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抗战之军工强国-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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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部长后世恶名昭彰，但由于这个时空的整风运动是由xìng格温和的张浩总负责，因此康部长一方面没法像历史上那样造成多少冤案，升迁的速度也比历史上慢了许多（王明早早被打倒，令其历史上关键时候选对阵营的功劳没了。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与胡卫东这位常委之下的第一人根本没法比，所以胡卫东根本不怕他瞒着自己借机乱来，要知道历史上这厮虽然干了不少坏事，却从没树过强敌，绝对是人jīng中的人jīng，要不然以他累累的罪行，又怎么可能得以善终、并且死去多年之后才被清算？

而另一方面，康部长人品虽然不好，但在谍报安全和内部整肃方面的确有着卓越的才能，历史上改开初期对康部长重新评价了之后，他所制定的安全保密制度很自然地跟着被推翻了，结果其后短短几年就发生了比之前几十年加起来数量还多的重大机密外泄事件，不得不重新恢复成他当年制定的一些安保制度，其才可见一斑。事实上，也正是有了这个“坏人”的帮忙，胡卫东整肃风气的行动才能最终取得成功，否则以他骨子里还只是一个科技专家的有限心机，加之行政系统又不能像军队一样令行禁止，胡卫东不被下面那些干部玩得团团转才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康部长还帮中原解放区改革了安全保密制度，自此以后中原解放区、特别是军工系统，再没发生过一次大的泄密事件。。。。。。

虽然如此，但胡卫东出于对康部长人品的担心，还是将制度定得很死，尽量不给他个人cāo作的空间。由于历史的教训，胡卫东严查弄虚作假集中在数据统计方面，他规定抽查率一般不得低于十分之一（连续三年没出任何问题的地级行政区或者省级直属部门可以降到二十分之一、连续五年没出问题的可以降到五十分之一。），统计数据与实际值的偏差超过一成就将被记录在案列为重点关注对象，偏差超过20％、或者偏差超过15％且无有说服力的理由，则将被定为“弄虚作假”，如果又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造chéngrén员伤亡或者严重经济损失），则使其具体情形从重处理，最大可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即便没有造成严重损失，第一次“弄虚作假”被发现后，违纪者也将被处以党内jǐng告处分，并且要离岗接受为期一个月的政治思想教育，期满后重新安排工作，原则上级别不得高于之前的职务（一般都会降个一级两级）。而如果是第二次“弄虚作假”被发现，若是造成损失，则罪加一等，即便没有造成损失，也将被撤职并开除党籍（除非以后能够证明此罪不实，否则以后立功再大，也只能当个党外人士了。）。。。。。。

注1：其实建国初期的干部觉悟并没有后世以为的那么高，只是中国人从众心理很强，在大气氛的影响下干部们很自然地随大流而已，此外严刑峻法和群众监督也是很大的威慑。但是大的罪行不敢犯，弄虚作假这种可能谋得名利却不被视为重罪的小事，大家却不惮学一学，类似的还有当时十分普遍的“靠山吃山、靠厂吃厂。”。。。。。。

第四百三十九章国企分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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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说，这并不能彻底消除“弄虚作假”的风气，但那本来就是不可能做到的，胡卫东的做法能够将“弄虚作假”限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令后世不致出现“亩产万斤”这样的天方夜谭而严重损害群众利益，这已经足够了。

此外，胡卫东考虑到历史上那三年“浮夸风”兴起固然要怪下面的干部为了升官而弄虚作假，但上面定下的过高指标也是重要的诱因。因此胡卫东故意抬高了1939年的“部分”（这两个字很重要）经济指标以“引蛇出洞”，一方面以此找出宁可遭到上面怪罪也坚持实事求是的优秀干部加以重用；另一方面则揪住一些为了完成指标而虚报数字的干部进行了惩处，算是杀鸡儆猴。而胡卫东更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趁热打铁，在中原解放区的广大党员干部当中形成了“弄虚作假”的xìng质远比完不成任务指标严重得多的普遍认知，“任务完不成是能力问题（也就是说最多只会降职），糊弄上级是政治问题（这罪就严重了）。”。此外，胡卫东还以部分经济指标定高了为由向zhōngyāng自请处分，一来告诉下面的干部，上面的经济指标若真是过高，只要没有弄虚作假欺瞒上级，即便完不成任务，责任也不在他们身上；另一方面则是以此为先例，确定决策失误必须追究主要决策者的领导责任。。

而经过这次风波之后，xìng格老实、不耍滑头的干部也由此越来越受重用，相反那些虽有才具却总想着投机取巧的家伙却遭到了冷落，事实上计划经济体制下本来就应该是老实人（但不等于是笨蛋）更有价值。这与市场经济条件下那些狡猾的家伙更容易混得好有着很大的不同。

不过，胡卫东却也并不想搞苏联那样僵化的纯粹计划经济模式，因为历史已经证明那是根本没有前途的。但他更不想让后世的地沟油、毒nǎi粉、稀土白菜价出口等触目惊心的事件重现（摸着石头过河，付学费是必然的，不能苛责当时的赤sè党，但作为穿越者。更不能明知故犯。），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两种经济体制结合起来，相互取长补短。而其中胡卫东认为最关键的一点。则是国有企业的定位，他认为“国企主要是为社会服务的，其次才是为国家创造利税。”，举例来说，矿业开发交给私人来干，经济效益肯定比国营矿山高得多，但是私营矿主因为利润最大化的价值取向。肯定会只采掘那些较容易开发的矿脉，而那些价值相对较小的则会被其放弃，从而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确实利润更多，但国家和社会却要为此付出几倍乃至几十倍的沉重代价。从全局来看绝对是得不偿失。此外，资本谋利的冲动会令其本能地忽视安全生产和工人权益，例如后世的黑煤窑之类就是明证。而对国企的老总来说，不出事故比企业的效益更加重要，因此情况就相对要好得多，但是因为后世的国企其实也是营利xìng企业，因此也不能完全避免。

而胡卫东将国企、至少是一大半国企定位为“服务xìng单位”之后，问题就顿时迎刃而解，他不需要对国企搞什么政企分开，而直接将国企视为相对dúlì的行政机构，考评国企干部的标准也不再是传统的利税，而是综合考核“产量”（未达标的话会严重影响总评分，但超额完成任务的话只能得到有限的加分，胡卫东希望以此引导国企更加注重质的提升。）、“产品质量”、“单位能耗”、“原料利用率”（单位产品消耗能源的数量）、“劳动生产率”（单位时间内的人均产量）、“安全生产”（事故频率和严重程度）、科技创新等指标进行评判。

对煤炭、粗钢、电力等基础工业原料和均由国家采购的军工等特殊行业来说，销路是根本不成问题的，只要上面这些指标能够不断提高，就意味着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不断发展进步，而这些原料的销售由zhèngfǔ根据大致计算出来的需求制定计划，则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资源浪费和不必要的环境污染，此外这些国企的采购也同样全部由zhèngfǔ代劳，理由完全一样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类“服务xìng”国企的干部职工也是全都由zhèngfǔ直接向其支付工资和奖金（其实这些国企等于是zhèngfǔ的一个个生产车间，只要生产效率高、产品质量好就行。），乍看之下这样做似乎是当年深受诟病的大锅饭，但实际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占他们收入大头的奖金是根据各个单位和下面的各级部门完成那些指标情形的好坏来确定的，只有更加“好省多快”（注1）地完成工作，更多地创新和发明，国企的干部职工才能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且最基本的统计单位下到了车间、甚至班组一级，人数相对不多，内部协调起来便容易了许多，这样大锅饭就很难吃起来，因此大家的工作积极xìng完全不必担心，甚至一些历史上难以改正的痼疾如浪费水电之类也都大为改善了，因为浪费会严重影响评分。而权重极大并且可能获得推广分成（注2）的科技创新则更是具有莫大的吸引力，这无疑极大地刺激了广大国企干部职工钻研技术的热情，头脑也不会因为身在国企而失去活力，而国企的领导因为这是政绩的最重要来源，不全力支持才怪

注1：胡卫东将这个历史上著名的口号调整了顺序，目的是希望下面的干部更加注重经济的质量而非数量，当然后者也不是不重要，但那是zhōngyāngzhèngfǔ的工作，下面的国企只需要将下达的生产计划完成就行。

注2：其实就是专利权的变种，区别是这钱由国家替引进该技术的其他服务xìng国企代付，这样可以加速新技术的推广，而如果是转让给营利xìng企业，cāo作方法则与专利权一样。

第四百四十章国企分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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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服务xìng国企”来说，因为产量指标达到就行，超额完成的奖励远不如提高产品质量、节能减排和科技创新，而安全事故减分更是厉害，所以只要领导不是脑残，就绝不会为了增大产量或者降低成本而不必要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或者罔顾工人的生命安全。

此外，因为原料的购进与产品的销售都不由企业自己控制，因此客观上也令贪污的现象从根本上受到了极大限制”“。举例来说，企业、乃至每个车间所需原料的量是事先算好了的，除非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否则一旦有人贪污就会导致后果颇为严重的“产量不达标”，有哪个领导愿意背这个黑锅？而即便是通过提高生产效率赚到了一点差额，一般来说也不如直接以生产效率的提升向上级邀功获取表彰和奖励，尤其是因为科技创新而提高生产效率的情况。

而且因为“服务xìng国企”先天xìng的缺陷，只能适用于直接影响国家安全的军工、能源等战略xìng行业和采矿、重化工、冶金、路桥建设等或者污染较大（尤其是重金属等难以治理的污染）、或者工作危险xìng较大、或者是开发不当会造成资源严重浪费或者留下重大安全隐患的行业。而这些行业的销售也都控制在国家手上，企业领导就算有心私自卖掉，一时间也很难找到市场，要说绝对不可能或许过了，但难度和风险绝对远远大于可能的获益，又不是上进无门，白痴才愿意吃力不讨好地走这条邪路呢。

食品、医药、建筑等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行业同样对一个国家具有战略意义，但是其产品的门类繁多又意味着不能简单地全搞“服务xìng国企”。胡卫东自然明白这一点，但仍给这些行业各自设定了非营利xìng国企占比的红线，既发挥了“服务xìng国企”的社会效益。也没有令相关市场变成一潭死水。举例来说，服务xìng的国有医药企业主要生产那些经济上无利可图但需要量却最大的老药品，这也使得后世的中国不致再出现价廉物美的青霉素因为利润微薄而无人生产的窘况；而服务xìng的食品企业则专门生产物美价廉而且安全卫生的婴幼儿食品，至少可以避免后世再出现毒nǎi粉来坑害下一代。结果后来互联网出现后（之前就算有些食品安全事故，影响也不会太大。），反倒是很多外国人跑到中国购买放心nǎi粉

此外。学校、医院在后世因为产业化的缘故，很多也具有营利xìng质，而这在民国时期也很普遍，但胡卫东对这两大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服务xìng行业搞产业化却是极为反对的。因此为了杜绝后世医院优先开贵药、进口药之类既增加患者负担又浪费国家外汇、同时还未必对患者有多大好处的做法，胡卫东将“服务xìng国企”的那一套也用到了医院里面，药费虽然不可能完全免除，但因为收费的不是医院而是zhèngfǔ派驻医院的人员（为了防止形成稳固的利益链。这些人员每隔半年都要在不同医院之间轮调一次。），而医院的开支则全由zhèngfǔ另外拨款，所以医生自然不会再无谓地乱开贵药了，而由于治愈率和患者评价影响医院和医生护士的晋升和奖金，因此必须要用好药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抠门。这无疑比历史上后世的乱相好了许多，而学校、至少是那些公立的学校也都推行了类似的“服务xìng”政策，而几乎被废止了一切收费的权力（详见后文的教育改革部分）

虽然“服务xìng国企”后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胡卫东也没有完全取消传统的营利xìng国企，中原解放区的营利xìng国企主要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生产销售生活必需品但又不宜完全由“服务xìng国企”垄断市场的行业，如医药、纺织、食品、汽车、造船、飞机制造等等；二是国家为了推广某些不被市场看好的新技术而创办的高科技企业，这种企业一般规模不大，而且往往会在市场开拓出来之后上市转为国家持股的股份制企业，以更好地适应市场；三则是纯粹的营利企业，主要是烟酒这两个暴利行业，一方面这些钱太好赚，另一方面这些行业发展好了对于国家和社会也没什么实质xìng的好处，反倒对国民的身体有害，因此国企将国内市场（有本事出口的话私企也是可以经营的，但烟酒进入外国市场的难度）垄断、一方面赚取高额的利税、一方面则禁止民营资本进入这两个行业而又产生类似古代“有钱了就买地”的死局

除了这些纯粹的国企，还有国家参股、甚至控股的股份制企业，不管是否上市，都是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太祖对于股份制、尤其是投机xìng较强的股票市场有着很深的成见，胡卫东花费了很大的气力，并提出股票市场不允许短期炒作（购买股票后至少要过一年才能出售，这样股民买了股票只能做长线投资而非短期炒作。）、也不允许外国人zìyóu购买之后，上海的股票市场才得以保存下来

由于这两年乃至接下来几年里的大规模技术设备引进，无论是中原解放区还是别的几个解放区，全民所有制经济都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而且因为巨额资金的不断注入和国内短缺经济的现状，经济效益普遍十分喜人，以致于党内不少人都生出了一口气实现全面公有化的gdong。但这个时候太祖却亲自表态，指出在一段时间内私有制的存在对于国家经济利大于弊，这令胡卫东十分惊讶，殊不知历史上太祖其实是因为抗美援朝期间黑心资本家出售劣质、甚至是带菌的急救器材给志愿军，结果害死了很多同志，由此极为震怒，对这些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也彻底绝望，才决定提前全面公有化的

第四百四十一章一夜长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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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个时空，因为胡卫东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后勤系统，军需物资全都由体制内的国有企业负责生产，这类事情自然不会重演了。同时，更加严格的产品抽检制度和更加严厉的惩罚措施，对那些黑心的jiān商也是很大的威慑，因此即使是民品市场，也没有出现历史上建国初期的乱相，这多少改变了一点太祖对于资本家的看法。但真正彻底改变中国民营资本命运的，还是后来胡卫东与太祖进行的一番长谈

“首先，只要保证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当中的主体地位，私人资本的存在根本无关大局。而且就眼下来说，我们中国还很贫穷落后，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全面推进工业化；而即使考虑得更加长远一点，民族资本也有继续存在的价值”，胡卫东毫不畏惧地迎向伟人那似乎洞彻一切的目光，认真地阐述着自己的看法，“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道路不像资本主义那样有着几百年的经验积累，而即使是苏联的经验，也由于国情的巨大差异，而不能简单照搬到中国来。首先，苏联虽然在短短二十多年内就由一个农业国发展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但必须看到早在十月革命之前他们就已经是世界前六的工业强国，有着为数众多的识字人口和颇具实力的科技力量。因此工业化的基础要比我们好得多；其次苏联地广人稀、资源极其丰富，他们只需要出口资源就能够获得工业化必需的资金，工农业剪刀差的作用只是稍稍加速这一进程罢了（注1）。”

“而我们中国基础要薄弱得多，正常情况下光是达到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前的工业底子，恐怕都得花上两代人的时间，即使现在靠着毛泽民等同志的努力为我们从海外搞来了一大笔资金，也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因为工业化并不仅仅需要有机器设备和技术资料。更需要有足够数量的产业工人和科技与现代管理人员，三者都对国民文化素质有着不低的要求，而即使是文化程度要求相对较低的产业工人，也至少得是初中毕业才比较容易培训，那就需要八年（五年制小学）时间，而高级技工、科技人员和有着先进理念的管理人员就更不用说了。自学是个好办法，但是自学能力很强的毕竟只是少数。而且对同一个人来说，自学速度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比学校里更快，只是能够节省一些师资力量罢了；我们现在开始引进的外国工人可以完成很多目前中国工人很难完成的工作，但他们终究是外国人，而且因为翻译严重不足，目前我们基本只能将他们组成一个个企业单位。通过给他们下达生产任务来获得他们的帮助，却不能指望他们帮我们培训多少技工”，胡卫东讲到这里，眉头紧锁的太祖忍不住点上烟狠狠抽了一口

而这时胡卫东却说出了这一夜长谈中最有分量的一段话，“中外国情迥异。我们即使发展胜过了国外，也不能说就做对了。因为有社会主义的优越xìng在，谁知道我们就不能做得更好呢？发展不如国外，也不能说就一定做错了，因为先天条件不同。就拿澳大利亚来说，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多的资源，却只有几百万人口，随便卖点资源就可以让国民全都过上富足的生活，这是我们无论如何努力都比不了的。因此外国的情况并不能作为准确的参照物，而如果国内保留一部分私有制经济，让它们在同等条件下与公有制经济展开竞争，那就可以更加客观地反映问题。如果我们的公有制企业还不如私有制企业搞得好，就说明我们在管理或者其他方面存在不足，需要作出改进，必要的时候我们的国企与集体企业甚至要向那些搞得很好的私有制企业学习。”

太祖微微点了点头，但还是强调说，“取其jīng华，去其糟粕。”

“这是自然，事实上私企两极分化严重，从整体上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景气的私企都会占到很大一部分，我们就算要学，也只会去学那些最好的。”，胡卫东笑了笑继续说道，“而如果我们的公有制企业搞得比私企好，则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的优越xìng，事实上这种可能xìng无疑是更大的，有了国内的私企作为反面的对比，广大干部群众就会理所当然地一直相信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否则在内外敌人的恶意引导下，他们就很可能会拿中国的生活水平和西方列强相比，可中国毕竟基础薄弱，而且人均资源严重不足、外部环境又十分恶劣，就算社会主义制度再怎么优越，短时间内也根本不可能追得上已经发展了几百年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敌人就有了理由来质疑我们所选道路的正确xìng，即便这根本就是诡辩，但大部分老百姓却都只能看到眼前，一不小心就会被蛊惑的”

“你这娃娃什么都好，就是jīng英意识强了点，群众并不像你以为的那样短视和愚蠢，他们的眼光是雪亮的！要相信群众！”，太祖听到这里怫然不悦，但他心底里其实也知道，至少目前、大多数国内群众确实还存在着胡卫东所说的种种毛病，因此很快就放缓了语气，对胡卫东笑道，“言者无罪，你接着说。”

注1：在二战之前苏联的出口商品一直都以矿产为主（战后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例增加，而农产品反而开始大量进口。），工农业剪刀差的作用更主要体现在保证国内工业品的销路和国内各阶层的收入分配上，与出口创汇关系不大，这与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可以这么说，苏联即使不利用工农业剪刀差，工业化也一样可以完成（不考虑外部威胁的话），只不过速度会慢不少，而历史上的新中国如果不靠这个办法，重工业根本就发展不起来。

第四百四十二章一夜长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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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的训斥给了胡卫东很大的压力，但他却并没有因此藏着掖着，反而愈加直抒胸臆道，“公有制企业不能满足于比私企经营得好就算了，而是要不断拉大这个差距才行。公企的优势增大、说明我们的工作有了进步，需要进行总结以便推广经验，并从中提拔表现出sè的人才；优势减小、则说明我们的工作退步了，同样需要进行总结教训，以免再犯，而那些因为个人原因导致的，则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这个思路很好。”，太祖听到这里立即出言赞许，神sè也较之一开始有了很大的变化。

胡卫东心知太祖已被说动，顿时心中一松，又趁热打铁地补充了几点，“私企留着还有几点好处，比如多少可以减小一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敌意，在一定程度上分化敌人，缓和战后我国必然不佳的外部环境，利于我们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设备和杰出人才；国家经济陷入困难的时候可以严打违法经营的私企以转移矛盾，而如果没有私企的话，群众的怨气就难免会集中到党和zhèngfǔ身上，即使我们做得再好，也总会有些习惯于放嘴炮的借题发挥、吹毛求疵”。。

太祖听后连连点头，而胡卫东关于给公私企业竞争的“同等条件”（详见后文）的详细阐释则更是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解放区乃至后来新中国的私企也因此得以长期保留下来，并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工业化进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相比私营经济，太祖对于不存在剥削的个体经济反而更加在意，原来是他认为个体经济和小农经济（其实自耕农就是个体经济）一样是中国人不团结的根源所在，因此一直主张将个体手工业和商业全面合作化，以便将其转化为集体所有制经济。以培养国民的集体意识。但经过胡卫东的力谏，赤sè党最终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搞一刀切，至少某些确实适合以家庭或者个人为单位经营的行业也没有强求合作化。这一方面减少了不必要的浪费（对于小城镇的餐饮、旅舍、理发等必需服务xìng行业，即使是连锁形式，大企业的平均运营成本也肯定比一家一户的小饭店大得多。），另一方面则保存了更多的文化遗产。尽管胡卫东个人对于很大一部分所谓的“文物”其实并不待见。

至于集体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历史上就是太祖率先倡导的（当时叫做“社队企业”），一是为了战备、二是为了尽量消除城乡差别。因此很自然地受到了高度重视，胡卫东这下也省得多说了。而在更加敏感的外资问题上，两人的立场更是惊人地一致，尽管出发点有着很大的不同。

太祖其实并不反对引进外资，但前提是必须是有益的、可控的，并且不能损害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这是基于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和西方列强不断加强的经济侵略；而胡卫东相同的看法。则是因为历史上“以市场换技术”策略的失败

虽然客观上当时几乎毫无限制的外资引进解决了中国当时严重的失业问题，并借外资的力量培养了大批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产业工人，为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打下了基础；但在这个时空，由于海外支部的杰出贡献，赤sè党通过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以及和德国之间展开的秘密合作。引进了总价值超过50亿美元的无数技术、设备乃至人才，如果按可比价格计算的话，这甚至超过了改革开放前二十年引进外资的总和，而且还几乎全都是可以大幅度提升中国综合国力的有效引进，其对中国工业和科技发展的帮助怎么高估也不为过。同时，在巨额资金的推动下，各大解放区蓬勃发展的工业只会令赤sè党担心合格劳动力的不足，失业问题至少现在来看还很遥远。

更加重要的是，通过中德之间的全面技术合作（也不能忘了之前的引进工作），中国的绝大部分工业部门都有望在五年之内达到战前、乃至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虽然由于基础薄弱严重影响了中国技术升级的能力，当中德合作结束、那一百多万外国专家和工人也大都离开中国之后，在一段时间内中国与先进国家之间的科技差距将会不可避免地再度拉大，但据胡卫东估计，再不济也就会被拉大到十五年（事实上，由于来华外国人战后是在十年之中分批离开中国，并且还有两三成留了下来，加之中国在二战期间也赚到了不小的红利，因此这个差距最大时也就十年左右。），之后差距就将毫无疑问地再次缩小，而即使是十五年的科技差距，也远比历史上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外差距要小得多，而且因为工业化开始更早，这个时空中国的整体工业实力就更非当时可比了。

（PS：历史上解放后初期的苏援虽然也转让了不少当时还算先进的科技，但都不是苏联当时最先进的，至少也差了五年，而且苏联只提供了技术设备和人数与在华时间都远远不足的专家与技工，其中的大部分咱们都得自己慢慢消化，这一耽搁就至少是十几年的差距了，与这个时空中德双方的合作研究根本无法相比。而且历史上的苏援项目门类较窄，基本上只包括军工以及和军工有关的重工业部门，结果导致新中国虽然某些部门迅速接近、甚至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但大部分行业却还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着至少半个世纪的差距，因此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远比现在很多人以为的要大得多，而且这种极不平衡的工业化状况对于新中国的技术升级也十分不利。相比而言，这个时空中国的技术引进更加全面，因此基础也就打得更扎实，尽管全面的引进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老美不肯转让太多与军事有关的科技和设备）

正是有了这样的底气，胡卫东才敢于提高外资进入的门槛，想来投资可以，但必须对中国有实实在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