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兴华夏-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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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受中国化熏染的日，显然是了解清廷的“天下观”理念的，曾几何时，它也是这“天下”的一部分——明朝嘉靖年间。传教士沙勿略试图以基督归化日，但却遭到了拒绝，日人的理由是：“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且接受它。”这使得稍后来到东方的利玛窦深刻认识到：要归化东方，必须先归化中国。

　　　　深悉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日，在明治维新后全面西化。这种身份在清廷面前于是乎就成了巨大的优势：他们了解西方的近代外交理念的同时，又深悉清廷传统“外交观”的种种漏洞，及其与西方近代外交理念的种种冲突之处。如何利用这种优势在清廷身上获利，成了明治政府维新之后工作的重中之重。“征韩论”与夺取琉球。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日，甚嚣尘上。台湾，自然也不能幸免！

　　　　林义哲算了下日，他是1873年1月22日回来的，而马上到来的2月。日政府任命副岛种臣为全权大使出使中国，名义是与中方交换《中日修好条规》，而大清朝廷这个时候正因为外国使节觐见礼仪问题而焦头烂额，出于某种幼稚的政治好感，副岛种臣被获准与各国使节一起觐见了同治皇帝，而且受到清廷的破格礼遇，不仅没有行跪拜礼。甚至也没有像各国公使们一样行五鞠躬礼。

　　　　清廷的用意，无非是觉得日与中国同属东方，理应彼此亲近以对抗西洋诸国；再者，日在“天下”之内。抬高日使节的觐见地位，也就等同于贬低西洋诸国使节的地位。却殊不知，明治之后的日，早已脱离“天下”。融入世界。副岛种臣此行，更怀着为日吞并琉球和侵占台湾套取政治口实的隐秘用心！

　　　　林义哲知道。现在提醒朝廷，时间上应该还算来得及，只是朝廷能不能听进去，就两句话说了。

　　　　现在的大清国朝野上下，因循守旧惯了，没有足够的外力刺激，是根动弹不起来的！

　　　　“现在最最紧要的，是知悉详情，保得日人平安，不贻外间以口实。”林义哲道。

　　　　“以著令台湾吴道（分巡台湾兵备道吴大廷）及杨镇（台湾镇总兵杨在元）火速查明实情回报，现已月余，尚不得消息。”李鹤年叹道，“也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林义哲隐约地感到事情可能有蹊跷，他在脑中飞快地搜索着这一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但想了好一会儿，仍然想不出这一段时间发生过类似“流浪者”号事件或“牡丹社”事件的事情。

　　　　尽管林义哲是一个熟知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的穿越者，但也并不是历史上发生的所有事情他都知道。

　　　　但是，现在离日首次侵略台湾的“西乡大暴走”也就只有一年时间了！

　　　　林义哲心中不安的感觉越来越重。

　　　　他这些年全力经营船政，极力促成和法国合作，提高船政的造船能力，又和英国拉关系，弄了一艘巡洋舰回来，就是为了要应付这一次的危机！

　　　　“鲲宇老弟说的是，现下紧要的，是平安寻回日人，送他们回去，若是出了人命，各国借机窥伺，便麻烦了。”煜说道。

　　　　“前些日幼勤（福建巡抚王凯泰的字）便打算动身过去，可他身自去年便一直病着，未见好转，这几日似是又重了。”李鹤年看着林义哲道，“按朝廷律例，福建巡抚须得半年分巡台湾。今年这分巡台湾事，只怕要着落在鲲宇老弟身上了。”

　　　　“是啊！到时候鲲宇老弟便要辛苦了。”煜也在一旁说道。

　　　　林义哲听到李鹤年说到“分巡台湾”事宜，心里顿时明白他和煜为什么和自己说这些了。不由得在心里暗骂了一声“两个老狐狸”。

　　　　他们俩绕了这么大的圈，其实就是想说动自己去分巡台湾！因为要是自己这个护理福建巡抚不上任，王凯泰的病又不好，他们两个老狐狸当中就必须得出一个过去。

　　　　福建巡抚这个官儿听着响亮，实际可是并不怎么好当的。

　　　　李鹤年和煜现在虽然说不上是在编排自己，但很明显也是等于给自己出了个难题。

　　　　“份内之事，说不得什么辛苦。”林义哲一口应承了下来，“那事不宜迟，我稍事准备便动身过去，先办理这件事再说。”

　　　　看到林义哲如此的勇于任事，李鹤年和煜惊讶之余，心下也是感动。

　　　　“鲲宇老弟才从外洋回来，甚是劳顿，当歇息些时日再去履任，皇太后赏假尚有一月，不必着急。此事我再催令台道镇赶紧查清回报。”李鹤年提醒林义哲道：“台湾那边的事儿很多，幼勤去岁已在彼处半年，熟悉情形，鲲宇老弟不妨前去探望一下幼勤，略尽同僚之意，顺便又可请教一番。”

　　　　“正是。幼勤与沈公亦是相熟，鲲宇老弟不妨就过去。”煜也道。

　　　　林义哲答应了，他和李鹤年煜又谈了一会儿，赠送了带来的西洋特产等礼品，便告辞而出，直奔巡抚衙署，探望病中的王凯泰。

　　　　此时的王凯泰已然卧床不起，林义哲由王夫人引领，入了后堂，见到了形容憔悴的王凯泰。

　　　　王凯泰是江苏宝应人，进士出身，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翰林院侍读等职。1863年入李鸿章幕，成为淮军将领，协助李鸿章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同治五年任浙江按察使，同治六年任广东布政使。同治九年任福建巡抚。历任地方官时，他在各地兴修水利，兴办学堂，禁械斗、禁溺女等陋习，办了不少好事，颇有政声。他在任职福建巡抚后，和担任船政大臣的沈葆桢来往甚密，他和沈葆桢一样，也是一位肯任事的人。这一次因为在台湾受了瘴气，加上过于劳累，是以病倒，不得不离台回福州休养。

　　　　看到林义哲前来探望自己，王凯泰很是高兴。王凯泰此前已经得知了林义哲护理福建巡抚的任命，知道有人帮自己分担重务，自己可以安心休养一些时间，心下甚喜。虽然身在重病之中，但当林义哲问起台湾的事时，他仍然做了详细的解说。

　　　　“敢问王公，同治十年台湾牡丹社番民杀害琉球渔民事，详情到底如何？”林义哲在大概了解了一下台湾各地的概况之后，便将话题转到了他最为关心的事情上来。

　　　　“事情有些久了，署里当有当年的牍，鲲宇不妨去取来。”王凯泰道，“那是琉球国宫古岛到其都城首里上缴年贡的船队于归途时遇到台风，漂至台湾东南部高士佛社、牡丹社、竹社之交界处遇难的事。其时船上计有六十九人，当中三人溺死，五十四人被番民杀害，幸存者十二人为官府救回，送至福州后乘船回国。”

　　　　“是不是此前也有类似情事发生？”林义哲问道。

　　　　“琉球人漂流到台湾遭番民杀害的事件不仅此一例，通常是朝廷依例救助及保护，琉球则于事后发咨谢恩，其他责任一概不予追究。”王凯泰答道，他明白林义哲为何问此，便又说道，“此次番民扣押日人，恐亦为琉民，非为日人，因日人不以琉球为我属邦，称其为日内藩，将琉人视为日人，其意恐非要保护琉民，有欲借此生事之兆。鲲宇不可不小心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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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百一十六章　小事件引来的大麻烦

　　　　“琉球本为我国属邦，我国受其朝贡多年，怎地又成了日本内藩？”林义哲问道。

　　　　“琉球自明时即为我国属邦，时时入贡，受册赐封，然彼明末时亦尊日本为藩主，而中国不知。日本慕府还政国主之后，其新君便称琉球为其藩属，不认其为中国属邦。”王凯泰的回答表明他对于和琉球相关的事情还是做了一定的功课的，“只是日人并未广为宣扬，我国朝野上下，对此事知之甚少，故而士林未见议论。”

　　　　林义哲知道，日本人之所以如此处置，显然是摸透了中国人的脾性的。

　　　　琉球国虽然是为清朝的朝贡国，却又同时向日本萨摩藩朝贡，处于“两属”地位。日本废藩置县后，萨摩藩被废，改置鹿儿岛县，琉球因为“两属”地位而暂时未被日本吞并。但正是这“两属”的地位，却给了日本以吞并琉球的口实！

　　　　林义哲又和王凯泰聊了一会儿，他见王凯泰病势沉重，不好长时间打扰，便起身告辞，并奉上药品补品等礼物，王凯泰称谢不已，命王夫人送林义哲出门。

　　　　林义哲回到家中，随后命人取来同治十年关于牡丹社事件的相关文牍，细细的看了起来。

　　　　在看了文牍之后，林义哲通过这第一手的史料，才了解了这个在原来的历史中曾经导致琉球亡国和日本进攻台湾的事件的来龙去脉。

　　　　在琉球国时代，宫古岛、八重山群岛等外岛要把征集到的年贡（人头税）上缴首里王府。清同治十年（1871年，日本明治4年）十月十八日，两艘载着宫古岛人员与两艘载着八重山人员的船上缴年贡后从那霸港出发归航，途中在庆良间岛停留十日后，在靠近宫古岛前碰上突发性之台风，其中一艘船下落不明，一艘漂至台湾水域。该船漂至台湾东南部八瑶湾。其中两人溺死，一人失踪，其余66人上岸，并约定要一起行动，但他们所乘之大帆船被巨浪打上岩石而损坏，无法再启航。船已经毁坏，这些人暂时无法回乡，只好深入异域求生。他们先碰见两名汉人，彼此用手语沟通，两名汉人向他们表示向西方前进有番鬼（即高山族番民）居住。并指番民生性凶猛，建议他们向南方前进。于是他们就跟那两名汉人向南前进，走了约一里路程，这两名汉人脸色一转，抢走他们的衣服物品等。他们害怕出事，任由两人搜掠。两名汉人把一些搬运不便之物件汇集一处，以木牌为记，方便日后来取。此时日暮，两人就指示宫古岛人到一石穴内过夜。但该石穴面积不大。琉球人恐怕不足66人留宿，就和两人争辩起来。两人就恐吓他们，说不听话就不管他们死活。宫古岛人认为此二人不可信任，就不依他们指示南行。改为西行。

　　　　他们当晚露宿林中，没有吃过任何食物，空腹摸黑前行。翌日早上偷挖田里的番薯充饥，再向西再走三里路。遇见路旁有排湾族番民正在圃围内工作。宫古岛民以手语跟排湾族人沟通，排湾族人就给他们饭和芋头粥、番薯等充饥，又让他们住宿在头目的梯屋房间。依照高士佛社习俗。外人喝了族人家中的水就不再是敌人。但半夜却有一人持柴火携刀进入一房间抢走其中两名宫古岛人的衣服，天亮更有十多名持刀、矛、弓箭等武器排湾族年轻男子强逼他们脱下衣服、发簪，并把他们的随身财物抢掠一空，其中五六名持枪的排湾族人表示自己准备外出打猎，要宫古岛人留在屋内等候，不得外出。宫古岛人害怕排湾族人对他们不利，决定离开，却被排湾族人阻止。于是他们以三、五人为一组分开逃跑，然后会合。

　　　　由于宫古岛人不辞而别，排湾族人认为他们不尊重自己，又觉得他们可能是海盗的细作（排湾族人经常受海盗侵扰），怕日后引来海盗攻击，就出去追击他们。宫古岛众人会合后于一处小溪旁喝水休息时，六至七名排湾族人从草丛中追赶过来，严厉质问宫古岛人为何误入领地却又逃离头目家中，宫古岛人就涉溪逃跑。不久见有人家，就到其中一房子窥探，屋主为一邓姓汉民老翁，知道他们是琉球人，便用汉语和他们交谈，他们就安心进去休息。邓姓老翁的儿子邓天保说可以帮他们记下姓名送到府城等候救援。另外有位在当地经营番产交易的商人凌老生也愿意保护他们。当其中一名宫古岛人仲本加奈正在填写众人姓名时，约三十名排湾族人追到，剥取宫古岛人的衣服、发簪，凌老生正在与排湾族头领交涉之际，排湾族人却将找到的宫古岛人分次带出屋外杀死，这时其中一名被带出去的琉球人新城朝宪全身**地冲回院内叫其他人马上逃走，以免被杀，说完后随即被杀。而包括仲本加奈、岛袋次良、岛袋龟在内无法逃出的9人就躲在凌老生家。54人被杀后，牡丹社的排湾族人又赶到现场，继续追查逃走的12人。

　　　　翌日，邓天保赶到保力庄会见村长杨友旺，杨友旺得知屠杀事件，就和儿子杨阿才、侄子杨阿和跟邓天保回家。至石门双溪口便见尸体累累，此时又有两名宫古岛人求救，杨友旺即答应保护。来到邓家就见到多名牡丹社排湾族人逼迫老翁交人。

　　　　经过杨友旺一行人与牡丹社人协商后，以钱币四五枚、布六匹、水牛一头、猪数头及酒十瓮给予交换补偿。又传闻有一逃跑之宫古岛人在竹社被捕，由邓天保及杨友旺出面以酒肉交换才将他救出。牡丹社人返回四重溪上游的石门双溪口时发现高士佛人已经离开现场，牡丹社人就将54名死者的人头砍下（出草），吊挂在树上，祭拜后带回牡丹社以及女奶社的头颅架上作为祭品。生还的12人逗留杨友旺家共四十余日，到12月22日方才由杨阿才陪同离开恒春到达凤山，由凤山官府的护送，至29日转达台湾府城，再由台湾府官船送达福州琉球馆乘船归国。至翌年6月才回到琉球那霸。54具无头尸体则由邓天保集中葬在双溪口河旁四座墓中，一座合葬十余名，由保力庄人林阿九负责管理。后来又迁葬至统埔庄南郊，并供祀每年祭拜。头骨由排湾族人依照他们的传统习俗带到部落的头骨架中摆祀。

　　　　在事件发生后，清廷按照以前的惯例，出钱抚恤遇难者家属，琉球国亦上表谢恩，由于是“化外之番”所为，本着息事宁人的精神，清廷并未给予排湾族人以任何惩罚。

　　　　从文牍当中的记载来看，清廷只是把这件事当成一件很普通的“意外事件”进行处理，丝毫没有想过这一事件过后会带来什么。

　　　　但林义哲却知道，在原来的历史中，后面发生的事便是清廷始料未及了。

　　　　日本官员伊地知贞馨、大山纲良、桦山资纪等得知宫古岛民遇害事件后就积极建议日本出兵台湾。1873年2月，日本派遣外务卿副岛种臣以“中国派遣特命全权大臣”的身分前往中国，针对宫古岛人遇害事件试探清廷的态度。清朝总理衙门大臣吏部尚书毛昶熙及户部尚书董恂答以遇害之宫古岛人皆已接受中国之抚恤及遣返处理，此事件与日本无关。副岛种臣则强调琉球为其属地，并且问为何清朝不惩办台番，毛、董则以“生番不服王化”为理由推搪。“化外之民”的说法便成为日本出兵台湾的依据！

　　　　后来日本出兵台湾虽因沈葆桢带舰入台交涉而失败，但琉球却最终亡于日本之手。明治天皇密令大山纲良，以日本王政一新的名义，要求琉球遣使赴东京庆贺，明治天皇接见琉球国尚泰王派遣之使臣尚健、向有恒前往东京庆贺，琉球方面并不知日本之意图。明治天皇召见了使臣后，颁布了诏书，改琉球国为琉球藩，并册封尚泰为藩王。至1875年，日本强逼琉球终止向中国朝贡，复在1879年迫使琉球国王尚泰移住东京，正式吞并琉球。

　　　　日本吞并琉球的消息传到中国，给中国朝野上下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士大夫们叫嚷着要和日本开战，恢复琉球政权，他们普遍认为，如果能够使琉球复国，则不妨答应日本在商务方面“一体均沾”的要求，以展示天朝宗主国的“宽容之度”；如果琉球不但不能复国，日本反而还多所要挟，则朝廷惟有厉兵秣马与日本决战，以武力帮助琉球收复国土！

　　　　士大夫们不但表现得无比强硬，而且还十分乐观地认为战之必胜：“挞伐之师理直气壮，当必有胜算独操者；东瀛近来债负山积，兵气不扬，船则敝而不堪，兵虽强而不盛，加以理曲气馁，何以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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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百一十七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更有一种论调一再要求先发制人，认为“今日国势未定，兵力未强”，与之争衡，尚有胜算；如果“隐忍容之，养虎坐大”，他日后悔莫及。

　　　　与国内袖手空谈的爱国清流的“强硬”不同，李鸿章的意见是：“中国受琉球朝贡，无大利，若受其贡而不能保其国，固为诸国所轻；若专恃笔舌，与之理论，而近今日举动，诚如来书，所谓无赖之横，契狗之狂，恐未必就我范围。若再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亦且无谓。”

　　　　当时日吞并琉球的消息对清廷造成的冲击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朝贡体系遭遇近代外交理念的挑战；二是在俄国虎视新疆的恶劣形势下，中国的外交政策与琉球问题纠结到了一起。是以纵观大局，李鸿章的意思是没有必要为贪图琉球朝贡的虚名而使国家蒙受无谓的损失。在李鸿章看来，琉球自明末开始同时与中国和日萨摩藩保持朝贡关系，但对清廷来说，这种松散的朝贡关系并无实际利益，故而，李鸿章认为：“即使从此不贡不封，亦无关于国家之轻重，原可以大度包之”，“琉球地处偏隅，尚属可有可无”。故而，李鸿章的处理意见较之国内强硬派要“温和”得多。当时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曾经向朝廷提供了处理琉球问题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先遣兵船责问琉球，，征其入贡，示日以必争”；中策是“据理而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以必救”；下策是“反复辩论。徐为开导，若不听命，或援万国公法以相纠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要于必从而止。”李鸿章最后选择了下策，寄望于《万国公法》而不愿采取“激进”措施：“若言之不听，再由子峨（何如璋）援公法商会各国公使，申明大义。各使虽未必助我以抑日，而日人必虑各国生心。不至灭琉国而占其地。”

　　　　琉球灭亡之际，因赞誉西方民主政体而被举朝士大夫目为汉奸、卖国贼的郭嵩焘，刚刚迫于压力辞去了驻伦敦公使之职返回中国。郭嵩焘表达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和处理意见：“日既改琉球为县，前议当小为变通，而要必以宽免入贡为之基。一面遣派使臣会同各国公使保护琉球，听其自主”；“不令入贡中国，亦不令入贡日，琉球臣服中国已久，宜中国主其议，以保护琉球为义，不足与争朝贡。”概而言之。郭嵩焘的意见是：免除琉球对中国的朝贡，解除彼此间的藩属关系，令其独立自主。李鸿章对此深表赞同，致函总理衙门支持郭嵩焘。认为琉球的入贡，即使朝廷不主动宽免，倘若琉球最终能够获得独立，宽免入贡也会是必然之事。与其被动宽免。反不如主动宽免，如此。则既不伤国家的体面，又能免去许多纠纷，维持琉球的独立。

　　　　1875年日阻止琉球入贡中国，3月31日，《申报》刊发社论章《论日向中国索还琉球贡物事》，认为这一消息乃以讹传讹。当时有西方报纸报道日向总理衙门索还琉球入贡中国的礼物，中国传统社论对此嗤之以鼻，认为此举足以贻笑千古，“日虽愚，断不出此下策”。转而《申报》称：如果这一消息属实，则日实在是大失体统，全然违背大国包容礼遇小国之道。

　　　　民间社论认为：中国与日同属琉球的宗主国，既然是宗主国，就该有宗主国的样子，体恤小邦尚且不及，竟还追索贡品，让琉球为难，实属不堪。这篇社论其实代表了当时国内大多数士大夫们的看法，即：局限在中国传统的宗藩体系中看待琉球事件，而且以此去要求正对中国传统宗藩体系发起侵略和冲击的日。很显然，建立在这一认知基础上的批评，对已抛弃宗藩体系，正向近代国家关系转型的日而言，是毫无作用的。日武力吞并琉球之后，《申报》刊登了大量议论章，呼吁保琉球者居多：“琉球并于日而中国绝不闻问，日人气焰愈张，胆志愈壮。既已东封又将西顾，区区朝鲜无难囊括而席卷之矣，斯时辽沈各岛岂能高枕而无忧乎？”

　　　　民间要求“保琉球”的呼声很高，但理由更多地集中在宗主国的“体面”问题上，“琉球之臣服中朝未尝不为恭顺，一旦为强邻肆其兼并而绝无举动未免示弱于人，且平时之所以施恩于琉球者，原欲以此为海外之藩服永相和好以示皇灵之远播。”

　　　　相对于保琉球情绪的高涨，弃琉球的声音虽小，但似乎有着更多的“理性”。1879年4月22日刊发的社论章《琉球沿革考》即主张对琉球问题置之不理。理由是：琉球素来贫弱，长期受日控制，即使其继续朝贡中国，实质上也仍然是日的属地和势力范围。中国向来以含忍为立国之道，何妨将琉球与日之间的问题视作蛮夷彼此间的冲突。针对有人称“国体所关，琉球之于中国恭顺如是，不得不发兵往援”，章反驳道：近年俄国强占我伊犁，我们尚且含忍至今，更何况琉球这种鞭长莫及的海外藩属？日吞并琉球乃不义之举，其他国家自会抗议，琉球也不会坐以待毙。

　　　　1880年，中俄因为伊犁问题出现严重外交危机，联日拒俄、放弃琉球的呼声随之高涨。譬如1880年3月18日《申报》刊发社论章《中东合从说》，即力主放弃琉球以换取中日同盟，社论说：“亚洲之地中东两国实有守望相助之势，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中东之谓也。两国势合则足以御外侮，而亚洲之大局可以保全，两国不相能则势分，而他人得以乘间而入，此固大势之彰明较著者也……琉球）地虽小而关乎两国之体面者甚大，故不得不争。而不知为是言者皆不审度，夫今日之时势与亚洲之大局者也，棠棣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今日中俄有决裂之形，中东尚无抵格之势，乘此时也，各剪除其小忿而和衷共济，其势尚足以拒俄……舍琉球而不争；在中东不过稍失体面，而于全局尚无大碍……嵩目时艰之士莫不欲中东之合力以拒俄，勿以区区琉球之事为嫌而置亚洲全局于不顾。”

　　　　但朝廷并无意响应民间舆论的支持。朝廷最后拟定的处理方针是“延宕”——日一意想要吞并琉球，清廷既无法放弃宗主国的颜面任凭琉球灭亡，又无力征伐阻止，外交上也是一片混沌，双方均无妥协的折中方案。尤其是沙俄在中国边疆屡屡生事，危害日深，清廷尚寄希望于和日结盟共同对抗西方及沙俄，并不想在琉球事件中与日彻底交恶。种种瞻前顾后的结果，是朝廷决定采取“延宕”之策，琉球事件由此一直拖延了下去。日维持了对琉球的事实占领，但始终未能取得清廷对其占据琉球的合法性的认可。殆至甲午清廷战败，一切努力最终都失去了意义。

　　　　思及这段在另一时空中的历史，林义哲禁不住慨然长叹。

　　　　现在，既然有机会改变这段历史，就一定要做得更好！

　　　　林义哲仔细的回想了一下今天所了解的情况，他心里有种预感，这件事既然如此让李鹤年和煜两人挠头，弄不好他们俩是已经猜到，那些被日领事称为“日国民”的人，已经被高山族人给砍了头了！

　　　　而以林义哲刚才看过的关于“琉民被害”的报告内容来看，事情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这种可能性无疑是很大的。

　　　　在李鹤年他们看来，这是最坏的，也是最难处理的情况，是以他们才想到要自己这个“东方新哲”来处理这件事！在他们眼中，自己刚刚出使外洋回来，熟悉外国情形，无疑是最好的人选！

　　　　林义哲想了想，还有些不得要领，便暂时放下了思绪。他既然还有一个月的假期（太后赏假必须得休，不休便是抗旨），便不妨趁着这个机会，多多熟悉一下台湾方面的事情，做好第一手准备。

　　　　而且这件事，对他来说，正好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对于物产丰富，地理条件优越的宝岛台湾，他想过去搞搞开发，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想到自己在脑中酝酿多时的开发台湾计划，林义哲的思维又变得活跃起来。

　　　　如果要开发台湾，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使生番归化！

　　　　而要使生番归化，可是相当不容易的！

　　　　此时的林义哲并不知道，就在他一门心思的考虑分巡台湾事务的时候，又一场针对他人的风暴，已经悄悄的来临。·

　第二百一十八章　笃定以应

　　　　天津，直隶总督衙署。

　　　　一个人顶着漫天的鹅毛大雪，急匆匆的进了衙署，将一封信交给了一位师爷，然后又匆匆离去，师爷见信后不敢怠慢，急急的跑进了后堂，进入了李鸿章的书房。

　　　　“咣当！”隔壁的书房传来一声清脆的物件坠地声，似乎是有人打碎了什么东西，刚好路过的李夫人赵小莲一惊，急忙和几名侍女进了书房。

　　　　赵小莲进了书房，看到李鸿章正坐在桌旁，满面怒容，一只拳头搁在桌上，捏得紧紧的，而师爷娄春范则屏气噤声的立于一旁，不敢看他。

　　　　赵小莲注意到桌面上摊开着一封信，边角已经被茶水打湿了。

　　　　赵小莲来到李鸿章的面前，蹲下身去，小心翼翼的将李鸿章脚边的酒杯碎片一一捡了起来，她抬眼望去，见李鸿章的手依旧还保持着擂着桌子的姿势，对自己失手摔了茶杯的事竟是浑然不觉！

　　　　“少荃……”赵小莲担心的唤道。

　　　　“啊……”李鸿章转过头来，赵小莲立刻看到了那双几乎要喷出火来的眼睛，不由得吓了一跳。

　　　　“出了什么事儿？少荃？”赵小莲担心的问道。

　　　　“其心可诛！”李鸿章突然又一拳击在了桌子上，眼中已是杀机厉现！

　　　　“这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李鸿章将信拿了起来，递给了赵小莲，“你看看吧！有人欲置我和林鲲宇于死地而后快呢！”

　　　　赵小莲接过信看了只一眼，立时面色大变。

　　　　“不就是和林鲲宇在船上见了一面么？怎么成了结党营私，贪墨国帑了？”赵小莲惊问。“他们是从哪里听到的？不辨实情便信口雌黄的诬蔑，哪有这等道理？”

　　　　“若辈只求将题目作大，以为晋身之阶。哪管什么实情！在彼等看来，我等办理洋务，便是第一宗大罪！是以无时无刻不想寻机会置我等于死地！”李鸿章怒道，“我和林鲲宇都知道他们，是以此次刻意不会面，仅于船上送别时略作小晤，不想也被他们收进眼底，做出这样一篇大章出来！”

　　　　“制台大人，稍安勿躁。这事儿得赶紧让林鲲宇知道才是。他现远在福州，”师爷娄春范在一旁道，“大人赶紧修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