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极品闲人(刺刀)-第3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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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老病死，是每个生命都要演绎的公式。生，是开始；老，是过程；病，是磨练；死，是归宿。帝王的生命过程与常人无异，只不过是这一过程中的维护保养、善后处理的成本，极大极大地高于常人。

皇帝有病讳称“不豫”，豫，有不快活、不高兴的意思，引申为不舒适。病情加重称“大渐”，渐，加剧。皇帝之死，通常称“崩”，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

崩，山崩地裂、大厦将倾。东汉班固的解释是：“天子称‘崩’何？别尊卑、异死生也。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黎庶殒涕，海内悲凉。”

所以说，做皇帝有什么好的一样离不开生老病死，不单单如此，还要摒弃感情，时时刻刻的用神秘来装扮自己，让自己始终都活在一个君权神授的梦里，还要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连死都要担惊受怕的。

可是即便如此，仍然有那么多人，为了一张皇位争来抢去，如同飞蛾扑火一般。

李承乾做太子的时候，就时时刻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做了皇帝之后，一样要疑神疑鬼，何曾得到过真正的快乐。

如今这个老朋友已经不在了，杜睿这些念头也只能自己想想了，不过就算是李承乾健在，又能如何，总不能劝说李承乾不要做这个皇帝吧。

李承乾生前一向倡导节俭，就连自己的身后事，都曾有过一切从简的安排：“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絰带无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民男女哭临宫殿。宫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声，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

皇帝为一国之主，安危生死朝野瞩目，按照礼制，治丧期内，民间均须服丧，必须哭灵，并且不能“娶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等等。只是李承乾觉得这样做扰民太甚，便下令将自己的丧事从简。

皇帝驾崩，居丧大殡，事关重大，都是有着严格的礼法制定的，按照礼法，皇帝驾崩，当由皇后下令由三公主持操办丧事，满朝文武均扎白头巾，着白单衣，御前侍卫持兵器守卫遗体，宫中、京城戒严，内侍等官员昼夜轮流值班。

皇后、皇太子、皇子与三公重臣向大行皇帝遗体告别，洗抹遗体，太监、宫女准备黄绵、缇缯、金缕玉柙，将珠玉置皇帝口中，称衔块，用宫中冰窖所藏天然冰块置于遗体侧，以防尸身**。

金缕玉柙，又称玉柙或玉匣，后世称金缕玉衣，汉代皇帝和上层贵族的特制殓服。玉衣之制起于东周，至西汉时已广泛使用。后世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墓中，出土两件保存完整的金缕玉衣，衣用带孔玉片制作，玉片间用金丝编缀。刘胜玉衣长1。88米，用玉片2498片，用金丝约1100克，分头、上衣、裤、手套与鞋5个部分；窦绾玉衣长1。72米，用玉片2160片，用金丝约600克，结构同刘胜玉衣。

衔块，又称饭含，旧时人死口中含物。汉代刘向《说苑》上说，天子含珠，诸侯含玉，大夫含玑，士含贝，庶人含谷实，罪人含土块，以示有罪。

《白虎通义》称：“所以有饭含何？缘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含。用珠宝物何也？有益死者形体，故天子饭以玉，诸侯以珠，大夫以璧，士以贝也。”

朝廷还须遣使者持竹节星夜赴告在外地的王公大臣，使者一到，均须伏哭尽哀，同时，京城文武百官必须至殿堂之下哭灵。

第三天，大行皇帝小敛，即在室内为皇帝遗体换上葬服，随之大敛，即在室外两楹之间的阶陛间将尸体入棺，此时，御林军在殿堂四周警戒，太监持武器守卫在摆放棺椁的大殿上。

皇帝及诸侯死后，均在第三天小敛，这样做，是因为医学不发达，不能科学的鉴定死亡。为怕发生休克或假死，第一天即派人用丝棉置于逝者的口鼻间，轮流观察是否仍有极轻微的呼吸，第二天，尚冀望逝者或许能够生还，第三天，“魂气不返，终不可奈何”，便只能装敛入棺了。

棺椁也是有着相当严格规定的，按照周制，“天子棺、椁九重”，棺，藏尸之器；椁，围棺之器。其中，棺为四重：“天子之棺四重”，一重即两层。秦、汉以来，帝、后棺椁主要采用梓木，所以称“梓宫”。

皇帝入棺后的当夜，皇后、皇太子等皇室成员，王公贵族、文武群臣，披麻带孝，均赴灵堂依次拜伏哭灵，祭奠用太牢之礼。

在隆重祭奠大行皇帝之后，三公奏《尚书？顾命》一篇，请皇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先帝的灵柩前，并请尊皇后为皇太后。此奏当场便得到皇太后的批准。文武百官退出灵堂，换上吉服后再群聚大殿，由太尉宣读皇太后策封皇帝的策命，并授予传国玉玺，群臣山呼万岁，庆贺新皇帝的登基。此时，新皇帝即诏令大赦天下，同时解除戒严，除宫禁侍卫外的御林军返回驻地，百官仍换上丧服，继续参加以后的悼念与祭奠活动。

皇帝出殡之前，在京百官每五天去其灵前祭奠一次，临到出殡前三天，各地均须在专设的灵堂内，每日祭奠一次，出殡前两日，则须早晚各祭奠一次。

在做好一系列前期工作后，经太史卜卦选定好下葬之日，大行皇帝出殡的时刻到了。运载皇帝灵柩的车称大行载车，大行载车装饰华丽，由太仆驾御，车上插有十二面曳地彩旗，上绘日、月、飞龙图案，旗上写有“天子之柩”字样，卤簿以大驾规格，驾用六匹纯白色“骆马”，马身用黑药灼烧成“虎纹”。

皇帝下葬后，马作处理，车则藏于城郊秘宫，均不得再返回城中。今后如需再用此车，须由太仆与工匠在秘室中检修并重新装饰后，方可重新使用。

新皇帝率百官再行祭奠礼后，柩车启行，送丧者执绋前导，称为发引。绋用长三十丈的白色绸带，公卿、宗室子弟三百人、六列、每列五十人执绋，校尉三百人持幢幡，另有六十人领唱挽歌。

新皇奉大行皇帝的灵柩至殡殿，称为奉移，安葬于陵寝，称为奉安。大行皇帝安葬之后，新皇按例必须守丧。

汉文帝以前，大丧守丧期一般为三年，文帝临终遗命天下吏民只服丧三天，汉成帝时恢复三年守丧期。三国魏文帝曹丕和蜀汉刘备大丧期仅为三天。

服丧者所穿丧服也不相同，在家守丧，服用白色；如遇战事等不能守制，服黑以代丧服。虽然按礼须守丧三年，但帝王或朝中大臣往往以国家大事为由，减少守丧时间，称为除服，即除去丧服。因公而除服，称为公除。

汉代帝、后治丧的规格、形式等，以后各朝虽未必完全照搬，但大体基本沿用，并且得到谨守礼教的儒臣们的鼎力维护、严格执行。

历朝历代皇帝的大丧被称为国丧，皇帝的忌日称为国忌。如晋代逢国之大丧，原来例行的祭祀活动应当取消。

晋武帝咸宁五年十一月，弘训羊太后逝世，宗庙之祀相应停止，天地、明堂之祭则不举乐。

李承乾既然已有遗命，臣子自然不敢违逆，但李承乾是大唐帝国的皇帝，有些程序，花费可以省，但是该讲究的地方，却也是不能马虎的。

七日之后，一片愁云惨雾、如同死水的长安城，总算波翻浪起，有了些许生气。

这天早上，宫中设启奠再祭，在杜睿的陪同下，已经登基称帝的李贤率领百官衰服四拜，一番焚香、献酒、读祝等仪式后，李贤侍立灵柩前，内监奏请灵驾出发。

一时间，伞扇旌旗掩天蔽日，内侍执事排阵列队，灵柩以彩帷相遮缓缓前行，仪仗如白色长龙浩荡随后。武京娘等人送至承天以内，哭祭后回宫。李承乾灵柩在午门外抬上大升舆，宗室、百官送至城门外，再行祭奠，称“辞祖礼”。

而后李贤亲率队伍行至太庙，改换常服，持神帛入庙内，先跪后立，由司仪官宣读李承乾《谒辞》，以示向列祖列宗报到。

礼毕，李贤将招魂幡交司仪官安放在灵车上，又换成丧服，随队伍朝茂陵进发，文武大臣中葬事无关的人员均返回，队伍行进途中早晚都要祭奠，沿路由宗正及相关官员安排人与当地民众依序设祭，黄尘起处，干嚎震动山野。

灵车到达茂陵后，先移灵柩入献殿，又是一番焚香燃烛、行礼跪拜。执事人员抬灵柩入地宫皇堂安放，仪式过后，关闭地宫。

李贤在外设香案行礼，这时，李承乾的神主牌位已立于香案，由内侍奏请神灵附于神主牌上之后，这块牌牌就是已经长眠地宫之内的李承乾的化身了，代替他继续享受着生前所有的尊荣。

神主牌由仪仗侍卫簇拥返回京城，先在城郊设帐暂伫，俨然如往昔皇帝的大驾回銮，百官衰服候于城外，五拜三叩，向神主牌致敬。直到神主牌位归于太庙，并由宗正再至茂陵行礼后，李承乾的丧事才算是“万马齐喑”、尘埃落定。

自那一日返回长安，到处理完李承乾的身后事，杜睿衣不解带，已经整整操劳了十日的时间，好容易等到将李承乾送入茂陵，紧接着又要忙李弘的后事。

李弘生前虽为太子，但是却不曾登基，关于他后事的规格，一时间也难倒了一众大臣。

在历史上，高宗和武则天的长子李弘去世之后，让高宗悲痛欲绝，这位痛失爱子的父亲，把感情都注入到了李弘的后事中。李弘被追封为帝，谥号“孝敬”，并且以天子之礼安葬。给他建造陵墓由于工期紧，工程量又大，征发的民夫都闹了暴。动，跑的一个不剩。

历史上那个李弘的恭陵位于偃师市缑氏镇滹沱村西南的景山之巅南依嵩山，北临洛河，东南群山环抱，西北岗峦叠起，山川如画，景色宜人。

据说李弘的陵址是他的母亲武则天亲自选定的，武则天带领众大臣前来看茔地，路途歇息时，在现在的偃师中宫底村下驾随从的大臣问武则天：“太子的灵台封土堆多高？”

武则天随口答道：“这里能看见为止。”

身边大臣低声议论：“这还了得，此处是深沟，就是把陵墓建得再高也看不见”

有个大臣想了个使她金口玉言能够变为现实的办法，为此还专门请了个“风水先生”，“风水先生”对武则天说：“皇后再向北走5里，遥望太子茔地最为吉利。”

武则天遂又移驾到现在的安滩即偃师安滩村临回宫，大臣们又问武则天：“灵台封土多高？”

武则天说：“不是说过了，这里能看见为止。”

大臣们领到了圣旨用了三省民工，花了三年时间，费了亿万两黄金，恭陵建成。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历史上所修的恭陵规模是何等的宏大，气势是如何的雄伟据说，当年只是唐恭陵的神道就有50多米宽，好像后世的马路一样，神道两侧立有两列石象生最南端的望柱至北神门外坐狮，总长800余米，恭陵的灵台封土呈长形覆斗状现存东西长164米、南北宽146米，残高23米经探查，灵台封土四周经千年风雨侵蚀及人为垦殖，每边均被损掉10米左右，原封土的长、宽应分别为180米、160米左右，灵台高度按唐代天子礼“依汉长陵故事，汉长陵高九丈”，合今天27米，恭陵的灵台封土为高黏度红胶泥土质，且经过夯筑，坚硬密实。

杜睿当然不可能花费那么多金钱去给李弘单独建造一处陵墓，见大臣们又是争吵不休，杜睿再次一言而绝，李弘加谥号“孝义皇帝”，陪葬茂陵。

第七篇　永徽　第十九章

茂陵！

李承乾的归宿之地，和太宗皇帝的昭陵相比，这里略显寒酸了些，这也是李承乾的遗命，他一生勤俭惯了，即使当下大唐的国力鼎盛，远胜前隋，可是李承乾这个帝王对自己的要求依然十分严格，就连作为一个帝王，身后事应当享有的尊荣，都是如此。

这一次来，杜睿又将李弘送了过来，其实杜睿很清楚，李弘的死，其中疑点颇多，就算是恒连奉了李弘的命令，前往麟德殿护驾，东宫也不会没有保护力量，岂能让侯义轻而易举的进了东宫，还毒杀了李弘。

不过就算是有所猜疑，在这个敏感的时候，杜睿也不会再横生枝节了，他下意识的感觉到，李弘的死，和李世绩，李象脱不开关系，可是杜睿相信，即便这件事当真是李世绩做的，也一定有他的道理，李世绩是个有分寸的人，不会做那没有道理的事情。

而且现在李贤已经登基为帝，而且杜睿能感觉得到，这个低调的皇子，会成为大唐又一个盛世的开启者，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皇帝。

礼葬，致祭！

一切的程序都完成之后，杜睿并没有急着离开，而是到了茂陵附近的别院，武京娘正在此处隐居，李承乾的葬礼忙完之后，武京娘就兑现了当初的承诺，以为李承乾守陵的名义，远离了长安，远离了纷争。

杜睿知道武京娘依然有野心，对权利的**从来都不曾熄灭，只不过她和历史上的武则天相比，武京娘更加疯狂，也更加理性。

武京娘没有武则天那般很辣的手段，她对权利的渴望也是源于一直以来的不安全感，她所做的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自保。

结果带来的却是，丈夫李承乾和长子李弘的死，虽说两人的死，并非武京娘的本意，事实上，她甚至一直都在极力的避免发生亲人受到伤害的情况，但是彼不杀伯仁，伯仁却是因她而死。

现在的武京娘可谓是心灰意冷，到茂陵为李承乾守陵，虽然是形势所逼，但是又何尝不是武京娘选择的逃避方式。

丈夫和长子都不在了，继续留在那个冷冰冰的皇宫之中，只会不断的勾起她对以往的回忆，虽然让她和李贤分开，在李贤成年之前，都不能回长安，有些残忍，但是为了安抚一些人的心，让一些人放开对武京娘的戒心，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事实上，杜睿从一开始就不认为武京娘会成为吕后，武则天那样的人，她虽然颇有野心，对权利也确实充满了**，但是她的心还是不够狠，女皇，那个位子不是谁都能坐的。

即使武京娘成功了，在杜睿看来，她最多也就是刘娥，有武则天之才，却无武则天之恶，在历朝历代的众多皇后中间，刘娥虽然没能像武则天一样君临天下，但是却是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个人，论起出身最微、经历最奇、权力最大、争议最多的，恐怕都要属这位宋真宗的皇后刘娥了。

刘娥的出身，说起来比之武京娘都要差上很多，关于她的出身，也是当时士大夫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宋史》说她祖籍太原，爷爷是将军，父亲是刺使，还在襁褓时，父亲就死于征战，母亲也撒手人寰，成了孤儿，后被好心人收养，长于益州。

不过，《宋史》的记载云山雾罩，语焉不详，除了的确在四川长大之外，其它线索皆无从考证。而司马光《涑水纪闻》则说：“章献刘后，本蜀人。”

本来就是四川人，对祖籍太原说，明显表示反对，所以，那有名有姓的将军和刺使到底是不是她的亲人，还真难说，留下了千古谜团。

她与那位似父似夫的龚美的关系，也有点说不清道不明。《宋史》载：“蜀人龚美者，以锻银为业，携之入京师。”

一个姓龚的男人，带着一个姓刘的女孩在京城打工，这会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据说，刘娥“善播鼗”，擅长拨浪鼓，可以想象，银匠龚美拉风箱炼银子、美女刘娥拨浪鼓揽生意那动人的情景，颇有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当垆卖酒夫唱妇随的浪漫。

史料中比较真实的记载是，当时还在做太子的宋真宗机缘巧合见过刘娥，惊鸿一瞥，看上了她。

对于“皇二代”来说，要么看不上，一旦看上，巧取也好，豪夺也好，拆墙也好，插足也好，纵使出浑身解数，也会要据为己有的。

于是，太子送钱送物，给房给车，终于抱得美人归，把她接进了自己的襄王府，上演了一场东方版王子与灰姑娘的传奇故事。从此，太子心无旁鹜，对刘娥“宠幸专房”，夜夜笙歌，旦旦而伐，三千粉黛无颜色。

皇权社会也是宗族社会，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血统论和出身论成了道德制高点，成了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决定因素，贵族血统可以世袭官爵，不作任何努力就能享尽人间富贵，而身份低贱者想要挤入上流社会，则比登天还难。所以，从进入王府的那天开始，刘娥那卑微的身份就成了她的“魔咒”，如影相随，时刻影响着她、打击着她、摧残着她，无论采取怎样的措施和手段也摆脱不了。

比如，太子的乳母秦国夫人就对这位川妹子嗤之以鼻，苦口婆心地劝说，太子却充耳不闻，于是，她到宋太宗跟前告了一状，说自从狐狸精刘娥来后，太子身体都快弄垮了。

宋太宗听后，大为光火，要求太子立即把刘娥扫地出门。皇帝发怒，这可是事关自己能不能转正的前途问题，当然得依。不过，太子对刘娥情太深，万难舍，只好折中，把她暂时安顿在王宫指挥使张耆家，害得张耆为避嫌，连家都不敢回，夜夜在办公室打地铺，“耆避嫌，遂不敢下直”。

好在有情人终成眷属，过了十多年，宋太宗去世，太子继位，随即欢天喜地把刘娥迎进了宫，封为美人，免了相思之苦，圆了鸳鸯蝴蝶梦。

刘娥进入襄王府时还只是个十五六岁的妙龄少女，后来长期寄居张耆家，等到宋真宗登上皇位，她已经三十出头，所谓徐娘半老了。

进宫之后，宋真宗对刘娥的感情，不但没有因她年岁渐长容颜渐淡而稍有减少，反而历久弥深，从他对刘娥一系列煞费苦心的安排就不难看出。

先把刘娥晋封为二品修仪，很快又封为一品德妃，景德四年，当父亲当年给他娶的郭皇后去世后，他又开始精心运作刘娥当皇后。

然而，刘娥的出身问题一直是摆在她面前的一条鸿沟。当宋真宗向大臣们提议她当皇后时，参知政事赵安仁就以刘娥出身寒微、不可母仪天下为理由，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反对，他安排翰林学士杨亿起草封后诏书，杨亿甚至公然拒绝。在这件事上，大臣们的反对态度出奇的一致，即使有心支持宋真宗的，表面上也保持着反常的沉默。

在那个时代，血统问题既是伦理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在这种问题上，要求大臣们让步，一致同意，几乎不可能，哪怕贵为天子的宋真宗反复做工作也无法做到。

大臣们希望立沈才人为皇后，因为皇后不仅是皇帝的皇后，也是大臣们的皇后，沈才人出身宰相门庭，地位高，血统正，成份好，封她为皇后，无论从伦理道德还是政治角度来说，这都是表里相符、实至名归的。

大臣们不能理解自己的心思，这让宋真宗一筹莫展，无奈之下，他索性将封后一事悬着，拖着，既不立刘德妃，也不立沈才人，与大臣们僵持着。

直到大中祥符五年，他终于下定决心，回避了朝臣公议的程序，特事特办，礼仪从简，只将封后诏书传至中书省了事，那些大臣们最后竟也无计可施。

刘娥这位出身卑微的奇女子，终于在宋真宗的强力推动下，迎来了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变，成了大宋王朝的皇后，这年，她已经四十四岁。

宋真宗对刘娥的一番深情，还表现在确定接班人的问题上。刘娥虽然是他“宠幸专房”的女人，但有些事情，再努力也无济于事，她的生育问题就是如此。

当时，刘娥身边有一个姓李的侍女，大概看到皇帝皇后干打雷，不下雨，非常着急，便对皇后说梦到自己怀孕了。刘娥一下便听出了弦外之音，这种情况下，有什么法子比“借腹生子”还好呢？

于是，皇后安排，皇帝很快就让李氏怀上了，生下一子，对外则说是刘皇后所生。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接班人宋仁宗赵祯。

一个女人，尤其是封建时代的女人，要得到一个权力至高无上男人的持久喜欢，那可不仅仅是长一张漂亮脸蛋、抛几个媚眼、扭几下楚女腰肢就能轻易做到的，对于这个女人来说，既要玉洁冰清，又要超凡脱俗，时常能够给皇帝以新鲜的感受；既要爱学习，又要会学习，随时能够更新自己的知识，做到博览古今，眼光长远；既要有悟性，又要有德行，跟得上皇帝的思路，听得懂潜台词，能搭台亦能补台，及时救过补阙，让皇帝倚为智囊，同时还要得到周围的尊敬与钦佩，给皇帝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家庭氛围。总之，她必须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女人和妻子。

纵观刘娥的经历，当初她应该文化不高，但从后来的发展看，她绝对冰雪聪明。《宋史》有这样一段关于她的评价：“后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真宗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宫闱事有问，辄傅引故实以对。”

根据这段话，至少能得出三个方面的结论：一是刘娥有悟性，爱学习，不仅学习书本上的，还对朝廷大事非常关注，博闻强记，能把书本与现实对应参照；二是宋真宗每天通过奏折了解到的天下事，很多告诉了刘娥，她都记在心里，说明她是个有心人；三是宋真宗在处理某些朝廷大事的时候，常常同刘娥交流看法，征求一下她的意见，她往往能把以前的同类案例告诉宋真宗，说明她对知识能做到融会贯通，掌握了不少处理国家大事的方法与技巧。

大约从天禧四年开始，由于宋真宗中风在床，不能坐朝，便将政事交刘娥处理，“帝久疾居宫中，事多决于后”。宋真宗在床上一躺就是几年，这期间，作为皇后的刘娥，不但要照顾生命垂危的皇帝，还要教养年少的太子，更要决策天下大事，真是内外兼顾，日理万机，对于刚刚直面国家大事的她来说，可谓小试牛刀，但她也的确没有使宋真宗失望。

皇帝有病，大臣就会闹政变，这几乎是人治社会下的条件反射。台上的宋真宗奄奄一息，台下那些人就开始搞阴谋诡计，甚至磨刀霍霍了。当时，寇准任宰相，但他嘴巴不严，把还没议定的朝廷大事提前泄密，因而被罢，由丁谓接任。太监周怀政想浑水摸鱼，秘密策划废除刘后，诛杀丁谓，拥立太子，结果被人告发，身首异处。

这些里里外外的变故，无疑给孤立无援的刘娥以生死攸关的考验，风声鹤唳之间，刘娥沉着地决策，果断地处理，招招精准，总算平稳过渡，足见其超常的胆识和魄力。

乾兴元年，宋真宗病逝，太子继位，即宋仁宗。由于宋仁宗年仅十三岁，少不更事，宋真宗临死前遗诏说：“尊后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于是，刘娥由皇后变成了皇太后，从幕后走到了前台，成为了大宋王朝的真正决策人。当时，为了太后与皇帝如何坐朝，大臣们争议不休，宰相丁谓建议，朝会时，皇帝坐朝承明殿，太后另择地方听汇报。

刘娥认为不可，她说：“皇帝视事，当朝夕在侧，何须别御一殿？”

于是，宋仁宗与刘太后五天上一次朝，皇帝居左，太后坐右，皇帝称“朕”，太后称“吾”。从此，刘娥这位出身低微的川妹子，开始了长达十一年显赫一时的垂帘听政生涯。

这十一年，刘娥既是决断天下大事的实际当权者，同时也是小皇帝的母亲，她丝毫也没有忘记自己作为母亲的责任，要求宋仁宗随自己一起处理政事的同时，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学习上。她特意在崇政殿的西厢房，给宋仁宗安排了一个专门读书的地方，不断邀请全国最有名望的博学鸿儒，给他讲经习史，朝夕诵读，不但修学，而且修身，不但立人，而且立德，为宋仁宗这位后来的中兴之主，奠定了扎实的学问根基。

这十一年，刘娥女子当国，垂帘决事，天下大事并未因她是女流之辈而荒废，反而处置得当，政令畅通，“初，仁宗即位尚少，太后称制，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

对身边人和家里人，也都能掌握分寸，要求严格，左右近习亦少所假借，宫掖间未尝妄改作，内外赐与有节。

这十一年，刘娥权力如日中天，那些卖乖取巧的大官小吏便蜂拥而上，希望通过投其所好而从中渔利。小臣方仲弓上书，建议刘娥效仿武则天，为刘氏祖宗立庙，遭到她的怒斥，太常博士程琳敬献《武后临朝图》，暗示女子当国有先例，刘娥把图扔到地上，大声说：“吾不作此负祖宗事。”

刘娥处在权力巅峰，始终以国家前途为重，以天下太平为重，没有枉法徇私，原则问题上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这是值得称道的。

然而，权力如同一个磁场，权力越大，磁性越强，磁性越强，负荷越重，有利也有弊。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不少人嘀嘀咕咕，批评太后专权，后妃干政。

她六十大寿，孝顺的宋仁宗准备率百官给她行拜寿之礼，秘阁校理范仲淹认为这是皇帝家事，不必等同国事，上书反对。

随着宋仁宗年龄的增长，要求皇太后还政于皇帝的呼声从未间断过，有的甚至给皇帝联名上书。可以说，在刘娥专心政事、辅佐少帝的这些年，朝廷上下对她的诟病与攻讦不绝如缕，而所有的指责，都是因为她的身份与性别，认为权力与身份不符，名不正而言不顺。

明道二年，刘娥感觉大限已近，便穿着天子衮衣、头戴仪天冠，在太庙行了祭祀之礼，接受了群臣赠予的“应天齐圣显功崇德慈仁保寿皇太后”尊号，随即还政于宋仁宗，实现了权力的顺利交接。

不久，她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五岁。她去世后，关于后妃干政的议论又甚嚣尘上，更有跳梁之徒告诉宋仁宗，其生母不是刘后，而是李妃，甚至说李妃不是自然死亡，而是为刘后放毒，害得心力交瘁的宋仁宗情急之下安排人刨开李妃的墓，开棺验尸，上演了一幕幕闹剧。然而，这些最后都证明是子虚乌有的。

真实的情况是，刘娥表里如一，不仅视宋仁宗如己出，待李妃也如姐妹，生前死后的礼仪，皆如一品夫人。宋仁宗了解实情后，对自己安排的开棺验尸行为悔恨不已。

刘娥受命于危急之间，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处理国事，做到了内无大忧，外无大患，又能稳妥地交接政权，作为一个女人，实属难能可贵。至于围绕着她的一些非难与争议，也不过是源于对她身份的质疑罢了，最多也是曾在非常时期采取过非常手段，相对于她为赵宋王朝所作的贡献，不过九牛一毛，实在微不足道。

武京娘的经历和刘娥的前半生真的很像，刘娥出身寒微，武京娘的出身也称不上显赫，虽然也是国公门庭，但是在世人的眼中，武京娘始终都是个商贾之女。

刘娥年少之时贫苦，武京娘在父亲死后，跟着母亲流落四方，艰辛度日，也是尝尽了人世间的苦楚。

刘娥因为自己的美貌，智慧，温婉的性格专宠于宋真宗，武京娘也是一样凭借着自己的美貌与手腕，得幸于李承乾，一样的荣宠冠于后宫，一样的越上枝头，化身凤凰。

如果历史发生改变，武京娘究竟会如何，杜睿也不敢断言，不过他宁愿相信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