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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清(熊猫)-第1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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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不会全搞成军屯，我们只是没收一些给鞑子死心塌地卖命的狗官的土地。”刘体纯还自豪地告诉邓名，他与农民做买卖时不但是公平买卖，而且还体贴地多付一些银子。
“你怎么知道谁是死心塌地、谁不是？难道你会一个个问过来么？你还不是要依靠原来的胥吏？别说你不依靠这些人，你总不能占卜断定谁是心存大明、谁是甘为异族走狗吧？我担心这会给一些人奸猾胥吏上下其手的机会。”虽然刘体纯比邓名年长很多，还是一个起义者，但他对官吏的认识实际是非常有限的，邓名可是从媒体上见惯了官吏的嘴脸：“至于多给农民银子，那就不是公平买卖了，我觉得这也未必好，如此小恩小惠未必能有太大的效果。现在我们有钱所以可以这么做，将来没钱了怎么办？发现我们突然不犯傻后，那些满怀希望而来的农民说不定会生气，或是觉得我们看不起他，还是公平买卖为好，能做到公平买卖就不错了。”
毕竟刘体纯的岁数要大得多，邓名点到为止，马上又把话题拽回来：“既然你们不大办军屯，怎么还有人去清军那边通风报信？”
“总有些人数典忘祖。”刘体纯说道，顿了一顿又道：“有好多有功名的士人要求免税，说鞑子都不收他们的税，我们当然也不能收。小老虎和我都不同意，就吵起来了。”
“嗯，我明白了。”虽然刘体纯没提，不过他和李来亨的脾气邓名也有所了解，有人为此挨了板子，甚至被抄没家产都不稀奇，这样的举动在邓名看来未必是大错，但在缙绅眼里无疑就是流寇作风——就好比王夫之的好友蒙正发吧，这个被王夫之称为南明敢战第一人的蒙先生是有功名的士人，从江南跑到湖广参加义军，后见明军屡败，蒙正发就离开军队去找清军将领，称自己尚未有后、感觉很不孝所以不想打了。
普通明军官兵投降是不是能保住性命是不好说的，但蒙正发作为有功名的士子，投降一切好说，清军请蒙正发吃了一顿好饭，还送他还乡的盘缠。回到江南后，蒙正发也确实娶了十几房妻妾，全了孝道；被他痛骂为坏天下事的闯营将士战死疆场，而他老先生却能安享天年，死后还能被朋友们美誉为南明敢战第一人——优待士人是明清双方都遵守的游戏规则。
“夷陵这里收士人多少的税？”邓名问道。
“夷陵这里，有功名的免税。”刘体纯不假思索地答道。
“可刘将军不是刚说你们不同意给缙绅免税么？”邓名感觉这是太明显的自相矛盾了。
“可这里是夷陵啊，是督师的老家，我怎么会不同意给这里的士人免税？”刘体纯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似乎还很奇怪邓名为何会有此一问：“总是要督师的乡亲沾光的，再说也不差夷陵这里的这么点钱，夷陵以外一律不免。”——
看到有那么多给笔者投月票的读者，笔者非常感谢，尤其是tv系列，令笔者印象深刻，非常感谢。
第12节征税
以前邓名和闯营众将交谈的时候，就感到他们对明廷的治理方法有很强的抵触心理，对此邓名非常能够理解。闯营的人都是被明政府逼得活不下去才起来造反的，他们触目所及，都是民不聊生的景象，既然如此他们自然会认为明廷的统治办法有极大的问题——也确实如此。
不过闯营自己的治理手段也是乏善可陈，李自成举事以后，一直到进入北京之前，都没有文人投靠他。仅有的一个牛金星还是因为和人打官司被下狱，适逢李自成攻破城池才投了闯，在加入闯营之前，牛金星同样没有过任何参与行政工作的经历。
在穿越之前，邓名对这个时代的知识传播速度并无了解，等他亲身和这个时代的人交流过以后，才发现在这个没有媒体、报纸，没有大量便宜书籍的时代，普通人对管理、行政近乎于一无所知。刘体纯等人知道官吏的名称，但对政府有何职能，该如何去实现职能都完全不清楚。
李自成攻破北京后，拿出的办法就是不问青红皂白地全国性的三年免征，政府必须的维持经费通过拷掠明朝高官来获得，先不谈这个方案的弊病，就是执行效果邓名也不看好——他听文安之说过，李自成几乎全盘继承了明朝的官吏体系，这个免征政策到底会在基层执行成什么样子，最终受益的人都是什么人？邓名对此非常怀疑。
虽然执行效果肯定会打折扣，而且文安之还痛恨李自成至极，不过在给邓名私下授课时，文督师还是公正地评价道：听说大顺广泛推行免税制度后，黄河流域的饥民、流民还是大量返回故土，社会生产开始迅速恢复。可除了拷掠，李自成、牛金星都完全不知道该如何维持他们的政府，虽然有大批农民从大顺的政策中受益，但李自成全完全无力动员这些受益者来保卫他的政权。结果迅速被满清和利益受到触犯的北方缙绅阶层联合起来赶走，甚至没机会从追赃助饷这个行动中总结行政的经验教训。
在往后闯营继续颠簸流离，从来没有从事过任何行政工作，被改编为明军后，南明政府更不可能把地方政权交到他们手中。西营有建设、巩固根据地的经验，而闯营始终没有锻炼的机会。
在成都的时候，邓名就屡次因为袁象、刘晋戈、熊兰没有任何行政常识（现代人的常识）而头疼不已。对此邓名只能自我安慰：正因为这些人对政权框架一点基本概念都没有，邓名才能施加最大的影响。比如刘晋戈对政府的工作、目的认识完全是一片空白，所以邓名说什么他深信不疑，并奉为金科玉律。
刘体纯虽然比他儿子见多识广，不过行政经验基本也为零，以前在巴东根据地就是单纯的军屯，一切都是军事管理。这次移驻夷陵后，一下子要面对复杂的社会成份，身边也没有南明或是西营的行政官吏，简直称得上是手足无措。
“至少要两、三年的时间，通过一次次税收、纠纷，刘体纯才能不断总结教训，对各种会出现的行政问题有所了解，他的幕僚也会逐渐成长起来。”邓名在心里想道，对于明廷的传统管理模式，邓名既看不上也没有太多的了解，在这方面帮不上刘体纯什么忙：“李来亨、郝摇旗他们估计也差不多，现在完全就是在闷头瞎搞。只是我指手画脚他们多半也未必会听，我只有设法帮他们拖两年，不要让他们迅速垮掉；也不能他们把湖北闹得一塌糊涂，让缙绅和百姓都开始怀念满清起来。等到两、三年后，他们有了些认识，成都那边我的人才也培养出来一些，到时候让刘晋戈来和刘体纯说，肯定要比我强的多。”
一开始邓名还想在刘体纯身上施加一些影响，就像对刘晋戈做的一样，但等他听到刘体纯对夷陵读书人的处理方法后，这个念头也被邓名打消了，在他看来刘体纯根本是凭心情处理政务。
在成都的时候，邓名反复和袁象交代，法不外人情，执行法律必须要有弹性。邓名用的例子就是他刚刚颁布的通行法规：成都城内和郊区，车辆都要靠右行驶，亭士看到逆行的人要予以组织，并监督违规者高声朗诵“靠右行驶”一百遍整。但是邓名就向袁象指出，若是有犯规者是因为儿子生病、急于去找郎中看病的话，亭士有权根据情况先予放行，然后在他办完事后在盯着他朗诵一百遍法规。这就是所谓的执法弹性，也是邓名讲的“法不外人情。”
但人情不是心情。给袁象讲述执法精神时，邓名就指出，明朝以前执法时，地方官的心情影响很大，就是俗话所说的官断十条路：看到有人急着给儿子看病而违法时，若是心情好就可以帮他抢道，若是心情不好就把他站笼站死。
刘体纯明显还处于这种按心情处理政务阶段，看你顺眼就免税，看你不顺眼就拿个倾家荡产。在这个时代，这样使用权力是理所当然的，可能也就是邓名和他影响下成都会觉得这是滥用权力。
意识到彼此间有巨大的观念差异后，邓名就和以往一样主动放弃，他不再尝试干涉刘体纯的行政，只是简单说了几句爱民的光鲜话。
既然明知不会有什么结果，邓名很快就把话题转到爆破技术上来，问刘体纯可否愿意与他分享新的战术技巧。刚才讨论民政的时候，刘体纯一直眉头紧锁，可一说道爆破他顿时眼睛放光、双眉舒展。刘体纯马上兴致勃勃地带着邓名去看他的爆破小组，并向邓名展示了他的新式装备。
一开始邓名有些惊讶，对刘体纯的那粗制滥造的装备也不太看好，但刘体纯拍着胸脯保证它的效果，他不但有大量的试验数据，还愿意当场给邓名演示。试验报告表明这确实是一种威力巨大的武器，而随后的演示也确实没有让邓名失望。
现在爆破小队已经是刘体纯的心头肉，不过邓名还是从刘体纯手中要走了几个成员，并拿走了刘体纯的几件装备和一些火药——有了这些东西后，邓名就更有把握让张长庚相信自己有掀他屋顶的能力了。
离开夷陵后，没有多久邓名就抵达江陵，见到了眼下湖广的明军统帅李来亨。
和刘体纯一样，李来亨同样表示他没有多余的兵力供邓名差遣，他的部队同样需要监视态度暧昧的缙绅，还有一大部分应郝摇旗的要求开赴钟祥。（笔者按，昨天有个读者指出，以前邓名的安排是贺珍负责襄阳，写昨天那节的时候笔者记错了，后面是专门的修补工作）。本来襄阳防区邓名划给了贺珍，但后来郝摇旗和他交换了防区，现在郝摇旗基本把大本营搬到了襄阳，原来的根据地房、竹一带他已经看不上了，只留了很少的留守人员。
李来亨虽然拿不出多少机动兵力给邓名，不过他愿意向邓名提供一些向导、火药和辅兵支援。对于邓名威胁武汉的计划，李来亨也很赞同，认为这至少可以给张长庚施加压力，迫使钟祥一带的清军返回武汉。
“归根到底，张长庚还是投鞑子的贼，”之前的交易让李来亨对张长庚的印象一度变得不错，但随着两军之间的气氛日渐紧张，李来亨对张长庚的敌意又重新浓重起来：“还有那个周培公，也是鞑子的走狗。”
“哦？”邓名见李来亨满脸的气愤，对他的态度变化如此之快有些不解，上次周培公来谈判时邓名记得他还送过李来亨私人礼品。
“周培公这贼最近深得张长庚信任，他主持了对汉阳城的加固工作，虽然具体手段我没有完全打探清楚，但有不少都是针对我军爆破手段的。”李来亨并不知道邓名和周培公的那番交谈，在他看来，周培公一定是利用谈判窥探到了明军的攻城手段：“昨天我刚刚收到报告，张长庚最近又组织了几场劝捐诗会，周培公在其中上窜下跳的，拼命劝说武昌周围的缙绅出钱、出粮，好让清军能聚集更强大的兵力来打我们！”
“周培公？”邓名听得有些迷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周培公好像还有不少地在虎帅手里呢，他就不怕我们抄没他的家产么？依我看，周培公大概也是应付差事，毕竟他是武昌知府，在武昌募捐他肯定要出面。”
“提督有所不知，这厮绝对是真心实意、出了死力的。”李来亨气恨恨地说道：“我已经下令，把周培公这疯狗的土地都抄没入官，统统改建成我军的军屯。”
“这是多久以前的事？已经执行了吗？”邓名不知道这不是李来亨刚下的命令，按说昨天接到消息，不至于不加核实就下命令。但邓名宁可李来亨是才匆匆下的决定，这样还来得及补救。
“大概一个月前。”可惜李来亨让邓名失望了，一个月前李来亨就已经把周培公放在荆门的管家都踢回武昌去了，让他转告周培公，土地和上面的庄稼都归明军所有了。
“至少二十万两的土地吧，怪不得周培公变成疯狗了，换我也要和虎帅拼命了。”邓名一脸的无奈，他不明白李来亨怎么能把事情做的这么绝，周培公是武昌知府，他态度暧昧明显对明军会很有利的：“虎帅有没有听说过，绑匪都是好吃好喝地招待肉票，因为要是肉票死了，也就别想拿到一个子了。周培公在荆门的地就是我们手里的肉票，要是我们想一抄了之，那我们当初何必辛辛苦苦地替他买地呢？”
“提督说的是，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李来亨脸上的惭愧之色一闪而逝，又被深深的恨意代替了：“周培公有多少斤两我也心中有数，他要是敢来找我的麻烦，我就拔了他的皮！”
“到底怎么回事？”邓名感觉李来亨和周培公的矛盾好像不止这一桩事。
“还不是为了免税，大年初一的时候，周培公在荆门的管家带这一堆东西来给我拜年，说了一堆好听的话，让我在他们周家的税上照顾、照顾。那个奸猾的管家话从来只说一半，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让我照顾多少，那时和周培公的关系又不错，我就答应了。”在邓名的要求下，李来亨把他和周培公的矛盾从头说起：“过了两个月，刘将军那边开始张榜，告诉缙绅们现在国难当头，税不能免了；我早就和刘将军说好了一同行动，也就张榜通报，所有的大地主都专门送去一份文告，周家是荆门的大地主，当然也有他家的一份。”
“你把正月答应的事忘了？”邓名叹了口气。
“怎么会？”李来亨越说越生气：“我当然没忘，就告诉周家他们的税我少收三成，荆门附近的好地差不多都是他周家的了，免三成就很多了。但是周家的管家给脸不要脸，又上门来闹，说我言而无信。我告诉他我根本不知道他新年送礼时的意思是要全免，后来他又说至少免七成，我不同意那个家伙还不肯走，死乞白赖一定要我免一半。我懒得和他罗嗦，就给他轰走了。”
“后来呢？”
“后来有功名的人到处找门路，给我的手下塞礼，让他们来和我说，说什么国难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官府收过他们的税，就连鞑子那边都不找他们有钱，我们是大明朝廷，更不能要。周培公的管家上窜下跳的，又搞串联，又拼命给我的人塞包，吵我的头都大了。哼，当年为什么民不聊生，就是因为不收他们这些有钱、有粮的人的税，再说他周培公是拿得鞑子的功名，又不是大明的，就是免谁家的税也轮不到他头上……”
当时好多缙绅都嚷嚷最多收一半，李来亨本来就对着帮士人有意见，现在看他们胆敢闹事，为了点钱财居然连自己的兵马都不怕了，哪里还咽得下那口气？周家的管家自以为家主和明军这边有交情，而且也确实路子比较熟，串联、行贿等小动作做的最多，李来亨在气头上就拿周家开刀，连周家都一个子不免。
再往后邓名也能猜出个大概，周培公心中不满，对重建清军变得特别上心，还在士人圈子里宣传闯营的暴虐，鼓吹只有清军收复失地才能还缙绅们一个公正。听到这些消息后，李来亨就报复性地没收了周家的土地，当初周家的土地都是通过李来亨买的，底细知道得清清楚楚，结果抄的叫一个彻底，连一亩地也没给周培公剩下。
“好，本来周培公还只是心痛收入减少，现在算是和我们不共戴天了。嗯，周培公手里有地契、有交易书，只要把荆门打回来，他还是能夺回土地的。”邓名沉思了一会儿，对李来亨说道：“虎帅消消气，我替周培公求个情，把他的土地还给他罢。”
“对这种疯狗，给他人情也是白给。”李来亨虽然也知道这是树敌，不过他并不是很怕周培公，更不愿意示弱丢面子：“而且还给周培公土地，他会认为我们怕了他，肯定会得寸进尺，又要求减免税赋了。”
“那么这样吧，我去说服周培公同意你收全额的税，如果他同意了，虎帅就给我一个面子，别没收他的土地了。”邓名知道闯营着帮或许是大将，但没有一个是政治家，都把面子看得比实际利益还重要。
李来亨想了想，如果这样也可以认为是周培公先服软求饶了，邓名的面子也不好不给，勉强同意了：“若是这疯狗真的如此识趣，那我看在提督的面子上，这次就不和他计较了，不过他的税是一分也不会少的。”
“一分不少！”邓名保证道。
与李来亨达成共识后，邓名向李来亨借了一些辅兵，然后继续沿江而下，通过岳州等地。
听说邓名长驱直入，无视清军前哨据点直逼汉阳后，张长庚大吃一惊，连忙把心腹们找来商议，周培公作为对邓名问题专家和武昌知府，当然也列席其中。
“邓名才走了大半年，怎么就又来武昌了？”张长庚和他的心腹们同样没有想到邓名居然这么快就又来打劫。邓名的长江水师以江浙兵为基干，拥有大量从苏松、江西水师哪里缴获来的大型战舰。湖广的水师相当虚弱，或许能勉强对付李来亨的威胁，但肯定不是长江水师的对手。
“邓名好像有直取汉阳、然后强攻武昌的意思。”邓名顺流而下，对汉阳西面的清军前哨据点视而不见。兵法曰：弃小不取，必有大图。明军来势汹汹，统帅又威名赫赫，张长庚的不少幕僚都露出畏惧之色，就是张长庚本人也暗暗紧张。
在这个关键时候，武昌知府周培公挺身而出，自从家产被没收后，周知府就一心扑在了军队建设上，咬牙切齿地想打回老家去。周培公一脸沉着，信心十足地向张长庚保证道：“总督大人放心，汉阳城防是下官亲手布置的，邓名不来则已，来了一定让他讨不了好去。”
第13节攻守
张长庚的心腹们都对邓名极为畏惧，去年湖广绿营与邓名交战是战无不败，这让他们对清军没有一点信心，即使是守城也没用，襄阳、钟祥还有后来的黄州都是一鼓而下。而驻守汉阳的那些清军恐怕还要糟糕，他们中的不少人都和周培公一起在钟祥被俘，曾经在周培公身后排队等着引见给邓名看。若是与其他明军将领交战，这些将领尚可一用，但与邓名交战，张长庚认为这些人患有严重的“战场恐邓症”，却丝毫不恐惧战败投降，这样的部下完全无法指望。
本来“恐邓症”最严重的是周培公，在散布“邓名只可智取、不可力敌”这种投降失败主义的言论上，全湖广就数周培公最积极，连张长庚都没法和他相比。不过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最近一个月以来，周培公简直换了个人，从湖广最大的主和派摇身一变成了最坚定的主战派。其转变之彻底迅速，让两派都感到极为惊奇和不适应，都过去一个月了，不少湖广的士人依旧糊里糊涂，还没想通为何原先的鸽派领袖一夜之间就变成鹰派旗帜了。
不过张长庚作为湖广总督，当然洞悉其中的缘由。他听说周培公用邓名给的回扣在家乡添置了一些产业，结果明军过河拆桥，等拿到全部武器后，就把周培公的土地没收了。听说此事后张长庚也挺同情周培公的，他不禁想起当初周培公带回第一包袱金子时，坚决不收自己给的小帐，这更让张长庚感到周培公是个忠诚可靠的部下，有爱财之心，但并不过份贪心；既不迂腐，又有底线，世上还有更能让人放心的部下么？张长庚因此对周培公更加倚重了——他并不知道周培公到底拿了多少钱，邓名的商业保密意识很强。
同情之余，张长庚打算自掏腰包补偿周培公一些。一个月前，他把周培公叫去私下谈话，既然邓名出尔反尔赖了他的回扣，那张总督就再给他一份好了。张长庚给周培公准备的酬劳是两千两白银，当初张长庚当巡抚时一年差不多能捞这么多钱，现在一次就给周培公一个新任知府这么一大笔钱，应该说很够意思了。
不过出乎张长庚意料的是，周培公婉言谢绝了他的红包，表示他身为下属，不好为过去的毫末小事拿上司这么一大笔钱。湖广总督不妨先存起来，等将来他帮总督收复湖北失地后再谈此事——市值超过三十万两银子的土地、房屋、鱼塘被李来亨统统拿走，当初购置这些家产时的花费还不止此数，周培公算是把李来亨恨到骨头里去了。他猜测邓名早就有过河拆桥的心思，想到当初自己添置田土时那近乎天真的喜悦之情，认定自己受到愚弄的周培公对邓名也是满腹怨毒。
见周培公主动请缨，张长庚心中大喜，反正他是不愿意去前线与邓名对垒的。周培公确实是最佳的汉阳统帅人选，张长庚不但不用担心他弃城而逃，反倒可以期望周培公因为仇恨而发挥出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战斗力。
勉励了周培公几句后，张长庚把标营游击派去给周知府做副手。这个标营游击就是之前胡全才的亲兵营指挥。“邓名刺杀胡全才”事件后，张长庚把原来湖广总督的标营照单全收，现在标营游击已经对张长庚死心塌地、忠贞不二。
周培公表示，他需要提拔一些士人充实他的幕僚团队。他提出的人全是武汉这里的鹰派，张长庚对这些人的名字也都早有耳闻，无一例外全都是家产在明军控制区的湖北籍士人。他们的土地就算没有被明军没收，也被课以高税，这些士人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都忘不了琢磨如何打回老家去。
平日里，这些鹰派就四处游说亲友，要他们踊跃向总督府捐资助饷，给张长庚重振军备帮了很大的忙。而且在这些鹰派的影响下，湖广缙绅对明军的观感也变得越来越差，非常害怕明军会继续前进占领他们的家乡。
周培公的这些要求，张长庚很痛快地悉数答应，又从府库里拨给他一些粮饷。在下令幕僚尽快把各种军备运输到汉阳后，张长庚宣布散会，把周培公单独留下。
“周老弟啊，邓名那里真的不能谈一谈么？”众人都离开后，同样患有严重“恐邓症”的张长庚不再掩饰，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大人明鉴，邓名反复无常，下官以为与他谈判无异于与虎谋皮。”周培公义正辞严地说道。
见周培公态度坚定，张长庚心里轻轻叹息，不过他也不强求，只是叮嘱道：“若是汉阳安如泰山自然最好，但若是汉阳有不保之虞，周老弟可别做什么宁为玉碎之事。确保汉阳安全是最为首要的事情。”
武昌这里的守将也有不少被邓名俘虏过，那次钟祥之战跟着张长庚逃走的是少数，被俘的是主流。至于普通士兵，被俘两次不算多，有些已经拿过邓名三次遣散费了。得知邓名来犯后，张长庚已经派使者星夜去钟祥抽调北方部队回援武昌。不过若是汉阳轻易失守，张长庚担心会发生连锁反应，让本来就不可靠的军队彻底丧胆。
第二天周培公就带着大批幕僚，押送着军辎进入汉阳。相比武昌城，汉阳这里的守备状况要差不少，城墙的厚度、壕沟的深度都大有不如。不过周培公觉得只要不被迅速突破城墙，那也足以坚守下去。
“邓名直扑汉阳而来，虽然气势汹汹但其实后劲不足。”周培公给幕僚和守将们分析道：“没有肃清四周的据点，他的兵力就无法尽数展开，而且随时有被我军骚扰粮道、信使的危险。我猜他的如意算盘就是一鼓拿下汉阳，恐吓我军，让西面堡垒的守军自行撤退。现在邓名利在速战，我军利在坚守，只要坚持几天，汉水上游的援军就会陆续返回增援我们，到时候邓名顿兵坚城之下，后路未靖，也就只有退兵一途了。”
分析完毕后，周培公就开始分派任务。现在汉阳城内集中了几乎所有湖广的鹰派文武，破家夺财之恨完全压倒了他们对邓名的畏惧。周培公和其他鹰派人士一样，知道要想夺还家产，就一定要先打破邓名的神话，不然湖广绿营一见邓名的大旗就打哆嗦，那还如何反攻明军、收复失地呢？
对于城门周围的梅花桩和壕沟，周培公没有花费太多精力进行布置，只是进行了一番简单处理。根据与邓名交战的一贯经验，对方的攻击重点从来不在城门上，周培公更关注城墙的安全。不过沿着整条城墙进行加固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使周培公事先进行过一些工作也来不及。
因此周培公的主要反制手段都放在城内。他沿着整条城墙挖坑，每隔一段就埋下一口大瓮，安排一个耳朵特别灵敏的盲人，若是发现了明军有挖地道的迹象，清军就会对地下进行监听。之前周培公主持加固汉阳城防时，他就在城内修筑了一些浅渠，现在随着周培公一声令下，这些渠道也都被蓄起水来。如此少量的水显然不足以应付传统的穴攻，但周培公和其他清军将领在黄州等地进行过一番研究，他们发现对付明军现在的穴攻战术，只要很少的水就可以进行破坏。如果明军回归传统方法，那清军也有足够的时间挖池塘。
先派盲人进行监听，然后用少量的水迅速进行阻拦，这就是周培公的战术设想。明军新战术的巨大威胁主要来自这种战术的施展速度，一般来说，只要一天，明军就可以完成破坏城墙的准备工作。而清军需要在这段时间内在城墙内侧挖好沟渠，设置好用来监听的大瓮，工作量同样很大，时间非常紧张。
“如果不是事先进行了一些准备，那么就必须派兵马出城扎营，阻止敌人靠近城墙，直到城内做好准备。”遥望着明军的舰队，周培公在心里琢磨着自己这套战术的各种问题：“不过这次汉阳已经做好了准备，不需要拼命把敌军挡在安全距离之外了。”
虽然不打算与明军野战，周培公还是在每座城门外扎了一个营寨，部署了少量的士兵。明军挖地道最少也要一天，这些营寨可以有效地威胁正在进行土木作业的明军士兵，迫使明军出动更多的军队保护地道。这样清军就可以通过观察明军的部署，判明他们的主攻和佯攻。
除了沟渠和大瓮，周培公还请来了一批和尚助阵，其中不少都是白须飘飘的得道之人。若是邓名的爆破只是一个幌子，本质还是邪术的话，这些和尚能够有效地进行克制。除此之外，周培公还考虑到了另一种可能，那就是邓名用的不是邪术而是五雷正*法——这不是和尚能克制的，必须要有另外的应对。
明军登陆后没有马上对汉阳发起攻击，而是先扎营休息了一天，然后就大举出动，分成好几队全力填平壕沟。见到明军的举动后，周培公不敢掉以轻心，急忙集结和尚和盲人，在各段明军尝试填平的壕沟后各就各位。
明军一直在闷头填壕沟，始终没有露出任何挖地道的迹象，一上午的功夫就有好几处壕沟被明军铺出通道来。
“奇怪。”周培公发觉明军的行动和当初在钟祥所见的完全不同。当时明军是先挖地道然后才开始填壕沟，事后周培公潜心思索，想通了其中的道理：明军需要先判断地道是否能够顺利挖到城墙根下，如果遇上大石或是地下水的话，明军就会另外选择路线。而先填壕沟很可能会变成无用功——只要不靠近城门位置，单纯填壕沟的话，清军很难对其进行干扰，但毕竟也是工作量很大的力气活。
但这次明军似乎完全没有挖地道的意图，虽然在城墙上看不到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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