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午后)-第2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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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攻击下，晏殊怎能不害怕。

笑完后又是一声叹息。

有人说吕夷简将庆历新政弄瓦解的，以前也相信，可与吕夷简做过数次会谈，何来此事？以君子党们乱七八糟的行为，还用得着吕夷简出面吗？若是吕夷简健康平安，以君子党这种行为，能让吕夷简吃得连骨头都不剩下一根。

但怎么办呢，自己还是熬着。

回到家中，意外地看到樊家老小全部坐在他家客厅，有的没有椅子便站在哪里。

看到郑朗回来，樊老翁站起来说道：“见过郑相公。”

“翁翁，务须多礼。”郑朗尴尬地称呼道，不大好称谓，严格说应称呼泰山，岳丈。

“郑相公，我们有错……”

“咦，你们怎么得知的？”郑朗奇怪地问，虽在朝堂上说了事情经过，应没有这么快传到民间，即便有诏书，也只说抓捕张海，并没有说其他。

“李府尹到樊楼再三盘问，我不知道他们是大盗。”樊老翁面如土色地说。若判上一个通匪罪名，樊家也就完蛋了。

“原来是李淑……翁翁，听我言，不用担心，李府尹不会对你们有恶意，别人也不会相信，朝廷需要樊楼。”

其实昨天晚上樊家来了无数宾客，仅是酒，樊家就与多少商人有来往，具体来了多少人，郑朗没有数，也没有问，但估计不会低于两千人，那怕张海带着一个小队过来，衣冠楚楚，举止谈吐得体，也能冒充商人混入婚宴。关健是这一条是最重要的，却是最不重要的，何谓黑白？颠倒它不行？因此郑朗说了三条，李淑此时很担心。对此人郑朗又恨又怜，论才学吏治，他在宋朝官员中绝对是上乘资质，不是一个吃干饭的官员，可他的品性确实让人感到厌恶。此时欧阳修等君子虎视眈眈，在这个刀口上，李淑也要顾虑自己。

樊家与自己还有若有若无的亲事存在，有几个丈人陷害女婿，有，但会不会陷害郑朗这样的女婿，情理说不过去，不怕人戴帽子。樊楼一大半利润归朝廷所得，也等于半官方性质的商业酒楼，不然也不可能让樊楼高度超过内宫建筑的高度，这时候朝廷最缺的是什么，钱啊。朝廷也需要樊楼在这段时间平稳过渡。

樊楼主人想了一下，脸上担忧终于渐渐消失，说道：“谢过郑相公提醒。”

“不用谢，见外，若是李府尹询问，你从实禀报。再说，此次张海入京，也是偶然，多半他进京来打探一下消息，正好令郎新婚大喜，宾客满门，借着人多，又有一些消息灵通人士入席，混入席内。与我相遇，仅是偶然，否则昨晚我就凶险了。”郑朗脸上面无表情，心中不由又打了一个寒战。这两人对自己可是心怀叵测的，否则不会将自己带到画舫上，幸好自己淡定，用空城计吓跑了他们，不然昨天晚上说不定就让这两人割去脑袋。

大意啊大意。

将樊家上下安抚，让他们回去。

但郑朗也后怕，于是再雇了几名护卫，又写信通知郑家庄，让几个娘娘从村里雇一些村民巡逻，不怕花钱，就怕万一。

郑朗草木皆兵如此，况且京城其他更怕死的大佬，一时间京城鸡飞蛋打，乱成一片。

不好的消息便传来，曹元诘、张宏带着禁军去捕盗，匆匆忙忙地前去，连人选都没有挑，三人缺乏战斗经验，指挥能力也不行，刚去邓州，被起义军一顿痛扁，落荒而逃，幸好逃得快，没有被杀死多少官兵。

起义军也不是郭邈山与张海二人，还有其他人，党君子、范三、李宗等，这五人是其中最大的五支义军，以及其他若干小股义军，所以数州县全部糜烂。可怕的是他们渐渐在会合，并且大肆开仓放粮，使得一些流民与饥肠辘辘的百姓受其蛊惑，迅速加入，在以每一天成倍的巨速壮大。而且又熟悉当地地形，曹元诘被那一股义军扁的，他都没有弄清楚。

看到义军势大，年老昏味的金州知州王茂先主动打开城门，放义军进城休息，供其吃喝玩乐，这个人六十多岁了，不知道他还能不能走到岭南？以后再说吧，先保命要紧。顺阳县令李正已更过份，从县城里选出一支鼓乐队，一路敲锣打鼓，热烈欢迎义军进入县城，是县城，小，于是将县衙腾出来，供其夜宿，任其在城中大肆洗掠烧杀。

赵祯看到这些奏折，气得在皇宫里直哼哼。

不是别的皇帝，赵祯对官员那是真养，宁肯自己吃得不好，穿得不好，也不能让官员委屈，怎么只是一些乱匪，居然出现这么多丑剧？

在他担心的时候，狄青带着一千骑兵风尘朴朴地来到京城。

赵祯对这个将领充满好奇，特地将他诏入皇宫谨见，语良久，龙颜大悦，赐钱五十万，绢一百匹。国家穷啊，出手变得很小气，王直等人才赐二十万钱，可见对狄青的重视程度。

赵祯又下诏让韩琦率兵镇压陕西乱匪，郑朗镇压京西乱匪。想到这道诏书，赵祯再次失神，国家大臣那么多，不能什么事都让郑朗来出面，这成了什么？那不如将这些大臣薪水给郑朗一个人，省得养这么多酒囊饭袋。

郑朗倒没有其他想法，听旨接旨，心中反而很喜欢。

正是这种困窘的局面，使得赵祯发了狠心，这才导致庆历新政的由来。

自己不走，马上就陷入这趟子混水当中，说范仲淹的十条不好？等着找死吧。说他的好，秋后也会有人算账的。接旨后立即从京城挑选兵马，陕西诸部开始轮换，京城也换回来九营军队，其中还有四营就是出自泾原路，两营马军，七营兵军，郑朗一起带出来，但九营皆员数不满，一是裁减后的结果，二是牺牲产生的减员，九营仅两千六百余人。于是又从京城择出十营马军，京城还没有裁军，郑朗为了增加战斗力，先行裁减，将老弱病残逐一淘汰出来，又进行了一波对战训练，测试了弓马战技，进行第二波淘汰，十营编制是两千九百多人，实际人数只有两千六百余人，但淘汰后仅剩下一千八百人。

结果要禀报的，赵祯久久无语，仅是一个淘汰暴露了三个问题，首先有三百人的空额，其次是能勉强用的士兵不到七成，最后是十营编制，得多少基层将领，但按真正能作战的满员来算，仅能编制四个半营，五营不足，郑朗挑选的还是好一点的马军，不好的情况会更恶劣。

这是真实的数据，怎能不让人触目惊心。

大半天后软软地说道：“准。”

郑朗又将悍边军两营召入，没有任何大意，更不象前去镇压王伦，只率领两百余人，此次率领了五千八百名兵士，骑兵达到三千六百人，步兵仅占两千两百人，相比于史上范雍动几万大军镇压，人数依是不多，但这五千八百兵士却可以说是京城最强的军队。

出行前赵祯又将郑朗召入皇宫，说道：“郑卿，你辛苦了。”

“陛下，臣身为国家宰相，国家有事，宰相也有失职之处，何来辛苦。”

“与你无关，是朕没有做好啊……朕想……”赵祯迟疑地说。

“无妨，臣回来再向陛下从容禀报。”郑朗机灵打断了他的话：“军事危急，无暇他顾。”

不能让赵祯说出来。

然后率军西行，但来崤山时，郑朗做了一件古怪的事，将军队驻扎下来，然后训练士兵开始爬山。一座座山的爬，还让将士学会借用挠钩绳索等攀登悬崖峭壁。

京城诸位大佬听到后面面相觑，前方战事危急，不立即前去平叛，怎么想起来爬山？可他们对军事皆不懂，于是一个个奇怪的注意着郑朗行动，干瞪眼。

京城大佬在注视着郑朗的行动，郑朗也分出心关注着京城的时局。

九月始来，天高云淡，大雁南飞，这本来是一个收获的时季，但因为干旱与到处的义军爆发，北方哀鸿遍野。

最可怕的一个消息传来，一股义军居然从陕州渡过黄河，洗掠了护粮队伍。

粮食没有损失多少，朝廷才刚刚派人将粮食往关中发送，规模并不大。但象征意义很浓厚，一旦造成运粮的百姓恐慌，没有人愿意将粮食运向关中，关中灾情不得缓解，参加造反的百姓更多。要么派军队护送，那么得浪费大量的财力。

在这种惨淡的时局逼迫下，京城终于发生大事，庆历新政缓缓拉开了帷幕……

第四百七十三章　新政


有错的不仅范仲淹，也有赵祯，逼得太急。

王安石变法借鉴庆历新政的经验，酝酿了几十年，还出现无数重大失误，而范仲淹才进入中书几个月，又哪里想出什么妙招，让国家立即转危为安？郑朗有宋朝的得失经验，有明清的经验可以综合借鉴，但实施时又是什么情况？

太急！

奇怪的是受害者范仲淹本人居然不知，认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然后来个看似有，实际无的鲸吞。

……

九月初三，赵祯将两府大臣与知杂御史等重要大臣一起喊到天章阁。

天章阁始建于真宗晚年，自赵祯以后，此阁一直安奉宋朝历代皇帝画像，即位前旌节，以及收藏图籍、符瑞、宝玩与宗室名籍等物一起珍藏于此。从此在史上声名赫赫，意义非凡。

郑朗为国家做了这么多事，还挂过天章阁侍制的虚衔，但至今没有进入此阁奏事。

可想而知，几十个进来的大臣看着几位先皇帝的画像，一个个脸色沉重，赵祯的心，他们懂的。

但少了两人，一个本该出现的韩琦到陕西去了，一个似乎更有资格进来的郑朗却在崤山爬山，爬得热火朝天。

赵祯看了一眼诸人，至少年龄上让他觉得很理想，有章得象与杜衍两位六十几岁的老臣掌舵，又有晏殊与范仲淹、王贻永三个五十出头的半老臣子协助，其他的人，贾昌朝四十六，王尧臣四十，富弼三十九，欧阳修王素三十六，王拱辰与蔡襄三十一，若加上三十五的韩琦与更年轻的郑朗，整个朝堂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至于才学，似乎更理想，这些人没有一个才学是差的，个个都有过目不忘之能，大半是文坛大家。

论政绩多数人政绩也不弱，有边功，有吏治之功。

“也许，也许……”赵祯喃喃道。

带着大臣们观太祖太宗遗容，然后让诸臣坐下，吩咐太监拿来纸笔，说了九个字：“振兴国家，还盛世太平！”

平时你们不是说朕不作为吗？今天让你们写，当着祖宗的面，将你们心中的想法写出来，使宋朝振兴。只要你们说得有理，朕就实施。

赵祯真的让时局逼得焦急，不然以他的稳重，万万不会做出这个举动。

其实这是一个火坑，可是范仲淹不知道，看着几位先帝画像，又身在这种隆重的场合，与富弼等人心潮澎湃，热血翻滚，范仲淹说道：“皇上用臣之言即可，然事有先后，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便能解决。”

想法还是很清醒的，事实这次改革，范仲淹也有意的想避开一些麻烦，于是一些条陈写得含糊不清。但结果是错上加错。

赵祯说道：“今天以中外人望，所有大臣皆不及卿等，韩琦暂往陕西，郑朗在陕州，仲淹与弼宜与宰臣章得象尽心国事，不得有所顾避，其当世急务有可以建明者，为朕陈之。”


今天放开胆子让你们写，让你们说，让你们陈。

于是范仲淹上书十事。

明黜陟，宋朝以前制度文官三年，武官五年一次，不问贤愚能否，不问劳逸，只要不犯错误，就可以将政绩交给京城考课院审查，官升一级。但做事就有对有错，想要不犯错误，就不去做事好了。于是好了，宋朝官场多是崔娴父亲崔有节这样小心翼翼，宁肯不做事也不想犯错的不作为官员。但官员不去做事，这个国家……

范仲淹所以将它列为第一条弊端，再根据太祖太宗时的保荐制度以及真宗的勘磨制度结合，以较定考绩作为官员升迁标准，须任满三年期，并由清官五人保任才可磨勘，善政异绩者可破格提拨。

似乎应当是这样的。

一个个皆是无为，这可不是西汉初年的黄老无为，是真正的无为，不作为！国家怎能不败坏。

关健这个清官是何人，你我相互保荐，雪球便会越滚越大，做为人君会怎么样想？

但赵祯居然同意，不久后便开始局部实施，至于效果……往后看。

抑侥幸，放在第二条也是对的，自宋真宗起，南郊大礼或皇帝生日，两府大臣到各种提点刑狱官以上官员，都可以向朝廷提出申诉，恩荫子侄门人为国家正式官员。郑朗也利用过这项制度，提拨一些门人为官僚，唯一不同的是郑朗让他们先做事，立下功因功授官。又规定翰林学士以上官员者一年可以恩荫一人，若是才智聪明者，二十几岁担任翰林学士，德操侥幸尚可，担任四十年朝官，那么就可以恩荫四十人进入朝堂担任国家正式官职！这个……

这个……

不改不行了，所以要改，以后转运使与边防文官须任满两年后才可以提请恩荫，两府及两制高官，每次大礼只许申请一人恩荫，必须是亲生儿子，侄子门客一律排除在外，阁馆要职，也不许高官子弟轻易进入，想要进入不仅要考，还要经过保荐。

至于断了多少人的门路，范仲淹不问。

也准，第一条不到一个月便开始实施，第二条两月后同样实施。

精贡举，科举是国家主要择人来源，但学子除了背诵经义，学习诗词歌赋外，对抵御契丹、西夏，对国家如何富裕，对百姓如何安居乐业，根本不懂。要么说以仁为本，勤政爱民这些空谈之言。

国家整个教育出现大问题。

但怎么做，范仲淹自己也迷糊了，于是说教以经济之道业，取以经济之才……先取策论次考诗赋，少一些虚夸词饰之臣。这个谁能看懂。但有一条说得很清楚，将糊名制废除，改唐初的实名制，原因看不到考生名字，就失去乡里荐才的本意，以后还有谁为朝廷荐才？至于作弊，只要细查严处，便宜能刹住歪风。

当真如此？囧！

择长官。

均公田，这个公田便是职田，为使让官员清廉，考虑到物价上涨等因素，国家拨出一批公田，随职授官，这个郑朗也有，认真起来还必须结到官职上，郑朗封田两千四百亩，实封一千五百亩，但郑家上下没有当作一回事，只让佃农象征的交纳一点租子。可有的官员却能从这个田地上获得一大批财富。不用交国税，一亩田让百姓交半石或一石税务，象郑家便能获得八百石到一千五百石租税。况且还有桑麻以及其他副业，庄子的产业等所得，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而且郑朗职田面积很小的，以他的地位，有的人职田能达到两三千，三四千亩，正是这些官员比于旧数，三倍其多，贪吏因循，其害甚大，带领着全国兼并的风气。因此明确规订官员职田从二十顷到二顷等有第参。

然新的问题来临，田有好有坏，好的给谁？坏的给谁？职田紧邻着民田，侵占了一点，也比较正常，若是均分，那会成什么？官员与官员打官司，百姓与官员打官司。实际刘娥时整顿了一下，最后闹得不象话，刘娥做法比范仲淹倒果断一点，索性取消职田。大家别争，什么都没啦！

一分准得出乱子，那为什么范仲淹还要去做，上面有几条，只要官场整顿完毕，实名制科举都不会徇私舞弊，况且分一点小田？

可惜他没有穿越，否则看到朱元璋如何整顿贪官污吏的，贪污一点儿小钱，便被剥皮做闻登鼓放在县衙，杀了几万名贪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有没有整治好？

厚农桑，兴水利，植桑枣棉花，招纳逃户，开垦荒田，增户口，并以此作为地方官员考课政绩。这是老生常谈，但正是这条老生常谈，也是庆历变法中最成功的一条。但规模远不及熙宁变法。

修武备，范仲淹最有发言权，郑朗在裁军，但范仲淹认为郑朗没有将事情做干净，因为两条弊端没有解决，一是国家禁军养在京城，京城也没有那么多禁军，如今宋朝陕西二十多万，河东河北二十几万，京城三十万左右，其他地方十几万，但多数其实还是京城禁军，边防是有禁军，是京城派往前去轮换的。边疆有事，国家从京城派兵前去边疆，已失去宝贵的时间。京城养兵派兵，粮食重心在京城，边疆粮食就一直跟不上来。想要杀敌或御敌，必须千里运粮，运费会庞大无比。西北数年战役下来，花了一亿多贯钱，其中好几千万贯就是这样浪费的。

那么怎么去做？于京城招募五万军民，前往边疆种田，一年三季种田，一季练兵，边疆粮食就能自给自足，不用朝廷担负额外开支，唐朝便是用此法于开玄时在青海击败吐蕃人的。

不错，李隆基是这么做的，可最后玩出来一个什么产物，安史之乱！

其实郑朗也在做，包括三白渠与屯田，这个全部交给老百姓了，让粮食在当地老百姓手中，若是国家需粮，从老百姓手中购买，藏富于民，军队没有掌控粮食，所以君臣无人反对。会用钱，但仅买粮食不贵，贵的是运费。没有办法，这时代不可能有火车汽车，运费始终居高不下。

范仲淹却让军队有兵有财有粮……这个，这个……

减差役，因为更先进的免役法实施，实施的范围不大，主要是边区与贫困州县郑朗没敢碰，不能在哪里执行免役法，一执行准得出大乱子，但问题依然保留在哪里，于是对这些州县进行合并，包括耆户长在内，逐步减少当地的差役，以来减轻百姓应差的负担。

毕恩信，朝廷三年一次南郊大郝，这是做什么的，收买民心，不但给士兵赏钱，一逢大郊礼，地方官吏要行宽赋敛、减徭役、存恤孤贫、振举滞掩之事，造福于民。可是天子有诏，下面的官吏却不执行，还经常欠老百姓的账不还，一起偿还不可能，天禧以前的天下欠负朝廷全部偿还，本朝欠负也予以除放。大郝之时，朝廷恩信地方官吏必须落实于民。

重命令，朝廷朝令夕改，烦而无信，因此制定颁发诏令要慎重，做到有令必行，违者治罪。

这十条除了那个修武备朝廷没有同意，前后轻重不等执行，科举赵祯很清醒的没有同意范仲淹的实名制，但将策论列为诗赋之上。

抛去所用方法对错不提，大多数确实也是宋朝的弊端。但范仲淹也不知是有意疏忽，还是真正疏忽，一个重大的问题他没有说……

新政刚出来，欧阳修再一次倒吕，害怕吕夷简别有用心，得将吕夷简踩死……

第四百七十四章　父子

若问吕夷简现在最后悔的是什么，郭皇后，不是说不废郭皇后，必须要废除，但可以做得更谨慎一点，那么就不会招来那么多争议。甚至可以将他的许多国策逐一落实……

对比范仲淹的十条，再对比吕夷简的八条，正朝纲、塞邪径、禁货贿、辨佞壬、绝女谒，疏近习、罢力役、节冗费。

谁更有针对性，谁更容易落实，谁更分清主次轻重？

但做比不做好，郑朗对庆历新政不反感，远达不到范仲淹想要的目标，但它本身不恶，也改良部分宋朝的弊端，又给后人带来反思……错的不是变法本身，而是人！

韩琦的不团结，后来人就看到了，想要实现目标，不能象韩范那样玩，那么怎么办，严密的抱成团，形成真正的党，不管对方是对是错，一律打压，更大的党争在后面。欧阳修一篇妙文又给党正名……

遗害的不是赵祯朝，而是赵顼朝。

对比吕夷简的做法，再看君子党是怎么做的？

欧阳修连上三封书奏，吕夷简为陛下宰相，使四郊多难，百姓内困，贤愚倒置，纪纲大溃，二十几年，坏乱天下，独享人臣大富贵，却给陛下留下天下大忧患。夷简罪恶满盈，事迹彰着，一直不败亡，是因为在位之日，专夺主权，胁制中外，人人害怕，不敢发难。及其疾病，天下臣庶皆喜奸邪为天而废。

真敢说，郑朗弹劾郭劝与杨偕都从来没有用过这样激烈的语言，人老了，国事又多，身体不行，又累，于是生病，但欧阳修说是上天使吕夷简生病的。

又说陛下自吕夷简去后，进用贤才，忧勤政务，没有发吕夷简平生罪恶，是陛下保全，免污朝名。陛下不负夷简，而夷简上负朝廷。然臣犹恐夷简不识廉耻，受国家过份恩泽，其子弟，皆因为父亲侥幸，恩典已极。可是边境多事，外面臣僚辛苦，未曾转官，岂可使奸邪巨蠹之家，贪赃不法子弟不住加恩。其子弟，请不议恩典！

看到没有！

所以吕夷简看到身体支持不下去，一让再让，这是何等的嗅觉。若不让，他的几个儿子能让君子们撕吃了。实际说来说去，例如吕公著与欧阳修关系还是不错的，然而他是吕夷简的儿子，所以欧阳修绝不放过！这便是吕夷简忽然蔫了的真正原因。

赵祯不报。

不仅他清楚吕夷简的为人，郑朗与赵祯也评述过吕夷简，很公正，德操是小人，但为臣却是良臣，这些年做宋朝的管家做得真不错，赵祯也同意。就是现在有大事决策不下来的时候，赵祯还时常派人问一问吕夷简，这才心安。

况且吕公著便是郑朗的学生，因为郑朗，赵祯将王安石从状元降至探花，心中一直很愧疚，郑朗几个学生当中，赵祯也认为王安石与司马光有才气，可德操还是最喜吕公著，一个很温和的青年，为何要处理？

欧阳修再上书，国家有诏令，官吏不能遵行，原因是朝廷自坏法，朝廷不能自信，则谁肯信而行之？去年十月，曾有臣僚言，今后大臣厮扑（门客）不得奏荐班行，敕旨颁下，才三四月，却用吕夷简仆人袁宗二人为奉职……

对门客宋朝人称呼为谦客，更下等的仆役称为谦人，但欧阳修说厮扑，说仆人，这是很恶毒的骂人话。赵祯让欧阳修吵得头痛，贬袁宗二人官职。

欧阳修又进第三篇奏折，闻近日吕夷简频有密奏，自御药院暗入文字，不知可有此事？是有的，赵祯是为了保护吕夷简，也是怕言臣闹，若有什么疑难的国政，于是打着让御药院的御医去吕家替吕夷简诊断病情的借口，询问国政。

怎么办呢，让着一点吧。

臣以为吕夷简身为大臣，久在相位，不能为陛下外消兵革，内安百姓，致使二敌交结，中国忧危，兵民疲劳，上下困乏，贤愚失序，刑赏不中，朝廷纪纲，几至大坏。筋力已衰，神识昏耗，岂能更与国家事？他身体好的时候都让国家败坏如此，况且在病中？夷简病废，应当闭门自守，不交人事，若有报国之意，凡事即合公言，令国政之臣，共同商议，岂可暗入文字，惑乱圣听？他自动遗忘，本来赵祯是有此意的，虽让吕夷简罢相，但着吕夷简参议军国大政，可被君子党们一篇篇奏折，将这个权利也拿下。总之，欧阳修比较笨拙，倒是史上的司马光言不合行，玩得才叫炉火纯青，这都是欧阳修带来的榜样力量。况且吕夷简患瘫风，手足不能动，有奏疏必难自己书写，其子弟辈若有不肖之人，可能作伪，或者漏泄，于体不合。臣闻任贤勿贰，去邪勿疑，让中外群臣各伺其职，不可令无功已退之臣，转相眩惑。

吕夷简听到三封奏折后，将吕公著喊进卧室，说道：“著儿，你昔日说我打压异已，做得不对，可看到今天的朝堂？”

吕公著迟疑地说：“对事不对人……”

吕夷简一笑，说道：“真要对事不对人，老夫倒也罢了。不过你先生倒很是想仅对事，而不对人……所以诸人弹劾老夫，老夫心中多有不平，但唯有郑朗弹劾老夫，老夫虽困窘，但没有生气。可是事是人做的，想对事而不对人，是何其的艰难。他虽撰写中庸，还没有真正悟出中庸之学的奥义。你将他这本中庸再看看，多想一想。”

“先生没有写……”

“他没有想出来，怎么能书写，不过老夫听他的仁义，说了仁与义，利己与利他，人性善恶，颇为欣赏。正是因为这种中庸，老夫才再三在陛下面前推荐举此子。若论才华，范仲淹与韩琦那一人没有才华，然缺少这种中庸之道，所以不能担当国家大任。可惜老夫看到此书，悟通此书，也为时颇晚，否则能做得更好。”

孔夫子没有多写中庸方面的东西，那个中庸是夫子后人所撰。但中庸之道贯彻着夫子精神，这个中庸不是难得糊涂，而是一种调节，从易经到论语，再到礼记，多处能看到这种调节的存在，有人将它列为三分，但三分仅是中庸的一部分，其实分析起来，真的很浩大。宋朝文人隐隐察觉出来，朱熹曾仔细论述，可没有将它的真实面貌写出来，过了宋朝，儒学沦为教条的八股文章，就很少有人认真反思了。直到后世，一些人将中庸翻出来，可写得也不大正确。

真正详细而合理论述中庸，郑朗乃是前后世第一人。

年少，还是没有写好它，比如就事论事，这是好的，利于公正的评价一件事正确与否，这隐然有上古士大夫的精神，但是人，总有自己的眼光，例如李世民，用人之道有几人及李世民，魏征在世时，将魏征当作镜子，及候君集谋反，要挖魏征的坟墓，及高丽让国家元气大伤，又后悔自己不听魏征的话。这便是以人论事。

以人论事，会带着偏面观，欧阳修他们更是以人论事，这是倒退。可又有谁能做到真正的以事论事？

就象利他主义者，极端的利他主义者与以事论事，皆会带来不好的负作用，不过人的内心自私一面始终占据主流，所以社会需要雷锋，需要利他主义者，需要以事论事，这是一种调节之道。

再延而伸之，集权主义国家容易产生腐败，那么想办法使政权透明化，让社会与百姓监督，减轻专权所带来的腐败，那么集权国家的好处便能发挥出来，若有什么国策，因为少了争议，更利于执行。

若是所谓的民主国家，两党争执，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腐败情况会少一点，可因为争执，不利于执行国策，那么想办法使争执减轻，转向互相监督作为，但在议论国事上不能攻击对手，团结一致，那么民主制所带来的相应清廉便能发挥出更大的优势。

再比如宋朝的冗官与臃肿，虽然预防权臣产生，官场风气比其他朝代略好一点，但政令不畅，那么尽量的精兵简政，使政令畅通无阻。宋朝庞大的监督系统更能发挥良性作用。

这就是中庸之道。

有的郑朗察觉出来，但还没有系统的想，有的还没有想到。

吕夷简便想到这个以事论事。

“父亲大人，你是说虽以人论事，但最好偏向于以事论事？”

“著儿，你终于想明白哪，老父便是这个意思。世上没有绝对的事物，老夫忽然想到郑朗所说的法度，法便是框架，是面，度是在面里的调节，是点，但这个点不是绝对不动的。”

吕公著听了有些头晕，吕夷简又说道：“以事论事与以人论事比法度更复杂，以事论事是好的，可事情是人做出来的，因此以人论事是法，以论事论是度。但欧阳修这些人将它颠倒过来，你说阴阳颠倒是好事还是坏事？就是老夫以前也没有这么暴戾啊。著儿，虽中庸你也参与撰写，可延伸出来的东西，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