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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胡马-第2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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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该心说可惜啊，你都已经能够接受“浑天说”和“宣夜说”了，却不能更进一步……不过也对，根据王贡所言，此人一直在会稽闭门造车，前此为逃避诸葛恢的征召，才会跑去青州依附王贡，这回到长安来，大概是此生第一次跨越大经度……唯其居于海隅，倒是已经发现大地有弧度了。
想要提示虞喜，大地实际上是个圆球……可是又拿不出什么有力的论据来。沉吟少顷，玩心忽起，心说我干脆给你透露点儿更奥妙的内容吧！
于是便问虞喜：“若如‘浑天说’，及卿所言，日月五星实悬于虚空之中，则其因何而动哪？”
虞喜不禁哑然，心说大司马的思路真是出人意表……从前他也跟朋友讨论过自己的宇宙观——后世名为“安天说”——对方第一反应，就是：日月星辰怎么可能悬在虚空中，而不掉下来呢？本以为裴大司马也会这么问，却不料问起了日月和五星靠什么来运行……这可该怎么回答才好？
于是拱手道：“我不知也，还望大司马教诲。”皮球踢回去，你也不明白吧？
裴该笑笑，再度站起，虞喜也赶紧离席起身。就见裴该走下来，距离三尺之遥，直面虞仲宁，然后就保持这个距离，围着他转了一整圈。虞喜完全搞不懂对方是什么意思——打量人你上下瞧就得了呗，干嘛还想看我屁股……只得拱着手，跟随裴该转身——终究以背朝向贵人，太不恭敬了。
就听裴该说道：“譬如卿为大地，而我为日月，乃绕卿而转。”
虞喜心说明白了，原来你是做动作来打比方——点一点头，躬聆教诲。
裴该突然间笑了起来：“倘若此处并非府中正堂，而空旷无一物，漆黑若星空；我也非自行，而随车马所转，乃不知是我在行啊，是卿在行啊？或者在我看来，其实是卿在绕我而行呢。”
响鼓不用重捶，虞喜闻言，当场就愣住了。
有些人是榆木脑袋，为固见所惑，根本不会去考虑更多的可能性；但虞仲宁不同，他通过长期观察星空，逐渐接受了貌似荒诞不经的“浑天”和“宣夜”两种学说，思路一被打开，自然知道仅靠日常经验难以真正探究天地之理。所以裴该一打比方，他就明白了，物体是相向运动的，完全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研究日月之行嘛。
大司马的意思，是人们都认定了日月五星围绕大地而转，那么能不能反过来想，其实是大地在围绕日月五星而转呢——其它星辰动静不大，暂可不论。这自然是异想天开，但在对于日月五星运行轨道的计算上，换一个相反思路，是不是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数值来啊？两相对照，或许能够发现从前总也算不对的那些公式，究竟疏漏在何处……
愣怔少顷，便即朝裴该深深一揖：“多承大司马教诲，喜受益匪浅，便当告退。”
裴该察言观色，一瞧虞喜抓耳挠腮的毛躁劲儿，就知道他忙着回去重新计算各种天文参数，不禁心说：去算吧，你要真能算准喽，说不定就能提前阐发“日心说”。
但他却并未放虞喜就此离去，而是缓步归坐，虞仲宁没办法，也只得重新坐下。就听裴该开口问道：“王子赐实荐卿于长安，然又云卿无宦意，唯好观星——不知我今日欲征辟仲宁，可肯应命否？”
虞喜心说来了，果然问到这事儿了，赶紧拱手推拒：“正如王子赐所言，喜无宦意，且不治经典久矣，又无理民的经验，倘若滥竽充数，必然有负大司马所托……”
裴该打断他的话，说：“然我今方有一要事，恐怕非仲宁不能任也。”
虞喜闻言一愣，心说还有什么事儿必须要我去做的吗？大司马既然如此礼贤下士，倘若寄望甚殷，我也不便拒人于千里之外，还是先听听是啥事儿再说吧——“吾不敏，且实无才德，不知大司马所言要事是指……”
裴该就说了：“如前所言，今用《景初历》已近百年，据卿所算，则冬至将偏两度，于农时未免有所妨碍。前人制历，不知‘岁差’，今既知之，岂可不因而改订啊？此事舍仲宁，其谁可任呢？”
裴该是想让虞喜修订历法，这话一出口，虞仲宁不禁感觉有些心痒难耐。要知道那时候研究天文，主要目的是制定历法，以指导农业生产，也就是说天文学最主要的应用范畴，是在历法的制定。虞喜既好天文，必然不希望自己最终只拿出一篇没几个人瞧得懂的理论和算式来吧，若能根据自己新的演算——尤其加上“岁差”的影响——修订旧有历法，甚至于制定新的历法，这无疑是很有诱惑力的一件事啊。
终究虞喜虽然没有做官的想法，于俗务并不感兴趣，纯粹是个学者，但既为开蒙就读儒经的士人，这事功之心，也是不可能彻底抹消掉的。
但这事儿太大了，他不敢当场应承下来，只是反问裴该：“关中行台，应无权修历啊，大司马此命，期期以为不可……”
第六章 大司马之心
裴该想命虞喜修订历法，虞喜却以此事并非行台所可擅为来推拒，对此，裴该笑笑说：“行台自无修历之权，但国家并不禁私人制历啊。倘若卿能修订旧历，甚至于更制新历，于关中指导农时，试之可用，我自然会奏明天子，用卿之历。”顿了一顿，又说：“况且我晋肇基之时，并未明改正朔……”
所谓“正朔”就是“正统”的意思，用以彰显本王朝受命于天，根据儒家的研究——其实是附会——自古以来，改朝换代都要改正朔，换言之，就是重订历法。
据说，夏朝用夏历，建寅——也就是说以一月为正月，作为一年的开端；商朝用殷历，建丑——以十二月作为岁首；周朝用周历，建子——以十一月作为岁首。
其实改朝换代就要改正朔，这估计是战国时代阴阳家和方士的某些理论，被儒家吸纳后所得出的结果，所以第一个正式因此理论而改正朔的，实为秦朝。秦用颛顼历，建亥，即以十月作为岁首，名为端月（避始皇帝政讳）。
西楚项羽没搞过类似花样——或者搞了，但其事未传于世——一直到汉朝统一天下之后，方才根据儒生们所请，明改正朔，重新建寅，也就是仿效夏朝之例。只是高祖刘邦和跟着他打天下的多为粗人，儒生初亦不得重用，更没有合适的天文历法人才，所以仍旧沿用的秦代的颛顼历。
相关理论，儒生们也是逐渐完善的，逮董仲舒终于基本圆满，因此西汉到武帝太初年间，才新制《太初历》，颁行天下。其后的改朝换代，就该王莽登场了，王巨君本身就是大儒，身边儿又有一个学究天人的国师刘歆刘子骏，当然要把这禅让之事彻底做足了。因此王莽代汉后就“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仿效商朝，建丑——至于有没有新制历法，史无所载。
根据董仲舒的说法，古来正朔分黑、白、赤三统，于历则对应建寅、建丑和建子——秦朝建亥，完全是瞎搞，所以才国祚不长。只是不用一月当岁首，怎么着也感觉怪怪的，是以中国自东汉复辟以降，大多数时间还是用的建寅——历代历法，直到今天的农历，也才会被统称为“夏历”。
故此曹魏簒汉后，仍然沿用东汉《四分历》和建寅，未改正朔。
直到魏明帝曹叡登基后，小年轻突然间又想起此事来了，于是在与群臣反复磋商过后，便即放弃《四分历》，正式颁行《景初历》——主要是《四分历》运行一百多年以后，偏差越来越大，已经影响到了农时——并且改用建丑，也即以十一月为正月。
还是那话，不以一月为岁首，实在麻烦，所以没过几年，便又改回了建寅。然而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学者们纷纷起而修改旧说，比如王肃就主张夏、殷、周三代互改正朔，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且夏代以前——包括传说中的炎黄啊、颛顼啊、尧舜啊之类——全是用的建寅。于是倾向于王学的司马家在篡魏以后，就并未更改正朔。
因而裴该今日欲命虞喜制历，随口就说了：“我晋肇基之时，并未明改正朔。”本来不过拿改正朔之说来给自己编造理由罢了，然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虞喜是聪明人，聪明人就难免脑补。在他想来，原来大司马是这个意思……晋朝肇建，未改正朔，所以才跟秦朝似的，多灾多难，还差点儿就断了根儿，可见正朔当改。再往深里琢磨，所谓改正朔乃权宜之计，最正统的还应该建寅云云，这是王肃的主张，而听说大司马在关中重用董景道，比较倾向于郑学……他这是打算通过改正朔来彻底打垮王学吗？
以裴大司马如今的权柄，他一旦站出来说王肃所言不对，咱们就应当改正朔，相信多半朝臣是不会站出来坚决表示反对的——尤其是国家几至倾覆，倘若把这责任推到已死的王肃身上，是他妄揣经典之故，而不是先君失德、群臣无谋，那多简单方便、喜闻乐见啊——则我新制的历法不就能够颁行天下了么？“岁差”之说就不再是我一个人的秘藏，而将成为学者们的通论啊！
想到这里，当即俯首，说：“倘若关中实无可修历法之人，喜愿领受大司马之命。”
裴该终于说服了虞喜，不禁大感欣慰。
其实他倒并不在乎改不改正朔，正月是哪一月，至于是否新制历法，也在两可之间——终究《景初历》用了还不到一百年，偏差尚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估计起码还能再顺利运行个五六十年甚至一百年的——只是好不容易在此世见到一名科学家，又怎么甘心放他野生，而不一把逮住，支持、资助甚至于指引其研究啊？
然而晋朝对于天文历法的研究，职在太史，隶属于九卿之一的太常，关中行台却没有相对应的机构，也不方便新造一个机构来负责修历。于是裴该便命郭璞行文长史裴嶷，打算暂时把虞喜安插在民部之下，给他调拨资金、安排助手，钻研天象和历法。
这纯属一拍脑袋，临时想出来的主意，裴嶷倒是不打磕巴，当即通过了。不过在裴嶷、裴粹，甚至于荀崧等人看来，大司马竟然想要更改历法……则其心不问可知也！
……
荀崧忙着准备猫儿和杨清的婚事，而裴该也于不久后果然下令，以此前悍拒沁水断后之功，晋升杨清为上尉，命其接替陈安，为枢部掾郭默之副。荀崧还觉得不够，乃通过朝中旧吏请尚书制诏，拜杨清为扬威将军。
眼看婚期将届，突然间刘隗跑到长安来了。
刘大连原本计划先去洛阳的，可是再一琢磨，王敦手里捏着司马睿的召兵之令，以及罢免自己和刁协职司的书状，所行堂皇正大，估计这状未必能够告得赢……尤其他过江后先逃去开阳，依附徐州刺史卞壸，卞望之分析过后，也觉得就目前状况而言，这口苦水你只有自家生咽了……
于是刘隗即请卞壸派人护送，把自己一路送到了长安，好来向裴该哭诉。
裴该听说刘隗到了，当即召见，然后也不顾刘大连跪在面前哭天抹泪，他就先斥责道：“大连，汝等行事，太过操切，岂有手无尺兵，而欲夺人僮客之理啊？今日之祸，实属咎由自取！”
刘隗急忙辩解道：“大司马在长安，于江左政事未必熟悉。今豪门日益坐大，丹阳大王政令几乎难出建康王府。且北侨南貉，肆意夺占田土，逼良为奴，建康几无可用之兵，府库亦空可罗雀，实在到了不下猛药，则痼疾难瘳的地步了！
“当此之际，晚一日释僮，则江左之病愈重一分，唯恐将来朝廷底定北疆之后，难以于江南施政，国家名虽全而实两分……是故吾等乃甘冒风险，施此善政，以为朝廷收拢民心，整理田地、户口，安收赋税。倘若今日不为此事，或许将来大司马只有发兵渡江，始可收取江南了！”
裴该听刘大连所言，也有一定道理。江南如何，他原本是不太关注的，只要你们别来扯我后腿就成，等我平定羯贼，一统中原之后，自可腾出手来，处理江南的问题。但如刘隗所言，如人染沉疴，其势日益凶险，就怕熬不到自己这慢郎中赶到府上，便要咽气……难道自己将来只能如其所言，调兵渡江南下，杀得人头滚滚，才能解决问题么？终究都是同胞，又怎么忍心下此狠手哪？
略一沉吟，就听刘隗又说：“刁玄亮确乎操切，乃奏请于六州之内，遍行释僮之政，是我好不容易才将他劝阻住了。原希望先于丹阳国内施此善政，比及一年，可释僮客、奴婢数万之众，于其中选兵，五六千卒须臾可得。
“且丹阳国内，豪族并不多，也就纪（瞻）、薛（兼）等三五家罢了，名望虽尊，武力不盛；其它王、周等南渡侨人于国中所置产业，于其亦不过杯水车薪而已。更加丹阳大王坐镇建康，则于国内释僮，阻力或许不大……
“乃自丹阳始，先释僮而得兵，并增赋税，则于明岁可望推行至吴郡、吴兴国等处。如此徐徐进取，有望成功……谁想政令尚未下于吴兴，而周、沈竟悍然掀起反旗……”
裴该轻轻摇头：“卿等既然杀鸡，则猴岂有不骇之理啊？”顿了一顿，又说：“且我以为，此必王处仲恶卿等执建康之政久矣，乃趁此机会，命沈充煽动周札，为其兵入建康创造机会！”
刘隗垂涕道：“我近日反复筹思，亦已明此……谁能想到王处仲如此狂悖，竟敢出兵要挟丹阳大王！”
裴该苦笑道：“卿等竟不识人间险恶，而仍以为王处仲是茂弘一般温厚之人么？且即王茂弘，卿等既然损其家利益，哪怕只占其产业的十之一二，彼也绝不肯与卿等善罢甘休！卿等误矣，本当敷衍、羁縻王茂弘等，而先下令释南人之僮客，则所受阻力必小，即便周、沈骤起叛心，王处仲未必能为其奥援……”
刘隗无言可对，只是叩首道：“大司马所言是也，我等行事确乎不谨，乃至于连累了丹阳大王，且愧对于大司马所托……唯望大司马惩处王处仲，解丹阳大王之危厄，澄清江南之政。”
裴该摇摇头：“大连，卿亦当知，此非其时也。国家方用兵于北，哪有余暇去膺惩琅琊王氏？且此番王处仲有丹阳王调兵之令，堂皇正大，即便朝廷也无从责难……”眼瞧刘隗眼泪鼻涕一大把，怪可怜的，便又婉言劝慰道：“不过，卿且放心，只待平灭羯贼，朝廷自会梳理江南之政，异日必为卿与刁玄亮平反。”
刘隗连声道谢。裴该就问了：“则卿今后，有何打算哪？”
刘隗道：“本欲前往洛阳，向朝廷申诉，但正如大司马所言，非其时也。我只能暂且栖身长安，留此残身，以待将来为刁玄亮复仇……还望大司马垂怜、收录。”
其实裴该原本对刘隗并没有太好的印象，因为在历史上，司马睿父子本有振作之志，惜乎识人不明，先用刁、刘，后用庾亮，两次想搞中央集权都失败了，导致东晋就此彻底沦落为主弱臣强、世家用政的局面，直到刘寄奴跳出来杀得人头滚滚……他此前支持刘隗，其实主要目的是为了削弱琅琊王氏的权柄，最好江左政权两派内斗不休，那就不会再来掣肘自己于北方行事了。
所以对于刘隗，纯是利用。但今日听对方所言，倒还并非刁协那般志大才疏，却又刚愎躁进之徒，胸中颇有丘壑。实话说这次失败，纯粹是被刁协扯了后腿，再加上王氏实力甚雄，凭几个书生之力，确实难以撼动啊。
既然如此，则刘隗貌似还算有用——起码有过执政地方的经验，比自己从关西新召上来一些无名士人要强得多了。于是好言抚慰，即将刘隗留在身边，并且尝试如裴嶷所言，创建类似门下省一般的行台机构。
当然啦，其名既不能叫门下，其署也不能叫台或者省。按照旧例，诸公及开府位从公且加兵者，其幕下置长史一人、司马一人，从事中郎二人，主簿、记事督各一人……乃以主簿方门下侍郎，以记事督方秘书监，但使两者合并办公，后者主政令的草拟、宣出，前者则主上下政、奏的审核。
此乃后话，暂且不提，且说裴该在收录刘隗之时，还安慰他说：“王处仲自以为朝廷无暇南顾，彼乃可肆意妄为，我却绝不能如其所愿……”
因为在得知事变之初，裴该便讽洛阳朝廷，下诏建康，给这件事定了性，说周、沈谋叛，罪不可赦，要王敦务必将周札、沈充明正典刑，传首洛阳。
诏命下到建康的时候，事变已经基本上结束了。王敦既入建康，除去了刁、刘，便命钱凤前往叛军之中，宽赦周、沈，命其退兵。本来事情可以完美收尾，孰料朝廷竟要周札、沈充的脑袋……
第七章 谣言与真相
朝命下至建康，沈充得知其事后，当场就急了，扯着钱凤的袖子，责怪道：“都是世仪之谋，我今将身首异处也！”
钱凤也有点儿措手不及，但他终究是智谋之士，略一沉吟，便压低声音问沈充：“朝廷此诏，周氏可得知否？”就此附着沈充之耳，说我等不妨如此这般……
晏平元年三月，吴兴之乱彻底平定，王敦遣使前往洛阳，献上周札和周筵等人的首级。
此前不久，王敦依照承诺，不但放周札安全返回吴兴去，还录用周筵等周氏子弟为属吏。但随即便得到“告发”，说周氏反心复起，乃即于军中诛杀周筵等，然后利用大军尚未退返武昌的机会，突然间三道杀向吴兴国。
沈氏为其内应，预先遮断消息，复引导武昌军往攻周氏。周札不知大军来攻，只听传报说有散民作乱，于是亲率麾下数百人往剿，结果当场被官军所围杀。
王敦别立周氏族人为长，趁机侵吞了周氏近半的土地、奴婢。随即上奏朝廷，献上周札等人首级，并以沈充阵前倒戈，平定周氏为辞，请求赦免沈充之罪。
对于他的这一要求，朝廷是不可能不答应的。此前周、沈为乱，故此严令要取二獠首级，但相隔千里，具体情况如何，身为前线指挥官的王敦实有临机专断之权——况且王敦还扯上了司马睿为其背书。那么既然他们说沈充做了内应，已然将功赎罪，你再一定要沈某的脑袋就不合情理了……
王敦在建康驻军月余后，便即辞别司马睿，返回武昌。但他在王导等人的协助下，耍尽各种手段，竟然篡夺了虞胤所部新军，交给沈充，使屯扎在朱雀门外，以“守护”建康城——司马睿和虞胤自然玩儿不过这王氏两兄弟，再加没有刁、刘等人敢于力争，于是才到手几千兵，又皆拱手让人。
就此，建康之政复归琅琊王氏，王导更代刁协为丹阳内史，内为谋主，外统都畿，权势比从前更盛——当然啦，王敦算是捞了他一把，则在族中的发言权，王导正式落到了王敦之后。
消息传入洛中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和此前“一日堕”的谶谣联系了起来，民间纷纷传说：今日王处仲胁逼丹阳王，异日裴大司马或也将胁逼天子……还有流言，说荀组擅权，逼退梁芬，裴大司马闻讯，乃于长安城内怒掷酒盏，扬言要率兵入洛，膺惩荀氏！
好在随着天气的逐渐转暖，祖逖的病竟然大有起色，甚至能够起身理事了。祖士稚听其子祖涣说起洛中最近的流言，不禁怒道：“此必羯贼无能胜我，而欲离间我晋君臣也！”即请乃兄祖纳过府一叙，当面质问，说如今谣言满天飞，阿兄身为尚书，位在中枢，难道就束手无策吗？
祖纳苦笑着一摊双手，说：“我虽忝列中枢，岂能禁止人言？倘若大加搜捕，或将使人心更为混乱……”顿了一顿，又说：“我亦曾往谒梁公，彼却云欲归乌氏，不再干预朝政。强请之，乃云：‘大司马曾言：‘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祖逖连番咳嗽，好不容易才缓过一口气来，摇着头对祖纳说：“阿兄误矣，倘无外敌，乃可由其自败，如今羯贼觊觎在侧，岂能任由流言恣肆啊？以弟之意，不若擒几个恶徒，诬以为羯贼传播谣言之罪，明正典刑，则不必大加搜捕，而谣言或将渐息也。”
祖纳点点头，说：“此言有理，我当归与诸尚书商议。”其实心里说，这谣言背后若无推手，你的招数必定管用，既有推手，还能够起到多大效果就不好说了……
与此同时，关中地区却又有另外的谣言四处流传，包括司马懿诱杀曹爽、司马昭弑害曹髦，等等等等，桩桩件件，凡是从前司马家讳言的那些丑事，全都莫名其妙地被掀了出来。别说士人了，就连普通百姓和小兵小卒，你若是不知道这些事儿，跟人对谈搭不上话，都会遭到鄙视……
此事由裴诜、陈頵等人汇报给了裴该知道，但二人对此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却又不尽相同。裴子羽完全是应付差事——他终究不敢隐瞒裴该啊——而于应对之策，不肯有片言的表态；陈延思却说：“此言不知谁人散出，虽然非假，实不宜为贩夫走卒所议论，明公当下令严禁才是。”
裴该问他：“延思，所谓‘防民之口，甚于访川’，我若下令严禁，恐怕知者更以其事为真了。且若有人犯令，又当如何惩处啊？”这谣言好禁，真相怎么能够防堵得住呢？贸然下令，不更显得“此地无银三百两”了么？
陈頵本身也束手无策，只是请裴该“可与长史、司马等商议”。裴该心说这事儿八成就是长史裴嶷搞出来的，还怎么可能跟他商量？而且估计裴文冀也只能散播司马家丑事而已，若想把话再收回来，他也没啥招儿……
其实正如裴嶷私下对裴粹所说，裴该对于司马家并没有什么忠诚心。来自后世的灵魂，但忠于国家、民族，而绝不会忠诚于一家一姓，更何况司马家作为国家的代表，又实在太不称职了。就好比后世有恨岳飞愚忠于赵宋的，此论固然无稽，却也因为赵氏德衰，根本不能够再作为国家、民族的代表，后人方始有此移恨。
倘若君主口碑尚可，国家领袖的担子勉强还算能够挑得起来，则即便后世，忠于女王就基本上等同于忠于英帝国，有什么问题吗？
裴该一心想要逐杀胡、羯，恢复社稷，使中国危而复安，百姓重见太平，在此基础上，是不是要让司马家继续作为封建国家的代表，完全可以事后再考虑——不过基本而言，除非司马邺真有英主之相，否则他大概是不会赞成续延晋祚的。
至于虚君制度，基本上不符合时代、环境的要求，虽然看似美好，却暂时还不能向那条道儿上走——除非中国真出现了具备一定力量和规模的资产阶级。
具体裴嶷、裴粹乃至裴诜、王贡等人在谋划些什么，裴该不必打听，自然心知肚明——对于他穿越前来之世而言，有太多的前例可资参考啦。但其实他从前一直在尽量避免这种倾向，因为大敌当前，内部不宜再起纷争，否则必使人心散乱，国家动荡，倘若胡、羯趁虚而入，那自己就真成为国家、民族的大罪人了。
估计此前，裴嶷等人也绝不敢往这个方向去想，只是胡汉既灭，关中静谧，裴该不但执了晋政，更行台于西方，俨然若一封国，其军势之盛，更居天下之冠。在这种新形势下，别说裴嶷了，就连裴该偶尔都不免有所动心……
但他竭力压制自己的欲望，一是想把基础打得更牢靠一些，二是大敌石勒尚在，这抗羯的统一战线必须继续维持下去。因此他才会在洛阳让渡部分权力给荀氏，免得行台与中朝起不必要的龃龉。
只是流言散布洛中，这事儿裴该管不了，也不便插手去管——估计荀、祖等辈亦无良策消弭。除非他裴大司马当即撤行台而复归洛阳，甚至于交出手中的军权去，自然流言不攻可破——但这种事儿，裴该又是绝不可能做的。
那么既然洛中的流言不能消弭，则独于关中钳制言论，反倒有欲盖弥彰之意。裴该虽然雅不愿这种状况发生，但当形势真走到这一步了，他也只能冷眼旁观，由得流言慢慢发酵……只希望能够尽快扫平并、冀等州，到时候不管再有什么突发状况，他也都不怕了。
于是急召陶侃、郭默等来，商议进军并州之策。此前已命刘央等于介休城下退兵，仍归平阳，而就陶侃的建议，若再发兵，当增刘央所部，直向西河、太原，同时遣另一军逾山去攻上党。只有两路齐进，才能够使赵军首尾难顾，可望一举而定并州。
当然啦，动兵的时机必须精挑细选，最好在洛阳兴师牵制住了石赵主力后再动手——希望祖逖的病真能够逐渐好起来吧。
……
裴该在谋划北攻并州之时，石勒也想要彻底消弭身后之患，他好倾全力与晋人决战。
至于身后的大敌，自然是鲜卑段氏了，至于刘琨，尚局促于平州西部，崔毖冢中枯骨，皆不足惧也。
去岁石勒、张宾将大军前往河内，与晋人相持之时，晋淮海都督卫循就曾率舟师北上骚扰燕国海岸。孔苌一开始没当回事儿，遣数千人马往攻，结果反倒被晋军约合了段文鸯，导致土垠之败。这么一来，孔苌不敢再隐瞒其事了，被迫遣使向襄国禀报。
蘷安、程遐时任留守，拿出的应对之策是：你赶紧发兵把燕国南境那些坞堡全都给铲除了吧，将其民尽数迁入内地，勿使近海而居，则晋人不就无可骚扰海岸线了吗？若敢登陆深入，则破之不难也。
孔苌就此发兵，攻打那些坞堡，可谁成想各家坞堡早用盐货从晋人手中易得了粮秣、兵器，其势渐强，孔苌亲将万众往攻，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也才刚打下一座来而已。并且其它坞堡见势不妙，全都遣人去向段文鸯求救，段军每常逡巡于北平郡西，有掩袭蓟县之意，使得孔苌不敢全力进剿。
更想不到的是，晋人船队竟然在开春后，再次扬帆北上了……
想当日卫循集中海船五十余艘，用很低廉的价格从燕国沿海坞堡购取食盐，转卖三韩，其利五倍，凡肯跟从的商贾全都吃了个餍足。人心本就贪婪，遑论海商，很快就有更多人凑将上来，先是告罪——“都督前番出师，恰巧蔽家舟船出航在外，不能跟从，实非有意抗拒都督之命也”——然后就怂恿卫因之，说如今我家的船得空了，咱们要不要再去燕国跑一趟哪？
卫循婉拒道：“其堡中盐货，几乎出尽，即便再往，也无可贸易。不妨等待明岁……”
商贾们却说：“燕货非止鱼、盐而已，即彼坞堡之中，据闻亦多珍奇……”
这是打算杀鸡取卵了。卫循本待不允，当不得商人们反复劝说——“都督前此既然联合彼等坞堡，击破赵军，则孔苌岂肯坐视啊？必将发兵往攻，以断我等货贸之路。倘若燕南诸堡皆为赵军所破，我等明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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