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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道-第2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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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由于封建制度本身的局限，此法虽有良好初衷，却最终残民害民，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不过，就黄杰在奇梦中所见而言，这“一条鞭法”不论如何，哪怕有始无终也好，都比如今大宋所用的税法更为优秀和先进。
而大宋眼下的税法，可谓是集封建税制苛杂为一体之大成，甚猛于虎也！
这北宋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取得高度成就，国内、海外贸易虽较前朝显著发展，但全国上亿人口的粮食供给依然全部仰仗国内土地所出，农业是重要的产业部门，农业税收在北宋全国财政收入中依然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首先，宋朝立国后采取的土地政策比之前唐而言更为宽松，既“不抑兼并”也“田制不立”，可以说官府是相当的纵容地主阶级兼并农民土地，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
这唐代前期，官府所承袭的乃是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在均田制下，国家授给农民土地，包括口分田和永业田等，不得随意转让或买卖，也就是说均田制下国家名义上仍是土地所有者，农民拥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没有完整的所有权。
安史之乱前后，唐代土地兼并加重，人口增加，且赖以授田的国有荒地逐渐减少，均田制也随之逐渐崩溃了。至唐代的“两税法”实施后，土地兼并不再禁止，取代均田制的是以庄园制为代表的私人土地所有制。
而宋承唐遗，宋代的土地制度不仅继续了唐代后期的变化，而且在唐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土地私有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了。
从北宋的全国形势来看，耕恳土地分民田和官田两大类：官僚、地主、商人的私有土地以及自耕农、半自耕农所有的很少一部分土地属于民田；政府的屯田、官庄的土地属封建国家所有，主要属于官田。
随着土地开垦面积不断扩大，粮食单位亩产显著提高，经济作物品种增加以及种植区域不断扩大等。正如承继晚唐五代历史的顺序，北宋的农业税收也沿袭了许多唐末五代乱世的征收名目，琐碎繁多，大致可分为正税与附加税两类，田税和丁税两方面。
北宋的田赋制度沿袭了唐代中期杨炎所创立的“两税法”，面向全部主户亦即所谓“有常产”的“税户”征收土地税，分夏秋两次。宋初一般按照亩收一斗的定额课取谷物，部分地区仍依十国时的旧制，每亩每年纳税三斗，这是宋朝政府征收农民的正税。
至于两税之外，又有丁口之赋和杂变之赋的附加税，宋仁宗时规定这两种税收都必须随同两税输纳。丁口之赋以身丁为主要对象征收，沿用了历代的人头税，不管有无土地，全需交纳。杂变之赋（又名沿纳）内容很多，牛皮、盐、曲（酿酒所用）等税收都在范围。
五代时期，酒曲有时官造，有时许民自造而官府征收税钱称为曲钱。后唐明宗时，将这一临事性政策常设化、制度化，规定诸道州府乡村人口于夏秋田苗上每亩纳曲钱五文，允许百姓随意造曲酿酒。这项措施直接成为政府的创收手段。曲钱按田亩计征，分夏秋两季征收，成为田赋附加税。入宋以后此项弊政没有取消，反得以传承下来。
牛皮是古代制造兵甲的重要材料，牛筋、牛角是重要战略物资。五代时期兵连祸结，战火不息，各朝都严禁民间私自买卖牛皮等物品。耕牛死后，皮和筋骨都要全部交给官府，而官府付给很少的钱。后唐明宗时只给农民一点盐充作牛皮款，再后来，收了牛皮也不给钱。最后规定制度，牛皮牛筋等都要上缴，对无牛皮者也要收牛皮税。后周时，规定牛皮税按田亩摊派，牛皮税也成了田赋附加税，整个南北宋一直沿用下来。
再来就是农具，这农具是农业生产的工具，就像我们生存需要穿衣吃饭，它是农业耕作的必需品。对农具课税明显是一种无理可讲的苛政，后唐明宗时，因官府经营的农具质次价贵，农民不愿使用，改为农民自制铁农具，官府征收农具税，依随夏秋两税交纳，逐渐成为田税附加税。以后历代开明君主都认识到农具税的明显不合理，也颁布过减免措施。前代有开创，宋初的农器也要纳税，以后时征时停。
五代十国时，占据两浙的吴越钱氏政权为免吞灭，千方百计巴结中原政权，创制了进际税，以进贡之名虚增税额，向辖下农民征收税钱，每田十亩虚增六亩，桑地十亩虚增八亩。这项政策在北宋得以继承，也一直沿用至南宋。
此外，北宋政府还在绢帛与粮食产地采取“和买”与“和籴”政策。起初，依照绢帛与粮食所出多寡，宋政府分别派定征购数量，并付出一些代价，但后来都是“官不给钱而白取之”。再后来，又把白取的绢帛或粮米折成现钱而勒令民户交纳，“和买”与“和籴”变成了税户的经常负担。
第一千零七二章 【苛政】
此外，交纳田赋时，北宋政府还沿用了前代的“支移”和“折变”来盘剥农民。
所谓支移，就是官府借口军事急需，强迫北方农民把秋税谷物送到沿边城镇去缴纳，人畜盘费全需自备。在没有支移任务的地区，农民也要按照田赋数量每斗缴纳“道里脚费”，也就是运输税财的路费。
所谓折变，就是官府借口需要，命令农民改纳指定的物资或现钱。
在此过程中，方便了官府从中百般渔利。
两税之外还有头子钱，北宋时凡是和官府往来发生银钱出纳事物，按一定比例要加收头子钱。头子钱本来是一种手续费，供征税官吏支用，也用于弥补仓耗，后来变为随田赋征收的额外税费。
各地头子钱税率不一，且不断提高，宋朝的头子钱也不限于田赋缴纳时加收，凡与政府发生的收支行为都征收头子钱。
宋代的义仓税源于以亲民著称的仁宗皇帝，主要面向富裕农民征收。
北宋三等以上户属大中地主行列，仁宗庆历时，令三等民户输米二斗者纳一升，以处义仓防备水旱，后来时兴时费。宋哲宗时改为纳粮至地方仓库，以之补充国家的经费，于是失去了义仓的原意，成为一种税收。
另外，宋代还有蚕盐钱，醋息钱，市例钱等等。
总之，北宋以至南宋，田税的附加税名目繁多，有的遍征全国，有的专征数郡或一地，有时兴，有时废，不一而足。
除过依照土地征收的正税及附加税外，针对农民的还有徭役。宋朝的主户（拥有土地向政府缴纳两税的人户）还要到各级政府去服差役（也叫职役）。
差役的负担十分沉重，一些有权势的地主都要设法逃避，最后大都落到中、下户头上。他们一旦承担了主管官物，负责辇运的衙前等重役，往往倾家荡产。另一种杂徭（又称“夫役”），则几乎全部由贫苦农民来承担。
宋朝承继五代余绪，其赋税政策深受乱世之弊的影响。宋太祖开国后有心革除其弊，但一味用宽容的手段来缓和这种问题。
后来，国家外患不断，战争损耗严重，兵员数量众多，军费开支浩大，官僚队伍庞大，政府机构运行成本甚巨，冗官、冗兵、冗费等“三冗”问题严重，皇室官员骄奢淫逸，与辽、夏和议后，每年输出的巨额岁币无疑也雪上加霜。
一些赋税征收原本是有良好动机，但以后执行过程中，逐渐变质变味成为政府的创收手段，致使北宋赋税征收之弊愈演愈烈。
宋代是一个文治社会，一个文人当政的国家，正是文人所为将许多丑陋的劣行掩盖在光华的文明表面下。
一些良好政策却多停留在纸面儿上，未得到实际有效的贯彻执行，许多苛重的税收名目也有了其存在的合理性解释。文人治国使许多原本应该施行的政策陷于反反复复的争议，讨论多，做事少，许多良好的政策最后只能保存于一些人美好的想象与繁多的文牍制度中，而在社会上通行的还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弊政。
这些在元人做《宋史》时就已指出：“世谓儒者论议多于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货，大率然也。”
此外，宋朝对地方官员的政绩有以课税收入奖惩的政策，课多者奖励，课少者责罚，另外还有“羡余”的说法——官员把地方府库收入中所谓盈余的部分献给皇帝，以此成为他们加官晋爵的阶梯。诚然如此，宋朝国库的收入有所增加，然而，客观上它往往成为地方官员巧立名目、榨取民财的一个动因。
说道这里就不得不说说王黼、高俅这两位难兄难弟，便都是为赵佶搂钱的高手，二者作为赵佶的座下走狗自然都是极好的，至于下场的区别只在王黼对于赵桓而言尚有可用之处。
话说，就北宋此时而言，沉重的赋税压迫下造成了大量的农民破产失业，出于生计，弃田罢耕，只有在流浪中寻求生机，由此形成巨大的流动人口。他们的出路主要有应募参军或服役，进入城市从事手工业或商业，出家为僧，少数或者沦为盗贼，比如水泊梁山上的一众所谓好汉便是以此为名目起事。
当然，水泊梁山之事因为后代的统治阶级断章取义收为己用，便也大大的将其事迹做了美化，丝毫不提其中那些开人肉店、挖人心下酒、以及打家劫舍、逼人为贼却称之为“赚”的恶劣事迹。
却就说，提到宋朝针对土地的农业税，就让人不得不想起王安石变法期间面向农村与农民颁布的方田均税法。从此项法律条款的名字也可看出，变法主要在于两方面：“方田”和“均税”。
的确，王安石的新法内容主要是清丈、核定各户占有土地数量，划分田地等级，制定地籍，依照等级规定确定农民纳税税额。
北宋时期，一些形势户（官僚、豪绅、胥吏、地主被称为形势户或官户）与寺观户（僧侣、道士等占有土地的人户被称为寺观户）占有大量土地，有时还大量隐田和漏税。由于赋役的苛重和不均，一般地主和形势户为了减轻赋税，便把自家的土地和人丁分散成许多户头，称作“诡名子户”；有的人家把土地假称献给僧寺、道观，叫做“诡名寄产”；有的则把田地假装卖给了形势户，借助富人的佃户之名来逃避徭役，叫做“诡名挟佃”。
这样，他们对国家的负担便被大量转嫁到广大下等主户的头上了。国家的实际税收不断缩水，财政收入也着实受到影响。王安石之前宋政府曾有过几次“方田”措施，力图清理出一些隐田、漏税，扩大国家税源，但遇到阻力都比较大，时行时停，最后收效甚微，且浪费了国家不少财力物力，也不断遭到时人对此类政策的非议。
王安石曾以“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来游说、鼓动推行变法，所以变法之目的很重要一点也是解决宋朝的财政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隐田逃税现象有所消除，赋税收入增加了，农民负担也得到部分减轻。
但是，新法却侵害了豪强地主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加上当时技术落后而土地丈量工作进展缓慢，因此以后便逐渐停顿下来。
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也避免不了前代“方田”政策的命运，与其它新法一般最终以失败告终。
等待北宋王朝的将是中国历史轮回必然的命运，金人南下，内部危机重重而风干虚弱的宋廷没能抵挡住强大的女真军队迅猛进攻，很快便灭亡了。
（此处参考有脱脱《宋史》、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漆侠《宋代经济史》、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全汉升《中国经济史研究》、项怀诚《中国财政通史·五代两宋卷》、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下册》等书籍，文章体裁所限，不注出处，特此说明、向前辈致谢。）
第一千零七三章 【良法】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可总称为三利：一利简化税制、二利增加收入、三利方便征收税款。
就黄杰在梦中所知，这“一条鞭法”上承唐代的“两税法”下启清代的“摊丁入亩法”，是华夏历史上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影响和历史意义的社会变革，虽然比不了后世更为高效、牛叉的“间接税”和“营改增”，就目前而言这“一条鞭法”可以说是最适用于大宋的良法。
所以，黄杰这也才挖空心思与王黼一道将这“一条鞭法”给悄悄的夹带进了《新青苗法》里面，借着如今大宋对金北征，大量迁徙辽东百姓的机会，将山东和陕西两地作为税法改革的特区来操作。
首先在税制上，黄杰版的“一条鞭法”依旧承袭两税法，依然设定夏秋征收两税，不过“税户”的划分为新式的递进制度，也即是初中高三阶分税制。
其中，以一户配田五十亩计，不论其配田是水田、旱田、瘠田或桑田，只以二十亩粮田所产计税，夏征每亩每年纳税粮食五斗或等价银钱为正税，秋征每亩每年三斗粮食或等价银钱为役征，是为“初等税户”。
以一户配田五十亩起，至一百亩止，以粮田五十亩计税，夏征每亩每年纳税粮食四斗或等价银钱为正税，秋征每亩每年二斗粮食或等价银钱为役征，是为“中等税户”。
以一户配田一百亩起至尽其所有，以六成折算为粮田，夏征每亩每年纳税粮三斗或等价银钱为正税，秋征每亩每年一斗粮食或等价银钱为役征，是为“高等税户”。
其次，改制后的公田所不再追索有关“田皮”和“田骨”的契约，而是仅负责厘清、丈量田地实纳税额，同时以官府的信用作为背书，出面向农田所有人租赁土地进行转包官租。
这所谓的“田皮”和“田骨”，也即是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很多时候土地所有人也即是地主因为自家所拥有的土地太多，为了不使土地荒芜自然要找人来劳作耕种。
其中，干活的劳动力分为三种，第一种便是家仆、私奴、奴隶，其耕作土地的产出全归主家所有；第二种是佃户、庄客，这部分的劳动力与地主属于雇佣关系，听地主的安排组织生产，土地产出按照一定比例来进行分配；还有第三种便是自耕农，他们会出钱向地主购买“田皮”，也即是土地一定年限的使用权，然后自行组织生产和耕作，土地产出全归个人所有，不用跟地主分配，也不用负责赋役。
当然，还有第四种情况，那就是一些完全拥有土地所有权的自耕农，为了避税和躲避，主动把田地的所有权，也即是田骨卖给形势户（官僚、豪绅、胥吏、地主被称为形势户或官户）与寺观户（僧侣、道士等占有土地的人户被称为寺观户），借助富人的佃户之名来逃避徭役，这叫做“诡名挟佃”。
那么，问题就来了！
按照以往历朝历代的做法和正常的逻辑，不应该是田地越少交的税赋就应该越少么？为什么黄杰的新法反倒是地越少税额越高？
其实刚刚说过，由于北宋时期的赋役苛重和不均，一般地主和形势户为了减轻赋税，便把自家的土地和人丁分散成许多户头，称作“诡名子户”；有的人家把土地假称献给僧寺、道观，叫做“诡名寄产”；或是献给形势户或官户，借助富人的佃户之名来逃避徭役，这叫做“诡名挟佃”。
所以，在这么一个情况下，还去搞什么田地越少税赋征收额度就越低的税制，这不明显是脑子进水了么？
那么，干脆就让这些人求仁得仁、求财得财，反其道而行之，通过鼓励土地兼并，设法提高土地的集中率和利用率，让更懂得组织生产和善于经营的地主来使土地产出增量、增值。
想想看，一旦黄杰的新法推行起来，大家发现这新法的不同之处是土地规模越大，征收的税赋就越低，自然就会动脑筋将分散的土地和人丁、户头重新集中起来，而一旦集中起来后，在组织生产时势必就不能继续的各自为政，那么作为组织者或者土地份额占大头的参与一方，就必然有更多的话语权。
而就现实而言，但凡是地主就没有蠢笨傻的，这蠢笨傻的家伙自然也不可能成为地主，就算某个地主当真不聪明，可他不是有钱么，可以雇管家、雇掌柜、雇专业的匠人、长工来进行生产、更养得起牛马来作为畜力，比起贫家小户种个田都得全家老小齐上阵，壮丁拉篱、妇孺扒耧，这可不就强得多了？
所以，一旦土地向地主和更高效的生产组织者和生产资料掌握者手里集中后，由他们来组织生产，效益比起百姓单打独斗自然要更大更高。
再有一点，既然这土地越集中，所征收的税率也就越低，自然也就不会再有人去挖空心思搞什么隐田和分户了，如此一来官府实征所得只怕要比以往更多。
当然了，在推动良性土地集约化的同时，也不能排除会有恶性的土地兼并，那么黄杰对此有没有准备什么应对计划呢？当然有了！
还记得前不久被黄杰挖出来复用的陈东不？既然这厮最大的长处和优点就是搞事情，当然不能就这么明珠蒙尘、让他就这么呆在犄角旮旯里发霉，安排他来个“八府巡按”巡查河东、河北、河西、河南四路八府，并且不考官（考察官员政绩），专门巡查农、工、商、学政及释、道诸事，就是在此处用他！
除此之外，公田所还有一个职能，就是以官府的信用作为背书，出面向土地主承租旱田、瘠田、下桑田、荒地、河滩、荒山、洼地等等品质和产出较差的土地，以银钱提前支付租金，然后转手官租给移民与自耕农，并负责《新青苗法》的落地工作，向农牧民贷出资金并组织垦荒、生产并供应、销售一应的生产资料、种子、种畜、耕牛，以及提供与农业相关的服务等等。
自然，公田所正是“八府巡按”主要巡察机构，有了陈东这样的猛人坐镇，还怕会有人搞事情？
如此，也就将公田所这个原本用来坑害百姓的官僚机构，一下子就盘活了过来。
第一千零七四章 【让利】
可以说，黄杰为“变法”这事操的心一点也不比北征金国少，只是为了不惊世骇俗只得藏着掖着来搞。
那么，对于“变法”这事，民间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首先来说，这山东和陕西两地，就眼下而言并不算是富庶、稳固之地。
先说山东，虽然整个北宋时期也算承平日久，但唐末以及五代之乱使得山东人口基数大减，进入北宋后又因为辽国的崛起而居于险境，除了农业和畜牧业作为支柱不可轻慢，工商业所得到的发展并不多，哪怕一个登州和一个青州各有盐、海之利，可产出和税赋比起江南各路而言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至于说陕西，也即是以秦州为中心的整个秦凤路地区，辽人、党项人、吐蕃人甚至还有突厥人，可是来来回回如梳子一般在这片土地上梳了数百年，除了一个半吊子的畜牧业勉强维持着当地命悬一线的经济之外，哪有什么工农商可言。
所以，对于宋廷拿这两个地方做变法试点而言，对于满朝的有识之士还有各路、府的掌控官员而言都是可以接受的，毕竟这两个地方都已经是粪土之墙一般的存在，变法再坏又能坏到什么地方去。
然后，黄杰和王黼商议许久，以王安石的《青苗法》为蓝本搞出的《新青苗法》以及夹带在其中的“一条鞭法”，怎么看都算是秉承了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这些人遗志，在法理上较为能够得到士大夫阶级和百姓的接受。
对了，元祐是北宋哲宗赵煦的年号，这老子神宗赵顼要变法，用了王安石搞事情，后来儿子哲宗赵煦不变了，就让砸锅的司马光搞复辟。
从此以后，支持变法的人称元丰党人（元丰是神宗年号），反对变法的为元祐党人。
到了赵佶这朝，变法派声势大振，丞相蔡京对司马光这帮人恨得要死，但此时人都死了，也没法再贬斥发配。于是老蔡京为了彻底清除余毒，奉皇帝的旨意下令各州县大刻元祐党人碑，宣布这些人属于奸党，要勒之于石，让他们千秋万代臭下去。
此外，苏轼和苏澈两兄弟其实对王安石变法中的某些内容（如免役法）还是比较认同的，对于一些较为激进的变法内容，也提出了针对性的改进意见，从主观上来说还是支持变法的。只是这两兄弟算是交友不慎，屁股的位置决定了脑袋，所以人家就是要把他俩归列在复辟派里，于是兄弟俩也就只好做元祐党人了。
结果，苏轼和苏澈哥俩也就被贬了又贬，苏轼就一直发到海南岛的儋州，相当于到天涯海角了，结果幸亏如今他阴差阳错的成了黄杰的爷丈人、外太公，而黄杰又特么十分能干，非要给他正个名，如今打着他们的名义来挂羊头卖狗肉，若是黄杰这新法要真能变成功了，对于二老而言怕也应该要含笑九泉了吧！
至于黄庭坚，他更是私下称赞王安石为“一世之伟人”，他的族侄黄次山为《临川集》写序，也提到黄庭坚称王安石不朽（东京之子美，而鲁直称为不朽）。但是在元祐朝修国史时，黄庭坚却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和陆佃（陆游的爷爷）有诬史谤书的争论，所以这人也跟苏家兄弟一样，因为帮亲不帮理，最后落了个勒石为记，遗臭万年的下场。
再来说，借着秉承遗志这条线，在法理上倒是把路捋直走通了，那么民间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就目前来看，山东和陕西两地因为各自情况不同，反应各有不同。
首先是陕西由于如今还处在军管状态之下，加上种师中坐镇西北摆出左拒吐蕃、右迎西夏的姿态，在民政这一块反倒是外紧内松。而且西北基本上也并没有什么农业，毕竟一是地不好种，二是种好了未必能收获，还不如抛荒长草拿来牧马，所以针对黄杰搞来的辽东移民进行畜牧业的开发，反倒进度神速。
至于山东地区，对于底层百姓而言，新法不论怎么算都能少交税、少出劳役，当然是好事，而对于一些习惯搞偷税漏税的大户而言，虽然多少还是有些不乐意，既担心政策的反复，也害怕官府言而无信或者朝令夕改，多少有些怨言，但也明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多处在观望的状态。
对此，黄杰倒也不是没有准备，他拿出的办法就是让利！大大的让利！
直接把金玉会中属于山东的近十二家会员的股份收益各自提高了百分之三十至五十不等，然后要求他们各自在整个山东划分辖区，然后设法吸收辖区内的地主、富户作为下线和合作伙伴，主动提供技术和资金对他们进行传帮带和转型，设法让他们这批人脱离土地农业的束缚，先特么富起来再说。
想想看，如果一个地主，能够用自己的经营技能和资本，运作一个能赚取更高收益的工业项目，这个时候他还会笨到死抓着收益不高的农业项目不放呢？
这北宋初，曾任工部员外郎陈尧叟著述说“汉魏晋唐，于陈许邓颖暨蔡宿亳，至于寿春，用水利垦田，陈迹具在”，建议“大开屯田”，“亩收约三斛，七州之间，可得三百万斛”（《宋史·食货志》）。
到了神宗熙宁时王韶说：“渭原城而下，至秦州、成纪，旁河五六百里，良田不耕者，无虑万顷，治千顷岁可得三十万斛”（《宋史·食货志》）。
从二人所言，可以发现北宋时期的粮食亩产，大概也就是每亩三斛，也即亩产三石的水平，而且这三石收的可是未曾脱壳的谷物（小米、粟、豆、小麦、高粱等）而非精粮，折合后世斤两约为三百五十斤（宋代一石约92。5宋斤，每斤640克）。
而如果是稻米的话，产量更低，如宋仁宗时范仲淹在奏议《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说：“臣知苏州，田出税者三万四千顷，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
此外朱熹在《奏救荒事宜状》中，说淳熙时浙东路绍兴府六县“每亩出米二石”，由此可见，即便是北宋末期华夏的粮食亩产依旧很低，在这一时期如果不是为了填饱肚子，搞农业生产基本都是低效投入低效产出，根本没有什么价值。
不过，可别忘了黄杰的黑科技“水陆一体化养殖技术”，自他当年拿出来搞事情，如今早就在大宋各地遍地开花，只不过由于金玉会的会员各家都把这等技术视为禁脔，各自严防死守不使外传，这才没有大规模的推广开来，此时不拿来大用，更待何时？
如此，这“变法”的天时、地利、人和与内因、外需和厚利，便也齐全了！
第一千零七五章 【示警】
且不说变法之事如何酝酿，时间进入乾道三年（1130年）的七月，天气越发的炎热不说，金宋两国之间的使者也越发跑得勤快了起来。
由于宋廷特意不走军驿的信道，专用礼部信使来传递和谈的消息，黄杰发现想要掌控双方具体的商谈消息也越发的困难起来。
到了七月中的时候，李邦彦和周邦彦这外交二人组更是经得胜关（山海关），走锦州悄悄入了金国，远远绕开辽阳府直赴沈州，与坐镇沈州为宗望大军搞后勤保障的金主特使完颜宗干会面商谈。
这完颜宗干女真名为斡本，是完颜阿骨打的庶长子，母裴满氏，吴乞买继位之后便封完颜宗干为国论勃极烈，与完颜斜也共同辅政，更命他镇守黄龙府，引为大金之干城。
两邦彦抵达之后，金国自然也就把秦桧和赵良嗣给晾在了一边，没了秦、赵二人参与和谈事宜，也无疑算是断掉了黄杰的耳目。
转眼便是七月十五，以宋人之例乃是祭祀先人的中元节，此时由于弘道抑释已经是大宋国策，因此自然再也无人敢提什么盂兰盆之事，举国上下包括辽东皆称之为中元。
这日一早，金宋两军依例挂起了免战牌，辽阳城中的宋军在早饭之后，军中凡伍长以上或荣立过三等战功以上军士，皆盛装前往辽阳城北的忠烈祠参加祭祀活动。
城北的忠烈祠乃是黄杰请奏东京后，由礼部派来的祠部郎中张择端亲自督造建成，整个忠烈祠由三座牌楼、一座山门、前后两进大殿和一座塔林筑城，占地莫约三十余亩，乃是黄杰生生将原先辽阳北城的几座私宅和作坊推平后兴建而成。
此外，除了大殿以拆除辽阳城中民居所得好木建造之外，牌楼、山门以及用来安放烈士骨灰的塔林等建筑，黄杰也不惜工本全采用的是铁筋混凝构造，非但坚固无比，也寓意非凡。
更规定，凡北征为国捐躯之将士，骨灰皆可入塔林得享血食供奉，勒石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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