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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步圣经-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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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恩开始参加赛跑是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零年，那是在高中和大学时期，他跑一英里的速度是四分十七秒，半英里为一分五十五秒，这样的成绩在那个时期算是很好了，无论按什么标准看都是不错的了。后来他进入医学院，结了婚，做开业医师，有了十二个孩子，体重增加到一百六十磅，就放弃了这项运动。一九六二年他四十四岁的时候，有一天他打网球把手骨折了，于是他决心试一下他是否还能跑步。结果他还能跑步。他的想法是要用五分钟跑完一英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参加了在纽约范科特兰公园举行的山地越野赛跑。他说：“我着了迷，这显然是我要参加的赛跑。如果你想快跑，那你尽可能这样做，但是没人催你快跑。你是跑步穿过树林，如果按自己的速度跑就会受伤。”
一九六八年的某一天，雷德班克的地方周刊《纪事报》的体育编辑请希恩对当时正在墨西哥城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写一篇文章。希恩几乎没有给公共报刊写过稿，结果他发现，他不仅有写作的才能，而且从写作中得到了乐趣。不久他便为《纪事报》的定期专栏写稿，并且为《内科医生和运动医学》、现已停刊的《健康生活》杂志和《世界网球》写稿——自然不用说还为《跑步者世界》的医学顾问定期专栏写稿（他现在就是该报的医学编辑），他有时还为《纽约时报》写些文章，并且著书由《跑步者世界》发表（其中有《体育医学百科全书》和他写的极为成功的《希恩医生谈跑步》）。
在墨西哥城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他初次遇到了《跑步者世界》后来的负责人乔·亨德森，他们两人一见如故。亨德森说：“在那时难得找到这样一个人：他对跑步持有和我相同的看法，他也认为人们跑步不必为了竞赛，而仅仅为了娱乐。
所以两年后开始办这个杂志时，我首先联系的一批人中就有乔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给我们免费写稿。”
今天，亨德森承认，希恩已成为这家杂志最大的财富之一。亨德森说：“他提出的主要论点之一是，我们俩都在进行一种试验，对这个人起很好作用的事情对另一个人根本不起作用。他还写了许多关于预防医学的文章。结果他在医生当中遭到了一些反对。他们说：‘他告诉人们的并不是绝对可靠的。’他们还声称，通过电话和信件作出诊断是不符合规定的。”
毫无疑问，亨德森准确地理解医学界对希恩的反应——至少是其中某些反应。
一位医生对我说：“希恩是个讨厌的人。他以对跑步问题无所不晓的人物而自居。他并不是这样的人物。谁也不可能成为这样的人物。”然而，碰上难题的医生向他询问的却不少，这些医生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就求助于他来医治他们的病人和解决他们的问题。
“希恩的作品之所以有感染力，主要是由于他的作品有独特的风格。它很简练，但是说它简练容易使人误解。他的文章与大多数体育方面的文章不同，经常提到荣格、泰亚尔·德夏丁、托尔斯泰、塞万提斯、罗素等人物以及希恩特别喜爱的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风格变得更加自然，更加流畅，更加适合于完成把运动与哲学结合起来的这一复杂工作。他曾经在一篇专栏文章中论述运动的概念时写道：“如果你正在做一件不计报酬的事情，那么你就走上了解脱的道路。如果能够在一分钟内放弃它，并且忘掉后果，那么你甚至更向前迈进一步。
如果你做这件事的时候思想进入另一种境界，你就没有必要为前途担忧了。”
也许，由于希恩和他的作品受到普遍的欢迎，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作品谈个人的成分增加了，不久前他写道：“我是一个容易激动的、怕羞的、不好斗的人，对别人没有什么感情。我并没有如饥似渴地追求正义。我在狂欢中并没有感到幸福，在集体中并没有感到欢乐。我就是布伦丹·吉尔在《纽约人》杂志中所描述的作家那样的人。他们彼此之间只是偶然接触，对任何事都守口如瓶，从来不把任何人作适当的介绍。。对我来说思想比人还要重要。我的世界就在我的内心之中。”
跑步者发现这种特点之所以有感染力，是因为他们几乎每个人都认为——事实上他们以此感到自豪——他和他的同伴根本与众不同。希恩就培养这种态度，他用这一办法来减少跑步过程中的寂寞感。有一次他写道：“他同这个平凡的世界是格格不入的，他的本质和他的内在规律不同于一般，这对任何人士其中包括跑步者都是难以理解的。但是一旦跑步者理解这一点，他就能服从于这种本性、这种规律。”
希恩是一个恬静而又聪明的人，他那种饱满的精神不断地从他的文章中显示出来。他曾经写道：“头脑必定会象动脉一样快地硬化。不要相信坐在那里涌上心头的任何想法。”有一次，他在考虑他老是忍不住要大吃大喝的时候，想出了一种克制在家中吃饭过量的办法：“任何事情都要建立在量入为出的基础上。当我晚上回家时，我也许会接到一份相当丰盛和昂贵的饭菜菜单。。一旦我开始计算每个卡路里的成本，并且注意菜单的右边时，我很快就会恢复吝啬的本性。”
跑步者意识到希恩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因为他知道他们大多数人跑步并不是为了增进健康，而是为了娱乐。提倡这项体育运动的其他大多数人，极力主张我们跑步要有责任感——这对我们是有益的——希恩则希望我们跑步是为了我们从中得到乐趣。他最近写道：“我开始跑步，因为这是一件非常合适而该做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会有助于我的动脉、心脏和血液循环，但是这不是我所关心的。”希恩倒赞成一些玩世不恭的人这样的说法：“身体健康仅仅是在学好跑步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一个简短的阶段。”
我开始跑步以后不久，就知道乔洽·希恩是怎样的人以及他是多么受人尊重。
当我开始参加比赛时，我有时偶尔在中央公园、范科特兰公园、在新泽西和康涅狄格州举行的各种比赛中看到他，在波士顿也见到过他两、三次；他是一个看起来体质很弱而又衣衫破旧的人，他穿的跑步运动服是我所看到过的最不讨人喜欢的一种。
在这样的场合，我们只是点点头，打一声招呼，我们彼此都不熟悉。后来，当我开始动手写这本书时，我断定现在是时候了，应该到雷德班克去同他相处一段时间。
我在里弗维尤医院见到了希恩，他是这个医院的心电图科主任，他领着我到食堂去观看从医院窗下流过的内夫辛克河，当时他穿着一双旧的“虎牌”跑步运动鞋。
远处的河水一片蓝色，帆船在它们的停泊处来回滑动，希恩说：“那里的潮水有十英尺高，他们举行划船之类的比赛。这里不美吗？”的确很美。
我们来到医学图书馆坐下谈话，但是不时有电话铃响，希恩要同跑步者通话。
有个电话是从中西部某地打来的。对方的腿腱部受了伤。希恩听完后说：“你开车时感觉如何？开车时难受吗？你现在跑步穿什么鞋？你需要穿一种后跟较宽的鞋。我认为SL—72 型也许合适。”
随后希恩把坐椅向后推，将脚放在桌子上。他说：“这种电话我每天要接三四个。
可惜懂得为跑步者治疗的人太少。如果你住在西海岸，那就没有事；在东部我们也有一些相当出色的医生。但是如果你在美国中部，那就会遇到种种问题。当有人排尿带血时，这真是紧迫的问题。如果发生这种事。他们总是很快就打电话来。有一个人给我打来电话，他要找一位进行跑步活动的精神病医生。大多数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想找既懂专业又进行跑步活动的人。”
希恩说，他曾经希望给医生们传授跑步方面的知识，但是他几乎已经打消这种念头。他接着说：“这几天，我想在运动员们能够看到的报刊上发表一些文章。我了解到，我们为跑步者进行治疗能取得多大成就，要看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同他们接触，而不在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同医生接触。”希恩说，当他首次提到莫顿脚趾的问题时，成群结队的跑步者步履瞒栅来矫形外科医生办公室，满怀信心地告诉医生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并要求给予治疗。毫无疑问，全国的医生们为了研究莫顿脚趾一定开了好多天的夜车。
不论其他医生对希恩的医疗教育体系有什么看法，跑步者们显然很喜欢它，而且由于有了它感到很高兴。希恩说：“在出现莫顿脚趾问题以前，我曾经真心想向医生们传授知识。但是直到运动员自己开始要求正确的疗法之后，这种疗法才产生一些影响。这是一个突破。现在我写文章根本不是为了医生，而是为了病人，希望病人来教育他的医生。大多数跑步者对生理学、生物力学以及人脚的知识比医生多。
如果你读一读肯·库琅著的《需氧学》一书，你在运动生理学方面的知识就会超过一般内科医生。我几乎已经放弃医学专业了。”
当我动身前往雷德班克之前，我曾同我的妻子达成了一项协议。尽管我觉得身体很好，但是一些时候以来，她一直催我去检查身体。我告诉她，我不仅将向希恩请教，而且将忠实地执行他提出的任何建议。现在我就问他，他认为一个每天跑十英里而没有任何病症的人应该做些什么。
希恩回答说：“每年的休格检查是浪费时间。对跑步者来说这甚至是危险的。你可能会碰到一个不喜欢你的心电图的医生，当你了解这一点以前，你已被送到梅奥医务所进行冠状动脉研究了。你必须注意自己的身体，这种工作是器械代替不了的。
例如压力测验对运动员几乎毫无用处——对其他人也并不总是非常有用的。我们在温度为七十度和湿度为百分之四十的条件下进行压力测验。你已经有两个小时没有吃东西，周围有许多仔细观察的人。当你出去跑步时，通常并不处于这种情况。也许医生告诉尽可以用十分钟跑一英里的速度跑步，但是你的身体会告诉你：‘不行，今天这样跑就太快了。’你自己能够发现这种情况的。但是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并不感情冲动的医生，我认为，我们可以作一些测验，如果以后出了什么毛病，就可以进行比较，这种测验还是有价值的。除此之外，在每年的体格检查中你所发现的都是你已经知道的，或者对你来说是并不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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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希恩，据他看，他的作品有感染力是什么原因。他回答说：“我不明白。这些负责保养身体和食物定量的小老太太经常到医院来对我说：‘我爱读你的书。’有一次她们当中的一个人在走廊上叫住我说：‘医生，你是如何处理热量的？’”
据希恩描述，他写作起来就象琢磨钻石那样费劲和吃力。他说：“我写六百或八百字要花十至十二个小时，其中并不包括进行实验所花的时间。常常出现这种情况：
我写了一些东西，但后来不能肯定写得对不对，于是我就出去跑步，看看是否确实如此。只是偶尔有一次我写文章好象拉自动售货机上的把手一样。我唰唰地写着，整篇文章就要完成了。这时需要做的也就是收尾了。”希恩有时处理起这种事来干练得令人羡慕：
英雄人物哪里去了？他们带走了朴实和虔诚以及另一个时代容易的答案。我们缺少英雄人物是我们这个时代成熟的标志。要认识到，每个人都已进入成人期，并且具备使生活取得成就的能力。然而取得这种成就要靠勇气和耐力，首先要有成为某一种人的意志，不管这种人可能多么独特。那时你就可以说：“我已找到我的英雄人物，那就是我自己。”
尽管希恩知道他的文章对跑步者特别有感染力，他却没有详谈他的成就。他说：
“我的文章有点滑稽。我从来未想到我会再写出象样的专栏文章。每次我都弄得自己莫名其妙。我曾对乔·亨德森说过，我就象一个不高明的击球手正等待着某人来替换，确实好好地干一番。可是却没有人来换。”
《跑步人生》——23 科学家
23 体育科学家们
寻找跑步秘密的实验室
在达拉斯城的一个实验室里，一位科学家用棉花球给弗兰克·肖特瘦削的腿肚子消毒。肖特皱着眉头，这位科学家往他腿肚里注射了麻醉剂。药物生效后，他立即熟练地用手术刀切开一个四分之一英寸的口子。一位助手递给他一件不锈钢的器械，仅有铅笔一半粗，六英寸长，中心是空的，象根针管。科学家们把圆头的一端插进口子里，并用力推，直到把它埋进肖特的腿部腓肠肌纤维里。然后把一个小圆管插入上述针状器械的空心管里，圆管一端边缘磨的很快，象一个微型的做甜饼的模子。小圆管特的小腿肚子里切下象桔子核大的一块肉。然后把两根管都抽出来；腿肚子上的口子用绷带包扎起来，把刚从小腿深处取出的肌肉纤维样品放人液体氮中进行冷却。
体育科学家们又在努力研究这个问题了。在年头不太久以前，跑步者大都靠自己去摸索如何进行锻炼。即使有一个人有幸碰上一位知识丰富的教练，但是对于速度和耐力的基本来源了解得很少，因此如果采用了任何行之有效的锻炼方法，那一定主要是碰巧而已。但是这一切，无论如何大部分已成往事。近几年来，对于跑步的生理学，营养，甚至各种因素中最难捉摸的一种——动机，也已有了许多了解。
因此，一个运动员，如果他不怕麻烦，仅仅通过阅读，就可以很快取得过去别人要终身才能得到的经验。不仅是最优秀的运动员，就是连我们一般人也都能利用这些经验。仅举营养方面的一点为例，直到前不久，许多这动员，甚至连许多教练都认为，如果需要能量，就得吃蛋白质。可是使科研人员感到惊奇的是，他们终于发现，在剧烈锻炼中，能量的主要来源是碳水化合物，而不是蛋白质，如果在有些足球运动员训练时的餐桌上还以牛排为主菜，那只是因为常识的力量往往敌不过传统。
碳水化合物的秘密以及其他许多秘密，是由于本世纪初出现了一种新事物而发现的，这就是体育生理实验室的建立。第一批这类实验室是在英国和德国建立的。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这种做法也在美国流行开了。拥有第一台踏旋器的哈佛疲劳实验室在坎布里奇大力展开了活动。但是，直到六十年代才开始进入大发展时期，那时，由于人们对心理学的好奇心和可以获得适当的资金，实验室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在美国各地。
由于现在有如此多的实验室，它们在从事多种多样的研究。芝加哥伊利诺斯大学的劳伦斯·B ·奥斯凯博士正在设法弄明白体育锻炼对脂肪细胞的大小及数量有 什么影响。他的研究有朝一日可能被视为在防止体重过重的斗争中的重要里程碑。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诺尔实验室里，埃尔斯沃斯·巴斯柯科博士一直在研究轻便的去纤颤器的效用，这是一种当心脏跳动已松弛到无效间歇时使心脏重新搏动起来的器械。此外，州立鲍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已在研究象如何使膝部动过手术的病人康复，以及体育锻炼在帮助糖尿病患者过正常生活方面的作用之类的问题，但大多数实验室迟早总要回到几乎所有运动生理学家最喜爱的课题上去：跑步。理由是：在跑步过程中人体承受这样强的压力，以致变化产生得很快，并易于用数量测量出来。如果一个人在一整年内每星期有一天晚上玩滚球，他的身体可能会略有一些变化，但是谁能想出什么办法去测量这种变化呢？相反，一个每天跑五英里的人，身体一定会有显著的变化。
体育生理实验室的工作已取得某些令人注意的（即使有时是有限的）实际成效。
在我写这本书时，新西兰的约翰·沃克是一英里赛跑的世界冠军。他受到的医疗照顾也许比历史上任何其他赛跑运动员都多。他的医生劳埃德·德雷克博士密切地观察他的脉搏、血液指数和用氧能力。如果他的血红素数量下降了（从而他的血液输送氧气的能力也下降了），德雷克就要使它升上去，给他注射维生素B12，以刺激骨髓制造更多的血红素。假如沃克受了一点轻伤，德雷克就会立刻给予处理，防止伤势转重。他甚至规定沃克锻炼时应当跑多快（经常是每英里五分钟的速度）。但是对生理学家的工作最重视的地方是东德。那里每一个世界第一流运动员都有整整一个专家小组辅助他，正如一位医生说的那样，“就象把宇航员送人太空时的飞行控制”。
鉴于东德人近年来在体育方面取得的成功，如果我们自己的运动生理实验室不能迅速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那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上述作法是好办法。在一次运动和心脏病的学术讨论会上，罗杰·班尼斯特说，他认为“科学研究对运动员没有多大帮助，因为每个运动员都互不一样”。班尼斯特说：“他必须既试试快跑，也试试慢跑，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然后计算出自己最有效的训练方法。”他说，此外，身体的因素只是一个跑步运动员取得成功的条件的一部分：“我认为使一个跑步运动员得到提高的最重要的素质，是他的干劲和顽强的精神。那是和任何身体素质一样重要的。”有些评论者还担心我们最终会培养出一批没有头脑的一九八四年式的超级明星，身体虽然锻炼得很完美，但却受一些专搞权术的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小组的操纵。
这种情况是不大可能出现的。首先，正象班尼斯特指出的，精神上的素质在赛跑时是很重要的。其次，比赛的成功要依靠许多可变因素，因此几乎不可能在某一特定时刻使每一项因素做好准备。谁也没法知道。不管怎样，东德是个例子。自从医师参加后，东德取得奥运会奖牌的能力大幅度上升了。
为了弄清楚运动生理实验室究竟千些什么，我访问了它们中最著名和最受尊重的实验室之一，印地安纳州芒西市州立鲍尔大学的人类行为实验室。该实验室由一位能言善辩、思想敏捷的生理学家戴维·科斯蒂尔领导。
人类行为实验室是一座看不出有什么建筑风格的很不起眼的金属结构房子。在整个州立鲍尔大学校园内，它属于最小和最不引人注目的建筑物。然而，近来它兴旺起来。该实验室于六十年代中期刚创立时，只有一辆自行车，一条阶梯式长凳和一抽屉听诊器。当一九六六年戴维·科斯蒂尔来到后，它才开始受到人们的注意。
科斯蒂尔四十一、二岁，头发微灰，身材瘦削。他是个怎么说就怎么做的人，自己每天都跑五英里。他虽然自小就对付育感兴趣，但是直到很晚的时候才想到要把运动生理学当作自己的事业。他告诉我说：“离开大学以后，我曾当过一阵中学游泳教练。我很快发现我不愿一辈子当教练，因为除了我喜欢孩子们以外，我不能得到其他满足。我真正喜欢的是对运动员进行研究。我能用数百小时计的业余时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只是因为这种研究有意思。最后，我进入俄亥俄州州立大学读博士学位，但是那时我还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开始在研究实验室外徘徊。我有时会进去呆上一整天，只是为了好玩。”戴维·科斯蒂尔获得生理学博士学位后，开始找职位。
恰好有人寄给他一份州立鲍尔大学为它的实验室招聘负责人的广告。他便应征就聘了。
这个实验室的北墙有五、六间普通办公室，包括科斯蒂尔本人的办公室。而在实验室的其他的地方则挤满了各种最新型的设备：一部电子计算机，一部离心机，测量跑步运动员在踏旋器上活动时他们身体吸收和排出的氧、二氧化碳和其他气体的设备，以及一间用来研究人体对极高或极低温度的反应的十英尺见方的热室。屋子正中间则是一架踏旋器，这个国家的一些最优秀的赛跑运动员曾在这架踏旋器上为科研作出了贡献。
就在这些房间里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发现，其中有几项使跑步运动发生了永久性的变化。例如，几年前当科斯蒂尔和一位哥本哈根大学的医师本特·扎尔廷一起进行研究时，科斯蒂尔注意到世界第一流跑步运动员们的肌肉似乎和那些造诣较差的运动员们有所不同。为了寻找这种难以捉摸的线索，这两位研究者终于探索到肌肉纤维本身去。当他们仔细观察这些象头发那样的细丝时，他们注意到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现象。在染色之后，可以分辨出两种不同类型的纤维质。此外，在第一流的选手身上，都大部分是同一类型的纤维质。这意味着什么？他们使用了复杂的分析技术，开始研究肌肉纤维，以探讨酶的活动和收缩特性等因素。最后终于从这种研究中获得相当重要的发现：有些纤维质名为ST 型，收缩慢；另一种纤维质名为FT型，收缩快。他们发现，实际上每一个第一流长跑选手肌肉中的慢收缩纤维都多于快收缩纤维。例如对包括弗兰克·肖特和现已去世的史蒂夫·普雷方泰等在内的十四名长跑运动员检查的结果，据发现他们肌肉中的慢收缩纤维平均占百分之七十九（随便挑一批人来检查，慢收缩纤维的平均数仅为百分之五十七）。由于他们又发现中距离（半英里至两英里）赛跑运动员的慢收缩纤维占百分之六十二，显然这两类赛跑运动员的肌肉纤维的组成存在着差异。但是这是否是一个决定性的差异，说明某些人是天生的优秀马拉松赛跑运动员，而另一些人是天生的优秀中距离赛跑运动员呢？从进一步的研究结果看出，大概就是如此。
有人认为上述实验结果似乎意味着第一流的赛跑运动员是天生的，而不是靠锻炼培养出来的。对科斯蒂尔来说，却不意味着是这样。上述结果确实表明有朝一日，运动员可以避免走进一条死胡同，即避免向着进展可能性很有限的方向努力，而把力量集中于他们最适合的方面。当然不能保证某一个运动员就一定能获得冠军，不过这至少可以使他（或她）避免把精力花在他（或她）天生没有突出才能的方面。
科斯蒂尔说：“我们使你看到，除非你的肌肉中有很多慢收缩纤维，否则你永远不会成为长跑冠军。”
人们在进行象马拉松长跑这样的激烈运动时，体液会发生什么变化？在这方面，科斯蒂尔也有一些重要发现，在这个过程中，他大概已经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几年以前，他对不让人在运动时喝饮料的古老规矩是否有道理表示怀疑。他和另一些人的研究结果表明，这规定是没有道理的，并且事实上，特别是在又热，又湿的气候中，如果不能摄人液体，那将能够引起中暑。进一步的实验表明，在运动时喝饮料不仅不会减低效率，反而能增进效率。其结果是美国运动医学学院于一九七五年发表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意见书，要求不再限制人们在运动时喝饮料。这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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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蒂尔目前使跑步锻炼方法产生的另一个变化是关于跑步的路程。赛跑运动员一向以一个星期为单元来合计其跑步路程的多少。例如当我和比尔·罗杰斯交谈时，罗杰斯说：“在过去三年间，我每周共跑一百四十英里。”以周而不是以日来计算里程之所以成为一种公认的办法，是因为这样一个跑步者就比较容易补偿一天和另一天的差额。科斯蒂尔认为就是这样也还做得不够。他有数据支持他的论点，而且是以他了解得最清楚的他本人作为实验对象而得来的。跑步时的能量来源于称为肝醣的象糖那样的物质。肝醣存储在肌肉组织中，在运动时，其供应逐步消耗掉。
如果肝醣全部消耗完，不管你的意志力有多强，活动必然会停止。科斯蒂尔在连续三夭每天跑十英里之后检查他的肝醣数量，发现肝醣的供应量恢复到正常水平，需要长达两星期之久。说得清楚些，他在连续进行了一个星期的全力训练之后，不可能再有足够的肌肉肝醣来进行一次重要的比赛。他告诉我：“我的肝醣恢复得很慢。
这种恢复速度的快慢是各人不同的。我除了多吃碳水化合物外，别无他法。”
科斯蒂尔建议，跑步者以一个月而不是以一个星期来合计所跑的路程，这样就较易于使自己能够偶尔在某一周运动量少一些。他把这项建议连同其他许多建议都写进一本名为《对待长跑的科学态度》的非常杰出的书中，但是这本书还没有出版。
他曾经让我看过这本书的底稿。关于按月还是按周计算路程的问题，科斯蒂尔写道：
“锻炼的目的是使跑步者体内持续地迅速产生能量所必需的生物系统受到压力，并常常使其受到一些损耗。除非能让有机体有足够的休息，来进行恢复和补偿锻炼的劳损并有所增进，那么这种锻炼就毫无价值可言。。因此在一个锻炼计划中，休息是具有同样重要性的组成部分，缺少休息，这个计划必然会失败。。。鉴于大多数生理系统（例如：肌肉酶）需要三到四星期的时间才能对一定的锻炼强度作出反应。
看来一个跑步运动员所受锻炼的强度，应根据四个星期跑步的总路程来判断。这样的锻炼办法的好处在于既能使每周跑步所用力量大小有所不同，又可以安排较长时期的轻松锻炼，以使身体能得到充分恢复。”
科斯蒂尔发现，他有一种滞缓的糖原系统，这个发现使他得出了另一个结论：
不论一项训练原则在科学上如何有道理，它都可能并不适用于某些跑步者。他说：
“我们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如果你想发现你能做些什么的话，你就去试做各种不同的事情，甚至做那些看来是极端的和完全不合理的事情。”
科斯蒂尔还发现其他一些情况如下：
一、甚至长跑运动员也需要快跑的训练。有些教练否认这一点，但是科斯蒂尔的研究表明，只有在快跑的时候，所有在比赛中使用的肌肉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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