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午后)-第40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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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郑朗这样说，孔夫子也多说仁，可仁在哪里？当真中国富人不好吗？但是朝廷有没有去真正引导他们？

以前的天下乃是悲观的天下，此时的天下却是一个反思的天下！

陆续地将它们发表在报纸上，无数士子附和。

郑朗在报纸上折腾，韩琦不管的，也管不了。只要你在郑州呆着，怎么着都行。

言行合一。

接着推出帝王心慈善会。

随着肥皂的大卖，赚了许多钱帛，不能满足于肥皂一样事物，抽出一部分钱帛放在书院用于开发，一部分是用来改善书院学子的生活条件，一部分是用来研发的物资消耗。

当时三司使乃是蔡襄，军械监乃是三司使管辖，韩琦准许，蔡襄配合，调来一部分分配到军械监，学过格物学的官吏，进入书院再深造。朝廷也抽出一部分人选进入，使学格物学的人达到八十余人。

其中有三十多人随时恒学过一段时间，有一定的基础。加上郑朗为首，以研发为教习，因此研发出许多事物，例如乙醇的进一步工业化。随着真正的工业酒精面世，另一样事物也随之出现，香水。宋朝对衣服薰香，但有没有香水管用？喷一喷，成本又低，香味更浓厚，还能随时更换着喷。还有沐浴露，洗发精，一起出现。

随着这些事物出来，并且半工业化出现，作坊利润随着上升，里面的工人渐渐达到近七百人，成为一个超级的大作坊。又用炉渣灰、石灰与石膏合成土制水泥，成本略有些大，但也是真正意义上水泥的面世。

有了钱帛支持，郑朗于是带着一群学子，攻克一些重要的技术难关。先是冶铁技术，太先进的实现不了，但是采纳了一些明清技术。例如改良风箱，研发活塞鼓风机，焦化煤炭，试用高炉，进化坩埚炼铁法。

这是铁，非是钢，宋朝已出现制钢法，还比较落后，明清时得以改进，灌钢时用泥封铁，炒钢时用涂泥的草鞋覆盖在铁上，第二用生铁与熟铁煅烧，工人不断炒动，是谓炒钢法。这是后世炼钢法的主要原理，不过改进得更科学与先进罢了。还有生产时，将生铁炉的铁水直接注入炒钢炉，将铁炒成钢，节约炼钢成本。

又有苏钢法，非是苏联的钢法，而是来自明朝南京与芜湖一带的新炼钢方法，工匠将炉中的生铁融化后，滴入熟铁之上，使之融合，成为钢。不过技术要求更高。又有焖钢法，将熟铁与少量木炭粉与骨粉以及少数催化作用的物质，一起放入密封的罐内，加热后保温十个小时，提高一些工肯的含钢量与强度。

又对铸造技术、煅造技术进行了改良，又研发梓的冶炼，以前梓矿石熔解温度超出锌的气化温度，冶炼十分困难。宋朝在改进，已经出现一些黄铜制品，不过仍然很落后，郑朗采用明朝的闷罐技术进行冶炼。

没有一个成功的，因为才刚刚开始。

若没有这次郑州丁忧，郑朗也不会有时间考虑这些。若没有那个作坊的收益，也没有资本研发这些。军械监在研发，主要还是以武器为主，不是为了民生。

但随着郑朗思考得越多，越对道德重视，不但说，还要带头去做，于是有了这个帝王心慈善会，不伦不类的名字，不过细细想起来，自会明白郑朗的良苦用心，其实就是红十字会。

第七百九十九章　礼

夏风徐来，又一年夏天到了，郑朗说道：“尧夫兄，茂叔兄，绕了好大的圈子。”

指他的儒学观点改变，以前刻意寻找其真相，实际何谓真相？真正的真相乃是治国安民，不仅要从儒学里延伸出许多做事做人的学问，还要延伸出德化世人。郑朗以前过于重视了前者，忽视了后者。后者虽虚，却是根本所在。没有一个良好的道德风气，国家再富又有何用？

因此对邵雍与周敦颐发出感慨，夫子再三说了德化，自己自十岁起就在儒家经义里钻研，就象没有看到一样。非得回郑州近乎闭关守了两年时间，这才悟出。

也不能这么说，一直也在想，不过因政务想得没有那么深入，他对赵顼说的治国上中下三策，上策已经接近他现在所悟。

思想观念的改变，他的所有儒学一起会随之改变。以前过于实际了，打一个简单的比喻，雷锋可不可能做出那么多好人好事？然后逐一分析。这是一个误区，管雷锋有没有做那些好事，与雷锋没有关系，可以是张锋，也可以是李锋，要的是那种精神，非是雷锋这个人。

这是比喻，放在儒学上不会这么简单的，所有儒学侧重点会随之转移，从冷静的理性，向感性转移，着重分析各个利害关系以及儒学与实际真正结合联系之外，也着重夫子所说的德化。以前也提起，但不及现在地位如此之重。

“郑公，也不易了。”邵雍说道。

“左传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礼何解？”

五人皆深思，绝对不是开玩笑，郑朗所做的事无疑是在开万世太平，至少是为将来统治者竖起治世的法则，又关系到礼，那一个人敢随便回答？

大程大着胆子说道：“此处礼乃指周公之典。”

“是否可以指它为一些很具体的典章制度？”

“这恐怕不行。”张载答道。

“那么是否可以它为制度？”少了典章二字，意思立即变得截然不同。

“孟子云，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这里礼仅是仁义的准则。更象是中庸……”小程犹豫地说道。

按照郑朗的理论，任何事物有正有反两面，有仁就有义，有阴就有阳，实际不可能存在绝对的仁或义，阴与阳，中间还有一个三分，三分才是真实存在的事物，中庸也不等于是三分，三分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中庸是做事的方法。三分是中庸的依据，中庸是三分的实际表现。孟子这句话，无疑用礼取代了中庸这一职责。因此小程产生了怀疑。

大小程教育思想就是在于培养圣人，“圣人之志，只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圣人以天地为心，“一切涵容复载，但处之有道”，在教育内容上，主张以伦理道德为其根本，“学者须先识仁。仁者蔼然与物同体，义、智、信，皆仁也。”

他们是想培养圣人，可哪里找到这个圣人，郑朗的一切举动，越来越接近他们心中这个圣人，但以前郑朗的儒学，让他们颇不喜，随着郑朗回归夫子的原点，重视德化，大小程越来越欢喜。

因此郑朗再修儒学时，二人十分慎重。

郑朗凝眉答道：“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三者皆通，然后道也。”

这是荀子说的话。

还好，这时孟子还没有圣人化，荀子地位并不比孟子差多少，同样可以作为儒家的依据。这里，义是给仁以节制，与郑朗所说的仁义对立互生很相符。随着郑朗数次修仁义，已经更多的人承认了这种对立互生关系，而且郑朗进一步完善的仁义，仁不能说全部是好的，义也不能全部是说坏的，仅是二者的一种对立表现，也让大家更容易接受。否则原来那种激进的义，义就是罚，终让人不可思议，也难以接受。

前者没有矛盾，后者就有矛盾了，礼是义的准则，有了这个准则，义才能成，这里的礼显然与孟子所说的礼又不同了。几人全部在沉思，不同不奇怪，孟子有孟子的思想，荀子有荀子的思想，他们在思考两种说法的可取性。

孟子的礼乃是仁义的准则，这个准则起的仅是节制作用。荀子的礼仅是义的准则，却无限地将它抬高，有礼才有义，有义才有仁。但仔细思考，都有了郑朗所说的制度含义。

但没有那么简单，郑朗写仁义，因为仁义虽重要，可十分散乱，散放在各个儒家书籍里面，礼不同，仅是大经中就有周礼，仪礼与礼记三本书，至于其他人撰写的义更是不计其数。

五人仔细地想了想，究竟这个礼是什么，几个大经里似乎也没有讲清楚，只写了各个情况如何去做，比如君王的言行举止，臣子的言行举止，如何问丧学习中庸。有的乃是夫子写的，有的乃是后人修著，这在质古的风潮下勿用质疑了，例如中庸。想到这里张载道：“礼以道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

这里的礼乃是一种防范与感化，还有一种对言行的规范。

大多数人讲礼是讲不清楚的，以为礼乃是请客送礼的礼，行礼的礼，这个礼实际不是儒家的礼，仅是一种举止礼节的一种仪式，也就是仪，而非是礼。

或者半坛醋，以礼是一种说教与烦琐的仪式，若如此，孔夫子如此地重视这个礼，脑袋岂不是秀逗了。凭说教与烦琐的仪式，就能使春秋战乱平息，王室重尊？

再深一点则会认为礼乃三纲五常，但这仅是礼的一部分。

若再一点，就会说出张载的话，三礼虽没有用巨篇详细地单独诠注礼，但写的就是一种防范末然，感化百姓，言行，各种礼仪与秩序的规范。

张载不是挑剔郑朗，这是在讨论，连张载都无法说服，况且世人？不提孟子与荀子，那是夫子后代的大儒，而且两人说法几乎是南辕北辙，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想法，可不能出现这么大误差，那证明两人说法肯定有错误了。因此从礼记乐经里择取一段话，这个乐经是最有可能出自夫子之手的文章。

郑朗继续沉思，其实很多想法他基本成熟，不过这一回修儒，是公开发表于报纸之上，给天下人看的，因此很是慎重。道：“夫子一生还有许多文章未来得及修著，便去世了。使儒家思想还没有真正完善，因此十分零乱，也有少许自相矛盾的地方，故孟荀二人进一步对夫子经义进行诠注。《仪礼》暂不去谈，我只说夫子撰写的礼记，许多地方是写了祭礼、丧礼、冠礼、乡饮酒礼、射礼、聘礼，还有一些篇章写了家庭成员相处之道，可是王制与礼运写了什么？这两章多写了儒家对国家与社会制度的构想，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谓大同。一个良好的制度不仅是要针对国家，也要针对每一个小家，小家好了，才能更好的回报国家。因此有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善天下。”

这一句话将会为慈善会所用，小程喃喃道：“难道它真是制度？”

若是这样讲礼记，就讲通了，这是一种更合理的制度，一个制度不仅有君臣关系与国家关系，还有千千万万个小家的道德与行为准则构成。国家富强，家庭和睦安定，这才构成了真正的大同。也更符合郑朗所说的世界复杂观。

“我是这么认为的，一是夫子乃是指路人，从无到有开创了儒家，何其之难，不亚于盘古开天辟地，但盘古是没有能力创造出万物。太难了。夫子也是，因此一生追求天下大同的道，却来不及完善它。其实不用多，只要再给夫子二十年时间，有可能这些经义将会一一完善。礼说得算是很详细了，只是没有连贯起来阐述。仁义说得多，可远不及礼，因此让董仲舒产生误解，以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正在爱我不在爱人。”

几人皆是微微一笑。郑朗新仁义里讲了很多，也就是自我主义与利他主义，也能勉强地说是一种仁与义，可根本代表不了真正的仁与义。不但郑朗质疑，五人也没有一个人承认董仲舒的那种仁义。

仁就是利他，义就是自我？

扯了不成。

郑朗又说道：“另外又有人认为仁是义的根本，义是仁的行为，同样也是一种片面的阐述。不过礼则简单了，因为夫子礼记洋洋几十万言，足以给后人提供了思考空间。”

“那么礼是否是一种中庸？”大程问道。

“为何要这样说？”邵雍。

“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治中也。”

大程刚说完，五人全部在沉思，似乎很不妙，种种迹象来看，不去考虑他人，包括孟子与荀子，至少夫子这个礼已经很接近郑朗所说的制度了。但若礼就是制度，岂不将自己心中所想的礼全部推翻？

“这个治中是对中庸的治理，也就是中庸的参考与法理，但不能代表着礼的全部。礼是礼，中庸是中庸，两者有相连的地方，也有截然不同之处。此乃儒家大道，无论是礼，或者仁义或是中庸，都会有相连之处。想要大同，必须持之以礼，用中庸来调和。例如穷富之间，想要均贫富那是不可能的。因此贫穷而不约，富贵而不骄，贫穷卑屈，则富者越骄贵傲慢，富者骄贵傲慢，则穷人越卑屈。两者分化会越来越大，最后便成张角黄巢之事。因此要中之，贫穷不约，富贵不骄就是一种治中。同样也是礼。夫子说君臣父子夫妻，但又说君要仁，臣要忠，父要慈，子要孝，兄要友，弟要恭，维护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以便各伺其职，这也是治中。”

“礼为仁义与整个社会治中，自己也必须要中的，不能走向极端，这叫礼之中流。也能说它是中庸，但礼是制度，偏于一种结果，中庸是一种方式，偏于一种态度，还是有所不同。”

“郑公是说礼与中庸相对相生？”小程问。

“也不能算是，阴阳黑白肯定是相对相生的，但这个世界不仅是黑白二色，还有赤橙黄绿青蓝紫，若再细分，仅是颜色就能分出几千几万之数，能绝对地说红与绿就是相对相生？实际许多物事都有相对相生的一面。中庸偏于态度，一切的标准，它有清晰的一面，也有浑沌的一面。很难说它与谁相对相生。若说礼与什么相对相生，非是中庸，更非是乐，而是仪！”郑朗道。后来许多人编写儒家经义时常将礼乐拿出来放在一起。这肯定不能更好的论正儒家那种科学的辨证观。

“礼与仪，一个是内容，一个是形式，一个是本质，一个是现象，能说它们是一对相生的一面，可我看到不出它们有什么相对的一面。”小程继续说道。

“有，乐经说礼以道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政治不是制度，只有政治，制度才能实行，如礼的治中，治中是执行的准则与方式，不是执行的过程。制度的执行过程就是政治。刑罚用来约束百姓遵守政治的辅助工具，但政治本身就是为了制度的执行，因以奉以之礼，以仁为本。政与刑是相对相生的事物。再看前面，礼以道导其志，乐以和其声。因为出自乐经的，实际这种乐就是仪。礼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天下大同，可天下能不能达到夫子所说的那种大同？”

几人皆茫然。

之所以修儒学，就是希望开万世太平。不过扪心自问，太难实现了。

“还有中庸，说通俗一点，它就是一个个点，将时间切割开来，从立体的划成直线，中庸便是在这条直线上寻找着这个最佳的中介点。但谁能做到能找到这个点，只能说理论上努力做好，能使自己这个点很接近于这个中介点。实际是不可能找到的。再比如先帝大治，千古未有，不能不说善也，可能不能说我朝在先帝手中达到了大同？”

“因此礼重结果，可有虚的一面。仪重表现，可有实的一面。礼是漫长的过程，可仪仅是这个过程中的一条条线。仪不仅是乐，还有舞，举止，交往程序。仁义中仁为本，礼仪中礼是本，仁义中义是仁的发，礼仪中仪是礼的发。而政治仅是对礼的执行过程，因此必须合乎礼的法则。以感化为主，刑罚为辅，以道德为主，威严为辅。以和平为主，以战争为辅。以感化为主，以武力为辅。以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主，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辅。但没有威严就没有道德，没有战争就没有和平，没有武力就没有感化，没有君臣父子就没有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理论上与现在的人们儒家思想很接近。

可是郑朗更重视了对立互生的关系，比如对西夏，再三劝慰，赐钱赐物赐名份，还是屡屡入侵，怎么办，只好战争。战争还是不行，那么只好将它消灭。

有了这个礼与这个仪，就有了真正的刚柔并济，恩威兼用。而不是以前那种墨家式的仁与义。

当然，有了这个礼与仪，郑朗修礼，一套总的大纲也出来了。

周敦颐说道：“让我们好好想一想。”

几个人都想开万世太平，而且这五个先生皆是宋朝儒学改革的首开先河者，只要有一套先进的理论，能理论地实现这种开万世太平，那怕就是篡改了部分儒家经义，也在所不惜。实际他们自己也或多或少进行了部分篡改。

不过出自郑朗之笔，非同小可。

自己胡乱写一写，后人重不重视无所谓，郑朗文一出，天下观望。不但代表着郑朗儒学态度，甚至也代表着他的治国方式。

这时修儒学，几个帮手远胜于当初在太平州时几小，不过也有麻烦，几人儒学观点渐渐成熟，各持己见，容易产生争论。也有一门好处，真相越辨越清楚，这也要看的，若诱导不当，那么越辨真理会越糊涂。

六人说了十几天，郑朗终于开始执笔。

仅是一个礼乃是制度，这个课题就让天下瞩目，一度导致京畿晚报销量达到近二十万份，在这时代无疑是一个奇迹。一个京城就卖了三万多份，几乎每一个士子一人一份。

赵曙在皇宫里也派中使出去买了几份回来看。

但能说什么？郑朗说君仁臣忠不好吗？他虽不及赵祯远矣，终不是杨广那样的人物。看后，将报纸放下，微微叹息一声，然后失神了大半天，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郑朗这才着手慈善会。

召集了一百多名商人，有京城的，有郑州，有孟州的，有蔡州的，有洛阳的，他没有直接出面，乃是樊家派人出面邀请过来。

来到郑州后，郑朗捧出一个神主牌位，下面有三个小字，上面大大的书着一个仁字。

看着这个仁字，郑朗大半天没有说话。

郑州的一个商人说道：“郑公，先帝托你守好几位公主殿下与这个国家，不能忧伤过度啊。”

说完后，他心中也感到一份幽伤。

“谢过了，各位，坐吧。”郑朗说道。郑家重新修葺过的，赵念奴来了，又修建了几处精美的宅子。但来了一百多人，一起坐在客厅里，还是有些挤得慌。

大家陆续入座，郑朗说道：“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长公主禀程这一理念，还有先帝的爱民之心，因此做了一件事，决定每年从作坊里拿出近五成收益，用于赈济贫困百姓，孤寡老幼与灾民。闻讯后，樊家等一些家主又写信给我，故我将诸位邀请过来，成立这个帝王心慈善会。”

郭美美的事让他纠葛了许久，直到想重新修儒学，进行自我反思后，许多道理豁然开朗。此时他没有主政了，若主政会比以前更加圆融。然后就想到红十字会，不能不承认它的作用。用意是好的，可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丑陋现象？说红十字会不贪不污，将郑朗打死了都不相信。不过一通百通，迅速就想它问题症结所在。

难吗，想要没有这些丑陋现象，真的不难。

第八百章　光暗

不难。

集权制度有集权制度的优点，民主制度有民主制度的缺点，最大缺点无论它的监督制度如何优越，却避免不了象宋朝一样，政策很难有连续性，办事拖拉。

集权制度缺点同样很多，其中有一个关健一条，绝对权利带来绝对的腐败。

这是根源所在。

若愤恨，自己与自己过意不去了。若是普通的小市民，也只能干瞪眼了。

但明白根源所在，对于郑朗就不再是一个难题。

郑朗先说道：“诸位，给大家介绍一下。”

将五个大儒向众人介绍。

一起站起来还礼，五个先生虽没有进入仕途，或者进入仕途名声地位也不显，但因为这段时间撰写经义，在宋朝已经算是五个名闻遐迩的人物。介绍完了，郑郎让五个先生落座。说道：“我深受先帝之恩，无以回报，因此以济宁观名义办了一个作坊，实际乃是为几个公主殿下办的。”

这件事也不是见不得光的，乃忠臣之举也，大家皆额首。

郑朗又道：“但有想到利润太厚了，长公主殿下心中戚戚不安，与我商议了一下，又将其进行第二次分配。四位公主殿下与其后人，平均其中五成股契。至于其余五成股契托于书院托管，书院再委派数位德高望重的先生，进行监督与查账。一是因为一些物事需要钱帛研发，这些研发就在书院里进行，便于管理，二就是为了这个慈善会。”

已有人知道一些，一起再次额首，至于几位先生的德操，不用怀疑的，例如邵雍数诏不进入仕途，淡泊如此。再如周敦颐，什么也不看，看他的爱莲说就知道了。

“这五成股契利润如何分配呢，第一个是其中的一成，一部分有特殊的用场，到了时间，我会将它公布天下，还有一部分是用来抚恤各个保卫家园保卫大宋牺牲在沙场上贫困的烈士家属。这个过程我会通知一些州府的官员列出名单，然后派人考察，再进行分配。然后是接下来的四成股契分红，它们会全部注入慈善会，做慈善事业。”

郑朗先解释了作坊股契分配情况，利益分配情况，然后才说到慈善会的运作模式。

第一步就是明了它的机制与性质，它只是起一个中转作用，不能有任何投资项目，一旦有了，到时候什么也说不清楚了。也就是一个托手，这边进，那边就得迅速将它出掉，每年分四次进行审议，每次不得超过三个月。提前审议考察，然后迅速将慈善款项或者物资发到救济人手中。至于会不会有余额留下，天下那么多穷人，能捐多少款子会产生余额？就是手中一年能有一亿缗钱，想做好事，也未必够。这一点很重要，它就是一个慈善机构，而非是什么再投资机构。

第二个就是集权产物的弊端，也许效率会更高一点，可是缺少透明化，产生极度腐败。放在一个若大的国家有点难办，但放在慈善会上，并不是很难办。

先将它透明化，透明化后就没有了贪污空间。然后再完善它的监督机制，减少贪污可能。

因此有了第二个步骤。

其运行时，必须要人手分配物资，还有审议，这需要钱帛的，因此从善款里抽出半成当作成本。对此大家同样额首，能理解，钱帛物资到了慈善会还是不够的，必须将它们送到救济者手中。不可能没有成本，半成成本也在情理当中。其次明确责任，提高效率，就这半成钱帛，节约下来就是工作成员自己的，浪费了就等于是失职，否则没有一个上浮空间，会形成严重的浪费。有多浪费，普通老百姓不知道，但能入座的每一个人皆很清楚。

善款对人对口，慈善会会请一些善长经营，有公德心的人进行总调度，至于地方上的审议与分配，财物的保管则于每县选一二名声好的富户代替之。进一步压缩成本，同时这些皆是善户，又是做好事，交给他们于地方主持也能放心。至于监督，是下面的安排。然后减去半成善款，就近向最近的百姓对口发放。第一个近就会压缩中转成本，第二个受惠人近，施惠者或多或少能得到感恩机会，若是一个在沧州，一个在桂州，中转成本大不算，施惠者也根本得不到感恩机会。

对人对口，就是每一笔善款都要分清楚去向，张家施出来一千缗钱，扣除五十缗钱，九百五十缗钱救济，救济了王李赵刘四户，救济时要对王李赵刘四户说明施济者的贯籍姓名，然后对施济者说明他的善款去向。还不够，每次救济后，将一县受恩的人与施恩的人姓名钱帛一起标明，写在纸上，张贴于城门外，或者县衙外面墙壁上。

这就是透明化与监督化。

让施恩的人进行监督，不放心可以派人去问，反正不会离得太远，再让所有老百姓配合监督。既能让资金流动公开透明，又不缺乏严密的监督机制。在后世更好了，列一张表格，定期地登在网络上，运行成本更低！

当然，个个都想从中捞到好处，那是不可能执行的。就象官员收入公开化，能行得通么？

还有许多好处，榜一出，施恩的人在乡里也有了脸面，俺是不错的，做了好人好事，会激励更多的富户参与。若侥幸施恩对象当中有一两个范仲淹或者欧阳修那样的人物，更是得到无比的回报。有来历，子路受牛，子贡拒金。子贡德操是高尚的，关健有几个人思想境界能达到子贡那一步。家有十万缗，捐出一百缗无所谓，权当吃一顿饭吃掉了，若是捐出来一万缗钱，他能不能做到做好事不留姓名？不一定要指望受济者回报什么，或者供一个香主牌位，至少能在乡里得到一些夸奖吧。

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会诱导人们做好人好事，不讲良心的不多，施恩人不远，差一口气一家子就要卖儿卖女了，多一口气一家子难关就会熬过去，得知恩人的姓名住址，相信会有一半人上门报答。一些人捐无数香火钱给菩萨，死后不知，但在生前菩萨不会为这点小钱下来感恩的，可这是活生生地站在眼前感恩，多少也会有成就感。既然能捐善款，也会有一些良心，得到这份成就感，他们就会产生满足。渐渐社会风气会扭转过来。

其实真的很简单。

虽实现时不会象郑朗说得那么容易，但也绝对不会出现郭美美。

是苍蝇，但蛋无缝或者缝小得微乎其微，苍蝇能呆得进去么？苍蝇不好，可这个蛋更不好，是臭蛋，坏蛋！真相就这么简单。

“妙啊。”一个个叹道。其实能来的人，多少做过一些善事，但皆是个人行为，做得很盲目。若有一个群体依靠，就不会出现这些事了，并且张榜于县城，也辈有脸面。宋朝人又喜欢结社结团，各种各样的社团，若有了这个组织，大家就可以一年有好几次盛大的聚会，并且皆是做了善事后的聚会，在乡里更有荣光。

郑朗却退下了。

他仅起一个组织作用，随后就回避了。毕竟过份卖名，也是封建统治的忌恨事。不但他自己避开，赵念奴母子与三位小妹妹也主动避开。能为死者扬名，生者却要避忌的。会长是邵雍，就是洛阳人，离大家很近，副会长临时设了三人，是让这些人自己选举德高望众的富户担任。

看到郑朗离去，大家略有些失望，邵雍清了清嗓子说道：“诸位，郑公温润，不喜闲名冠身，请原谅一下。”

说得很含蓄，但皆不是傻子，一听会意，没有人再提。

邵雍让一个学子捧来一本厚厚的账薄，说道：“这是一年多来作坊的盈利情况。”

准确从生产到现在，十六个月半，发展速度都出忽了郑朗意料之外。实际与百姓的盲目感恩也有关，有的百姓念叼着赵祯的好处，又看到赵祯后宫被赵曙一一放逐，同情的人更多，不管用得上用不上，皆买了一些产品回去，希望赵祯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