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清(熊猫)-第1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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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后，大家的话题马上就转到了他们更关心的问题上。

刘体纯认真地再次确认：“左都督肯定不会来了，对吧？”

“是的。”任堂答道，他全神贯注地等着刘体纯向他说明为何奉节会聚集这么多重要人物，他看到周开荒也是一脸严肃。

“嗯。”刘体纯脸上明显地露出失望之色。

“这件事和剿邓总理有关。”

刘体纯的话让任堂又楞了一下，他当然知道剿邓总理是周培公，不过有必要在明军的会议上对敌人用敬称么？

“这位就是周布政使的密使，”刘体纯把一个富商打扮的中年人介绍给任堂和穆谭：“他是和我们一起来的。”

周培公的使者向川西众人行礼，然后开始介绍长江中下游的情况。据密使所说，明军走了之后，两江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而蒋国柱和张朝都束手无策。

赋税积欠是明朝的常态，在崇祯朝以前，明朝对于积欠常常进行减免，即使实行了考成法以后，一般收到七成的税赋就视为合格。但考成法是一件威力巨大的武器，当崇祯朝把清理积欠和考成合格挂钩后，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前途就拼命地征税，导致大批农民家破人亡。而满清入关以后，继续清理积欠。不过满清主要针对比较富裕的江南而不是已经破败的北方；而且清廷一直注意对灾祸地区实行减免，再加上满清的武力威胁和用屠刀建立起来的凶恶名声，清廷得到了大量的赋税，但却没有引起大规模的起义。

到顺治朝后期，为了维持洪承畴的五千里防线，清廷对两江和湖广的考成一直是以十分为合格，也就是说不管中途有多少损耗，不管用什么办法，官府一定要拿到足额的赋税。这种严厉的考成使得东南百姓的负担大增，平民一年到头辛苦地劳作，却没有丝毫的结余。至于底层的佃户更是悲惨，田租平均已经高达产出的六成。

顺治十六年，在万历年曾高达每亩数十两的南京田价就只有十两了，苏州则不到十两。农民被沉重的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自耕农的负担渐渐向军屯士兵看齐，而佃户基本已经与军屯无异——没有人愿意花钱去扮演军屯屯兵的角色，当买地无利可图时，田价就随着不断地下降。

郑成功和邓名两次攻打江南，而福建、四川各条战线上的开支依旧浩大，这让满清政府必须坚持以前的赋税政策。现在两江的小地主也开始破产，他们为了完税不得不借贷，然后卖地偿还，这导致田价继续走低。

在种地难以养活自己后，农民的购买能力也越来越低，越来越舍不得购买布匹，过年做衣服都舍不得购买商家的产品，而是完全依赖妻女的纺织，这让两江的经济作物区也开始萎缩。简而言之，满清为了继续把战争打下去而全力压榨东南数省的百姓，导致东南的财力到了枯竭的地步。

“今年秋收过后，又有很多人出售田地，而愿意购买的人非常少。江宁周围的水田，现在花个五两银子就可以买下一亩，如果买得多，三、四两也不是不行。”周培公的密使说道。

田价已经贱到这个地步，地主和佃户都不可能再购置农具，不可能增添牲口，可想而知明年的产量会继续降低。更多的人要靠借高利贷来偿付赋税，然后不得不想尽办法抛售土地还账——偏偏还没有多少人肯接手。就算是对经济原理一窍不通的两江官员，也知道这意味着离经济崩溃越来越近。

如果放在从前，蒋国柱和张朝不会有丝毫的犹豫，那就是继续按照朝廷的命令收税，如果发生民变就出动军队镇压——反正他们只是流官，民生根本无法与朝廷的权威相提并论。但现在蒋国柱和张朝都有了别样的心思，他们也和吴三桂一样，不能对民生凋敝熟视无睹了，无法一味横征暴敛下去。

只是北京的税赋任务依旧要完成，今年他们不是战区，没有减免赋税的借口。

“周布政使的打算是什么？要我们攻打两江吗？”穆谭听完后立刻问道。

“是的，原本希望邓提督能够去江南转悠一圈，至少为几个府争取下来明年的免税。不过这次我们实在无法提供足够的粮饷了。”

“不给我们粮饷，那我们为什么要去？难道要我们自己带粮食吗？”任堂顿时怒形于色。虽然川西早有攻打江南的计划，但这个时候要是不愤怒地嚷上两声，怎么让对方知道自己的难处呢？

而穆谭没有立刻叫苦，他偷偷看了刘体纯一眼，觉得大概周培公那边还有什么名堂。

第07节仲裁（上）

设立在奉节的委员会让夔东众将都对航运的盈利能力有所了解，对其中一些些人来说，邓名还与他们分享了一个重要的情报，那就是川西和湖广、两江的关系。其中李来亨、刘体纯早就清楚此事，郝摇旗和贺珍也心里有数，但对王光兴、党守素来说就完全是新闻了。

李嗣业抵达奉节后，根据邓名与李定国的协议，也让他知晓了川西和湖广、两江的一部分协议——高邮湖一战的内幕当然不会在委员会上公开，而其他的协议邓名认为有必要让同盟有所了解，这样才能起到委员会的协调作用。知情人都是坚持抵抗到最后的将领或是他们的子侄、心腹，第一不会到处乱说，而且他们这些人无论说满清官员什么坏话，都不可能被清廷相信。

长江航运的利润大大超过李来亨和刘体纯与邓名联合发布夷陵宣言时的预期，即使不算舟山分润的那部分，刨除给李来亨、刘体纯以、袁宗第及汉水二将的补贴，这一年来还给川西带来价值超过两亿元的收入。现在这部分收入就是邓名的财政支柱，保证着欠条的信用和川西政府的运转，至于折合成多少银两，则会根据银价的起伏有些轻微波动。

今年郝摇旗和贺珍也采用了类似李来亨和刘体纯的政策，调整了他们和缙绅的关系，从委员会那里获得补贴，而李来亨和刘体纯则盼望着能够再提高一些他们的补贴。

不过今年的东南漕运开始后，委员会的利润就开始下降了。

首先去年很多收入是邓名勒索来的而不完全是商业收入，其次就是去年明军往来于长江上，起到了替代商船的作用。若是商业发达，沿江的百姓还可以向商船出售土产，或是提供薪柴、江鲜、粮食等物品，就像去年对明军做的一样，这些收入可以补贴一下家用，还可以进一步传递到不临江的地区，让农民可以通过多干一些杂活来补贴家用，承担赋税。而今年为了完成漕运，湖广和两江都不得不进一步征用民船，这进一步榨空了本来就疲惫不堪的长江中下游地区。

长江的航运变得更加萧条，即使农民想多做一些零活，也变得无利可图，即使把这些余力全部投入土地，也不可能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了，只依靠土地所出本来就难以承担赋税，更不用说粮食、蔬菜、水果以及棉花的消费量和价格都在下降。

而禁海令给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以最后一击，大量的渔民和水手失业，正常的出口贸易完全中止。面对禁海令，山东、两江和福建、浙江的渔民开始冒死偷偷出海，但清廷手段极为严厉，下令各地官兵勒石为界，越过的百姓格杀勿论，为了生计而冒险的沿海百姓很多都死在巡海官兵的屠刀下。

即使是在江南也是一样，蒋国柱同样执行了严格的禁海令，第一，他根本没有把老百姓的性命当回事，只有面对邓名这样手握重兵的人时才会容易说话；第二，蒋国柱虽然和崇明有协议，但是他同样不想把这件事搞的尽人皆知，所以除了少量几个走私码头外，其他地方执行禁海令时并无丝毫不同；最后，蒋国柱暗自盘算，若是禁海令执行的好，他和崇明的交易就可以取得垄断地位，比较容易抬价了。

现在两江的经济即将窒息，蒋国柱和张朝除了劝农桑就没有其他的应对方法，毕竟朝廷的赋税不能停。而因为不敢减轻清廷规定的赋税，所以劝农桑也就是一句空话，就算没有未来的经济理论，祖先也早就总结出来，想恢复生产就要轻税。因此现在两江的办法就只能是动员更多的官吏下乡，检查春耕、秋收，打击逃民，这种办法作用很有限，而且还给了官吏更多鱼肉百姓的机会。

看到田价下跌不止，而官吏依仗朝廷威势巧取豪夺，大批的小地主已经开始怀念去年明军过境时的时光了，那时有明军震慑，两江的官吏都收敛得多，而且粮价能够维持，还能够出售土产、买到便宜的货物，不少地主都私下议论，盼望着明军再次过境，让他们能够挣一些银钱好缴纳清廷的赋税。

缙绅的光景比小地主要强得多，他们目前还有一些税收优惠政策，比小地主和农民承受灾难的能力也强得多，不少人还利用赋税沉重大肆放贷，并趁着地价便宜的时候收购土地。

“这我们能有什么办法？”任堂听周培公的密使说完后，立刻就想起了邓名的理论，不过他没有明言，而是继续讨价还价：“要想让东南恢复，就要停止向北京交税，蒋巡抚和张巡抚有这样的决心吗？如果有的话，我军倒是可以帮忙。如果两位巡抚没有这样的决心，我们总不可能说服北京的鞑子不收你们的税。”

直接向明军倒戈是不可能的，现在蒋国柱虽然正在利用走私渠道敛财，积极培养私人势力，但才鼓捣了半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大成效。要是明目张胆地反正，满清就是放弃四川、两广也一定会全力平定东南，只要北京不惜代价、不怕形势一夜回到十几年前，绝对能凑出一支可观的平叛大军，倒时候蒋国柱定然是死路一条；而如果邀请明军来助阵，先不说打不打得赢，就是打赢了那地盘也都是明军的了。

“现在和鞑子决战，有些太草率了。”不等周培公的使者回答，刘体纯就替他答道。

现在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清廷依旧有绝对的优势，而明军能够在西南相持，很大程度上是占了清廷兵力分散的便宜，越向西距离清廷的政治和经济忠心就越远，清军的补给能力和控制能力就变得越弱，所以即使清廷拥有数倍、乃至十倍的国力优势，在西部的战线上也取得不了压倒性优势。

向东只能是袭扰战，目的就是掠夺物资加强自己，并且削弱清廷的国力，这点夔东众将都看得很明白。就算强大如郑成功也无法夺取东南，骁勇如邓名也无法稳固地控制哪怕一个据点，而夔东众将实力更差，李来亨现在和张长庚还算平衡，而郝摇旗、贺珍二人甚至连楚军都打不过，能够在襄阳站住脚还是因为武昌担心邓名的反应。所以委员会的这帮成员人人心里清楚，邓名采取的政策恐怕是目前对明军最有利的。

“委员会的意思是，”刘体纯第一次动用了这个机构的名义：“我们向江南出兵，攻破一些府县，让两江能够获得一些免税，不过我们的船只不够，需要川西水师助战。”

“贵使是这个意思吗？”穆谭有些惊讶地问道，如果攻破府县的话，就算能免税对蒋国柱又有什么好处？可如果只是装装样子，不让明军拿走库房里的积蓄的话，那刘体纯他们又怎么会积极地赞同这个决议？

“是的。”周培公的使者答道，接着他就说出了周培公的打算。

自从兼任了两江的布政使后，周培公对两江的事情也非常尽心，而且还是蒋国柱和张朝自立门户的积极支持者：因为周培公知道，只有在邓名具有极大威胁的时候，他本人才有最大的价值，无论他的衙门是叫“剿邓”还是“通邓”，朝廷因为前者而同意了这个衙门的设立，而东南督抚因为后者而厚待他。

对于东南的困境，周培公同样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如果情况继续下去，不但他的衙门会收影响，邓名可能会不满，而且蒋国柱和张朝在民间的口碑也会变得很恶劣——这对他们培植私人势力是很不利的，朝廷的流官不需要太在乎自己在民间的威望，但想当一个土皇帝就完全不同了。

蒋国柱的最初设想是拿一批缙绅开刀，理由就是这帮人怀念大明，对满清心怀不满。清廷一向对汉人的言论很敏感，这个罪名一定能让朝廷满意，而缙绅的家产也比较多，浮财可以充填藩库，土地可以用来安置迁海的移民，租给他们还会有一些收入。

不过周培公觉得不妥，因为这个借口虽然很容易被朝廷接受，但对蒋国柱的名声损害太大，除非蒋国柱拿出一部分所得来补偿江南的百姓——如果收拾一批缙绅，免了欠他们贷子的小地主的税，并分一些田给他们，或许是个不错的办法，但蒋国柱斟酌一番后又舍不得出血。

最后这个计划就进一步修改，蒋国柱打算和明军达成秘密协议，由明军出面收拾一批富豪缙绅，而蒋国柱负责暗中配合，不给明军的军事行动制造麻烦，最后他们的家产双方二一添作五，而明军的出兵费用就不用蒋国柱另付了。

委员会觉得这个办法不错，闯营本来就对缙绅没有多少好感，而蒋国柱保证名单上的人都是对清廷最忠诚的一批——是蒋国柱和明军共同的敌人。江西在知道这个秘密计划后，也欣然加入，张朝表示明军再去江南前可以先在江西转悠一圈，把那些骑墙派、铁杆拥清派都杀光，而他负责让江西绿营演一场“兵来匪无影，匪来兵无踪，可怜兵与匪，何日得相逢？”

第07节仲裁（下）

郝摇旗抵达奉节后，对周培公的建议也极为赞成。和张长庚打了两仗被赶出钟祥后，郝摇旗和贺珍都很清楚他们的实力与武昌的差距到底有多大。而在郝摇旗和贺珍看来，邓名强大的原因主要就是策略得当，每次都能利用军事上的短暂优势谋求到巨大的利益，利用这种利益再进一步加强实力，依靠一支精干的部队和炸城法威胁张长庚等人就范。

邓名一直担心他和张长庚的协议会引起夔东众将的不满，因为这其实也是一种对明军的约束，让他们扩展地盘受到了限制。而且邓名还向张长庚保证，若是夔东军试图攻击岳州、钟祥一线，川西明军会严守中立。上次路过武昌的时候，张长庚和邓名甚至还签订了一个补充条款，那就是如果岳州和钟祥遭到了夔东明军的攻击，邓名不但不能派遣部队，甚至不能提供运输和物资上的协助；作为回报，张长庚划出一片地给川西商人做仓库，用来储存川西越来越多的货物。

不过夔东将领对邓名和张长庚的协议并没有太大的不满，首先在郝摇旗和贺珍看来，这个协议对他们两个人的保护作用比约束作用要大，如果没有协议，那他们就得整天提防张长庚攻打襄阳甚至谷城，把他们两个赶回山里去。因为这个协议的关系，张长庚也对呼吁河南绿营支援自己没有多大兴趣——既然湖广总督都说物资吃紧，襄阳已经没有多少人，暂时不把收复襄阳当做首要任务，那么河南绿营当然不会自掏腰包来帮助张长庚收复失地。

岳州和钟祥一样，都是胡全才丢的，张长庚主政后收复了这两个地方，前者是武力从郝摇旗手里夺回，而后者是与李来亨协议收回的。李来亨当时因为兵力有限，加上人穷志短，自己把岳州贱卖给了张长庚，所以邓名签署了中立条约他也没有什么话好说。现在手头阔起来了，李来亨有点后悔当初的交易，但加入委员会后，知道了邓名能够从武昌获得的利益后，已经算盘打得很熟练的李来亨自认为没有办法说服邓名毁约。权衡了一下能够从委员会中拿到的好处，比较了岳州的赋税后，李来亨暂时压下了对岳州的心思。现在李来亨计划利用邓名这个中立条约说事，让川西多补偿他一些，等自己的领地更稳固，实力更强大，能够单挑武昌后，李来亨再去琢磨如何吞下湖北自己的领地。

和李来亨一样，委员会成员对邓名的中立协议虽然没有太多的不满，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拿这个做文章。这次刘体纯和郝摇旗都强调因为邓名的中立协议，所以影响到他们光复土地，而他们不能扩大领地就会导致实力受影响，再说他们“庞大”的兵力不能无所事事，因此去两江配合蒋国柱和张朝洗劫那些拥护清廷的缙绅就是一个必要的行动；更因为这是在邓名的中立协议下退而求其次的行动，所以川西对此是负有责任的，理应提供船只协助。

刘体纯表示，委员会的诸位成员都是有良心的好人，所以川西水师不会白跑，同样能够分到一份战利品。刘体纯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包括一向和李来亨、刘体纯他们不对劲的王光兴，都表示刘将军说得太好了——委员会成员人人有份，大家都要出兵，战利品分享，既然王光兴参与了，那也有他的一份，只有拒不参加委员会的袁宗第分不到东西。

不过任堂、穆谭和周开荒都不同意，前两者和夔东众将没有太深的交情，而后者因为袁宗第不在而且没有出兵的机会，所以拒绝起来没有丝毫的心理负担。

这个委员会没有什么强制力，只是为了同盟内部沟通，简单的说，委员会的运行原则和菜市场也差不多，要你情我愿，不能强买强卖。

夔东军相对川西穷得利害，见有这么一大笔横财就恨不得立刻吞进肚子里去。可是穆谭等三人知道，邓名出兵江南一向很重视在百姓中的形象。蒋国柱肯定会把全部罪名都推给明军，以便维护自己的形象，为了向清廷申请免税多半还会竭力夸大战区的惨状。就算去的明军不打着邓名的旗号，但终归还是明军。川西明军掌握着长江航运的大部分利润，任堂他们都觉得此次获益并非很大，但是付出的代价可不小：提供水师就是一大笔开支，不过和明军的名声受损一比似乎都是小事了。

川西三位将领虽然是邓名的左膀右臂，但他们从来没有获得过决定战略方向的授权，邓名对他们三个人来说基本相当于恩主的地位，主公不在，哪个将领敢擅自决定政策？就算邓名再宽厚，再用人不疑，这种大忌他们还是不想犯的；再说，若是有明显好处或许还能考虑一下，比如主人不在，管家或许可以替他收下别人送来的一份厚礼——不是完全没有危险，但不会给主人惹事，也不会让主人觉得管家不忠——而这次的江南之行利弊难辨，任堂等人都不想为了这么点利益而替邓名擅做主张。

任你千般计，我就是老主意。无论委员会怎么吹胡子瞪眼，一句“提督不在”就都搪塞过去了，想借川西水师一用那是门也没有。

无奈之下，刘体纯他们只好去找文安之仲裁。

因为岁数大了，文安之平时很少参与委员会的议事，听说夔东和川西的意见不合，文安之也不敢怠慢，立刻让刘体纯他们把事情的缘由细细道来。文安之知道自己的责任不轻，在听陈述之前就暗下决心，不管自己和邓名的关系一向多么好，也一定要做到不偏不倚，以维护委员会的团结，进而维护整个抗清联盟的团结。文安之深知邓名建立整个委员会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团结，而不是为了占便宜。

认认真真地把前因后果听完后，文安之捻须沉吟了一会儿，缓缓说道：“本官简单重复一下，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几位将军纠正。”

“是，督师请讲。”刘体纯、郝摇旗、王光兴他们轰然应是。

“邓名和鞑子的湖广总督达成协议，他在武昌卖货，作为交换，以后官兵进攻湖北他也不帮忙，对吧？”

“是。”刘体纯铿锵有力地应道。

“你们认为这是不对的，所以你们想和鞑子的湖广总督、江西、江南巡抚达成协议，去江西和江南攻打一番，攻打那些江西、江南巡抚看不顺眼的人，所得平分。湖广总督放你们过境，而且他也要拿到他的那一份。对吧？”

“嗯，基本是这样的。”刘体纯的声音低了八度。

“而鞑子委任的江西、江南巡抚，他们看不顺眼的人，居然是最支持虏廷的铁杆走狗！现在川西的人不同意这个协议，虽然任堂他们三个小子百般搪塞，但从他们透露出来的意思看：攻灭这些死心塌地的虏廷走狗可能会对朝廷的威信不利！！”

屋里一片寂静，没有人能指出文安之总结中的不对之处。

“唉，”文安之摇摇头，他早就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不轻，也知道邓名标新立异，不过这事还是刷新了文安之对邓名、还有在他影响下的夔东众将的认识。文安之并没有意识到，他其实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老夫一直以为，官兵和鞑虏，就是泾渭分明。今天你们让老夫来评判这件事谁对谁错……”文安之又是一通摇头，这是他执掌委员会以来第一次被要求仲裁，结果就是这样一个难题，他环顾众将，都是比他年轻几十岁的人：“反正这个天下是靠你们这些后生小子撑着的，你们自己掂量着办吧，老夫真不知道谁对谁错。”

……

得不到仲裁结果，大家只好继续在菜市场上讨价还价，而刘体纯他们见无法说服任堂等川西将领，无法借用水师，就要求他们火速派出几个使者，一人三马地去追赶邓名的部队：“一个月来回，怎么样，足够了吧？如果左都督说可以，应该就可以了吧？”

为了防止任堂他们在中间故意阻挠，刘体纯他们亲自写了给邓名的信，不但强调了此战对夔东众将的意义，还暗示事关委员会内部的团结。就连送信的使者，也有几个是委员会手下的优秀骑手。刘体纯他们都希望邓名尽快做出答复，以便尽快出兵。

刘体纯等将领觉得，邓名很可能因为不了解情况而无法立刻做出决定，那他就会派人回来询问更多的具体情况，而此时邓名本人还会继续向昆明进发。一来二去几个来回，半年可能就这样过去了——听说邓名不在川西后，刘体纯他们就觉得这个计划多半要流产，没能说服任堂他们，大家就觉得希望很渺茫了，而请求文安之仲裁和派人去追邓名，都是无计可施的最后手段罢了。

第08节战备（上）

邓名的军队行进速度并不快，八千士兵离开嘉定州后就一直走陆路。自从年中在昆明和李定国达成协议后，建昌就抽出一部分力量建立了连接川西的交通线。这些新建的驿站帮了川军不少忙，不然邓名行军的速度还要慢。

“将来迟早要沿着道路修建兵站，不然这条路实在是太不好走了。”邓名对赵天霸抱怨道。驿站里住不下八千名川军，每日川军都要自己扎营，而且还要准备伙食。虽然有驿站提供向导，告诉明军哪里有可以供大军引用的泉水，哪里有适合扎营的空地，但终究是没有人烟的地方，万事都要靠自己动手。

“那要花多少钱？而且驻守多少兵丁？这么多营地需要不需要经常派人来检查？”赵天霸问道：“如果不常来检查，辛苦修起来的兵站很可能就会荒废了，最后还是无法供大军使用。”

“我就是随口一说，赵兄不必当真。”邓名马上意识到自己的想法缺乏可行性，四川行都司的地理条件远远不如川西，很多居民都是逃难来的川西百姓。刘文秀经营建昌的时候收集过一遍人口，冯双礼进驻建昌后就继续收拢周围的居民。这两年川西形势开始好转，那些没有被抓走的百姓开始向嘉定州移动，导致建昌和成都之间变得更加荒凉，所有的驿站都要依靠建昌或是嘉定州补给。

邓名又想了一会儿，再次对赵天霸说道：“或许我们可以制定一条政策，凡是肯在这里居住的人，就划给他们大片的山林，一户人家可以拥有上千亩的山林，其中的出产全是他所有，或许这样就有人肯在这里定居了，形成一些村落。”

赵天霸沉思了片刻，继续给邓名泼冷水：“就算一个人能有几座山，可是这里什么都没有，盐巴、茶叶、布匹都要从成都运来。打了猎物、开垦了山田也无处销售，商队也不会来的吧？除非能发现金银矿山，提督打算怎么让人愿意来这里呢？”

邓名轻轻叹了口气，承认自己无计可施。归根结底还是四川残破，在聚拢起足够的人口以前，什么远大的设想都是空中楼阁。

“等我们回都府路过嘉定州的时候，提督不妨去峨眉山上走走，看看能不能把山民都拉出来。”一直有外逃川边和行都司的人返回，胆大的人已经去成都了，但还有不少胆小的藏身在山中，这些人对川军能否站稳脚跟依然持怀疑态度，所以宁可在峨眉山中继续藏身：“听说天台山也有一批人。”

“是吗？你怎么知道？”邓名也从嘉定州的驿站士兵口中听说过这些事，不过邓名交代过不要上山抓人，如果他们不愿意出来就不要勉强。邓名知道山中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因此也向驿站的士兵交代过，若是遇到山民，就接济他们一些粮食和棉布，这些成都都会特别拨给，也不需要让山民用出山生活作为交换。

“因为我们攻打过天台山。”赵天霸大言不惭地答道。他觉得邓名给粮给布完全是事倍功半，还不如出兵把百姓都抓下山来，让他们亲眼见到川西的情况，自然就愿意呆在平原上了。简而言之，明军怎么对付清军的辅兵就应该怎么对付这些山民：“八大王建制的时候，就有很多百姓为了躲避战火而逃去天台山上，上面有很多寺庙可以容身，里面的和尚大多不是好东西，造谣说我们西营的坏话，蛊惑百姓不要回乡生产。”

“结果呢？”邓名追问道。

“天台山上有个湖，有淡水能够屯垦，听信了谣言的百姓还就真不下来了。八大王派兵去的时候，贼秃还组织僧人凭险要抵抗。带队前去的是巩昌王，贼秃们哪里是他老人家的对手？见贼秃们守着正面的山路，就派十几个精兵从后山爬上去，一把火把贼秃们的寺庙都烧了。”张献忠可没有邓名这么好的脾气，白文选也是一流的战将，当时天台山的僧众被西军杀了个落花流水。赵天霸说起白文选的杰出指挥时，脸上也显得颇为得意。

“再然后呢？”

“本来巩昌王把贼秃杀光后，想搜山把百姓都带回去的，但这时鞑子从陕西打来了，巩昌王急急忙忙地走了。据他说山上的山田不少，百姓应该也有很多。后来蜀王还想过去天台山、峨眉山找人，但也因为军情紧急而没有去成。等我们渐渐腾出手来了，把这些地方都搜上一遍好了。”

邓名点点头，没有继续讨论这个话题。在邓名的前世，李国英在平定四川的征战中，过一路屠一路，把藏身于夔东众将根据地的百姓统统杀光。四川战事结束后，经过李国英的不懈搜捕，从周围的山上又找到了不少男女老幼，把他们尽数迁到平原上，据说此时尚有几十万川人，得以逃过明末的这场浩劫。但好景不长，随后就爆发了三藩之乱，仅存的这些川人和刚移民进川的百姓又被赵良栋杀得干干净净，最后统共只剩下一万人。

邓名和赵天霸估计，在建昌和云南必然会耽搁一些时间，他们最快也要到明年正月里才能赶到缅甸边境。

明末战争的节奏要比邓名前世慢得多，明军每次出征时，大部分时间都是花费在路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