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科学家(何事)-第1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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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号“超回”，即超过颜回。话说陈千秋和颜回有两点颇为类似：第一点，颜回是孔门七十二贤之首，而陈千秋则是康有为十大弟子中的大弟子。曾任万木草堂学长；第二点，颜回早死，陈千秋也是。可见康有为在取号上还是花了心思的。

梁启超号“轶赐”，即超过子贡。端木赐，字子贡，是孔子最亲近的得意门生，曾称其为“瑚琏之器”。从这个号上可以看出康有为对梁启超有多满意。所以康有为对梁启超也非常留意，不允许他稍有越轨。在这种顽固“保皇”标签影响下，梁启超1910年前往台湾募款，居然颗粒无收！

麦孟华号“驾孟”，即凌驾于孟子之上。麦孟华不仅是康有为忠实弟子，还是他的女婿。此次梁启超在他面前表达不满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康有为和麦孟华有翁婿之亲。麦孟华青少年时与梁启超齐名，在万木草堂弟子中有“梁麦”之称。

曹泰号“越伋”，即超越子思之上。孔伋，字子思，孔子之孙。被后世尊为“述圣”。曹泰与陈千秋齐名，不过也死得极早。

韩文举号“乘参”。即追逐曾参之意，唐德刚则戏谑为“把曾参当马骑”。曾参为孔子得意弟子，得到孔子真传，后世认为《大学》、《孝经》都是他的著述。韩文举也是万木草堂学长。

不仅孔子被康有为立志超过，而且孔门四圣（亚圣孟柯、复圣颜回、述圣子思子、宗圣曾参）和得意弟子都要被康门弟子蹂躏，足见康有为的狂傲无边。对此，章太炎用两字准确评判了康有为：妄人。

徐佛苏道：“现在海外华侨对于保皇一说确实不感兴趣，募集捐款较为困难，无钱办报倒可以理解。不过小弟记得前不久汤济武（汤化龙）、林宗孟（林长民，即民国著名美女林徽因的父亲）、孙伯兰（孙洪伊）、张士林（即著名哲学家张君劢）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共和建设讨论会，曾请你入会。会中负责人也时常与你书信往来，讨论民国建设各种问题，隐然有以任公为该会党魁之意。怎么你还说组党无人呢？”

梁启超冷哼一声：“他们之所以邀请在下入会，无非出于两个目的，一是以在下为幌子，招揽他人入会；二是以在下为幕僚，隔三差五帮忙出个主意。什么隐然党魁、精神领袖？都不过迷魂药罢了！”

徐佛苏又问道：“那从政呢？去年袁项城出山，就曾邀你归国任职，你坚辞不就；如今梁燕孙（梁士诒）又数数请你出山，你又婉拒。明明是你不想从政，为何推说没权？”

梁启超气咻咻地说道：“我要是回国任职，公路能给我什么职位？”

公路，三国袁术的字，这里是指袁世凯。这种文字把戏在清末民初的电文、日记、报章中经常采用，熟悉历史典故的人在看到这些名号的时候会自动翻译成真实人名，不熟悉的则如坠五里云雾，完全不知所云。其实它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典故联想游戏，套路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第一种是用古代同姓人物的名、字、号、籍贯来借指现代人，这种情况最多，常见的有过庭（唐代书法家孙过庭；借指孙中山）、叔度（东汉名士黄宪，字叔度；借指黄兴）、龟山（北宋学者杨时，号龟山；借指杨度）、江陵（明代首辅张居正，湖广江陵人；借指张謇）；第二种是用同名人物的名、字、号、籍贯来借指现代人，比如巨源（竹林七贤山涛，字巨源；借指载涛）；第三种是用姓名的笔画部首来指代某人，比如山公（岑春煊）、土头（袁世凯）；第四种是典故中某人来指代现代人，这种也很多，也很晦涩难解，比如周公（周公摄政辅成王；借指摄政王载沣）、冢骨（《三国志》：“袁公路岂忧国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借指袁世凯）、城北（《战国策》：“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借指徐世昌）；第五种是现代人姓、名、字、号、籍贯反过来说，看上去几乎不知所云，比如北江（实际是指康有为，广东南海人；南对北，江对海）；徐佛苏道：“去年袁项城便允以法部副大臣，如果先生今年早些回国，想来内阁司法总长一职是不会花落他家的！”

第三二七章已见庙谟能喻蜀

梁启超怒道：“从事司法岂是梁某所长？梁某自束发受教以来便攻书读史，以修齐治平为己任。师事南海夫子之后，更是立志除旧布新与民更始。维新变法因故不成，梁某足迹踏遍日美加澳，苦读欧美政史财经诸书，意在一朝东山再起，可以为天下万民除弊。去年武昌兵变，如果项城真能知我，以国士相待，我自问对于图治方针可以献替于项城者不少。然而项城徒以名士待我，一则以法部，二则以副大臣，此种职位无关痛痒，即便梁某归国就任又能有多大作用？

“如今各省独立，局势混乱，如果项城能和我握手推心，天下事大有可为！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是其所长。而鄙人则以言论宣传转移国民心理，使大多数人由激进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分途赴功，交相为用。待国富兵强、民心温和，便可渐次荡平全国各省，实行民主共和还是虚君立宪皆一言而决。而项城仍然虚言相邀而无诚心举动，即便归国后能以司法总长之职相待，又与共和建设讨论会笼络之举有何区别？”

梁启超求学于康有为，其他本领没学到，这虚妄狂傲的技能倒学个十成十！

学弟汤觉顿在一旁怂恿道：“任公才略盖世，尤富于政治思想，古今中外无与比伦，方今天下多事，端赖先生出山为天下苍生谋幸福。如今中国风云四起，正是豪杰大有为之时。以前你不也说过么：‘英雄造时势。时势亦造英雄。’虽然我辈不一定能做造时势的英雄，却可以做时势所造的豪杰。袁项城可辅则辅之。如不可辅，任公又何必俯仰依违因人成事？

“南方诸省响应革命党的虽然很多，但大半都是虚声恫吓激成民变，本身并没有多少实力维护局势，真要遇到什么事情就会作鸟兽散。就拿我们广东来说，新政府绝少人才，政策朝令夕改，地方漫无秩序。士绅民众人人怀有怨恨之心。只想要克复广州，简直易如反掌。广东是革命党倡乱之地，尚且如此，其他各省情况可以想见！

“任公和南海先生为海内外人望所归，若能率我同志自成一旅，返回广东提倡义声，两广之地翻手可得。十万之师唾手可集。然后整军北上驰骋中原，弭平祸乱，手定宪法，复我旧京，扶我皇室，执牛耳而为天下宰辅。岂不伟哉？如果舍此不图，依违于袁项城和革命党之间，他们需要贤才的时候就置于高位，他们不需要的时候就弃如敝履，一念及此。便觉英雄气短！”

别看梁启超刚才气焰熏天，一副“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的架势。听说让他回广东举兵造反，顿时矮了半截，神情也有些犹豫：“这——”

这就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徐佛苏也道：“明水兄说的颇为有理！想当初，任公和南海先生在京城搅动天下的时候，那孙百熙不过是经世大学一介教习。经过武昌叛乱，孙百熙摇身一变，成为内阁教育总长、新中国党党魁，掌有四川、陕西、甘肃之地，即便袁项城也不敢小觑。如果现在任公回广东起事，成就未必就输于孙百熙！”

汤觉顿见有人赞同自己的提议，更加兴奋：“正是、正是！孙百熙有经世大学，我们南海夫子有万木草堂，任公也在时务学堂担任过总教习；孙元起有赵行止、程虎臣、蒋介石、张石侯等学生，南海夫子则有十大弟子，任公的学生中还有蔡松坡（蔡锷）、范静生（范源廉）、蒋百里等。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任公也不输于孙百熙。”

梁启超摇摇头：“梁某连孙伯符（孙中山）都不如，怎么敢与孙仲谋（孙元起）相比？不说别的，赵行止、程虎臣、蒋介石、张石侯等人麾下数万将士，只要仲谋一声令下，不管对方是清室、北洋还是革命党，都会立即发起攻击，不会有丝毫犹豫。而南海夫子的弟子根本无人懂兵；至于梁某的学生几个学生，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或许会尊重梁某本人，但绝不会依照梁某指示行事！

“再者，聚兵起事最重要的是要有兵饷武器，否则会不战自溃。仲谋之所以能有今天这番局面，在于他背后不仅有兵工厂提供武器，还有各种工厂、银行提供巨额资金，根本不愁后勤保障问题，进战、退守都绰有余裕。而梁某呢，连办报纸都筹不到钱，哪来经费购买武器、散发粮饷？别说克复两广之地，只怕今天举兵，明天就得兵败逃亡了。”

徐佛苏道：“那任公过完年打算怎么着？难道真的就留在日本枕流漱石吟风赏月？”

刚才梁启超所言不过是气话、客套话。如今国内风云激荡，而他又功利之心正炽，便如色中饿鬼见着美娇娘，路都走不动，怎么舍得躲在国外袖手旁观？

梁启超这才答道：“前些日子鄙人接到仲谋来电，称经世大学准备成立中国政策研究院，并出版《独立评论》杂志，诚邀鄙人出任经世大学副校长、中国政策研究院院长兼《独立评论》主编，年支薪金八千元。其中，中国政策研究院是想通过调查分析中国各地区、各阶层实际情况，结合中西方已有经验，为政府提供政治、经济、教育、法律、财政、军事等方面的政策参考；而《独立评论》杂志则是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常见，用负责任的言论发达中国各阶层精英对社会的思考。梁某有些意动，准备年后去经世大学看看。如果合适，不妨在那里做上几年。”

麦孟华大惊：“怎么，任公准备投靠孙百熙？”

梁启超摆手道：“孺博稍安勿躁！今天早上鄙人听日本广播公司（JBC）新闻，知道公路昨天发布新内阁人员名单，其中袁系三人、无政见三人、新中国党三人、革命党两人。我们同志以后要想有所发展，大方针无非是依孙、和袁、慰革、争权八字。以往我等对公路之北洋系、伯符之革命党颇为了解，唯独对仲谋之新中国党知之甚少。如今仲谋、新中国党在朝野影响颇大，所以迫切需要就近了解一番。而且我等同志漂泊海外已久，在国内影响力日渐淡薄，亟需在各大城市建立支部。经世大学在海内外都具有深远影响，又位于京城附近，若是能在那里设立支部，必定意义深远。”

麦孟华沉吟道：“和袁、慰革、争权倒也好说，依孙是什么意思？你对孙百熙很了解么？”

“孙百熙应该算是全球华人中最知名的人士了，世界各国学子也很少有不知道他的，想来在座各位都不止一次听过这个名字，只是没见过他本尊而已。梁某有幸在日本横滨、美利坚三藩分别见过他一次，”梁启超陷入回忆之中：“怎么说呢？他是我平生见过的最杰出、最优秀的同辈人。他很年青，很英俊，也非常聪明。无论是他最精通的科学，还是国内外形势，他都能迅速看清事物的本质，甚至在八、九年前他就已经预知到今天可能的局面！所以他能有今天这番成就，绝非偶然。

“尽管鄙人和他没有什么深交，但就我和他的接触来说，他这个人非常温和，没有心机，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是一个纯粹的人。而且从宦迹来看，他在湖北大力兴办教育，主动请缨去东北处理疫情，执政川、陕、甘之后蠲免赋税；他以自己智力，开办数十家工厂企业，每年盈利以巨万计，他却没有购买土地田宅作为私产，而是全部投入到经世大学及近百所附属中小学里。如果说当今中国还有为民谋求福祉、不计个人私利的官僚，鄙人会毫无疑问选择孙百熙！

“他所创建的新中国党，号称坚持不放弃武力对抗前提下的中庸和平主义和国家主义，我想这是可信的。新中国党在他的领导下，纵使有所偏差，也不会太过出格。在不触及孙百熙底线的情况下，我等同志可以与新中国党展开合作，以新中国党为依靠而不用担心被出卖、被利用。这一点是公路、伯符难以媲及的。这就是我说‘依孙’的意思。”

徐佛苏问道：“既然任公决意暂时从教，不是何时打算从政？”梁启超可是康党的中坚骨干，少了他，康党至少在宣传方面要大打折扣。

梁启超大笑道：“运奎此言可谓大缪！主持中国政策研究院，为政府献言献策，提供政策参考，是否与政事有关？主编《独立评论》杂志，积极刊文批评时政大事，指摘教育方针，讨论民生宪政，是否与政事有关？纵使不能影响全国，至少可以影响川、陕、甘等省。所以梁某此番虽然名为从教，其实仍为从政！”

第三二八章金陵王气黯然收

公元1912年2月20日，农历正月初三，宜出行。

不知是因为过年，还是因为临时政府、临时参议院搬到北方，南京街头一下子萧条许多。

回想十多天前，南京城里还是车水马龙，各省议员、军政府代表、旧官僚在各部门口排成长队，钻营奔竞的政客在茶楼、饭馆里四处出没，士兵、巡警站满了街头巷尾。三五日间，那些趋炎附势之辈就像是遭遇了一场飓风，全被卷到了数千里外的京城。南京城的士绅在唏嘘之余，除了念叨几句“金陵王气黯然收”、“一片降幡出石头”外，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津浦铁路北上的票价突然涨了三成。

两个月前，黄兴、宋教仁专车赴南京，下榻在丁家花园。自此以后，那里一直是城里最繁华所在，直到现在也不例外。一大早上，胡汉民、张静江、居正、马君武等同盟会元老就出现在了大门口，黄兴、宋教仁赶紧迎出门外。但众人只是在门口寒暄闲聊，并不进屋，还时不时地翘首张望。就在众人望眼欲穿的时候，一辆轿车才姗姗来迟。

车刚停稳，黄兴便抢上前去打开车门：“孙大总统请！”

这时从车里钻出来一人，正是前几日刚刚卸任临时大总统之职的孙中山。孙中山朝黄兴抱拳施礼道：“有劳克强兄！只是在下几天前已经解职，早已不是什么大总统了，如今孙某不过是民国一介布衣。你我以兄弟相称便好！”

黄兴连忙扶住孙中山道：“逸仙兄为国家一统、恢复中华。效法古代尧舜推位让国，主动把大总统一职让与袁项城，高风亮节海内外人士无不景仰。在我同盟会同志心中，你永远都是民国的大总统！”虽然他嘴上这么说，称呼却从“孙大总统”变成了“逸仙兄”。

胡汉民也迎了上来，不过他的目光却紧盯着孙中山乘坐的那辆黑色烤漆小轿车：“中山先生，这车只怕价值不菲吧？”

孙中山有些自得：“这车不错吧？孙百熙送的！据说三四年前孙百熙和朋友在美国成立了一家汽车公司，由他专门负责总体设计。回国后他纠合经世大学、湖北高等工业学堂等院校师生，历时数年研发出这款轿车，去年年底刚刚试产。甫一面世。便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首批上市的3000辆很快便订购一空，产品供不应求。

“孙百熙作为设计者和股东，公司特地分两批赠送了他五辆轿车，还不远万里送到中国。孙百熙接到之后，他太太一辆，自己留用一辆，然后送给经世大学一辆。这剩下的两辆，一辆给了孙某。一辆给了袁项城。只是袁项城骑惯了马，也不知敢不敢坐这种轿车？反正孙某是喜欢的紧。迫不及待就想坐坐，结果一时半会找不到合适的司机，这才有些姗姗来迟。希望诸位见谅！”

胡汉民道：“孙百熙还真是个人才！做学问闹腾得海内皆知，做官能做到四入内阁，现在居然连做生意也能轰动中外。难怪他可以南北通吃，原来本领如此了得，我辈只有瞠乎其后了。”

胡汉民的话听起来像是赞誉，但仔细品味起来，却不难发现其中的酸臭之气。孙中山却犹若未觉：“孙百熙不仅是人才。更是人杰！他精研学术、创立学校、兴办实业，都是利在当代、功及万世的壮举。假如民国能有三五个孙百熙，何愁中华不兴、国民不富？”

旁边的宋教仁接口道：“孙百熙做学问、办实业的影响具体如何深远，宋某是门外汉，不好随便品评。不过他在官场纵横捭阖的本领，在宋某看来却是一等一的！在宣统三年（1911）以前，他不过是清水衙门的一个普通侍郎。还是凭借祖荫才侥幸博得此位。如果不出什么意外，他应该在各部侍郎上循环周转，就此了却一生。

“谁知在宣统三年里，他竟然借着革命的东风扶摇直上。由侍郎而尚书，由尚书而入内阁，由内阁而兼川督。仅凭手中一旅未经战阵的学生军，横扫川、陕、晋、甘四省，成为名符其实的西部之王。然后挟四省之权、战胜之势改组预备立宪公会，不过数月，新中国党便在内阁夺得三个席位，实力仅次于袁项城。其发迹之快、腾达之速，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胡汉民道：“遁初贤弟说得极是！袁项城早在光绪初年便投身行伍，自道台、督抚累升至入值军机，清廷灭亡前更是贵为内阁总理大臣。这数十年经营，才在山东、河南、直隶站稳脚跟。如何比得上孙百熙半年之内翻云覆雨，便占据西部四省？还有我们！

“我们同盟会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就在日本成立，更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光绪二十年（1894）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光绪二十九年（1903）克强先生组建华兴会。这么多年来，同志们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举义赴死，才推翻满清恢复中华，可谓居功至伟。结果呢？我们手中不过两三省之地，在内阁影响还不及组建数月的新中国党。一念及此，便令人愤懑欲死！”

黄兴叹息道：“《孟子》中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大抵如此吧？”

孙元起此时若是在边上，定要狠狠鄙视宋教仁、胡汉民、黄兴他们一番：如果袁世凯说我获取西北之地有侥幸乘势的成分，我也就认了。你们革命党有什么资格挤兑我？

想想这些年革命党的举动，除了四下宣扬民族主义思想外，就是时不时地派百十个年青人演一出揭竿而起的闹剧。在清政府统治还算稳固的时候，试图让几十个热血上头的年青人造反来推翻满清政府，这种想法实在有些异想天开。而这种以卵击石的举动，除了让年青人前赴后继献出生命之外，最重要的作用便是彰显革命和革命党的存在。

要说自己是乘势而起，革命党就更没有资格了！至少在辛亥革命以前，自己已经是学部尚书、内阁大臣。而革命党那帮人呢？湖南都督焦达峰是清政府通缉犯，沪军都督陈其美是上海滩流氓头目，江西都督李烈钧是云南陆军小学总办（校长）。而从床底拖出来就任湖北都督的黎元洪，之前任陆军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在都督中已经算是贵不可言了！

尤其是宋教仁，虽然曾担任华兴会副会长、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但却从未在政府中就职过。当初孙元起担任湖北提学使的时候，还曾聘请他当湖北法政学堂的教习。如今孙元起是内阁教育总长，他也成为农林总长。相比之下，究竟是谁发迹更快、腾达更速？

于右任突然说道：“在下听说，原先侵占山西全境的北洋第三镇已经渐次东撤，晋军都督阎百川将由大同返回太原，并且有改弦更张的打算。不知消息是否属实？”

宋教仁神情一黯：“大致不差！去年年底，袁项城趁着南方兵荒马乱、我们无暇北顾的时候，派兵由娘子关、平型关两路入晋。阎百川手下那些新招募的士兵，如何是北洋劲旅的敌手？只一照面便溃不成军，十多日之间山西全省便大半沦陷。当时阎百川曾南下向我们求援，但我们与山西之间横亘河南、直隶两省，实在是鞭长莫及；而且一旦派兵，就会破坏南北之间来之不易的和谈，所以我们只有闻言抚慰而已。

“后来他又向孙百熙求救，他们之间毕竟师生一场，而且正好袁项城急切想把京师附近的第四十七混成协和飞机撤走，于是孙百熙便与袁项城达成协议：袁项城撤走侵入山西的第三镇，孙百熙撤走京师附近的第四十七混成协和飞机。这才有了今天的这番局面。正因为如此，阎百川对我们同盟会没有及时伸出援手颇有怨怼之心，加上孙百熙对他恩同再造，故而他现在开始倾向新中国党，并准备在太原成立新中国党山西分部。”

胡汉民顿足骂道：“孙百熙着实可恨，只此轻轻一举，既满足了袁项城的要求，又使我同盟会在北方失一重镇，还平白捞到山西省地盘。亏他还被全国青年视为‘当代圣人’，行径如此卑劣、心思如此阴毒，哪有半点为人师长者的模样？”

众人都知道胡汉民是强词夺理，不过却没人为孙元起分辨，甚至部分人还大声附和起来。

孙中山道：“在山西这件事上，终究是我们没有尽到救援同志的职责，对不起阎百川在先。我们既然不仁，就不能怪人家不义。而且孙百熙如今是内阁教育总长、新中国党党首，在西部诸省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我们同盟会要想有所作为，就不能忽略孙元起的势力，必须要妥善处理好与新中国党的关系，尤其是在当下我们处于劣势的时候。所以这个过节我们还是就此揭过吧！”

大家这才安静下来。

黄兴借机说道：“中山先生，同志们已经在院里恭候许久了，我们还是早些进去吧！”

第三二九章便应重拜富民侯

走进丁家花园，就看见道路两侧站满了群众。众人见到孙中山进来，纷纷鞠躬抱拳道：“孙大总统，幸会幸会！”

“中山先生别来无恙？”

“祝孙督办旅途安和，一帆风顺！”

孙中山也笑容满面，与众人一一寒暄。

来到正堂上，只见中间挂着青天白日旗和红色巨大条幅，上面写道：“同盟会同仁饯别中山先生！”原来今天同盟会众人聚集在这里，是为孙中山举行声势浩大的饯别会。

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后，本来应该无官一身轻，无论他做回“夏威夷华人”，还是成为民国一介公民，袁世凯都该长松一口气。然而袁世凯对他还是大为猜忌。这道理也不难理解：从古至今，哪位皇帝对前朝君主放心过？尽管孙中山只占据半壁江山、只在位短短数月，毕竟他曾荣登大宝，在南方各省颇有号召力。

对于如何处置孙中山，袁世凯也是破费踌躇：放他进内阁，无处安厝；让他在野，又担心四处拆台。而孙中山自己呢，自然也不甘心向袁世凯俯首称臣，更不甘心就此撒手而去。两下都权衡良久，最后袁世凯给了孙中山一个“全国铁路督办”的空衔。——这也是刚才同盟会会员称他为“孙督办”的原因。

这个“全国铁路督办”，名义上是中央给予的职位，却又不在政府正式编制内；说它不在政府正式编制内，却又享受政府拨给的巨额薪水。如此一来，既满足了袁世凯不想让孙中山进入政府、又想羁縻孙中山的愿望，也满足了孙中山不想向袁世凯屈膝、又想有稳定经济来源的要求。所以孙中山欣然接受此职，双方皆大欢喜。

全国铁路督办是干什么的？

从字面上理解，是兴建铁路的最高指挥。但孙中山一来没有孙元起的金手指，二来没有任何修铁路的经验，三来也没有能够兴建铁路的班底，如何来督办铁路？想来想去，只能先在全国各地四处考察一番。至于孙中山调研什么内容、最终会去哪里。现在都没有一个完整详细的计划，大家只知道他的第一站将是十里洋场的上海，于是众人在丁家花园为他举办了这场盛宴。

当然，这场宴席除了给孙中山饯别外，也有送宋教仁、王宠惠两位同盟会总长北上就职的意思。

诸位头头脑脑刚在堂上坐好。胡汉民、宋教仁等人就鼓噪道：“中山先生。给我们讲几句吧！”众人也应声附和。孙中山对此可谓驾轻就熟，稍稍谦逊几句，便昂然走上前台，开始了他的演讲：“遥想数十年前。清廷次第剿平洪杨天国、东西捻军以及西北回乱，朝野上下都弹冠相庆，自以为经此祸乱金瓯复整，当盛世可期、万年可待。百官士绅竞相主张开厂矿、修铁路、购军舰、造巨炮、练海军，民间也是意气风发。到处一片繁华，时称‘同光中兴’。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却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最后不得不割地赔款委曲求全。

“当时孙某年未而立，最初见国势蒸蒸日上，也想学得一技之长为生民略尽绵薄之力。谁知国家居然颓败如斯，甚至不敌东瀛弹丸小国！在屈辱、震惊的同时，孙某开始积极反思，试图寻找落败的原因。记得战后。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曾评价道‘日清战争是文明战胜野蛮’。我才明白在这繁花似锦的表面下，清政府早已病入膏肓，所谓‘同光中兴’只不过是回光返照。要想让中华重新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唯有驱除鞑虏、建立民国一途！于是在1894年年底转赴檀香山，募款创建兴中会。是为革命之始。

“自甲午到现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孙某一直奔波海外，与诸位同仁为民族、民权、民生而艰苦奋斗。赖全会同志尽命，我们终于推翻满清建立民国。民族、民权斗争基本达到目的，政治上革命已经如愿以偿。然而革命尚未全功。同志仍需努力！在我们面前，尚有大量的工作必须完成，使中国能以强国的身份与列强并驾齐驱。现在当务之急是施行民生主义，从事社会上的革命。社会革命比政治革命更属重大，因为社会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平均地权，而地权向来是国民生活的根本，不是放几排枪、扔几颗炸弹就能解决问题的，必须使用和平手段才能奏效。

“在孙某看来，平均地权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征收地价税和土地增价归公。所谓‘征收地价税’，就是私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国家按价征税，贵地收税多，贱地收税少；而‘土地增价归公’则是以后地价涨高的部分归国家所有，同时保留由国家照呈报地价收买的权利，以防地主少报地价。当然，土地是传统经济社会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即便采用征收地价税、土地增价归公等手段，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国人对土地的依赖和眷恋。所以我们还要从其他方面着手。

“首先，我们同盟会要在精神上开展启蒙运动，积极宣传西方的重商思想，让国民摆脱愚昧，增广见识，冲破以往皇权、神权等造成的思想桎梏，减少民众对土地的迷恋，把资金投入到实业与商务中来，以此重建我们的国家。这项工作就有赖遁初诸位了！

“其次，我们同盟会要在物质上以身作则，大力兴办实业，使得中华工厂遍地，机器轰鸣，烟囱密布，高楼林立，火车通行南北，轮船畅游江海。早在二十年前，孙某北上拜谒李文忠公（李鸿章）时，就曾提出国家要使得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现在革命已经初步成功，正是大有为之时，而且孙某卸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