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兴华夏-第1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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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硬套的法国“杜居土路因”级巡洋舰的设计，便拿过丁日昌桌上放的那本自己写的由总理衙门新刊刻发行的《西洋船炮图说》。给丁日昌讲解起来。

　　　　在林义哲的一通狂侃之下，丁日昌佩服得五体投地，二人接着由造船谈到了海军，林义哲对丁日昌设立“三洋水师”的建议非常赏，二人谈得投机，待到日上三杆，兴犹未尽。

　　　　“现下我已着手准备开建‘开济’，只是我算了算，‘开济’若成，所费当不少于白银70万两，你给我留的底子好，现下款项尚足用度，海关协饷那一块的银子也返还了，但恐‘开济’开工后，若户部拨款和日人赔款不到位，只怕要难以为继了。”丁日昌想到沈葆桢和林义哲当年在任时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和自己未来可能面临的经费困难，自嘲似的说道，“听闻鲲宇每于船政用度最难时，举家资以为周济，我没有尊夫人经商的本事，届时少不得又要拿海关的那些个蠹虫开一开刀了。”

　　　　听到丁日昌的话，林义哲想起了丁日昌创办江南制造总局时曾迫不得已从海关贪墨之员那里榨了4万两银子作为开办经费的事，林义哲不由得暗暗好笑。

　　　　那是同治三年秋天的事，当时清廷委托税务总司为建立机器制造总局筹款，但一直一无所获，丁日昌愤慨之余，亦觉担子沉重，曾作诗云：“不筹盐铁不筹河，独倚江南涕泪多。师夷何日能制服，欲问浦江泪更多！”正自心中踌躇，忽耳畔飘来丝竹之声。抬头一看，一幢花园别墅赫然呈现眼前，不觉心中一动，紧皱着的眉头随之舒展开来。原来，此别墅为海关通事唐国华所有。唐国华是广东香山县人，在海关任职几年，与卡员张灿互相勾结，索贿收贿，敲榨勒索，狠赚了一笔钱。对此，丁日昌早有所闻。次日，丁日昌带着僚属来到海关，叫来唐国华和张灿，要他们交出账本。丁日昌说：“久闻两位老兄敛财有术，本道台现筹建机器制造总局束手无策，请有以教我。”唐张两人吓得浑身战栗，生怕贪赃枉法的行为漏底，忙说：“不敢，不敢，请道台大人看在同乡的份上，松一松手，筹建机器制造总局的款项我们当尽力报效。”随即，唐国华和张灿各报捐银2万两。丁日昌收了银子，斥责二人贪墨之罪，但因为捐了银子，继往不究，命二人自此收敛改过，否则严惩不贷，二人唯唯而退。而有了四万两白银以后，丁日昌顺利的办起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雨生兄这也是个办法，呵呵，不过，即便如此，所得银只怕也是寥寥，不足造船之用，且非长久之计。”林义哲道，“船政枪炮所得利不少，可以接济一些，令外，我到时再帮雨生兄想想办法。”

　　　　“那就有劳鲲宇了！”听了林义哲的话，丁日昌禁不住喜形于色。（未完待续。。）

　第四百七十二章　不情之请

　　　　“此外还有一法。”林义哲将自己的另一个计划说了出来，“待‘元凯’、‘登瀛洲’二舰下水，船台空出，而‘开济’之款未到，可先造内河炮艇，盖此等炮艇体量较小，工艺简单，成船较速，而朝廷‘定国是诏’数下，令各省停造帆船，改用火轮船，各省需用甚多，民间亦有欲购者，多造些此类炮艇，可得大利，以所得之利款，再造大舰，则可从容周转矣。”

　　　　“原来鲲宇早有打算。”丁日昌听了林义哲的话连连点头，表示赞许，他看着林义哲胸有成竹的样子，笑着问道，“鲲宇是不是连这内河炮艇的样式，都设计出来了？”

　　　　“果然瞒不过雨生兄。”林义哲笑着取过纸笔，在桌上给丁日昌大概的画了起来。

　　　　和装甲巡洋舰“开济”选自法国的“杜居土路因”一样，林义哲给出的两种炮艇，也是选自法国海军所装备的型号。

　　　　19世纪的法国海军的炮艇，以排水量250吨为标志，分为上下两类。超过250吨的炮艇，主要定位为能执行巡洋行动，称为远洋炮艇，可以单独或者跟随其他军舰开赴远海作战。250吨以下的炮艇，定位为在内河或海岸活动，称为近岸炮艇。由于中国新炮艇的作战环境被设定为内河，因此两型被命名为“罗星”和“青洲”级炮艇均为250吨以下的小型近岸炮艇、皆为铁壳军舰。“罗星”级借鉴了法国“大斧”级（法国海军有用兵器的名称为炮艇命名的做法，象法国海军南圻支队的“马枪”、“标枪”、“土耳其弯刀”等炮艇，也都属于“大斧”级），排水量仅有95吨，艇长27米，宽4。8米，吃水1。3米，航速7－8节，装备1门75毫米克虏伯膛炮（自林义哲访德订购一百门75毫米炮后。又陆续进口了同型炮四百门），2门40毫米哈乞开斯五管机关炮，2挺林氏机枪。“青洲”级比“罗星”级更小，排水量80吨，艇长23米，宽4米，吃水1。2米。装备3门40毫米哈乞开斯五管炮和3挺林氏机枪。这两种炮舰没有采用法国人惯用“小船扛大炮”的做法，外型也和蚊子船不同。以实战角度看，法国内河炮艇存在一项较为致命的缺陷，即这种在周旋余地很小的内河活动的船只，竟然没有任何近防的速射火炮，一旦在内河陷入岸上布设的埋伏。命运就十分堪忧了。而“罗星”、“青洲”的武装配备侧重于近战速射武器，面对武装程度不高的匪军无疑比法国炮艇要更为强大。

　　　　“鲲宇果然高明，此是‘以船养船’之法，愚兄当速行之。”丁日昌看了林义哲画的设计草图，不由得大喜过望，他主持江南制造总局多年，虽然后来离开了。但一直时时关注它的发展和运营情况，在江南制造总局陷入经费困境时，他也曾和李鸿章一样忧心不已；林义哲给李鸿章出的那个造小火轮以助海运的主意，令江南制造总局起死回生，丁日昌亦有耳闻，曾专门致信李鸿章询问详情。而这一次听了林义哲出的这个主意，他立刻便认识到了可行。

　　　　丁日昌是个急脾气，当下便马上和林义哲商量起相关细节来。而林义哲不想打扰病中的丁日昌休息，是以在和他商谈了一会儿之后，便打算告辞。

　　　　正在这时，亲信仆人林福在丁日昌府上管家的带领下，快步来到了丁日昌的卧房。

　　　　看到林福明显是来丁日昌府上找自己的，林义哲不由有些奇怪。

　　　　林福先是向丁日昌行礼，接着便来到了林义哲的面前。将一份电报交给了他。

　　　　“大人，朝廷有电旨来，命大人火速进京，处理滇案善后事宜。”

　　　　林义哲不动声色的点了点头。接过电报仔细看了起来。

　　　　电文的内容并不长，里面说英国方面已经撤换了驻华公使，要林义哲火速进京，就滇案善后事宜进行处理，并另有委任。

　　　　林义哲看完了电报，并没有避讳丁日昌，而是将电报给丁日昌看了起来。

　　　　“朝廷另有委任？”丁日昌有些担心的说道，“别是京里头又有谁在你背后嚼起了舌头根子，朝廷改了主意，找借口免了你的筹海大臣？”

　　　　“有人嚼舌根子是一定的，但未必能动得了咱们。”林义哲没有告诉丁日昌宝廷的事，“免职倒应该不会，只是有可能打发我出去走走，呵呵。”

　　　　听了林义哲的话，丁日昌想起了之前清流参劾林义哲和李鸿章等封疆大吏“结党”、“藩镇”的折子，不由得怒气又生。

　　　　“鲲宇还是小心一些的好，万不可着了那起子清流的道儿。”丁日昌道，“若真打发你出使，只怕他们便会向对付郭筠仙一样的对付你了。而你出使在外，分辩不易，总是吃亏的。”

　　　　“不妨事，现在咱们不是有了电报了嘛。”林义哲笑了笑，说道，“而且就此出去走走也不错，朝廷如今要大治水师，我国能造船之厂寥寥，欲要从速成军，莫过于买船一途，要真是出去的话，便可广访西洋诸国，择优而购了。”

　　　　“这倒也是。”丁日昌点了点头，忽然说道，“鲲宇，你我一见如故，我有个不情之请，还望鲲宇帮忙。”

　　　　“雨生兄但言无妨，只要愚弟能够办到，定不推辞。”林义哲立刻答道。

　　　　“是这样，愚兄七弟日盛之女，小名璐华，数年前于码头走失，鲲宇海外人脉广博，又有亲友，可否帮忙打探，寻找一下她的下落？”丁日昌想起了往事，眼中闪过一丝悲戚之色。

　　　　“竟有这事？”林义哲吃了一惊，赶忙细问端详，“令侄女是如何走失的？”

　　　　“个中缘由，一言难尽！”丁日昌似乎是不愿意回忆这段痛苦的往事，他叹息了一声，扼要的答道，“曾有家仆报知，称于码头上看见过她，是为一个不甚熟识的汉子抱上了去英国的船。鲲宇在英伦既有亲友，可否帮我打探一下，此女相貌，回头我着家人送画像来。盖此女本为双生姊妹，相貌酷似，走失的是妹妹，姐姐尚在。有姐姐的画像，即可辨认。”

　　　　“如此最好。”林义哲道，“雨生兄放心，这事儿，包在愚弟身上。”

　　　　“那便多谢鲲宇了！”丁日昌感激涕零道。

　　　　林义哲看着丁日昌激动的样子，顿时明白了过来。原来历史时空当中的丁日昌，为什么会成为首倡保护海外中国侨民的先驱了。

　　　　在后世人的一般印象中，丁日昌是中国近代富有改革精神的政治家，洋务运动的实干家。但不为人知的是，他在办理洋务和对外交涉中，对海外华侨有了新的认识，较早提出了一系列重视、关心和保护华侨的建议和措施。其中不少为清廷采纳，是一位功不可没的护侨先驱者。

　　　　丁日昌的护侨思想首先源于他对海外华侨的经济力量迅速成长，有利于中国“自强求富”的认识。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在全世界的发展给勤俭精明的华侨提供了发展条件，西方殖民者与土著的隔阂更使他们有了发展良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19世纪后期华侨已经有了相当的经济力量。最先认识到海外华侨实力的，是一部分与“洋务”相关的沿海地方官员。同治五年（1866年）七月。广东巡抚蒋益沣上奏“内地闽粤等省，赴外洋经商者人非不多。新加坡约有内地十余万人，新老旧金山约有内地二十余万人，槟榔屿、伽拉巴约有内地数万人。”奏请朝廷“派遣使臣前往各处，联络羁维，以便上下之情通，而内外之气聚”。随后。“出身贫寒，起于州县，周知民隐，而又生长于广东侨乡”的丁日昌指出“查闽粤之人。其赴外洋经商佣工者，于暹罗约有三万余人，吕宋也有二三万人，加拉巴约有二万余人，新加坡约有数十万人，槟榔屿约有八九万人。新老旧金山约有二三十万人…”。建议清廷“妙选使臣，分驻各国，或数国兼遣一使，或一国专遣一使”。他还陈说遣使的作用可以“通中国之情款”，则中国出洋之人，必系恋故乡，这样“中国就多得一助”。

　　　　虽然有少数地方督抚大员表示反对遣使，但由于洋务派首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极力赞同，加上西方列强的压力和劝诱，总理衙门最终决定遣使出洋，但在人选问题上颇费周折。当时，传统观念仍深深地影响着大多数清朝官吏。他们多不屑从事外交，甚至对出使外国视为畏途。1875年郭嵩焘被任命为中国驻英公使，其友人李鹤年和冯誉骥极力劝他不要到“蛮夷之邦”。洋务派官员则担心中国缺乏可充当使节的人才。对于人选这一问题，丁日昌有独到的见解，他在《海防条议》中说涉外人才，“只要能任时局之艰巨，不必复计资格之有无”。同治七年（1868年），丁日昌独具慧眼，将出身秀才的李风苞推荐给两江总督曾国藩，建议派李风苞随容闳前往外国考察。光绪元年，丁日昌又推荐李凤苞出使外国。李风苞先后到了法国、英国，后来署理驻德大臣，兼充出使奥地利、意大利、荷兰大臣等，成为当时外交界的佼佼者。另外，丁日昌选才的目光还投到华侨之中，“现在新加坡俄国领事，即中国番禺人胡姓（胡璇泽），新加坡十数万华人皆听胡姓号令指挥。”建议清政府联络新加坡侨领胡璇泽充任领事，具体提出借用当地侨领作为驻外领事的方案，以解决一时乏人“堪膺此选”的矛盾。后来陈善谦（小吕宋首任代摄领事），张振勋（槟城副领事、新加坡总领事），张煜南（槟城副领事）等当地华侨社会的侨领均成为一方领事。

　　　　丁日昌非常关注华侨在国外的命运。晚清时期，海外华侨达数百万之多，分布区域从南洋到南北美洲、非洲、澳洲，遍及全世界。当时的中国“华民之寓居外洋：往往以势孤气馁，为他国之人所轻侮”，急切地盼望清朝能够派员加以保护。清政府对侨民不仅不关心，且加意防范。丁日昌破除陈规，直抒护侨的思想。他在1867年答复总理衙门关于遣使问题时就建议清政府“设立市舶司赴各国有华人处管理华人”，对海外华侨加以保护和联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在海外设立类似西方领事馆的机构来管理华人。丁日昌由遣使引出的设立领事馆的建议并没有马上为朝廷所采纳。直到1877年，丁日昌与在伦敦公使任上的郭嵩焘遥相呼应，才终于力促清廷在新加坡设立了中国第一个驻外领事馆，使中国政府按照十九世纪的国际惯例行事，在本国侨民众多的地方设立领事馆保护侨民利益。至清亡，清廷先后在20多个国家设立了45个领事馆。

　　　　光绪元年（1875年），丁日昌任福州船政大臣。提议派遣铁甲舰远巡外洋宣慰侨胞，保护华侨，“中国洋面延袤最宽，目前大小铁甲船极少须十号，将来自能创造极少须三十号，方敷防守海口以及游历五大洲保护中国人。”第一次到南洋巡历的中国海军军舰是福建船政厂的“扬威号”战舰。1876年底到达新加坡，激起华人社会的热烈反应。1876年以来，清朝北洋舰队先后5次访问南洋华埠，祖国军舰所到之处引起华侨社会的轰动，“海隅百姓，得瞻宗国旌旗，无不欣欣然。额首欢呼，欢声雷动。”

　　　　清朝第一次认真从事对华侨的外交保护始于对古巴、秘鲁华工事件的交涉。古巴、秘鲁华侨不断禀告清朝，陈述受虐惨状。1874年，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派出陈兰彬、容闳等人往古巴、秘鲁调查华工受虐情事，搜集各种证词、禀诉，再与秘鲁、西班牙政府交涉。在选派交涉代表人选的问题上，李鸿章上奏“丁日昌……熟悉洋务，操纵悉合机宜”且“素为洋人敬服”。极力推荐丁日昌为换约代表。丁日昌于光绪元年七月初七（1875年8月7日）与秘国代表爱勒莫尔进行交涉，丁日昌照会秘鲁政府，“妥将以前苛待华工弊端，尽行革除，遵照专条及和约办理。严令将华工身家资产，皆得保护，以昭信守。”秘鲁复照说：“查华民在于本国佣工者。本国志在实力保护，不容稍受委曲情事……以期为华工尽除一切弊端，使其皆得安居。”其后，清政府与古巴签订了《古巴华工条款》。与秘鲁政府签订《中秘会议专条》，《中秘通商条约》，在这些条约中，都有专门保护华工的条款，此后古巴、秘鲁的华侨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

　　　　在处理古巴事件的过程中，丁日昌对海外侨民的艰苦处境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在任福建巡抚期间，上奏“闽、粤两省人多地少，所有无业穷民年来秘鲁、古巴、小吕宋等处贩卖出洋为之佣工，每年何止数万人。惟洋人视华侨如犬马，一入牢笼永沦苦海。大约百人出洋，在途受饥寒委屈而死者约十分之二，到地后被其凌虐摧残而死者又约十分之五，更有受虐不堪相率群投海中，又有自卧车路甘被火轮碾毙；即生者亦复去家数万里，杳无音信，父母妻子只能于梦寐见之。言者伤心，闻者下泪！”对流寓海外的侨工、侨商，他关注的情怀跃然纸上，与之相适应的是他积极采取对策，一方面严厉打击拐骗活动，建议清政府禁止外人在沿海各地设招工局（俗名“猪仔馆”），要求地方督抚同官绅按照条约，妥拟杜弊章程，严禁诱骗华工出国。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土地和人口矛盾日益尖锐，中国人向海外移民已形成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对已出洋之华民，只能采取措施，予以保护。鉴于海外华人虽倍受压迫，却投诉无门的状况，丁日昌提出了在通商口岸设立“新闻纸馆”，“外出商人出面，而密派妥员总司其事，……中国人而被外国人欺凌者，皆可写入新闻纸，布告各国，咸使闻知，使归曲于彼。”动员社会舆论，披露华侨疾苦。

　　　　丁日昌的护侨思想可以说是19世纪下半叶海外华侨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反映，华侨社会自身经济力量的壮大以及向祖国请求保护的呼声，渐渐引起了清政府朝野内外有识之土的重视。他们开始呼吁朝廷，联络保护华侨、利用侨资振兴国家，丁日昌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清政府对海外华侨的政策，开始由放任自流转变为保护和管理。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丁日昌作为中国设领护侨的先行者，可以说起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m。阅读。）

　第四百七十三章　守礼怀恩

　　　　丁日昌的这个不情之请让林义哲明白过来，丁日昌之所以如此心系海外华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自己对此有着切肤之痛！

　　　　象这种拐走中国女童的事，丁日昌所讲述的，其实在中国是广泛存在的！

　　　　远的不说，象那一次发生在日本横滨港的“玛耶西”号事件，虽然在日本政府的帮助下，中国方面解救了全部被拐华工，但仍然有一名小女孩被船长偷偷带走，最后下落不明（小女孩因可在上自由走动，且脸色红润，未见受虐待，日本官员没有带她下船，结果船长逃离日本时偷偷将她带走了）。

　　　　如今在自己的努力下，中国海军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那么海外护侨行动，也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了！

　　　　自己在“拓海折”里已经说明了保护海外侨民的重要性，接下来，是该促使朝廷开展进一步行动的时候了！

　　　　林义哲和丁日昌又谈了一会儿，正欲告辞，丁日昌却突然想起一件事来，命人取来了一份电报。

　　　　“此是广东张抚台给我发来的电报，并要我转咨鲲宇，速速回复。”丁日昌道，“此是昨儿个的事，我正要派人送于鲲宇，不想鲲宇前来了。”

　　　　听到是广东巡抚张兆栋发来的电报，林义哲不由得一愣。

　　　　他和张兆栋以前并无交集，广东那里也并没有电报，若要发电报，需要通过香港中转，而张兆栋竟然想到用电报这种方式给丁日昌发来电报，显然是发生了什么紧急的事情。

　　　　林义哲接过电报看了一眼，眉头立时紧皱了起来。

　　　　张兆栋在电报里委婉的告诉丁日昌说，山东巡抚丁宝桢向广东方面下了单子，为山东的荣登水师订购14艘赶缯船（赶缯船。是中国传统大型福船的一种，因船底为防藤壶等海虫腐蚀而经常涂上白灰或白漆，所以又称“白底船”。现在已经不能作为战船使用。在民间多用作渔船）。

　　　　对于山东方面订购赶缯船的举动，张兆栋对此表示不解。便发电报向现任船政大臣丁日昌询问，丁宝桢订购的这些赶缯船，是不是要在船政装上小火轮用的轮机，因为朝廷在“定国是诏”当中已经明令各地不许再造传统的木帆船装备水师，而是一概要使用蒸汽机船，原有已经装备的木帆船要逐年渐渐裁撤，以数艘木船顶一艘蒸汽机船。省下的经费用于蒸汽机船的维护和保养。而山东方面竟然在这时还要增购赶缯船，张兆栋表示“殊不可解”，于是给丁日昌发了电报询问，并要丁日昌“转咨筹海大臣”也就是林义哲。问一下是怎么回事。因为林义哲现在是“筹办海军事务大臣”，凡于海军海防有关的事，他都能管得到，是以张兆栋才发了一封这样的电报。

　　　　至于张兆栋为何没有直接给林义哲发电报，林义哲现在已经不是官场新丁。对于这当中的曲折，已然不用别人指点，便知道得十分清楚。

　　　　张兆栋和丁宝桢都是巡抚，算是同僚，虽然没有什么交情。但也并无仇恨，而丁宝桢数次参劾林义哲，林义哲的爱妾额绫又等于间接被丁宝桢害死，二人的仇怨天下皆知，如果他行文林义哲咨询此事，有打丁宝桢小报告的嫌疑，但丁宝桢订购赶缯船的事确是有违朝廷旨意，他如果知情不报，事后朝廷得知此船是在广东所造，他这里也难以交待，是以他才玩了这样的“曲线救国”的一手，发电报给丁日昌，由丁日昌再向林义哲透露消息，这样一来，两头都不得罪。

　　　　“他丁宝桢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公然抗旨！”林义哲怒道，“明知道水师装备此类帆船无用，一旦遇有战事发生，徒然害掉许多水师官兵性命，还要添造此类废物，他丁宝桢是何居心？”

　　　　“是啊，澎湖水师和厦门水师死难将士的前车之鉴，难道还不够么？”丁日昌也愤然道。

　　　　“雨生兄，你火速给张抚台发一封电报，告诉他，丁宝桢弄的这个赶缯船的事儿，让他先给压一压，这个船不能给他造，不让他虚费国帑！”林义哲略一思忖，“待我和少荃兄商议一番之后，再做定夺。”

　　　　此时的林义哲，心里已然明白丁宝桢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了。

　　　　朝廷已然明定国是，准备大办洋务，而丁宝桢在这个时候订购赶缯船，摆明了是想用这种办法阳奉阴违，待到赶缯船入手之后，再向朝廷上奏说明木船便宜省钱仍然可用，然后便可以达到抵制装备蒸汽机船的目的。

　　　　林义哲的嘴角微微一扬，这是个机会！简直是白捡的机会！天上掉下来的机会！

　　　　丁宝桢！这是你自找的！你就别怪我了！

　　　　离了丁日昌的宅第，林义哲并没有马上回家，而是来到了山顶，登高远望。

　　　　此时的马尾港内，万樯林立，大大小小的商船往来如梭，岸边巨舰林立，人流往来不息，好一派热闹繁荣的景象。

　　　　看着这一幕，林义哲心中阴郁尽去，豪气渐生。

　　　　琉球，那霸港。

　　　　今天的那霸港，到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一派喜庆热闹的气氛，连港口的外*舰和轮船也都挂满了彩旗，以示庆贺。

　　　　因为今天，是那霸港和琉球国都首里分别更名为“怀恩港”和“守礼城”的日子。

　　　　在林义哲派出船政水师舰队击灭驻守琉球的日本军警，助琉球复国之后，琉球君臣百姓无不欢欣鼓舞，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和纪念之意，琉球国王尚泰上书大清朝廷，请求将琉球的国都首里改称“守礼”，那霸港改称“怀恩港”，以示琉球永守中华上邦之礼，永铭“天兵复国”之恩。两宫皇太后见书之后大悦，欣然同意，慈安太后御笔亲书“守礼天门”，慈禧太后御笔亲书“怀恩永固”。制成金匾，赐以银印，并赏金币。玉如意，绢绸彩缎等礼物。琉球国王尚感激涕零。特意选择吉日举行盛大的更名仪式，并定该日为“怀恩节”。

　　　　今天便是举行仪式的日子，为了公示天下，琉球政府特意邀请各国驻琉球领事前来观礼。而作为船政水师统领和中国驻琉球的最高军事长官，贝锦泉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站在炮台上的贝锦泉，看着这热闹的一幕，心中激荡不已。

　　　　他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竟然会有如此荣耀的一天。

　　　　远处的海面上，升起了数道淡淡的烟柱，贝锦泉举起望远镜望去，隐隐的见到了数道劈波斩浪的舰影。

　　　　不多时。这些舰影的身形渐渐的清晰起来，贝锦泉看到舰桅上那迎风飘扬的红色龙旗，心情又一次激动起来。

　　　　他知道，这是会操远洋的船政水师和北洋水师，特地远道而来。参加琉球国举行的更名大典。

　　　　看着这壮观的一幕，贝锦泉的眼前，竟然浮现出了多少年前的一幕……

　　　　而那时的他，仅仅是一名轮船上的舵手……

　　　　那是1855年盛夏的一天，北洋山东芝罘岛海面上。突然出现一股浓浓的黑烟，黑烟下面，是一艘人们从未见过的大船。船的两边，有两个巨大的像车轮一样的东西，在隆隆地转动着。大船劈波斩浪，速度奇快，上面没有樯帆，却高矗着一根粗粗的圆筒，黑烟正是从那里冒出来的。更让人惊异的，是这大船的船头和船尾，各安放一门锃亮的西洋大炮。人们又疑惑又恐惧，急忙报告官府。官府毕竟见多识广，马上弄清这是一艘西洋轮船，而且是兵船。这艘西洋兵船到北洋干什么来了？当时距第一次鸦片战争才十几年，虽已五口通商，但通商口岸全在东南沿海，北洋并无西洋船的影子。现在居然气势昂昂来了一艘，难道又要生出什么战祸不成？

　　　　山东巡抚崇恩命令火速查明。不久报告上来，原来这船确是西洋船，但非西洋人所有，而是大清浙江宁波府的一艘船，是宁波商人集资自西洋购买的，为宁波商船队的武装护航船，它的名字叫“宝顺”轮。崇恩大为光火，为虚惊一场，也为胆大妄为的宁波人。他立马上奏朝廷，咸丰帝大怒，下圣谕诘问浙江巡抚，厉令查明是谁发给“宝顺”轮执照，允许它开到海上，要治经办人的罪，不得欺隐。圣旨到了宁波府，宁波知府段光清马上召集与此事相干的绅士们，商议如何回复旨意。一位叫董沛的绅士从容说道：“这不难回复。商人拿自己的钱购买轮船以保护商船，这是官府不能禁止的。船是建造于西洋的，是西洋船，但它卖给了商人，就是一条商船。官府发给商船护运执照，是按律例的，不管这船是谁造的，来自何处。”段光清一听十分有理，就照此话回奏浙江巡抚何桂清。何桂清也觉得有理，便照此上奏朝廷，咸丰帝阅此奏章，龙颜没有再一次大怒，只是硃批三字：“知道了。”于是此事就搁下不问，不了了之了。

　　　　咸丰皇帝为什么会做出如此举动呢？

　　　　众所周知，咸丰是一个不太走运的皇帝。自他1851年刚登上龙椅，便听到了一个让他焦头烂额的名字：洪秀全。

　　　　自从四年前太平军起事后，举国为之动荡，南方更是被太平军攻城掠地，势如破竹，南京早已在两年前被攻陷，成了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上海也曾为小刀会所据。南方的战乱，又加之黄河的决堤，使得关乎国家生存命脉的内河漕运完全阻断，朝廷就要断粮了。而正是宁波商人的船队，从海路为京师运输了大量的粮食。何为漕运？漕运是指历代将所征粮食由水路解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运输。漕粮是供应官吏和军队的口粮。漕运始于秦始皇，自古有之。有清一代显得更为突出。浙江素称鱼米之乡，所担负的漕运任务自然繁重。在19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