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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女谈往录-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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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一纸加急电报“母病速归”，救了我们一家三口。当美帝国主义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的消息震惊世界时，我们已平安地回到祖国，回到了家乡北京。我们幸免于难，母亲旋也病愈。
40年后的1984年，就在中日邦交正常化12周年到来之际，受当时我们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的邀请，有3000名日本青年朋友来中国访问，到北京欢聚。其中日本广岛文理科大学的数名学生还被请到我家做客。当时欢声笑语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40年之际，锡写了《忆广岛》一文，登在报刊上，作为对这一段历史的回顾和见证。
四、困居济南
正当我们从海外回到北京，锡赋闲在家时，不久，接到一纸新聘书，赴济南银行调查室工作。喜的是生活有了着落，悲的是火车于路上被炸，在惊吓与饥饿中，好不容易才辗转到济南。
附二：相濡以沫五十年（2）
泉城是美丽的，大明湖、趵突泉都是旅游胜地，可是我们的心情却太恶劣了。我们的二儿子发烧却不能及时到医院打针治疗，因为日本统治下的济南灯火管制，夜晚戒严。等到了天亮，已失去抢救之机，孩子夭折于济南了，才8个月。
我们千里迢迢奔赴济南的目的是为了生计，当时的联合准备银行在济南建调查室，但锡还没有到任，该单位就停办关闭了。靠一点微薄的遣散费，我们过着困窘的日子，连电灯都被掐了，点蜡烛。想回北京路不通，竟在济南困居了7个月。最后不得不把大半个家的用品、衣物等全扔在济南，我们只身回北京。但毕竟回来了。济南之行是不幸的，是悲惨的，不但丢了东西，而且失去了骨肉，锡还带回来一身病。
五、做肾摘除手术
大约在1947年，锡由恩师举荐，到北京二中去教课。他带病上班，坚持到解放，终于躺倒了。1950年他做了肾摘除手术，刀口一尺二长，是大手术，医疗费用不少，他有幸享受到公费医疗的补助。术后，他一天天地好起来，从打点滴，吃流食、半流，到终于能吃正常饭了。出院时吴大夫跟他说：“恢复得很好，也很快。摘除一个肾脏没大关系，我也是一个肾。别人能活70，你也能活70。”充满乐观的吴大夫影响了病人。在锡的后半生中，他每每想起医生的话语，他总是高高兴兴，欢欢喜喜，说说笑笑的。
六、老宫女来到我们家
锡出院后还须一段调养期，可这时我已经到北京二十五中（当时还是私立育英中学呢）去教课兼班主任，工作相当忙，只好请了帮工。可那时刚解放，“佣工是剥削”，也没处找哇！此时我们的同学好友刘君说：“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吧，把老宫女请来，那可是个好心眼的老人，就不知她肯不肯来。”说到老宫女，我们是有旧情的，我们在上大学时曾访问过她，听她讲清宫轶事。可那位老太太（人们称她大姑）是个干净利落人，手中还有些积蓄，她肯来吗？刘君说，今非昔比，她的日子已经不好过了。当年西太后赠给她的东西，早已当卖一空。刘太监不但好吃、好喝，还好抽（鸦片烟）、好赌。刘太监死后，剩她孤身一人，还被匪盗劫抢过，已濒临绝境。
刘君是个热心人，居然把老宫女给我们请来了。我们尊她为长辈，称她何大妈，让孩子叫她何奶奶，从此我们和老宫女有了一段亲密接触的时间。她抽空把宫里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详详细细地说给我们听，其中不乏众多难得的史料。老宫女何大妈直到锡完全恢复健康，上班了，孩子也上了小学才离开我们家。当时我们一再挽留她，并要为她养老送终，但她摇摇头，说要去恩济庄看老刘。恩济庄是埋太监的地方。我们和老宫女的一段情缘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她这个人和她讲过的皇宫里的故事，却长久地留在我们心中。
七、在北京二中
大约1947年，锡到北京二中教课。二中是著名老校，历来文理兼重，尤以文科享誉社会，作家辈出。二中出身的作家人数多、影响大、式样广。如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已故）、大墙文学作家从维熙、京味文学作家韩少华、儿童文学作家尹世霖等，早已享誉全国，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并获奖，名扬海外。锡有幸或说有缘，和青少年时的名人邂逅。从维熙说，王锡先生是我“48年前的老师”；韩少华忆起在二中上学时，王老师给他的作文《秋窗梦》得甲的情景；刘绍棠说，王先生虽然没教过我，但我也曾向他请教过；那位毕业于清华大学，今已成为著名红学家的杨乃济，每想起当年就读于北京二中听王锡老师讲韩愈《祭十二郎文》时生动形象的教态，还念念不忘，记忆犹新；现代文学馆的常务副馆长舒乙，也是二中出身，王锡曾当过他的班主任。中学生时的舒乙是班干部，到过演乐胡同我们家，问功课或谈班上的工作……几十年过去了，锡在北京二中任教仅只数年，却给不少人留下深刻而难忘的印象。
八、兰州之行
20世纪50年代前期，锡离开了北京二中，到兰州西北师范学院去教课，也是恩师的举荐。音韵学家赵荫棠先生曾慨叹：“王锡如果评不上教授级职称，誓无天理！”这是何等的爱戴、赏识和器重！然而他辜负了恩师的企望，五脏不全的锡很难适应西北的气候、生活环境，尤其医疗条件等都比较滞后。他病病歪歪地回到北京。记得那是个寒冬的夜晚，他风尘仆仆地从西北归来，进门第一句话就是：“我回来了，我再也不出门了。”（指到外省外地工作）他脸上满布灰尘、冰碴，眼里溢出冷泪水。他老了，他提前老了，其实那时还不到“知天命”之年。自兰州归来，他再也没出远门，再也没离开北京，再也没离开家，直到退休，直到辞世。
在晚年，锡曾经非常坦诚地说：假如我们没有结婚，假如我没和你结婚，也就是假如我没遇到你，我不会活到古稀之年，顶多活三十几岁，像我爸爸一样，早早听蛐蛐叫唤去了。的确，志同道合，有共同爱好，有共同追求，有共同语言是精神生活的基础；物质呵护又是不可须臾废离的必要条件。锡的一生是穷困的一生，是和疾病斗争的一生，又是在政治运动的漩涡中翻滚挣扎的一生。是什么动力使他战胜种种不幸和困难，而顽强地活到76岁高龄？
附二：相濡以沫五十年（3）
锡有一个温馨的家：我们育有二子二女，四个孩子在阳光下成长。虽然生活并不富裕，靠薪金度日，却也其乐融融。四个孩子四条红领巾、四名共产党员……
到毕业分配，小女儿首先报名到黑龙江的生产建设兵团，一干10年，是劳动模范。老二、老三进工厂，很快被评为厂先进、局先进，把奖状拿回家来。我们的老大虽是残疾人，但他残而不废。他搞技术革新，有发明创造，提高效率几倍，曾连续被评为北京市的劳动模范。他和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国家总理握手合影的照片，曾悬挂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报刊上也屡次刊登他的先进事迹。此时我也两届被选为北京市东城区的人民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北京市文教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大会”（也称“群英会”）。不久我们家被评为“全国五好家庭”。
锡就生活在这样美好的环境里。
九、从事成人教育
在北京，锡转入了另一教育领地。他到煤炭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五四七厂的业余学校教工人、教干部，提高文化水平。每天早晨骑自行车去北郊上班。他勤勤恳恳，向工人学习，颇得好评，他曾获得部局级“先进工作者”称号。只可惜光荣的时刻太短暂了。反右斗争开始了，只因他诤言教育现状，加以出身问题，又去过日本，竟在运动后期，他王锡的名字被填入右派名单里了。他被遣送到北京西郊石景山吴家村北京重型电机厂劳动改造，参加建厂劳动，很艰苦，劳动量很大。但他不怕累，不畏苦，还广泛接触工人、干部。如市劳模王维刚，工人出身的对联专家常治国等人，都成了他密切过从的好友。他渐渐被厂里发现：王锡很有学问，是个人物，要发挥这个摘帽右派的作用（他是最早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之一），让他到厂教育科来工作，辅导大专班学员，学习毛主席诗词。孰料此举竟轰动了7000人的大厂，从书记、厂长，到车间主任，纷纷来听王锡老师讲课。教室小，就搬到大礼堂上课，而后来的人仍然没有座位，只好站在门外，蹲在窗台上听讲。工厂里掀起了大学毛主席诗词的高潮。几十年过去了，那当年的青年学员已成老工人将退休，王锡辞世10年了，至今还有人想起那“钟山风雨起苍黄”一句诗，王老师讲了两个钟头。
十、退而不休
“史无前例”的10年过去了，我们已临退休之年。锡却退而不休，许许多多的工作在向他招手。他先抓空把当年存留的焦裕禄事迹剪报整理、粘贴、装订成册，亲笔题写书名，装潢得很漂亮，当成文物，保存起来，放在书橱中显眼的地方。他还拿出几十年前编写的《两宋词人编年》底稿，进行梳理、修补，准备有机会出版。他很喜欢年谱学。老友郭耕三先生用出租车把他接走，去为中华书局出版古籍断句标点。老同事贾维因办学，成立辅进补习学校，他鼎力支持，由老伴或子女接送去上班，从不推却。高考恢复了，他的学生、亲朋的子女，以及邻居的孩子纷纷找他辅导功课，他深深同情这些被耽误了的一代，和他们结成忘年交。
就在此时，由于过分的劳累，及常年高血压，他患上脑血栓，右偏瘫，半身不遂了。医生嘱他要多活动。我陪他去景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散步。在老松古柏间的休息椅上看人们打太极拳、练鹤翔庄。他也跃跃欲试，可腿脚不听他指挥，他只能看，不能练。他的学生杨乃济来家看望他，告知先生，为拍电视剧《红楼梦》，在北京修了大观园，即将建成开放。大观园就是他设计的。杨乃济深谙王锡老师学识渊博，功底深厚，对北京故宫了解颇多，即敦请老师撰写这方面的文章。《宫女谈往录》长达20多万字，就是在患半身不遂后，用左手托着右手艰难地写成的。这是他毕生最后一部著作，字迹凌乱是难免的，我经常为他誊清，帮助他查找或核实材料，并往返于东四演乐胡同和故宫内紫禁城出版社之间。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在《紫禁城》杂志上连载，到90年代初，集结成书。杨乃济为书写序言，这一切锡都很清楚。他拿到《宫女谈往录》初版的样书，是坐在床上看的，戴着老花镜，校订一些错字。
1992年9月2日，王锡因病辞世。他的《宫女谈往录》，却在身后成了一本经久不衰的畅销书。
人们怀念他，特别赞赏他的遗作《宫女谈往录》。1995年元月，由他的同事、同学及学生共同倡导发起、北京二中校友会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共同主办召开的“清代题材文艺暨金易作品研讨会”在恭王府内举行。二中校友会名誉会长、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先生致辞。参加研讨会的人有60多位文史界知名人士，如清史专家朱家氵晋，著名的文艺评论家李希凡，人民教育家韩作黎、陶西平，现代文学作家韩少华、从维熙、杨乃济、尹世霖、陈援、郑思波以及原紫禁城出版社的社长李毅华等人。他们都对《宫女谈往录》一书给予相当高的评价，认为《宫女谈往录》是又一部“白发宫人说天宝”的著作，是“亦文亦史、亦史亦文”，能“尊重历史”，又达到“真善美辩证统一”的“高水平、高品位、高档次的纪实文学作品”。
附三：忆广岛王锡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夕，我曾有一次短暂的广岛之行。我的同窗挚友欣翔君正在日本任教，他为了解决“终身大事”，不得不回祖国老家河南与生母谈判。他要我帮忙，去日本广岛文理科大学给他代课，时间最长一年，短则一个学期。恰巧那时我是个“待业青年”。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一咬牙一跺脚，去！
来到广岛，想不到的景象呈现在眼前，空荡荡的大马路上，车稀人疏，商店大都上着板（不营业），颇似我国的大年初一（春节）。更奇怪的是，很少看见个男人，过往行人尽是女的。我心中暗忖“女儿国”？
我住在学校附近的尚志会馆，那是一所私人开设的小旅馆。老板是位八旬开外的聋老头，矮个驼背，两只眼已失明，当过兵。问他到过中国吗？脑袋立刻摇得像拨郎鼓。后来听人说他在朝鲜呆过好几年。
旅店的主持人是老板的寡妇女儿，30来岁，干净利落，淡淡的梳妆，脸上总带着笑容，遇见人就鞠深躬问好。她是旅馆的顶梁柱，一切活儿都由她干：做饭、烧水、打扫卫生。旅馆中几十口人的一日三餐由她亲手烹制，每晚的一池子洗澡水（约半间屋子大），由她烧热。还要在房前屋后窄小的庭院中栽花种菜。旅馆里养着几只纯种来亨鸡，鲜红的冠子、雪白的羽毛，下蛋不叫唤，放鸡是老头的专职工作，用绳子拴住鸡腿，他每天去郊外放鸡。
清晨我去学校上课，只见家家户户门前都放着一小堆蔬菜，有时是几个土豆子，有时是数根白萝卜，有时是一把我叫不上名的绿叶菜。每隔五六天还分大米，是一种极粗的机米，据说每人每日定量二合三（“合”念ge，约计中国半市斤左右）。这是当时广岛的“配给”制度。居民都吃一样的饭菜。拿钱买不出东西，钱没有用。此外燃料也配给，一日三餐不能都吃热饭，每天至少吃一顿冷饭。我住旅馆，中午不用去饭厅，老板的女儿端着一大托盘挨屋送饭。每人四个冷饭团，像中国的艾窝窝的形状，略小，没有馅，内有一个酸梅，有时饭团外面裹一层紫菜。至于早晚饭都到饭厅去吃，大长桌子摆着一份份的小托盘。每份有一小碗米饭、一碗大酱汤、一碟菜。这点东西装进肚里，谁也没有“饱”的感觉。所以那时最大的一个问题是“饿”。
留学生大都比我小几岁，在日本呆的时间却比我长，他们不像我人地生疏两眼漆黑，常陪我出去玩，实际上是找“吃儿”。他们没领我去参观广岛的名胜古迹，而是找饭馆。发现哪儿挂出“只今准备中”的小木牌，立刻排队。他们都很在行，我得到他们的很大帮助。在饭馆门前排半天队，卖黑面条，一种由海藻制成的代用品，很不好吃。大家都很失望。
在广岛最滑稽的一件事，至今令我难忘，就是高八层楼的“福屋”百货公司几乎近于完全停业状态，仅在一楼卖些很少有人光顾的东西，如草编帽子、丝麻腰带、木制拖鞋等。但是，“福屋”百货公司却卖粥（鱼生粥）。清清冷冷的大楼，只要一卖粥，就立刻招徕千百名顾客，顿时热闹起来，排队的人从一层楼排到八层楼，再从八层楼排回一层楼。我是排过队喝过粥的，而且不止一次，因为肚皮需要。
学校里的学生一天比一天少，都“勤劳奉侍”（就是当军人去打仗）去了。学校停课关门。我在异国又失业了，当然应该马上回国，但谈何容易！正在急不可奈的时候，母亲生病，打来一个加急电报，妈救了我。回国前一些日本友人和留学生还托我给带东西呢。
就在第一颗原子弹降落在广岛之前，我安然无恙地回到祖国。亲朋好友都唏嘘不止，说我命大，命好，真是捡了一条命。
附四：清代题材文艺暨金易（1）
作品研讨会文摘近年来，反映清代生活（特别是清宫生活）的文艺作品。愈来愈多，这些作品的档次和质量参差不齐，有的甚至违背史实，胡编乱造。已故学者金易（即王锡，原系北京二中教师）与夫人沈义羚先生合著的《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以其“高水平、高品位、高档次的珍品”（刘绍棠语）赢得了海内外读者和专家的好评。为了引导作者、影视编导者严肃而准确地创作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并为表达对金易先生缅怀追思之情，北京二中校友会、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艺研究室、北京市写作学会、《北京晚报》五色土、刘绍棠研究会、紫禁城出版社、《中国教育报》文艺部、《光明日报》书摘，于1995年1月25日在恭王府联合召开了“清代题材文艺暨金易作品研讨会”。朱家氵晋、李希凡、刘绍棠、韩作黎等60余名专家、学者、作家、教育家以及北京二中校领导及部分校友出席了研讨会，与金易先生共事的潘逊皋先生亲临会场；金易先生的夫人沈义羚也到会并发言。
金易先生终生从教。40年代到50年代初，曾与慈禧太后的敬烟侍女何荣有过密切的来往。他从这位老宫女的口中，深入具体地了解了清末宫廷里的种种内幕，晚年与老妻沈义羚根据老宫女的谈话内容追忆补记，创作出23余万言的《宫女谈往录》。全书以那拉氏晚年生活为中心，反映了她不恤民脂民膏，穷奢极侈的宫廷享乐。与会者一致指出，史实的真实性与作者精湛的艺术技巧的完美结合，是这部《谈往录》最显著的特色。对这部《谈往录》的史学、文学、民俗学意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作者洗练古朴、无懈可击的文学语言，巧妙周到并富有传奇色彩的艺术构思，表示十分钦佩。有的专家还指出，这部《谈往录》对澄清清宫里许多重要事件的真相，准确把握慈禧、李莲英、光绪、珍妃等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和感情世界，都具有“以正视听”的意义。
现摘录研讨会的部分文章以飨读者。
好学不倦师之作刘绍棠张慕理陈援
近年来，文艺界大“炒”清宫轶事秘闻，恕我们直言：上品罕见，低劣充斥，一件本来就有水份的传闻，炒来炒去混淆视听。就说大太监李莲英吧，硬被人说成西太后的“面首”，著者煞有介事，读者以讹传讹。然而在众多的清宫纪事中，也有高品味、高水平、高档次的珍品，我们手边的《宫女谈往录》就是值得推荐的一本。
《宫女谈往录》（下简称《谈往录》）是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在香港和北京先后出版的，作者金易、沈义羚。两位退休教师战胜病魔呕心沥血数载，作此宏篇巨制。这本书取材角度独特，考证探索认真，结构新颖，文笔优美，京味儿十足，是难得佳作。就连著名红学家、古建筑学家、北京大观园的总设计师杨乃济写的序和刘曜昕先生的附录，都与全书呼应默契，使人读来是美好的享受。对这部23万字的作品，杨乃济评其特点为：“先生之作贵在嬴得了真、善、美三字。”
“真”即科学性。实事求是，考证分析，真人真事，是纪实文学的基础。金易先生早年请过一位何姓老妇帮做家务，前后接触10年。这位何妈妈就是慈禧太后的贴身侍女荣儿。荣儿13岁入宫，分在储秀宫当差，专职为西太后敬烟。曾因太后指婚嫁太监老刘出宫一年，后被恩准返宫，前后8年。进宫时由“姑姑”（上一代的宫女）调教，一举一动符合宫规，数十年习惯不变，晚年困窘，帮佣糊口，但旗人的作派、宫里人的风范仍存。侍候慈禧起居多年，对皇室的祖典、储秀宫的规矩、老太后的脾气秉性，了如指掌。接触太监、嫁给太监，上至大总管李莲英、二主管崔玉贵、“丈夫”老刘，下到刚进宫的小太监，特别是亲如长辈的老太监张福，亲身所历，亲耳所闻，了解鲜为人知的内情，描绘了有血有肉的封建王朝的畸形怪物——阉人，其中“父精母血不可弃”一节是荣儿亲聆太监张福的血泪泣诉，更为杜撰者所不能也。晚清的一些重大事件，如珍妃之死，庚子出逃，荣儿虽是宫女，地位卑微，但却是在慈禧身边亲历，视角特殊，为旁人所不知者。更难能可贵的是，金易先生本着正确对待史实，如实反映情况，不添油、不加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宗旨，利用老宫女在宫中多年磨炼、条理清晰的特点，以娓娓叙说的口吻撰成此书。多年来在听老宫女的叙说中，先生闻者有心，记忆清楚，且在四五十年代几十次去故宫考证，晚年著书又广查史料，弃不实者而书，更体现了一个“真”字。
文人“善”境，使著作成为上品，也是《谈往录》一大特点。金易先生祖籍汉军旗，对旗下人的语言、习俗、情感，了如指掌。多年与老宫女接触，更有人所不及之优势。流畅自如的八旗京片子，加上先生自幼“杂学”，大到宫廷祭典、萨满跳大神、宫中游戏、宫女乞巧、抢红，小到旗下人吃大饽饽、养鸟、揣蝈蝈，细致入微，活灵活现。书中所叙人物一言一行，举手投足，京味儿十足。开卷一读，就把读者带入这样的境界：犹如在老北京的四合院里，口袋里揣上两包高碎（茶叶末），撩起蓝布褂，兜上一兜半空（瘪花生），悄悄地到老人家里，请老人谈些清宫琐事。“墙角里昏灯如豆，煤球炉子的火亮反照在顶棚上，像听天宝遗事一样，听老人如怨如诉地倾吐着往事。”（《谈往录》前言）寥寥几句，京腔京韵十足，真乃“善”境！眼下京味儿作品不少，有人写得两句市井俚语，就认为是京味儿文学了。百人同语，千人一面，看一两篇还行，读得多了，会有疑问：“京味儿就这样吗？”实际还是功夫不到，只学皮毛，未得精髓，未入“善”境。
附四：清代题材文艺暨金易（2）
文章都会写，美文最难求。有特色、有韵味儿、有厚度的好文章，更是难求。周作人虽是汉奸，但作为“京派文人”的一时之宗，仍有可供研究和借鉴之处。不少人师法周作人文风笔致，其实未得精髓。金易先生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文学系，从周作人“习晚明小品，业已深得其真髓，随着年事增高，当年绚丽之文笔自归于平淡，缜密的文思中饱含了豁达的坦率，使他笔下自有着幽深、冷隽的美”，杨乃济在序中所言，正道出了金文美之所在。清苦平淡的老北京平民生活，轻声慢语的老宫女讲述，却又是大滴大滴的滚滚热泪。看着《谈往录》，我们似乎亲闻亲见那太监赎回身上之物，认祖归宗，拍着父母的坟头，一声长号，摧肝裂胆：“爸爸妈妈的血肉，当儿子的一天也没忘掉哇！”平淡的氛围中也有强烈的反差，有饱含激情之笔，令人过目难忘。
金易先生本名王锡，河北玉田人，生于1917年，解放前是北京二中的国文教员。我们和杨乃济都是北京二中毕业的学生。先生在1957年遇到坎坷，后在工厂从事成人教育，“文革”中受冲击，落实政策后又上讲台，63岁中风，右侧偏瘫退了休，以左手在病榻上写作。70高龄时，克服常人难以想像的艰辛，分章节历时几年，写出了《谈往录》，在《紫禁城》杂志上登出首篇，连载20期，海内外读者一致好评。成册出书的第二年，先生作古，使广大读者痛失读后作之机，令人扼腕叹惜。我们弘扬此事，不仅是师生亲情而偏爱，更愿介绍千百万读者认识这一佳作。虽不敢把老师的作品比作梵高的画、曹雪芹的书，生前不响，身后成为世界名作。但总觉得在晚清的宫廷纪实文学中有此璀璨之明珠，不应埋没。希望它对史学、民俗学、文学、影视界及广大读者能有裨益，不枉老师心血，也有益后人。如能有更多的人认识该书，也是我们尽一份尊师之心吧！
《宫女谈往录》琐议
从维熙
二中晚辈学友张慕理，近日将一本已经印刷了第三次的《宫女谈往录》寄给了我，言及此书是曾经在二中教过我国文课的金易先生及其夫人所著。不幸，老先生于1992年仙逝了。
据慕理讲，先生在世之时，曾对同学谈起我于1947年在二中求学——特别是听老先生讲文学课时的情景。岁月如逝水东流，我虽然难以忆起近半个世纪前老先生的音容笑貌，但这部长达20余万言的《宫女谈往录》，却如一叶烟云之舟，驶进我的心河并停泊于我心灵的港湾——这倒是实情。
不知缘于何故，近几年来我越来越不喜欢读回忆录之类所谓“纪实文学”。想来想去，可能是这些大红大紫的书刊中，只留给读者一个过程的外壳，而没了文学的灵肉之躯的缘故吧！其实，文学本源是将理性溶解于浓烈的感性之中的产物，文件编年史之类拼凑起来的东西，应属文学大门之外的新闻纪实。金易先生及其夫人沈义羚女士奉献给读者的《宫女谈往录》，不同于上述新闻纪实，他是以一支文学的笔，描录晚清夕阳西下时的宫廷生活中的形形色色——它非历史过程的甲、乙、丙、丁演绎，而是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一帧帧流动着宫女、太监，以及西太后的逼真人物肖像图。
老先生在书中谈到他与老宫女的交往中，常常是在一壶老酒、一烛残灯之下，倾听老宫女那如泣如咽的叙述。这种感情生活炽热之情，与剪贴报纸的编织程序，俨然形成文学上的楚河汉界。读者所以能为宫女以及那些苦命太监唏嘘感伤，是因为在这部纪实性的文学作品中，已然溶进金易先生的一片真情。一部作者自己并不为之痴醉的作品，就无法把读者的感情带入痴醉境界。这是《宫女谈往录》从创作手法上，区别于非文学创作的最为显著的特征。
当然，就纪实文学而言，艺术表现手段并不是它的全部。老先生在其前言中，已然开宗明义地向读者交待了他面对史实不加任何佐料的严谨学风。全书以标准的老北京语言，一气呵成，几乎使读者无可挑剔。尤其使笔者感到浓厚兴趣的，是金易老先生对清末宫廷人物史实的补充。比如，对西太后身边李莲英这个人物，昔日许多“演义”之类的书籍，对其进行了许多贬意的描写。通过老宫女亲自目睹的叙述，似对李莲英这个头号太监，应该有所辅正。其他如有关珍妃之死的实情，太监净身的全部详情，以及西太后在八国联军兵临紫禁城下时西逃等许多章节，不仅使笔者感到有身临其境的真实；而且使笔者对大清末日的残荷败叶，“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晚景，有了形象上的补充。这些都是其他清史史料书籍所无法达到的高度。
金易老师古典文学底蕴深厚，在该书所有章节中，都能看到这种艺术功力。在老宫女回叙珍妃之死的真情那一章节里，老先生对老佛爷西太后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老先生在其章尾，将其和历史上的吕后有机地加以联系，如木榫相嵌，自然到天衣无缝的境地。由于老先生学识渊博，使《宫女谈往录》增添了文学技能之外的史学力度，它不仅可以使后来人了解宫廷中罕为人知的生活百态，而且可以对清朝何以会走向灭亡，有一个形象的答案！
亦文亦史，亦史亦文。这是《宫女谈往录》所独具的文史风采，在纪实、报告文学大潮中，可谓一枝独秀。笔者对本书作者——我48年前的老师，除了深表敬意之外，还把这篇文章权且当作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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