪臭骂了一顿，大致意思是：——

大总统，你好。

前几天听说张振武被枪毙，当时我就震惊了！今天上网才知道，原来国安宣布张振武的罪状完全是转载自副总统的小报告。

帖子中所说的拉帮结派、目无领导等罪行，似乎都是生活作风问题，和反革命罪扯不上关系。最后归根结底是“爱既不能，忍又不可”八个字，对张振武不能爱又不能忍的，究竟是副总统的私人基情？还是国家法律的公正判断？

请政府给个说法，让我们这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能够感受国家的温暖。

此致敬礼！

——

袁世凯对于这封上访信件的处理方法，是直接转给黎元洪这个当事人。黎元洪看完气得直跳脚：枪毙张振武具体什么情况，你袁世凯还不知道么？直接把信转给我是什么意思？想让我主动认罪？

尽管生气，但袁世凯转来的信件还是要认真答复的。如果不答复，黄兴肯定还会闹出闹蛾子来。既然不能拉拢，至少不能让他使绊子。所以黎元洪只好低声下气地写了封回信，一边回忆去年的同袍之谊，一边诉说自己的情非得已。黎元洪写完，自己都被感动得痛哭流涕。

最后是孙元起。

黎元洪与孙元起只有一面之缘。也就是今年年初孙元起出川路过武昌那一次。说实话，黎元洪对孙元起没什么太大印象，也没有什么太好印象。在他看来，孙元起很年青、很英俊，也很文雅。是典型的名家子弟、青年才俊，如果在承平时节，在翰林院熏陶一番，再外放历练几年，然后回朝做个侍郎、尚书什么，倒也文采风流。

可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改朝换代、群雄逐鹿的乱世。孙元起论沈机默运、智勇深沉，比不上袁世凯；论明测事机、襟怀恬旷，比不上孙中山；论坚苦卓绝、一意孤行，比不上黄克强；要说统将典兵、待人和厚，他也比不上自己。不过是凭借运气得了川陕之地，终究是刘表、刘璋一般的人物。不足为重。

虽然现在新中国党在参议院中极力倒黎，但黎元洪对说服孙元起很有信心，因为长江水道和汉冶萍公司都捏在自己的手上。如果他不识抬举，等湖北平定之后，自己也不介意以剿匪为名，率八镇精兵沿江而上，平定巴蜀做一回刘备！

想到这里。黎元洪心情大悦，提笔给孙元起写信一封，信中对张振武遇害之事一带而过，却大谈川鄂两省唇齿相依的关系，绵里藏针地对孙元起提出告诫。黎元洪相信，只要袁世凯、孙元起保持中立，即便黄兴趁人之危，他也有十成把握把张振武遇害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除了北京的张振武案，黎元洪最关心的还是能否尽快平定襄阳，捉住张国荃和方维。此次攻打襄阳、郧阳。主要由鄂军第七镇、第八镇负责。

鄂军第七镇下辖第十三、十四协，原驻扎荆州、宜昌、施南三府（州），因为荆门州临近襄阳，正在方维逃亡的路上，所以第七镇被抽调出来追剿方维所部。不成想却造成宜昌府空虚，给了川军刘明昭、尹昌衡部可乘之机。

至于鄂军第八镇，原拟驻扎襄阳、郧阳两府，不过襄阳一直被张国荃盘踞，他们只好在其他府县寓居。此次追剿方维并顺带荡平张国荃部的任务，他们自然要奋勇当先。

这两个镇虽然编成不久，训练略显仓促，但他们都有前清陆军第八镇的老底子，而且人数上万，武器半数以上都是崭新的汉阳造，算得上是较为齐整的正规军。而反观对手的实力，方维手下的将校团和军令司卫队虽然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可人数只有两千人左右；张国荃手下人倒是多，足足编成三个协，不过却是手持木棍、菜刀的农夫，丝毫不足为惧。所以对于这一战，黎元洪有信心，第七镇统制唐牺支、第八镇统制季雨霖也很有信心。

在方维所部匆忙撤离襄阳四天之后，第七镇、第八镇终于在宜城一带会师，然后北上迫近襄阳府。张国荃虽然心里恨极惹来祸端的方维，却不甘就此退出襄阳，于是亲率麾下三个协在城外设防，准备迎头痛击来犯的敌军。

唐牺支、季雨霖尽管看不起连棚长（班长）张国荃，但也不敢掉以轻心，对面毕竟是三个协七八千人。就算是七八千头猪等着让他们去抓，冲突之下也会有所损伤啊！何况是七八千手持武器的青壮年？第七镇、第八镇依照步兵操典扎下营寨，挖好战壕，妥善布置步兵、炮兵的位置。待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季雨霖一声令下，两镇集中仅有的数十门劈山炮、迫击炮，开始向当面的张国荃部阵地狂轰滥炸。

此刻张国荃部大多数人刚刚起床，有人在穿衣服，有人在四处找饭吃，还有的仍在打瞌睡。第一颗校准试射的炮弹落在营地里的时候，大家有一点发蒙，同时转头向爆炸的方向看去。紧接着便是数十枚炮弹劈头盖脸砸下来，所有人顿时醒悟过来，叫骂声、哭喊声、惨叫声响成一片，很多士兵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在阵地上到处乱跑，直到被炮弹撕成碎片。不知是谁发了声喊：“快跑啊！”众人像是听到了命令，同时转身向襄阳方向跑去。

等鄂军十分钟准备炮击结束，对面阵地上只剩下炸烂的军营、遍地的死伤，以及数公里外狼奔豕突的张国荃部败兵。

第三六八章为报倾城随太守（上）

我叫刘汝明，字子亮，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河北省献县抛庄。先人世代务农，只是个中等以下的人家。后来因为子孙蕃衍，家产不断分割，到我祖父那一代，家里已经仅有薄田五亩、土屋三间。所幸父亲懂得一点医术，能够为人看病，可以稍稍补贴家用。后来父亲听人说，关外遍地是黄金，闯关东不少都发了洋财，只是那里缺少医生，很多人为了治病，出手就是几两金砂、一根老山参、貂皮熊掌什么的。父亲听了大为心动，便去东北谋求发展。

谁知刚到东北不久就爆发了鼠疫，父亲当时正好在哈尔滨，也不幸被感染，危在旦夕。就在这时候，时任钦差大臣、办理关内外防疫等事务的孙先生命人将父亲接进养病院，细加调护。随后孙赵夫人发现了特效药百浪多息，父亲才转危为安。

经过此番磨难，父亲也息了在东北发财之心，辗转回到老家安稳度日。但他时常对我们兄弟讲：“我这条老命是孙老爷和孙太太给的，相当于我们刘家欠人家一条命。我老了，又没什么本事，只怕这辈子都无法报答，但你们还年青。如果你们长大了有机会，一定要记得报恩！”

关于孙先生的名讳，我是很早就知道的。

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父亲还在家里，日子也还过得下去，便把我送到镇上的学堂。那时候北方风气未开，教育落后，虽然科举已经废除，老师们还是讲授《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之类的老古董。直到某天学堂来了一位年轻的先生，带来一套商务印书馆印制的全新的教科书。让我们每个人借阅。翻开每本书的第一页，都是位英俊年青人的画像，我们大为好奇，便问先生：“先生，这书上画的是谁啊？”

“他便是编写这套教科书的孙百熙孙先生！”年轻的先生一脸景仰。

“所有的书都是他编的？”我们大为惊讶。因为这套书覆盖小学、中学乃至大学，数理化、文史地都有，足足有上百本。

“是的！”年轻的先生非常肯定地点头：“这位孙先生学问非常大，就像孔圣人一样！他渊博似海，学究天人，甚至全世界的洋人看见他都要毕恭毕敬地行礼。”

在我们幼小的头脑里不知道什么叫“渊博似海。学究天人”，只听说洋鬼子是很凶残的，他们甚至不把皇帝和太后放在眼里，一生气就打进了北京城，把皇帝、太后全都赶到西安去了。为什么洋鬼子会对书上这位年青人毕恭毕敬呢？我们想不明白。

不过我们知道孔圣人，因为我们上学头一天就被领取给他的画像磕头。孔圣人长得很丑。而且满脸的长胡子，看上去就很厉害的样子。而书上的这个人长得很英俊，又那么年青，真有那么厉害么？后来听到父亲的讲述，才对孙先生的伟大有了一点粗浅的认识。

宣统三年十月，父亲在县城行医的时候听说湖北有人造反，孙先生被任命为四川总督。沿途招兵前去平叛，便急忙赶回家里，让我前去投兵报效。

那时候我刚十六岁，正在学堂刻苦读书，心里有“学而优则仕”的想法，以图改变家庭面貌。然而科举制度已经废止，读书已经做不了官。要想有个好出身，必须要念到大学。要想找个好工作，至少也得是高中。可是我有一姐一妹一弟，家里生活很艰难。根本没有条件供我读到高中。所以心里很是苦闷。

父亲原来想我继承他医术，母亲则想送我去商铺里做学徒，但无论学医还是从商，都和我性格不合。此时突然听说父亲让我从军，顿时觉得眼前一亮。从军不仅可以替父亲报恩。还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如果将来有出息，也可以赡养父母、扶助姐妹幼弟。父亲跟我说的第二天，我便带着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离开了生活十六年的故土，前去投军报效。

去哪里投军？县里传播消息的人语焉不详，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愣头青更是一头雾水。好在有人指点道：孙先生要去就任四川总督，无论南下还是西去，都要经过正定府，不如到那里再打探消息。从献县到正定府有三四百里，我足足走了五天。途中还遇到了孙良诚、石友三，他们也想从军，于是我们一同到石家庄火车站打听情况。

说来也巧，当天下午暂编陆军第四十四混成协第87标第3营就路过火车站，时任营长的蒋作宾将军在百忙之中热情接待了我们。听了我们参军的要求，蒋将军有些为难：“我们确实是要招兵，不过我们只招收经世大学附属学校的学生，因为他们身体健康、有文化，又经过军事训练，可以直接参加战斗。你们虽然都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只怕其他方面不符合要求吧？”

石友三赶紧说道：“报告长官，在下曾读过几天书，光绪三十四年（1908）辍学从军，在陆军第三镇第六协吴子玉（吴佩孚）营当兵，后第三镇发生兵变才流落在外。在下安全符合长官的要求，可以直接参加战斗，请长官收留！”

蒋将军闻言点点头：“既然如此，你就留下吧！”

我也连忙说道：“报告长官，在下虽然不是经世大学附属学校的学生，但拜读过孙先生编写的教科书。而且家父去年年底在哈尔滨感染鼠疫，蒙孙先生和孙太太的救治才化险为夷。家父听闻贵部招兵的消息，便命在下从献县刚来投军。虽然在下对于军队一无所知，但只要能够留下，定会刻苦学习，不拖后腿！”

蒋将军哈哈大笑：“你和孙先生居然有如此渊源，那好，你也留下吧！”

我们三人中只有孙良诚说不出什么道道来，好在他也识字，加上我和石友三在边上帮忙说情。苦苦哀求良久才勉强留了下来，一同编入第3营的2队2排1棚。

虽然我们三个同时入伍，但我和孙良诚之前从没有接触过军队，所以只会感到新奇；石友三之前曾在军队里呆过一段时间，觉得我们第四十四协和北洋军大有不同。比如每天晚上排里的教员都会给我们上课，除了军事训练、思想教育方面的知识外，还有历史、地理、国文、数学、时政等内容。以上这些内容都是要定期考核的。此外还有更艰深的物理、化学、电子、哲学等课程供感兴趣的士兵选修，据说入伍三年之后，选够足够课程而又表现优秀的士兵可以直接保送经世大学。

我和孙良诚都是刚从学校里出来，基础又好。学起来如鱼得水。石友三入伍时已经二十岁，是我们三个里年龄最大的，离开学校也最久，学起来非常吃力，经常跟我们抱怨道：这哪里是当兵吃饷？分明就是念书做秀才嘛！

第四十四协另一个特点就是饷银丰厚。像我们几个刚入伍的新兵，每个月都有八两银子（后来折合成大洋）。棚长则是十两银子，而且按时发放，没有克扣。据石友三说，北洋军中正兵每个月只有四两二钱银子，棚长则是五两，比咱们部队少一半。或许这就是石友三天天抱怨却不愿离开部队的原因之一吧？

虽然手头的钱多了，但我在军中的生活非常节俭。平常又没有什么嗜好，除了伙食以及日用品花销外，一文钱都用不着，头一个月就存下了六两多银子。等积下了三五十两的样子就托人带给家里，并写信告诉父母不要太过劳累，幼弟如果能读书的话尽量让他读，为此我还专门给他买了一套孙先生编写、商务印书馆印制的教科书。每次寄钱的时候，我心里都非常高兴，因为我感觉我已经成人了，可以负担起长子、长兄的责任。但父母亲收到钱并没有大手大脚。父亲依然耕作、出诊，母亲还是从早到晚纺纱、织布，他们把钱都存了起来，准备将来给我们这些儿女用。

第四十四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新，比如成立时间晚。从长官到士兵都很年青，学的知识是最前沿的，头上戴钢盔，身上穿迷彩服，手里拿中工1911式步枪，排里的重火力是迫击炮，饷银是孙大头……所有的一切都体现一个“新”字。同排的袍泽绝大多数都是十七八岁刚从学校出来的青年学生，非常活泼，也非常淳朴，没有半点军营习气。这也是我最喜欢第四十四协的地方。

入伍后我们就随火车抵达洛阳，在那里我们领到武器被服，还补充了新兵。蒋将军没有骗我们，入伍的果然都是经世大学附属学校的学生。部队重新整编后，排长知道我读过书又没经过军事训练，便叫我到排里担任文书。

所谓的文书，就是造个花名册、写个公文什么。我心想：既然来当兵，就得一刀一枪地得个正途出身，当个文书有什么劲儿？于是便央求排长让我回去继续当列兵。排长被我磨不过，只好递给我一本孙先生编写的《学校军训操典》，说道：“如果你学好这本书，做的和其他士兵一样标准，你就可以回去继续当列兵。要是学不好，那就继续当你的文书吧！”

于是我认真阅读《学校军训操典》，一有时间就去观摩其他士兵操练，晚上下苦工向教员和棚长请教，经常独自训练到深夜。经过努力，在部队抵达西安之前终于达到了排长的要求，成为一名光荣的列兵。在光复西安过程中，我率先由东门入城，攻入陕甘总督衙门，受到了赵都督的嘉奖，并荣获“陕西光复一等纪念章”。

第三六八章为报倾城随太守（中）

民国元年8月，正是三伏天气，狗晒得直吐舌头，人坐着不动都哗哗流汗。但俗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所以部队并没有休息，反而趁着暑热展开大练兵活动。

西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