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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赤手空拳到亿万富豪(修改版)-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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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恼庖�*虚作假的手法。半年之中，何秋霖就对她教育和处理过十多次了，而每一次对她的罚款也在不断提高，从几块钱升到了罚款二、三十块钱。没想到，她照样是我行我素，屡教不改。
“你先别急着回去，”何秋霖不让陈素英走。他搬过一张椅子给她，不紧不慢地说道：“坐吧，我们好好谈谈。”
何秋霖着实有些纳闷：这市场上缺斤少两的行为，为什么就制止不住呢？看来还真要动脑筋换思路，找出一个有效的办法来，让菜市场里长期存在的这一问题得到切实的解决。
“哎，不烦劳何干部，”陈素英见状，赶忙自己搬椅子，老老实实地坐在何秋霖的对面。见他一副说话和气的样子，本不当一回事的陈素英反而心里打鼓似的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地说道：“我、我、我下次一定注意看好秤……”
“我来问问你，”何秋霖一边思考着如何处理她的问题，一边把桌子上的杆秤递还给她，问道：“上次你偷卖‘注水肉’，我罚了你多少钱？”
“二十块。”陈素英如实报来。说实在的，二十块钱的罚款在当时是很严厉的经济处罚了，她岂有记不得的道理。
卖注水的猪、牛肉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菜市场里摆在案台出售的猪、牛肉，如不经注水处理，经过一段不太长的时间，肉质的表层很快就会变得黯淡无光泽，让人看了以为是肉质本身不好。当初，在屠宰场宰杀猪、牛的时候，一般是需要注入少量清水的，因为适量的注水会使猪、牛肉在很长时间里保持肉色外观的鲜艳亮泽。不过如果猪、牛肉注水过量，顾客买回家中就会发现猪、牛肉能透出水滴来，若切片放入锅里猛火爆炒的话，那一斤来重的猪、牛肉大都会收缩出水，恐怕捞起来也还不足原来一半的份量。我们通常所说市场上卖的“注水肉”，指的就是这类故意注入过量的水份后拿来出售的猪、牛肉。这是奸商坑害顾客的一种很卑鄙的行为。
“你上次卖病猪肉，我又是怎么处理你的？”何秋霖紧追不舍地问道。
“罚款三十，还没收了我四十多斤的病猪肉。”陈素英回答的声音越来越没有底气了。她开始有一种不妙的感觉，看来这一回何干部要老帐新帐跟她一块算了。
陈素英确实曾经多次偷偷地卖过病猪、牛肉。病猪、牛肉收购来的价格一般都相当低廉，故而卖出后赚到的利润肯定不会少。而病猪、牛肉在一般人们的肉眼中是很难分辩出来的，如果不是专业检疫人员，就是买回家里也根本无法检验出来。陈素英采取“游击战”的办法：卫生防疫、工商管理等人员上班时间内，卖好的猪、牛肉。等市场检查人员一下班，案台下的病猪、牛肉就拉出来摆在了案台上。由于进价很低，病猪、牛肉一般也会卖的相对便宜些，往往能够很快卖完。如此，似陈素英这样的不法商贩就能很轻松地赚到了黑心钱。
“你说说看，”何秋霖直视着陈素英，开门见山地说道：“这次我该怎么处理你？”
许多局外人并不真正了解工商管理部门这些市管员的种种苦衷。其实，市场管理是一项相当复杂而艰辛的工作。管市场，要处理违章违法的经济行为，处罚的对象就是具体的经营者，这本来就是一件很得罪人的事情。市管员每天与个体户“低头不见，抬头见”地打交道，从本质上说，两者都是商业战线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只不过一个是管理者，一个是被管理者。管理不严，市场内的违章违法活动就会变得猖獗起来；管理严格，个体户就会指着工商干部或协管员背后骂娘。这实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请你相信我，”陈素英这会儿坐不住了，赶忙发誓一般地说道：“我保证下次不再这样做了，真的，你就原谅我这次吧。”
八十年代初，在社会上涌现出来的第一批个体户，绝大部分是有户口而没有工作的城里人。当时，只要稍为有一点本事能够生存下去的城里人，都会想尽办法挤进国营企业、事业单位，那怕是退而求次地进了集体所有制单位，也要比做一个“无劳保福利，无住房和医疗保障，一切全要靠自己”的个体户有脸面、有光彩，而只有这样才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解放后，在国人思想意识的深处，经商是一种让人瞧不起的下等职业。从古至今，扳手指数起来的是“士、农、工、商”。 商贩的社会地位从来都是低下的。实话说来，在国家改革开放政策允许的条件下，城里原先一些在生活上无路可走的人们，如今也有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可以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个体户。在当年个体户人群中，有劳教、刑满出狱却没办法找工作的，有被单位、工厂开除的，有过去被下放农村私自倒流回城的，有社会上的无业浪荡青年，还有夫妻一方是农业户口的，等等，这些人最终便成了第一批城市个体户的生力军。书包 网 87book。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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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自谋生计（之三）
“你自己看看这是什么？”何秋霖拉开办公桌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叠纸摆在陈素英的面前，说道：“这七、八份检讨都是你写的吧，你说，还让我怎么相信你？”
陈素英面露惭色，低下头来，连大气也不敢喘。
当时，就个体户群体的素质而言，大多数人的头脑中是没有什么“经商之道”可言的，在他们眼中只有“孔方兄”的铜钱。不过，他们的处境也是值得同情的。对这些赤贫而没有任何生活保障的人们来说，只能是为了明天的早餐，而还没有以后的日子可摆在桌面上来说的。一切要靠自己的打拼，才有可能在社会上生存的立足之地。况且，当社会允许他们成为个体户而自食其力的时候，获取金钱的贪婪本性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当中一些人不择手段的一种推动力。于是，他们那种“一切向钱看”的目光，是毫不掩饰而*裸地扫荡着社会的每一角落，从而使制假贩假，以次充好，坑、蒙、拐、骗等不法行为的现象层出不穷，这也让当时“个体户”这一新名词在社会上和人们的眼中带有很大的歧视性。
“陈素英，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何秋霖自己先坐端正，然后用一种十分严肃地态度面对着她，吐字清楚地说道：“由于你的错误属于屡教不改的性质，现根据市场管理的有关规定，决定让你从明天开始停业检查，同时收缴你的营业执照，暂时取消你在市场里的摊位和经营资格。”
闻此言，陈素英有如五雷轰顶。她实在没想到，自己缺斤少两的行为，会引来如此严重的后果。取消她在市场里的摊位和经营资格，犹如剥夺了她在这个社会仅有的一份生存权利和吃饭的碗筷一般，这岂能让她接受得了。
一瞬间，陈素英的泪水抑制不住地涌出了眼眶……
陈素英，一九七一年高中毕业后，与毕胜利同时来到革命老区的农村里插队落户。在少年时代，他们曾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吃过野菜、地瓜、木薯什么的，饱尝了饥饿的滋味。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他们已经深深地感悟到了生活的艰辛和困苦。而正当他们应该坐在明亮而宽敞的教室里学习文化知识的时候，在“造反有理”的山呼海啸中，狂热与迷乱又把他们卷入“*”的滚滚洪流，盲从地参与了把我们国家推向苦难之中的造反和争斗。后来，在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危机中，一场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浪潮又把青春年华的他们送到了广阔的穷乡僻壤，开始了一段让他们终生都无法忘却的蹉跎岁月。
当年，插队知青与当地农民同工同酬。但在这里，辛勤劳动一天的工分值才只有五分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在那山清水秀而贫穷的小山村里，陈素英和毕胜利一晃过了八年的知青生活。离开农村，这是当时所有插队知青心底的一个共同愿望。许多知青为了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则付出了不菲的代价。一九七三年以后，每年都有少数的知青被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的，他们所付出的代价也许并不为人知。有的知青因为家庭有某种背景，在每年的部队招兵中，凭着一纸入伍通知书挥手告别这块贫瘠的土地而去。更多的知青在为争取每一次市、县招工中那极为少数的指标，用尽了一切可以想到的办法。太阳还是那个太阳，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在当年的知青宿舍里，一批又一批的知青来了，而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又一个一个先后打上背包离去，各奔前程了。在这个小山村里，他们只留下了用白灰刷写在知青宿舍墙壁上的“到广阔天地中大有作为”、“扎根农村一辈子”的豪言壮语。这已被岁月的风雨剥蚀成模糊的字迹，依稀中还映现出当年知青们的音容笑貌和青春信念。在女知青宿舍里只留下了孤寂一人的陈素英。当她眼望着昔日战友那一张张空铺时，一种被同时代的人彻底抛弃的感觉，让寂寞无助的她抱着枕头无声地哭泣了。而在男知青宿舍也只剩下了毕胜利一个人了，他整天喝着当地的木薯水酒，常常醉得不知身在何处。
一九七九年冬天的一个夜晚，陈素英和毕胜利一起吃完了晚饭，俩人相对无语地呆坐着，竟一直坐到了东方露出了鱼肚白……
“天亮了，”毕胜利看看窗外，对陈素英只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今天回城吧。”
“好。”陈素英异常平静地回答道。
在他俩作出私自返城的决定时，昔日八年里所有的理想、信念和誓言，都在这一瞬间被彻底粉碎了。
只身回到南疆市的陈素英和毕胜利，实际上成了这个城市中两个无身份关系、无户籍的人，根本就无法通过正常的社会渠道找到一份工作。回城两年来，陈素英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到处去找临时工的活干。那那一种抬不起头、挺不起胸做人的日子，这种记忆也让她一辈子难以释怀。而为了争取自己生存的权力，也终于让毕胜利作出了到街头摆摊修理自行车的选择。这使他有了一个当时不合法的职业，但却是一个靠着自己双手的劳动而生存的人。
在岁月越过了他们八年的青春年华之后，爱情就这样悄然无声地来到一无所有的陈素英和毕胜利两人的心中。一九八二年春节，已有三个月身孕的陈素英和毕胜利举行了简单朴素的婚礼仪式。同年八月，陈素英生下儿子毕小宝。与此同时，她也失去了那一份在国营菜店里做临时工的工作。孩子需要奶粉和照看他的保姆，而这些都需要钱，仅靠丈夫毕胜利一人在街头摆摊修理自行车的那一点收入，根本无法改变这个家庭的窘境。
第十一章 自谋生计（之四）
为了生活，陈素英坐满月子不久，在和平菜市场领到了一个临时个体营业执照，摆起了猪肉摊，从此成为了一个自食其力的个体户。在当年的知青中，有人上了大学，有人进了工厂，有人去当了兵，绝大部分人都有了一份可为之而努力的生活和事业。而对陈素英和毕胜利来说，如今作为一个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个体户，能够过上“日求三餐，夜得一宿”这样低标准的生活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他们已不可能再有其它的奢望，多挣些钱养家糊口，已成为支撑着陈素英全部生活的唯一信念了。
“何干部，我愿意受罚，罚多少都行，”陈素英觉得自己怎么也接受不了这样的处罚，脸上流淌着两行泪水，带着一副哭腔地说道：“求你们不要取消我的摊位，我求你了，让我有一口饭吃。”
一般来说，不法个体商贩对处罚表示不满，通常有两种办法：一是来硬的，采取死活不服的态度，或大吵大闹工商所，或指名道姓地喊打叫杀，直接威胁市场管理者的人身安全。二是来软的，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闹，那模样仿佛比窦娥还冤。更有甚者，给你来个软硬兼施，双管齐下。参加工作几个月来，何秋霖也见过不少这样的场景。不过，今天面对着陈素英的痛哭流涕和苦苦哀求，为人善良正直的何秋霖心里也有些隐隐作痛，对她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
经商之道，以利为本，正所谓“无利不起早”。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中，这些个体商贩并不知道眼前的这种允许个体经营的政策到底能走多远，而怕政策改变始终是他们的一块“心病”。个体户当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在乎明日的经营之途，却只顾眼前的既得利益，在乎着能把今天的钱挣到手。故而，鼠目寸光的经营观念，制假贩假的经营方式，尽存于早期个体商贩的经商活动之中。这时候，在国内的经济理论界中，也正为个体户“有多少雇工才不算资本剥削范畴”而争论不休。后来，这种阻碍个体经济发展的“左”的思潮和意识，终于在一九八五年国家主要领导人接见闻名全国的“傻子瓜子”大王的讲话中，变得烟消云散。从此，个体户在社会上和人们的心目中才得以提升并逐渐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这已是后话了。
“这样吧，你先回去好好想想，”何秋霖心里十分清楚，必须让胆敢故意违反市场管理规定的不法商贩尝到苦头，他们才有可能记住这深刻的教训。接着，他对陈素英说道：“为什么要这样处理你，是我们没有给你改正的机会吗？不是，你已经是多次违反我们的市场管理规定了，如果所有的个体户都跟着你学，人人缺斤少两，我们这个市场还要不要？”
“我改，我一定改，”陈素英还是不肯走，软缠硬磨地泡着何秋霖，嘴里不停地说道：“请工商所再给我一个机会吧，最后一次，行不行呀。”
“你先回到摊位上把你今天进回来的猪牛肉都卖出去吧。你如果有什么要求，明天上午可以来找我们陈所长说。”
“何干部，你帮帮我，好不好，我给你跪下了。”陈素英真的就要在何秋霖面前跪下来。
何秋霖岂能让她跪下，赶紧挡住并把她从地上拉了起来。看着陈素英还在站身旁乞求着他的可怜模样，何秋霖的心里却不由地涌上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滋味……
第二天早上，何秋霖刚来上班，在工商所里屁股还没坐热，陈素英和她的丈夫毕胜利就进来找他求情来了。
说来也巧合了，毕胜利竟然认得何秋霖。他知道眼前这位工商干部是弟弟毕自强的高中同学，前两年的时候，何秋霖还跟毕自强一起到家里吃过饭呢。
“何干部，看在你跟我弟弟原来就是高中同学的份上，”毕胜利与何秋霖先套了一番近乎，这才求情地说道：“这次，你就高抬贵手了吧，行吗？下次如果她再犯这样的错误，你怎么处理都行。”
“友情是友情，公事归公事，”何秋霖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心里还是发软了。他沉思了片刻，便对陈素英说道：“这样吧，罚款五十元，回去再写一份检查，要深刻，保证今后不再重犯，然后把你的检查贴在自己摊位上的显眼处，十五天内不准撕下来，能做到吗？”
其实，这个处罚也不算轻了，五十元的罚款不是小数目。可对陈素英来说，这总比吊销营业执照和取消摊位的处理轻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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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何秋霖在陈灿所长的支持下，制定出台了一条市场管理新举措：对故意短斤少两、克扣顾客秤头的，除了教育和罚款之外，还要给违章个体户在摊档前挂上警告性质的黄牌。
陈素英深深地记住了这一次的教训。在和平菜市场内，后来由她率先在自己的摊档前挂出了“童叟无欺，缺一罚十”的牌子。不久，其他个体户也跟着纷纷仿效，向广大顾客承诺公平交易。此后，该菜市场个体户的经营风貌有了明显改观。
第十二章 投机倒把（之一）
1983年，春末夏初。
八十年代初，在新华街与西关街十字交叉路口的繁华地段上，已逐渐形成了南缰市一个转手倒卖外汇、国库券和各种票证的黑市。
有转手倒卖票证的黑市，就有依赖于黑市而存在的票贩子。用低价收购外汇券、国库券、粮票、布票、煤票等各种票证，然后高价卖出，赚取其中的差价，这种从*利的经济活动被当时的有关管理部门定性为非法的、扰乱正常经济秩序的“投机倒把”行为。
票贩子在黑市上从事这种投机倒把的活动，并不是谁都能想到而又敢去干的事情。只有那些有一定经商知识和敢于冒被抓、被罚的风险，而又不怕吃苦受累的人，才有可能充当这类角色。
在市中心街区不足百米的西关街上，每天都活跃着一些票贩子，少时有三、四十人、多时有上百人。这些票贩子看上去都是普通老百姓的模样，而其人员的构成相当复杂：有城里人和乡下人、有工作的或者无业的；有无所事事的老者，也有吊而郎当的青年人，还有一些貌似老实的中年农妇。另外，一些有供给和需求票证的市民，偶而也会参与其中。
票贩子们每天从早到晚地守候在西关街处，不耐其烦地向来往于身边的陌生人点头、打招呼。只要路人经过这里稍有驻足，他们就会主动地迎上前来，表现出一种礼貌和亲切的态度，询问其需要什么票证，或有什么票证要出手。不管你是想买或是想卖，双方都可以进一步商谈。一旦真出现了要买或要卖票证的主顾，票贩子就会与对方站在路边讨价还价一番，然后找个僻静无人之处，进行“一手钱，一手货”的交易。当然，在这里每天也会发生一些令人啼笑皆非、有关钱财得失的小故事，有古灵精怪的骗人，也有傻乎乎被人哄骗的。
江南中心工商所经检组与朝阳派出所治安队经常不定时的联合行动，对在西关街黑市上的票贩子们给予打击。通常，打击票贩子活动的任务主要还是由管辖地段的工商部门承担，公安方面从旁协助。在工商方面，何秋霖的经检组就负责主办这一类非法倒票的投机倒把案件。在公安方面，派出所治安队队长秦晓勇、干警刘云峰也常带队参与保护而协同办案。尽管他们花费了很大的力气，不断地进行综合整治，但是却无法真正扼制和取缔这种喑地里非法倒卖票证的投机倒把活动。
时代不同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新的经济环境。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谋生，使城市里的流动人口猛增，便有了供给和需求票证的经济土壤和温床。票贩子们面对着工商和公安的联合行动，也采取了“你打击我跑路，你离开我进驻”的游击战术。
一般来说，有关部门想逮住票贩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抓票贩子是要有证据的，必须要抓“现场”，有交易的双方当事人。有时，明知此人就是一个票贩子，但没有拿到确凿的证据，就不能抓他，更不能处罚他。对于票贩子来说，既使这次抓了他一个“现场”交易，他会自认倒霉，可下一次再想抓到他一个“现场”交易，怕就没那么容易了，说不定从这些票贩子身上什么证据也拿不到。
哪里有赚钱的机会，那里就有敢冒风险的人。陈佳林和他的团伙在西关街上做这种倒卖票证的生意已有一年多了。这些人原先在公交车上、街面上做小偷、“扒手”，虽然是无本生意，但属违法犯罪行为，风险极大，搞不好就要被抓进去劳教、判刑“蹲班房”，而在公共场合行窃时，一旦不幸被群众逮住，挨一顿拳脚事小，而当街被众人乱拳打死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可贩票证的生意就不一样了，一进一出赚一个差价，一天下来只做几次交易，其收入就相当可观了。虽然这仍属于违法行为，但其性质较轻，派出所一般不好抓人，只好交给工商部门采取没收或罚款的行政手段加以处理。况且，这些有关执法部门也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地就能够抓到票贩子的把柄。
正因为如此，头脑聪明、灵活而又善于盘算的陈佳林，早就不做扒手了。为了获取钱财，他对这种转手倒卖票证的活儿很感兴趣，甚至把做票贩子当成了自己谋生和发财的“正当职业”。早在两年前，陈佳林就已经纠集了一伙人，有绰号叫“赖皮三”的齐胜勇，“烂仔头”李东春、“虾米”卢少志、“靓仔”王国亮，“大东瓜”邓恩仁，“猪头六”周贵宁等人。他的这些手下“兄弟”，每个人都各自控制着一些未成年的十五、六岁的“街边仔”充当跟班和马仔。这一伙人以陈佳林为首领，有目的、有组织、有谋略地侵入商业经济领域进行非法倒票的投机倒把活动，逐渐形成了一个在社会上以暴力威胁、仗势欺人等不正当手段而达到谋求钱财的黑势力团伙，陈佳林以及同伙自诩为“倒票公司”。
西关街倒卖票证的黑市，如今已成了陈佳林和他的“倒票公司”的主要据点。在这里，陈佳林以及同伙通过对那些以贩票证为生的各种人员用恐吓和暴力等手段实行全面的控制，实际上他们已完全占据了南疆市贩票证黑市的整个地盘。那些大宗的票证生意，别说一般人大都本金少做不起，就是有本钱人也不敢轻举妄动，因为谁要敢暗地里抢去了这样的大宗买卖，一旦让陈佳林这一伙人知道了，其结果不是被赶出西关街这块地盘，怕也要被打成残废了。如此一来，那些单个行动的票贩子为了在此混一口饭吃，就只好乖乖地把贩卖票证的大宗生意拱手让出来，而且还得赶快将这信息通过那些在西关街上活动的小兄弟们传话到陈佳林耳朵里，然后，由陈佳林或其同伙出面来做定这桩大买卖。
这天中午，一位干部模样、衣着得体的中年妇女来到西关街，步子悠闲地在街边的一颗树下徘徊。见她不是那种急于赶时间的行路人。一个票贩子马上凑上前去与她搭话，询问她是否有什么票证要出手。中年妇女回过头来，见前来询问的人是一个相貌粗野的壮年汉子，瞪了他一眼后，一声不吭地转身走开了。但她并没有远去，而是直立在街边的树荫下像等侯什么似的。那个没能与她搭上话头的壮年汉子，估摸着这个女人一定有什么票证想出手，便招手叫来了不远处一个十五、六岁农村模样的小姑娘，跟她嘀咕了几句。于是，小姑娘径直走到那个中年妇女面前。
“阿姨，你在这里等人吗？”小姑娘脸上带着微笑。她个头不高，衣着朴素，普通话里还夹带着壮话的口音。见中年妇女不出声，她又接着问道：“你有什么票要出手吗？阿姨，我想收点粮票吃饭，你有吗？”
“粮票收什么价钱？”中年妇女看着小姑娘，没那么紧张了。她似故作轻松地问道：“你能收多少？”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十二章 投机倒把（之二）
“收一毛二分钱一斤，”小姑娘一见中年妇女搭腔，心里马上有谱了，一点也不含糊地说道：“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你身上有钱吗？”中年妇女有点不放心似的，追着问那小姑娘，说道：“你把钱拿出来让我看看。”
“我身上是没钱，”小姑娘倒很有经验，不慌不忙地答道：“不过，阿姨，你真要有粮票出手，我马上就去拿钱来。行吗？”
“哦，我这有五十斤粮票，”中年妇女开始有些信任她了，说道：“如果你真的有钱要，我可以让给你。”
“是吗，我要了。”那小姑娘站在那儿四处望望，似在找人，说道：“阿姨，你在这等着我，我马上就回来。”
小姑娘一阵风似地窜到街对面去了。不一会儿，她又从街上的人群中露面了，迅速地回到原地。
“我拿钱来了，”小姑娘手里攥着东西，向中年妇女小声而神秘地说道：“这里不太安全，工商的人现在抓得紧，我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做交易，好吗？”
中年妇女一听这话，脸上掠过一丝惊恐，马上扭头向四处张望。她见街上行人如故，没什么异常的动静，便跟着那个小姑娘走到了不远处街角的一个屋檐下。看看左右无人经过她们的身旁，那个小姑娘便把手里的六块钱跟中年妇女交换了五十斤粮票。交易瞬间完毕，两个人迅速分开，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离去。
当天下午四点钟左右，中年妇女的身影又再一次出现在西关街上。在路边一颗“木菠萝”的树荫下（注：南方的一种果树，也叫菠萝蜜），她在那儿来回走动着，似无所事事地溜哒。就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前后就有几个票贩子凑上前欲与她搭讪，但都被她用摇头或摆手给予拒绝了。
过了一会儿，中午那个收粮票的小姑娘不知从哪儿又突然冒了出来。
“阿姨，嘻嘻，”小姑娘冲着中年妇女笑笑，明知故问道：“你还有什么票证要出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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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八百五十斤粮票，”中年妇女这次不说废话，直截了当地问道：“你还有钱收吗？”
“真的？你放心好了，有多少我都收，”小姑娘也很干脆，说道：“不过，你要等我一会儿，我要先去拿钱。”
“那你快去吧。”中年妇女催促地说道。
见小姑娘匆匆离去，中年妇女站着等了一会儿。她走几步又停下来望望，再走几步又停下来望望，想离开又不走似的，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正当她焦躁不安的时候，小姑娘一路小跑地回来了。她的身后不远处，还跟来了一个青年男子。那人身高在一米七左右，二十出头的样子，相貌长得虽然平常，但衣着整洁、讲究。
“阿姨，”小姑娘擦了擦额头的汗水，一边气喘吁吁，一边快人快语地说道：“他可以收你的粮票。”
“你真有八百斤粮票要出手？”青年男人走到中年妇女面前，态度和霭地问道。
这个青年男人不是别人，正是控制着这个倒票黑市的团伙“老大”陈佳林。他似乎明白中年妇女在担心什么，指着小姑娘，微微一笑，对中年妇女解释着：“她是我乡下的小表妹，你放心吧。”
“哦，”听他那么一说，那中年妇女终于开口问道：“你收多少钱一斤？”
“也是一毛二。”
“在哪儿交易？”
“你跟我来吧。”
陈佳林左右环顾了一下，便在前引路沿西关街往上头匆匆走去。小姑娘和中年妇女紧随其后。走出西关街而来到新华街的拐角处，他放慢了脚步，回头看看她们已经跟上来了，便转身走进街边的一家米粉店。
米粉店不算宽敞，约有二十平方米的店堂。店内，只有一个中年女人坐在收银处的柜台后，看不到有顾客在这里吃粉。这个时候，还不是吃饭的时间。陈佳林径直地走到一个角落里坐下来，小姑娘和中年妇女也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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