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午后)-第2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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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殊问了一句：“那么官马与官牛怎么办？”

“朝廷设官马官牛本是为了防止佃农为主客剥削，轻税于民，但现在相反，官府剥削起来比主客更厉害，有的地方官牛死了，还要百姓陆续承担牛税。我初至太平州时，广德军一年征佃农一贯牛税，一贯在江南可买两石多粗粮，能养活一个半人，普通贫困百姓的婚嫁也不过三四贯钱，三四年时间，一个婚嫁的费用便被官府剥削。朝廷要这个钱用来做什么？这是所谓的爱民？”

郑朗来到朝堂后，很少发言，只是在与赵祯私下会谈时说了一些弊端，但很少提出建议。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进谏，也没有说什么大道理，可句句皆透着浓浓的务实作风。

晏殊不能言。

“官牛与官马也是朝廷的一个弊端，虽危害不大，可朝廷获利少，颇惹一些民怨。不如将它售之，逐一以公正的价格逐年售出，几年后除了少数必须所在保留外，耕马耕牛全部交还给百姓，无论是主客还是佃农，虽多涌向主客，然而主客也要留着佃农耕种，牛价若高，租子又重，佃农不服，必然逃亡。朝廷又不象唐朝那样，将佃农禁于主客之家，不杜绝佃农流动，那么让他们完成自我调控，朝廷又不担待骂名，何乐而不为？否则官府一直以图官马牛谋利，官吏本身便不想鼓励百姓拥有牲畜，种种条例则会成为空谈。”

“准！”赵祯忽然说道。

这仅是朝廷的一个小小麻烦，收入也不高，若不准，也没有办法改革下去。

既然赵祯说准，晏殊更不能作声，章得象问：“第二条呢？”

“仓法。”

“何解？”

“国家虽设了许多仓储，以备战争与荒年，以前管理粮仓的皆是民间之吏，没有薪酬，为了增加收入，养活家人，往往舞弊贪墨，再加上粮食从南方运来，本来就有损耗，仓储后又有鼠虫之患，水份流失之减，于是借机扩大，多报亏空，一年下来，损之十之五六。遇到灾年，仓储之粮会有救急之需。若是连年丰收，每年储存大量粮食，则会造成国家巨大的亏空。所以仓储不兴。”

“那么如何改？”

“之所以亏，还是无薪，今实施免役法后，大部分仓储所在州府都开始雇佣小吏管理仓储。可是薪酬很薄，素质低下，又有前制在，贪墨继续。因此臣想请朝廷对仓吏进行挑选，务必知书识字，家境中资以上，再增加其薪酬，这也不需要多少钱帛，一个大仓能存储五千石，小仓也有上千石，国家存储两千万石所需也不过数千常平仓。一名小吏最少能管理一仓或者数仓，所需吏者也不过数千人，一人七八十贯钱便能使其养家。”

这笔账很好算的，五千名小吏所需薪酬也不过三十几万贯，况且本身朝廷已经在用薪代役，实际只增加二三十贯薪酬，总量不过十几万贯。对于宋朝每年仓储的变相损耗来说，简直不算什么。

“朝廷待其厚，若是再赃墨，必须设严法惩戒，为了防止官员进入，包括百司、监司与诸州胥吏，只要敢贪墨仓粮者，一律严惩不怠。这便是仁与义、予与取之道。若臣所料不错，明年朝廷经济回转，若是丰收，可以用此策进行囤粮。纵然北方整个大旱，还有沿近河渠附近继续能得到收获，再加上部分存粮，象景祐年的大旱差口也不过一千万人食。半饥半饱，一人一年需一石半粮食，足以维持生机，再加上调动，可以维持两年特大灾害。”

还是用数据说话论证。

宋朝此时北方实际人口包括陕西也不过四千几百万人，差口一千万人食，已是大灾害之年。换在别的时代，往往都会出大问题。这是郑朗做最恶劣的估计。如果三年大型旱灾怎么办？若是出现差口一千万以上的三年大旱灾，放在那一个朝代，也会昏头的，这种机率很少，但未来倒是有一次，还很遥远。毕竟存的粮食越多，损耗越大。这几十年内，二千石足矣，没有战争，足以应付未来几年一系列的灾害。

郑朗继续说道：“丰年低价购粮，荒年平价售粮，差价足以弥补损耗，朝廷经济允许，也可以全部免钱帛发放给灾民。若是连年大丰收，那是最好不过，但也不完全浪费，陈粮可以换出来酿酒，春荒时又可以贷给一些贫民，或种或食。”

“贷？”赵祯惊讶地说。

“是贷，纵然大丰收之年，还有许多贫困人家饥不度日，只能向主客筹借高利贷维持春荒，甚至耽搁了播种。朝廷不能以谋利为目标，二十取一足矣，若是来年偿还，十取一也，但借贷与否，全凭百姓自由选择，任何官吏不得强行百姓借贷，若有，也必须严惩不贷。陛下祈祷上苍，这也是积善行德，暗合天意之举。”郑朗很艰难地说，实际成了青苗法，区别便是利息低，王安石是百分之二十，郑朗变成百分之五，王安石是谋利，下面官员强行摊派，郑朗是不准官员摊派谋利。这也是为了以后银行的实施打下一个基础，可郑朗想一想青苗法带来的争执，心中依然戚戚。

这便是郑氏的仓法，比王安石的仓法复杂，但实际又包含了青苗法，以及鼓励百姓大兴饲养牲畜的新法，严格说起来，实际更简单。

王安石的仓法引起的弊端比较少，宋神宗曾满意地说：“仓法行，去年止纲梢二百人，比以前减少五百人，且米不杂，军人不须行赇，此实良法。”

反对变法者的苏氏兄弟也说过，今天行重法给重禄，赇赂比旧为少。司马法为了反对而反对，将仓法废除后，又叹息道：“昔者州县并行仓法，而给纳之际，十费二三，今既罢仓，不免乞取，则十费五六，必然之势也。”

在执行仓法时，仅开封府治事视前就减少损失十之四。

可是郑朗一直怕麻烦，未说，但今天让赵祯小小感动一下，不但说了仓法，还说了官牛官马，说了郑氏青苗法。

想得很完美，到了下面去，又会成什么妖蛾子？

赵祯很开心，国家艰难，他连范仲淹那些新策都能听进去，况且这条看似周全完美的政策，说道：“郑卿，有此良策为何不早说？”

“陛下，对国家弊端臣曾考虑很久，岂止是仓法，还有更多的想法，但臣不敢说出来，是怕执行不力，朝廷每次变革岂不是用心良苦，为了百姓，可每一法令出，到了下面，官吏便会屈解，反成了弊民之政。臣心中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所以不敢说。”然而瞟了一眼范仲淹与富弼，范仲淹与富弼不作声，嘴角都有些苦笑。

又是一个时机，正好北方干旱，朝廷担心粮食，并且这些年灾害太多，有了粮食在手也让大家心里安定。几个大臣左右对视，并没有想出什么不好的地方，于是就此策进行商议。这是准备之法，要实施也到了来年去。但将一些具体的措施定落，包括在哪里增设常平仓，需要多少管理的小吏。仓库集中的地方，小吏便少，比如京师，有许多仓储，达到几百座，有一百名小吏管理巡值足矣，可有的地方仅几座仓库，小吏也要轮休的，还要管理账目，清点进出，防潮防火，维修仓廪，甚至包括捉耗子这些琐碎的事务，那么需要的小吏比例就会增加。

走出都堂，郑朗略松了一口气。

这是预防未来，一点一滴的调控。但害怕诸臣心中不和，坚决反对，侥幸通过。

下值后，余靖惭愧地走过来说道：“行知，我误会你了。”

“无妨。”郑朗淡淡说道。我的心思你别猜，只要不攻击我，不管你误会不误会。

不过君子党已经感到郑朗与他们不是一伙的，欧阳修进言说：“韩琦、范仲淹到阙以来，只是逐日与两府随例上殿，呈奏寻常公事，陛下亦未曾特赐召对，从容访问。今西事未和，边陲必有警急，乞陛下因无事之时，出御便殿，特召琦等从容访问，使尽陈西边事宜合如何处置。至如两府大臣，每有边防急事，或令非时召见聚议，或各令自述所见，只召一两人商量，此乃祖宗之朝并许如此，不必拘守常例也。”

陛下，你做得不好啊，同样是缘边功臣，郑朗回来后，你已经单独接见了两三次，然而韩琦与范仲淹却一次没有进谏。

事实所谓的边事，郑朗早不放在心上。

和必然。

况且西北那么多猛将在，泾原路还有张亢、张岊、狄青、王吉，环庆路有种世衡、杨文广，延鄜路有庞籍与王信，府麟路有王凯、折继闵，将士经过战火锤炼，防线延伸到萧关，又增加了许多骑兵，三路可以随时形成一个整体联防，元昊纵然胃口再好，啃那一路也啃不下来，相反，会咯掉几颗大牙。

国家的重心已经向国内转移。

而郑朗将会为下面一次改革做准备，这才是真正的改革，让他一直思考的改革，但要等一次契机。终于契机到来。

山东沂州同样是今年旱灾区，沂州知州又没有做好，饥民在走投无路下以武力夺取了官府粮仓，然后发展成为农民起义。也不能算是起义，抢过粮食后，心中后怕，纠集在一起，想做一些抵抗。有的人更是抱着法不责众的想法，聚结起来的。王伦一逃，全部自动解散。

其实官府若派人安抚一下，也就没有事了。但沂州诸官僚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巡检使朱进派出禁军捉贼虎翼前去镇压。士兵多是贫苦农民出身，与这些抢粮的农民多有些渊源，甚至他们家属便在这支抢粮队伍里面。于是不愿出征，再加上朱进平时对他们很苛薄，以及种种原因，在朱进压迫下，共推王伦为首，杀死朱进，又与纠集起来一些胆大包天的少数农民会合。这次才是真正的起义，不但杀死朝廷命官，又想攻打宋朝各个城市，已经成了以谋反为目标的有行动组织。

但在宋朝温和的内治政策下，虽然旱灾困苦，跟随者不多，不足两百人。说他们是起义军，还不如说他们是一群亡命的流匪。可就这两百人，成了一个小气候。

先是向北进入青州境内，青州知州是前相陈执中，他虽不懂军事，但对付这群流匪不在话下的，立刻组织一些人马，进行还击，死了一些弟兄，王伦一看不妙，赶紧溜，拨过头来向南逃去。幸福时光到了，渡过淮河后，经楚州、泗水、高邮军，所过如入无人之地。唯独让王伦感到不满的是没有多少人加入，到了高邮军，只增加了几十个亡命之徒，起义军人数仅有两三百人。

这也是最让人哭笑不得的地方，只有两三百人，那怕这两三百人全部是张岊，又能做什么？但一路吃香的喝辣的，居然平安来到高邮城下。最搞笑的一幕出现，高邮知军晁仲约竟然要求当地富户用金帛牛酒犒劳这群起义军，以求买安。

是搞笑，耻辱到让人不得不笑的程度。

后面的起义同样如此，就是这两次起义，利用得当，便是一次良机，利用不当，便会使宋朝滑向永远冗兵的深渊。

第四百五十五章　请行

六月天气热了，看着深邃的夜空，杏儿说道：“天街夜色凉如水，天上一定不热吧。”

郑朗一阵大笑，说：“若是在夜晚，天下肯定不热，不但不热，还很冷。”

“会有多冷？”

郑朗又笑，在宋朝讲这个讲不清楚。

京城依然象以前那样繁华，许多人出来纳凉，有的店铺索性一夜开到亮，过了三更后，生意照旧兴隆。但此时宋朝正处在巨大的危机当中。

多年的战役，使全国百姓困苦，再加上这场突如其来的大旱，宋朝整个象坐在一座火山口。也平安无事，原因很简单，君王仁爱贤明，大臣们虽然勾心斗角，有的人私心很重，还没有发展到置百姓死活一点不顾的地步。整个庞大臃肿的机制依旧在缓慢运转。

不过来到中书，郑朗陆续接到一些邸报，心中也暗叫侥幸，事实比他想的还要严重，幸好战争中止，否则今年宋朝将会面临无法想像的危机。

朝堂上还没有感觉，王伦事件在相关的官员遮掩下，并没有惊动朝堂，还以为与其他类似的情况一样，仅是一群流匪。朝中大佬视线继续盯着边事上，先是欧阳修上书，朝廷派使与西贼和约，但臣听到边臣频得北界文字，询问西夏约和之事如何。若真是如此，事深可忧，臣以为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于北敌。

一语中半的，西夏是没有能力催毁宋朝的，能催毁宋朝的是在北方，但欧阳修只说对了一半，不是开始坠落的契丹人，而是更凶悍的女真人与蒙古人。

理由更不对，与契丹和好四十年，朝廷一有事便来敲诈勒索，可见其国之心。这么好的便宜不捡，傻了不成？当真以和为贵啊，国与国之间可以用这个口号来迷惑对方，可若真心里面这样想，这个国家快完蛋了。若是换成郑朗在契丹，这一次会敲得更多。

因此要防北，可是北边几个大臣都是无能之辈，镇定一路是张存，昔在延州就以不能主边而罢去，定州王克基平庸轻巧，非将臣之材。要换得力的大将去北边镇守，要练兵，要选将，要备边，不能等契丹人来了，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

防范之心是应当有的，可欧阳修一个劲的唱黑契丹，使得朝堂上草木皆兵，于是发生后来的事。

接着范仲淹与韩琦表现出高度的“默契”，不停的共同上书。先说不能罢同解乾耀一千八百贯公使钱，也就是出差费与招等费。这是礼制，一千八百贯，只能养兵士十八人，再省也不用省这个钱以废礼。

大旱来临，物价上涨，养一个士兵费用变成了一百贯，再备兵西夏、契丹，京城的禁军更不敢裁……

旨准。

接着再次联手上书，西陲用兵，为数浩繁，可因为受陕西转运使节制，缘边四路多有不便，这个郑朗在泾原路也能感觉到，唯有相互商议。韩琦与范仲淹身在西北，局中，为了避嫌一直不好说，直到来到京城，不用避嫌，才将这个陋习说出来。因此让四路便宜行事，所有勾当（指谋事人），能大段回易得利息，可以根据制度奖励，以便助军费。

这是想办法开源，不然国家经济太紧张。于是赵祯再次旨准。

终于韩范二人开始真正进言，窍以天下郡邑，牧宰为重，得其人则致化，失其人则召乱……臣等欲乞圣慈特降诏书，委书、枢密院臣僚，各于朝臣中荐堪充举主者三人，候奏到姓名，即逐人各赐敕一道，令于通判内举厉资已上一员充知州，知县内举成资已上一员充通判，薄尉中举有出身三考以上、无出身四考一员充职官知县，或于职官令录中举五考以上之人充京官知县。仍于敕明言所荐之人若将来显有善政，其举主党议赏，若赃污不理，苛刻害民，关与同罪。

为什么国家到这地步，正是大臣无能，所以大臣必须要保荐，要连坐，保的人好有功，保的人不好同样有罪，环环相连，担当起责任，这样各个贤能便能从民间拨出。

有了庆历新政“择官长”的一些雏形。

但关健这个好坏怎么判断？

对于范仲淹与韩琦也是一次时机，国家正酝酿着巨大的危机，赵祯心中焦急万分，只要有好的策略，一概想试用，于是对辅臣说道：“自用兵以来，策试授官人猥多，而任事颇无善状，今献策及僚论荐，宜先委有司详其可否以闻，其与试人宜加精核。”

这时，范仲淹与韩琦步子迈得还是很小，他们初次进入中枢，有的情况没有摸清楚，也不敢说。为了减少百姓压力，赵祯诏议欲松驰茶盐禁，减商税。范仲淹说道：“茶盐，商税之入，国用有余，当先宽赋役，然后及商贾，弛禁非所当先也。”

国家钱还不够用，这时候不能松动茶盐与商税，若有余钱，最主要的先减去百姓赋役。说得也有理，没有钱怎么办？但这时候范仲淹略过保守，乘此时，若改革，茶盐之政有许多弊端能够就此消除。不消除问题也不要紧，最大的危机还是各地的起义。终于王伦的消息传到京城。

一起感到愕然，从沂州到高邮有多远哪，沿途又驻扎多少军队、厢兵与捕快，怎么就让他们逍遥自在了一千多里路？

欧阳修进言道：“近日四方贼盗渐多，皆由国家素无御备，而官吏赏罚不行也。臣谓夷狄者皮肤之患，尚可治。盗贼者腥心之疾，深可忧。朝廷终未当处置……今沂州军贼王伦，所过楚、泰等州，连骑扬旗，如履无人之境，而巡检、县尉反赴贼召，其衣甲、器械皆束手而归之，假令王伦周游江海之上，南掠闽广而断大岭，西入巴峡而窥两蜀，杀官吏，据城邑，谁为悍御者？此可谓心腹之大忧。为今计者，先先峻法令，法令峻则人知所畏，自趋而击贼。请自今，贼所经州县夺衣甲，官吏并追官勒停，巡检、县尉仍除名，勒从军自效，俟破贼日则许叙之……”

这封奏折暴露了欧阳修的本质。

不是峻法的问题，关健是王伦为什么发动起义的？

欧阳修经过多年官宦生涯，真正完成从贫困子弟到士大夫的脱变，可他也忘记根本，主动站在权贵一边。

不仅是王伦，还有，这才是郑朗叫侥幸的地方。余靖又进言道：“朝廷所以威制天下者，执赏罚之柄也，今天下至大而官吏弛事，细民聚而为盗贼，不能禁止者，当赏罚不行……南京者，天子之别都也，贼入城斩关而出，解州、池州之贼不过十人，公然入城虏掠人户，邓州之贼不满二十人，而数年不能获。又清平军贼入城作变，主者泣告，而军使反闭门不肯出。所闻如此，而官吏皆未当重有责罚，欲望贼盗衰息，何由而得？今京东贼大者五七十人，小者三二十人，桂阳监贼仅二百人，建昌军贼四百余人，处处烽起，而巡检县尉未知处以何罪……”

为什么会这样？

当真是用酷法就能解决的？

范仲淹又说，陕西禁军厢军近二十万众，防秋在近，必须养育训练，以期成功，在乎丰以衣食，使壮其力，积以金帛，示以厚赏，牛酒以悦之，律罚以威之，虽二十万众，合为一心，有守必坚，有战必强……

这个钱从哪里来，粮纳粮草并金银钱帛，及万缗与南监交钞，二万与上佐官，三万者京官致仕，如应举到省，与本科出身，除家便官。

没有办法，只好卖官凑钱。

郑朗听到卖官之策居然从范仲淹嘴中说出来，不由十分愕然，揉了揉太阳穴，说道：“陛下，臣以为只要主明臣贤，内患不必忧也，忧的还是外敌。虽有的时候年光不好，百姓被逼无奈，沦为盗贼，然我朝乃是最重内治之国，故这些盗贼必不深患。”

与欧阳修正好说反过来。

“西夏国力狭弱，不能颠覆我朝，但野心难改，眼下西夏据于契丹之逼，必与我朝约和，可以赢来短暂的几年或者十几年和平时光。约和，我朝必须用钱帛收买其心，再加上他们内部休生养息，十几后必会又来侵犯我朝。又不知道会进行几年战争，反反复复，虽是疥癣之痛，可这个疥癣太大太深了，战争持久，民不聊生，若再来一个大型灾害，陛下仁爱，民虽苦多不怨，盗贼难以成势。可陛下能保证后世子孙皆如陛下？内外交困，那时才是最伤最痛之时。至于欧阳修所说契丹之心，不可不防，也不可以夸张，严防而己，不必进行大规模的练军与增兵，一是国家没有钱帛维持，二是不能让契丹人认为我朝有敌意。之所以询问我朝与西夏人议和事宜，一是当初的约定，二是他们也想判断三国的形势与走向。契丹已经堕落矣，臣担心的不是契丹，而是北方更野蛮的鞑靼人与女真人，这些民族取代契丹，必将成为我朝最大的敌人。”

顿了顿说道：“桂阳监贼主要是走私私盐的生猺，官府抓俘不服，发起的暴动。其余盗贼，有的是军中之弊引起的，还有的是百姓，四年重压，加上旱灾，生活无法维持下去，才有胆大包天的歹徒为非作歹。可这些人难道不知道谋反必死？为什么要挺而走险，官逼民反也，一些官吏没有做好，加是贫困，于是挺而走险。许元已去南方筹粮，不日粮食就能抵达京师或者山东，陛下可以下旨，让各州县官寮开仓酌情放粮，赈济百姓。范仲淹与韩琦、欧阳修议派按察使巡视各州县官员，然臣倒以为暂且莫急，不如派几良吏按察各州县，监督官吏放粮，先安民心。民以食为天，不求让他们吃饱，最少有一个半饱，老百姓就不会挺而走险，没有饥民流民的加入，纵然有一些盗贼为患，迟早必被朝廷剿灭。陛下，治国者义为节，仁才为本。老百姓为了支持国家战争，苦了近四年，到了朝廷回报他们的时候。”

赵祯动容，说道：“准。”

郑朗又说道：“数支贼寇，唯有王伦贼最强，让臣带一营悍远军前去南方，来回不出一月，便可将此盗贼剿灭。”

悍远军便是那些生女真骑兵，来到京城后一切为二，分成两营，每营有两百余将校。在未完全被京城生活腐败堕落之前，他们依然还是宋朝最强大的军种。

第四百五十六章　不能答

赵祯没有同意，说：“盗贼王伦仅数百人，不需卿亲自前往。”

王伦虽让朝廷头痛，只是一只鸡，用了牛刀未免太过。

郑朗答道：“陛下，高邮临近大运河，马上六月末，江南茶盐之税，平安监的金银铜铁悉数将从大运河运向京师，一旦拦截，会将如何？况且自高邮往南，皆是国家鱼米之仓，供粮大户，贼已从沂州糜烂到了高邮，往南便是扬州与真州，渡过长江便是江宁、润州、苏州、湖州、杭州。”

郑朗每提一处地点，赵祯的秀气脸蛋便白了一份。

除了真州略小外，其他几州那一州也不能糜烂，这几个州那一州每年税务不是好几十万贯，甚至超过百万贯。韩琦与范仲淹为了一千八百贯磨嘴皮子，一百万贯是什么样的数字？

“郑卿，你若去，将悍边军全部带上。”

“陛下，不用，贼寇虽勇，背水一战，负隅顽抗，但臣带一营足矣，至于原因，臣回来再说。”郑朗答道。王伦还好一点，马上的张海起义才是规模庞大，纵横陕西、河南与湖北，使京城十几个州郡彻底溃烂。用兵的地方不要太多。

“人太少了。”

“陛下，兵不在多，而在于精，自沂州到高邮驻扎了多少禁军、厢兵，再加上周边地方，禁厢军与衙前人数能达到一万多人，为何却让两百多人纵横无敌。陛下，诸公，请三思。”

赵祯还是希望郑朗多带一些人马。

毕竟从奏折上传来的消息，敌人太强悍了，宰相出面，万一有败，郑朗有危险，国家也丢不起这个脸。

郑朗说道：“臣对军事并不善长，但也不是外行，请容臣议。”

说不善长是谦虚的话，郑朗对军事不懂，那么朝堂上谁对军事懂？

赵祯只好答应。

从都堂出来，范仲淹依然有些担心，说：“行知，不可轻敌。王伦谋反，不生便死，逼上绝路，又有许多马匹，你带的人是少了一点。”

“希文兄，我没有轻敌，敌人在绝路上，战斗起来一定十分强悍，这个我心中清楚。至于马，不用担心，他们沿途从官府手中掠来许多马，所以越往后战斗力越高，速度也越快。但自沂州往南，皆是内陆，马除了用来通信的外，从未指望这些马上战场，又不是养马之所，劣马居多，良马为少。并且他们全部是步兵出身，不善骑术。仅一个来月，能练出什么精湛骑术？似乎他们只是用来骑，也未听到他们专门训练骑术，准备在马上交战。地形也不同，往南去，多沼泽低洼之所，练骑术也没有多大作用。”

“可你带的多是骑兵。”

“那也没有关系，此时敌人驻扎在高邮，陈执中派了都巡检傅永吉一路南下追赶，畏于敌人之强，不敢追上，进行短兵交接。可是敌寇也知道自己人单力薄，不敢正面还击，一有损伤，四周的郡县官兵与捕快便会如狼似虎的扑上来，因此不断地南下退让。高邮南下只有三条道路，一往泰州，泰州东面便是大海（宋时海岸线没有今天的远），官兵逼迫，只能逃向通州，通州南边还是大海，到时必将自己逼到绝地上。因此不会选择。第二条道路便是扬州，扬州虽然繁华，但驻有六营军队，又有许多厢兵与禁兵，兵力数量是他们的十几倍，也不敢南侵扬州。因此必往西南，进入真州和州，可以西趋大别山，南渡长江。而这一带有的州府仅有一营禁兵，有的州府甚至还没有禁兵驻扎。敌必然选择这条路线南下。可是希文，你看一看高邮西南是什么地形？”

高邮西面现在可没有后来面积很大的高邮湖，有湖，最早是樊良湖，到唐代由于上游来水增加，湖面增加，变成甓社湖与珠湖，宋朝湖面陆续增加，出现许多小湖，上有七十二涧，下有三十六湖，其中大者有甓社湖、珠湖、五湖、平阿湖、新开湖、津湖。直到南宋末年，黄河之水夺淮，形成面积更大的五荡十二湖，明清又采取了引黄入淮的方略，终于使五荡十二湖形成一个新的大湖泊，这才是高邮湖。

总之，这一带地形变化很大，高邮西南有许多湖荡，但远不及后世的面积。再往西南去，便接近天长，这里地势平坦，是一汪无际的平原，最适合骑兵冲突。

别的大臣也许难知道具体的地形，可范仲淹于江东治水治圩，十分了解这一带的地形，不好再说什么，但叹息一句：“人数还是嫌少。”

“我也想将两营悍边军一起带上，国家再缺少财帛，也不会差两百余人调动的军资。但我这样做，是有用意的，希文兄，等我回来你便知道。”

不仅别有用心，也是为国家节约经费，王伦人虽少，尾大不掉，朝廷无奈，不仅支援傅永吉的追兵，又命发运使徐的督促诸道兵合击，动用了近万人，才将王伦逼到和州历阳县，将王伦剿灭。王伦被历阳县壮丁张矩等人击毙。连壮丁（差役的一种）都动用了，可见朝廷动用了多少兵马？仅是两百余人，连史官都为之羞耻，不忍书记具体剿匪人数。

一乱一剿，浪费国家多少钱帛？

还有呢，后面消灭张海动用的军队更多。

是无法统计的，这次数地起义爆动，最少为国家带来一千万金帛的损失！有可能还远远不止。

范仲淹见郑朗拿定主意，不便阻止，说了一句：“南下要保重。”

“谢过希文。”

去了军营，将悍边一营调了出来，指挥使是赵胜。来到京城也有两个来月，生活比较满意。不过还嫌不足，京城虽好，可得要手中有钱，想手中有钱，必须官职高，想官职高，必须不停的立功。在西北郑朗说过类似的话，可只有身居京城，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

早迟会堕落的，但没有那么快，这支军队依然保持着很强的战斗力，战斗欲望同样很强烈。集合军队，看了看士气，郑朗一颗心才定下来。郑朗回到家中，打一声招呼。

“怎么又是官人？”四儿不服气地说。

郑朗摸了摸她脑袋，说道：“四儿，这次不能怪朝廷，是我自己要去的。”

“官人，流匪那么多……”

“其他地方的流匪不用我去剿灭，只针对王伦这一部，也不是为了剿灭他们。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