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新秩序(八宝)-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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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闹了一番，刘仁恭毕竟不可能真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叹了口气，让侍婢将戚氏拉出去后，又向刘守光道：“如今大战在即，暂且寄下你这颗狗头！回去后写一封悔罪书信，连同赔礼一并送过来！记住，信要亲笔写，赔礼一定要厚重！要是有半分差池，就将你交给李诚中，让李诚中处置你！还不快滚！”

刘守光喏喏答允着，爬起身来，用衣袖擦干糊在眼上的墨汁和血迹，转身灰溜溜的就往外走，刚到门口，忽然又听刘仁恭道：“以后不许你再擅自出入后宅！”

这一句话直吓得刘守光肝胆俱裂、腿脚酸软，心里如翻江倒海一般，只觉天旋地转，好悬没有栽倒在当场。

第二十九章营州经略（一）

经过近月的抢修，营州都督府的前院衙堂已经基本修缮完毕。门前照壁、逻卒铺屋、大堂、二堂、中门、各司房均已完工，如今张老匠正督促弟子们抓紧整修花厅及后宅。

如今坐镇都督府的是冯道，在李诚中的委托中，他“暂督营州军政事”。但冯道却有自知之明，只是埋头于民事，对于军事，从来不加过问。在遇到征募、训练、哨探、巡逻等军队事宜时，他都让李诚中麾下的几个军官头子拿出意见和章程，然后毫不犹豫的按照这些意见和章程予以实施。

李诚中前往幽州的这段时期，主掌柳城兵事的实际上是以下几人：甲都都头、仁勇校尉姜苗，丙都都头、仁勇校尉周砍刀，甲都左队队正、仁勇副尉钟四郎，乙都左队队正、仁勇副尉孟徐兴，乙都右队队正、仁勇副尉焦成桥，后勤队队正、培戎校尉赵大，亲卫伙伙长、培戎校尉周小郎，以及“狼军”队正解里。

上述八人除解里外，都是最早跟随李诚中的老部下，也是李诚中所部资历最深者，同时更是李诚中最为看重的军官，在军中享有最高话语权。在李诚中逐渐形成的用兵概念里，这些人虽有固定且具体的职务，但在具体使用中，却大都很模糊，起到了独挡一面的作用。

比如姜苗，虽为甲都都头，实际上却逐渐脱离了领兵的职责，颇似后世的部队参谋。又比如周砍刀，虽为丙都都头，在作战时却统领各都刀盾手，作为近身搏杀的指挥。孟徐兴和焦成桥虽是一队的队官，却担负着弓箭指挥的角色。钟四郎的甲都左队，则是李诚中麾下最为精锐的第一线精锐。赵大和周小郎也往往被李诚中赋予其他任务，至于解里，除了带领“郎军”外，还是全军的骑射教官，同时也是骑军在作战时的实际指挥者。

这些人在军中威望素著，冯道自己也明白，真要让他干涉军中事务，也没人愿意听他的。因此，冯道真正处理和决定的，都是民事。

但柳城那么大，诸事繁杂，尤其是契丹人占据的这些年，不重文治，要想恢复大唐当年的制度，重现文治的有条不紊，实在是一件艰苦的事情。冯道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他便只好从白狼山抽调了七八个协助过他一个冬天的老百姓过来。这些在白狼山被临时任命为“科员”的老百姓，是平素负责各处事务的管事，比如记录和书写的程岱，比如发放“工分”的刘子旭，比如管理仓库的程奢，比如组织伐木的郭央……

抽调过来的这七八人，大都是原来三个村中略识文字、读过几年书的，又经过冯道一个冬天的强化培训，算是白狼山中文化素养最高的了，对于协助冯道施政也比较熟悉。当初将这些人召集使用的时候，李诚中突发奇想，都统统任命为了“科员”，对于这个词，冯道还专门和他讨论过，李诚中说不出这个词的来由，但给出了这个身份的后续——副主任科员及主任科员。

冯道当时想要探讨究竟，李诚中解释不出，只能耍赖，他对冯道说，你觉得我有权任命文官么？冯道说没有。李诚中又问，既然不是正式官员，你管我叫他们什么，我喜欢这么叫，不行么？冯道又问，那副主任和主任又有什么区别？李诚中道，他们干得好，我就给他们升职，享受相应待遇和职权，这才能给人盼头。于是冯道无语，科员这个职务便沿用了下来。…；

但仅靠这些人还是不够，冯道又启用了几个契丹人使用过的文吏。这些文吏大都是品部大长老完失明结交和使用的文人，是柳城里的真正的读书人，不仅写得好文章，也能写得好字、作得好诗。他们在读书一道上比白狼山来的几个“科员”强上不止百倍，但身份上却属于“降臣”之列，因此虽然对“科员”们不服，当面的时候却又只能陪着笑脸。

如今大堂之内正在议事，大唐朝唯一一个在柳城有品级的文官——司士曹冯道居于正中，白狼山“科员”们和柳城“降臣”泾渭分明，分列左右。

“……经过再次核计，城中居户为四千一百八十一户，丁一万七千二百九十；城畿居户三千一百二十七户，丁一万两千四百三十八……”程奢几乎不看手中的文卷，侃侃而谈，一应数字，清晰道来，分毫不差。他在白狼山中专司管理仓库，每日里统计进进出出的物品，对数字十分敏感。调到柳城之后，对“降臣”们上报的数据心存疑虑，在冯道的同意下重新组织人手进行了统查，一查之后果然不符。

第二次柳城人口普查的数字比“降臣”们上报的数字多了五千余人，对于丁口不到三万的柳城来说，差异率太过巨大了一些，令一旁的“降臣”们羞愧不已。品部大长老完失明喜好汉人文化，对于诗词曲赋、琴棋书画有着偏好，这些“降臣”平日里更多注重投其所好，对于民政实务便不加关心，上次回报冯道的时候，也只是按照习惯做了大致估算，是以出现了很大的误差。

程奢继续道：“目前契丹人手中还有一定数量的奴律，大多是奚人、靺鞨人、霫人，当然也有少数契丹同族，数量约为三千到五千。”自从占据柳城之后，不用下令，契丹人便将手中所虏掠的汉人奴隶全部释放，只是对其他各族奴隶仍然舍不得出手，静观时局。

当初攻入柳城的时候，李诚中兵力太过单薄，为了顺利控制柳城，他采取的是安抚政策，即对品部各长老予以优待，保留其财产和地位，并借助长老们的兵力。这项政策在巩固了平州军的占领事实之外，也留下了很大的隐患，只不过现在还不是消除隐患的时候，因此冯道和李诚中对这些长老们暂时不予处置。

对丁口的统计是必须进行的，只有统计清楚确切的丁口数量，才能真切地实施征税、加赋、派役等官府行为，因为所有上述行为的基础都是依据丁口而来，这就是中国实行了千年的人头税，与后世以财产和流转环节为征税标的的税制有着巨大的区别。

人口数量的多少，不仅关系着税赋的多少，同时意味着可募兵员的多少。按照唐末募兵制，藩镇常备军队的募兵比例大约为三十比一，这些军队是职业兵，随时可战，随时敢战。当大战发生时，除了募兵外，还可征发民夫，征发比例为一户一丁，即十人一丁甚至五人一丁。这些民夫平时承担辎重后勤的徭役，遇到紧急情况时，则需加入作战。

以柳城目前的丁口来算，常备募兵应为一千人，战时可征发四千至六千民夫。用后世的话来说，这就是柳城现在的战时动员能力。当然，这种动员并不是极限动员能力，在守城战中，有深得民心的守将往往能赢得全称军民的效死，无论男女都会上城帮助防守，这种城池也是最难攻克的。…；

程奢报告完毕，冯道开始布置，将在场的部分人分作数组，准备从柳城出发，前往柳城以南五十里外的营州南部地区查访，统计各村各寨各堡的丁口人数。这项任务非常艰巨，预计将遇到各种困难。

自从契丹人占据柳城以后，四处虏掠各族人口为奴，许多百姓都逃离了原来所居的村寨，很多村寨已经没有人烟，同时，在许多契丹人势力达不到的地方，结成了不少新的村寨。

而在很多大户的带领下，许多村寨则结寨自保，构筑寨墙，组织团练，以武力抵抗契丹人的进犯，保护村寨不被流民哄抢。这些村寨形成了具有军事形态的堡寨，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营州南部的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能否顺利将这些堡寨纳入治下，也是此次南下的关键。为此，冯道亲自书写了许多公文，加盖平州刺史府司士印和前营指挥使印鉴，全数派发给了南下的各个“工作组”。

通过对柳城城中和城畿五十里的两次“人口普查”对比，白狼山“科员”们的实务能力显然高出柳城“降臣”们不止一筹，因此，冯道在分派“工作组”的时候，都以“科员”们为首，以“降臣”为辅，这在事实上承认了白狼山“科员”们在民政架构上的领导地位。

议定之后，刘子旭将手头的一起案件重新提了出来。这起案件发生于五日前，具体经过是这样的，一位契丹人将自己手上的汉人奴隶释放后，双方在街头不经意间相遇，愤恨于往日契丹人对自己的侮辱和残害，汉人当街辱骂了自己过去的“主人”，契丹人适逢酒后出行，冲动之下拔刀当街杀人，结果被巡城的军士当场拿获。

这个契丹人当街杀死汉人的行径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不仅令所有契丹人感到惶恐，同时让新加入“狼军”的契丹兵人人自危。对于如何处理这起案件，整个柳城都陷入了热议之中。意见大致分为两类，一是重处，即将杀人的契丹人全家处死，持这种意见的是品部各长老及军中将士，尤以小郎君兀里为甚。当时兀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在冯道面前哭诉，仿佛不如此不能表其昭昭之心。

二是轻处，即只处死杀人的契丹人，而不论及家人，持这种意见的以中下层百姓为主，包括各族普通百姓及行商。他们不希望刚刚安定下来的生活在此陷入动荡，害怕引发汉人和契丹人之间的族群报复与仇杀。

对于如何处置，冯道一直在考虑，如今文吏们即将南下，负责刑名的刘子旭也是其中之一，再压在手头显然不行了，便又将这一案件提了出来，请示裁夺。

第三十章营州经略（二）

发生在柳城街头的杀人事件是如今各方关注的焦点，冯道也知晓此事不能再拖延下去，便问：“日升，谈谈你的想法吧。”

日升是刘子旭的表字，这个表字还是冯道当初在白狼山时给他取的，因此，刘子旭其实也算冯道的弟子——虽然他实际年龄比冯道还要大上十岁。

刘子旭道：“司士，若依某而言，杀人者偿命，天经地义。只是是否牵连本家，则由司士定裁。”刘子旭虽然读过几年书，又在白狼山受冯道教化了半年，但毕竟没什么世面，说不出太多。他只是依照固有的思维，简单认为应当“杀人偿命”。至于是否牵连罪犯家人的问题，则习惯性的生出“小民思想”，觉得应当由上位者来判断。

这么简单的回答当然不能令冯道满意，他看了看大堂上正襟端坐的众人，指了指“降臣”中跃跃欲试的吴中佐道：“汉元，你说说。”

吴中佐表字汉元，是柳城大户，祖上原是故营州都督府从事，兼行商业，家财丰厚。吴家是柳城少有的书香门第，家中藏书上千，子弟饱读诗书。柳城被奚人占据后，舍不得抛弃家财的吴家向奚人屈服，以重财贿赂奚人，同时积极为奚人出谋划策，使家族得以在柳城延续。其后面对契丹人，吴家施以相同的策略，算是勉强保住了家业。

只不过无论奚人也好、契丹人也罢，对于积极报效的吴家，所看重的都是其财货输殖之能，他们本身就文治不太感冒，或者说压根儿不懂，当然也就不会设立官衙管理柳城，一直想要出仕的吴家便无法重振家声，可谓报效无门。

李诚中占据柳城之后，吴中佐意识到其中蕴含着的良机，主动投到冯道麾下充任幕僚，希图踏上仕途。对于契丹人杀人的案子，吴中佐利用这几天时间翻遍了家中藏书，对此信心满满，极想在冯道面前加以表现。听闻冯道指名，当即大喜，稳了稳激动的心神，恭敬道：“司士，某这几日也对此深思良久。此案为当街相遇，双方并无预见。受者辱人，而后受刀，案例清晰明了。依《永徽律》斗讼篇所录，杀人分六等，即谋杀、故杀、斗杀、过失杀、误杀、戏杀，此案显然出于激愤而将受者杀死，但因抽刃临于受者身，则当属故杀之列。疏议曰：斗殴者，元无杀心，因相斗殴而杀人者，绞。以刃及故杀者，谓斗而用刃，即有害心，合当斩。”

吴中佐的话引用律典，可谓判罚有据，同时明确了罪犯犯罪的性质及应当处以的刑罚，与刘子旭相比，高下立判，因此得到了冯道赞许。

唐律承隋代《开皇律》而来，经武德年间和贞观年间两次修改之后，于高宗朝最终形成完备，名为《永徽律》。其后则天皇帝的《垂拱律》和玄宗皇帝的《开元律》都是以《永徽律》为基础进行修改，在使用方面并未超出其范畴。因此，大唐天下仍旧以《永徽律》为法律依据，朝廷在科考取士时的明法科中，所考的内容便以这部法律为主。

中国古代的许多法律原则，都是在这部法典中最初得以集成和体现的，比如五刑之说，即处罚的五种刑罚——笞、杖、徒、流、死。比如十恶之行——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犯十恶罪者皆处以重刑，不享有赎、免等特权，所谓“十恶不赦”就是这个意思。又比如八议制度——八议的对象主要指亲、故、贤、能、功、贵、勤、宾，也就是皇帝的亲戚故旧及官僚贵族，这些人只要不是犯了十恶罪，其他罪行都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减轻或免于处罚。…；

此外，《永徽疏议》还确立了许多延续至后世的法理原则，包括划分公罪与私罪、自首减免刑罚、共同犯罪、合并论罪、累犯加重、区分故意与过失、类推、老幼废疾减刑、同居相瞒不为罪、涉外案件等处理原则。可以说，一部永徽律，奠定了中华法系在世界上五**系之一的地位。

吴中佐的言论以《永徽律》为据，可见其家中必然藏有此书。冯道一边认真听着，一边已经开始打起了他家中藏书的主意。

吴中佐接着道：“至于是否祸及家人，则看司士是否依据前例。”

冯道问：“此话怎讲？”

吴中佐道：“若依营州都督府羁縻旧例，唐人为胡人所伤，除伤人者依律惩处外，其部族当偿付一定的牛羊，具体数额视犯者情节轻重。”

冯道问：“此为何时旧事？”

吴中佐道：“元和年间节度使刘总旧事。”

冯道被勾起了兴趣，又问：“天宝年间如何？”

吴中佐道：“天宝年间，安节度每遇此事，着即兴兵，必屠胡人部族方归。”

冯道默然，吴中佐又道：“此为营州都督府羁縻旧例，营州为胡人占据后，依照胡人旧例，胡人可以牛羊免罪，但一般不做惩处，是为空话，杀了也就杀了。”

众人正在听吴中佐引征旧事，忽听门外来报，李将军已经入城！冯道大喜，忙率众人赶到都督府衙前，翘首以盼。

过不多时，就见李诚中在众军将的前呼后拥下来到，冯道忙领众人上前施礼。

文武相见，好一阵热闹，李诚中知道冯道正在商议对一起契丹人当街杀人的案件后，便想先听一下，于是进了大堂，和众人一道坐了下来。在冯道的示意下，吴中佐再次详述了整起案件的经过，并将自己的判罚推定尽数道来。眼前之人是柳城真正的主人，吴中佐怎肯放过这自荐的大好良机，当下施展浑身本事，只恨不能将毕生所学全部展露。

但他这么一显摆学识，反而听得李诚中一头雾水，可谓弄巧成拙。李诚中越听越晕，毫不客气将他打断，转头向冯道看去，冯道和他搭档了大半年，自然知道他肚子里有几两墨水，微笑着点出一位“降臣”，让那人再次叙述了一番，这次却要简练明了得多。只苦了一旁的吴中佐，他被李诚中打断说话，所受打击之深实在无法形容，他自觉仕途渺茫，不免脸若死灰，呆呆的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向李诚中重新解释的这个“降臣”名叫宗亮，是个当街卖字、替人占卦看相并兼写家书的读书人。宗亮年已四十，这辈子混迹市井之中，与最底层的老百姓打交道，说起话来最是好懂。他将吴中佐刚才说的那些话稍加转换，便简单明了得多，其中还习惯性的加上一些信口拈来的趣事，显得十分生动，说到精彩处，令李诚中身后的大老粗军将们都听入神了。

李诚中听完后，问冯道：“可道老弟打算如何判定？”

在李诚中面前，冯道自然不会再有所隐藏，当下正色道：“不分胡汉、不依前例、当循唐律。”

这其实是冯道和李诚中在当初募兵之时形成的共识，只不过那时在军，此刻则在民。按照两人的共识，今后的柳城应当淡化胡汉之分，强调“大唐子民”的概念，因此，在这起案件中便要依据唐律来进行判罚——即不管你是胡人还是汉人，你都是大唐子民，按照唐律，故杀则斩，不论其余。…；

实际上“大唐子民”的概念就是后世的所谓“国民”概念，对于各民族的处理政策，实行“国民待遇”。无论你是哪个民族，在遇到事情的时候，都按照大唐子民的身份来进行处理，既不优待你，也不鄙薄你。

在李诚中的认知里，强调胡族的独特性应当让位于强调各族的共同性，后世许多针对少数族群的优待政策，其实反而强化了对他们的非认同感，将其从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割裂出来。当然。李诚中不知道自己这种认知是否狭隘，但他既然穿越了，既然成为了柳城说一不二的主人，他当然要按照自己的认知来管理治下之民。

因此，李诚中完全同意冯道的处理原则——不分胡汉、不依前例、当循唐律。当然，作为穿越人士的李诚中强调了一点，就是在判罚执行之前，要尽可能做好宣传，重点在于突出“大唐子民”这一概念。说到这里，李诚中很是欣赏的看了看刚才讲解案情的宗亮，问冯道：“为此，我想成立宣传科，以宗亮为科员，可道觉得是否可行？”

冯道没听说过什么“宣传科”，但从字面意义上却一听就懂，他对宗亮十分赏识，本来就是借机向李诚中进行推荐的，见李诚中同意起用宗亮，当然赞成。冯道这大半年来对李诚中嘴里不停蹦出来新词早已习惯，便不以为意，只不过这个所谓“宣传科”究竟是什么根底，他打算下来之后再好好问问。

能够得到“科员”这个官职，宗亮心里大喜过望，他知道“科员”是冯司士手下第一批文吏中的佼佼者，是准备大用的人才，自己如今能够名列其中，表明他终于摆脱了市井，正式步入柳城的“庙堂”，将来在柳城的仕途必将一片广阔。

一干“降臣”都是羡慕不已，吴中佐更是哀叹连连，他已经琢磨过味儿来了，敢情这位李将军就是个大老粗，自家今天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早知如此，何必耍文，若是也如宗亮一般来点市井言辞，这“科员”一职，哪里还轮得到别人？

只听李诚中又小声问冯道：“刚才那个吴中佐如何？”

冯道回答：“此人学富五车，熟读经史子集，尤擅法典律令，可叹胡人不会使用。”

李诚中道：“我刚才听他说话，似乎是这么回事。干脆成立一个法律科罢，以他为科员，可道你看如何？”

冯道微笑，点头称善。

吴中佐今日心情大起大落，由落又起，沮丧中忽见仕途又重新呈现眼前，顿时激动得无法言语，只觉李将军果有识人之明，可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将军也！”

第三十一章营州经略（三）

这书终于有了第一个执事，谢谢猪猪的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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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李诚中在营州“得道”，他身边的部将从属必然相应的纷纷升官加爵。这也是藩镇中默认的军头制度，同时也是军头们能得部下效死的直接驱动力。否则主官拼死拼活一个人累，没有旁人襄助，再牛比的穿越众，再能开金手指，也是注定扑街的命。

对一心一意扑在民政上的冯道来说，在他打定主意随李诚中出关闯荡的那一刻起，便逐渐打上了李诚中的烙印，当然，他身上同时也有刺史张在吉的烙印，是张在吉征辟并启用了他。冯道在为李诚中处理民事政务上可谓尽心尽力、尽职尽责，让李诚中能够抛开繁杂而琐碎的事务，全身心投入到军队建设上。

经过大半年的磨砺，年轻的冯道也逐渐展现出了性子中的沉稳，在与最底层百姓的来来往往中，他对民间的疾苦和百姓的需求更加理解，行为方式也更为变通，在与李诚中的同甘共苦中，两人之间的友情逐渐加深的同时，相互间的配合也熟稔有余。

作为李诚中身边的唯一一个文官，冯道在论功行赏中自然排在了第一。

冯道的正式官职是平州刺史府六曹之一的司士曹，这个官职如果在太平年间，应该为七品或六品，但在这个乱世之中，朝廷对官职的封赐已经成为了一种荣耀，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所以藩镇属官的品阶早已与往日有了天壤之别。

强势一些的藩镇，封赏部属官阶之时，可以同时向朝廷行文讨要，朝廷也不敢批驳，比如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或者宣武节度使朱全忠。还有一些与朝廷相距较远，或者与朝廷有过明显不合的藩镇，便只能在自己的职权下封官，因为他们向朝廷讨要官职的公文，一般会被政事堂拖延下来，往往无疾而终，比如西川节度使王建，还有就是卢龙节度使刘仁恭。

刘仁恭为儿子刘守文讨要义昌军节度使官职的时候，朝廷不是很爽快，当时刘仁恭为此曾经谩骂过天子，因此两边关系比较紧张。所以刘仁恭向长安讨要官职的公文都会被拖延很长时间，到了后来，不是特别需要的官职，卢龙方面就不会去触政事堂的霉头，这也直接导致卢龙辖下各官的官阶不是很高，绝大部分只能在节度使本职范围内解决，一般不会超过五品。

周知裕的四品宣威将军和张在吉的兼职营州刺史就需要长安政事堂批复，但他们收服营州的大功在那里摆着，政事堂诸位相公也不至于厚着脸皮硬撑着不给，只不过批复必然要晚到数月，当然卢龙军全镇都不在意，他们已经自己默认了这次升迁。

基于以上原因，冯道的平州刺史府司士曹仅为八品小官。

冯道的功绩是看在李诚中眼里，记在李诚中心里的，他还记得当年曾经答允过冯道，要帮助他成为营州刺史，因此，李诚中首先想到的就是为冯道一步步攀升而努力。

节度府在这次营州重置的调整中默认了平州系对营州的统辖权，任命张在吉“兼知营州诸军事”，可在平州内部，无论周知裕也好，张在吉也好，都很清楚营州到底谁说了算，对于营州刺史府的组建，必然要征询李诚中的意见，这种“征询”更带有一种听之任之的意味在里面。…；

李诚中回来的时候，在平州刺史府待了一天，与刺史张在吉讨论的重点便是新营州刺史府的构成。在谈论这个问题的之时，李诚中对张在吉显然没有对周知裕那么客气，语气依然恭敬，但态度却十分鲜明——营州是我李诚中的，营州刺史府属下的官吏当然由我李诚中来举荐！

这个年头，有兵就是王，对于李诚中的营州，挂名刺史的张在吉显然很懂规矩，他只做了一项任命，即任命冯道为营州刺史府长史，官阶正七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李诚中付出重大代价，他答允每年上缴平州刺史府钱三万贯、牛二百头、羊两千只。

当然，李诚中也不是没有所得，契丹人不重农耕，这一年里整个营州的田亩都处于需要重新复耕的境地，所以他和张在吉达成了协议，即以钱两万贯、牛两百头、羊三千只的代价，购买了一万多石粮食，其中包含一千石种粮。按照每人每月半石的耗粮数，这些粮食可以养活一万耕农两个月，若是佐以羊肉混合，可以让一万耕农四个月不用为吃饭发愁，为营州的复耕打下重要的基础。

此外，李诚中又花了一万贯，购买了大批锄头、斧子、镰刀、犁具等，这些都是冯道指定购买的物资，李诚中现在有钱，买起来毫不吝啬。为了满足李诚中的采购，张在吉组织大批工匠开始打造，预计将在两个月内分批送往柳城。

冯道对自己获得营州刺史府长史一职十分欢喜。长史本为幕僚官，即掾属之长，秦汉之际，丞相、三公等大员府中所置长史权势极重。唐制，上州或中州均设有长史一职，位在别驾之下，却已经没有了实权。但与刺史府中的长史所不同的是，边境大都护府中的长史，却又掌有大权，地位很高，有时甚至能得到举荐，直接出任节度使。天宝之后，大唐各都护府逐渐消亡，长史一职才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可以说，长史之权可轻可重，视所属机构而定，营州本为都督军府，李诚中为冯道讨来的长史一职，实则是着眼未来。冯道现在是营州刺史府长史，名义刺史在平州，他就是大唐在营州的最高文官，实际代行刺史事。李诚中在白狼山时曾经答允过冯道，将来帮他登上营州刺史之位，如今也算完成了大半。

李诚中一回柳城，立刻和冯道商议起了营州刺史府属下架构和管理的设置。

对于李诚中从平州刺史府空手而回，冯道有些诧异。所谓空手而回，不是说他没按照与冯道的约定，购买粮食和农具，而是说他没有带回相应的空白告身。

“没有告身，就没有办法任命正职属官，难道将军打算让他们都在刺史府中为幕僚佐二？”

“不是，该任命就任命，如果我要回来一堆空白告身，乱糟糟的也没什么意思。”李诚中笑道。

“没意思？将军以为没意思，可别人不这么看。有官身和没有官身是两回事！”冯道有些不满意李诚中无所谓的态度。

“谁说没有官身？咱们当然要给他们官身。”

“没有告身，何来官身？”冯道问。话题又绕了回来。

“咱们自己来任命，自己来制作告身，何必非要从平州讨要？不就是一页帛纸么？到时候束手束脚，很多事情没办法处理。”

冯道气急反笑：“没有平州方面认可，咱们的告身就是违制的！莫非将军打算造反？”…；

对于冯道扣过来的大帽子，李诚中不是很在意，这年头，天下藩镇几乎都等同于造反了，只不过大家谁都不明说罢了。

“不是造反，我的意思，是在长史之下设立官职，这些官员挂名于长史府，而非刺史府，这样的话，一应任命和设置就不用跑去平州讨要了。”李诚中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他的用意是想寻求一种体制外的体制。

“长史是无权任命有品阶的官员的，说到底，就算挂名在长史府下，还是幕僚佐二，没有品阶，没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